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 莱因哈特·本迪克斯
该书是一本很好的思想传记。之前阅读了韦伯的很多著作，所以想对韦伯的思想有个更深、更体系化的理解。也看过张小山老师和杨善华的西方社会理论中对于韦伯思想的论述，但若要细致整体全面，还是值得去读这本书，虽然内容比较多。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重读) 马克斯·韦伯
重读这本书，收获良多。我觉得要理解这本书最重要的观点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需要理解韦伯的因果性解释方法。但是还是不太理解这种因果性解释方法如何在社会研究中应用，也为读到其他学者类似的研究，所以需要进一步阅读这本书和其他的对于此书的研究。
《风险社会及其超越》 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等
这本书表达了一种建构主义的风险观念，这是在贝克的《风险社会》这本书之上写的，贝克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牺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贝克的观点可以简单概括成：后现代性本身就是风险社会。然而在本书中，要表达的观点主要是：风险是一种观念，是被人类认识和感受到的风险存在。换言之，没有被认识的“风险”则不界定为风险。与其说风险，不如说是一种风险文化。人类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种风险文化，则决定了该种客观现象的风险性大小。该书中有一章说了风险的媒介化技术，就是说客观的风险现象在社会中如何成为一个信息并传播开来，为众多的人认识到。
《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
其实君主论在内容上我觉得就是一个阴谋政治家简单的治国策略，但是马基雅维利在论述这些策略时逻辑上的严明很让我佩服，特别是国家的分类以及如何针对各种国家类型提出的策略。马基雅维利是根据古代欧洲的历史经验来阐述如何让意大利在特定的条件下成为强国，如果缺少对于那些历史背景的知识，我们很难理解他这种“狐狸与老虎”的极度理性主义观点。我们可以结合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孙子兵法》来做个比较，孙武的兵法虽然通篇也充斥着各种计谋，但是与《君主论》不同的是，《孙子兵法》开篇就强调了仁义在战争和统治中的重要性。而马基雅维利则强调的是不顾一切手段达到目标，可以说是一种极致的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马氏把政治学说的基础从道德改为了权力和实力，可算是对传统的一种离经叛道。但是他的这篇献策并没有成功，所以其后的读者也可以理解成他只是在揭露当时的事实，即一些只能做而不能说的东西被马基雅维利说出来乐。
《自杀论》 涂尔干
本书是涂尔干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例子，通过数据分析把自杀现象看成是一种社会事实而非个体心理学现象，强调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来解释自杀现象，即以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方法。为此阐述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认为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
《原始分类》 涂尔干
本书主要阐述分类的一个标准，以社会事实来分类，分类是由社会结构产生的。从澳洲以及澳洲其他体系，祖尼人、苏人，以及中国人的材料入手。为这一论点提供论据，进行步步论证。
《社会的构成》 安东尼·吉登斯
本书主要在于阐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想在此书中论述的是一个很久以来许多社会学家想解决的问题。社会结构概念与个人的能动性概念之间的张力问题。在社会学界占主流的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行为受社会社会规范的制约，社会规范外在于个人的意愿并具有权威性质，与社会结构论相对应的是个人主义主张，所有的社会整体都可以化约为个人的逻辑性堆砌。社会整体无非是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的集合体。为了在唯名论和唯实论中间找到平衡，吉登斯提出了结构化理论，即结构二重性。本书内容非常晦涩，不好读，所以感受不是很深。
《货币哲学》 齐美尔
本书中齐美尔研究了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交换关系所产生的社会后果。齐美尔认为，正是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交换关系，导致了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劳动产品之间的日渐分离，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客体化。因此，他将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文化矛盾分析的重点，放在了经济交换关系，特别是货币关系上。虽然说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交换都是以货币为媒介，但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在交换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与货币经济相伴随的客观文化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社会生活中的计算和理性，以及非人格化的冷落、傲慢和玩世不恭，从而构成对人性、个性和自由的最大威胁，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悲剧。
9月读书
福柯著作:
知识考古学
这本书基本上没有读懂。福柯在书中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这实际上就是对话语进行描述，但不是描述书籍，也不是描述理论，而是研究通过时间表现为医学、政治经济学、生物学的日常而神秘的总体。福柯提出“考古学”主要是为了挑战欧陆思想界存在的线性连续的“总体历史观”。
