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读书报告
一、书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册 E•P汤普森
二、内容
汤普森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英国乃至欧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代表作。它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在于书中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重视工业革命期间英国下层人民的经历。
本书主要阐述了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18世纪留传下来的人们传统”，这些传统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清教非国教派的思想与组织传统；第二种传统是人民群众自发而无组织的反抗行为，主要表现为群众暴动、抢粮风潮、滋事骚乱等；第三种传统是英国人对生而自由的强烈认同以及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强烈自豪感。
第二部分“从主观因素转向客观因素，即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农业工人、工匠、织工等工人的经历，这些经历包括：工资、物价、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劳动纪律、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妇女与儿童、工会与互助会组织等等。作者还讨论了卫斯理宗对工人运动的影响，讨论了卫斯理宗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发挥既作为剥削者的宗教又作为被剥削者的宗教这样双重的作用。
第三部分写“工人阶级的存在”，实际写19世纪最初30年代工人阶级的政治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后，还对19世纪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论和阶级觉悟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
作者不认为英国工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反抗斗争仅仅是对生活条件恶化作出的反应，他强调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的重要性，强调非经济方面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阶级在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被形成时又主观地形成自己的过程。
5月读书报告
一、书目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册 托克维尔
《一九八四》 奥威尔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恩格斯
二、内容
从《旧制度与大革命》到《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进行深刻反思的一本著作，作者旨在寻找一个答案，即为什么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没有建立起一个像美国那样的民主社会，却建立了一个比起它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的一个政府。大革命前是法国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作者通过大量阅读法国18世纪的文献，发现大革命前，法国已经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大革命只是使中央集权更加灵活，更加强大，更有所作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
作者描述了大革命前的法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贵族制度名存实亡；第二，司法独立泯灭；第三，地方自治湮灭，中央控制地方行政；第四，人民缺少政治参与和政治实践的机会，人们之间彼此相似，但对彼此却漠不关心。
大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新法国，但在作者看来，其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因为革命之后的国家本质上是旧制度及其精神的延续甚至加强。作者认为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的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对于大革命后的法国怎么走向民主自由的国家，作者在他的另一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给出了大致的答案。这本书虽然讲的是美国的民主，但是主要是为法国人写的。作者从宗教自由、结社自由、政治参与、乡镇自治，以及司法、行政、立法这几个方面来介绍美国的经验，旨在结合法国的国情和鉴借美国的经验，从而为法国走出旧制度的阴影，寻找出一条道路。这条路即是，培育一个社会中间团体，促进人民政治参与，构建公民社会来保障自由。
4月读书报告
一、书目
《重说中国近现代史》 张 鸣
《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
《政治社会学导论》 安东尼•奥罗姆
《政治学说史》上册 乔治•霍兰•萨拜因
《规训与惩罚》 福柯
二、内容
韦伯与福柯的权力观之比较
一、二者权力观的出发点
韦伯所有研究的中心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和独具的合理主义”这一主题，他对权力、统治的研究目的也是在于解释西方文明的突出特征。他关于统治或权威类型的分析即是西方合理化进程论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福柯的权力观体现了后现代的理论立场。后现代反对关于社会的总体化的宏观观点，排斥关于社会的一致性的观念，而主张对社会的多样性、片断性、不确定性的认识方式。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识采取了“视角主义”、“相对主义”的态度，认为理论只能提供关于对象的片断性的、局部性的、相对性的观点。因此，福柯是从解构的、微观的角度来解释权力。
二、二者关于权力的概念
韦伯的权力观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韦伯将权力定义为“在某种社会关系中贯彻自己的意志并排除反抗的所有机会，不管它是基于什么原因。” 权力看作物,关注权力在谁手里、权力由谁支配的统治权的问题。人们通常把权力关系视为单向性的,掌握权力的人对被其统治的人实施自上而下的控制、支配,从而构成了直线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与传统权力观不同，他关注像毛细血管般弥漫的权力关系和细微的强制技术。福柯将权力定义为“各种力量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性的场，在这个场中，产生了范围广远而未完全稳定的统治效应”。福柯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权力观：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网络，权力是无主体的、非中心化的，强调权力的分散性、多元性，并开创性地提出了权力与知识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
三、二者权力观的核心问题
韦伯在权力问题上最为关注的是统治权的问题，尤其是国家权力的问题。因此，他十分关注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在韦伯看来，相信一种统治具有合法性，并非仅仅是哲学问题。这些信念可以有助于稳定一种权威关系，而且他们还标志着各种统治制度之间非常真实的差异。提出了三种统治类型：法理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卡里斯马型统治。
福柯则用一种微观的权力学解构了传统上以统治权力为核心的宏观权力学，并认为权力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谁掌握了权力，而在于权力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关键在于权力是如何运作的，这就是权力的技术、权力的策略、权力的机制的问题。即权力的生产性问题。新的统治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边沁式的全景敞视的“圆形监狱”结构；二是一种知识性方式，观察个体及其习惯与历史。对权力机制的分析，提出了规训性权力。通过规训性的权力技术，即规范化的训练，来支配、控制人的行为，甚至造就人的行为。这种支配和控制不是借助暴力、酷刑使人服从，而是通过日常的规范化的纪律、检查、训练来达到支配、控制的目的，行使权力的功能，把人变成为权力操纵的对象和工具。
四、二者权力观的后果
韦伯从权力、统治出发，最后落到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的剖析，着重分析了科层制这一统治类型。韦伯的社会理性化困境，理性的囚笼。
在福柯的权力观中，现代社会的权力中心分化成学校、工厂、医院、军营等，星罗棋布；受力者受的力是零碎而坚决地持续渗透到人的身体和心灵；受力者的反作用陷入迷惘而无力。这种权力具有隐蔽性，它悄然无声地塑造着每一个现代人的主体意识，将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监控之下。现代社会是一个布满规训性权力机制的社会。现代社会所形成的规范、标准,塑造了人的灵魂,支配了人的行为,控制着人的活动,从而发挥着比暴力或直接压制更为有效的权力效应。
总的来说，韦伯将权力看做是与社会的一个特定领域，即与政治领域相关的问题；权力分析总是与精英和领导权的认定有关。因此，韦伯的权力理论被视为宏观权力学，它重视国家机构这样的权力中心，从权力中心构成对局部的支配、控制，形成单一的统治大厦。福柯则认为权力弥漫于一切人群关系中，甚至深入我们的肉体中，权力是构造的、能动的和生产性的积极力量，因此，不应只将注意力放在宏观的权力上，而应充分考虑权力的微观运作，应该研究权力的策略而非仅仅关注谁握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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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读书报告
一、书目
《社会科学方法论》 韦 伯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 穆
《动物农场》 乔治-奥威尔
《社会冲突的功能》 刘易斯-科塞
《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下册》 陈永发
二、内容
简述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理解社会学
韦伯的社会学理论称作理解社会学。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韦伯认为社会学的研究目的不是要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要对社会中人们的个别行为进行理解。韦伯把重点放到个性而非群体或集团的理由在于:唯有个体才使“有意义的”社会行动成为可能。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以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的,人是带着自己的目的和动机去进行活动的。因此,要对社会行动做出理解和解释。
什么是理解，从确定性角度看，理解的确定性的基础有两个：一是理性的方法（如逻辑和数学）；二是重新体验的方法（如移情）。从操作类型看，可以分为：直接观察理解和解释性理解。社会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个人活动的理解而达到对某个社会事件的过程及其后果的理解,亦即对社会事件做出因果性的解释。
“价值中立”与“价值相关”
价值问题在社会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是个难题,因为它关系到能否发现“客观的有效真理”。韦伯是这样回答的:第一,研究者的价值和物质利益不应该影响科学分析的过程,即研究必须是“价值中立”的;第二,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问题上而不是其它,说明研究者的价值不可避免地要作为研究的潜在基础,是“价值关联”的。可以看出,韦伯在这里一方面反对实证主义者的完全排除价值因素,另一方面又反对狄尔泰等人的价值是不可能排除的观点。他提出的实际上是相对程度地祛除价值。
