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社会关系
主持人：郑轲
主讲人：刘喜真 赵祖远
评论人：宋梦霜 吴雨霞

郑轲：本期论坛主题为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和精神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即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有以血亲或生理联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直接建立在人们空间与地理位置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有以人们广泛的社会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接下来，就由主讲人来具体讲述下自己对于社会关系的理解和认识。

刘喜真：马克思在他的相关著作中揭示了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从属关系，并把社会关系分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两种类别。物质关系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联系，思想关系是通过人们的意志所形成的关系，它是物质关系的反应。这是比较大的两个类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思想中，社会中任何关系都决定于生产关系。从关系涉及的领域来看，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分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宗教关系、军事关系等等，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都会收到经济关系的支配。从关系双方来讲，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一般还包括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集体的范畴，可以小到民间组织，大到国家政党。探讨这些不同关系，源头都可以追溯到经济关系上来，若他在其他领域上占统治，可以推测他在经济领域是占统治地位的。分析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追溯他的经济关系。可以说社会关系就是经济关系及其延伸。
布迪厄对社会的分类可以作为其对社会关系的划分，他运用惯习、实践、资本、场域作为分析工具，展开对社会的分析。 布迪厄把场域比喻为一个竞争性游戏开展的社会场所，这个场域中包含着社会中的行动者，每个场域中都有着自己的一套信仰系统，这个系统充当规则约束的作用。这些场域就像一个社会，场域中的每个行动者都有自己的位置，场域内不同的行动者手里都握有资本，根据自身拥有的不同种类的资本，形成不同复杂的网络，或者社会关系。这些资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发生着变化和交换。那么在这一层面上的社会关系是交织在一起，具有独立性和转化性。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没有明确的划分和界限。
齐美尔在《形式社会学》中对社会的定义就是社会关系，所以其所研究的社会学主题就是社会关系的社会化。社会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人”的概念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在其《时尚的哲学》这本书中，把时尚作为个性与普遍性联系的纽带。为什么时尚可以作为一个纽带呢？齐美尔他从对社会发展形式的意义来对“时尚”进行探讨，得出“时尚的历史就是企图将两种对立倾向，也就是适应社会群体和实现个性提升这两种倾向，越来越完美地调节为流行的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历史”的结论。并列举女性处于弱势的社会地位，她们的生活受制于惯例，是男人的附属品、是家庭的附属品、是社会的附属品。而时尚的出现为她们提供了个性和非凡的可能，提供了女性适应这个群体和追求自我个性的选择空间。
另外有一个比较奇妙的点，就是感觉器官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他的感觉社会学中提到感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桥梁。如视觉、听觉、嗅觉等等。嗅觉，每个人都散发着独特的气味，我们会主观判断自己喜欢什么气味、厌恶什么气味。在德国人和犹太人中，他们会通过闻体香获得对他人一种亲密的认识。听觉，是非常利己主义的，每个人传达着个体不同的情绪想法冲动的瞬间外在表达。“在视线的交流中，没有人只获得而不付出，眼神总是向他人泄露出自己想要表达的自我灵魂”在齐美尔的这段描述中，可以发现，在人类所有的感觉器官中，注定只有眼睛才能完成一项十分独特的社会学任务，个体的联系和互动正是存在于个体的相互注视之中。注视或许是最直接最纯粹的一种互动方式。社会纽带在其他地方编织的网络往往具有客观的内容，或者会产生客观的形式。甚至我们的所听所说也具有客观的含义，而且假如有必要的话，这种含义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传递。然而，相互交错的视线将双方联结在一起，这最生气勃勃的互动，并没有被固定于任何客观结构之中；双方借由互相注视而建立的一致性在事件与感官功能之中保持着悬而未决的状态。此种联系是如此微妙与紧密，以至于它只存在于眼神间最直接的交流之中，任何一点偏差，哪怕是视线偶尔的偏离，都会将其独特性破坏殆尽。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视线的互动没有给任何客观性留下空间：在感官功能出现错误的那个瞬间，互动便完全停止。而在其他类型的人际关系中，客观性会直接或间接地保有一席之地。与简单的看到或是细致观察某人相比，互相注视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全新且无与伦比的关系。假如这种注视不存在，人际间的种种感觉诸如同情与厌恶、亲密与淡漠都会被完全改变。注视是人类关系域中最完美的互惠关系。
此外，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中，货币作为关系中介，镶嵌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首先，货币是将人身依附的关系转变成一种客观化的关系。以奴隶为例，在以前奴隶属于私人财产，货币出现了以后，人们通过金钱换取自由；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所具有的灵活性使得个人因素从人际关系中抽离出来，这样人们就不再与那一特定的群体存在关系，而是直接与整个社会产生联系。那么社会关系就成为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除了以上这些影响社会关系的因素还有宗教和饮食，宗教是社会生活中与人形式的一种理想体系，一旦形成对人际关系发生很大影响，使其中宗教的特征凸显出来，宗教的本质核心就是人们心中的信仰，而这中信仰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出现的，是纯粹精神关系的形式，调控集体生活的形式和功能，所以从形成的源头和功能，宗教与社会存在一致性，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宗教关系，社会也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出现的，宗教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他们的社会旨趣内容是一样的，社会把宗教作为一种形式，把上帝承担的义务放到了个人与整体之间关系中。社会是人与人的交互作用，社会形式是连接社会中人与人的互动因素的规则，这里的宗教齐美尔排除了佛教和基督教。因为二者不存在社会规范，内容只是把个体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而不需要任何超验力量，只知道关照自己。总之在齐美尔从感觉（视觉、听觉、嗅觉）、时尚、金钱、文化、饮食、交际、宗教等角度分析社会，以此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

郑轲：刘喜真同学以马克思、布迪厄以及齐美尔的相关思想为主，展开阐述了社会关系的相关论述，那么接下来，由其评论人宋梦霜同学对其讲述内容进行评论。

宋梦霜：刘喜真同学从社会关系的含义、影响社会关系的因素以及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这三个方面来诠释社会关系这一主题。在第一部分，喜真同学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分类为出发点，从社会关系的从属性中分析社会关系的本质，并且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社会关系的形成。在第二部分，她从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介绍了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因素。最后，以我国乡土社会为背景，介绍了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
我在这里，首先先结合刘喜真同学的论述大概梳理总结一下社会关系的概念。社会关系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人类产生开始，就产生了许多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可以小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可以大到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社会关系也涉及到不同的领域，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从社会关系的形式上来看，可以分为动态关系和静态关系，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等。总之，社会关系涵盖的范围比较广。同时，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不同的关系相互渗透、包含、互动，构成了关系系统，即关系的关系。各种关系系统相互交织在一起，又构成了社会关系网络。
接下来，我主要从微观的层面对喜真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进行补充。微观层面的社会关系聚焦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人建立联系从互动开始。在许多的社会情境中，我们都在进行着戈夫曼所说的无焦点互动，一旦个体开始关注别人的言行时，有焦点的互动便开始了。戈夫曼把社会生活看作是一个表演的舞台，每一个人都是舞台上的演员，我们如何表演依赖与特定时刻所要扮演的角色。在这种互动中，我们逐渐建立起了不同的社会关系。在影响社会关系的因素这个范畴里，我想到了贝克的标签理论，标签理论是在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中提出来的，越轨行为对人们之间的关系来说，是一种破环行为。标签理论认为，人们的自我形象与自我认知是通过社会互动产生，同样，破环社会关系的越轨行为也是从互动中产生，越轨行为不是个人的本性，而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当个人被有意义的他人贴上某种标签的时候，他的行为也会受到影响。同样的，空间也会对人与人的关系产生影响。爱德华·T霍尔区分了四种个人空间区域，一是私密距离，大约是1.5英尺，二是个人距离，1.5-4英尺之间，是与朋友和熟人之间正常的空间间隔。三是社会距离，4-12英尺，通常是采访等正式的社交场合之间的距离。四是公共距离，12英尺之外。在日常互动中，如果个人空间和私密空间受到侵犯，会产生焦虑和抵触行为，建立关系要采取合适的距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空间的定义以及距离也会有所不同。同时，在现代社会，网络空间给人们带来了间接接触的可能性，通过网络这种媒介，人们增加了互动的机会同时也会给人们的社会关系带来影响。格兰诺维特提出了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分为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强关系网络指的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比较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依赖着很强的情感联系，人们所掌握的信息具有相似性，比如说家属，朋友等。相反，弱关系指的是个人的异质性比较强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很紧密，同时也没有过多的情感投入。强关系连接是一种比较深厚的社会关系，弱关系连接是一种广泛而灵活的社会关系。他认为，关系的强弱决定了获得信息的性质以及行动到目的距离的远近，比如美国是一个弱关系社会，相对来说，交往的人越多，认识的人来自各行各业，那么就越容易达到他的目的。相反，根据费孝通《乡土中国》里的描述，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也就是强关系社会，想要达成目的，靠的不是广泛的信息的获取，而是关系的亲疏远近。

郑轲：感谢宋梦霜同学的点评。宋梦霜同学首先梳理和补充了主讲人刘喜真同学对于社会关系的相关定义、不同流派的相关认知，又应用所学标签理论的知识进行了补充，辅以戈夫曼、爱德华等人的思想，展开了论述，那么接下来，由第二位主讲人赵祖远同学进行他的相关论述。

赵祖远：我的题目是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基于关系的视角。传统社会学理论中的关系（整体和宏观）
经典社会学理论里，处处都体现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经济关系最重要，结合马克思对阶级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阶级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秘密和它为什么产生了特定形式的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原本是嵌入更广泛的制度形式，如家庭、或亲属关系、政治纽带或宗教中的，只有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关系日益脱离这些制度形式，并界定了阶级关系。资本主义将市场关系和金钱关系引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彻底破坏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传统社会纽带，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劳动关系和以利益为导向，以市场为中介的不断累积所塑造的，社会关系的商品化为其典型表现形式。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控制，非资本主义阶级被消灭，无产阶级日益扩大，二者矛盾日益尖锐且不可调和，而最终的结果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恶化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强，革命终将发生，后者利用国家权力剥夺资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重新使经济服从于社会的控制之下。
韦伯主要探讨的是经济与宗教的关系（这里的经济与宗教等是包含于社会之内的）。他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体系的发展动力与受宗教精神启发的工作和自我控制的精神气质结合起来，后者韦伯将之称呼为禁欲主义，它引导人们活在当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现代力量，是一种新的动力系统，它一旦启动，就将改变全球各地的传统社会。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起点在于道德秩序的变化，具体的说，就是以行动和世俗成就为导向的禁欲主义在这个世界上确立起主导地位。
与马克思类似，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认为，货币重构了人的关系，货币已经成为一种以抹杀个人个性的方式来建立远距离的人际关系和组织社会关系的抽象手段。因为货币鼓励并支持仅仅狭隘地关注社会交换中那些对其基本功能最为重要和实质的方面。货币使人从个人化的人格依赖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自由，使个人能进行各种富有成效且完全不带人情味或个人色彩的互动，货币使得互动关系的重点放在了功能上。但齐美尔同时也认为货币对社会关系的这种重构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就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而言，大都市的产生使得其居民在感官上感受到了“永久性的过度刺激”，为了更好的防止个人被“现代城市生活压倒性的客观力量摧毁”，都市里的居民都普遍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而货币则很好的承担起了这种摆脱个人化的人格依赖的作用，更加非人性化。
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和涂尔干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具有相似性，都表达的是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即从一种关系到另一种关系。像共同体的社会关系是基于爱和自由，典型的是家庭、邻里、村庄和友谊，而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是基于交换和契约，典型的是大城市。机械团结建立于相似性的基础上，处于机械团结社会里的成员关系是以共同情感和信仰为纽带；有机团结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上，有机团结社会里的社会关系是由不同的职能分工塑造。在我看来，无论是从共同体到社会，还是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其反映的不仅仅是二分法强调的那种两种社会关系形态，或说理想类型，更是一种现代性的进化连续体。
从传统到现代的时代语境
而这种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背后所反映的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期间的时代背景或曰先验条件。所以社会关系的建立宏观上要考虑其时代语境、经济语境，或者说社会关系的规范和期望。这就必须提到社会关系的静态一面，即结构性面向。结构转型重塑社会关系。个人的性格特征和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塑造的。这些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抽走了他们原本赋予其生活以意义的风俗、习惯，割裂了他们的身份认同的核心内容，当他们试图适应新环境时，这些变迁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就包括社会关系的变革。
转型带来的问题：异化或者失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造成了五种异化，与自身劳动（生产过程）的异化，与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异化，与他人的异化（阶级疏离），以及与自己的异化，异化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涂尔干的失范则指的是由于日益发展的社会劳动分工和工业化社会中人们职责和行为的专门化导致调节社会行为的规范的缺失或崩溃（程序性规则不足以调节一个复杂和谁体系中的专门化的、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之间的互补关系），那些最该受到谴责的行为也往往因为成功而得到迁就、允许和禁止，公正和不公正已经不再有任何界限。（复习一下吉登斯对马克思与涂尔干异化失范的不同点的解释。二者的差异在于对自然状态下人的内在状态的不同理解。马克思异化是人天生是善良的，但被社会腐化了。涂尔干，失范：人天生是个倔强执拗的生命体，其自负自大的品行必须由社会来严格约束。---吉登斯）。但此处我强调的则在于人都处于的不正常状态。
从宏观到中微观的关系研究演变
韦伯、涂尔干、马克思等人的社会关系更具结构性，而后来者更多沿着齐美尔关系主义路线对以往的关系研究展开批判：强调的是关系的动态性、过程性（米德），反对静态的、目的性的观点。静态的观点如有学者批评马克思的各阶级的层次关系是封闭的。如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天然对立，且二者矛盾不可调和。目的性的观点如韦伯的担忧。韦伯在对现代世界的除魅的分析中也担忧，我们的活动和实践趋向于理智化、计算性、由技术来定义，以工具为导向，并服从于手段---目的的标准。并且，像经典社会学家所建构的各类范畴、理想类型都是对复杂社会现象的一种剥离和抽象，但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发展，文明的不断进步，任何个人都难以触及、理解完整的社会，而只能触及其片段，所以宏大的关系分析不再适用。而关系的动态性、过程性正是对这种宏大分析所产生弊端的一种克服和超越。宏大的关系分析如上个月读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就预设了单一的身份观，把人置于某一文明圈、宗教圈之内，把丰富多元的个人所见到某个单一的维度，多元的联系和活动被抹杀，所以分裂就被无限放大。这种宏大的社会关系归属、身份归属不再有意义。而选择的关系越小、才越能看见真实生活。
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认为，自我是逐步发展的，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社会经验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即是作为个体与那个整个过程的关系以及与该过程中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结果发展起来的，比如在自我产生所必要的社会条件，玩耍中，儿童必须采取所有其他参加者的态度。原因就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随着旧的生活方式的崩溃和新得生活方式的出现，意义的不断再产生需要个人身份认同的不断更新，因为个人和群体始终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过程性的、动态的互动关系关注的是微观层面的社会关系涉及从炽热亲密的浪漫关系到冰冷凶残的种族屠杀，包括人际吸引，助人、偏见、攻击、冲突和和解等。此处考虑的是正向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社会交往，或者社会互动。齐美尔认为社会交往的基本支撑包括忠诚和情感、善意、信任、信心等社会心理范畴。但这些社会情感在文化的日益物化或客观化发展面前逐渐改变了。交往关系的类型与程度都发生改变。知道与不知道，了解与不了解，都仅限于人们向建立的关系的需要，而我们往往对要与我们建立关系的个人所知甚少。就像经济人理论认为，人与人的基本联系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私自利的经济利益的驱动。
所以哈贝马斯要重新构建交往理性，强调在人与人之间、主体之间达成相互理解，规范交往行为。交往行为中的理性是一种新的理性，传统意义上，理性大多被用于人类认知和掌握客观世界上，而交往行为中的理性是一种动态的，双向交流的理性。（不展开）。
回到最开始，自然与社会的区别，在这里的部分原因则可能在于社会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权力，。拥有权力的行为主体能够思考、谋划并因此具有逃避、反抗权力以及策略性地运用权力，所以可能社会关系的前提条件完全相同，但所产生的关系类型、特征及表现也会完全不同，所以相比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更加难以预测。围绕着社会权力的争夺展开交往，进行的话语的争夺。如莫斯的《礼物》，首先，礼物的交换促成了特定的社会关系，但同时礼物交换中的“礼物之灵”导致接受馈赠就有义务回报，礼物的馈赠和流动表现看起来是自愿的，但其中也体现了一种社会权力关系。包括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的关系也体现了一种社会控制。而权力关系与道德关系经常出现紧张，也是当下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
后现代社会中的跳跃性关系
由关系的动态性、过程性又可以联系到后现代，我将之称为关系的跳跃性。关键词如脱嵌、时空抽离、脱域、虚化、知识的传递性等。这一社会条件下，关系的跳跃性呈现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趋势：如戈夫曼将结构称之为互动的秩序，结构具有渗透性，能将社会秩序内化为自我秩序。在吉登斯那里，结构也具有能动性，能够再生产。

郑轲：感谢赵祖远同学。赵祖远除了马克思齐美尔外，还又对米德、涂尔干等社会学名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阐述，从整体到宏观，从传统到现代，又总结出关系的跳跃性，为我们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讲述。接下来，就由吴雨霞同学对其进行评论。

吴雨霞：我记得本科上课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曾经说过，当你能够解决“什么是社会学”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真正是入门了。教科书上关于社会学的定义也各有千秋，常见的有社会运行论，以及赵祖远同学采用的社会关系论。
社会关系论大概的意思是，社会就是各种关系的总和，因此，社会学就是研究各种各种社会关系的。那什么是关系？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下两个圆点，然后用一条线，将这两个点连起来，那么这两个圆点就有了关系。这两个点，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群体、组织，乃至于社会；而连接这两个点的线，就是关系。
赵祖远从关系的结构和互动连个方面着手，借关系研究的演变，来说明社会的变化。在此我就不再对赵祖远的内容进行复述。简单理解一下，社会关系在动态的互动过程产生，并在实践和惯习的影响之下实现了制度化，形成静态的社会关系结构；社会结构借助教育、法律、习俗、风尚等手段不断内化，进而影响互动的方式和形式等。
我主要针对社会关系的类型进行一个补充。不同的划分标准就会出现不同的类型，我打算从最为常见的社会关系类型进行说明。
从纵向上划分，社会关系的结构可以转化为社会地位的高低上下，尊卑优劣，进一步可以探讨阶层与平等的问题。
从横向上划分，社会关系的互动可以进一步讨论互动的模式，常见的就是合作、竞争或冲突。
一、分层与平等
关于社会分层的讨论我们已经进行过多次，包括社会分层的形成与划分，阶层的再生产等方面。在此我就不在这方面做过多的阐述。
简单说一下模仿行为。在齐美尔关于社会风尚的叙述中，他曾提到，社会的下层会不断地模仿社会上层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新的事物总是先出现在社会的上层之中，然后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到社会的下层，成为随处可见的，此时时尚也不再被称为时尚。这种模仿行为其实是不同阶层之间互相观察的结果。模仿源于不同，这种不同的存在使得社会各阶层之间、阶层内部产生一种对内的一致性和对外的差异性，一致性和差异性为社会阶层的整合提供了思路：社会成员一方面对于自身所处阶层又了更明显的认知，并进一步产生阶级的认同；另一方面，这种差异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激励机制，激励社会下层的成员积极追求和实现阶层跃升。
进行社会分层研究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对于平等的追求。卢梭认为，在人类中间存在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上的或者生理上的不平等；另一种或许可称为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它依靠一种特定的制度，并且至少经过人们的一致认同。换言之，自然状态中几乎没有任何不平等，所有现在盛行的不平等来源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并随着这二者的发展而逐渐加深，最终在私有制和法律建立之后，确立为永恒的合法现象。
二、合作与竞争
合作与竞争是最为常见的两种关系互动模式。当然在社会学的研究中，竞争与冲突的相关议题比合作要多得多。社会冲突的形式、表现、正功能、潜功能、负功能都有了很深入的研究。
社会科学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于亚当·斯密，完成于李嘉图。总的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可以从两个层面入手，一个是学术价值上，劳动价值论的提出，揭示了商品价值的真正来源。一个就是政治价值上，斯密赞成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政府不应该对市场多加干预。市场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则与规律，政府的干预反而会破坏这种规律，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李嘉图也认为，对外贸易可以增加用收入所购买的物品的数量、种类，并且可以使得商品丰富和价格低廉，从而为储蓄和资本积累提供了刺激力。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之下，各国必然把其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之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能够很好的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的生产总额，人们都能得到好处，进而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根本上，是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
这种国家间的竞争，在旗鼓相当的国家间，是竞争；在实力悬殊的国家间，就成为了殖民。世界市场的扩张从头到尾都是血淋淋的，倾销与掠夺也是相伴而生的。
布迪厄一直都反对所谓的全球化。在他看来，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在新的社会历史阶段下，强国对弱国的殖民和剥削。强国将符合其国家利益的思想和主张进行包装，并灌输给弱国，使得弱国接受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语，并做出让强国心满意足的举动。
三、总结
行文至此，感觉已经脱离了赵祖远文章标题的前半句：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但幸好，基本上还是围绕着结构和互动的互构来进行描述。关系产生于互动当中，互动的模式和方式又受到关系的类型的制约。
回到我在开始所比喻的原点和线，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两个圆点，可能是旗鼓相当，也可能是实力悬殊。这两个孤独的圆点，在某一天发生了关系，产生了交集，命运般的邂逅了彼此，它们之间可能是合作的关系，可能是竞争的关系，也可能是竞争的关系。在一次又一次的互动之后，它们的关系从模糊变得清晰，可能长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它们可能是平起平坐，就是平等的；也可能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个点被另一个点所压制，但是大局已定，关系很难更改。在此之后，它们的互动的方式，就在新的格局中进行了。

郑轲：感谢吴雨霞同学，社会关系是一个社会学课题，在生活中也是我们绕不开的事实，如何看待社会关系，如何在社会中将这个关系维持以及进行发挥，是我们不断研究不断探索的重点。本期论坛圆满结束，感谢大家参与！

四为读书论坛·第二期
主题：教育
时间：2020年7月21日 晚上八点
地点：微信群
主持人：吴雨霞

教育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领域。不同的社会学家分析视角不同，教育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功能。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为工人提供教育的机会，可以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更好地实现资本的增值。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走向异质性的同时，道德教育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关键。齐美尔的文化分析中，女性要实现社会地位的平等，需要在男性文化主导的社会中，习得并创造出具有女性特质的文化，教育在此过程中必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到了后现代时期，教育在社会学家的理论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贝克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教育使人类具备了反思性，个体化的趋势成为主流，然而全球性的风险却是个体无法面对和抵御的。布迪厄则指出，教育是主流文化实现再生产的重要工具，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资本的互相作用之下的阶层固化……
我们一直都在接受教育，教育于我们而言，不仅仅是书本上的内容，更是我们切身体会的实在。那么，关于教育，你有什么样的思考、体会？

这次论坛采用了线上交流的方式来进行，各位同学都围绕着教育这一主题，以自己所阅读过的经典书籍作为参考而展开了自己的思考。
大家的思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及其对象
教育作为社会化的一个手段，其作为一种知识、经验的载体，在社会不同的代际之间传递。不同的场所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在此，大家主要关注的是学校的教育。首先，学校教育的两个主体：教师与学生。对于教师而言，应该秉持着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来向学生传授知识。韦伯强调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应做到价值中立的立场，教师在传道授业时，也该如此。而对于学生而言，接受教育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不仅要掌握一定的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思维能力，学会反思，从而实现个体的自我认同。
2.教育的意义
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教育过程既是创造知识的过程，也是保留传递人类经验的过程。人类社会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教育功不可没。
除此以外，教育还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整合的功能。教育传递的知识与内容必然是一定时期内统治阶级的文化。统治阶级通过教育制造认同，保证其统治的稳定性。其次，教育为社会提供了合理有效的社会流动的渠道，由此构建出一个社会安全阀。最后，教育可实现阶层跃升成为一个社会的共识之后，社会中的个体与家庭便开始积极投入到教育之中，以期获得一定的回报。
3.教育与公平
在布迪厄的语境中，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在维护主流文化，从而成为了精英阶层实现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代际传递，实现阶层再生产的工具。不可否认，教育制度中的人才选拔方式，为社会底层的人员提供了实现阶层上升的途径。但随着权力、经济等因素对教育场的渗透，表面上看似公平的教育，实际上掩盖了其背后的各种资本在相互博弈。
4.教育与生产力
教育使人掌握知识，进而创造出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以史为鉴，不同历史时期内教育发展与科技水平有着一定的相关关系。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突破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掌握，搭建了底层人员向上流动的梯子，与此同时，民间的技术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各种手工技艺、农业生产技术都有了一定的突破。但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僵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生产的内卷化，黄宗治称之为“有增长而无发展”。西方的教育在17世纪开始突破神学的禁锢，开始转向现代科学教育，随之而来的是欧洲社会的科技发展，社会变革。