词与物
这部著作力图构建一种人文科学考古学，它旨在测定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探索从何时开始，作为知识对象的人何时出现。福柯使用“知识型”这一新术语指称特定时期知识产生、运动以及表达的深层框架。通过对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型转变流动的考察，福柯指出，在各个时期的知识型之间存在深层断裂。此外，由于语言学具有解构流淌于所有人文学科中语言的特殊功能，因此在人文科学研究中，语言学都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透过对语言的研究，知识型从深藏之处显现出来。
规训与惩罚
福柯考察了历史上基于某种关于肉体的权力技术学来研究惩罚方式的变化，区分了三种演进的规训（惩罚）方式，从中世纪的酷刑制度到近代全景敞视主义的监狱制度，揭示其实质上都是权力的运作模式。进而揭示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权力造就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了这种权力的效应。
疯癫与文明
论述了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疯癫的发展历程，从运动的轨迹中探寻“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这种形式把理性与疯癫断然分裂，从非理性的角度观察疯癫结构的常与变。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疯癫不是一种自然对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福柯揭示了疯癫是怎样从一种自由的状态最终被禁闭﹑逐渐被文明驱逐，进而指出疯癫作为一种文明状态而被排斥是理性疯癫的结果。
顾忠华:
韦伯学说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
康拉德•赛茨：
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读书感受：
这个月决定挑战一下福柯的著作，之前听别人说很难读，读完四本下来发现确实很艰难。特别是方法论的两本哲学著作读来真是晦涩、难懂，现在还是半懂不懂的状态，以后还得好好读几遍才会有更深的理解和更多的收获。因为古典社会学理论的课要讲韦伯的思想，所以就读了两本顾忠华的书，发现二手著作还是容易读很多，而且感觉给自己的收获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努力阅读西方经典原著时，还可以一边阅读一些思想史、学术史和二手著作，这样对于我们的原典阅读会有很大帮助。当然，阅读原著经典始终是我们读书的主流。下个月决定把福柯剩下的几本书也看一下，然后再阅读一些相关的二手文献著作，加深理解。
这个月算真正开始了研究生的读书生活，感觉非常充实、有收获，比之前本科读书很不一样，希望可以努力坚持和精进。
10月
读书报告
1、吉思•福克斯 政治社会学
这是一本介绍性的政治社会学的教材书。书中介绍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主要探讨了近年来发生的社会变革对这对权力关系的影响。它广泛涉及了全球化、新社会运动得兴起、新自由主义、公民权利、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等一些重要问题，而且对吉登斯、贝克、艾奇奥尼等人的观点做了评析。
我觉得福克斯在此书中想表明的观点是：国家权尽管在当代受到了削弱，但削弱的程度远比人们预想的要低。有迹象表明，在自由民主国家里，随着更趋多样化而且更具批判性的市民社会的崛起以及全球化风险的加剧，政府治理行为产生和发展的环境以及发生了变化。
2、雷蒙•阿隆 阶级分析：工业社会新讲
这本书是雷蒙•阿隆在巴黎大学授课时的讲义，主要分析了当时（5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他把这两种社会都视为工业社会，而剔除了意识形态的差异。由于工业化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平等在减轻，阶级间流动机会增加，社会集团间界线的日益不确定，从而导致了工业社会阶级界定上的困难，以及现代国家的政权的阶级属性的日益模糊，工业社会中的斗争主要因素是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随着经济的增长，各集团间趋向于更多地使用情愿、协商对话等温和的方式来处理利益分享的问题。
当然，工业社会中仍然存在分化和不平等问题，雷蒙•阿隆认为即使是在苏联社会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分化。要解决不平等问题可以有两个条件：一是有效地组织劳动，提高劳动效率。二是科技发展可以使得产量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这样整个工业社会的总体生活水平提高就有助于缩小不平等。
3、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吉登斯在本书中认为二十世纪终结时，我们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时期，而是从前现代性进入了盛期现代性时期。这一时期，与现代性相联系的制度变革前所未有地激剧了普遍化了。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有三个因素：时-空延伸、脱域机制（象征系统和专家机制）、知识的反思性运用。现代性产生了四个基本的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监督体系、工业主义和军事力量。与此相对应着全球化的四个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军事秩序。
吉登斯主要考擦了这些制度性后果的负面意义，现代性的各种严重后果体现出来，伴随着全世界的风险与危险的增加，比如极权主义、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环境破坏、核冲突以及大规模战争等问题。针对当前的境况，吉登斯认为乌托邦的现实主义和未来导向的社会运动是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出路。