韦伯认为,社会学研究只有价值中立,才能获得对社会行动的科学理解,才能获得客观的和可检验的知识,才能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起来。要做到价值中立,只有使用“理性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科学必须保证逻辑和方法的规则是有效的”。为此,必须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区分开来。事实判断是关于一切既存事物的知识,它要回答的是此物是什么的问题;而价值判断是规范知识,它要回答的是事物应该如何的问题。因此,科学的任务不是提出实践活动的模式和理想,而是提供客观知识,使人做到“头脑的清明”。
在韦伯看来,事实判断能够对价值判断加以检验:(一)决定价值判断的内在一致性;(二)揭示它们可能的实际后果;(三)考察它们的前提;(四)论证行动和思想的价值假设;(五)揭示某些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之间的最理想的目的——手段关系。但事实判断仍是有局限性,它不能在绝对意义上证实价值判断的真或假,因为价值范畴是不能证实的,对价值判断只能持中立的态度,因而无须祛除无法证实为真为假的价值判断,即价值祛除。
韦伯将价值中立限制在研究过程中,而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目标的确定是与价值相关的,研究者的宗教信仰、物质利益和其它偏见促使他们选择某个研究领域并确定某个研究目标。“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种规范要求,从广义来说,也是一种价值判断,因此它在韦伯这里是一种原则,而非方法。他要求不将自己的理论意图强加在研究对象上,而是根据客观实际去解释它们;要求研究过程中祛除价值,排除个人好恶和利益的影响。
理想类型
理想类型是韦伯试图为社会学研究奠定坚实的逻辑基础而建立的。韦伯说,“为了透视实在的因果关系,我们构造非实在的因果关系”。理想型是概念的抽象,可以用它来力求掌握社会领域的复杂性。理想类型作为分析工具,“通过片面强调一个或几个观点,通过综合许多散乱的、不连贯的、时有时无的个别现象”可以获得。理想型仅仅近似于社会现实,没有也不可能如实地反映它,但正因为它与现实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使之比较成为可能,从而使它能起到认识现实的作用;理想型与现实的行动有差距,正是差距的存在使得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更好地获得对现实的认识。这种差距的产生是由于现实中行动的一切特征不可能被包括在理想类型之中,包含在内的特征又表现为理想的纯粹的形式,并且并不是理想类型的所有物征都体现在它的每一个具体实例之中。理想类型有社会行动的四种类型，合法统治的理性类型。韦伯的终生兴趣都在于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在西方出现这一重大的经验问题上,他的方法论和经验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一问题的。
这个月读书比较零乱，读书状态也是前紧后松，下个月调整状态，认真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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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月读书报告
一、书目
《支配的类型》 韦伯
《支配社会学》 韦伯
《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 韦伯
《经济与历史》 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
《韦伯学术思想评传》 弗里茨-林格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应星
二、感想
这个月主要读韦伯的著作，主要是他的政治社会学的相关著作，下面就简单的对其政治社会学的思想进行一个总结。
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思想极其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权力、支配和正当性;统治与统治类型;官僚制度;政治志业。
（一）权力、支配和正当性
权力一直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永恒课题。韦伯把权力定义为“一个有着一定社会关系的行动者将处在不顾和忽视其可能遭到的反对而行使自己行动的强制力量”。他还指出,权力所存在的领域是非常广泛的。韦伯特别关注的是两种类型的权力:一种是源于利益组合的权力,这种利益组合是在正式的自由市场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是源于既定权威的权力,这种权威分配发号施令的权力和服从的义务。
所谓支配,韦伯把它定义为“支配就是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的命令的可能性”。韦伯把支配作为深入了解政治现象的策略点,他特别提出,每一种支配形式都包含有起码的志愿服从的成分,因为支配若是政治现象的话,它不包括暴力形式达到的控制。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韦伯与一般政治学家在看待支配现象时所采取的不同角度:后者通常是从拥有权力的人之角度来看,而韦伯则是用“正当性”概念加以解释,“正当性”是属于政治价值体系下的行为依据。韦伯试图运用它去解释一群人为什么会去服从另外的人的命令以及服从命令的可能性等。韦伯认为,人们相信存在一种“正当秩序”,并且愿意受这一信念的指导。社会行动者之所以会信任某种统治并依其命令行事,可能是出于传统、情感、某种价值信念或是对某些成文规定的认可。因此,韦伯重视执行机构组织,也重视那些维系既定制度的信念。在韦伯看来,相信一种统治制度具有正当性的信念,并非仅仅是哲学问题。这些信念可以有助于稳定一种权威关系。所有的统治者都制造某种关于他们具有天生优越性的神话。这种神话通常都为处于稳定环境中的人民所接受。但是,当某种危机使现存秩序变得可疑时,这个神话也许会成为激烈仇恨的攻击对象。同时,由于不同的正当性基础导致了不同类型的正当统治。这标志着各种统治制度之间非常真实的差异。
（二）统治与统治类型
韦伯对“统治”这一概念作了定义,即‘统治者’或者‘统治者们’的一种宣告了的意志想影响‘被统治者’或者‘被统治者们’的行为,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影响了其他人的行为,使这种行为在一种对社会重要的程度上来这样进行。韦伯认为统治包括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统治”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表现。每一类统治,都试图建立和培养相信其合理合法的信念,但是不同形式的统治类型,其得到认可的合理合法的类型以及其权威运用的模式是不同的。因此,为了分析正当统治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形态,韦伯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正当统治类型。值得提出的是,这三种统治类型,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以纯粹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分类正是韦伯“理想类型”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韦伯认为,仅有三种正当性基础:卡理斯玛、传统、理性——每一种都联系着相应的统治类型——被用来证明权力的正当性。
1.卡理斯玛型统治
韦伯经常赋予“卡理斯玛”这一术语以“非凡品质”的意义。这种“非凡品质”由人或物拥有,并且将独特而神奇的权力赋予这些人或物。卡理斯玛型统治的出现总是在动荡时代。“卡理斯玛型领袖人物被认为是在身心方面具有非凡的天赋或者有值得模仿特征的个人的信仰,以及对由此个人显示或注定的规范类型或秩序要求的信仰。他依靠个人的革命性、英雄性楷模品质的个人信任建立服从关系,直至服从者陷入到对他的超人领袖魅力的个人崇拜中去。但由于人类在正常状态之外无法长久生存,也由于所有事物都不可避免地最终将走向衰亡,因而这种统治类型本身就包含着某种脆弱的因素,并且,在统治拥有者加上他的管理人员与统治对象中间持续的时间变长,这种统治关系将会发生变动,即“祛除巫魅化”。因此,这种统治方式并不能持久,随着个人魅力型人物生命的终结或其他个人性的变故,新的常规性(传统的或法理型的)统治方式必然取而代之。
2.传统型统治
它是建立对“一直存在着的”权威的正当性的基础之上。行使发号施令权力的人们一般都是凭借他们继承而来的身份而享有个人权威的主人。他们的命令在符合习惯的意义上是正当的,但是,他们也有个人自由决定的特权,结果是,遵奉习惯和个人专断成了这种统治的两个特点。服从主人命令的人们,是名副其实的追随者或臣民——他们的服从是出于对主人的个人效忠或对主人久受敬仰之身份地位的虔诚敬重。与此制度相适应的“机构”,或在典型的家产制统治方式中由个人仆从组成,或是封建社会中由个人效忠的盟友组成。处于官吏地位上的仆从服从其主人的习惯命令或专断命令,结果是他们的行动范围和发号施令权力在较低层次上成为其主人的代表形象。
3.法制型统治
它存在与这样的地方:统治制度的实行在司法和行政方面与明晰确定的原则一致,这个制度对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都是有效的。行驶发号施令权力的人,是典型的长官,经由合法的程序而被任命或选举出来,而且他们自己也倾向于维持这个合法秩序。那些服从命令的人在法律上平等,他们是服从“法律”,而不是服从法律的执行者。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实行法制统治制度的“机构”。这种组织是连续性的,其官员们所从属的规则规定了他们的权限,建立了对行使权力的控制,把私人与履行官方职能分离开,而且要求一切事务处理均要形成书面文字才能有效。
（三）官僚制度
韦伯把与法理型统治形式相对应的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叫做官僚制,并将官僚制视为权威分配的有效制度,称之为一种合理化——法律化的组织制度。韦伯认为,官僚制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是就其根源而言,是存在于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之中,它不仅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条件,比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还有文化上和法律上的条件,比如文化上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法律上罗马法中的形式法律原则在近代欧洲的复兴等等。
实际上,官僚制是以形式合理性或合法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制度,是西方国家最重要、最突出的特征。同时,韦伯认为,官僚制作为西方文明主要内容的结构形式,强调管理权力的科学的合理的分层化,体现了超越以前所有文明的重大技术进步。其主要特征是:(1)官僚制是一种持续实施着的行政管理机构;(2)它在实施管理职能时能做到权力的相互制约,即每个官员只负责自己的工作,每个官员所拥有的强制性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3)每个官员的责任和权力是整个权力等级制度的一部分,分权管理,上级监督下级;(4)任何官员不得将自己的职位作为私有财产转让或指定继承人。因此,和其他组织形式相比,官僚制能更加迅速、准确、经济地履行职责。
值得一提的是,韦伯也分析了官僚制产生的一种新的奴役的可能性,即官僚制不再服务于人及其需要,而是发展成一种独立的产物。于是,人便从属于一架无情的官僚机器。官僚制代表了一种管理现代生活的组织手段。由于个人并不掌握这种机制,因而个人甚至不能主宰自己的生存活动。此外,官僚制度业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组织机制,以使得个人对行动的选择权利,乃至他的自由都被削弱了。在这一点上,韦伯同马克思一样,相信人会被异化。他认为官僚化过分侵犯社会领域时,会造成毫无生气的“秩序人”。官僚制发展所导致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对立,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们责任伦理与形式伦理的对立必然会带来社会生活的常规化、定式化和停滞化,从而成为现代政治与社会隐忧所在。
（四）政治志业
众所周知,韦伯方法论的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主张在学术研究的领域内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他强调学者应力求避免把主观价值判断引入学术领域。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韦伯一生眷恋政治,这些都牵涉到价值判断。例如,和同时代的其他伟大思想家一样,韦伯也有很强的政治实践的意愿。而关于如何去从事政治,韦伯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他认为,从事政治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吏,一种是政治家,这两种人都是把政治当作是职业的人,而且都是依靠政治而活的人。但是政治家和官吏最大的不同在于政治家为权力、为政治而活。
