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读书书目：
《中国社会学文选》应星、渠敬东主编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应星
《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郑也夫
《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研究生复试重读
去年入读书会两个月就考研，一直是游击队啊，着实惭愧，惭愧…。自己真是没有内动力，是得好好反思下。浅谈下4月的读书拙见。这只是个艰难的开始，希望与诸君同行。
《中国社会学文选》，强烈推荐大家读读，或许有人读过了，我为了复试读的下编，它和社会学家茶座的风格不一样。文选汇集了中国本土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关于编者应星、周飞舟和渠敬东老师我也不介绍了。上下编四大章：一是中国社会总体性的学理性介绍；二是经济改革；三是政治治理；四是社会生活。我对第三部分很感兴趣，因为本来爱看小说，那部分叙事体论文比较多，但是又体现出学者的理论功底和思考运用能力，真的很好，对我们认识中国的全貌有个初步作用吧。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是应星老师的博士论文02年出版。读完感触颇多。有三：一、应星作为一个体制内之人，竟然敢做了这样一个论题，对，就是“上访”，真冒险，牛掰。二、学术中立和学术关怀，上访是关于政治的话题，当然也是关于“国家和社会”这样一个角度的话题，上述文选里有很多此话题的研究。“我不仅是来作移民上访研究的，而且在这种研究中还要分析移民代表对普通移民的控制技术，分析上访者与摆平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同构性。”这句话说得太赞了，应星不是为了移民下层民众，也不是为了政府的利益。他就是在讲故事，不牵涉道德指向问题。怪不得去政法复试的时候追着我问韦伯的思想，而且笔试还有一个“价值中立”的论述题。三、应星就是在讲故事再加上随时的阐释，没用理论去套调查资料，没有贴标签，也基本没什么大的理论贡献，但是我觉得这很好，至少是自己的思考。应星是孙立平老师的学生，也继承了孙老师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的衣钵，其研究策略的最基本之点，是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它是对于描述方式的强调，即强调一种动态叙事的描述风格。这就意味着，首先需要将研究的对象转化为一种故事文本，这在《大河移民》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我正在进行的毕设也是个讲故事的体例，做纯理论我没那水准。嗯，压力山大，掉队一大截了，得赶紧读书，不然刚进队就掉队始作俑者就非我莫属了。
具体内容及思考：“本书基于对西南地区一个乡镇水库移民的集体上访史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收集，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揭示和分析当国家与农民在土地下放、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后的新时期发生正面遭遇的时候，权力是如何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实践中运作的。”应星到此地挂职锻炼，一方面是学术关怀和捕捉能力，选择了移民上访来窥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二是借助自己的独特身份，挂职副县长和学者双重身份，既能弄到体制内官方材料，也能赢得移民的信任与倾诉。我觉得现在这样的机会不多了，但是我觉得可以多去体验不同角色的生活、做观察、调查等活动来为研究补充一手材料。
行文逻辑：为了不浪费水电机加上发展生产和盈利，地区市政府在山阳乡建了水电站—补偿移民—补偿不足且有新破坏土地，移民生活生产困难，讨说法—地区想一次性解决，“开口子”拨款，并建了电石厂以消化当地劳力而且着眼农民的长远利益—公社挪用灾款—移民精英怕受报复鼓动移民“揭盖子”端了乡和公社领导—地区调查包庇，处理不当埋下隐患—各组不平衡一起去电站闹事—几个回合的移民闹事、上访与地县政府的摆平理顺。1977-1994年。为了一个不浪费几万元买的发电机，然后一系列的破事，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现在的拆迁、种房等一些列重复性建设的大问题。他们本来只是讨个说法而已，最后成了上访专业户，本来没大事，政府打压后就怄上气了，上访者也要把它贴上涉及安定问题的标签迫使政府关注，那齐美尔也说了，非现实冲突可是有更大破坏力的哦。