4、汪民安 福柯的界线
5、汪民安 福柯的面孔
6、乔治•麦克尼 福柯
结合上个月看的福柯的著作，试着简单对福柯的思想阐述一下我的理解。（具体内容比较多。此处省略）
11月
勒庞 乌合之众
此书是勒庞对“群体心理”的研究，勒庞在本书中主要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个人进入群体之后个性会消失，组合的群体会产生不同于个人的思想并占据统治地位，群体的性质与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性质没有联系，相反，个人在群体中会听命于群体。群体情境下授低劣的群体心态的影响个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表现出简单化的思维、从众行为，很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这些似乎都是群体的负面形象，但是勒庞也分析了群体的“道德”：如果说道德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群体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也算作道德的话，那么群体就经常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书中还分析了导致群体信念和意见的直接、间接因素，包括种族、传统、时间、政治和社会制度、教育，话语、形象、幻觉、经验、理性等众多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群体信念和意见是多变的。勒庞还分析了为群体期望产生的领袖的重要特质，领袖需要被群众期望的稳定的心理、声望等特质，并且要有说服和领导群众的手段。
吉登斯 超越左与右
吉登斯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党政治现象：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由于其本身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们各自的反面。欧洲如此，其他国家也不例外。吉登斯在对保守主义的各种形态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说明保守主义在它自己的演进中已经走向了反面，而向来以激进主义面目出现的社会主义却走向了只注重社会福利的保守主义。他于是得出结论说，左与右的说法已经失去了意义，用吉登斯的话说，“已经变得激进的保守主义遭遇到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因此，“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不存在右派和做派的陈词滥调”。虽然东西方在左与右问题上有不同的变化，但是，左与右之争并不是短期内可以消失的。因为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的真理并不是装在某人口袋中随时可以拿出来的东西，所以，左右偏离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更重要的是，既然有不同的政党，那么，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党派之争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吉登斯在书中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提出了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理论。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曾经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吉登斯对资本主义一直持批判态度。但是，他认识到，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那种资本主义已经不存在了。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西方国家的国家干预和国有化程度都有了相当的发展，资本所有者“失去了很多权力。国家控制了很多从前掌握在个人资本手中的决策权和资源，结果是把国有化与福利制度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在吉登斯看来，革命的时代毕竟已经成为过去，即他所谓简单现代化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代化进程正在成为一种全球“反思”的时代。
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本书主要内容是滕尼斯的一种二元分析观点，他把人类群体生活的结合分时抽象地概括为基于人的本质意志的共同体和基于选择意志的社会两种类型。共同体的类型主要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里实现的，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以及在思想的共同体里实现，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与此相反，社会产生于众多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有计划的协调，个人预计共同实现某一个特定的目的会于己有利因而聚合以前共同行动，社会的基础是个人及其思想意志。共同体的意志形式是信仰，而社会的意志形式是公众舆论。在滕尼斯看了，受“本质意志”支配的共同体关系才是人类关系的真正本质，而“选择意志”支配的人为的社会只是意志表象。但是共同体的基础像是一种爱，而社会的基础是一种自由。共同体的任何关系在结构上或者按其本质的核心是一种更高的和更普遍的自我和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其实局限于“头目们”的特权。社会中的个人受到种种契约的约束，但选择意志是一种普遍的权利。事实上，只有通过对于种种特殊性的人伦和习俗的摆脱，一种理想的、自由的、科学的法才能产生，更合理的社会秩序才能建立起来。书里面概念很多，特别是自然法的社会学的根据一章，没怎么看明白。