韦伯认为,要想消除社会行政管理理性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官僚制弊病,就必须造就一种与官僚截然不同的政治人格,以抵消官僚制中唯技术主义的倾向,这就是职业政治家。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韦伯所说的官吏和政治家的区别,所谓的官吏就是事实上没有把政治的职业当作是志业的人。他只会服从无须思考,例如处在极端严密的官僚制度下的某些科员,他们完全按章行事,在工作中完全不需投入自己的感情,不会进行自己的价值评断,这类人就是典型的官吏。而职业的政治家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时,应该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拥有自己的立场,并且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此外,政治家还必须富于一往无前的创新精神,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能够提出作为人们政治生活规范的伦理原则。韦伯认为,一个职业的政治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热情;二是责任感;三是判断力。同时,真正的政治家还要把两种不同的政治职业道德结合起来,这两种职业道德,一种是以信念为基础的信念伦理,强调目标高于一切,只要出发点是好的,结果如何并不重要;另一种则是以责任为基础的责任伦理,强调政治家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2012年11月读书报告
一、书目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涂尔干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韦伯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韦伯
《学术与政治》 韦伯
《涂尔干死了》 阿瑟-伯格
二、内容
1.《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涂尔干通过对澳大利亚阿兰达部落图腾信仰的考察来分析宗教的起源。他认为，正是阿兰达人的氏族组织形式和外婚制形式决定了他们独特的图腾信仰；反过来，这种图腾信仰又影响了他们的氏族组织和外婚制形式。在原始社会中，人们共同劳动和共同庆贺活动中，逐渐形成了强烈的集体意识，原始图腾和原始宗教就是从这种集体生活和集体意识中产生的。概而言之，任何宗教信仰的对象，任何神，实质上都不过是统治人的社会力量的化身。宗教意识产生的真实根源是社会环境，所谓神不过是社会力量的象征。
2.《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韦伯的学术和思想三阶段
1.第一阶段:1890-1897.从在德国思想界崭露头角到精神崩溃止。
2.第二阶段:1903-1910.从发表其第一篇社会科学方法论文章为标志而重新恢复学术与政治活动开始，到发表“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反批评”一文告一段落。
3.第三阶段:1910-1920.此期间韦伯日益转向对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比较宗教研究，同时以极大精力主持《社会经济学》研究系列。
韦伯思想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有着很强的连续性。第一阶段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德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困境，第二阶段的重要论著事实上是企图回答他自己在第一阶段思索中所面临的诸多困扰，第三阶段，从资本主义问题转向理性主义问题，转向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第一阶段是其他两个阶段的基础，离开第一阶段的研究，将很难从整体上把握韦伯的思想。早期韦伯无疑是理解其一生研究抱负的钥匙，是其创造性的源头所在，其作品的理论价值应得到严肃对待。有助于理解韦伯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关注，有助于解决其早期著作与成熟期著作之间在内容、特征等方面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差异，梳理其持续的、而非断裂的主题。
这一时期的脉络是相当错综复杂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韦伯的学术训练和研究领域涉及法律、经济与历史等学科。在社会科学建立其内部的规范之后，诸学科当下的状况已经与韦伯时代大不相同。他的早期作品处于法学、经济学与历史学交叉的地带，其论题与德国当时知识界所关注的议题、德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等紧密相关。
例如，在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和新兴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共同影响之下，韦伯一方面以历史学派的新一代传人自居，确立了作为农业及经济问题专家的声望，获得了政治经济学的教职；另一方面又借鉴边际主义革命之后的经济学理论取向，试图将方法论之争后分裂的、归纳的、制度的经济学与演绎的、数理的经济学重新结合在一起。
其次，韦伯的研究既广泛摄取了同时代人的思想养分，又有其自身的创造，他对一些常见术语的使用也因此具备了特殊的含义。例如，他在德国东部地区外籍劳工的涌入中看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式演进概念的悖谬等。换言之，他在学术上的诚实，不仅在于认真对待马克思、尼采等思想者的贡献，而且还试图在其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推进。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文，是韦伯1895年5月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讲。该文的基本问题是：当时的德国在面对西方的英、法（一定程度上还包括美国）先行现代化国家与东方的波兰、俄罗斯等落后国家的夹缝中，如何在保持德国民族性与自信的基础上，既不被落后国家同化而又能吸收西方的先进因素，使德国成为重要国家，成为世界性大国，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权力争夺中居于支配地位。
韦伯通过分析东易北河地区农业状况，引出了民族生存的竞争问题。他主张把德国的民族利益作为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决定性价值，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政治倾向。韦伯在该篇演讲中指出，德国的时代主题，就是要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而斗争，但当时的德国还没有一个阶层和团体可以成为德意志民族政治意识的担纲者，可以代表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和利益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盘踞或企图盘踞在政治统治地位上的，除了“经济上的没落阶级”，就是远未成熟的“政治侏儒”，要么就是“一群没有政治意识的市侩”。因此，在德国繁荣的背后，韦伯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在德国的任何一个角落现在都是丑态百出，让我们觉着无地自容。”也正是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最终会把德国引向灾难，断送德国的繁荣。
3.《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韦伯说一门学问之所以妥当，并不是由于它的方法，更是由于它所发展出来的概念。如果一门学问的概念不精确而暧昧，各种混淆与误解都会产生，他所获得的结果，也会缺乏其运用所必须具备的准确性。一个概念如果具有数个相抵牾的意义，那么它也就丧失了其科学上的若干妥当性。因此，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该努力发展出尽可能精确而严谨的概念。通常人们在使用一些常见的概念时，并没有赋予它们精确的内容，也不曾做出清楚的分辨。为了能够凹显他们的特性，韦伯不但对它们一般的意义加以界定，而且仔细考察它们在特定的脉络里一层一层细微的意义变化。用这种方式，社会行动、社会关系、斗争、群体、经营、团体、强迫团体等概念，他都一一加以定义。同时，对那些并不常用到的观念，他也尽量加以界定。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韦伯的作品。社会行动的理论，从社会行动到社会关系再到社会秩序。
4.《学术与政治》
这是韦伯在1918到1919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两次演讲。这是演讲中韦伯诉述了以学术为志业和以政治为志业，通过他的演讲能深深的感受到作者的那种对德国未来的焦虑。
三、感受
这个月读了韦伯的前期的主要著作，深深的感受到韦伯的对祖国的关怀，读韦伯有点着迷的感觉，下个月接着读他的其他著作。
2012年10月读书报告
一、书目
《西方社会思想史》 于 海
《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涂尔干
《自杀论》 涂尔干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和秩序》 吴 毅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
一、背景：
涂尔干生活在社会秩序很不安定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工业革命继续发展，推动了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和基本的文化取向等方向的变迁，破坏了传统的价值观、信仰、习俗和社会关系等旧的社会秩序，而新的城市工业社会秩序才刚出现，基础很不稳定，用涂尔干的话说就是整个社会处于失范状态，这正是道德沦丧的根源。针对当时西方社会的急剧变化所导致的欲望膨胀、行为偏差和社会混乱的失范问题等社会病态，涂尔干更关心如何建立新社会秩序的基础。因此，他一生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方面，即社会秩序和社会团结问题，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在本书中系统的阐述了他的社会团结和社会分工理论，详细解答了上述的问题。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社会分工及社会道德体系。通过职业群体（法人团体）的组织方式彻底拯救日益败落的伦理道德，并以此搭建一个功能和谐与完备的新型社会。
二、基本内容
涂尔干社会学的基本立场：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这一立场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涂尔干对这一立场不自觉地流露与强调。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围绕着劳动分工的展开，分别是劳动分工的功能、原因及反常形式。
1.分工的功能
涂尔干提出了分工的主要功能不是促进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各个部分的功能都彼此充分地联系在一起，倾向于形成一种平衡，形成一种自我调节机制，而是更大程度上地促进社会团结，使两个人或更多的人之间产生一种团结感。自此就引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团结方式，分别是机械团结的社会与有机团结的社会。具体谈谈两种社会类型的不同，通过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集体意识、分工的性质以及法律类型等几个方面来展开。
（1）个人与社会的联系
机械团结，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和社会同质性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差异很小，集体成员有相类似的特质，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化，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相似性与相同性是以集体淹没个性为代价，个体被完全吸纳于集体之中。这种团结对应的是原始社会或不发达的社会。
有机团结，建立在社会分工与个人异质性的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其主要特征表现在：社会上个人与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变得错综复杂，专门化分工发展的结果导致相互依赖性、团结感与社会的联系感不断增长。在这种社会类型里，个人被凸显出来，每个人按照职业上的作用发挥着个体的、个人的能力。