史凯：教育的目的：
人文目的：人，之为人。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性境界提升、塑造理想人格、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
社会目的：
1.教育是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通过合理的制度使得“能者居其位尽其才”。
2.教育还是社会阶级结构的再造。学以载道、文以载道，技以载道——教育通过为社会大众提供目标原则，拓展每个时代的思想内容，以推进政治权利的运用。
人类目的：
1.教育的本质是信息传递。对动物来说，是经验的传递。对人类来说，重要的是概念的传递——有名，万物之母。
2.对于动物来说传递经验是为了提高生存几率。对人类来说，在动物的基础上，教育的目的是让人类永续繁衍并生活地更好。
吴楠：我在韦伯基础上谈了一下教育的看法，韦伯在教育的阐述中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观点，即价值中立，认为，一个学者只有全心全意地专注于自己具体的学术工作的时候，他才有人格可言。他说一个人认真要做学问的话，他的目标是要求自己的学问必须过时。老师不应该是人生导师。韦伯认为，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他如果是基督徒——他不应该向着全班同学讲这个基督教的历史，是如何看得到神的旨意的显现。只要他能够有充分的理智，有充分的学术训练，他会用一个科学的方法来讲基督教的演变的历程。
马克斯·韦伯倡导的学者人格的老师，是指将学术当成志业的人，他们努力超越前人并接受自己的学问被超越（教出比自己强的学生），不在教室倡导他的立场，而是保持价值中立，让学生了解有哪些选择和后果，自己作出选择。
我认同韦伯这些观点，只是我觉得这个理想化的老师形象和教育境界在当今商业化的时代，实现起来会很难。
不把学术和育人当饭碗，把整个生命意义寄托在学问和教学上，守本分，不讨好学生去维护师生关系，这样的老师是很稀缺。现实是：很少人有这样纯粹的目标——将学术当志业；老师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和社会背景，言传身教在不知觉️中宣传着自己的价值观，很多人做不到价值中立，以及有心胸或能力培养学生超越自己。另外，很多大学生付出时间和金钱坐在教室里，只想得到很现实的回报：工作、金钱、身份和地位。他们懒于思考、判断，不愿面对“尴尬”，去追求所谓的“清明”，他们只想直接选择有现实意义的价值取向，或考试题的答案。现在的大学是多么注重师生关系和师资效益啊，如果某个课堂学生太少，科目都会被取消。但也不可否认，韦伯的这个教育理念是理性而正常的，本来应该在教育领域常态化，只不过落到现实之中却成为一种遥远的教育理想。
康宇兰：教育曾经作为阶层流动的渠道如今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阶层固化的工具。
最近小学生发现重大科研成果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据武汉科协官网消息，近日，关于武汉2名小学生研究茶多酚抗肿瘤获奖的网络报道引发社会关注。
昆明六年级小学生陈灵石凭借结直肠癌基因敲除研究参加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这些重大的科研发现引发了社会关注，很多相关学科的研究生博士纷纷表示，以小学生个人思维能力和技术能力达到这些事情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学二代出现了。完美应征了布迪厄对当代社会的分析。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源变得至关重要。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问题与社会权力的集团及其成员紧密相连，社会精英阶层利用当代文化再生产制度和组织，通过文化再生产的运作机制，玩弄一系列象征性策略手段，保障他们对文化垄断的特权。
学校教育系统作为一个关键领域，成为现代社会的上层并垄断这些地位。
付莹莹：从我阅读经典开始，有关教育的多数还没接触到，但韦伯的教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韦伯主要从学术方向着手 ，教育离不开学术，无论是教育工作者还是接受教育的弟子，韦伯将学术作为精神上的志业，相对于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经营以学问为生命志业首先受到的限制，就是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 都是不值得的事。在学问的领域里，惟有那纯粹向具体工作献身的人，才有“人格。不管怎样，灵感之涌现，往往在我们最想不到的当儿，而不是在我们坐在书桌前苦苦思索的时候。然而，如果我们不曾在书桌前苦苦思索过，而且怀着一股献身的热情，灵感绝对不会来到我们脑中。无论如何，学术工作者必须考虑到一切学术工作必须承受的风险：灵感会不会出现？一个人可能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但却永远没有自己的创见。教育中，所有自然科学提供的答案，都是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做。至于我们是否应该以及是否真的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和这样做有无终极意义，自然科学或是完全忽略不提，或是依照它们本身的目标来预设答案。但韦伯提出，政治不属于课堂，不应该是被教育出来的，在课堂里 教授座前的听众必须保持缄默 教授侃侃讲课。学生为了前途必须上课 在课堂上也没有教授来向教授提出批评。如果有教授利用这种局面，用自己个人的政政治见解来影响学生，而不是利用这种环境，本着自己的职责，让听课的人从自己的知识和学术经验中得益，我认为是不负责任的。
韦伯将学术的定义内涵，学术的专业化，学术工作以及学者该如何做反映于教育问题上。教育是学术传达的过程，也就是教授学术者本着自己职责让被教育者从自己的知识和学术中受益或者继承已有的学术并不断创。因而教育要有热情，要有学术的创见，并且不能表露或影响被教育者即学生和听众的政治立场和观念。
张韩冬：涂尔干认为，教育理论中的首要问题就在于搞清楚，应该将公众的思维引向何方。有两种也只有两种主要的事物类型，可能成为思维的对象：一是人事的现象，一是自然的现象；一是心智的世界，一是物质的世界。涂尔干考察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界定人文学科？涂尔干首先考察并批驳了人文主义教育的两项基本原则：人性始终是同一的；从古典著作中研究人性的世界。涂尔干认为，在不同社会类型中道德体系是不同的，人性不是一种特定的实在，它是人类心智的一种建构，而且是一种任意的建构，历史中已经呈现出来人性的多样性与变动性。涂尔干认为，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吸引一个人投身于自己会认为有用的活动。涂尔干赋予了历史教学非常大的重要性，通过历史研究在孩子身上培养对于人性和社会复杂性的感觉。
    涂尔干还对科学教育进行了总结。涂尔干认为人文科学与人文教育是具有统一性的。科学包含的思考和推理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科学是人类经验的一种总结，促进了人类理性的发展，也促进了人对自身的理解。人事的教育必须以自然方面的教育为前提。必须培养理性主义者，培养关注思维清晰的人。应当把三种修养——语言修养、科学修养、历史修养——作为培养目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刘子扬：我教育读的比较少，就说一下我看到的一些小的知识点吧，默顿在《科学社会学》里给17世纪的大学教育有这样的一个评论：“17世纪，对经验主义的强调引导人们通过经验去探索自然，离群索居的沉默静思被摒弃了，而引入积极主动的实验方法。教会学会同英格兰死气沉沉的大学形成对照，大学以保守主义的堡垒著称，它们事实上无视科学，谈不上是新哲学的摇篮。”
为什么大学教育没有成为科学发展的摇篮，反而是宗教更加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进步。17世纪的大学教育成为一种有闲教育，这点在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中有大量的讨论，大学教育的高级学识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有闲的学识中，其初期是同社会中宗教仪式的关系颇为密切的，宗教意向在超自然力动作的服务，并不是对社会的时间和劳力有利于生产的使用，这类活动是对超自然力的代理有闲。在初期，高级学识某种意义上是教士阶级的副产品或副业。一等到社会中财富的累积有了显著增进，一等到某一学校开始依赖有闲阶级的支持，越来越注重仪式的风气就会滋生起来，在服装方面，在社会的与学校的种种礼节方面，复古的倾向也越来越显著。学校制服的流行，情形就是这样。凡勃伦指出，学校的联谊会、运动会都是这种掠夺冲动的表现，并且一个新的观点或是一种新的认识，只是在校外已经风行以后，才会在校内得到认可，被学校接受。（有闲阶级的保守特质遗传到了学校）有闲阶级影响下的知识，通常涉猎的是法律、政治、尤其是行政管理，而不是探求科学知识。当工业阶级中一部分人逐渐发展壮大，当人类生活和人类知识的各部门，相继地摆脱了个人关系或身份关系的支配，因而摆脱了神人同形同性信念或荣誉价值这类准则的支配时，科学理论才随着这个前进趋势，在各部门中成比例地前进发展。因此教育是受到两个力量影响的，一方面是有闲阶级影响下的经院学识，另一方面是工业社会影响下的科学学识。
在传统有闲阶级的影响下，对科学的忽视是解释17世纪大学为什么是保守主义堡垒，但是应该还是其他的解释和原因，欢迎大家补充。
任雨薇：布迪厄提出的是文化资本理论，通俗易懂一点就是家里越有钱，差不多人际关系越广，他的孩子越有可能通过正当化的大学制度获得正当化的承认越有可能取得权威话语下的成功。那这些穷人的孩子该咋办呢~布迪厄说了他们的两种实践，一种是开发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网红主播，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服务业方面的开发，就是他们形成一种这是潮流、这是有钱人应该干的事（当然就像刚刚赵组远说的溯源的话，谁承认他们的话语权还是一个问题，但是假设有人承认的话），他们的地位就有所提高，他们就能挣更多的钱。还有一种办法是他们拼命的为他们的下一代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好好努力学习，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穷人家的孩子有可能也会进入到大学体制中，那么这个时候文凭泛滥，就会贬值，贬值之后还是不利于穷人家的孩子，因为有钱人还是会为他的孩子提供很多资源。说到这里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之前说的阶层固化，跳出我们的自己的交友圈去看的话，是不是真的存在阶层固化的现象，就是我们排除掉媒体上给出的穷人家的娃读知名高校什么的，媒体为什么会报道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比较珍贵、比较罕见，才会被曝出来被引起关注嘛~纵观一些学者的观点，包括身边的一些案例，底层文化资本向上流动始终是比较难的，更难的是，怎么能朝更好更公平的方向努力。
周思聪：涂尔干通过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分析，解释了社会失范的现象、原因，提出了通过道德教育解决社会失范问题的途径，传统西方关于人性的观点多持人性恶，教育是维持社会秩序、保证社会正常及良性运转的重要途径，也都可以看出教育对于引导个体融入社会的重要性。
那么教育既然这么重要，是否在教育的获得中人人平等呢？答案显示是否定的，布迪厄秩序教育背后的四种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资本与场域的互构与耦合都造成了教育在不同阶级的差异性，即出现教育场中的马太效应，这一问题在西方是比较突出的，但在我们中国高考制度是相对公平的，虽然仍然无法抹去阶层附着的差异性资本，但绝对的公平只是令人向往，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近年来，素质教育的教育导向会扩大这种不平等，资本拥有量少的家庭难以为其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特别是在互联网发达的当今，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平等问题，不论是从教育入口、过程还是出口来看，应当警惕素质教育扩大阶层差异的影响。
郑轲：我认为现在教育产生了教和育两方面的对立，或者说对于我只负责教的教师和你必须即负责教也得负责育的家长的对立。
教是我的责任，我负责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我拿的也是这一份钱，但你让我育，我可能做不到，育是你孩子所处环境及其家庭等等一系列因素造就，更进一步说是家长的责任，你娃在课堂上说话不听课，注定被淘汰，物竞天择，你却又哭天喊地说是老师没有教好他，这时一个常见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别的孩子又能学好呢？这就是家长的问题了，家长营造的家庭氛围以及对于知识的敬畏，使孩子自己把握住课堂中的几十分钟，对于没有把握住的孩子，家长又把他们送到补习班，但我认为，补习班的老师就更不需要在做家长做想要其做的育的工作了，徒劳无功而已。所有老师的工资都和教出几个清华北大，教出多少重本上线率有关，和学生见了老师打不打招呼，会不会随地吐痰无关，所以也侧面证明教育中老师负责教这一环节。
刘妍：布迪厄认为学校教育具有文化、权力以及社会等级的再生产功能。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最初获得借助自身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使用和强化而获得了承认和延续，从而学校教育的效果与持久性也与个人的社会出身，家庭背景紧密联系。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先赋的文化资本上的差异进一步分化，那些具有上层文化资本而且通常来自于占统治地位的家庭的学生，能够迅速有效地积累学校所赏识的知识技能、生活方式等等，从而达到较高的教育阶段。如此，最初的文化资本上的不平等便经由学校演绎为某种学业资格，引导着社会空间中特定位置的继承者走向与其家庭相似的社会位置，并拥有适合该位置的一系列社会资源，进而实现社会的再生产。那么布迪厄所论述的关于教育的再生产功能在现代社会的解释力还是有的，越来越多的高考状元都得利于父母或者家庭所积累的文化和社会资本，他们从小就接受比其他人更好的教育资源，也就更容易成为成功的人。那么对于之前讨论的寒门再难出贵子，高考状元的家庭环境也与布迪厄所说的文化再生产有一定的联系，当然，教育系统也可以成为现在阶层固化的一个工具。
韦力：2020年的高考刚刚结束，马上也要迎来高考成绩的公布，所以在这个时候看到关于“教育”的话题，还是非常有感触的。
首先，我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上看到这一公告，据统计，我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3.01万所，比上年增加1.13万所，增长2.17%；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82亿人，比上年增加660.62万人，增长2.40%；专任教师1732.03万人，比上年增加59.18万人，增长3.54%。这组数据足以看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关系到民族兴旺、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教育现代化既是我国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我国国家现代化的持续动力和必要保证。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是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早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要深入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因而，此次以“教育”为主的论坛，我主要思考的是教育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现代社会，生产劳动所要求的劳动技术和文化知识越来越高，这就使本来属于两个不同社会生产部门的独立系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通过教育可以使人们获得现代科学知识，懂得现代生产中的科学原理。现代教育起着传递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重要作用，是培养和造就具有知识、技能的劳动者的重要手段，高等教育还是发展社会生产的重要阵地；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劳动，使学生获得操作生产工具的技能，得到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学会在生产劳动中运用科学原理作指导。把生产劳动同教育结合起来，既可以使教育获得科学实践的基础，使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提高教育的质量；又可以使生产劳动受到科学原理和智力活动的指导，在生产中广泛地运用教育和科技发展的成果，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可见，如果教育与生产劳动达到了良好的结合，这种结合便可成为改革社会强有力的手段。
因而只有发展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才能使我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而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科技的进步和创新，而这些恰恰是必须推动教育的发展 。
张天舒：在众多经典著作中都涉及到了有关教育的话题，而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涂尔干和卢梭的教育思想，其中涂尔干强调个体社会化，这是他教育社会学的核心内容，他断言，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教育对促进人的社会化有特殊功能，涂尔干特别强调教育要促使人的“个性化”,使个人的特长都得到发挥，他提出的个体社会化的重点就是个体品德社会化，他再三强调必须通过道德教育提高儿童的认识，克服他们的那种利己主义的、非社会的品质,使其形成社会所需要的品德，他从整个社会的要求出发，反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主张道德判断的尺度不是个人的欲望和心理状态，而应以社会的利益和要求为标准。个体品德社会化必须通过社会道德内化来实现。除了重视学校有目的的教育以外，他也强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尤其是社会集体生活的影响。涂尔干在教育方面重视惩罚，而轻视奖励，但反对体罚，因为他强调反思对教育发展的作用，在他看来通过惩罚能引起儿童反省，认识错误，理解纪律的尊严及遵守纪律的意义,这能促使儿童改正错误。
而卢梭强调自然教育，认为自然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自由、独立、平等的自然人，他们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知道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为了自由平等的社会而奋斗；而且自然教育的作用就是保持和发展人的自然本性；而且他强调教育一定要顺应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所以他反对压抑儿童个性和束缚儿童自由的教育方式，也反对死记硬背的教育方法，他更倾向于让儿童自己去看，去听去感受，而教育者应该做的只是在儿童经验不足的时候进行指导而不是强迫儿童接受成年人的学习方法。
再回到我国当代的教育实践，我们已经看到了原先的只注重成绩的填鸭式教学模式的弊端，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继续大力推动教育改革发展，使我国教育越办越好、越办越强”。因为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动力，所以我们要开始增添劳动素质教育课程，同时要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习主席一直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且提出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坚持文化自信，“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同时希望学校“承担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发挥学校的职责和资源去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张超：关于教育这个话题，我想引用涂尔干的观点。教育是年长的一代对尚未为社会做好准备的一代所施加的影响。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儿童身上唤起和培养一定数量的身体、智识和道德状态，以便适应整个政治社会的要求，以及他将来注定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涂尔干认为教育体系呈现双重面貌，既是单一的，又是多重的。涂尔干直言教育也有许多不同的种类，教育是分等级的，但是所有的教育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其在教育定义中所言之物。通过对教育的定义，涂尔干指出了教育的社会性质，教育首先满足的便是社会的需求。所以教育要要贴合时代的需求，不同阶段要有不同的教育方式，教育的内容也要有所侧重。
康菲菲：因为之前两个月一直读的是布迪厄的书，所以就就布迪厄的观点说一下教育。教育是一种再生产，发挥着文化再生产、阶级再生产的功能。在布迪厄的观点里阶级惯习影响符号资本在教育这个场域中的游戏，阶级权力会借助教育这个平台来影响再生产阶级的结构，所谓的教育公平就成为一种谎言。
然后，就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来说，相比于某些西方国家是相对公平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家庭、政策、地区以及教育质量的影响，就我以前的兼职经历和我生活的地区孩子的教育来比较，城市中孩子们所接触的科学实验、兴趣培养、社会实践这些都是农村的孩子所没有听说过的，更别说经历，这种从小就有的经历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就影响着这两个群体未来的发展，说是不存在阶级分化，但是其实还是有的，这种现象其实是非常令人感叹的。感受了这些之后，就会想说怎样才能尽快的改良这种状态，或者说听听大家怎样看待城乡、地区之间的教育差异而产生的阶层固化问题。
刘喜真：关于教育，自身所在的教育体制是什么样的，也就是大学体制是什么样的，不同的大学的体制又是什么样子的。我所了解的大学体制之外的人，他们认为大学的教育是封闭且自由的学习研究，细节表现出来就是：资历渊博的教授在讲台上传授学生知识，学生们认真听讲并课下与老师探讨交流；深夜的图书馆也挤满了上自习的学生……，现今，有越来越多的关于学校教育问题的声音出现，学术造假（厦门大学和天津大学论文雷同）；老师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学习氛围，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那么关于大学教育问题的思考，韦伯在学术与政治里所谈到，认为大学里的官僚化,不仅是对人的尊严的漠视、人的形象的毁损,也是一种人的异化,更为严重的是,人成为商品、机器和权势的奴隶。许多大学现行的科研管理和评价体制带来的后果是科研成果大量产生,学者获得大量资助,但是具有世界性的创新和贡献的成果却不多见。韦伯认为,被认为合理化的技术权威和官僚机制的共同作用,大学也被迫开始像机器一样运转,效率倍增、财富积聚,这是社会发展使然,是形式上的合理,学者的生活节奏加快,悠闲惬意地思考论道的情景已不复存在,学术现实生活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迁,学术人开始更多地追求成果、课题、评奖,人们的精神灵性遭受前所未有的窒息;学术水准降低,人的自由在遭受侵犯;大学的理性化导致了大学人的非理性的学术生活方式。
宋梦霜：从现代性和个人的角度来理解现代的教育，吉登斯认为现代教育是现代制度反身性的重要体现，在传统时期，教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生与死等生活经验使儿童可以在生活中进行积累，但是在晚期现代社会，学校这一教育场所使得儿童与成年期进一步分离，构成了一个私人经历可以被构建的封闭领域，学校教育使得私人领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儿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使得以儿童经历为基础的治疗性重建成为可能，一方面这种“经验的封存”使得现代人处在一种制度性的安全的领域中，但是这也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产生一种制度压抑，会对自我认同机制产生影响。同时，戈夫曼提到过，学校的教育或者说是通过学习经历进行重塑并获得资格证书的这一过程是一种“训练修辞学”，既可以获得一种专业的垄断，又在个人的层面上可以获得一种理想化的印象。获得学历证书的人要比没有证书的人会给人一不同的印象，从而影响人们的情景定义，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培养一个专业人才并不需要像我们所上学的时间那么长，这样看来，我们的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出于专业学习的角度，并不需要如此长的时间，出于人格塑造的角度，“经验的封存”也许会对个人的自我理解自我认同产生影响。
蒋晓雨：关于教育，我想到了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布迪厄认为教育制度本身也有其文化专制，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会用制度化的方式将其自身的资源优势固定下来，布迪厄由此证明了教育体制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已在制度的形式上确立其合法性。
与这种文化再生产相关的，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文化资本是一种能力，包括了语言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专业技能等等方面的内容，布迪厄文化资本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分别为文化能力（内在化为前提，文化修养和能力），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客观形势，以经济资本为前提），文化制度（体制化的形式，使拥有文化资本合法化），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共同构筑了个人的文化资本。
与这种文化资本相关的，也包括了社会流动方面的思想，帕累托主张精英循环理论，他认为精英流动越顺畅，社会越稳定，有才干的人随时准备好补充到精英群体中去，而布迪厄提出了再生产理论，阶层的再复制，他认为家庭的经济资本已经部分的转换为文化资本，这样的话，原本薄弱的经济资本使得其很难获得阶层的向上流动，文化资本的获取也非常困难。
冷芳：教育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方式是资本继承性的最佳的隐蔽方式,是一种最隐蔽、最具社会决定意义的教育投资。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的底蕴不同使不同阶级的孩子拥有不同的惯习和学习场域，精英阶层的资本通过继承和转移使这些孩子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起跑线并不是统一的。现代社会为教育系统提供了许多施展它把社会优势转化为学校优势的能力的机会，学校优势又可以再转换为社会优势。由于社会职业与地位缺乏一种相对精准的评价系统，所以教育实践中考试的形式与官僚制形态和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相契合，即学习成绩等级决定社会等级，那么学习成就的获得是否就是通过努力就能有公平的结果呢？布迪厄在关于学习成绩的调查中发现出身越差的孩子反而学分成绩越高，这种与前述规律反常的现象布迪厄解释为“过分选择”的结果，下层阶级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是被过分选择的，也就是他们既经过了严格的选择标准和残酷的竞争才有现在的位置，而且为了在教育实践中不被淘汰，必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媒体所揭露的“被顶替上大学”又不禁让人失望，一旦权力场域过分介入教育场域，对于下层阶级的孩子而言，似乎唯一的阶层流动机会也难以保障。
补充刘妍和蒋晓雨关于布迪厄教育理论的内容：在教育与阶层的互构中，布迪厄也认为教育系统为官僚制形态服务。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否认权力逻辑对教育场域的僭越，科层体制需要合理的符号体系来彰显其合法性，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往往被当作打造意识形态的工具。之所以说教育逻辑服从于权力逻辑，表现为科层制在阶级的生产与阶级利益的稳固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官僚制度和教育系统与社会阶级具有同源性”。官僚结构与纯粹的学术结构在教育组织里并存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教育系统运行也体现着官僚制的权力与支配。
李丹：这两天正好在读布迪厄的书籍，今天看到一部分相关内容，就简单谈一下。布迪厄利用文化资本概念对教育的分析主要体现在社会再生产上，认为社会再生产包括经济资本的再生产与文化再生产。经济资本的再生产，它是以遗产的形式将上一代的私人财富传递给下一代。另一种就是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文化资本分配结构的再生产在家庭策略与学校体制的特定逻辑之间的关系中发生。家庭在学校教育中的投资更多（在传承时以各种各样的资助），文化资本在家庭中形成靠的是代际传递，即前辈人对后辈人的言传身教。教育是通过文化再生产从而实现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手段。它通过学校教育这个中介环节，使得不同等级的后代获得相应的机会和证书。学校通过一系列挑选，把承袭文化资本的持有者与那些没有这种文化资本的人区分开来，它维持着先以存在的等级也就是说维持着不同数量的文化资本的学生之间存在的差距。从承袭的资本来看，才能的差异与社会差异是不可分割的，承袭的资本将维持先已存在的社会差异。学校的分类行为建立起一种身份、地位的社会差异，一种决定性的等级关系。
潘正刚：在涂尔干看来，比起如何更好地教学，更好地探索教学方法，更根本的是将一种精神传递给教师，这种精神会使他们在工作中充满干劲，制定传递这种精神的方案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有人问到，社会发展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接受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每个人都能给出许多不同的答案！人与动物的本质不同在于人具有学习的能力，即自我完善的倾向，这或许是教育发展的最初动力。在后来发展过程中，教育除了服务于人之本性，还发展出许多其他方面的功能，如经济、政治功能等。这不是我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就我们个体而言，接受教育的目的因人而异，有人为了修身养性，有人为了治国平天下，也有人借此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在西方耶稣会时期，教育不会要求孩子们达到无用的博识，而是试图只教给孩子们那些最适合于培养他的判断力，最适合于引导他自己的生活行为的科目。人们将孩子引入古典文明的殿堂，不会只是为了让他文笔精致，言辞优雅，而是以此为手段，让他增广见闻，感触世事人情。这使我想到多年前的一则新闻，一位高材生考入令人羡慕的大学，却缺乏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用国人的话说这是“惯”出来的。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惯”的根源在于家庭教育方向和学校教育方向的错误，它们不约而同地将知识灌输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而对教育的其他目的一片茫然。这样的教育是畸形的，我们的中学教育，甚至是中小学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畸形的状态。当然，近些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古人的“成才先成人”理念引起了国人的重新思考。
汪子策：教育的功能
一、范围限定
教育是一个广泛的话题，因此有必要进行一个范围限定：
1.现代教育而非古代教育。尽管教育古今有之，但是其目的、作用还是有不少区别
2.由公权力掌握的公共学校教育。这是本文最关键的一点，教育有很多种，私人教育、公共教育、个人教育、技能教育等等，不同的教育形式有不同的目的和方式，无法统一而谈，因此这里采取最广泛的教育形式，由公权力掌握的公共学校教育。
3.功能分析而非因果分析；是针对统治阶级的功能分析而非被统治阶级的功能分析。
二、教育对统治阶级的三大功能
1.社会整合和社会化功能
这是教育的基础功能，对统治阶级而言，要实现有效的管理，就必须全体被统治者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基本的纪律。
2.经济功能
教育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社会学领域，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究其原因在于，在当代工业和科层制度下，教育最重要的的作用是创造一定的价值，使全体被统治者能够有效的成为科层制中的一个螺丝钉。这个功能的集中体现就是高中的分班制度，和大学的专业制度。经济功能只考虑价值和效益，对于人的自主性和全能性并不考虑。
3.政治功能
教育的政治功能体现在两点：
（1）知识能够创造价值和财富，承载知识的教育在资源有效的情况下，更容易偏向权贵家庭，也就是文化资本。
（2）通过一定的衡量标准，从被统治者中吸收一部分赞同理念的人成为统治者，例如以前的“科举”，从而实现一定的阶级流动和社会稳定。
杜浩：阅读完布迪厄和米尔斯一些关于教育和精英的观点后，我现在对教育有了三个方面的理解，一个是家庭教育，一个是学校教育，还有是社会教育。首先，家庭教育是布迪厄和米尔斯都论述过的，家庭教育一个明显特征是继承性，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为了维持自己所占有权力和资源，通过教育来维系家庭占有权力资源，把教育视为一种再生产的工具。家庭教育的阶层差异是比较大的，布迪厄说过精英化培养的家庭教育是为外界所隔绝的，比如说一个阶层，他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在这一阶层内进行流通。家庭教育对一个人未来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家庭教育它是具有启蒙作用，在一个人未接受到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前，家庭教育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布迪厄在国家精英中说过，家庭出身与职业成功的联系是远比学业，资本与职业成功的联系是重要的，布迪厄这种观点可能有些狭隘，因为法国当时的教育现状，不能大而化之到世界其他的地方，也不能与很早之前的教育和当代的教育进行比较。米尔斯在书中也说过，继承性给家庭教育带来了一种资源，这种资源包括权力金钱声望关系和信仰等等，但是这种继承性往往不是一定的，比如说往往会有一些突围者突出重围，比如说布迪厄自己，他就是一个突围者，像中国古代科举那些寒门大儒，虽然说比较少，但是并非没有，所以说布迪厄的这种观点只能放在一定的视角下进行分析。第二个是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就是旨在通过一种时间和资源投入，塑造符合个人和社会双重期望的一种人，学校教育也是有区隔的，在国家精英中说到精英的培养方法，学校教育的培养，一般分为精英培养方式和一般职业化的培养方式，米尔斯也说过有贵族学校和私人学校。此外，学校教育的这种继承性也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因为经济资本权力资本政治资本等等，这些会给学业和文化造成一定的压力，所以有些学校教育继承是主动发生的，而有些是被动发生的。第三个是社会教育，虽然布迪厄说过对权力场域再生产的重任落到了某些名牌大学的身上，但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资本对未来权力资源的占有优势是比较大的，因为精英教育有时看中的不是学业水平，而是一种能力的培养，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往往在学校教育中是很匮乏的，而这种能力是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尤其是在社会教育中是比较普遍的。社会教育中的大众与精英的分离不是一种继承性的过程，而是一种累积的过程，也就是说，在精英学校中可能分不开精英与普通人的区别，但到了社会上，随着社会能力的逐渐积累，社会教育的逐渐深入学习，这种普通人和精英的分别，差别就会越来越大。
王煊：最近我也是在读布迪厄的书，再加上前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叫《寒门不再出贵子》，所以我想简单讲一下我的想法，关于教育资源的瓜分。
首先说说之前看过的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认识，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不是平等的，精英阶级的子女往往占据着大量文化教育资本，并且自身来自于原生家庭的雄厚经济实力能够为子女教育带来更多教育资源，请得起更好的家教，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引导子女学业和为人。这些社会资本转化成为了文化资源，将“五陵贵少”们放置在了一个资源丰富且同层间便于流动的高楼，对于寒门学子而言，倾力学习的知识文化可能只是高楼中精英子女生活熏陶的惯习。
不同的阶级面对教育机会是不公平的；教育是精英阶级的游戏，处于中下阶级的子女往往在教育中得不到公平地位，信息的不对称性、家庭教育环节的差异导致他们入大学的比例远低于上层阶级子女，并且能够选择的专业很受限，入学后学习和交际能力等也较为滞后。像接力棒每一环节一样，由上一代带来的差距逐步被放大。
财力资源上的阶层的壁垒很难被打破，教育资源之间看不见的天花板也在加固。有孩子仅仅小学就可以在父母的扶持下发表医学博士才能发表的癌症研究文章，并参加科创奖项。而更多同龄的孩子，甚至放学后要在父母工作的餐馆和小吃摊趴着写作业。如果来自教育的上升渠道也会被阻塞封锁，是否电竞和网红、童星就会成为下沉群体最后的救赎？
史凯回复刘子扬：教育的内容是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的。在17世纪，有闲阶级虽然日渐式微但其仍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但随着后来工业革命的影响，理性的、世俗的、实用的科学技术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7世纪大学教育没有成为科学发展的摇篮，反而宗教……
肖万萍：关于教育，我想到的是涂尔干的道德教育和教育与社会学。一切教育学进行思考和研究的首要前提是:教育在起源上和功能上都明显是一种社会活动。与其他科学相比，教 育学研究应该更紧密地依赖于社会学。
教育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事情，它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活动，因 此，只把教育学当作心理学的直接必然结果是不确切的。研究教 育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因为教育随着时间推移 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轨迹和制度，从而决定了 根本不存在一种对整个人类都普遍有效的教育。
教育是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的过程。教育首 先是满足社会需要的产物。社会的发展决定了人的道德教育、知 识学习、智力培养的具体内容的变化。社会使我们考虑到自身之 外的其他利益;教会我们驾驭自己的激情和本能;教会我们约束自 己，使个人的目的服从于更高的目的。人在社会中形成的这种自 我控制的能力，使人类更加完满并获得更大的发展。
国家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教育具有一种重要的社 会功能，国家就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社会存在的价值要求教育 必须保证公民拥有厚实的观念和情感共同体，这就决定了教育要由国家控制。
关于布迪厄的话，就是大家所说的文化资本，精英基层。我想说的是一个教育公平问题。有人说高考顶替案是富人孩子剥夺了穷人孩子上学的机会，公平参与考试的机会。事实上，在围绕高考产生的整个教育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运作中，教育公平早已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存在。当高考作文以“共享单车”为题时，同样的考试机会真的是公平的吗？
康宇兰：吴楠和付莹关于韦伯对于学术与政治这本书内容发表了看法。确实教育最为根本是育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之处传承下去，而不是仅仅宣传一种观点，与人争锋。
作为老师，身负育人重任应该保持价值中立。
身处社会，价值中立很难做到。因此除了老师保持学识上的广博之外，学校也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让各种思想齐聚一堂，言论自由，以便在教育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
魏晓丽：教育其实也是社会阶层不平等的再生产的一个工具，社会学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在讲阶层问题，阶层固化。我国古代一段时间的继承制度有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说法，不仅财产是基于血缘继承，权力也基于血缘继承，父亲是宰相，嫡长子将来就是宰相，父亲是泥瓦匠，儿子最好也只能混个泥瓦匠。从隋朝末期一直到清朝末期采用科举制，开科取士之后，泥瓦匠的儿子也能去朝廷做官，阶层固化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为啥说一定程度上呢，第一，并不是所有官职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的，别的不说，起码你想通过考试坐上皇帝的位置就不可能吧，而且也有专门留出来的官职是给花钱捐官的人的；第二，能读书参加考试的一般也是富裕人家，或者宗族制度下举全族之力供一个或几个念书人，因为正直身强力壮之时，读书不干活，家里就丧失了一个劳动力，穷人家的孩子通过教育考试翻身的机会依旧不大。
放在现在也同理，城乡教育资源的差异，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教育资源之巨大也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拼死拼活备战高考兵荒马乱挤独木桥的时候，有钱人家的孩子读着轻松悠闲的国际班，正在准备出国读书。我们可能从小上着当地最好的初中、最好的高中，享受着优质老师教学，现代化的教学环境、教学设备，而一些偏远大山里的孩子九年义务教育刚刚读完，或因为家中贫困或受环境影响，早早背上行囊外出务工去了。
潘正刚：目前所读经典，直接涉及教育的内容并不多。有一种趋势，就是人们谈到教育总是离不开学校这类机构。学校一般而言都是群体形式的，所以就疑惑非群体形式的教育是什么样的作用机制，是不是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潜移默化……
刘喜真：李丹同学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来理解教育的作用，非常的有意义。就做一点补充，教育起到外在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作用之外，而且教育还用它所尊享的文化遗产来使其等级再生产作用合法化。
宋梦霜：关于蒋晓雨同学的补充:对布迪厄文化资本了如果能将其与其他几种资本类型联系起来加以总结可能会完善一些。
刘妍：关于思聪的观点我补充一下，关于现在的教育，确实越来越成为阶层固化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也会导致更加的不管是文化还是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确实应该警惕这种学校教育系统所存在的扩大差异的影响。
任雨薇：按潘正刚的思路走的话，现在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包括教育也是一种社会化的产物，教育内容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如果是非群体形式的教育的话，潘正刚的这个“非群体”指什么？
蒋晓雨：针对刘喜真的观点的评论：
提出了教育体制问题，但并没有直接分析这些问题背后所暗含的逻辑，大学里的一些现象涉及主体比较多，分析时可以从不同主体出发来探讨，再结合布迪厄的教育思想补充更具有说服力。
潘正刚：比如家庭、朋辈@任雨薇
周思聪：关于刘妍的观点思考：场域自身会先赋性的携带各类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看似公平的制度设计或许也会发现不公平的影子，我国的高考制度真的对每位辛苦付出的学子都是平等的吗？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弱势群体先天性的拥有种类少、力量弱的资本，这与强势群体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种滚雪球效应使得强势群体呈现J型发展，而弱势虽然也在发展，担在这种“相对剥夺”的发展中，实质上是向下发展，极端的扩大。
任雨薇：家庭、朋辈不算群体吗？
汪子策：各位师兄师姐都提到了教育的几个问题，我很有启发，所以我补充一下我的想法：
1.教育的不公在于，目前的教育主流形式仍然是由统治者掌握的公权力创办的学校教育，因而教育的地位就必然跟统治集团的性质有关系。在一定社会中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资源必定向统治集团内部倾斜
2.教育形式取决于教育的目的，市场经济教育的目的是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而非个人价值，所以我们才看到那么多应试教育、完全不考虑个人情况的专业分科等等。
张天舒：关于教育资源和教育公平方面我觉得就像大家提到的一样，现在的教育资源本来在东西部就呈现不均衡的状态，再加上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以及受教育程度，每个家庭教育支出都会不同，无法做到教育的完全公平。
吴楠：补充前面几位同学关于涂尔干对教育的看法叭。涂尔干在对教育的关注中会尤为强调反思对教育发展的作用，认为深究教育史有利于纠正人们对于时代的激情与偏见。教育组织相对保守和传统，但保守不代表不需要改变，要想实现教育领域的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必须依靠反思的力量。涂尔干也认为，教育理论就是对关涉教育的事情进行有条理的反思，而有条理地运用反思，就相当于探索教育理论。他说到“一旦限制反思在教育领域的角色，就注定使它限于停顿状态”。
赵祖远：结合当下中国学校基础教育所积累的一些问题，胡说一波，我的看法是超前的学习内容、缺少经验的年轻教师,以及群体对下一代命运改变的渴望，已经使得当下的中国基础教育越来越激进。这种激进裹挟着每位家庭成员，各自在生活的牺牲和妥协中前行，而对孩子健康和纯净天性的呵护与培养，渐渐被遗忘和湮没了。但孩子在学业上的表现更多地取决于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不是智商；孩子不良的行为习惯又往往和他们心理的问题相互挂钩。
教育体制承担着社会公平的功能，但实际上却变成了集体失望和潜在的社会排斥的永久之源。学校打破了工人阶级再生产的循环，教给孩子们拒斥体力劳动，但是又对他们的未来没有提供任何保证。
学校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所谓“好学校”和“差学校”的分化，这种分化由于污名化机制而不断加剧，实际上成为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因素。教师、学生感受到这种结构性矛盾：学校中充满了失序、紧张、甚至暴力，学生心理脆弱、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教师承受着多方面压力，为工作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所困扰。
吴雨霞回复潘正刚：如果是放在社会化的角度来看，家庭、同伴群体都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教育本身也承担着社会化的功能。
魏晓丽回复王煊：没错 其实仅仅凭教育冲破阶层固化的壁垒基本只能是个理想。
周思聪：关于汪子策的思考的第一点，你刚刚说教育的不公是由于统治集团公办的学校制度，但是设想一下，如果跟随市场化，私人化了教育，岂不是更加扩大了教育的不公平？两者相比，公办统治集团的教育是不是会更加相对公平呢？
杨轩宇：我觉得教育不仅是人自身的学习与发展，也是人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是从自然人不断到社会人的过程。
论影响教育的主体在对个人的教育中，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每个人的三个教师：自然、人和事物，这三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孩子儿童时期，在学会基本生活技能的基础上，更多要进行自然教育，培养儿童亲近自然，敬畏自然。在青少年时期，人的教育占据主导地位，家庭、教师、同辈群体深刻影响青少年。而在成年后，自身实践对自身起到了纠正性教育。在不同的阶段中，这三个事物是相互联系的。
杜浩：郑轲同学所说的教和育分离，其实布迪厄也在书中解释过了，就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区别，观点很明确，但也不能忽略了学校教育对一个人素质成长的影响，虽然我们一直在提素质教育在路上，但总体上老师和学校还是要付一定的责任，要把学生的身心成长看的重要一些，学业也许很重要，但也不能因此而放弃了给学生全面发展的机会。
吴雨霞回复周思聪：教育的不公平是政治制度因素导致的吗？起码中国，不全是。
杨轩宇：在普及教育的背景下，教育是公共产品。但教育是不公平的。刘研同学刚刚提到：布迪厄认为，家庭背景对学校教育的效果和持久性有紧密联系。具有上层文化资本而且通常来自于占统治地位的家庭的学生，能够迅速有效地积累学校所赏识的知识技能、生活方式。同样在米尔斯的《权利精英》中，上流社会父母对子女的惯性教育，也佐证着布迪厄的观点。我们在讨论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同时，该怎样更好的保证相对的教育公平呢？
郑轲：杜浩同学的发言很长，但语法严谨，用词工整，结构巧妙，琅琅上口，可谓言简意核，足见发言人扎实的文字功底，以及信手扭来写作技巧和惨绝人寰的创造能力，再加上最后以社会教育对于精英和普通人的区别对比，刚好补充了我对于我所说社会中只有教的责任而没有育的责任的补充，我们也可以作比，把通过家长的育来培养的孩子当做精英，而只通过了教师教的学生当做普通人，那么可以推论出普通人其实在学习生活全面落后于精英，从而在今后差距越来越大。单就其作为发言来说，平淡无奇，但作为补充，实在是神来之笔，有画龙点睛之功效。
吴楠回复魏晓丽：为什么你在说阶层举例宰相和泥瓦匠的时候我脑子蹦出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嘻嘻。
汪子策回复赵祖远：其实这种现象我觉得背后的一个原因在于，生产力发展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创造不出来大量的高素质岗位；而中国底层阶级和文化又有强烈的“万般为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之间的矛盾十分剧烈。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高等教育发达是建立在强大的第三产业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但是中国的第二第二产业仍然相当庞大，能够吸收的高素质人力有限；下层阶级习惯了读书改变命运，一旦付出了巨额代价却依然只能做体力活，这种心态的冲突是必然的。
任雨薇：我补充赵祖远的一点:我觉得缺乏经验但很有学识的年轻老师去一些教育水平不太高的地区 不仅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也是对他们自己成长机会的浪费呢？
魏晓丽：毕竟私立学校在很多地方会被称为贵族学校，教育水平一流，花费确实平民望而却步的，所以我是比较赞同思聪和雨霞的观点。
付莹莹：康宇兰同学将最近网上比较火的小学生发现重大科研成果的热点问题与布迪厄教育一并讲解，即结合了现实的实际教育问题 讲到文化资源，如今的文化资源，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是存在有人将文化资源垄断，所谓的寒门再难出贵子也有一定的原因，正因为资金不足，文化资源就不会倾向他们，任何人，在没有文化资源和很好的教育环境中，很难踏破这个门槛。
周思聪：毕竟公办学校，我国的义务教育确保了大多数人可以完成最基本的教育，如果没有统治集团这种公办的学校制度，那我想受教育着数量会远远小于当下。
王煊：@汪子策专业分科问题，应该今年开始，高考可以自由选择文3科理3科了。应试教育也在缝缝补补中改变。
@魏晓丽 是的。我也赞同你的观点。
冷芳：评汪子策：发言当中对教育范围的限定和功能是不是有一点冲突？如果单说现代教育的话，那么“科举”又是古代教育的社会选择特征。事实上我觉得现代教育和古代教育在目的和作用上的区别并不是很大，反而内容和形式上的区别更大。再补充一点教育的政治功能：布迪厄认为教育逻辑服从权力逻辑，科层体制需要合理的符号体系来彰显合法性，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被当做打造意识形态的工具，也可以举科举的例子，但角度不同。
李丹：补充梦霜观点，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教育，是一个不错的角度，但是，教育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制度，更要结合我们所处的环境背景来理解，学校是一个公共活动的场所，所以它的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一般化，所以我们如果考虑到每一个人是不能建立起适合大众的统一机构的，要把教育，以及学校这一场所放在宏观建设的角度来理解。
潘正刚：当前的形势便是，爱读书，成绩好就是理性，反之就是非理性。理性对非理性的压制依然存在并且冠冕堂皇。所以……赵祖远同学说得很好，鼓掌。
韦力：针对菲菲同学提出的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来说，相较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比较公平的，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因为高考制度是不会因为出身，家庭这些因素而收到影响，但是家庭的富裕程度的确会影响一个人所能受到的教育资源。所以说，这又是不公平的体现。我认为能够破解这一制约因素的还是要提高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投资成本。
吴楠：潘正刚，我有一个问题，常识算是在日常生活形成的，也是一种非群体的形式，那常识算是一种教育嘛？例如，1+1=2，这是没有读过书的人也知道的。
周思聪：我个人觉得教育不用太细分古今，因为主要的区别可能是在内容与形式上，在功能上来看，还是大同小异的。
汪子策回复冷芳：嗯，其实科举只是一个我一时想不出来的例子，但是我不认为古代教育和现代教育目的有很多共同点，原因在于现代教育最重要的作用是社会整合和经济功能，古代教育则是政治功能，而不考虑教育的收益性。现代教育这两种功能是伴随着工业化导致的家庭解体，和市场经济科层制而来的，这与古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潘正刚回复吴楠：对啊，这应该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想知道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作用机制了。
周思聪回复汪子策：为什么你认为古代教育没有收益性？你怎么理解的？
魏晓丽回复汪子策：其实要是这么说的话，不是总结乡村社会治理的时候有句话是“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有乡绅”吗，乡绅怎么来？
周思聪：而且政治功能和社会整合的功能是不是有点重合？
吴雨霞：收益性是在哪个层面考虑呢？对社会整体？对受教育的个体？
汪子策：因为古代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需要依靠教育提升技术，创造财富；但是现代教育在宏观经济上，可以创造gdp，在围观企业上，专业的分类教育可以促进分工、加快生产效率，等等，因而教育更注重收益。
潘正刚：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把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分开来讨论比较好。不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没多少营养。楼上的争论好像很热烈，我想我需要从大佬们的观点中汲取点营养@任雨薇 @史凯 @吴楠
任雨薇：如果是单纯的政治功能而无任何收益的话，古代人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学习考试？
魏晓丽回复汪子策：古代是没有科学，而并非没有技术。
刘子扬：我也认为古代教育，尤其是西方的古代教育是一种荣誉性教育不具有市场下的收益性，不过我也想听听汪子策的看法。
汪子策：如果对于经济敏感的话，没提升一个点的大学入学率，是能够提升一定的GDP和就业率的，也就是创造大量的经济价值。
吴雨霞：过分强调教育的收益是不是过于功利主义了？（没有说功利主义不好的意思）
汪子策：而古代的教育则完全不考虑就业、政府支出、科技生产，所以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功能。
周思聪：那汪子策这个收益性是针对国家层面了。
刘子扬：我觉得强调教育的收益不是功利主义，是一种目的论的考虑，功利主义有点太社会了。
汪子策：对，因为我本科经济学，所以经济收益是非常明确的生产经济而不是那种广泛的利益。
周思聪：那学弟能说说古代教育除了政治功能还有别的功能吗？
汪子策：可能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接触的教育新闻都是跟经济有关的？所以我考虑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功利化了点但是我个人感觉，不少家庭依然将教育视为潜在的收益，教育对企业和国家的经济效益依然是非常强劲的。
魏晓丽：教育教化带给古代社会一定的稳定和谐，从而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从事生产，所以我觉得说除了政治没有收益，这话有点太绝对了。
周思聪：赞同晓丽，或许我们可以从更广的角度理解收益这个概念。
汪子策：还有就是社会稳定的功能，也就是传统的社会整合功能，政治功能我觉得体现在提拔做官这方面。
陈子晗：我也比较同意思聪和雨霞的观点以及晓丽的观点，因为私人化的教育要么是权力优先，要么是财富优先，针对的并不是占大多数的平民阶层，这样就会出现阶层复制以及社会流动停滞现象，更难实现教育公平化。而以我国为例的公办教学，起码在“看得见的地方”是公平的。至于一些暗箱操作的事情，恰恰也说明了教育会在财富或地位层次上出现倾斜，也就更能证明教育私有化更有可能出现教育不公的现象。
史凯：古代更注重政治收益，现代表面上更注重经济收益，但背后也有政治收益。
魏晓丽：没错 比如公务员考试是有学历门槛的
周思聪：那选拨做官，也对国家有好处吖，国家的治理人才能力提高了，可能没有直接的经济收益，这个算政治收益吗？
汪子策：主要是我说的经济功能是纯粹的经济生产交换，可能是一种专指的名词(本科经济学纠正不过来)
史凯：教育需要付出成本。个人的成本或者社会的成本。
刘子扬：我觉得学弟你考虑的词挺时髦的，就业，政府支出，GDP什么的，古代教育还没有这些词，但是缺少收益性我觉得还是有的，但是不应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应该从古代人类知识库来考虑一下。政治收益和经济收益在古代很暧昧的，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种姓阶级和你能从事的工种是严格规定的，所以古代教育不考虑就业，因为你受到的教育不能突破你的种姓，你的上升途径不是通过教育打通，缺少社会流动。
汪子策：因为我在《东方专制主义》看到，中国的古代制度，官员并不重要，而是那些师爷，也就是地头蛇，他们掌管地方事务。皇权不下县就代表，占据帝国最主要生产的劳动力并不归属于帝国中央。
史凯：如果一个制度长期收益小于成本，就不会存在下去了。所以考虑收益的方向我觉得是可取的。
种姓制度的延续也与政治收益有关。
魏晓丽：你要这么说的话 是八股取士之后带来的科举考试的僵化，而并非整个古代教育或者整个科举制时期，因为像农经、授时历、龙骨水排啊等等都是“有学问的人”搞出来的技术，并且促进了当时的生产，带来了经济收益。
潘正刚：我觉得政治经济文化这些玩意分不开的。各种收益都有，只不过有些收益是主客观都需要的，而有些收益只是客观上被生产出来而主观上可能没有意识到。
汪子策：古代的选拔内容从历史记录来看，也的确很难说科举考试能带来怎样的收益。
周思聪：对，就像潜功能和显功能一样
汪子策：因为科举有很多方向，唐代、元代、明清的科举制度是不同的。
就官方来说，技术性的科举考试再后来就慢慢地位很低了
史凯：科举制度是我们国家的第五大发明，是解决稀缺资源比较好的办法。——周孝正
魏晓丽：没错 这也是为何后来我国农业内卷，止步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汪子策：因为科举比起同时代西方的血缘提拔制度还是先进，后来西方启蒙运动以后就完全不行了
康菲菲：关于教育收益这个点，我觉得古代社会它的社会发展没有现代这么多样化，它的发展追求的一个是社会稳定，一个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古代的教育从他的教育内容到考核方式都是在向着这个目的进行的，所以说当时的教育是符合当时的发展状况，对古代来说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是有受益的。同理，现代社会的教育是围绕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展的，如果说古代教育的收益性不如现代，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个人所站的立场，考虑的因素更多的是现代(猜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现代教育的受益。
刘子扬：中国的历史比较长哈，你要说古代教育从孔子都可以说到科举了，而且中国的教育本来就是具有民间化色彩，是一种市井文化的产物，周游列国的学子被王侯招进，这些学子很多时候并不完全是制度体系的产物。考试制度是你升官的渠道，私塾教育是你获得日常知识的渠道，而且还有很突出的显学，师徒教育的工种学识，对吧有很多种类。如果硬要从这个角度说，那我觉得你就得把教育的内容进行划分，实用知识、官僚知识、神学知识、形而上学知识、科学知识，在大学体系出来之前，这些知识并不是统一在一起受到传播的。在西方，形而上学、神学、科学也一直被舍勒、齐美尔等人认为3个平行宇宙来看待，所以可以从知识的分类角度来区分这种教育制度的功能和收益的问题。
汪子策：嗯，我不否认在客观上存在经济收益，但是我分析的是对于统治者的功能来说，他们在创办公共教育时，古代教育是完全没有经济收益的概念和想法的。真正说有经济效益这个观念，我觉得在中国就应该是洋务运动，在西方则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统治者才意识到教育是具有经济效益，并且主动发掘这种经济效益，之前的时代都是没有意识也不会关注，自然也就谈不上有多大投入和影响了。