上访是一种新的权力技术，是一种国家建设出来的“合法的反抗”形式，古代也有拦路喊冤，但是这集体上访背景不同，国家允许而且作为一个与群众建立直接关系监督地方政府的一个方式，不过政府都不希望事情闹大。上访是一场场官民博弈，移民也有精英，许老师指导的移民上访是有组织有纪律有目标的，他们对政策和法律的了解使他们能在与政府博弈时占据先机，而且运用说、缠、闹等非正式权力技术—问题化技术，看准清官和坏官的区别，分割市县乡各级政府内的人员，让他们说法不一自相矛盾。政府也不能坐视不管，为了民众生活，这里尚有一些基层政权运作的“情理法”三者结合的味道，开口子拨款一是为了摆平理顺、政权平衡，我觉得另一方面还有种古代“德治”、“父母官”的伦理道义的意味，而不是完全的契约关系，就像《江村经济》里地主灾年减租一样。当然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变通”，而叙事体例能把这种变通呈现出公众，消减非正式运作中的模糊性，也像“发现大河电站”一样发现了底层弱者，当然在做思考阐释时应星是没有立场的。就是应星前面说到的“权力是如何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实践中运作的。”底层上访和上面政府的变通（开口子、拔钉子、揭盖子），应星说这两者都是非正式权力技术，是一种具体实践，理论不足，不知正式权力技术就是“法”的权力，涉及到古代的“情理”就是非正式的运作了。想起了于建嵘提的依法抗争，关键是我怎么觉得现在对上访都是诉诸法院以外的党政、人大、信访等非法院机构路径解决，诉诸法院成本是高了，但是不这样法律正义和社会普法精神还怎么树立。
还有应星老师提出新德治，德性话语的背后隐藏着派系政治的利益驱动和大众动员的实际需要。想起了布希亚的引诱和沉默的大多数，民众可以不参加选举投票返权力之道，以应用自己的弱权力。这就像布希亚所言女人对男人的引诱一样，还有布劳微观结构交换中所言的怎样获取权力或者不被控制就是缺乏对各种资源的需要，对别人拥有的资源保持冷漠无所欲求。应星在书里提到古代治水，古代治水不止是经济问题，也是国家权力下贯到基层的一种权力运作方式，就行新中国初期工作组进村后的“诉苦文化”，国家建设了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技术，而工作组本身又是自上而下的权力技术。
结合乡土中国、皇权神权、乡土重建以及《大河移民》这几本著作让我想起了《秋菊打官司》，秋菊多次上访只是讨个说法而已，为什么上访，因为在情理社会长老统治，村长他占据优势，自己不占情，理也不足（是她男人的酸话先刺到村长的不可言之痛处的），和村长磨叽了几次不成，但是非要讨个理，有理就要说清，索性就走现代的法的路线，上访找“清官”（还是种“德治”的思想），不行就上诉法院。关键是村长帮忙把秋菊送到医院救了两命，最后即将和解的时候，公权力赤裸裸地横暴地出现了。秋菊那个惊讶和困惑的眼神，或许不是吃惊、怕日后遭报复的恐惧，而可能是情理社会与现代司法社会相遇时的冲击波在个人身上的一种体现罢了。也对土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费老所言的乡土性在大河移民抗争史里再一次得到体现，很少的土地以及其上的附属物也要据理力争，毕竟土地是农民的命。一次性补偿解决确实不能解决农村的问题，要发展生产，就像江村经济里所言的。所以电石厂的建设一直是大河移民与政府博弈的一个焦点。想起了都市郊区的拆迁，很多农民种房以赚取还建房外的巨额现金补偿，这次去天津的姚村就碰到这种现象，天津工大建校征地，给他们每户补偿三四套百平大房子或者近百万现金，当地不解决就业指标，所以就看到有很多小店亏本经营、诸多成年足球队、开奥迪卖成品衣、非工作日中年人结队钓鱼等很有意思的现象，毕竟他们手握几套房和几十万资金，而且收租谋生，不在乎经营的成本。问了几个村民，他们都说是为了生活继续有意思，注意到不是有意义，当然没像深圳很多城中村改造后村民都在打麻将了，这是好事。武汉郊区的类似农转非进程一般都是一两套房或加点现金补偿，有些没有解决就业问题，这就可能涉及到长远生产生活问题，如果市民角色的转变不及时，到时候因赌博投资失败等因素用光现金以至生活困难，还抱着农民的那种“大闹大解决”、“治理”、“父母官”的理念找政府要钱那就麻烦了，不过可能只是少数现象。所以当年费老的就地发展生产，就地就业还是多么有远见，这使我想接下来读读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以及土地问题的专著了，先在此记下。
还有《江村经济》里的“不在地主”和鲍曼的“在外地主”，让我有了些许说不清楚的想法，大一时不知道鲍曼，考研后再看江村经济竟会有此发现。我觉得他们都是一种金融关系，一个是城乡之间，还一个应该是全球主义里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可能涵盖城乡之间、文化之间先发后发之间。那个雇工的概念也让我想到了现在的包工头、农民工管理者的现象，希望以后做个小调查进一步了解，权且记下。
《治学与论文》，很钦佩郑老师，第一次知道他是社会学家茶座里的一篇关于“饭局”的文章，精辟。虽说是讲课集子，但这本书闪光点很多。摘抄一些亮点：1.庄子的“无用之用”。用他分析社会学甚至大学，我觉得大学是学术之地，一个民族的精神向导，有些纯粹学术的东西没用但是后来会可能有用，或者对有用学科有巨大启发，就比如哲学。我们社会学是要有根据地去解释社会现象，既要读书练就理论思维也要做经验调查，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2.读书、思考、写作和聊天，大学生必备四大件，说的很好。3.做好一件事，最基本是要有强烈的愿望，有的是爱好，有的人是功利作为动力，我觉得我还不属于前者，就是为了做毕设才去读这本书。4.定量统计只是帮我们发现问题，帮助思考，而不是重述事实再贴上理论标签发发论文，但是国内很多人这样做，所以论文泛滥成灾。
先发这些，作为总结，继续读书…
[ 此贴被袁君祥在2012-05-06 12:45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