（2）集体意识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分工是有机团结的物质基础，集体意识则是机械团结的精神基础。他把集体意识定义为社会成员平均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集体意识的强度视社会的不同而大小各异。在机械团结的社会里，集体意识非常强大，驾驭着大部分个人。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集体意识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在发生着作用，表现为抽象价值层次上的一致，即由更一般、更模糊的思维、价值和情感所构成。它的削弱为个性的发展留下了余地。
（3）法律形式
对应两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分别是压制型法律与恢复型法律。压制型法是以损害犯人的财产、名誉、生命和自由，或者剥夺犯人所享用的某些事物为目的的，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压制型法占主导地位，它把任何威胁或违反集体意识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实施惩罚仅仅是为了表达社会成员对集体的激情，对违反行为的义愤，从而强化人们的集体归属感，巩固社会秩序的基础。
而恢复型法则不一样，它规定行动主体的权利以及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职责、遵循的程序，以及在行为中对发生损害所进行的赔偿。其目的不在于对行为主体进行惩罚，而是在于恢复主体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恢复型法是以由众多分工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为前提的，维持各种个人和群体间的相互依赖模式。
（4）分工的性质
机械社会的分工性质是十分单一，大多是分工的初级阶段。而有机团结的社会之分工则大不相同，表现出精细化、多样化、互补化的特征。而这种分化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人离开了他人无法生存，人们相互依赖。
2．分工的原因
他认为分工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导致社会密度和社会容量的扩大，提高了社会生活的集约化程度。社会密度扩大表现为社会物质密度（单位面积上的人口数目）和道德密度（个人之间沟通、交往和联系的强度）的增长。社会容量、物质密度和道德密度的加强，导致个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比率的提高。产生两种后果，一方面生存竞争的加剧促使他们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使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依赖得以加强，而这恰恰是有机团结的基础。
总之，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
他还提出了关于分工的原因和条件的复杂性问题。除了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以外，找到了使社会分工发展加速或延缓的次要原因和限制性条件，如科学的世俗化及其发展，传统和习俗的削弱，法律、道德和文化的合理性加强，社会对个人的压制普遍减轻，个人独立个性的增长等。他们虽然不是分工的主要原因，但却是分工有可能发展的条件。
3.反常的分工
在书中，涂尔干具体分析了三种反常分工：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和不协调的分工。失范的分工往往会导致社会对个人的行为缺乏法律道德的约束，对分工产生的新角色的规范模糊而不详尽，结果是社会成员丧失了知道他们行动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从而导致社会失范和有机团结的发展。当这些社会规范不再与事物的真实状态想呼应，不再具有自身的道德基础时，它就会表现为外部的强制，由此产生的分工是一种病态的强制分工。强制性分工是一种不平等的分工，它往往会造成偏离有机团结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如由财产继承引起的不平等，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加剧社会冲突，从而威胁社会秩序，只有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消除不平等达到公正合理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有机团结。不协调的分工，它是由不适当的分工组织的出现导致社会成员行动不和谐，劳动积极性缺乏所产生的。他认为，如果社会成员的劳动更加集约化，组织化，分工组织组织之间的关系更加持久、和谐，那么他们之间更容易产生相互需要和相互依赖感，
从而加强社会团结；反之，就会损害有机团结。
涂尔干有两种基本的坚持，一是坚持社会整合与社会秩序的力量，二是坚持社会本身的力量，这种坚持很容易让人产生质疑，于前者，矛盾与冲突是否也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构成要素，于后者，心理、自然环境是否也在发挥着其各自的作用。
社会学方法准则
一、背景
该书是涂尔干在1895年正式出版。该书是自1887年波尔多大学文学院为其开设正规的《社会学与教育学》课程以来,尤其是在1893年其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发表以后,作者对社会学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研究成果的第一次汇集整理。本书书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却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的独立研究对象：社会事实。
二、主要内容
本书共六章，以下将对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
1. 社会事实的定义
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分为两大类别:一类属于社会形态学方面的社会事实,包括社会群体的地理环境、人口分布、数量及密度、人们之间的交往情况等,属于物资性社会事实;另一类属于社会生理学方面的社会事实,包括宗教、道德、法律、习惯、风俗、时尚等集体意识,属于非物质性社会事实。
2.社会事实的特征
（1）外在性或客观性特征
这里的外在性或客观性是迪尔凯姆所主张的社会事实的首要特性,也是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哲学基础。社会事实对于个人来说必须是外在的,即客观的,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2）强制性特征（社会事实对个人具有约束力）
（3）普遍性特征（社会事实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它是集体的。）
（二）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
社会事实是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物,因此社会学能够而且必须以自然科学那种客观态度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此准则又包括下述三个原则:
1.必须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排除自己的情感因素、道德判断、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世俗成见的干扰,保持价值中立原则。
2.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操作定义。（根据外在特征对社会事实下定义）
3.必须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尽量采用具有足够客观性的感性材料,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排除社会事实的个体性）
（三）区分社会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的准则
社会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客观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为社会改良提供理论依据。而区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恰恰是从观察现象到提出科学结论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
普遍性是正常现象区别于病态现象的重要标志。
（四）划分社会类型的准则
区分社会现象的方法必须要求先确定社会类型(即社会种),因此就建立了一种他称之为社会形态学的社会学分支。社会形态学提倡根据社会组合的程度、社会各部分之间及其整体的凝聚程度来划分社会类型。也就是说,“首先,以最简单的社会或单环节社会为基础,根据社会表现出的融合程度对社会进行分类;其次,再在各类社会的内部根据最初的多环节是否完全融合为一体区分出各类变种。”根据这一分类原则，将社会划分成为三个类型:简单的单环节社会,简单合成的多环节社会和双重合成的多环节社会。
（五）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
1.社会事实必须根据别的社会事实来解释。
“社会现象的确切原因应该从那些以往的社会现象中去寻找,而不能从那些个人意识状态中去挖掘。”而且,这种方法在社会事实的原因与功能的解释上都应该使用。
2.对社会事实的完整解释必须包括因果考察和功能分析。
（1）对某一社会事实的原因和功能的探求应该从其他社会事实中去寻找。
（2）通过对社会内部环境的分析来解释社会事实的原因和功能。
社会内部环境是指社会的性质不同的成分结合后形成的整体，它包括形态学事实和生理学事实，前者的标志是物质密度（单位面积的人口数、交通网络、居住格局等），后者的标志是动力密度（群体的精神凝聚力或集体意识、道德密度）。
（六）求证的准则
运用共变法验证因果关系的存在。只有共变法才适合社会学研究。所谓共变法,其实就是对社会事实作出分类以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共变程度:假如确定两种事实始终处于同样的关系并且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变化,那么就有理由假定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三、总结
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里,用当前的眼光来看仍然充满活力。他所提出的社会事实、物、简单社会、社会种等概念,对其后直至当前的社会学研究仍然有着深远影响。并且他在社会学的学科独立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用批判的眼光将社会学与哲学和心理学区分开来,确立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实证主义社会学是由孔德、斯宾塞最早提出,而在涂尔干这里开花结果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就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纲领。而涂尔干提出的功能因果分析和结构主义的思想,被后来的马林诺斯基、布朗、帕森斯和默顿等发扬光大,成为近现代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方法。
自杀论
《自杀论》是涂尔干的社会学著作之一。作者在书中批判了以个体心理学解释自杀现象的传统理论，建立了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自杀的理论，运用统计方法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典范。
一、自杀和社会自杀率
自杀：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
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自杀率。
二、自杀的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
（一）社会类型
1．利己型自杀
利己型自杀产生于极度的个人主义。社会的人必须以他为之服务的社会作为生活前提，他需要一种高于自我的生活目标和意义。如教徒的生活目标是宗教信仰。涂尔干指出，利己型自杀多发生在基督教教徒、自由职业者、未婚者、离婚者中间。利己型自杀与社会的整合程度成反比。
2．利他型自杀
利他型自杀产生于过分地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过密地结合在社会中，以致个人失去了自主。涂尔干以欧洲军队为例，在军队里，士兵被训练得不看重自己的价值，使他们感到被一种“社会价值”所扼杀，失去了自我，因而军人的自杀率高于普通百姓。
3．失范型自杀