四为读书论坛·第一期
主题：经济与文化
时间：2020年6月25日 下午三点
地点：N2106
主持人：吴雨霞

经济与文化是社会系统中两大重要元素。经济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而文化则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物。
经济与文化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性因素，经济决定了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例如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传统农耕社会，封建、保守、落后的文化占据主流地位；自18世纪西方开始工业革命，人类的生产力发生巨大变革，这种变化也推动了西方理性、科学的现代精神的勃发。但韦伯则持有一种与经济决定论的相反的观点。在韦伯看来，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更不是决定性因素。在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韦伯探讨了宗教观念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成分并不足以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精神才可以。经历过宗教改革之后的清教精神有着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似的内核，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欧的发展。
对于经济与文化，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杜浩：韦伯的著作中就有提到新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从三点进行概括，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西欧的传统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新教文化相反，它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是有力的。经济发展倡导一种自由自主的主张，享乐被认为是一种有罪的行为。而新教伦理的精神内核中的艰苦劳动，逐利竞争，被认为是对上帝表示虔诚的新的方式。因此，新教徒们节俭、克制、努力工作，进而得到了经济上道德回报。随后，他们又进行新的一轮的投资，并把这种行为视为天职。最后，为什么在其他地区没有出现资本主义，韦伯也提到了，世界上其他区域的宗教是反商业的。例如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虽然不是宗教，但是在其范围之内，它的文化导向、政治制度都是与理性文明相悖的，而理性正是商业得以发展的一种重要的观念性因素。