孙立平 断裂
费孝通 江村经济
应星 大河移民
12月读书报告
布迪厄《遏止野火》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遏止野火》这本书是布迪厄的一本论文集，主要是一些布迪厄发布的论文和演进稿。这些文章汇在一起并取名遏止野火，主要是批判欧洲新自由主义运动及其言论，布迪厄说是为了抵抗新自由主义入侵的言论，为了一个欧洲社会运动。新自由主义运动事实上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假设，罩上了经济理性的外衣。保守革命援引新自由主义理论，由此给自己披上一件科学外衣，获得一种作为行动的理论力量。它借助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其实是对于保守的经济理性至上的观念的复辟和回归，为了发展经济而罔顾社会发展。比如在国家统治中，随着文化资本和权威的集中化，官僚体制获得了自主性，国家只是以一整套制度的形式存在于客观现实之中，而缺少在劳动者头脑中体现的主观权利的形式。全球化的神话之下，新自由主义获得了另一种复辟，比如全球工资水平下劳动者加班工作，以及福利水平的下降。社会回返于一种激进的、除了最高利润率别无他律的资本主义，一种无限制、无粉饰但理性至上的资本主义。简言之，就是社会与经济分离了。新自由主义借助各种现代性的标符来达到骗人的目的，比如才智论、新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理论，整个欧洲社会的文化领域中实现了“商业性”的统治。所以布迪厄要求学者、社会科学参与到这个运动中去，集体知识分子应该为了一种参与的知识，发明适应斗争的理论思想形式和实践行动形式，应对当前的全球化，应该发明一种新国际主义。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提出的观点很令人震撼，甚至难以接受，从鲍曼的分析中，我们可知，实施大屠杀的人并非精神不正常者，大屠杀本身也并非一个反常的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所固有的可能。关于杀人的现代性，鲍曼主要从理性原则、社会组织和科学技术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他在书中第五章《诱使受害者合作》中，仔细剖析了德国人如何动用受害者的理性误导他们的策略。“牺牲一些，拯救多数”，这是犹太委员领袖在辩词中反复重现的语句；而更多的犹太人，则追逐着“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策略，在每次“行动”之后仍然相信这是最后一次，于是，诸如“避免损失”、“活下来的代价”、“更少的罪恶”等计算也就随之产生。在这里，受害者的理性，成了杀害他们的凶手计划的一部分。鲍曼指出，在纳粹大屠杀整个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从来未曾与理性原则发生过冲突。这是可怕的。其次，是关于理性化的制度，也即官僚机构的形成与完善。无论大独裁者希特勒的杀人的想象力如何大胆，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理性的官僚机器以常规程序付诸实践，终将一事无成。劳动分工、官僚体系的存在、科学的理性算计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等，正是现代性所具有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大屠杀成为设计者（纳粹当局）、执行者（纳粹官员及犹太官员）和受害者（犹太人）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这跟布迪厄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现代性其实披着科学理性的外衣，一切理性至上的精神，使得道德也成为一种达致目标的技术手段。大屠杀是对基本的人权精神和普世价值的侵犯，而这些精神价值正是在现代性的理性外衣下被改造的面目全非。
冯友兰《中国哲学要义》
张维为《中国震撼》
《中国震撼》这本书像是一个过于乐观的红知识分子的一篇带有鼓吹色彩的演讲，而起我觉得本书观点的论证都是不符合标准的。张维为认为新时代全世界有三种潮流，一种是宗教化运动，指的是伊斯兰时间的宗教原教旨主要运动，表现为全球的恐怖活动；一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半宗教化运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以一种传教士的狂热扩展西方发展模式；还有一种几句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先简单说说这本书的中心观点，张维为首先肯定了中国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巨大发展，而且比较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这几十年发展的差异。然后针对这个现实他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独特的、区别于西方传统模式的发展，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传承的国家，是一个“文明国家”和“民族国家”融合了的“文明型国家”，中国没有想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照搬了西方的发展模式，从政治和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向。而反观那些发展中国家，因为罔顾本身的特定包括历史、文化、地域等现实国情，照搬西方模式，获得的是失败的发展。中国依靠强大的内在动力，探索自己的模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张维为的观点有点片面、过于客观。首先我觉得张维为论证的方法就有很大问题，他在论证的时候似乎是用一种文化的观点，但是在说到中国的时候又用到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样的上层建筑，在他的论证当中，除了他所谓的“文明型国家”之外，我觉得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似乎是更为重要的力量。因为如果要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来论述，就不得不提及冯友兰书中的中国传统延续下来的“哲学”。中国是区别于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中国文化强调信仰，不是对教理的信仰，而是对实践理性精神的信仰。