这种自杀由社会混乱所导致，在混乱中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了规范，增添了痛苦。涂尔干认为，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当社会发生动乱、变迁时，人们失去了种种秩序和规范，欲望与手段不协调，行为混乱而无节制，遂造成种种痛苦，导致自杀率升高。书中举出了工商业者在经济危机中的自杀现象的例子。
4．宿命型自杀
这种自杀是由于社会控制过度造成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希望。涂尔干认为这种类型的自杀在现代社会并不常见，他对此没有详细的讨论。
（二）社会原因
自杀的一般社会原因主要为社会整合、道德秩序等社会事实所决定，与社会的集体性倾向相呼应。当社会整合度较低时，利己型和失范型自杀率就高；当社会整合度过高时，在某些条件下，利他型和失范型自杀率与社会整合度成反比关系，利他型和宿命型自杀率与社会整合成正比关系。
自杀现象和稳定的自杀率是社会的正常状态，只有迅速多变的自杀率才是社会反常状态的反映。他提出了预防自杀的措施，最有效的事镇压手段和教育。
三、总结
涂尔干认为：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这样社会才稳定和谐地发展。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和秩序
一、主要内容
本书以川东双村为个案，详细地考察了其在20世纪一百年中的村治历程，村治变迁中的权威和秩序形态的变化时这一考察的核心。作者认为，影响20世纪双村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的基本变量是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而进一步决定这三种变量互动关系和结构的背景因素则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存在着发展鼎盛以及最终为改革所超越的变化，正是受这一变化的影响，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三者之间的互动表现出了不同的结构状态，并进而形塑出的不同状貌。这一关系，作者在书中归纳为“现代性背景下从国家、现代性依托革命对村庄社会的改造和超越革命后的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这三者历史逻辑共同重塑新村治格局”的过程。作者力图通过对个案村这种长时段历史逻辑的梳理与建构，表达对20世纪中国村治历程的一种理解和阐释。
二、感悟
通过阅读吴老师的双村，感受到了作者知识的渊博，逻辑之严谨。明白了运用“主位”立场去观察和分析事物，在调研中坚持去阅读、理解和弄懂，而非评价。个案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学理而不在政策的思想。
这个月开始了经典的阅读，系统的读了涂尔干的四本著作，初步感受到系统阅读的好处，下个月继续保持良好的状态去读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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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读书报告
一、书目
《发现社会之旅》 柯林斯著
《与社会学同游》 彼得•伯格著
《社会学的邀请》 乔恩•威特著
《社会学主要思潮》 雷蒙•阿隆著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特 纳著
《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 谢 宇著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应 星著
二、感悟
开学的第一个月里，由于感到本科的基础不是很扎实，所以我主要是从社会学史方面找了几本书来读，以期巩固自己的知识，为后面的经典阅读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我主要结合读的几本书来总体谈谈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发展。
一说到社会学历史，我们肯定要找到它开始，一般都是认为谁先提出“社会学”一词的，所以社会学史一般都是从孔德开始介绍，因为他第一个确切的提出了“社会学”一词。但是这样一划分，便会有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会被排除的社会学之外，比如孟德斯鸠、卢梭等等。因此我们需要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重新认识社会学的历史，寻找社会学思想的源头，这就要包括孔德以前的思想家即古希腊时期和经院哲学时期的一些思想家，他们虽然没有提出社会学，但是他们的思想中已经包括了社会学的思想，并影响着我们现在的思考。据此，我们可以将社会学的发展（或者说是西方社会思想史）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古代及中古社会思想。智者学派从一个整全的宇宙秩序中划分出一个人类自身活动创造的社会秩序的领域，标志着社会分析的开端。在古希腊，城邦制度及生活就是希腊人所能感受和想象的整个世界，故其社会学的视野也是以城邦的城垣为界的。希腊社会思想的主题关乎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基本单位的城邦共同体；关乎城邦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善的问题（政治学）与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的善的问题（伦理学），希腊社会学因此可恰当地称之为城邦社会学。希腊人使社会秩序问题具有了经验的、独立的性质，并在城邦社会学的架构内表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最初自觉和洞见。
在希腊化与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的大帝国将城邦制度无情地赶入历史的后台，社会学的旨趣亦为之一变。世界公民的观念，人类的观念取代了城邦公民的观念，世界主义的理想取代了城邦主义的理想。而古代世界后期的堕落、苦难、混乱与衰败，则使当代思想日益疏离社会世界而折向个体生存处境的意义探求及终极关怀，折向拯救与解脱之道，这就为人心普遍接受基督教准备了条件。因此，进入中世纪，在世俗社会组织之外，出现了依共同的信仰组织起来的信念共同体——教会。在基督教思想家眼里，一切其它的社会组织或关系都失去了重要性，只有信念共同体才是最完美的团体；“拯救”被视为人生最重要的事业。这样，中古思想较之古典思想又有一重要变化：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被人与上帝的关系的问题所代替；在时空中产生和消亡的东西，只有纳入人与上帝的关系的架构和短暂的尘世与永恒的来世的概念结构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基督教哲学主导了中古欧洲的学术旨趣及思想路线，经验的知识遭到鄙视，或从属于神学而丧失其独立的价值；政治学与神学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正是构成中古社会政治发展主线的俗权与教权之争的反映，并随二者的此消彼长或加剧或缓和；奥古斯丁的“地上之城”与“天上之城”的对立之说代表了前者，托马斯•阿奎那的“天恩不夺走人性，人性也不夺走天恩”的学说代表了后者，神学与政治学的这种和解透露了中古后期教会与封建制度趋于一体化的消息。
第二阶段：近代社会哲学。希腊人未能区分国家与社会，是因为城邦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基督教思想家未能区分国家与社会，是因为“君权神授说”使这种区分的问题无由产生。当市民社会在封建制度内部孕育而成并与封建国家之间的对抗日益加剧时，区分自主的（市民）社会与派生的（政治）国家的思想就被明确提了出来，社会学因此始有独立发展的自觉和动力，并在当时人文知识的各个领域里都表现出社会分析的意图和成果。这时期大多数思想家还是从个人主义的人性论演绎社会政治理念，仍然属于社会哲学的范畴。社会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从16世纪至18世纪，它包括文艺复兴、古典自然法和启蒙运动。
第三阶段：古典社会传统。在近代两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诞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社会是一个彻底世俗化的和日趋技术化的社会，这样，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重新获得了世俗的和经验的性质而被置于社会分析的中心。将社会学建成一门以自然科学为楷模的独立的知识学科的努力在孔德、斯宾塞、涂尔干、韦伯等人的著作中达到了顶点。他们致力于确定社会学在人类知识系统中的位置，社会学的性质、对象、任务和方法，他们构造了宏大的社会理论体系，开创了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并以其卓越的成果为社会学家们提供了社会分析和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示范。他们前后一共渡过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现代社会学就是在这期间形成的。他们代表了几个主要的国家——法国、英国和德国，社会学最初就是从那里盛行起来的，现代传统是从那里开始的。第三阶段被正确地称之为社会学的古典时代，它包括第一代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
工业社会是以国家（政治共同体）与市民社会（经济的与社会的共同体）分离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方面，“社会从前工业的、高度集权的系统向着分权的、复杂的工业系统发展，其特点是各种独立的组织的增长，它使不同社会集团和社群能够根据同其他人的关系确定和表达自己的特殊利益，扩大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的发展与科层制集权的加剧，导致了一种更有组织和更加集中的国家，这样，分权的市民社会与集权的国家的矛盾及调适的关系，这就成为现代社会学关心的重点，从中发展出社会流动、社会分层、交往、角色扮演、民主化、理性化、现代化、异化等概念和主题。
第四阶段：当代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以后，社会学进入了当代发展的阶段。一方面，社会学仍深受欧洲伟大传统的影响，继续着诸如社会阶级、社会分层、文化冲突、经济制度、社会变迁等宏观社会学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社会学理论的中心逐渐从欧陆移至美国，欧洲思想与美国本土的哲学相结合，遂产生美国传统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取向的互动理论，本世纪30年代是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期。4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勃然兴起，重新回到了或确切地说综合了欧洲各主要学派的传统，并力图扭转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的经验主义的方向。功能分析的道路，从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一直指导了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方向。随着功能理论的衰退而起的是各种反主流的社会学理论：交换论，冲突论，民俗方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理论，它们互相辩驳，竞短争长，都在谋求一种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但在帕森斯以后，美国虽然不再有一种主导的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理论了，但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仍保持其强大的影响力，故实证的社会研究一向为美国社会学所倚重。理论社会学“诸侯割据，群龙无首”的局面相对比，经验社会学似乎更接近于一个多世纪前孔德所提出的目标：一门有着与自然科学一样严格可靠的方法的统一的实证的社会科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发展是社会理论的大局面已从美国转回到欧陆，新的论题和话语在福柯、吉登斯、哈贝马斯和布迪厄的著作中汲取灵感。
今天，西方社会是否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则是一个争讼纷纭的问题，但以工业化、城市化、高技术、民族国家为主要标志的现代性是否如它承诺的那样将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次地区战争、集中营、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等事实后，已无法遏止人们的疑虑。质疑有关现代性的道德主张、传统规范、中性程序和客观法则的后现代的社会理论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勃然兴起的。它对现代人熟悉和珍视的制度、价值和事物都采取诘难和颠覆的态度，而乐于把向为人们所忽视的、遗忘的事物，非理性的、无意义的、怪诞的、边缘的、碎片的、被放逐的和被分离瓦解的事物确定为他们关注的焦点。总之，走向多元分化的新格局乃是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趋势。