刘妍：韦伯从新教的天职观、进取精神、禁欲主义等方面来论述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而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促进了宗教改革，从而使得新教的伦理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韦伯忽略了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伦理产生的根源，并夸大了精神的能动作用。再者，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是多方面的，韦伯仅从宗教的角度上进行分析，难免过于偏颇。

赵祖远：新教伦理从何而来？追根溯源的工作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冷芳：宗教精神的起源难以追溯。但讨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制度分析框架或许可以拿来一用。亚当斯密指明了教师、政治领导阶级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宗教与经济的关系，可以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领域内进行分析：在古代社会，宗教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统领的地位，它统治着所有的社会生活，也统治了经济；在中世纪时期，宗教权力，也就是神权与君主的权力互相争夺，大部分时期神权是凌驾于君权之上的，此时宗教对经济有着极大的影响；而到了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权力被弱化，宗教只能主动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韦伯的分析，是从信徒的行为动机层面动手，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唯宗教主义论者，而是主张一种因果解释论。但是他在对中国的宗教的分析中，又把儒家学说列为一种宗教，但是儒学是否是一种宗教，仍需讨论。

史凯：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何者是因？何者是果？马克思有一个经典的论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分析东西方文明差异背后的经济性因素，可以进一步阐释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中国自古就是一种农耕文明，农民时代不离开土地。在这种农业耕种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家族为主导的人际关系，辈分是中国人主要的伦理。因此中国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血缘文化，讲究的是情感，亲情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人就是人情至上，例如中国的社会治理，一直都是讲究“情理法”，“情”是处于道理、法律之前的。而中国社会对人的期望，也是要一个人有情有义，无情无义则是“禽兽”。西方以希腊为例。希腊是一个小岛，土地贫瘠，适宜生产的作物只有橄榄和葡萄，这远不能满足人口生存的需要。因此，古希腊人就必须与周围的国家进行交换，交换的需求就推动了其航海、商业的发展，再进一步，人口的迁徙导致其流动性增强。由此希腊形成的是一种地缘文化。而为了保障商业的进行，希腊人采用了签订契约的方式，所有一切都按照契约行事，因此西方文明也可以称作契约文明。契约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包括宗教，宗教里就有人神订约的说法。契约文明也带来了不同的社会期望——自由。为了保证契约的有效性，在签约之前，必须保证签约的个体是独立自由的，自由人就成为了契约的前提。

杨轩宇：不认同经济与文化的决定性关系，这二者是两个独立的元素，都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因素。以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的观点来看，货币经济的发展消解了传统的文化，重塑了社会交往的方式；而在消费社会里，文化作为一种符号，被赋予一种符号性的价值，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增值。

康菲菲：与其说是某种特殊精神推动经济的发展，不如说是传统和现代的断裂所产生的某种张力推动了发展。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宗教一直在被削弱，宗教的弱化使得人得以挣脱传统的束缚。但与此同时，经济与精神的矛盾也来源于这二者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在齐美尔关于时尚的哲学的分析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上层成为下层追逐的对象，一旦上层的时尚在下层普及的时候，这种时尚就变成过时的东西并被上层丢弃，同时上层又会重新流行另一种时尚。

潘正刚：在韦伯的语境中，是基督徒的勤奋，节俭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桑巴特的语境中，犹太人的贪婪则是主要的动力因素。而基督教和犹太教有着极深的渊源，几乎可以是同一批人，那么可不可以说是同一批人的矛盾精神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呢？另外，宗教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再去追根溯源是一种不必要的工作。

赵祖远：经济与文化具有一种亲和性，在不同的范式中，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与其说它们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倒不如说他们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因素，共同作于与第三个因素。在帕森斯的AGIL模型中，经济与文化都是作为这个模型中的重要部分，分别承担了不同的功能。例如文化就具有一种社会整合、再生产以及价值观引导的功能。而在后现代理论中，后现代社会被认为是一个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里，文化被经济消解，也因此有了文化无意义的说法。但是最近在看哈贝马斯的著作，哈贝马斯提出要见了一个世界共同体，文化则可以作为世界共同体的弥合剂，消费文化或许就是这个弥合剂。

任雨薇：溯源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布迪厄曾说过要揭露平常之事的不平常之处，也要将不平常之事变得不平常，那么追根溯源的工作就十分具有意义了。在布迪厄的分析里，文化教育是阶层再生产的工具，使得阶层的代际传递具有了制度合法性，精英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都被掩盖在文化资本的外衣之下。对于底层而言，他们要么开辟出新的领域，要么在现有的教育制度中努力学习。最后难免出现阶层固化的现象。媒体对于寒门贵子的报道，正是因为其稀少而倍显珍贵。但是，阶层固化是一个社会必然出现的吗？

周思聪：经济与文化可以进一步理解，也就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文化变成一种暴力符号而被占有，由此有了统治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区别。文化符号的占有，往往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本之间互构和耦合的结果，也由此出现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科林斯关于制度对于教育的影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子晗：在婚姻关系中有一种“倒插门”的现象，就是上门女婿。“嫁”“娶”的行为动词具有中性的意义，婚姻关系本质是一种经济性关系，谁掌握生产资料，谁就掌握了优先权和主导权。另外，教育层面上，文化资本成为了代际生产的工具，教育本身被变成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本和权力互相争夺的场，教育变成了阶层划分的一个中介工具，仅靠制度是无法改变这种现状的。

刘子扬：人类的性别分工是社会性的不是生理性的。以蜜蜂为例，一个蜂巢里的蜂后如果死亡，那么这群蜜蜂就会退化，但是人类不想蜜蜂，不会因为目标被剥夺而退化，而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制度。韦伯所提的禁欲主义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只不过是以尝试性的解释，并不是一个实证分析，不必太过较真。再者，并不是整个新教伦理体系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起到推动作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而马克思建构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是一个共同体的乌托邦。一个共同体的进步，必然有其内源动力或外部推力，要么是内部的自我改革，要么是外部的矛盾和冲突。

魏晓丽：以二战后德、日的社会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文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德国、日本作为战败国，主要推动了教育的普及，提高了人口的素质，用布迪厄的话语来说，就是增加了整个国家的文化资本。

肖万萍：文化与经济是并列的，可相互转换的因素。在布迪厄的分析中，教育使得不平等关系具有了合法性，文化资本掩盖了其自身源于经济资本的事实，并使其制度化、合法化。

韦力：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以农村为例，大部分农民依旧面临经济困境，生计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文化的建设完全受制于经济现状。但是文化可能会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以袁家村为例，他们就实现了农民共富。这就是经济与文化相辅相成的结果。

罗茜：在中国当下的社会中，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一种城乡二元的断裂性。城市经济繁荣，文化也带有现代性的特质。而农村经济落后，其文化也表现出传统、保守的一面。

郑轲：中国传统文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是消极的影响。传统的小农经济，使得劳动分工是在家庭内部实现的，对于家庭内部其成员是可以相互信任的。但是也由此带来了人的短视、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风险意识的一面，在社会的整体上也缺乏信任，保守的文化惯性也使得人的观念缺乏风险性。

吴楠：经济与文化是相互影响的。性别、教育、阶层固化等不平等的话题被提起，必然是感受到不平等的人所提的。认识到了不公平，但如何衡量公平的标准？公平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绝对的公平又是不可能的。

蒋晓雨：传统儒家思想中就有义利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荀子也提到过道义与利益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文化产业既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可见经济与文化二者是可以结合的，经济可以帮助文化繁荣，文化可以帮助获取经济收益。在劝酒话发展的当下，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观念作为导向，其背后也是受到不同的文化的影响。

张天舒：文化会使得发展的局面变得不同。现如今，文化渗透到各个方面，文化的经济效益也被挖掘出来。对于民族文化而言，文化产业及帮助少数民族获得经济利益，也弘扬了其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对国家而言，文化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王煊：中国的传统文化压制、消解了经济。在传统社会中，经济并不是主流的追求。士农工商，对于个体而言，经商只是一种生计手段，商人有了经济积累之后，他们都会买地囤田，让子孙后代接受教育，走上仕途。经济变成了文化的踏板。但在现代，文化知识经济的拐杖，对于大部分而言，接受教育的根本还是在社会中谋得工作，实现经济性目标。

张韩冬：经济对个体个性表达、人生观的取向都有影响。货币使人具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影响了人的价值观念的选择。货币经济的发展还使得异化现象出现。

李垚：不同的经济基础形式必然导致不同的文化制度形式。中国的农耕文明，使得农民稳定、并固定在一个地方，几乎看不到人口的流动。而在西方，游牧式的经济基础，带来的是人口的不断流动和迁徙。因此，中国的文化是平和的，稳定的，西方的文化是扩张掠夺性的。

刘喜真：文化本来是无性别之分的。在男性取得社会的主导地位之后，才创造了男性的文化。齐美尔认为，女性要实现平等的社会地位，需要从男性文化之外，创造出女性特有的文化。消费文化、货币经济使得人变得理性、计算性，从而改变了社会交往的形式。
张超：不同的场各有其独特的文化。国家有民族文化，企业有企业文化，读书会有读书会的文化。以企业文化为例，不同的企业其企业文化也是不同的。但是企业文化对一个企业而言十分重要。企业文化可以促进几页组织的发展，它虽然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但却可以创造出惊人的效果，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这可能是再多的经济投入都无法比拟的。

汪子策：
一、文化
要讨论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就必须要给两者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相较于经济，“文化”的概念未免过于宽泛，因此不妨列出几个例子进行追根溯源，然后思考是否适合所有的文化产物。在西方，最典型的文化产物就是宗教了。宗教究竟是什么，马克思认为是支配着人大脑的一种虚幻观点，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人民的鸦片；但是这只是一种现状分析，而不是原因分析。韦伯同样也是如此，无论是《新教》还是《儒教》，只能看到对现有宗教特征和对世俗的影响，都寻觅不到“宗教起源”这个问题。但是在涂尔干和齐美尔中却有所提及：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认为宗教的本质是社会，人们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的制约却又无法意识到这种制约，因而借助宗教来理解世界；齐美尔在《宗教社会学》里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们一种对于未知渴求，希望树立一个“神”来帮助自己理解社会，是人们感情的一部分，并且在宗教的仪式和宗教中人与人的关系里得到慰藉。所以总的来看，宗教源于人们一种对世界认识的需求，以及关于世界的整体看法。这里的世界当然并不仅仅是自然，更多的是人类社会；因为对于原始人而言，他们并不能理解自然科学的奥秘，更多的是视为一种理所当然；就像我们将吃饭视为理所当然一样。只有社会，以及社会关系会给我们带来齐美尔所说的各种感情，并且会使我们产生对看不见的个体意识、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和探求。同样的，无论是法律和艺术，也被人认为是典型的文化。而法律的核心“法益”，也是一种对人与人关系的认识和解释，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客观的社会关系，就不存在所谓的“人的权利”，也就没有应该保护的“法益”。因而我们可以认为，文化产生于人对于个体意识对客观的社会和社会关系认识和解释的需求。
二、经济
经济是人类创造价值、转换和实现的过程。这个定义同样过于宽泛，我们依旧要追根溯源探讨一下，经济到底源自于哪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在于：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内容，也就是说，经济源起与人类之间的物物交换。这种交换在于人一定具有自己无法满足的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交换，也就没有经济。但是需求产生的交换有很多，比如恋爱就是一种典型的感情交换，但不属于经济；但是如果有人用货币购买感情，比如心理咨询等服务业，这就是一种经济行为。很显然，经济虽然产生与人的需求交换，但是只有货币参与的需求交换才是货币。尽管马克思对此表示否认，这是源于不同的货币观：马克思的货币是价值货币，感情和服务不能创造出劳动价值，因而不能列入生产，因而不属于经济，只有在国家根据社会需求，在计划下进行的生产和调配才属于经济；但是经济学者关注的在于生产和消费。也就是说，退一步来说，就算服务业产生不了价值，但是服务业收取了货币，并用货币能够购买新的劳动力产品，生产力就有扩大的可能，就能生产出更多的物品，因而服务业必然是属于经济。加入我们抛开马克思理论和计划经济理论，来探讨现在普遍的经济观念，我们就会发现，经济源于一种以货币为载体的需求交换。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就是一种客观的人与人之间交换关系。
三、二者的联系
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就会明晰很多：为什么经济和文化总是相伴相生，难以分离？因为他们的产生都离不开两个关键：1.人有自主追求需求的能力。2.人在这种需求下能够在互动中形成客观的社会和社会关系。离开了这两点，人就是纯粹的动物，或者原始部落，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和文化。而如此一来，马克思那句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队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就没有逻辑上的无法理解了。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完整的逻辑链：1.无论是哪种经济观，经济都能创造出各种物质财富，而物质财富是人类最根本、最重要的需求。如果是西方的经济观念，经济可以满足人的一切需求，包括感情（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以及齐美尔所说的手段成为目的）。2.经济关系，是最有效率的交换关系，也是人们身边最主要的人际关系。经济越发达、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就越复杂，为了适应这些复杂的关系，就会产生出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可以说，经济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3.文化是对客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和解释。而伴随着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经济本身已经成为社会中每个成员都无法绕开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随着齐美尔所说的货币能够实现的目标越来越大，文化中的经济比重也越来越大。从早期的自然崇拜，逐渐到中世纪的忠诚于田园，到现代无所不包的经济文化，这背后的逻辑是经济在生活中，对社会关系的全面侵蚀，这也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4.但是我们再回到最开始对二者的定义，我们会发现经济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覆盖，取决于经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很显然，人的需求并不是只靠经济活动才能满足，文化活动同样能够给人带来相当的满足和认识。而文化活动尽管来源于社会关系和结构，但是人的能动性同样能够使人在一定的文化中，创造出新的结构和关系。这种结构和关系势必会造成经济关系的转变。
四、具象化
为了具象化说明这二者的关系，我们不妨以韦伯的宗教理论，尤其是《新教伦理》为分析对象：1.在早期的奴隶制和封建制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依附关系，强调被压迫者对压迫着的绝对忠诚和服从。基于这种认识，以及为了混淆被压迫者的认知，宗教往往强调绝对的秩序和因果观念，如天主教就强调“天堂”，儒教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世纪的艺术也往往歌颂的是统治者的美德和被统治者的忠诚。2.但是，伴随着中世纪激烈的城邦竞争和商业发展，经济迅速发展，新的商业结构如借代、保险得以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如分工、对等也应运而生，新的阶级——市民阶级得以发展。市民阶级在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以后，旧有的文化观念已经不再适合新阶级的需求。3.因而，最初开始宗教改革的路德宗就一反，只有天主教会才能救赎（既教会将解释权抓在自己手里，从而攫取更多的权力），每个人都可以自我解释，自我救赎，这种文化是对当时商业强调自由竞争、公平平等的反映。4.而加尔文教在路德宗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思想。因为路德宗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教义和仪式，加尔文教却相反，拥有严谨的教义、严格的仪式、并且对违反的人处以极刑，加尔文成为了新的“日内瓦教皇”。但是这种新的文化和思维观念，却切合了当时新兴的商人阶级，并且在这种理性观念的指导下，商人为了满足更多的财富需求，逐渐发展出了更高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5．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失去了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的文化转而变成了一切资本优先、物质优先，这是对资本主义下，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具象化和解释，资本万能的文化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我们要再次反思一下，社会关系是否真的能够简单还原为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绝不是历史的终结。