再者，如果张维为论证的方法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那么从历史阶段论来说是矛盾的。一方面张维为强调中国目前发展的各种问题是西方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但是另一方面他强调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其实是对历史主义方法的悖论。
林耀华《金翼》
艾尔•芭比《社会研究方法》
2012.03
1、 韦伯，学术与政治
这本书由韦伯的两篇演讲构成，还附有几篇其他思想家的一些解读和辨析。在《以学术为业中》，韦伯不是要特意去讨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事学术的环境和条件，而是从更深层的角度来探讨科学存在的意义。通过对托尔斯泰问题（死亡是否有意义）的思考，韦伯试图追寻科学的意义。韦伯一直考察的核心问题就是西方社会理性化的过程，理性是为了获得唯一、简单、和谐的世界图景（韦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会有追求内在世界统一性的要求）。这就要求从形而上的世界之中剔除时间性，即于时间之外获得所谓永恒。但现实是，在概念中确实可以将时间剔除，但一旦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时间又根本无法剔除。这种矛盾导致西方文化所产生的科学，逐渐走向一种“无限进步”，通过“无限进步”，以代替“永恒”，而这种走向，在我理解，就是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过程，是对传统哲学理想的修正。也就是说，科学所谓通过公共知识“为世界除魅”，本质上就是放弃了一部分传统的“永恒”理想，也即放弃了终极意义。同时，由于这种修正，“无限进步”逐渐将自身作为目标。文明的生活，通过它意义的进步性，宣告了死亡的意义。所以悲剧就是，只能从技术的目的（科学服务于人力生活）来考察科学的意义。但这是严密的自然科学时代科学所扮演的角色，在新的时代人要求从科学的理智化中解脱出来，回到其自然本性中去，显然当今科学无法教给我们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即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政治行为上，韦伯也持一种对现存状况的担忧，因为他认为政治行为的最后结果常常不合初衷，甚至截然相悖。然而政治却又是社会必须的，在新教教义里，国家作为一种神赐的制度，暴力作为一种手段是正当的。韦伯在于提醒任何想要以政治为业者，无法避免这种道德的两难境地。所以只能从道德上来寻求可能的帮助，这就是他之所以强调“责任伦理”的原因。
2、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曼海姆认为人类思想观念总是与事实相去甚远的，社会科学的独特的在于，其任何论断
无论其多么客观，都有超出科学本身范围的延伸部分。由于每一个关于社会领域的“事实”论断都触及某一个人或者集团的利益，人们对注意某些事实的存在的要求，不能不引起乙烯二的反对，这些人在社会中的存在理由就依赖于对“实际”情况作不同的解释。所以人类的知识总是表现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种形态的对立之中，虽然两者都是偏离社会事实的反映。曼海姆从认识论考察人类知识的，经历了宗教崩溃、自然科学兴起再到科学神话破灭的过程，人类认识论也同时经历了从客体到主体（以主体为出发点的现代心理学就是一种主体的认识方法）再到客体的过程。认识论和心理学的方法都使得个人的理智被理解为何群体分开了，为由（知识）社会学才能够把发生于个人的含义同发生于群体生活背景的含义并列起来，所以社会需要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曼海姆把知识社会学看作是对“怀疑的系统化”，通过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曼海姆就发现了人类知识总是处于一种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对立之中。随后他分析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分别的类型和形式，“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即统治集团在思维中强烈地把利益与形势密切联系在一起，以致不再能看清某些事实，这些事实可能削弱它们的支配感。在“意识形态”一词中内含着一种洞悉，即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些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既对其本身，也对其他方面遮掩了真实的社会状况，从而使集体无意识得到稳定。而“乌托邦”这一概念反映了政治斗争中相反的发现，即某些受压迫的群体在理智上如此强烈地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感兴趣，以至于他们自觉地在局势中仅仅看到那些倾向于否定它的因素。他们的思维没有能力正确地判断现存的社会条件，这种观点听起来跟勒庞的乌合之众中集体无意识的情况有点相像。曼海姆举了科学政治学这个例子来证明，政治学和科学思想混合的结果虽然有助于科学观念的扩散，但是父母效果更多，产生了教条主义，无意识的集体冬季总是引导着思想的倾向。在功能方面，曼海姆赋予了乌托邦思想更多的积极意义，自由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都体现着乌托邦思想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功能。所以，本质上说，承载着普遍正义的乌托邦是一种流变的、并坚定地站在那些歪曲地为现存秩序提供合理化证明的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的思想意识。它具体的内容只有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空条件中才能形成和凝聚。