以上就是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简单概括，通过对这几本社会学史的阅读，我大致把握了西方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对主要的社会学大家的理论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是还不是太深，这就有待于以后对经典的阅读来进一步理解。
总之，通过一个月的阅读，自己收获了不少知识，以后要继续坚持下去。
2012年7-8月读书总结
一、书目
《街角社会》 威廉•富特•怀特
《村落的终结》 李培林
《生育制度》 费孝通
《忧郁的热带》 列维-斯特劳斯
《剑桥中国隋唐史》 费正清
《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
二、感悟
1.街角社会
该研究大篇幅讲述政治与社会结构，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互惠关系以及组织群体是否支持以及如何支持政治竞选，为什么目的等问题。候选人与选民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负有义务的，除非是免费提供服务而不涉及金钱的情况。在不同的情况下政治选举的性质不同。
街角青年之间的互动频率组成了帮派，这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少年时代，且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生活模式。群体内部有非常高的相互作用率，且比较稳定，从而产生一种相互义务，成为群体内聚力的基础。在义务的履行方面又有地位的差别，地位较高者义务较多，且必须要尽可能完成以确保其主导地位。已经形成固定的相互作用模式必须长期维持稳定，否则就容易使人感到心慌意乱，精神紧张。（商业与共和党、民主党派与非法团伙关系）选举当中种族关系的影响会起到煽动情绪的作用。以前对科纳维尔的印象是高犯罪率、拥挤、贫穷、人口密度大、环境卫生条件较差等，而通过研究得出其实该地区有高度的组织和自身的社会结构。
通过阅读我觉得，实证研究中需要注意的东西很多，需要我们不断的思考完善。注重职业道德，尽量少的参与以避免影响事情的客观发展。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与被研究人员遵循互惠原则，最大限度地帮助对方。在研究中也许会犯某些错误，但重要的是做出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结果以对社会学有所贡献。
2.村落的终结
读李培林老师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我感触颇深。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作者自己的阐述与理解以及访谈的如实记录。虽然通过阅读，对于其中的部分观点不太理解，但总体上还是可以理解其中蕴含的深意。该书主要包含了羊城村向城市化转变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特征以及村落终结带来的人们思想的裂变与新生。
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区别，以前只是将两者混为一谈，但现在才发现他们的区别。前者是农民主动选择的结果，起源于农业的“无利”，后者是被动客观的结果，起源于征地导致的无地。羊城村彻底的非农化由于农民发现了土地的营利价值。对于没有其他求生手段的村落，村落的“无农”则无异于“无命”。
3.生育制度
本书是一本关于家庭社会学的著作。书中主要论述了家庭所担负的有关生育子女的若干理论问题。本书所论述的除了生育外，还研究与种族延续有关的一套活动体系。其中包括：配偶的选择、婚姻关系、家庭组织、双系抚育、父母的权力、世代的隔膜、社会继替、亲属的扩展等等。我认为费老在书中对这些问题的剖析的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对我们今天如何处理家庭婚姻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等仍然很有教育意义。
4.忧郁的热带
本书是一部对促进人类自我了解具有罕见贡献的人类学、文学、人类思想杰作。作者在青壮年时期，曾亲访亚马逊河流域与巴西高地森林，在丛林深处找到还原于最基本形态的人类社会。它记载了作者在卡都卫欧、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几个最原始部落里情趣盎然、寓意深远的思考历程与生活体验，是作者亲赴美洲森林实地调查的结晶。书中独特、科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精练雅致的抒情语言表达，发自内心的对发现的激情都无疑给人类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和指明了独特的方法，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5.剑桥中国隋唐史
这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创见。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特别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吸取了各国的学术研究成果。读了这后对隋唐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6.社会分工论
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既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社会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这些后来一直为社会学界所沿用、修正和争论的概念‘也通过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以及“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的纵向二元划分，探讨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概言之，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之基本立场在本书已初现端倪：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
作者主要讲述了分工的功能，三种反常的分工，最后指出分工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的增加，给我最大的帮助是在分析一个事物的产生时，一定要区分事物的原因和功能，不是其功能是其产生的原因，一定要寻根。
研究生生涯已经开始，我真正的加入了读书会这个大家庭，我想我们这个大家庭一定会一起努力，共同进步。我会多多向同学和师兄师姐们请教，充实的度过研究生生涯。
2012年5月读书总结
一、书目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阎云翔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詹姆斯•C•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詹姆斯•C•斯科特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 金观涛
二、感悟
1.《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一书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作为一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该书探究了一个以前从未被其他学者研究过的课题：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书中作者讨论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第二个主题是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阎云翔认为“下岬村私人生活的转型以三方面的特征形成了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第一，国家是一系列的家庭变化和个性发展的最终推动者。第二，非集体化后国家对地方社会之干预的减少却引起了在私人生活发展的同时而使公众生活迅速衰落。第三，村民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基本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从而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最终的结果是，“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成为无公德的个人。
读了几本关于中国经验方面的书籍，我心中一直有个疑问，个案研究究竟能否推广到普遍，就如江村经济，费老所调查的开弦弓村的经验真的能否推广到当时的中国农村吗，就如作者在下岬村的调查，一些研究中的个案能说明就是乡村生活中的常态吗，另外这些个案有多大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则没有得到恰当的说明和证明，那么这样得出的结论可靠性对多大呢。
2.《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在《弱者的武器》中，作者主要以马来西亚水稻主产区吉达州和穆达地区的塞达卡村为研究对象，其选择研究地区的两个重要条件为水稻主产区和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受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影响较大。在著作中对于穷人（或者弱者）可以利用的反抗形式的关注，作者撇开其他因素单就考虑阶级关系或与阶级关系相关的因素带来的冲突与策略。通过仔细阅读与思考，我感触颇深。
1967-1979年间，在塞达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农民分层较为严重的地区，穷与富形成鲜明地对比，主要的几类人为大土地所有者的马来人、华裔富商与企业、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小土地所有者、佃农等。在这里，拉扎克与哈吉•“布鲁姆”是穷人与富人的代名词。在灌溉系统、机械化、双季稻的引进与迅速被人们接受后，这里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原先的农村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富人拥有大量的土地，他们把部分土地租给穷人（如朋友、亲戚或邻居等），农忙时节会雇佣穷人工作，并且会举办大型的筵席邀请所有人参加，收获后会进行一些捐赠，当然是最直接的粮食捐赠。这些现代化因素的引进，促使这一水稻主产区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富人的土地逐渐被收回自己种或者转租给其他人，他们开始使用联合收割机，地租形式从活租到死租；穷人们的工资性收入骤减，他们很少收到以前的粮食馈赠和筵席邀请，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尊重认可受到挑战与威胁。阶级之间进行着利益博弈和合理化的剥削，这凸显了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尤其是村庄改进计划的施行。在一系列的背景下，穷人们进行着隐蔽谨慎的反抗，但是出于生存的姿态，他们不得不适度的遵从，以便和富人们维持良好的关系，他们公开与台后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反抗是完全徒劳的，并不会产生什么作用，正如马克思说的“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压力”，如果他们自由了，那他们会自由的“一无所有”。村庄关系包含的复杂的政治因素。塞达卡的政党包括占统治地位的巫统和从属党伊斯兰教党，巫统成员拥有许多获利途径与便利。政党因素造成的不平等显而易见，正如布迪厄“礼貌的让步总是包含了政治的让步”。
富人与穷人对于发生的变化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与阶级视角，富人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和穷人追求的社会义务与责任之间的矛盾让我们不禁思考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方式的改变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霸权意识形态在穷人与富人两大阶级中又是如何寻求平衡与运作的?