以“社会整合”为题的探讨
主讲人：冷芳
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并行向前的双重逻辑，不能单纯的将其置于绝对的二元对立结构。分化形成发展的动力也形成社会的“断裂”，由此带来社会问题，学者们的诸多理论或隐或显回应了时代的诉求并表达社会整合的愿望。早于涂尔干的孔德、斯宾塞已经表达了这种理论关怀，直到涂尔干才正式形成社会整合的概念。自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传统的集体组织全面崩溃，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在觉醒，经济生活与城市工业成为这种意识形态成长的沃土。个人意识觉醒，社会流动增强，但新的道德形态还没有确立，社会处于道德真空的状态。因而古典时期社会学家理论的核心是寻求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解释并探索新的社会秩序。基于此，涂尔干希望重建新型的共同体——职业团体，而重构集体意识；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和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从新的维度为社会整合提供解释与重构路径；齐美尔关注现代化生活发展到极致时“理性化造成的理性主义扩张”所导致的主客观文化分离，并且聚焦于社会互动的细节，提出了现代人需要重构纯粹的“宗教整合”。
在社会整合理论的发展脉络中，一般认为涂尔干提出的概念是理论起点，涂尔干及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都是把社会整合作为一种社会关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帕森斯在结构功能主义框架中提出了社会整合理论，也就是著名的AGIL理论模型，即社会行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由4个子系统即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组成，尤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的满足。随着帕森斯的继承和发展使社会整合提升为一种理论范式，此后对于社会系统和社会行动的解释有了新的具体的分析模型。帕森斯之后，默顿将功能主义分析结构进行了改进和完善，使其更适合于具体的经验研究。因此帕森斯时代之后，对社会整合的分析就形成了宏观而抽象的理论探索和微观而具体的经验解释。
到后现代，随着社会的原子化倾向以及新问题的暴露，学者们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批判与继承，社会整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以吉登斯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以社会具象化的二元对立呈现为出发点，分析个人与社会在时空分离基础上的互动结构和个人与国家的对立与统一，最后超越二元对立，落脚于交互行为的反思性监控和行动者的沟通理性。社会越发展到更高水平，对社会整合的探讨越聚焦于具体的领域与对象，比如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的边缘化、青少年失范行为等。
1.职业团体的时代性
社会整合的精神基础：集体意识；结构性基础：社会分工；现代性困境；法人团体的现代困境（科层制）
社会整合的基础：集体意识  涂尔干将集体意识定义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在没有外来冲击的封闭社会，传统力量得到强调，个人沿袭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形成从属于集体社会的价值认同。作为社会秩序的集体意识对个人具有约束作用，个体的行为不能突破公共权威，一旦产生触犯集体权威的行为，就会形成公愤（共同意识受到伤害）并受到惩罚。在这个意义上犯罪的含义就是本质上对立于强烈而又明确的共同意识的行为，惩罚或者说刑法的作用在于维护这种相似性产生的社会凝聚力。
社会整合的结构与社会分工 传统社会里集体意识影响面广，社会团结表现为由相似性所致的机械团结，集体意识是其基础。由于集体意识的权威大多是由传统权威造成，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集体意识逐渐形成非确定性，因此维持机械团结的“集体意识”不适应现代社会结构的需要而趋于消解，个体的异质性也随之得到凸显。分工在使个体获得高度独立的同时却又使之相互依赖，由此形成了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分工引入契约，增长个体的权利观，使社会关系产生质的差别。
社会整合的途径：职业共同体  个体的异质性使得社会共识很难达成，经济生活也必将成为个体生活的主要领域，因此惟有个体所从属的职业群体才会形成对个体行为的有效约束，且职业群体又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并且传统的同业公会和法团也必将转变成界限明确的、有组织的团体。这种专业性的地方分权，可以增加共同生活的中心而又不破坏国家统一，每一个中心只是某种特殊和有限活动的中心，所以彼此不可分开，而且个人可以依附于这些中心而不会削弱与整体的关系，因此无论是对分工趋势的适应还是对社会自杀率的遏制，都是可行的选择。在涂尔干看来，当时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政治，另一方面是以经济为主的社会交往，政治社会作为一个复合群体，其中包括像法院、军队、教会这样的专业组织和众多意识的个人，政治失序的根源在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缺少缓冲地带或次级组织，经济生活失序是交往群体缺乏道德共识和联系纽带，能同时具有这两方面的整合作用的涂尔干认为是职业共同体，并且他认为职业共同体甚至能成为未来的政治代表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基础。
现代社会的困境 社会学这门学科本来就是关注社会形形色色的问题，社会学家对于社会问题永远保持敏感性，现代性的困境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是许多理论与分析的时代背景。从价值取向上来看，贝克认为现代化的根本症结源于工具理性盛行而价值理性衰竭，现代社会的人及其思想和行为被利益至上、物质至上的观念所左右。从集体意识来看，现代社会网络四通八达，人们接受多元信息，社会尤其是网络社会本身就是巨大的舆论场，舆论场中个体的惯习能形成集体的力量是经由群体心理的整合而成，因为许多人是肤浅的、从众的，所以个体意识被集体意识裹挟，集体意识被利益集团操纵。现代社会个人性格得到突出强调，社会流动迅速，社会文化更新速度快，但是相对于涂尔干时代的道德真空状态，现代社会道德界限和社会秩序不容置疑。所以通过职业团体重构集体意识在当代来看有其积极意义，但也有不足之处。
现代社会是个职业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讲，职业生活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更大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政治取向内化而难以外显，或者说与日常生活还比较远；强调更小的个人价值取向和个人道德，对于社会整合的探讨又不够丰富，因为社会整合必然建立在个体与他者交往之中，建立在社会互动之中。所以涂尔干提出的职业团体的确是很巧妙的社会构成部分。职业伦理是社会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当社会生活领域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时，从家政、教育、政治参与到养老甚至丧葬，人与人的关系被雇佣和利益联结，因此职业伦理的确立相当于交往中的契约和界限，有利于达成和谐状态，减少矛盾。对职业文化的强调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方式，每个职员都是社会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个人价值往往在职业领域得以最完整的体现。最后，在个体化的社会里，除了家庭和同伴群体，我们很难找到更高层次的归属感，但是职业作为新时代主要身份的象征，可以通过密切的交往和合作形成同质化的价值认同，在更高层次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也具有更强的道德约束意义。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职业文化向纵深方向发展，职业共同体的边界是否越来越封闭呢？一旦强调专业化，就意味着强调专业对口，强调文凭和证书，形成职业壁垒。而在教育阶段，阶层和文凭是绕不过去的主题，这也意味着阶层优势、学校优势和社会优势之间永远是一体化的。当然了职业边界的强化需要辩证来看，毕竟专业化的发展方向是正向的趋势，职业准入机制也有利于经过筛选的人具有更强的职业认同。让我们继续延伸职业认同，在职业群体间是否存在一条“职业鄙视链”，也就是说职业的外在符号认同，所谓体面的工作，往往与体制、财富、社会地位挂钩，而职业内在的意义和社会价值被排挤出认同标准，对于教育阶段专业的选择产生导向作用，也强化了社会的负面等级文化。最后，回归到职业共同体本身，与专业化、制度化相伴生的是共同体的科层结构。在科层结构中，所有职员的行为都要受制于一套共同承认的原则。韦伯对科层组织的分析是权威性的，在这个体系里包含着程序、规章、技术效率、理性化等因素。科层化的升级意味着个体与生产工具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更高强度的制约，也意味着对个人化关系和非理性考虑的摒弃，形成内部的压力与紧张。韦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预言了官僚制“铁的牢笼”以及科层制纪律对人的压迫，默顿对科层组织的负面功能也有更具体的探讨，总而言之，科层制的僵化与现代社会的多变性难免产生不协调，杜威“职业性精神变态”描述的是职业角色对个人人格的侵占，科层制反复灌输的压力最终把本来只是当作手段的服从规章转化为最终目的，而在科层组织里，虽然具有集体精神，但首要的依旧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涂尔干认为将个体维系于集体的关键在于社会情感和集体期望，当社会情感本身就淡漠，集体情感也充满竞争和利益冲突时，哪里还有喘息的余地？想想我们的社会现状，职业倦怠几乎成为常态，源自于情绪耗竭、人情冷淡和自我效能感降低。不过在多元化社会，社会整合的方式本身也是多层次的，职业共同体依旧是很重要的一种。
2.结构功能主义及其方法论问题
帕森斯认为社会只有满足四个基本需求才能发挥其基本功能，从比较宏观的层面进行系统理论建构，默顿进而提出中层理论，并且围绕范围有限的社会现象，从社会结构的某一部分入手，分析对社会整体的促进或损害功能，本次交流选取与社会整合紧密相关的宗教与社会失范问题进行讨论。（帕森斯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开创者，对社会整合的系统论述具有极大的理论代表性，但很遗憾我还没补完帕森斯的经典阅读，期待大家积极补充）。
2.1 宗教与社会整合
一般的研究中，都注意到宗教的积极社会功能——信仰和仪式在文化归属和日常生活中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在涂尔干看来，原始社会以图腾为本质的部落构成了集体认同的基础动力首先对应着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宗教的信仰就是集体的共同信仰，集体通过这种共同意识形成了道德共同体即教会。宗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转达的是集体意识作用于个体意识的方式，强化了社会个体对社会的依附关系，作为宗教生活的仪式，是为维护信仰的生命力服务的，使集体意识最本质的要素得到复苏。涂尔干的宗教思想与社会集体意识是表里的关系，是促进社会整合的纽带。西美尔关于宗教本质主要集中在“信仰”和“整合性”上，但是与涂尔干不同，不是从宗教与世俗二元对立出发，而是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与人交往中纯粹精神层面的相互过程中奠定的基调，每种相互关系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宗教性。这种宗教性自发形成，又反过来影响人际关系。宗教性的形式融汇于社会关系中，个体对上帝的依附感就像个体对社会共同体的依附感。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宗教性与社会关系具有一定的形式与内容的特征。西美尔提出的信仰不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所谓的追随与顺从也不是权威的支配，而是基于信仰的观念。宗教关系建立在忠诚与信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这种情感是维系社会的纽带之一。因此西美尔所说的“宗教整合性是社会整合性的绝对形式”，与社会生活的集体整合性相比，更为纯粹和彻底。涂尔干和西美尔最后的共同关注是现代人抛弃了宗教，因而也抛弃了维系社会集体意识的纽带，涂尔干希望用职业团体重构集体意识，西美尔希望寻找生命的内在形式所规定的“宗教性”来摆脱现代性危机，并且提出“宗教性”与“宗教”的区别，前者是形式上的表现，后者是个体生命内在的意义追寻。
对中国本土文化中宗教的整合功能的集大成者是杨庆堃，探讨的前提是从功能主义出发，将中国儒学视为宗教，也提出了“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的划分类型，回应了宗教研究中对于“中国有没有宗教”“儒学是不是宗教”等问题的争论。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原始宗教，表现形态为“天命观”，其整合功能表现在农耕领域的自然崇拜和人民对自身生活状态寻求解释的最佳途径，更重要的是，这种宗教观是皇权统治中以神明授意的方式来统摄世人的最佳工具。在这个体系里，自上而下呈现出对秩序的归属和富足生活的愿望。其二是祖先崇拜，用以对付家庭群体中由于近亲死亡而带来的情感崩溃和社群瓦解状况发生的一种策略。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埋葬仪式和祭祀仪式，以此达到凝聚家族与重振家庭地位的作用。无论是对亡者灵魂的安顿。还是儒学中理性的理念，祖先崇拜总是存在一种强有力的情感源泉，为了强化血缘价值观和家庭的关系纽带。
探讨宗教与社会整合，一般从功能主义出发，我们可能很容易接受宗教促进社会整合的观点，但往往会忽视这一机制的前提条件或限定范围。默顿认为这种想当然的功能分析是建立在社会功能一体的假设、普遍功能主义假设和必然性的假设。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假设所有社会都是完全整合的，重点在于整合程度之分的事实，而且从涂尔干、齐美尔到杨庆堃，依据的都是原始社会和低文明程度的社会，与我们所处的高文明社会结构有相当大差别；另外宗教在多民族多信仰地区如何实现更大程度的整合呢？或许反而会出现宗教冲突。因此一种功能分析理论必须明确一定社会功能依托的社会单位，并且必须承认文化事项的多种后果，既有正功能也有负功能。那我们也就不能直接预设宗教对社会整合具有正向作用或者说不可替代的作用，否则就产生功能选择的概念。换句话说，我们在探讨社会整合的主题，从为什么要进行社会整合和如何进行社会整合出发，很容易陷入拿经验去填充理论的误区，这会导致我们遗失掉社会经验事实的多面性和丰富性。
2.2社会整合与失范
社会失范最早由涂尔干提出，社会分工不当会引起社会失范，默顿修正和补充了失范理论，认为社会失范与社会结构紧密相关，由此解释了社会越轨行为。
涂尔干认为分工当中，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会使社会团结受到威胁，个体主义产生分解作用，而在这其中又缺乏合适的规范来对集体意识进行约束和重塑。另一方面，过强的规范和约束也会压制主体性，个体没有自由的发展空间，缺乏归属感，甚至与集体呈现消极对抗的状态。最后是个体的能力没有得到完全发挥，人与人之间缺少合作，没有形成有机统一体。社会失范必然不利于社会整合。默顿对失范的定义是对追求文化目标的强调但在制度化程序上缺乏社会规范的约束。比如美国文化中对占主导地位的成功目标的强调与对实现这些目标而要采取的制度化程序的强调日益分离，非技术劳动与相应的低收入者的地位在现有的价值标准下是不能与有组织的罪恶、欺骗和犯罪所带来的高收入和权力前景相竞争的。也就是说，社会倡导金钱成功这一文化价值，但通往这一目标的适当途径受到阶级结构的限制，只能借助于越轨行为。所以越轨行为是在文化重心和社会结构两者的结合中产生。除了对目标的强调之外，我们要考虑到社会结构的其他方面，当某一部分人的成功目标被置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而对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达成目标的得到认可的途径却被限制死了，所以大规模越轨行为产生。文化的目标和手段越背离，不道德的智慧就越盛行，被限制的往往是处于社会下层阶级的人，所以在刻板印象里，贫民窟里的人有更高的越轨频率，这实际上是阶层固化状态下底层的人拥有更小的话语权并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负面评价。
涂尔干已经阐明，失范概念研究的是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性质，而非面对该结构的个体所具有的性质。默顿的失范理论从社会学角度看，包括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当文化规范和目标与社会结构赋予此群体成员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严重脱节时就产生失范行为。如果把失范行为与社会整合结合起来，从表象来看，对目标的极端强调削弱了方法的规范约束能力，即非道德化过程。但实际上，失范并不一定不受阻碍地发展下去，对成功的不同界定或许使每个人都能达到文化价值目标。默顿也强调，与群体占优势的规范相背离的行为，并不都意味着群体的基本价值观和适应力失去作用，对规范的适应方式可能会形成更具有效率的行为模式。最重要的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机构和文化目标发生根本的变化。从社会整合角度看，就包含在社会控制底线范围内对一些越轨行为的吸纳和合理化，对社会文化目标所包含价值的引导，对社会机会平等和利益分配合理的追求。另外，从方法论看，结构功能主义侧重对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进行功能分析，而失范理论和越轨行为在我们的具体运用过程中往往聚焦到个体的心理冲动上，默顿的这种分析范式对于实际的社会整合问题的解决具有明显指导功能。
3.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
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呈现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格局多元化，尤其在冷战结束以后，新兴的多元文明为世界政治格局提供新的解释框架。随着经济上的交融，新的国际政治关系诞生，对民族国家主权形成巨大压力。对此，哈贝马斯对民族国家及其合法化危机为出发点，展开现代社会民族国家认同及社会整合的分析。简而言之，哈贝马斯强调交往领域、公共领域和民族国家领域三个层次的社会整合，并且不是互相独立的。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提出主体间的交往理性，以生活世界合理化为准则实现社会集体认同。当交往理性被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消解时，传统的民族国家认同及社会整合的基础崩塌，哈贝马斯认为应该构建起社会公认的价值和法律规范作为承担集体认同的载体，集体认同的文化基础包括民族认同和公民认同，前者是价值归属的基础，后者是公民团结的基础。所以后民族结构中，哈贝马斯希望建构宪法爱国主义来超越民族主义，同时重构全球化的公共领域，构建国际性的政治统一体和超国家的政治机制。哈贝马斯在新的合法化的基础上提供的社会一体化形式是在接受多元差异，在道德价值认同上具有包容性基础的社会整合。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提出的“文明的冲突”模式满足了新兴的多元文明和多极政治格局下对世界政治的理解，也就是说文化因素以及文化认同正成为新的理论框架。这是在冷战结束后对世界政治的研究框架的探索与更新，文明的冲突与文化的认同必然导致新的竞争、敌对或者友好合作，取代之前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的认同的是新的部落、种族集团、宗教集团、民族以及更大范围上的文明的认同，因此也就出现了像欧盟这样的组织，而现在我们常说的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冷战后，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整合的力量。到了20世纪，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来说是处于衰落的过程。由西方意识形态主宰的时代已经结束，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在非西方社会权力日益增长的时代，形成了多权力中心，其基础则建立在地域、宗教等文化认同上，其中典型的是亚洲的文化复兴和伊斯兰复兴运动。
在多极格局下，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形成新的对抗和联盟关系，具有相似的文化和相同的文明的国家集团结合成政治或经济联盟，像北约、欧盟和亚洲的东盟，其特征是成员国拥有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新世界的文化样式对贸易样式起决定影响。文化认同与同盟有其核心和秩序，核心国家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是因为成员国把它看作文化亲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系网”就为大中华共荣圈的形成提供丰富的途径。文化的同心圆模式在战争上也表现为“认同战争”——从过渡战争到断层线战争，文化认同越来越成为战争的起源和动力。断层线战争是作为更大的文化实体的一部分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以往多重的、随意的认同在战争中得以集中和强化。
但是民族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经历传统价值基础的崩塌，另一方面受到全球化的冲击，所以在痛苦的转型期一定会强化自己的民族认同，而在经济利益成为最主要发展动力时，原本发展就不平衡的各国会产生排斥、打压等负面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政治经济共同体也成为主要发展方向，这意味着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国际社会整合的趋势必将是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之间的互动，形成一个以文化认同——种族、民族、宗教、文明的认同为中心，按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来塑造联盟、对抗关系和国家政策的世界。国际政治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强调在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国际社会整合的新态势。

评论人：周思聪
主讲人按照古典、过渡及后现代的时间逻辑，系统的梳理了社会整合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整合这一主题在不同的时间段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特征，从宏观层面到中观层面再到微观层面，可以发现，社会整合的对象逐渐从社会的大视角向个人这一小视角转变，研究的相关问题也从抽象逐渐转变至具体的问题。
在我看来社会整合主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道德、宗教、教育与法律。（受限于我阅读的书目，目前整理的就是这些部分，大家也可以广泛补充、批评指正。）
一、道德
涂尔干：
集体意识真正构成了道德生活的神圣性，其必然地来自它所依赖的社会，同时也是理性信仰与道德团结的来源，文明的起源之一是法团制度，法团在发展中逐渐结成公社组织，同时伴随着城镇独立、分工的发展等，也在当时形成了职业性法团、社会性公社和政治性城市国家相互支持和相互保护的治理体系，从而也形成道德与政治互补关系。
但是随着分工发展，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也出现了政治团体缺乏社会中间保护地带从而陷入不断革命的怪圈之中、个人也缺乏这一力量造成原子化个人不断抬头这些社会失范的病态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何处理好“个人—社会—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异常重要，而涂尔干也指出，现代政治共同体的构成，并非仅是所有个体直接让渡的合意状态，关键在奠基于职业这样的次级群体之上，只有这一社会性纽带才可以合理地将个人与国家联系起来。国家是次级群体本身组织化的核心和集体思维活动，法团（职业群体）是通过集体情感来塑造社会道德的基础，因此，涂尔干指出，个体只有通过职业群体的功能化与道德化，才可以构建一个真正的、更高的政治体，从而实现每个人的权利，康德也认为民主政治的形成是经由法团这样的职业群体作为政治的基本单位并由此形成中介作用，将国家政治落在职业群体和公民道德的基础之上，从而为解决政治危机做充分的理论准备。
职业伦理作为社会性力量介于家庭（个人）层面和公民道德（国家）中，在越来越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要想不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就不能摆脱所有的明确的道德规定，对于经济生活而言，只有法团体系才可以在其中形成道德标准，特别是当前，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前的道德丧失了影响力，而新的道德标准还未确立，我们的道德与信仰陷入了混乱状态，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便是要为我们自己确立一种新的道德准则体系，打破混乱无序的失范状态，让秩序回归。
鲍曼：
在不确定的后现代社会中，现代社会由”固态”转变为“液态”；权力与政治的亲密关系解体（政府机关的外包，将部分职能交由市场与社会）；社会越来越成为一种网络而非结构，市场激发竞争意识，加剧了个体的分化，社群的解体，多变的社会环境；碎片化引发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人们的行为策略与生活方式；废弃的人类；社会与世界解决问题的单一方式；国家与消费主义带给我们的是臆想的乌托邦，不能为生命提供意义。
现代的生活方式，本身便会产生“剩余的人”，经济的进步使有限的空间无法容纳这些“多余的人”，成为废弃的生命，群体数量越来越多，其脆弱的社会地位与不稳的未来前景，更加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及移民群体的不确定性，他们获得改善的机会越来越小，“危险阶层”是不可逆的返回社会的群体，被认为经济进步产生的垃圾，对这一群体的策略只能是永久的驱除，永久的被边缘化与隔离。他们作为迁入地的“陌生人”，对本地人来说是陌生的、难以预测的、难以控制，使得本地人担心秩序、财产、地位、资源等受到抢夺与伤害，会导致并加剧本地人的焦虑不安与愤怒情绪。有经济资本的人会选择购买居住在“封闭社区”的房子躲入其中，隔绝，而穷人则难以和这些陌生人在空间上完全隔离开。
安全化的措施，显功能的确达到政府等保护者的意图，但其潜功能却反而营造了不安全的氛围，加剧了人们的恐惧不安心理，政客要强化这种不确定、不安全的焦虑，这对他们的政治生涯是有助的，有助于继续实行“保护者”的角色，即这种心理与社会氛围为政府维持权力、巩固合法性基础提供了机会这种“安全化”的策略导致我们在移民问题中的非道德化，盲目的社会排斥。
当下发生的是与人类的道德责任王国的压缩，造成了“我们与他们”的分裂，造成我们的认知失调（道德责任失调），将排除在合法人权拥有者之外，并将移民问题从道德责任转换为安全威胁、犯罪惩罚、秩序保护等问题，如现代性与大屠杀问题。西方政府的反应让人失望，他们夸大了难民潮的危险性，误导民众，造成社会恐慌，并掀起了排斥难民的浪潮，使其命运更加悲惨，同时，舆论媒体也在大肆渲染，引起了道德恐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在这样一个分裂与矛盾的时代，不确定性、风险、混乱与焦虑等变成了主要特征，我们要打破“我们-他们”的二元对立，打破区分，要对话能力，多沟通、协商，相互尊重，携手并进，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便是承认地球的所有人类是一个共同体，彼此相互依赖，使我们与不同意见的陌生人团结合作的生在一起，形成命运共同体。
二、宗教
在主要的仪式态度中，主要有消极膜拜与积极膜拜两种，但这些仪式的目的其一为了将过去的信念保存下来，保证图腾物种得以繁衍，唤起崇拜者心中的道德力，为维护信仰生命力而服务，其二是为了巩固、凝聚与更新群体，仪式借助宗教符号表达道德力，使群体在举行仪式的过程中感受到群体是一个道德统一体，从而使个人确立集体的存在。
涂尔干的这本书主要是为了说明一个社会事实：乱伦禁忌的原始形式是外婚制，而外婚制与图腾制度彼此关联，且其核心要素是原始的仪式与仪轨，而集体意识在这之中扮演者主要角色，在原始社会，对图腾的普遍认同基本上也只是存在一氏族内，不同图腾之间宗教特征不很明显，因此，乱伦禁忌的最早形式是外婚制，这同时也保持了稳定了社会秩序。
三、教育
教育的过程看：知识社会，知识权力。
福柯指出，不论疯癫亦或文明，都具有很强的建构性成分（人为因素），将精神错乱的疯癫与理性分离，并导致理性对疯癫的征服，将疯癫污名化，指出理性即是秩序，要对肉体道德进行约束，具有整齐划一的要求。人们对麻风病的排斥、隔离及使其消失，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仍然存在延续着对其污名化的形象的社会意义，并在如今附着于贫民、流浪汉、精神错乱等人的身上，总医院这种大禁闭机构为疯人提供了新的归宿，理性对非理性的权威与制服，如理性统治着疗养院，对医务人员权威的神化，病人也认为医生具有神圣力量从而屈服他们，确立了医患关系，使精神错乱与医学思想联系起来，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病与精神病院由此诞生，以求得秩序、保证权力，也体现着知识（医学）的合法性，同时，这种严格的区分式社会排斥，也是一种重新整合的方式。
教育的结果看：低流动性、结构化的社会。（整合的结果）
精英再生产的出身与教育资本的互构：
布迪厄指出人们的文化实践与学校教育资本和出身息息相关，学习行为意味着一种对认识资历、文化判断能力的运用并在家庭、学校场域中反复熟习，文化继承，是天赋的文化资本的传递结果，而这些也在无意识中巩固了阶级统一性，习性也是由教育再生产出的一种历史产物，被纳入不同阶级特有的习性系统中，从而产生出差别、分类，并倾向于满足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
学历是文化资本的指标之一，学校与家庭共同保证了合法化的文化资本的训练、习得与传承，这一资本就像文凭促成了文化精英群体，并将其所言所行合法化，且与文化平民区分，两者被明显的区分，也意味着不同等级的合法化艺术作品最能体现出的区分。通过归并、划分原则、限制意识等成为无意识的实践意识，以此形成阶级认同，维护社会秩序，对区隔的遵守及对违反的惩罚。
再生产策略系统的重构有两种情况，即纵向的垂直转移和横向的场域变化。教育系统的竞争引起了学历的贬值，使其丧失稀缺性，人们对此的回应是重新投入教育市场，延长了人们在教学系统的时间，更加造成了学历的生产过剩恶性循环情况，对这一学历泛滥的情况，造成的结构现实是学历的降级。
四、法律
权利可被划分为自然、道德与法律权利，其中，法律权利是对合理期望的承认，文明社会的法律前提是人们对秩序的遵守，共同集体的道德感与秩序感，保持一种合理期待。
为保障文明的正常发展，必须借助外部的社会控制，使人类合作性社会本能对扩张性自我主张加以限制。因为人类具有扩张性自我主张的倾向，所以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利益的冲突，而法律的社会控制就是调整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实现社会的正义。文明是扩张（人类力量的发展）与控制（对人了本性的限制），这种对人类本性的支配力通过社会控制，保持人对每个人施加的压力，从而维护社会秩序。
法权是一个实践概念，包括目的（和平）与手段（斗争），所以斗争与法权是一体的，一切法权都是经由斗争获得，法权具有双重意义，即客观意义的法与主体意义的权利，意味着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具体的权利，法运用暴力与斗争踏上正确的道路。
为具体的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的主张，也是义务。权利争论不是纯经济、纯利益的个人动机，其中夹杂着人尊严、人格、名誉的重要性，权利是个体的道德生活的生存条件，是对个人道德与人格的自我维护，这也体现出权利的伦理属性，不是纯物质的价值立场，法律，惩罚侵害者与归还受害者名誉；对集体而言，通过制定法律捍卫集体不可或缺的秩序。


