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先看了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对《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一文感慨尤深,该文表述了一个现象,即按构建出来的法律途径来解决现实问题未必能真的适应现实需要.个案反应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值得大家认真思考.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之路到底应当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问题在《乡土中国》的阅读过程中似乎得到了回答。费孝通先生的这本短文集很出名，原因大概是提出了所谓的全盘西化，回复传统而外的第三条路---理性社会。该书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因而很稳定，祖父的生活轨迹就是孙儿的生活轨迹，而祖父遵守的一套规范，孙儿再遵守下去也不会有问题，这套规范就是“礼”。他提出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认为中国社会以私人为中心而非以团体为中心，即是以己为中心而产生社会关系，这个关系有中心的势力决定，有伦理的差异决定。而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认为西方社会有个至高的存在维系着团体，而团体内讲究平等的个人主义，团体的宪法观念。费孝通先生运用比较的方法，从社会秩序的维持，人治和法治的依据，诉讼状态等方面进行分析，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一旦社会发展，传统稳定的文化会不适应新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些新问题，就会会改变乡土社会的格局，乡土社会将会从语言的表达方式、对权利的要求、对纪律的要求、对契约的重视、对地缘关系的适应等方面逐渐发生变化，最终走向现代化。而这个过程中，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理性时代的来临，这些知识就是一种权力，运用这些知识，他们制作计划，选择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这就标志着理性社会的到来。这是种寄希望于绅士的观点。
事实上，这让我想到哈耶克，但是张维迎教授在今年的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上表达得更清楚：在那么多国家实行过的计划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的最大灾难，过去几年，已经证明了全世界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很无知。市场经济却能够减少相当一部分的无知。这个观点似乎在和费孝通先生的理性社会思想相对。所以我想下个月看看哈耶克的书。
闲话打住，言归正传，乘着对费孝通的热情，我又看了两本，一本是《费孝通九十新语》，一本是杨清媚的《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第一本现实了费孝通晚年思想的转变，通过重读城市区位理论的开拓者派克的书，他开始逐渐反问境界问题，他自问：如果脑中没有问题在追着自己，怎能使一个人的思想不断前进和推陈出新呢？我或许是曲解了他的意思，但是曲解前人的事情一直在发生，不过我倒是十分珍视这个想法。如果我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做的事情是没有价值的，那一定是因为我从来不曾解决过什么问题，原因大概是我脑中没有问题意识。杨清媚的书更明确的说出了费孝通思想的转变，那就是，费孝通十分强调潘光旦先生提出的位育论，而且极为重视《生育制度》，说：潘光旦从社会学理论发展上提出了新人文思想，会到人是本位，文化是手段的根本观点。杨清媚认为费孝通在其一生的学术思考中不断回到他的帝国心态，社会科学研究不将社会本诚当作一个自足的概念和充分的分析单位。否则，社会科学研究不断的将乡土和社会并接，既失去了对宇宙观的兴趣，又失去了对文明的想象力，困守在“当代中国”的表述中，也卡在“社会转型”中，始终摆脱不了自身的困境。既然有杨清媚的评论，我便忍不住就想深入的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化特质。
这就说到第四本书了《易经》。易经很不好懂，我虽然知道卦爻变化的皮毛，但是由于不熟练，所以还是处于断章取义的阶段，越看易经就越觉得自己笨。64卦看完之后，翻到系辞部分，就知道，要弄懂这本书，熟背是起码的要求。没办法，只好就着卦辞爻辞和彖辞，粗略的把似乎于法律直接有关的几个卦找了出来，有：屯、讼、师、小畜、同人、大有、噬嗑、贲、家人、睽、解、困、革、鼎、归妹和兑。有两个体会，一是中国文化讲天道，个人修养、齐家、治国都是融为一体的；二是治国者践行天道，合乎民心。这两点体会和我在看西方哲学史的感觉完全两样，西方柏拉图强调哲学王，德沃金强调伟大的法官，并以此建构体系，其他的地方就少有这种提法了。当然，这都是直觉印象，老子曰：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看来我离走上学术之路还很有距离，还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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