3.《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于1976 年出版的有关农民问题的一部著作，它集中体现了斯科特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全书共有7章，第一章中，作者采用了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有分析的描述了“生存伦理”对于农民经济活动的意义；第二章中，作者力图证明生存伦理不仅是农民经济的特定产物，而且具有规范的或道义的意义；第三、四、五章，作者吧上述论点应运于考察东南亚国家，特别是缅甸和越南的殖民地经济和农民的政治活动中；第六章更全面地努力把生存道德的政治经济学运用于分析农民的政治生活；第七章谈到农民的反叛问题。
纵观全书，作者极力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把生存作为目的的农民，在规避经济灾难而不愿冒险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
书中的很多观点在现在仍有解释力，如生存权利、互惠原则和职业选择等。在我们国家，大家对于公务员考试趋之若鹜，就能很好的反映人们的职业选择的风险意识，公务员因为工作稳定，福利待遇高，风险很小，再加上我们国家传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因此，出现了“公务员热”现象。
最近在写毕业论文，我在解释农村中为什么出现由帮工变成了付钱的现象，一直找不到一个好的解释原因，读了这本书，我觉书中所说的互惠原则对我帮助很大。互惠原则应该是传统乡村中存在的一种很重要规范，但是当前农村由于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帮工已经很少了，仅限于重要的亲戚间。帮工是互惠的一种具体体现，它意味着被接受下来的服务或礼品为接受者带来了相应的义务——有朝一日要以相当的价值给以回报。劳动力的外流造成帮工缺少了条件，你家今天帮了我家，但是当你家需要帮助时，我家却没有相应的劳动力去回报，常此以往，帮工这种方式就消失了。
4.《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
这本书如同我想象的一样较为晦涩。不过通读完全篇以后，仍旧想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本著作的核心观念即现代性的构成要素以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关联。首先，现代性的构成要素为工具理性、个人权利、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其中，起源于西方的新教使得理性与终极信仰的二元分离是基本的前提，个人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缺少个人权利，仅有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易导致极端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只有与普遍人权自洽的民族主义才是健康的。主权也不应该高于人权，个人让渡出部分权利形成政治共同体行使管理权等。
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即不断扩张的市场经济、现代核心价值系统（工具理性、个人权利等）以及民族国家（现代认同与政治共同体）。这三种因素（现代价值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耦合促成了现代社会的产生与发展。第二个层面即全球化的世界市场秩序、民族主义（对世界秩序的想象）以及国际法等国际联盟。现代认同是实现现代价值和社会制度耦合的前提。通过思考，我们不禁问中国的现代性发展程度如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社会是否真的实现了现代社会的转变？其实在我看来是没有的，中国仅仅在转型，即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且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012年4月读书总结
一、书目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 伯 著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马林诺斯夫基 著
《小镇喧嚣》 吴 毅 著
《乡村社会变迁》 罗吉斯 著
二、感悟
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这部经典中韦伯论述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本质，以及宗教信仰与日常经济行为的关系问题，重点绕开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政治、经济条件而专注于它的文化精神因素。他从政治、经济因素方面阐述中西方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共同条件，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至上，同样东方如中国、印度等国家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兴盛，但是东方一些国家却没有产生与西方同样的理性资本主义。他认为这种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伦理有密切联系与亲和力。此处新教伦理主要指“马丁•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的教义伦理，尤其是指加尔文教的“预定论”或者“先定论”。
新教（主要指“加尔文教”）的教义是“预定论”，即每个人都是上帝的选民，上帝造就已经选定好谁能够得到救赎（“救赎说”）。为了能够得到救赎，大家就要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荣耀上帝。他论证了在“预定论”威慑下，新教徒把做好世俗职业工作视为自己已被上帝预先选择获救的确证，形成在世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荣耀的“天职观”。教徒们勤勉工作，杜绝享乐以至禁欲，在经济活动中工于算计，因而积累了财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这就是资本积累时期中产阶级的人格特征。作为一种广泛风行的社会精神气质，它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以这种精神作支撑，它是西方理性主义长期发展的产物。
在我看来，他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即西方新教徒秉承一种“劳动天职观”，将劳动视为一种天职，新教伦理发挥着道德规范的功能，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孕育发展离不开道德情感的支撑与依托。在最后一部分中，韦伯看到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认为抛弃超验性假设，将生产同宗教价值相剥离，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必然要求。但在剥离过程中产生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拒绝，从而使资本主义活动丧失了文化根基，形成一种悖论。不足之处是他过分强调精神文化因素，而忽略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而且文中有一种为资本主义辩护，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倾向。不过为我们理解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2.《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该书是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期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写作一部民族志，在这部专著中，作者关注的是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一种初看起来似乎是纯经济性的活动，但他审慎地指出，发生在该岛及其他岛屿居民之间的贵重物品——库拉（项圈与臂镯想交换的仪式）的奇异周转，虽与普通的贸易相伴随，但其本身却决非纯粹的商业性贸易。作者揭示出，这种周转不是建立在对实际效用和利润得失的简单计算上，而是因为它满足了比动物性满足层次更高的情感与审美的需要。
本书提供了一个非西方的、前工业社会的、非货币化的和跨地区的交易体系的样本。每一件库拉宝物在它的存在期间只有一个主要目的，即被拥有和被交换，也只有一个主要的功能和为一个主要目标服务，即在库拉圈内流转、收藏和展示。事实上库拉是一种全新的交换类型，而正是通过这种交换，通过它给予人们社会声誉而引起钦羡。于是，库拉中最重要和最独特的东西——不断被交换和永远具有交换性的宝物，就因流动和流动特质而取得了价值。这与西方某些人提出的关于原始人的经济理性的观点是相冲突的。
本书的结尾写道当现代文明的入侵，当地的文化正迅速的改变着。对于前工业时候的文化和现代文化，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当二者发生碰撞时，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是要吸收现代文化呢，还是保护当地文化呢，一般情况下，都是现代文化代替了当地文化，由此许多独特的文化消失了，对于这种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
3.《小镇喧嚣》
本书是对我国中部地区一个乡镇2003至2004年政治运作若干片段的记述,该书所要探讨的是国家——社会理论视角下一个有关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互动结构中博弈共生的主题。作者欲通过对这一主题的探讨，在乡域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展示一种流动的政治事实和实践的政治关系，以探求和发现蕴藏在这些事实与关系背后的乡村底层治理之谜的谜底。
作者通过“擂、媒、拖”等字眼，形象的帮助我们理解乡村基层政治行动特征，作者提出了新的分析模式，比如“弱政”——“刁民”，“弱国家——弱社会” 的互动模式，这些模式对于我们理解当前乡村中的许多现象都有很大的帮助。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发现乡镇中很多奇异现象及对乡镇有了更深的了解。比如 “协税”，即到其他乡镇来筹，税源不够靠关系去协调。
对于乡镇领导和村庄干部的关系的理解，可以通过乡村政治关系术来理解，乡村政治关系术：在政府领导表示温情与关怀之时恰到好处地对政府权威给予更大的支持，并借助于这种公对公的“事本主义”支持来培植与政府主要领导人之间私对私的“人本主义”性质的个人关系，将体质的硬核包裹于个人关系的柔性之网中，并通过这张柔性之网来维护那些必须要维护，又能够维护得了的村庄公益。
“诱民致富”所导致的“政府致负”。诱民致富是以基层政府对农民经济和实物支出为前提的，而且，它往往是不计成本和有去无回的，再说结构调整是政府要求的，并非农民自愿，所以，要将已经垫付的钱物从农民那里收回来就没有那么容易。
本书作者是从基层干部的角度出发的，这一反以前学者研究从农民角度出发，从另一面反映了基层干部存在的困境，这对于全面看待一个问题具有很大的意义。
通过这本书，我还学到了实地调研的方法，调研者应具有超然与置身事外的冷静心态。
4.《乡村社会变迁》
该书主要介绍了美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作者主要从职业、家庭、教会、学校、社区、农民组织和农业机构这七个方面分析社会的变迁。
变迁主要的表现：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农民数量减少；美国社会中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联系加强；农业生产中的专业化趋势加强；在美国进入大众社会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的价值观的差距逐渐缩小；大众传播工具和交通的改善，地方群体重组，使得乡村更加开放；乡村中的集权化；初级关系的重要性下降，次级关系的重要性加强。
通过该书，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农村已经或接近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过程。他们所遇到的许多问题，是现代社会或转换过程中所共有的。发达国家农村发展的趋势和所遇到的问题（相互不信任，缺乏进取意识和参与意识，移情能力低），都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应当预见并加以注意的东西。
2012年3月读书总结
一、书目
《现代性的后果》 吉登斯 著
《儒教与道教》 韦伯 著
《金翼》 林耀华 著
《外国社会学史》 贾春增 著
二、感悟
《现代性的后果》
这部著作秉承了以往的克服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二元论的“二重性”理论思路，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和积极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激进政治框架，试图在左翼与右翼、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种融合。他提出了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这就是：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团结；摆脱解放政治，建设生活政治；用能动性政治解决国家与社会、市场间的关系；发展对话民主和情感民主，对民主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福利国家，把福利依赖转变成积极福利；在各个领域中消除暴力。说到底，就是调解左与右的关系，走一条中间道路。实际上就是在调解欧洲式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根据吉登斯的理论及苏联、中欧、东欧、东南欧那些共产主义国家的变化，我们同样可以说，事实上超越左和右的思想也符合中国文化。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儒家思想就提出了中庸之道，认为凡事不可太绝。这种思想同吉登斯的思想联系起来可以说，中庸之道体现出了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在这里我们还要指出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在向社会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即走向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又在不同程度地向资本主义发展，即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这时，虽然还没有超越左和右，但却是一步一步超越左和右。我们又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走的那条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还是共产主义国家走的那条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都是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制度走向合一，这就是今天这两种制度的趋同。我感觉这本书还是很难理解的，自己有点看不懂，以后有机会再重新理解。