个人主义与社会团结
主讲人：康宇兰
关于时代的发展进程：费希特认为我们所出的世俗社会发展经历五个阶段：本能的生活；合乎本能的统治（专制统治）；摆脱合理本能（摆脱一切权威）；理性科学（实证主义）；合理技艺。
费希特是一位深处德国封建割据时期的思想家，他对于当时所处的的时代断定为一个时代摒弃一切合理本能和权威，利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我认为这个时代特色在我们所处的当今仍然存在。针对这种时代特色，理论家对此现象提出了不同的分析。霍布斯强调政府的建立以结束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涂尔干通过分析社会自杀类型来解析不同的社会整合程度对个体的影响。韦伯提出科层制这种组织制度，个体在这种组织制度中，成为一个机器上的螺丝而非一个“人”存在所导致的对人的异化。齐美尔提出货币对于人的异化，货币在当今社会成为一切价值的衡量标准，当货币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般的存在，社会变成了一个金钱社会。等
一．融合趋势与分裂现状
这些种种的分化，个体化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体现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商品交换超越国家界限，国家边界受到挑战，时间空间层面上的限制被动摇。全球化导致管理国家的法律安全和管理效率，地域国家的主权，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民族国家的民主合法性受到冲击。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家也日益难以干预利润与货币，因此管理国家的法律安全和管理效率受到冲击，现代社会的管理难度增加，风险性变大，导致种种不确定性和各种各样难以预计的风险。这种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让蝴蝶效应在今天变得十分明显。（例如今年的疫情；经济危机等对国家和个人的影响）。但是如今时代的国家形态是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让每一个单个国家享有独立的管理，税收，主权地域，民主法治和社会福利并基于此形成了一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且宗教内部的分裂形成了不同的教派和信仰，世界呈现出文化多元主义，加深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分裂。家庭，地方社区的原始团体纽带被摧毁。地方观念信仰收到质疑。精英教育批判标准无法塑造世人意见和趣味。社会习俗和道德处于变动之中。
二．人的原子化
随着通讯和网络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表面化和细分化，不再有机。每个人不在受固定身份或已知身份的质疑，而拥有多重身份，个体丧失自我感。且时空界限被打破，出现了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区别与差异，这种空间差异导致我们虽然身处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却并不在一个空间内沟通与交流，加剧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时间空间的这种关系变化让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注重瞬时性性的时代，缩短持久性时间跨度的能力，对长期淡忘且不加在意的能力，对聚集于对短暂性而非持久性进行控制的能力，为了短暂立即消耗清除已有事物和空间的能力变成成功的重要指标，个人的理性选择是是追求一种满足并避免其后果。在瞬时性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性不断减弱。这种仅仅注重当下的生活态度，让个体主义，利己主义不断膨胀。
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的异化也在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劳动原本是让人掌握自己命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中作出自己的贡献的集体行动，在劳动中，人可以获得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升。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和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对效率追求，对成本的压缩，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发生了重要转变，从一生服务于一个工厂的这种长期变成了短期合同工，工作岗位在现代社会更加讲求短期，灵活，适应性。但这种工作生涯所带的是强大的个体化，共同利益模糊甚至消失，个体之间的分割与分裂。
（单位制时代父辈对于单位的热爱与奉献与当今“裸辞”，“996”等社会现象的对比）
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或者合作关系变成了一种消费关系，结合的目的是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这种满足持续的时间就是个体之间保留和使用这种结合关系的时间，出现了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人与人变成小菲关系的同时个体的自我认同也发生了转变，随着收入上升，人们对生活方式的希求越来越关乎地位，同时也越来越需要标示地位的商品。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从阶级向社会地位的转化。在由地位建构的社会里，他人的认可、对新潮时装的接受，成为公开宣扬的个人主义标签。许多人以消费主义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为了寻求与新地位相称的生活方式，这些人的品位被大量的时尚、美食及休闲旅游杂志所操控。
三．人与社会的关系
（一）信任危机，风险社会，自我保全
消费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个体短暂的职业生涯都使个体无法信任自己，信任他人，信任制度。信任的垮台也影响政治参与和集体行动，出现了哈贝马斯提出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在风险社会中更为甚之，因为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发展导致个体必须时刻准备就绪独自应对生活考验，这导致个体承受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官方（各种组织，政府）利用和强化了这种个体的不确定性从而保有自己的权利（如移民恐慌），现在所谓的开放的共同体（公司与雇员，狼性企业，中年职业危机）并不对个人承诺任何担保，甚至传递了一种强制性义务和加强了对个人的剥削。科学技术的进步预示着失去的危险和象征着处境恶化，因为一些职业被机器智能所取代，人原本的价值因为具有了可替代性而变得一文不值，人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以竞争为主。这种组织的不负责任在全球化时代下，使我们作为风险共同体，无法有效面对社会的变化与风险，使得是个体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个体发现未来不可控因而对未来失去信任，且随着民主的发展，社会个体化的发展，人们发现自己的行为可以由自己选择决定，未来的道路是曾经自我选择的结果，于是个体受到未来不确定性影响而失去对未来的期待，开始怀念过去明确稳定可信任的价值。面对社会所产生的问题，不再是集体努力社会改革，而是个体的自我改善，相互斗争，以获得战利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霍布斯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
共同利益消亡导致个体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面对资源不足的现状，与他人竞争，这导致社会团结无从谈起，分崩离析。且现代社会的道德核心是承担责任并忠于这种责任行为，这种关于责任的认识和态度，把责任完全归于个体（用通俗话语来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要对自己负责），这种社会价值观念的倡导导致道德原本作为人际关系整合的粘合剂变成了分割，隔绝，疏离，撕裂人际关系的首要原因，形成即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自我保全心态。（大同社会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与现在社会老人不敢扶）。
这种自我保全心态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大数据，使我们在变幻莫测的不确定性和由此导致的对未来的恐惧中，待在自己的舒适圈和熟悉的圈子内，通过熟悉获得安慰，放弃对差异，不同的探索，使得共同体，公民社会的建设更是无从谈起。
（二）三种力量的拉扯
当代社会的分立和多原则支配性质导致在政治和经济以及文化领域出现了分裂，经济领域追求效率原则，经济领域为了提高效率，形成了分工专业化和功能分割的科层制组织和职业等级划分，这种制度包含着内在的不平等而政治领域却追求追求平等原则，文化领域追求自我实现。这三者所主导的原则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即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和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在社会结构和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这种紧张关系一中的个体又处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之中，增强了个体自我认同的危机，对于变化的感受在人的精神世界引起危机，因为变化感是人们判断自我感觉的形式。个体被孤零零的放在了一个充满变化，拥有无限选择的的空间之中，却不具备应对这种情况的能力。
四．社会学家的应对政策（两种观点）
观点一：提高社会整合
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我个人认为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在无意之中正好回应了鲍曼所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所带了的不确定性，所导致共同体缺失，个体被裹挟在变幻莫测，无法预测的时代中充满了无措感。这衍生出来种种的的社会问题。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感，要充分把握人与社会，人生与历史，子我与世界的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
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特定的心智品质帮助个体通过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了解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自己会遭遇什么，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能够使个体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自我体验，预估自己命运，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从而也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这种帮助是需要社会学家提供的，因为个人与社会的关联，在普通人这里存在一定区分。个人因自身珍视的价值受到威胁而感到困扰，这种个人困扰，普通人难以将其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而社会有关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其实个人困扰和社会公共议题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通过认识和运用社会结构来捕捉个人情境之间的内在关联，把握人生与历史在社会中的关联。
吉登斯：所谓现代性就是产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是一个走向异质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经济上、社会地位上，个人的发展也呈现异化的趋势，各种新的现象新的事物层出不穷，现代性的理性化程度越深，人们便越受到理性的压制，而这种压制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是一个高度现代性的环境，在其中，“我将如何生活”等问题必须在有关吃穿住行的决策中得到回答，并且必在自我认同的暂时呈现中得到解释。我们每个个体都应该意识到现代性的社会生活对我们个人所造成的影响。这与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观点略有重合。
而如何帮助个体实现自我认同，吉登斯提出建立一种纯粹关系即自我的磨难，自我受到风险、怀疑的影响，对所处的环境和人无法完全信任。处于无法信任的环境中的人本体的安全受到影响，，处在焦虑状态之中，经验的存封将个人与外界隔离开来。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人若想生存下去，就要和他人形成纯粹的关系。这种关系会使人感觉到自己是良好的，从而形成自我认同。因此，人在某种情况下的无私的付出和奉献是必要的。
鲍曼：将消费主义市场和消费主义占据主动的流动经济转变为社会的经济，将人们的认知提高的世界范围的整合，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个体们应该团结前进。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形成价值公司补充，摒弃话语霸权，实现社会公正。在后民族意识形成中，对国家的情感归属转变为对宪法的情感归属，建立一个跨国家层面上的公平的世界内政。
观点二：
南克伯格：从独居者的增加说明了世界个体化的趋势。认为个体主义的发展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在社会变革时期，这一特殊情形下，所导致的一种一种社会问题。因为独居这种现象背后所表现的个体主义有一定好处，它保证两性生活自由，扩大生活其他可能性，留有足够的时间独自成熟，寻找爱情，巩固优异，更专注于立足自身需求的社交。因为自由的本质特征是:个体特殊性与不可复制性，因此个体需要有一定的空间遵循内心与自然的规律，而个体主义的发展给了个体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去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来实现这种真正的自由。
而社会和国家所能做的就是帮助个体获得更加健康快乐的社会参与，协助个体平衡个体，社区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认识和培育自我。
评论人：付莹莹
作者通过费特希关于世俗社会发展经历五个阶段推出自己的观点：利己主义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仍然存在。
第一，    就是融合趋势和分裂现状。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就是一种融合趋势，但这种趋势往往限制强烈性极高，再加上一些限制和弊端无法突破，导致了很多无法预计的风险。宗教内部的分裂形成了不同的教派和信仰，世界就呈现文化多元主义，加深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分裂。
第二，    人的原子化。网络和通讯，人与人的关系表面化和细分化。也就是出现了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形成对比，从而有了对比和差异，甚至在同一物理空间下，大家也不沟通交流，隔阂就会加剧。我们今天是一个注重瞬时性的时代，过去与未来的注重程度不断减弱，而注重当下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态度，从而个体主义和利己主义大肆其行。
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异化，在今天也变成了现实，社会分工不断的细化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压榨，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发生了重大转变，共同利益模糊，个体化严重，注重短期短暂。其实这还是作者讲到的瞬时性的事情，活在当下。
作者提到，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或合作，变成一种消费关系，，进而有一种消费社会，而在消费社会中，许多人又将消费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的好坏就取决于社会地位商品的象征。
第三，    人与社会的关系。信任危机，风险社会和自我保全是一系列连贯关系，之前作者讲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消费关系，和个体短暂的职业生涯使个体无法信任自己，信任其他。也影响了政治参与和集体行动，出现了信任危机（哈贝马斯）。科技的进步预示一些人为的工作可以被替代，例如一些智能机器会减少工作人数甚至直接被替代，那么竞争将会更激烈。在风险社会里，官方组织不负责任又会使人们成为风险共同体，从而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无法有效面对变幻莫测的社会风险。个体受到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失去对未来的期待，而且随着社会民主和个体性的发展，人们发现自己的行为有些可以自己选择决定，集体努力反而没什么意义，不如自我的改善来得实在。共同利益越来越淡薄，个体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与他人竞争这些有限的资源。这就导致社会团结分崩离析。
三种力量的拉扯。（经济领域追求效率原则，政治领域追求平等原则，文化领域追求自我实现。）这三种原则一种紧张关系，也就是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和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在社会结构和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四，    社会学家的应对政策，一种是提高社会整合力，例如米尔斯，吉登斯，鲍曼。另一种是南克伯格从独居者的增加说明了个体化的趋势，认为个体需要一定的空间遵循内心与自然的规律。
论题的分享：作者的论题是个人主义和社会团结 ，我对个人主义和社会团结的理解是，个人主义与社会团结并不是直接对立冲突，个人主义私人主义还不相同，私人主义里的“私人”，不论是自私还是私自都和个人主义不一样，个人主义是一个中性词，至于贬义词褒义词需要用到不同的场景才能评判。从这判断有点像托克维尔有关对个人主义内涵的广义和狭义之分，并且托克维尔也是最先使用个人主义这个词。社会团结，我一直认为，社会团结与个人主义不相冲突，个人主义不可避免，社会团结也必须建立，个人主义要在不违背社会秩序这个最基本的前提下活动作为，而社会团结就要以人们的共同价值利益为前提去团结力量，无论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宗教。
补充内容：
1.    社会团结，涂尔干的基本社会学理论就是以社会团结为主线展开叙述，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团结的真实基础，因此重建集体意识是解决危机的基本途径。根据社会各部分之间的结合方式和紧密程度，涂尔干可以分为机械团结社会和有机团结社会两种类型。机械团结是建立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相同性和相似性特质的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有机团结是建立在社会分工与个人异质性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联系。
社会团结的外在特征是法律。机械团结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具有压制性特征，如刑法。这种法律把凡是违反和破坏集体意识的行为都视为犯罪，对罪犯的惩罚不是合理的分析他对社会规范的实际破坏程度，而是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是强烈地集体激情的表达。有机团结社会中的法律制度是恢复性的，如民商法、诉讼法、行政法等。这种法律的特点是基于审甚的理性，他的目的不是惩罚，不是集体情感的表达，而是维持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相互依赖关系，将被破坏的关系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状态。
集体意识的概念在涂尔干思想中占有首要地位，他给集体意识下的定义是：集体意识是一般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综合。机械团结以强烈地集体意识为基础，在机械团结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集体意识几乎笼罩着个人意识的绝大部分，社会强制与禁令支配了生活的大部分。在分化的有机团结社会里，集体意识不是表现为具体规范上的统一，而是表现为抽象价值层次上的一致，此外，在现代社会的各种特殊群体中，集体意识也以一种被限定的形式存在。在现代社会的各种职业群体中可能存在集体意识。
2．作者讲述南克伯格的视角考虑个体主义，这确实是一种全新的视角，但我有一点质疑的是，什么叫个体主义，我们应该了解，个体主义只有在与社会发生联系，有接触以后，才能体现个体主义，而独居看不出来个体主义，即我们个体主义只能在与外界交流有对比才能体现个体主义，而不是自己独居去看出来个体主义以及如何体现个体主义。

四为读书论坛·第四期
主题：性别主义
时间：2020年11月7日
地点：人文学院6号楼N6325
主持人：潘正刚
主讲人：刘子扬 吴雨霞


女性论坛
主讲人 刘子扬
回顾我所读的书籍，有关女性话题讨论的并不多，我最早接触女性的话题的大家应该是桑巴特，然后是齐美尔，凡勃伦以及最近读的哈贝马斯，先分别综述一下4位大家在书中提到的关于“女性”的内容。
一、桑巴特——“消费女性”
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讲宫廷社会，宫廷社会形成过程是由两种特殊类型的人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宫廷利益服务的贵族和漂亮女人。当时宫廷社会的典型城市就是意大利，它具有以下特征：骑士等级的衰落、贵族的城市化、绝对统治的产生、艺术和科学的复兴、社会风度的培养、巨额财富的积累等等。在富足的意大利城市，宫廷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女人的统治（情妇的统治）。因为在16、17早期的城市，基本上属于消费型城市，消费的主体是：王公、高级教士、贵族、金融业上层，消费的集中带动了早期城市的发展。由于国民收入被花费在集镇尤其是大城市，因此与奢侈相关的问题立即就和与城市相关的问题连在一起了。因此，奢侈理论与城市理论建立了联系。
回到女性话题，宫廷社会带来的是爱情的世俗化，集中表现为两点：一点是非法爱情的胜利；另一点是高级妓女。高级妓女组成的“沙龙”，是17-18世纪交际花发挥最大影响力的社交组织，它可能就是15世纪那些才华横溢的人士在意大利名妓家中举行的聚会的持续。（我甚至怀疑巴黎时装周也是法国那些宠姬，高级妓女带来的产物。）女性成为了奢侈消费的对象，中世纪的奢侈是公开的，奢侈具有鲜明的官能化的特征，贵族、绅士与名妓的结合或者与名妓的来往，尤其是公开的来往会提升他们的地位和品味。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化特征变得鲜明，奢侈从公开转向了私人奢侈，奢侈成为了家内事务，女人们开始在家庭范围内发挥彰显身份的影响。（帕累托的“有闲代理”）转向家内事务的奢侈，明显的三个方面：1.餐桌奢侈，女人与糖成为了餐桌奢侈的标志，女人和糖之间的消费对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糖的消费成为一种必需品，可可、咖啡、奶茶在欧洲成为必备品。2.居住奢侈，居住奢侈尤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房屋空间的分隔和布局，独立卧室的出现，标志着父系地位的家庭稳固和女主人家庭地位的确立；另一方面是装饰的奢侈，尤其是床上用品，和男孩女孩分居布置床铺的装饰，让女性消费具有了独立的价值。3.女性的代理奢侈，女性的服饰成为了男主人身份的象征，女性穿着的富贵程度，是男性在社会圈地位的体现，女性用品诸如、礼服、香水、首饰等等成为了身份奢侈的象征。桑巴特说这是“女性统治”，是因为女性成为了主要的消费对象，零售业、批发业、装饰商店、玩具店、丝绸业等等都是在女性消费力推动下蓬勃发展。
二、齐美尔——“身体女性”
首先，在《时尚的哲学》中，齐美尔把时尚称为女性的一种“补偿机制”。女性总是受制于惯例，只能做惯例所认为“正确”与“适当”的事，处于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生存方式中。当女性表现自我、追求个性的满足在别的领域无法实现时，时尚好像是阀门，为女性找到了实现这种满足的出口。男性对外在领域的变化不怎么敏感，对表面的时尚不怎么在乎，恰恰是因为男性是更加多样化的生物，时尚对女性在专业群体中缺乏社会地位作了补偿。同理，时尚对那些没有能力达到个性化的个人而言，也是一种补偿（凭借时尚获得公众意识的关注）——（齐美尔特别指出了一类人群，妓女常常称为时尚的先驱）
其次，齐美尔着重讨论了卖淫活动，他并没有把卖淫看成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他指出，女演员丝毫不比街边妓女更有道德，实际上也许更贪婪更斤斤计较，她们在沙龙里受到欢迎。社会只是将一个不幸的人看作自己的敌人——并且并非对之缺乏合理的解释。好像贫穷与卖淫都是一种道德错误，而这种道德错误证明了道德暴力的正确性。社会对高贵的和贫困的卖淫活动的评价上和处置方法上的区别是社会公义最明显的黑暗面。
齐美尔从古代女性嫁妆风俗来对比现在的卖淫活动。古代女子用身体换取嫁妆的风俗，并没有降低当地人对女子的尊敬之情，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婚姻。作为古代不规范的性状况的一种残留物，让女性献身成为了一种社会责任，并且延伸到了道德领域。伴随货币的产生，它将所能交换的等价物的东西贬值了。本来女子的献身是具有私人价值的，而货币是公共的等价物并且会贬低物的属性，因此货币完全不适用于作为交换这种价值（女性献身）的方法。如果交换实现，意味着这种个人的有价值的东西向下拽到了货币的层次，女人的隐私价值和那些廉价的物品等化了。女人的地位越低下，就越会被归入一种普遍的类型之中，也就越不会有人注意到这种商品与价格之间的不相容性。这种货币非人化的价值补偿，不仅将下等人推得越来越远，而且还将上等人在道德层次沦丧下滑。齐美尔认为，朋友式的性交，应当被看作是一种性行为非金钱化的进化，或者是一种性格的成熟发展适应了性成熟的需要。
齐美尔进一步从卖淫活动的必要性基础解读，男子的性成熟的开端与他们智力、经济和性格成熟的开端之间的暂时性的差异，后者在家庭中才得以成熟。为生存而进行的密集争斗，正逐渐推迟男人经济独立的时间，对职业训练和工作求生的复杂性越来越晚得以成熟，而性冲动却又现对较早的的苏醒，从而产生了这种矛盾。当然，女性也有这种成熟差异，女性也面临禁欲或婚前生理满足两种选择，但是只有女性卖淫活动成为社会谴责的对象。社会上实行一种双重衡量标准：一方面，他们不公开承认卖淫活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样愿意把其他工人的存在看作是在社会中并为社会作出牺牲的牺牲品。人既不愿意压抑婚前的冲动，又不愿意让所有的女子屈从这种冲动，那么结果就是某种形式的卖淫活动是必要的，但这对那些委屈于这种社会需求而受苦的女子（妓女）来说，也是完全不公平的。——婚姻与卖淫活动是并存的。——这是性成熟的需求与婚姻对成熟的需求之间的冲突结果。
关于货币与卖淫，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再次提到，嫁妆成为了合法配偶和情妇相区别的特点。货币是卖淫活动为之服务的瞬间燃起，瞬间又平息的情欲最适合的等价物，不像礼物总是保留了赠送者个人性的因素，唯有货币不会暗示任何责任。齐美尔在《时尚哲学》中指出货币贬低了女性的身体价值的原因就在于此，卖淫活动中固有的对人格可怕的贬低是由它的货币等价物最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的，这是这一事实的基础。并且这是卖淫双方互相贬低。卖淫之所以贬低了人格，是在于卖淫贬低了一个女人拥有的最个人性的东西。性这种极其普遍的行为对所有阶层的人都是一致的，同时它又被体验为一种极端私人性的隐秘行为。社会附着在男女关系上的意义与结果相应地建立在这一假设之基础上，即女人在性关系中付出了全部的自我，连同自我全部价值，而男人在其中交出的只是个体的一部分罢了。在卖淫所涉及的纯性行为当中，男人只投入了最低限度的自我，女人则献出了最大限度的自我。跟男人在这种关系中献出的东西相比，女人下的赌注是无限多更个人性、更根本、更广泛的自我的内容，因此对女人而言，用钱等同她的付出是极不适宜的，性关系里的金钱交换是对女人个体最大的贬低。
卖淫结合了一妻多夫（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和一夫多妻（女性个人价值贬低，失去了她的稀有价值）的特征。由此，卖淫女产生了一种金钱的心满意足，反过来，女人拿钱给情人觉得无比喜悦，给钱的人相对于拿钱的人都拥有一种优越性，在卖淫中这种优越性产生了最可怕的社会距离，当女人反而拿钱给男人时，她因感到不在依赖那些平时高高在上的男人而心满意足。在古代原始文化中，卖淫并未被认为是有辱人格的，或贬低了人的社会地位。————这体现出，妇女的性荣誉和钱——在古代与现代是以根本不同的方式相互关联的。
现代文化中的卖淫活动的特征，性荣誉与钱这两种价值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全然不可通约。在我们现代的文化中，商品与价格不成比例即是卖淫活动的特征。当文化发展到了把人的价值和钱的价值都撕裂开的时候，要么不可能用其中一个来赔偿另一个，要么是保持二者的关系，譬如在卖淫中，就导致了对个人价值可怕的贬低。至此，我们看到了齐美尔前后货币等价物的一个自我反驳，齐美尔先说货币经济下，货币成为了万物的等价尺度，人本身（无论是补偿金还是嫁妆还是卖淫）都成为了货币化的商品对等起来；但是随着个人性的发展，个人价值逐渐脱离了货币价值，货币这种对等尺度越来越不适合了，因此货币不是万物的等价尺度了
三、凡勃伦——“有闲女性”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也提到了女性。首先，需要说明一个概念，有闲：不是指懒惰或者碌碌无为，而是指：1.认为生产工作是不值得去做的，对它抱有轻视态度；2.个人的金钱力量足以让它安闲度日，坐食无忧。
有闲阶级的涌现与所有制的开始是同时发生的，因为这两种制度是同一套经济力量的产物。把有闲阶级和所有权两种制度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因素来看待。一方面是传统的有闲阶级的起源和本质，另一方面是作为惯有权利或衡平法上有效的权利要求的个人所有权的发端。有闲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区分，是未开化时代较低阶段发生的男女之间的分工。同样，所有权的最初形式是团体中健壮男性对女子的所有权。在较低未开化阶段，对女子的所有权显然是从对女性俘虏的夺取开始的。对妇女所以要进行劫掠并据为己有，其最初原因似乎是在于以妇女作为战利品切于实用。这种从敌人处抢劫妇女作为战利品的做法，造成了“占有制婚姻”的一种形式，终于产生了以男性为主的家庭制度。占有妇女，进一步演化为一种掠夺环境下的进行竞赛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了一种以强制为基础的婚姻形式，另一方面造成了所有权制的习惯。于是所有权概念逐渐扩大，从对妇女的占有扩展到了对妇女及子女的占有，再到对妇女劳动果实的占有，这就产生了对人和对一切事物的所有权。一种明确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成立。财产成为了获得地位，保持社会声望的公认标志，积累财产成为了博得荣誉的习惯基础。
因为积累财产成了荣誉的评价基础，表现财富就是荣誉的直接表达，如此就形成了金钱竞赛，金钱的生活标准，明显浪费的奢侈。人们的爱好和审美准则被染上了金钱荣誉准则色彩。如，1.女子的体态（有闲阶级的女性美，从侵略时代四肢壮大的健妇转向婀娜多姿的美女，消费美。）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女子不能从事生产劳动，势必游手好闲，由她的所有人抚养，她是浪费性的，因此在作为金钱力量的证明上是有价值的。女子束腰成为了极其广泛而持久的风气（凡勃伦认为中国女子缠足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女子缠足和西方的金钱标准下的浪费性还是有区别的）2. 服装不仅表示了一个人的地位和支付能力，也能够证明穿的人财力优厚，不是一个需要依靠劳力来赚钱度日的人。妇女的衣服比男子的衣服在这一点上有进一步的表现，不仅极其脱离生产的特点，甚至是阻碍生产的。（高跟鞋）——妇女之所以要执行这样的明显有闲，要这样打扮，就是因为她们处于奴役地位，她们在经济职能的分化中接到的任务是，为她们的主人的支付能力做出证明。妇女消费服装师一种“仆役”的表现，类似于教士阶级的神职服装，神职服装也是富贵且不便生产，表面了上帝的奴仆身份，随身侍从地位，与代理性生活的一切特征。并且，物品明显消费原则的势力最巩固的那些社会，其服饰制度总是最不稳定，变化最快，最追求时尚的。3. 化妆品，成为了替代服装的一种高度金钱文化。
凡勃伦从有闲阶级的角度，指出了女性是男性支付力的体现，是男性金钱文化下的附属物，因此进一步指出了男尊女卑的原因。女子不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直接参加社会事务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这一点所表现的，是我们在金钱文化传统的指导下形成的思想习惯。——这种思想习惯就是，女性被视为男性的代理性的存在，其功过或荣辱影响到男性的荣誉和体面。分派给女性的那个“领域”，是附属于男性的活动力的，如果他超出了指定的范围就被视为不守妇道。她是娇生惯养、备受宠爱的，她可以、甚至有必要大量地、明显地进行消费——为她的丈夫或别的自然监护人进行代理消费。她是可以避免、甚至不允许参加那些粗鄙的、有实用的工作的，为的是要为她的自然（金钱）监护人的荣誉执行代理有闲。——因此，我们看到了，女性和男性在工作能力上不具有生理差别，而倡导男女平等的那种言语。从有闲阶级的角度来解释，就根本不成立的，因为工作生产本来就是歧视性的，是最低级的，妇女从事艰苦工作是一种劳役的象征，划分男女地位尊卑的不是男女不同的工作能力，而是谁处在有闲地位，谁是代理有闲的地位。——而这种有闲地位的规定在未开化阶段就已经确立下来，一直遗传下来，成为了一种秩序和上帝的创制。
那么能不能打破这种男女尊卑呢？如果女尊男卑，这种差距还是存在的，而如果形成男女平等，男子女子的都可以有闲阶级，那么他们代理有闲的依据就会缺失，因为奴隶制度的废除，已经难以让奴隶、管家等附属角色来实行代理有闲，如果没有代理有闲，有闲阶级的天平就会失衡，必须两者都有才能存在。这种男女平等的社会发展显示了复归到经济演进的早期，未分化阶段所特有的一种精神态度形迹，社会部落的分工与分化尚未出现，男女平等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古老同质性格的一种复古倾向，是一种历史经济的倒车。
所以，凡勃伦认为，男性统治的现状是难以改变的，但是他给出了一个未来男女平等的期望途径，那就是，高级学识是金钱文化的一种新生表现。

