一、«自杀论»
(一)“破”与“立”的关系。涂尔干先生对惯常认为影响自杀的因素进行了反驳，此所谓“破”。在破时，一般采用“证伪”的方式，先决定一个定义，然后从定义出发进行逻辑推演。由A推及B，但B不能推出C，所以A与C也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破”的同时，涂尔干没有立即“立”。在第二卷中才给出了影响自杀的社会因素及类型，但在第一卷中，可以发现其埋下的伏笔。隐隐约约地谈到社会因素，但又没有明说。
（二）对“利”的理解。在没有阅读本书之前，我从字面的含义无法理解“利己”和“利他”。“利”一般具有“带来好处的意思”，在这里似乎解释不通。比如，不能将“利他型自杀”理解为“为了给他人带来某种益处，而由死者实施自杀行为”。情况恰恰相反，死者为了获得某种世俗的荣誉、赞扬而采取自杀行为，益处是给了主体而非客体，在殉夫一案中，丈夫已经死去，妻子的自杀对他而言已没有任何意义，而妻子却可以获得节烈的赞誉。将“利”理解为“因为”是否更方便一些，因为对自身的追求而导致的自杀叫“利己型自杀”，因为他人的死而导致的自杀叫“利他型自杀”。
（三）有没有人对因恋爱失败而引起的自杀现象进行过研究？将其与因离婚而导致的自杀现象进行对比，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如果一致的话，请男同胞们想开点儿，别跟自个儿过不去。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看到男性因恋爱失败而干傻事，但不知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如此，也不知道傻到什么程度。
二、«社会分工论»
（一）涂尔干在第一卷的第一章中提出：分工产生的作用是与道德生活毫不相关的。在他的证明中，可以看出命题的合理性。我想知道的是：是谁提出分工产生的作用是与道德生活相关的，它们又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二）人们常说欧洲人的组织生活方式是法人团体的形式，中国的是差序格局，欧洲人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法人团体了。在追溯法律的起源时，很多的时候会提及罗马法，是什么原因导致东、西方在很早的时候就产生如此的分野？
（三）如何利用该书中的理论来认识现在的经济全球化与区域集团化？尽管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的观点来论述参与国际分工的合理性，但绕不开的是民族国家的利益，在它们之间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张力以不至于使我们的火车跑到人家的轨道上，也不至于形成封闭的系统而不利用外力？
（四）干一行，爱一行。“公众不断明显地流露出了一种厌恶半吊子行家的情感，他们甚至对那些博采众长之士，那些不肯把全部精力投入在职业组织中的人们也没有好感”。不管干什么，都得好好干，全身心的投入。
三、«社会学方法的规则»
（一）对腐败现象的认识。当看到涂尔干对犯罪的分析时，我想到了腐败问题。严重的腐败也算是犯罪的一种。虽然我们都很反对腐败，对腐败分子痛心疾首，但它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都清楚私人利益不应侵夺公共利益、公共资源，可许多姓“公”的都该姓“私”的了。用社会现象解释社会现象。在加强道德修养、说教的同时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制度建设、环境营造方面，岂不更好。在认识某种社会现象是否规则时，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大家都一样，那么它也就正常。共同的社会基础决定了共同的社会现象。
（二）读到这里的犯罪时，又想起了«乌托邦»中提到的犯罪。大禹之水在于疏导，而非围堵。让更多的人安居乐业是社会稳定的上策，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让人们都有一份工作，没有心思、没有必要去做那些犯罪的事情。
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无心插柳柳成荫。新教教义的本意并非要求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新教徒是为了成为上帝的选民，获取救赎，而要拼命的工作，积累财富，来荣耀上帝。另一方面，为了和上帝更加接近，他们实行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两者偶然的遇在了一起，客观上起到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效果。新教徒追求的是一种外在的超越。
（二）个人的宗教，群体的方式。犹太教、东正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都信仰上帝，都奉«圣经»为圭臬，但他们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即便在新教中，又可分为路德派、加尔文派、虔信派、循道宗和浸礼宗等派，在这些派别中的个人可能也存在者差异。在同一个家庭中，人们的信仰也有不同，所以，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宗教是人们选择的结果，当宗教的信条与个人的认识相契合时，个人才会皈依宗教。所以，有时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信仰宗教，而在于是否对某一事物是否有一定的看法。
（三）同样的元素，不同的结果。像富兰克林所强调的重视时间、信用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也是存在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言而无信非君子”，但这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可能是对“金钱”的认识不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在新教的某些派别中，“金钱”的地位也没有那么重要。“金钱”不过是“救赎”的工具而已，这就为创造、积累财富找到了原动力，而儒家在于修身，内在的超越，不用借助于外在的形式。
五、«儒家伦理于商人精神»    余英时  著
（一）余英时先生使用韦伯的方式回答了韦伯式的问题。新禅宗首先产生了“入世苦行”的观念，后来又影响到了新道教和新儒家。看到这时，我不免产生了疑问：资本主义精神与商人精神是否为同一种事物？有何异同？新禅宗、新道教的所谓“入世苦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禅宗由仅靠施舍变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全真教也是多了“打尘劳”而已。他们与商人作生意的关系不大。再者，士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这就使精神的倡导者与行动的实践者产生了分离，也不能说明新儒家的新思想产生了新的影响。
（二）明清时代的是否真的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没有外力的影响下，是否会独立的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之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没有生产力发生巨大的变化之下，西方也不可能走上所谓的工业文明的道路。生产力的发展，是由需求的刺激，需求的刺激是由市场的开拓，市场的开拓是因新航路的开辟，而这些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都不具有。毕竟，岁月不等人，不等条件具备，坚船利炮就打过来了。干脆实行“拿来主义”，好用就留下，不好使就抛弃。
（三）今明两年是很有意义的两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解放六十周年，同时又是“五四运动”的九十周年，每一个话题都值得讨论。中国毕竟是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继承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又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怎样处理二者的关系值得期待。
注：适逢台湾大学林端教授来讲学，刚好讲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家伦理于商人精神»，借机读了一下，其中很多的观点受到林先生的启发。

归来后，耐着性子翻了几本书，感觉读不懂，看过之后，没有感觉，不知道如何与大师交流。还请老师、师兄师姐和同学们多多赐教！顺祝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师兄师姐和同学们五一、五四快乐！

刚开始，慢慢来，不过要认真投入才行。

很好了,不要着急,也是一个无心s

很好了,不要着急,慢慢来

很好了,不要着急,慢慢来

很有问题意识
满脑子的思想
脑细胞一点也不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