《儒教与道教》
谈到马克思.韦伯,学习社会学的同学也许耳熟能详。韦伯思想当中，其宗教社会学思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韦伯曾写过其宗教系列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犹太教》以及未完成的《伊斯兰教》等。贯穿其宗教社会学的核心思想即是“理性资本主义缘何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东方如中国与印度等国家为何没有产生理性资本主义？”等等。带着一系列的疑问读了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虽然该书属于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但并非非常易懂。下面简要介绍一下书中的主要内容与自己的一些看法。
内容方面，本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篇讲的是物质方面，即中国社会的“社会学的基础”。主要介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与政策和制度等方面。第二篇讲的即是正统的儒教思想，儒教的阶级基础——士人阶层的作用以及正统儒教与异端道教的统一与对立。起初看过之后，感觉著作的第一部分花费大量篇幅写中国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如商业行会、货币制度、农业制度、采邑与俸禄制度、农村的氏族组织与家产制法律结构等，所有这些与著作的主题都无直接关联， 但细想来则并不是如此。
作者在书中探讨了在封建的中国，既存在一些不利于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因素，如与战争等相关联的不稳定的货币制度，君权神授的的观念与祭司地位，国库对农业的保护与财政制度的局限，氏族对经济关系的羁绊等等，也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有利于理性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如中国城市商业行会的强大、一些改革者的改革尝试以及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强大等。试想一下，在物质条件与欧洲几乎相同的情况下，既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也存在阻碍因素，但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起来理性的资本主义呢？这也是作者的主要论点。
西方之所以发展出了理性的资本主义，作者认为，原因在于西方的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亲和性。新教教义如加尔文教坚持“救赎观念”，“上帝预定论”，认为人们都是上帝的选民，人们为了荣耀上帝，就必须不断的努力工作，以取得职业成就，来证实自己已被选中，劳动被视作一项义务。这种新教教义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进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精神动力在中国与印度等东方国家是不存在的，中国的正统儒教是理性的，但它讲求的是理性地适应此世，适应我们既存的社会，遵守社会秩序与规则，维持社会的整体平衡稳定发展。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清教则是要求理性的是改变既存的社会与世界秩序，以更好地促进人们的生活与发展。
《金翼》
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觉这好像是本小说，跟其他的社会学著作很不一样，很吸引人，第一次看没有抓住作者的深意，只是像看其他小说一样，这次重温才感受到作者在小说里面所写的变迁机制，通过两家的兴衰，明白了一个家族变迁的重要机制。有四种力量导致了变迁：第一，物质环境的变迁促使适应于它的技术变迁，结果带来了这个体系内人际关系的变迁。第二，由于一种技术上的原因所产生的技术上的变迁，也会导致人们日常关系的变迁。第三，人物及班底的变换也会促使人际关系的变迁。第四，一个体系之外在因素的改变时也会促使这一体系之中成员间关系的变迁。
《外国社会学史》
相比于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这本书，我更喜欢贾春增的《外国社会学史》，以前我们上课学习的是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有点零乱，知识点有点模糊，对于我们新学来说还是有些难度的，后来老师推荐了这本书。《外国社会学史》内容比较详细，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学理论有很大帮助，读了这本书我对社会学的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是读书会的新成员，与大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转来读书报告，希望得到各位的批评指点,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
2012年2月的读书总结
一、书目
《乡土中国》 费孝通 著
《江村经济》 费孝通 著
《菊与刀》 本尼迪克特 著
《农民的终结》 孟德拉斯 著
二、领悟
费老的《乡土中国》，看是内容不多，但是里面蕴含的意思却很有深意。按照我的理解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篇算是背景，介绍是中国的乡土本色，也就是中国的特殊性。第二三篇主要介绍文字在乡土中的不适应性，第四到七主要介绍差序格局对于私人道德，家族甚至男女关系的影响。第八到十一主要介绍乡土中的政治运作，最后三篇大约介绍是乡村变迁，读了之后，就能对那时的中国农村社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其中的很多理论事实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依然适用，特别是他所说的“礼治秩序”和“差序格局”，虽然我们在农村生活中也能感受到那种关系，但是费老创造了差序格局这一名词，他的比喻很形象，让我们很容易理解。以前对农村的很多事情有疑惑，通过读这本书，现在我可以慢慢理解了。
《江村经济》是费老的博士论文，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读了这本书其实给我最大的感悟是我学到一种实地调查的方法，我想以后写论文一定要有充足、真实的数据，再写实证研究方面的论文时，也必须去做调查，抓住典型，以小见大。
《菊与刀》读了这本书，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作者是怎么写出来的，作者是美国人，从来没有到过日本，就是通过一些二手文献，一些访谈和影像资料，就把日本人的形象深刻的揭示了出来，而且都超过了日本本国人在这方面的著作，这些还是值得我深思。作者用菊与刀来以此命名此书，“菊”是日本皇家的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作者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及其有关习俗。作者用“耻感文化”来概况日本的文化，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它的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我认为作者运用了许多心理学和文化社会学的知识来构建自己的解释框架，对日本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此书对我们现在研究日本用处仍有，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主要学习作者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
《农民的终结》
读了此书给了我不少启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第一，中国面临的问题。当代的中国展现着截然不同的两幅面孔：一边是高楼林立、霓虹闪耀的中心城市，其发达程度不亚于任何一座人们所熟悉的欧美都市；而另一边则是依然贫困、凋零和相对封闭的广大乡村，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似乎并没有给这里带来太大的改变。但是伴随着20世纪末以来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城市化的扩张以及工业文明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中国乡村正在面临着新的发展与选择。这种变革与发展究竟会走向何方，则是同时困扰着学界与政府部门的一个难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更是一个农民大国，面对9亿农民，我们应该怎样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确实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第二，农村社会改造的尝试。关于对农村社会的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一大批社会学家进行了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浪潮，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进行的“邹平模式”，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的“定县模式”都是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进行的探索，虽然都失败了，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建国后在农村进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不符合当时生产力的水平发展要求，轰轰烈烈的运动也失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才大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农村经济才得到迅速的恢复，直到今天农村一直在不断发展，但是相比城市来讲，速度很慢，城乡差距逐步拉大。
当下中国正面临着与20世纪中叶法国农村相似的经历、困扰和怀疑：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实现农业耕作的规模化，市场体系对传统经营模式的冲击，农业传统理性与现代经济理性的碰撞、紧张与矛盾，农业合作组织的建立以及小农向现代经营者转变等等，都是当下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核心问题。在这些关键性的转折上，中国农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避免法国之前的经验和教训，二者又有何差异与特殊性，则值得进一步探究与思考。
第三，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的农民城市化进程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正如书中所写，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中很容易就找到了职业，从而就离开了农村，这正好是“推——拉”理论的解释，“推”指农村中向外的推力，“拉”指城市的吸引力。发达国家农民城市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由于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一推一拉，实现良性的运行。而在中国也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推力强劲，但是城市拉力不足，导致了农民难以融入城市。
第四，中国农村自身条件的不同与局限。书中描绘的农业机械化生产，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只是个梦想，中国的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很小，一般家庭都是在10亩左右，规模很小，农民在他们的地里精耕细做，家里很少有大型机械，特别是在山区，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很少能用机械，他们一直采用着传统留下来的工具，在那里，你会感到农业好像几千年没变一样。在山区，随着人口的外出打工，农村中只留下了老人和孩子，很多土地都出现了荒芜，并没有出现土地的集中，这里没有集中的条件（缺乏相应的土地流转制度、环境不适、劳动力不足等），在中国大部分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走出山村，大部分青年人认为农村可以施展他们的才华。对于这样的地方，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需要当地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努力。
法国的农村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很值得中国的农业发展借鉴，大力发展有关农业的组织，确实有利于农业的发展，由于中国的农民“善结义不善结社”，所以农村中的各种组织很少，即使有，也很少有人加入，针对这样的情况，就要相关人员采取措施解决。
总之，中国的农业发展必须和本国的国情相一致，我们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不断推动我们的发展。
[ 此贴被王勇在2013-06-27 13:36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