有闲的学识中，其初期是同社会中宗教仪式的关系颇为密切的，宗教意向在超自然力动作的服务，并不是对社会的时间和劳力有利于生产的使用，这类活动是对超自然力的代理有闲。——在初期，高级学识某种意义上是教士阶级的副产品或副业。一等到社会中财富的累积有了显著增进，一等到某一学校开始依赖有闲阶级的支持，越来越注重仪式的风气就会滋生起来，在服装方面，在社会的与学校的种种礼节方面，复古的倾向也越来越显著。学校制服的流行，情形就是这样。
凡勃伦指出，学校的联谊会、运动会都是这种掠夺冲动的表现，并且一个新的观点或是一种新的认识，只是在校外已经风行以后，才会在校内得到认可，被学校接受。（有闲阶级的保守特质遗传到了学校）有闲阶级影响下的知识，通常涉猎的是法律、政治、尤其是行政管理，而不是探求科学知识。当工业阶级中一部分人逐渐发展壮大，当人类生活和人类知识的各部门，相继地摆脱了个人关系或身份关系的支配，因而摆脱了神人同形同性信念或荣誉价值这类准则的支配时，科学理论才随着这个前进趋势，在各部门中成比例地前进发展。
因此教育是受到两个力量影响的，一方面是有闲阶级影响下的经院学识，另一方面是工业社会影响下的科学学识。
四、哈贝马斯——“身份女性”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女性有过一些论述，但是主题内容不在于此。公共领域作为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还存在一个亚文化公共领域——平民公共领域。平民公共领域，代表着小市民和下层市民生活，平民公共领域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为参照，是其变体。但是大众文化，绝对不仅仅是背景或者非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在进行分野和压制的同时，也唤起了无法抵消的对抗力量。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将女性从这个又一次被男性统治的世界中排挤出去的行为，就呈现出另一幅面貌。小家庭具有父权特征，小家庭是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的核心，同时也是自我指涉的主体性所具有的新型心理经验的源泉。公共领域本身就带有父权特征，女性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被排挤出去，与工人、农民和“暴民”，也就是说，“没有独立地位”的男性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被排挤出去，其方式是否相同？
过去，在政治意见和意愿形成过程中，这两类人都被剥夺了平等的参与权。到了20世纪，女性终于获得了公民平等权，但是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改变性别差异导致的歧视。——因为，政治公共领域至今仍具有缺乏公正的私人领域的父权特征。与阶级斗争机制不同，性别关系的改变不仅深入经济制度，而且波及到私人领域的核心，即小家庭内部空间。因此，政治公共领域并不是偶然由男性统治的，性别决定了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以及它与私人领域的关系。从这个意义来说，排挤女性这一行为对政治公共领域具有建设性影响。与排挤没有平等权的男性不同，排挤女性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
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的领域，公众在17世纪的法国指的是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接受者、消费者和批评者的读者、听众和观众。早期的公众离不开宫廷和“城市”。 一系列的新机构加强了“城市”的核心地位，咖啡馆，它们都是文学批评的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评中心，在批评的过程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了。和沙龙一样，文学在这些咖啡馆中也取得了合法性，在这里知识分子和贵族走到了一起。他们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和有钱阶级的利益，所以围绕着文学和艺术作品展开的批评很快就扩大为关于经济和政治的争论，咖啡馆不仅向权威性的圈子自由开放，进入其中主要是广泛的中间阶层，乃至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咖啡馆最终只有男人能进入，而参加宴会、沙龙的一般都是女人。宴会、沙龙以及咖啡馆在交往方式和批判氛围上有着悬殊，但是它们总是组织私人进行一定的讨论。
等到了18世纪以后，公共领域的发展水平可以用政府和出版界之间的对抗程度来加以衡量。论坛、报纸、杂志、议会产生了舆论活动的公开化。17世界的文学、艺术公众转向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一个属于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的领域已经发展起来，现在它明确地变成了市民社会通过反思亮明自身关怀的市场。因为政治批判成为了公众讨论的主要话题，因此诸如“读书会”这样的公众组织便兴盛起来，目的是培养具有学识能力和批判能力的公众。这样的读书组织排斥妇女，禁止赌博，目的完全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私人作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建立公共领域的需求：阅读和讨论期刊杂事，交换个人意见，促成“公众舆论”的形成。而沙龙、宴会甚至是咖啡馆原本仍具有政治讨论功能的场所完全退化成为了兴趣、艺术、娱乐的交流场所。只要经济和社会条件使得一切人（知识人）都享有同等入门条件，具体说，就是获得有教养、有财产的人所需要的私人自律的资格，公共领域也就有了保障。资产阶级利益就是普遍的、“大众的”利益，因此，资产阶级（有产）组成的“公众”，它们的利益决策，既是维护自己的私人利益，同时也是维护大众的公共利益，——即阶级利益。公众的运轮进而就可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阶级基础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的概念和曼海姆一样：都是虚假意识遮蔽社会现实的体现。哈贝马斯的遮蔽是指有产利益遮蔽了“平民大众”的利益，将有产者和一般人等同起来。形成了公共领域的群体自治和实际上阶级统治的矛盾。
因为女性被排斥在公共政治舆论之外，所以女性也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我们之前说过政治公共领域至今仍具有缺乏公正的私人领域的父权特征，旧有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内嵌于私人领域的。并且私人领域的家庭关系下，妇女是属于从属地位，不具有政治参与资格的。因此，女性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都属于从属地位。
直到20世纪，女性地位才得到了显著提升，女性话题也进入了公众舆论空间。造成这样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真正的公共领域”的进程（公共领域的转型、国家公民概念）。上文我们说到，之前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公众指的不是平民大众，公共舆论是有产者的政治舆论空间。马克思打破了旧有公共领域的划分，将其扩展到社会必要劳动领域，根据这种新型的公共领域模式，自律的基础不再是私有财产；自律再也无法建立在私人领域（资产阶级）当中，它必须建立在公共领域自身当中。私人自律是原始自律的衍生，它是社会公众在发挥公共领域的社会主义功能时建立起来的，私人与其说将成为私人公众，不如说会成为公众的私人。资产者与人的统一性被公民与人的同一性所取代；私人的自由是由作为国家公民的人的角色所决定的。而国家公民的角色再也不是由作为资产者的人的自由所决定的。因为公共性所调节的不再是资产者的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通过有计划地把社会中出现的国家塑造成一个个人自由领域，而保障公众的自律。
这样的转型带来了诸多改变，首先哈贝马斯尤其强调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化，尤其是与资产阶级的私人领域分化。每个人都具有属于“国家公民”的公共领域，以及自己的私人领域，国家法律成为了社会治安的保障，社会规范起到了治理的中介作用。公民可以通过中介机制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尤其是选举制度的产生。公民的选票成为了派系和领导人合法性的标准，公民身份成为了参与政治的身份象征，而不是有产者或是有智识者，因此女性在选举投票权的范畴意义上和男性等平了。投票权带来了女性地位的提升，意味着女性进入了公共领域，具有了政治讨论的功能。其次，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化，带来的私人领域的变革就是，随着私有制的废除，家庭的旧有基础和旧有功能（妇女依附男人，孩子依附父母）也就削弱甚至消除了。家庭退出公共领域，退居于纯粹的私人领域，公共领域中男性统治地位也就不具有私人领域的论证功能。两性间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涉的私事，如果婚姻不是家庭的基础，那么它就会像友谊一样，也不是立法的对象了。婚姻关系，
转为彻底的“私人关系”，不再受到共同体的干涉，父权制家长的束缚。女性在私人领域中也得到了解放。正是公共领域的转型，才带来了女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平等解放，女性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但是并不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已经平等了。




评论员吴楠：
听了刘子扬同学关于女性的叙述，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内容丰富，也帮助我们没看过相关书的同学们补充了一些更细致的内容{知识扫盲}，因为子扬同学涉及的好多书目我都还没有读到，今天的评论就比较片面的就子扬同学的汇报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再结合一些文献进行一些不成熟的点评。
桑巴特：给我的感觉就是从一种更经济的角度去讲述女性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消费主体，对经济和相关行业产生的影响。比如：零售，批发，丝绸等。贵族和漂亮女人的结合逐步形成宫廷社会的一种标志。最典型的就是意大利：在宫廷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女人的统治或情妇的统治。这样导致了一种爱情的非世俗化，表现为非法爱情的胜利和高级妓女的出现。进而，女性成为一种高奢的消费，在将女性进行消费的过程中女性的地位也得到了一个发展，比如表现在居住结构的一个变化：会有独立的房间，会有男女不同的布置；比如也表现在女性用品和男性体面的挂钩，用女性来代理奢侈等。
齐美尔：子扬同学在齐美尔这里阐述的更多的将身体作为一种交易，将性的发展和货币挂钩，并且也经历了一种演变过程，原来：货币可以作为性的等价物，而现在，强调个人性，个人的价值和货币相脱离。最初的年代，女性的活动受到惯例的影响，做着合理和适当的行为，回避了很多的个人性，作为一种补偿机制的时尚，时尚就打开了女生表达自我，追求个性的阀门。另外一方面，嫁妆的出现成为婚姻合法化的一个标志，有无嫁妆成为婚姻和卖淫的区别，卖淫的出现使货币作为一个无责任的中介成为平衡两性的一个等价物，但是在性别中却是不对等的，因为卖淫的过程中，女性付出的是全部的，最大限度的自我和价值。而男生付出的只是一部分，最低限度的自我。
凡勃伦：从有闲理论的角度切入，去讲述女性的一个价值或作用。这时的女性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种“名片”的作用，去彰显男性的荣誉和地位。女性不用从事生产性劳动，是男性的一种附属物，衣食无忧，从女性的角度去演示了一种所有权的变化：在较低的，尚未开化的时代，男性将女性作为一种俘虏，作为一种战利品，是对女性的占有，之后，这种占有逐步扩大到去占有婚姻，占有妇女及子女，到占有妇女的一切劳动成果，到最后的占有所有，就逐步演变成了男人对一切事物的所有权。而女性就成为男性展现积累财富的一种表现和评价，女性注重体态（束腰，缠足），用衣着服装去展现男性的财富，还有化妆品代表的金钱文化。女性成为男性支付能力的象征，这种秩序和规范就一直遗传下来，并进一步去解释了所谓男尊女卑，有闲地位和代理有闲地位的弹性互动。也指出了有闲阶级为了维持有闲地位，就会产生一些新的标准和途径，例如：学识。
哈贝马斯：关于这一部分我的理解就是女性地位在公共领域这个角度下的一个解放和提升。女性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是处于一种被排挤的地位，即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权利的赋予也改变不了地位被歧视的现实。女性的发展是随着公共领域和公众的泛函而逐步发展的。在早期的17世纪，公众是文学艺术的接收者和消费者。。。。。公众是作为中间阶级出现的，在18世纪，公共领域和出版界产生紧密联系，而此时的公众，是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此时的公共领域也逐步发展起来，这个时期的主要话题是政治批判，而女性被排除在外，属于一种从属地位。到了20世纪，公众拓展为平民大众，女性地位得到了提升，女性的话题也进入了大众的舆论空间。此时的女性拥有投票权，地位进一步提升，女性也逐渐的进入到公共领域，此时的公共领域也不断地进行者转型，促进着女性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解放。
拓展：
1.凡勃伦指出了：高级的学识给出了一个期望男女平等的途径，吴雨霞同学也提出了通过教育去打破对女性的一些禁锢，这可以成为一个尝试的方向和途径，但是也会随之引发一些问题。落脚于家庭层面，试想：女性通过教育，学习，去不断灌输和吸收男女平等的观念，在处理一些家庭事务和夫妻关系处理过程中，具有强烈的平等的意识，而大部分的男性却保留着相当浓厚的父权，夫权的思想，这样在男性和女性观念上的一些冲突可能对家庭关系和夫妻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2.另外，会想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对感知男性意识和女性意识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男性很少情况上去意识到自己的男性身份和男性存在，而相比起来，女性则很少意识不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女性的存在。（我是女生。。。之类的）。就像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相似：主人不会时常意识到自己是主人，但是奴隶却时时要铭记自己的奴隶身份，知道自己的职责































被形塑的女性的一生
吴雨霞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对我们所阅读过的社会学经典做一个回顾，不难发现性别主义并不是一个“热门”的议题。特别是与权力、理性、整合、异化、现代化这些主题相比较。但是，性别议题又是社会学研究很难绕开的一个议题。从人类社会的变迁、社会分工的出现，再到具体的婚姻家庭、社会成员再生产，关于性别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
现代社会中，在性别主义的理论视角当中，最主要的议题还是两性平等。从出生性别偏好，到女童的受教育机会；从职场中的玻璃天花板，再到全职太太。女性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遭受这不公平的待遇。当然，除了两性平等的视角，我们还可以从别的视角切入，来对性别进行分析。
性别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指的是男女两性先天就有不同，性别特征在生物体上的表现就有所差异。社会属性则是指，性别差异是由社会所赋予的，男女之分更多的是由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塑造的。
当然，就像是韦伯对理性行动和正当性支配所做的类型区分一样，性别的属性划分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类型。在现实的分析当中，性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是完全割裂开来的，两性的生理区别是客观的存在，最初级的劳动分工就是基于此种属性而产生。但我们当前所讨论的性别相关问题，更多的原因还是要归结于社会属性层面。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对于女性和男性的认知。温柔、婉约、心思细腻、举止得体、勤劳、宜室宜家、小鸟依人、皓腕凝霜雪、娇俏······这些词语与其说是对于女性形象的描述，从侧面也反映出，不如说是社会所期望的女性形象。社会也是按照其期望，来形塑女性。
二、具体表现
（一）背景
在讨论具体女性形象建构以及形塑之前，必须要对这个问题的背景做一个澄清。
纵观世界历史发展，无论东方或是西方，父权社会都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出现以来，女性都是一个弱势群体，是男性的附属。因此，对女性的形象期望，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男权社会的期望。
与父权社会相对的是母系社会。按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所论述的，人类社会是从原始时期的母系社会转变而成为如今父权社会的。
借用摩尔根将人类文明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恩格斯指出人类的家庭制度也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变化。恩格斯划分了以下几种家庭形式：1.血缘家庭：按辈分划分婚姻集团，排斥前后辈婚姻但不排斥同辈。2.普纳路亚家庭：血缘家庭之上进一步排除兄弟姐妹的婚姻。此时甥、侄、表、内、外等称呼形式成为有必要且有意义的。3.对偶制家庭。4.专偶制家庭。婚姻家庭制度的这些改变，与生产方式、私有制的确立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专偶制的出现。
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群居是人类生存的必然选择。开始时社会的分工是自然分工，基于性别的天然属性而将女性留在部族内部从事“家务劳动”，男性则从事狩猎劳动。此时的男女劳动都是具有公共性质的。而且由于条件的落后，并要保证族群的延续，女性在部族内部的地位是超凡的。因而此时的群婚制度，使得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私有制出现，此时男性为了保证自己的私有财产以及财产的继承，就必须明确所生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自己，因而出现了排除他者的“专偶制”。伴随这一过程的，则是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不断下降。专偶制度使得女性的家务劳动失去了原来的公共性质而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负责家务而被社会排除在外，直到大工业的发展，女性（无产阶级的女性）才重新获得了进入社会的机会。但此时，家务劳动仍然是女性的责任和义务。现代家庭仍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剥削之上的。
（二）文化与教育——形塑的方式
在社会学的理论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叫社会化。社会化的定义是这样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学习和掌握知识、技能、语言、规范、价值观等社会行为方式和人格特征，适应社会并积极作用于社会、创造新文化的过程。它是人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社会化，个体学习社会中的标准、规范，价值和所期望的行为。
个体的社会化是一个终身进行的过程。对于个体而言，学校和家庭是社会化最主要的场所。家庭帮助个体实现早期的社会化，语言、情感、互动、人际关系等概念的习得都是家庭社会化的主要任务。而在学校这一场域内，个体开始面临着师生关系、同伴群体等有别于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开始建立有别于家庭成员的互动模式，要适应学校或者说是社会的规章制度。
个体的性别认知也是开始于家庭与学校。
在家庭社会化阶段，个体逐渐获得性别的概念。在座的各位可以回忆一下，在你的幼年时期，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就开始告诉你，你是一个男孩，或者你是一个女孩。性别认知建立的过程，其实就是建立性别模式的开始。父母会告诉孩子，你是一个男孩/女孩，你应该怎么做，而不应该怎么做。从姓名到衣服颜色，从玩具类型到兴趣爱好，男孩女孩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家庭社会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异对待，已经是社会性别建构结果的体现。儿童还没有取得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力。而父母已经完成社会化，他们完全是按照社会性别期待模式来对孩子进行性别的社会化。
当然，家庭的社会化是基础的社会化，在家庭中建立的也仅是简单的性别认知与性别模式。学校才是性别社会化的最重要场所。学校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是个体实现社会化，其中也包括个体性别社会化，这就是我标题中所说的“形塑”。
在齐美尔看来，男性主导的父权社会，其产生的文化也必然是一种男性文化。男性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在政治、经济等社会子系统中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与支配权力。社会文化的主要功能，或者说任务，就是宣扬男性至上的价值取向，歌颂男性，使整个社会的每个个体都认同这种文化，最终的目的就在于维护男性统治权威，维持父权社会的现状。在男性文化的主导之下，女性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仍然是男性文化。社会，或者说是掌握主导地位的男性，有其所期望的女性形象。女性接受男性文化教育的过程，就是社会不断塑造女性形象的过程。
举个例子：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典型的男性文化。其突出表现主要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女性形象按照男性的期望所建构。女性就是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备受推崇的女性形象一定是“大家闺秀、落落大方、贤良淑德、相夫教子，温柔贤惠”。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中，女性就会按照社会期望来建立自己的行为模式，顺从于此种价值取向，按照这些标准来规训自己。古代女性的成长过程，就是从规训的客体，转变成为规训的主体的过程。其二，歌功颂德以男性为主。灿若星辰的华夏文明，不是没有杰出女性，但是相较于男性，的确是少得可怜。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男性的形象是丰富多彩，生动饱满的。无论是文学艺术作品，还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男性永远都是历史舞台的主角，女性不过是昙花一现。哪怕是成就卓然的女性，也总会遭到诋毁。
布迪厄的观念其实和齐美尔很相似。但是和齐美尔的随心所欲不同，布迪厄是在文化再生产和象征符号暴力的概念框架中，对性别的议题进行了论述。
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一开始是运用于社会阶层分化领域，以学校教育为基点，论述文化的再生产。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精英阶层，主流文化作为一种维护其利益的存在，通过教育制度实现了自身的生产以及再生产的合法性，并迫使被统治阶层成为这种制度的共谋。这种合法性的取得其实就是在对底层施行一种象征符号的暴力。同样，在男权社会中，男性统治文化对于女性、老人、孩童而言也是一种象征的暴力。
在男权社会中，女孩们凭借对“按照性别”安排的一种社会秩序的明确要求，加上她们本身具有从对世界的类似体验中得到的观念原则，以很难被意识到的认识和评价模式的形式，吸收了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原则。这些原则致使他们认为规定的社会秩序是正常的甚至是自然的，并使她们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的命运提前带来。此外，女性的评价系统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话语体系之上的，所以在评价的同时，意味着她们对这套话语的赞同。这就是男权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象征符号的暴力。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男性世界观的教育，这种世界观造成了性别之间的差异。但是，尽管历史竭力赋予这种男性统治一种自然、生物的特征，这种统治仍是一种文化随机性和社会学构造，不仅家庭，还有国家和学校都致力于再生产这种随机性和构造。
总而言之，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以及成为了怎样的女性，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女性自身所决定的。在长久的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男性文化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不断对女性施加象征符号暴力，女性不得不接受这种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也在赞同这种话语体系。女性从象征符号暴力的受害者，逐渐变成了共谋者。
（三）角色与地位——形塑的结果
社会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把女性形塑成为它所期望的样子。因而女性的社会行为，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越位行为。借助韦伯的价值理性行动概念来理解一下，价值理性行动的特点在于，追求行动过程中所体现的价值，不以达成行动的结果为目的。女性的越位行为，也可以理解为，对于社会而言，很大程度上并不在意女性的行动本身，更看重的是女性行动所彰显的价值，所传递的符号。
在这个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凡勃伦关于越位消费的论述。社会上流阶层的有闲阶级，不从事生产性劳动，不以职业的酬劳作为生活的必需，主要是追求“功勋”和“荣誉”。有闲阶级的出现与存在，其基础就是私有财产的确立，人们对于金钱、财富的追捧，人与人之间的炫耀和攀比。
在有闲阶级的家庭中，男主人有其“正当”的职业，当然他工作不是为了换取酬劳，而是为了享有工作所带来的社会声望和地位。女主人则不需要工作，女主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喝下午茶、消费、看秀等活动。她的休闲活动对于她而言，最大的意义就是打发时间，消耗朴实无华且枯燥的生命。但是对于其家庭、丈夫，甚至社会而言却是不一样的。
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他们所使用的物品，物品的陈列方式，他们所雇佣的佣人、管家，为其家庭服务的工作人员，乃至佣人的衣着打扮、行为举止，都是在代表这个家庭，严格地说是代表了男主人的身份地位，代替男主人向社会彰显其有闲阶级的地位和财力。
就此意义而言，有闲阶级的女性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扮演好“花瓶”的角色，从头到脚，从内到外，不停的炫耀、展示，告诉别人她所在的家庭是多么富有！她的丈夫是多么享受声望！而她的地位，与一个真正的花瓶，并无本质的区别。可惜的是，在长期受到性别符号暴力之后，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她所处的处境。
按照凡勃伦的分析路径，跳出有闲阶级的限制，来看当下。许多女性获得机会，进入职场，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独立性。而在商业主义盛行、经济发展至上、全球化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女性依旧是社会消费的主力军。在一定意义上，女性的消费行为，也是一种越位消费。只不过这一次，她的消费，是一种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大肆的消费，来彰显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
三、建议与对策
一些学者在对性别问题进行分析，也提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
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让女性重新回到公共事业中去，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因为在家庭之中，丈夫的责任是外出工作挣钱养家，因此丈夫在家庭中成为了特权阶级，相对的妻子则成为了家庭中的无产阶级。因此，将生产资料转为公有，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家务料理、子女教育再次成为公共事务，如此才能获得女性的解放。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实质上也是在论述证明了其共产主义的伟大构想。
齐美尔则认为，既然现在女性所遭受到的不公，原因在于男性文化，那么相应地建立其一种女性文化就可以了。如何建立女性文化，首先是女性要接受教育，虽然教育所传播的知识、内容、价值取向是男性文化，但女性必须要超越男性文化的桎梏，重新发现自己的领地，开拓女性文化的阵地。
但也有另一些学者，对社会的现状比较悲观，也没有提出任何解决的方案。
布迪厄虽然提出了再生产和象征符号暴力的概念，但他并没有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反抗既得利益集团对其他群体的暴力。同样，凡勃伦的分析也是带有浓厚悲观主义色彩。按照凡勃伦的社会性越位消费的解释，所有的个体，无论男性、女性都无法将自己从外在的符号中解放出来，因为“你”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你”都是作为一个客体而存在，社会才是主宰一切的神明。
在我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终点，就是在于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就现在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这仍然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但是恩格斯所提出的让女性回归公共事务，给予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这一点，显然是十分正确的。虽然我在这里没有对典型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历史做一个回顾，但是基于我们已有的知识体系，不难发现，现代的女性主义兴起，与女性进入社会劳动的时间是相契合的。马恩所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经典论断，从我们今天的讨论来看，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而齐美尔所提出的建立女性文化这一点，在我看来，过程和方法是靠谱的，教育和超越性，的确是帮助女性现代化的最重要手段。但是齐美尔最后落脚于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掩盖了男性文化对于女性的符号暴力，或许在齐美尔看来，社会中男性女性之间并不存在一个不平等境况，性别的相关问题的根源只不过是女性与男性文化之间的不匹配。
凡勃伦所提出的越位休闲概念，为我们理解女性行为的社会学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后来，格兰诺维特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过度社会化”，其意为过于重视社会性因素而忽视了个体的能动性；另一个是“低度社会化”，可以理解为过于强调个体性，而忽略了社会性因素对个体的影响。显然，凡勃伦之所以如此悲观，就是陷入了“过度社会化”的陷阱之中。他太看重于越位的社会含义，而忽视了女性的主体能动性。因而，我们在批判当前消费主义的社会现实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每一个消费的个体，特别是女性，其个体行为也是受到其主体理性的指导的。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我前面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性别社会化来进行的。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其性别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女性遭受性别符号暴力的过程，女性从受害者，逐渐成为共谋者，其在具体的行动之中，也是处处在维护这这种男权的性别社会秩序。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曾提到，风险社会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高度的个体化，使得社会难以整合。而全球化的扩张以及全球性风险的出现，个体是难以抵御这种风险的。而正是教育的普及，人类接受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建立了自身的反思性，这种反思性也就使得个体化高度发展。
所以，女性要想获得解放，最好的办法就是教育。教育可以帮助我们学会思考，学会反思，学会解构，学会超越，学会解放，学会理性。只有建立起一个具有自反性的个体，才有可能打破种种施加于女性身上的禁锢。


评论员刘喜真：
（1）背景补充：
多数人认为男女从古至今一直是不平等的，但从性别历史角度来看并非如此。历史专家把两性关系的历史划分为了三个阶段：远古时代先民社会中的男女平等关系；文明时代中男权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关系；近现代由男权社会向男女平权社会转变过程中逐渐趋向平等的两性关系；
在早期人们的主要活动和生存手段主要是狩猎和采集，此时被成为狩猎采集社会。狩猎采集社会以发射式武器划分为两段，在发射式武器未发明之前，人类生存主要依靠采集食物存活，大部分是依靠女性来完成，在那个时期女性是生命的赋予者，是维持人类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的提供者，人类社会主要靠女性生养子女，提供主要的食物，因此女性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后来，发射式武器被发明出来，女性的地位略有下降，女尊男卑的状况改变为男女同等重要。狩猎武器被用于战争，女人采集和缝纫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猎人和士兵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而猎人和士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男人。
远古时代不仅存在母系社会，也存在着父系社会，随着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变，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它与采集相比，需要更多的体力付出)和战争对于人的体力要求以及生产力的提高，使男性在生产部门逐渐取代女性。氏族中男性所占有的财产增多，改变母系社会的要求最终引起了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实现了母权制社会向父权制社会的过渡。在父权制社会中，男人成为统治者，人类从此丧失了原始社会的男女平衡[1]。
（2）性别形塑方式补充
仪式
古希腊的家庭关系有三类：自由人男性与奴隶的关系；自由人男性与自由人女性的关系；自由人男性和自由人子女的关系。在三种关系中，男性均处于高级地位。男权社会的家长们通过男孩成人仪式的举办，给他们灌输拒绝女性的观念和态度，用粗砺、自我否定(而非自我牺牲)、服从“上级”的男性价值观，极力否定男孩与母亲的关系，使他们拒绝那些肯定生命的品质，如养育性、同情心、温柔、爱情等，尽量把他们培养成富于攻击性、竞争性、好勇斗狠、坚忍残酷的人。
宗教
所有的主要宗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 、新教) 都是父权制的, 传播男尊女卑的观念, 这些宗教的神都是男性的。女性的身体遭到贬低，女性的一些生理特征被妖魔化。许多社会出现月经禁忌风俗:女性在月经来潮期间要回避，要与人隔离，不允许她们参加宗教仪式。伊斯兰女性依据习俗要被关在家里，不能见到男性，全身要严密遮蔽[2]。
（3）形塑结果补充：
在原始社会，人们关注的是社群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自父权制出现以后，人们开始将战败者赶走，或将他们变成奴隶。男性在战争中变成主要人物。与狩猎活动来自同一原因。他们对失败者实行奴役、索要贡品的作法，占领他们的土地，女性的性和生育能力也变成男性的财产。女性丧失了财产的所有权和处置权。与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比，女性的权力从较大规模的社会组织转向较小规模的亲密关系。
（4）对策建议观点的补充
布迪厄的身体运动观指出，身体具有空间性，象征空间结构的分布，两性身体的对立被客观的纳入自然事物中，被自然化，比如存在于房子中，房子的各个部分都有“性别”，并形成一种认知结构存在于整个世界中。而这个认知结构存在于行动者的习性中，这样一来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的一致和促进，使得男性统治观念成为行动者的实践原则。这也就注定了女性处境的变化总是遵循着男女之间区分的传统模式的逻辑。男人继续统治公共空间，女人注定永久存在于私人空间。那么就行动者就需要从先认知上来改变，进而改变其实践行为[3]。