3、 齐美尔，现代人与宗教
读完这本书，对于齐美尔的宗教思想也有了一定得理解，我想一起来论述下齐美尔、韦
伯和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思想。
韦伯韦伯认为，宗教，不论其内容真伪，实质是一种终极的阐释体系和一价值根源。它包含了仪式、团体、信仰、教义、禁忌等要素，所有这些都与某种救赎有关，救赎的根本义是要达到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进入一个所谓真正的生活世界。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所针对的宗教并不是指一切关于鬼神的信仰, 而只指那些知道如何以及能够把众多信徒团聚在自己周围的生活准则系统。“在他看来，一切宗教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信仰使人的灵魂得到拯救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他把宗教视为一种“救赎论”。他还进一步提出理性的宗教这一概念，像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儒教、伊斯兰教、犹太教这一类的世界性宗教就属于理性的宗教，在这些宗教中所起作用的不再是神秘的巫术因素和巫师，而是先知及其预言。宗教先知们能以理智的方式解释和澄清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并成为一个系统的阐释体系，指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神圣价值去追求。从而使人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确信自己在尘世的每个行为都有意义，并达到对个人行为的合理控制。因为韦伯致力于解释西方社会理性化的过程，所以他研究宗教思想也是为了找出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这个观点体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著作中。
涂尔干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及主要观点体现在他的名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在这本书中，他首先定义了宗教，认为宗教是一种与圣物(即被升华和禁用的东西) 有关的信仰与仪式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式把所有坚持信仰与仪式的人团结在一个叫做“教会”的同一个道德共同体内。同时他还说明了原始宗教, 即它存在于最简单社会组织的社会里。涂尔干可说是在探索宗教的本质，宗教是区别于世俗的神圣划分，即对于集体力量的崇拜。宗教是社会集体生活的产物，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仪式又反过来加强了集体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并发挥着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宗教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密切联系。这体现了涂尔干功能主义社会学研究的特点，所以他的宗教思想倾向于社会控制的功能，因而他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把宗教生活与道德生活结合起来。
齐美尔对于宗教本质的研究和涂尔干比较接近，但是在宗教起源问题上齐美尔有其非常独特的方面，认为人与人之间在接触过程中形成了某种密切联系的社会有机体，而这种有机体社会一旦脱离某种基调就会发展成超越的客观存在，宗教则也就随之产生了。宗教实质上就孕育在这种人与人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中，这也就是齐美尔的宗教定义，即宗教是一种超越于社会关系的社会形式，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中都包含着一种宗教因素。当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具有了融升华、献身、神圣、忠诚于一体的特征”，就是宗教性的关系。若从这种关系饭展出一套具有理性内容的神圣观念体系，分化出一个特殊的身份阶层（教士和僧侣）成为神圣观念体系的化身，专业料理宗教性的关系，宗教就出现了。宗教就是社会关系的形式，一方面，社会本身具有某种宗教性质（不知已形式化了的宗教形态给予的）；另一方面，宗教形式的体现，离不开社会关系的表达（宗教性占有的内容是一些社会形态本身）。齐美尔还区别了宗教性和宗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反映了生命与形式的关系，内在关系就是宗教性，也是作为一种主体文化而存在；外在形式就是宗教，也是作为一种客体文化而存在的。次思想跟齐美尔的生命哲学思想相关，齐美尔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生命”，生命不是实体而是“活力”，是一种不可遏止的永恒的冲动。“生命比生命更多”、“生命超越生命”这两个命题是说明生命有超越生命自身的能力，不断创造出他物，生命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创造过程。本来人的主体素质在生命的这种运动中向完善不断演化，由于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分离，现代性的文化危及就在于这个演化过程中断了。（宗教作为独特的生命内容和界限极端森严的领域而存在）生命同形式总是处于一种潜在的对抗之中，特别少近代实用主义兴起之后，宗教的地位受到打击。齐美尔断言，现代人面临着既失去对自身理性的信仰，又失去对伟大历史人物信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身上只有一点尚属可靠，即对宗教的需要。
4、 金盛华，社会心理学
5、 村治变迁中的权力与秩序
6、金小红，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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