[1]杜芳琴,裔昭印,刘文明,李银河,郑永福,吕美颐.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J].史学理论研究,2004(03):4-19.
[2]E·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林宗锦, 彭守义, 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男性统治[M]. 刘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四为读书论坛·第五期
主题：社会分层
时间：2020年12月29日
地点：人文学院2号楼N2106
主持人：付莹莹
主讲人：魏晓丽 刘妍

魏晓丽：
一、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阶级
阶级现象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当生产力有一定发展而又未高度发展，当社会的总产品还不能充分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当社会的剩余产品还只能满足少数人的较高需求时，社会就必然产生阶级（《马恩选集》第三卷）。
阶级是由分工和私有制产生的。（1）社会分工有两个起点：一个起点在于氏族内部因生理差异而形成的自然分工，另一个起点在于不同的氏族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所拥有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不同，于是他们进行产品的互相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产生了社会分工（《资本论》第一卷）。（2）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词语，讲的是同一件事，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马恩选集》第一卷）。
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首先要具备经济地位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这个群体形成的生活方式、利益、教育也具有一致性，不同群体利益的对立，形成了阶级——“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马恩选集》第一卷）阶级还分为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有了共同的经济地位和利害关系只是自在阶级，有了真实的社会互动、社会行动和政治组织以后才是自为阶级。
二、韦伯的社会分层¬——多元分层与共同体
韦伯的社会分层维度是三个：经济地位（财富和收入）、政治地位（权力）和社会地位（声望）。这三者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影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度的一方面决定另一方面的关系。当然，这个社会分层维度的意义不仅是提出了这三个分层标准，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分层不仅仅是马克思讲的一个经济标准这么简单。所以，既然标准众多，那么各个阶级的划分其实也没那么明确，不是你收入多少钱你就算哪个阶级，没必要去死板地强调阶级斗争。
韦伯的分层思想还体现在他对于“共同体”的分析，共同体分为三种：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这三种共同体主要有四个特点：（1）有一定的区域界限。（2）有提供为其统治所需物质力量的能力。（3）对于共同体内的社会互动有明确规定。（4）有一套被社会成员认可为合法的法律法规体系。
阶级在韦伯这里也分为三类：（1）财产型阶级。这是根据占有财产的不同类型来区分的阶级，它分为正向的获利者和负向的利益受损者，比如企业家与工人。（2）获得型阶级。这是根据在市场中获得服务的机会决定的，也分为正向的获利者与负向的利益受损者。（3）社会型阶级。社会型阶级的结构是由多元的阶级地位构成的，在这里，个人之间的地位变化以及代际的变化频繁发生。
阶级在韦伯看来还谈不上是完全的共同体，因为阶级还仅仅是在经济方面有着一致利益的人，这些人很可能并没有形成互动，彼此之间没有关系。所以相比之下身份群体和政党更具有实际社会互动意义。（《政治社会中的权力分化：阶级、身份群体与政党》）
分层在马克思那里强调的是垂直的社会差异，在韦伯的共同体这里强调的是横向的社会认同，这个视角更利于缓解社会冲突。
三、达伦多夫——阶级冲突（《工业社会的阶级与阶级冲突》）
达伦多夫从剖析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开始，分析了阶级结构和阶级冲突发展的逻辑：第一，资本主义社会有一种固有的阶级阵营两级分化的趋势，一极是人数很少的大资本家，另一极是雇佣工人，小资产者也都落入无产者阵营中来了。第二，无产阶级贫困化。第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各自内部越来越同质化，这样都各自形成团结的积极。第四，上述趋势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结构的断裂、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的终结、无产者掌权，最终是阶级的消亡和无产阶级的出现。
之后，达伦多夫话锋一转，提出马克思以后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资本方面的重大变化：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因为股份制公司的发展，是那些没有所有权的经理与工人之间的距离反而缩小了，所有者完全被排除出生产领域，其功能专一化为剥削。这样，没有了功能的资本家让位于发挥重要功能但没有了资本的群体。（2）劳动方面的重大变化：技术工人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机械化取代了工人的技术，工业越发展工人就越没有技术，但是现在有了新的趋势：第一，体力工人变成了半技术工人；第二，机器操作的复杂化，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新的趋势是无技术工人要变成技术工人。发达工业社会的劳工至少分为三个群体：第一，高技术的工人是增长阶层，他们越来越与工程师和白领雇员相融合。第二，半技术工人是个稳定的阶层，他们具有特殊的工业劳动经验，技术水平的跨度很大。第三，无技术工人，这是一个日益减少的阶层。（3）中产阶级的变化：新中产阶级的出现。相比于马克思时代，现代的中产阶级有扩大化的趋势，但是与传统的中产阶级不同，他们的内部差异十分巨大。达伦多夫将中产阶级区分为上层与下层两种：中产阶级的上层是资产阶级的延伸，中产阶级的下层白领工人是工人阶级的延伸。虽然白领工人与产业工人一样没有产业和权力，但他们的社会特征却与产业工人大相径庭。同样，中产阶级的上层官员虽然占有权力，但也不同于统治阶级。（4）阶级冲突的制度化：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暴力革命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现在已经形成了处理阶级冲突的制度结构。各个利益群体能够与工业社会和平共处。
达伦多夫建立了关于社会分层、社会冲突的一种过程模型。他从“社会角色”分化开始论证，分析了潜在利益如何变成显在利益，又如何转化为冲突的群体，如何导致阶级的冲突，最终引发社会的变革。
四、吉登斯——阶级关系的结构化《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
吉登斯论证阶级关系是从“市场能力”开始的。占有生产工具确实使得所有者比非所有者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上，但是，工资劳动者也占有一定的能力，这就是他们的劳动力。他们虽然所处地位不利，但也不是完全的单向受控的关系，工资劳动者所拥有的财产正是雇主所需要的。所以，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劳动力，都可以在市场的讨价还价中起作用。市场能力的含义是个人可以带到市场上增强其讨价低位的各种形式的相关属性。从市场能力的角度看，工资劳动者在契约关系中等待售卖的劳动力就是他的财产。所以，在吉登斯这里，财产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所有者资本家与技术、技能的所有者雇员就处在市场的平等竞争关系中，他们之间并不存在谁控制谁的问题，控制权取决于谁是“稀缺价值”。
从市场能力到阶级的形成之间，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结构化。结构化有两种，一种是阶级关系的间接结构化，另一种是阶级关系的直接结构化。（1）阶级关系的间接结构化是指阶级形成中的一些中介因素作用，这些中介因素的作用导致可以从市场中分辨出来的阶级群体的形成。社会流动导致了间接结构化的形成。其实每个人的社会流动机会是不一样的，社会流动将人们输送到不同的阶级位置上，控制和制约着社会阶级结构。（2）阶级关系的直接结构化是直接决定和形塑阶级结构的过程，它包括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一是在生产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是生产组织中职务位置的分配对结构化的影响，分工中对结构化影响最大的是技术，而工业技术创造了体力、非体力工人之间的最主要分化；二是企业内部的权威、权力关系，管理人员参与权威指令或仅仅是执行命令的过程中，他们便于从属于这些指令的体力劳动者分离开来；三是分配群体，这是在经济物品消费模式上的共同群体，比如说住房方面的阶级分化。
阶级是一种结构化的现象，在阶级成员中一般会存在一种相同的感知，他们接受一种相似的态度和信仰，属于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阶级感知在这里并不涉及阶级的隶属问题，阶级意识才涉及到阶级隶属以及意识到其他阶级的存在。


赵祖远评议：
社会阶层中的秩序与互动
社会分层问题首先是秩序问题，其次是互动问题
秩序问题：
分层就意味着有上下级的秩序。下级秩序对于整体的统一是不可替代的。人同下级秩序的原则有着一种内在的双重关系：一方面都明白没有领导则不可能生存，且追求更高的权力以逃避责任；另一方面又同样需要反对这种领导权力。缺乏上级秩序的众多平行下级秩序之间容易发生灾难性冲突，如古希腊的诸城邦缺乏一中央政府。
阶级的另一面，拉平。通过共同的服从实现统一化，可以表现为两种形式：拉平和分等级但坚定不移的拉平很容易导致专制主义的各种形式。在建立上下级秩序之上的整个关系很牢固的地方，解放下级人员往往根本不意味着普遍的自由—普遍的自由是以改办社会形式为前提的，而是仅仅意味着那些被解放的下级人员上升到统治者的阶层里。群体中的阶层变化或联合：较强者当然可能干得最多，然后独收胜利的果实；相对优势的所得的份额，扩展为要求绝对优势的所得的份额。
韦伯阶层概念对马克思阶级的创新之处在于：在有些领域里，一方处于上级的地位，另一些领域里，则是另一方处于上级的地位。因此产生一种连理互生，产生出关系的一种统一性，而且同时也是内在的生动活泼性。婚姻中的平等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轮流的上下级秩序，或曰这种秩序的相互性。议会统治如是，轮流坐庄，民主政府如是，各种任期制度亦如是。
    阶层：是一个由个体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群体，这种关系指的是生产方式中个体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关系。只有当资本家被迫与另一个阶级进行斗争的情况下，他们才形成了一个阶级，否则，他们就只是在市场中为了追逐利益而彼此进行经济竞争的个体。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不是一个阶级。另一方面而言，小农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相互敌对，就此而言，他们又是一个阶级。
阶层的变化取向：现代文化的相反趋向：一方面通过在同样条件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一起，趋向于夷平、平均化、包容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另一面有倾向于强调最具个体性的东西，人的独立性和发展的自主性。货币经济同时支撑着这两个反面。
上下级秩序关系的基础变化：在传统社会，后者可以说仅仅是前者的一种个人的权限，现在已经建立了家庭的客观的理念，它高于所有的个人，而且处于领导地位的人也属于它。即发号施令者本人也服从他自己颁布的法律。上下级秩序从具有个人的性质变成二者同样服从于一个客观的目的。也正是在这一原则之下，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作为技术的必要性才会继续存在。如劳资关系，服从不再是人员的租赁，而是为了“协作”，以服务于共同的目的，这种服从对双方而言都是必要的。现在，后者的服从不再是卑躬屈膝的，而是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的程序的仆从，在这个程序之内，企业家地位高于工人的要素，不再是作为人员的要素发挥作用，而是作为业务所要求的要素。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斗争、阶级冲突就变成了单纯的越轨行为。劳动关系的非个人性被及大地提高了，它的客观性在超个人的集体性上，找到其适当的支柱和表现。契约的形式不管其实质内容是什么，都有相对的并立的秩序作为相关补充物，而非绝对的服从。这时其实社会的发展是在朝着社会的自由而非个人自由的方向发展、社会的自由则是阶层处于较为均势的状态。
评达伦多夫之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扩大化趋势，社会的稳定剂？但齐美尔认为如果中间阶层十分强大。插入在其他的两个阶层之间，则最高机关的一切有利于最低阶层的措施都必须经由具有统治职能的中间阶层逐级下达，则就很容易造成二者的断裂而非结合。
马尔库塞：就阶层而言，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分裂与异化劳动并没有消除，而是随着组织层次的扩展而加剧了。哈贝马斯：全球化背景下，为提升国际竞争力不得不以少失业率和削弱社会福利为代价，导致社会团结的源泉已经枯竭。底层社会组成了联盟，从社会其他阶层中脱离了出来。
吉登斯阶层秩序的结构化表现为：通常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诸如阶级等社会结构已经奔溃瓦解，身份认同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但研究发现，年轻人的人生选择和生活机遇依然受到社会结构极大的影响。
在自反性现代社会中，资本的积累就是信息的积累，在信息和交流结构中，信息的积累成为自反性现代性的驱动力。自反性赢家：后工业中产阶级和被改良的工人阶级。自反性输家：工人阶级下移的底层社会，包括贫民区中的穷人，信息社会中被排除在外的第三者。导致的严重后果是随着文明社会和公共领域不断叠置于信息和交流结构之上，被排除在这些结构之外即是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实际上也是从政治和文化上被排除在文明社会之外。
社会分层中互动问题可以分为，斗争、合作、冲突、调适等。
冲突与斗争：吉登斯，阶级分化社会缺乏斗争的原因：农业社区构成这这种社会生产体系的基础，它们在日常运作中，不仅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而且相互之间也都具有巨大的自主性。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在自然地理、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显而易见的距离，确保了他们之间几乎不可能发生任何集体而又公开的斗争。但工业化以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加剧，阶层之间的碰撞接触日益增加，从阶级冲突开始，涂尔干不把阶级冲突看做是以革命手段实现社会重构的基础，而是把它看成不同职业团体在分工中的道德合作方面不充分的症状。涂尔干希望对分工中的专门化进行道德整合来消除或减少对工人的非人性化建议；马克思则希望这种分工本身会被根本改变。
齐美尔认为，在建立上下级秩序之上的整个关系很牢固的地方，解放下级人员往往根本不意味着普遍的自由—普遍的自由是以改办社会形式为前提的，而是仅仅意味着那些被解放的下级人员上升到统治者的阶层里。所以是废除社会形式以达到保护免受各种伤害、铲除各种弊端，赢得各种价值，还是保持在这种形式里，达到上述目的值得推敲。
后现代那里，为弥合阶层分化、冲突造成的社会割裂，哈贝马斯沿着韦伯的路径（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不是劳工与资本之间的阶级关系，而是生产活动的理性取向。），试图通过建构交往理性以达致沟通理解。以及通过建构公民身份认同以超越阶级认同这些。但吉登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场景中，公民身份权利没有也无法消解阶级分化，尽管他们确实弱化了阶级冲突所带来的张力。



刘妍：
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社会学研究中较为常见的主题。郑杭生将社会分层定义为：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一个社会的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分层现象体现着社会不平等，研究社会分层是分析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时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西方大多数的学者都多多少少的涉及到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和分析。
1.社会分层的理论传统
那么，纵观西方学者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理论传统：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代表的分层理论，更多强调的是社会冲突；以韦伯多元分层（三位一体）理论为代表的分层理论，更多强调的是社会协调和整合。
（1）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一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社会分层理论的理论基础，所以，人类生活所必须的物质条件（经济基础）是社会分析的基础。他通过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经济基础将人类社会划分成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同时分析了不同社会的社会分层的社会形态，也就是马克思的阶级结构。由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社会阶级，生产关系是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基础。但是阶级并不是一直都有的，在原始社会中，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甚至无法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更别说有什么剩余产品，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逐渐出现，社会所生产的财富逐渐增多，私有制也就随之出现，由于每个人都占有的财富不同，阶级和阶级关系才得以产生。马克思的核心观点就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是划分阶级的决定性因素，由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会形成社会经济中对立的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占有着社会大多数的生产资料，从而可以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被统治阶级主要是劳动者，他们无法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只能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总之，在马克思那里，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产生出对立的阶级，生产资料是社会分层的唯一因素，强调财富的一元性。
（2）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
韦伯对社会分层的分析不是特别的多，而且也比较散，但是其对于社会分层影响因素不同于马克思的单一的划分标准，而是承认，在研究社会不平等时，把经济作为分层标准是必要的，但同时还有两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即声誉（地位）和权力（政党），所以，韦伯主张从经济、声誉和权力三个角度综合考察社会中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大领域中的不平等。根据经济因素所划分的地位群体，韦伯也是称为阶级，但是这里的阶级与马克思的阶级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韦伯认为阶级是一批在经济状态和变化方面相同或相似的人群，也就是说，划分阶级的标准其实就是其所拥有的货币量，阶级的差别就是货币量的多与少而已，而不涉及在所有制中的地位（生产关系）。声誉地位就是由社会公认的评价体系决定的，社会的评价从肯定到否定构成了高低有序的阶梯，而声誉地位就是人们在这一阶段中所处的位置（也就是等级地位，社会中有一种地位等级，每一个群体都有其被制定的位置——不同于阶级，在韦伯看来，一个阶级内部可能有不同的等级地位，也有可能不同的阶级中有相同的等级地位）。权利地位是依据人们是否拥有权利以及权利的大小确定的，在这里，权利是指为了实现自身意志，无视他人意愿而支配他人的能力。以此，韦伯构建了其经济、声誉和权力的分层标准体系。而这三者都是从市场出发的，即是以市场竞争力为基础的，不同层级的人在进入市场中其竞争力是不同的。韦伯的分层理论是一种相对而言“价值中立”的分层理论，试图去客观的理解分层现象，对分层进行解释性的说明。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阶级是一直发展的，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逐渐走向两极分化，但韦伯并没有谈到阶层的发展和变化，仅仅只是给出了一种阶层划分的方法。
2.涂尔干——职业分层
涂尔干是功能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在涂尔干看来，社会是一个有机协调的整体，其中构成社会的各个要素相互作用和影响。社会学所特有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或者是社会现象。而所谓社会事实，是指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事件。所以，对于社会分层这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我们不能主观的去理解，也不能运用常识去分析，而是通过社会去解释。社会分层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对于其的研究需要从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去研究。
一方面，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研究了由于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这里的社会分工主要是指职业的分化。涂尔干认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各种混乱现象而导致了社会失范，但是国家并没有因此而解体，是因为伴随社会的转型，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社会整合的形式也从机械团结过渡到有机团结，而在有机团结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以职业为基础的分工体系，社会的分工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也加速了社会的整合与发展，也就是说涂尔干认为社会的分化导致人们之间联系紧密，从而会带来社会的平等，稳定社会秩序。根据涂尔干的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人们之间以职业建立起来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那么在社会分工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工作总比其他工作要更加重要，个人的智力、才能以及各种技术水平也总会有所差异，那么，只有那些有才能的人才才能胜任这些重要的工作，由此，个体在社会中由于职业的不同所占据的位置也不同，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体系也得以建立起来，而这种分层系统，在涂尔干看来，无疑是满足社会整合需要的必要条件，按一定的规则合理分配工作和报酬，同一职业共同体的内部成员享有共同的价值规范和集体意识，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也强调了社会分层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也探讨到了不平等的问题，涂尔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来，社会分层开始是源自于宗教的，在对宗教的分析中，涂尔干发现，宗教将各种东西都区分为：神圣的和世俗的两类。在原始社会（机械团结的社会）中，人们创造出“神”这个观念，即一种高于自己的东西，人类相信自己从属于这种东西，在神被创造出来之后，一切事物也就开始进行自然的分化。首先伴随着图腾崇拜出现的“圣物”，（涂尔干认为图腾崇拜就是初级宗教），图腾它既是一种名字也是一种标记，往往是动物或者植物，图腾所代表的事物具有神圣性，但是这种神圣性并不来自于他们本身，而是来自于图腾标记，甚至这种圣物最后不仅仅局限于动植物或者画有图腾标记的物品，人也成为了某种圣物，圣物存在于整个人体中，在某些部位更为明显，比如人血，头发等，所以不应该把图腾崇拜看成是一种动物崇拜，一些与“圣物”有联系的人，到最后也会成为“圣物”，他们代表着神，拥有神的权威并被赋予神圣的权力，以此成为其所处的整个社会的领袖，维护着社会的机械团结。总之，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分层是特定社会结构下的产物，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道德和宗教在维护社会整合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与神圣之物相联系的人也就由于其所具有的神的象征而成为社会中的管理者，这同时也是机械社会中所必须的职业分工方式。神圣的上层代表集体的共同意识，维护这社会整体的团结，世俗的下层则参与到日常的生产活动中，服从着上层的治理。
总之，涂尔干自始至终都没有将社会分层看做一个独立的现象来阐述，而是将其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认为社会分层是受社会整体的结构所决定的，而职业的分工正是社会结构的重要要素，当社会处于机械团结中，神圣的职业与世俗的职业代表着集体意识和个人意识，由于集体意识高于个人意识，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的基础，所以，这两类职业的人是不平等的，在社会分层中处于不同的位置，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不同职业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根据这种职业分工也就形成不同的分层，但是涂尔干认为，这种职业分工中具有公平的契约，而且各职业之间联系紧密，人们可以通过努力来提高自身的能力和技术水平，从而达到职业的转换，所以，涂尔干认为有机团结中的社会是相对而言平等的社会，显然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3.布迪厄——教育分层
布迪厄将资本区分为四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布迪厄认为，社会上的不同阶级对于这四种资本的占有类型和数量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对这四种资本的占有情况可以区分阶级地位，同时同一种阶级内部，资本的配置也存在着差异，由上到下递减。这就是布迪厄社会分层的基本观点。这里主要说一下布迪厄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
布迪厄所说的社会等级的再生产，即指由行动者（个人或团体）所占据的不同位置的继承性传递，其实就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固化。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特定位置正是根据行动者所占有的各种资本的数量及其分布结构所界定的，占据了这些位置也就意味着确定了各种位置间的客观关系，比如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等等。文化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其在不同阶级、不同地域和不同性别学生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并且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教育选择机会，所以文化资本就以学校教育为中介，实现社会等级的再生产。首先，个人在进入学校教育系统之前，便已经凭借家庭内部的代际传递，获取了不同数量和类型的文化资本，一方面，文化资本主要是指占统治地位的上层文化准则和惯例，它嵌入在个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中，也正是通过这种不经意的亲密传授中，个人获得正统的文化资本。其次，这种上层文化资本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只有少数占统治地位的个人或团体垄断了这种文化资本，所以，文化资本的传承是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应的。其次，在经济与文化的双重作用下所产生的这种上层阶级所特有的文化，正是现有学校教育制度所要求和奖赏的文化，它要求学生具有和接受这种文化的能力，但是并不提供具体的技术，要求个人应该具有它所不给予的东西，所以，进入高等教育的也只能是上层阶级的子女。会考就是这一形式，会考的内容是上层阶级才能接触到的文化，而下层阶级家庭的孩子却没有办法习得，从而被“拒绝”于高等教育之外。基于这些分析，布迪厄强调，文化资本的最初获得借助自身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使用和强化而获得了承认和延续，从而学校教育的效果与持久性也与个人的社会出身，家庭背景紧密联系。最后，即使有个别低等级子女进入高等教育进行学习，也会在学校内部由于社会出身、文化和社会资本等根源原因无法融入，最终导致自我淘汰，这也正是教育系统最隐蔽最特殊的功能，隐蔽学校教育与社会阶层关系结构关系。而那些具有优势的学生，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先赋的文化资本上的差异也会进一步分化，那些具有上层文化资本而且通常来自于占统治地位的家庭的学生，能够迅速有效地积累学校所赏识的知识技能、生活方式等等，从而达到较高的教育阶段，拿到所谓的高文凭，获得与其家庭同等或更高的社会地位。如此，最初的文化资本上的不平等便经由学校演绎为某种学业资格，引导着社会空间中特定位置的继承者走向与其家庭相似的社会位置，并拥有适合该位置的一系列社会资源，进而实现社会的再生产，即社会分层体系的生产。
4.品味分层——布迪厄，凡勃伦，齐美尔
社会分层体现着社会不平等，而社会的不平等同时也体现为品味的差异。主要是强调“格调”“趣味”“档次”“等第”，其实谈“品味”一般是指社会中上层阶层的文化喜好，“有品味”也常常被用来和那些有钱有闲的人士联系在一起，对于品味的不同也凸显出社会分层。
品味其实也是布迪厄文化资本的内容，布迪厄所说的阶级指的是，在社会空间中，一群有着相似位置，被置于相似条件，并受到相似约束的行动者主体的组合，这些行动体由于具有相同的位置，便有了相同的生活处境，因而也会有着相似的秉性。这些相似性，反过来，又会导致他们具有共同的实践。也就是说不同阶级的成员有着不同的实践，他们具有不同的惯习，不同的品味，包括艺术审美、饮食习惯、居住方式等等，这一品味反过来又建构了阶级的区分。
正如齐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对时尚和风格的论述，时尚总是阶级时尚，他是一种阶级划分的产物。时尚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且是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由其所引导出的潮流。通过时尚，人们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与个性差异魅力倾向之间打成妥协，高阶层的时尚与低阶层区分开来，当低阶层模仿高阶层的时尚，这种区分被打破的时候，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并重新制造新的时尚，这种游戏周而复始，真正的时尚中心总在较上层阶级中。时尚本质就在于：总是被特定人群中所运用，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在接受他的路上。所以，被广泛接受的就不是时尚，同时上层也会模仿自己认同阶层群体的习性，以保持内部的一致性与对外的排他性，具有强的社会边界效果，这也正说明了时尚也是阶层区分的重要标志。
凡勃伦认为阶级的产生是人们生活习惯的转变的结果，他指出，有闲阶级和财产所有权是同时出现的，早期，财产所有权的占有体现在对妇女及其劳动成果的占有中，进而发展为对一切事物的占有，因为这是荣誉、声望、权力、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对这一阶级来说，他们在习惯的道德标准的支配下，标榜劳动禁忌，因为劳动有失体面，他们的劳动只代表脑力劳动，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消耗，如学习礼仪、讲修养，因为良好的修养需要时间和实践不断习得及足够经费的支持，同时，这些在金钱上占优势的阶级为了显示自己的优越和荣誉，致力于从事对财产的浪费性消费，他们具有炫耀型消费的明显消费特征和不断提高消费水准的消费结构性趋势，以达到这一阶层群体“习惯的礼仪标准”，如，仆役阶级的代理消费为了证明主人的财富及实力、荣誉浪费准则、对服装手工定制及品牌等的追求、餐桌礼仪等等，从而可以和其他低阶层的人区分开来，这一品味的差异也带来了社会中畸形的一种风尚。
5.鲍德里亚——消费分层（符号）
鲍德里亚认为：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消费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风尚，并且控制着当代人的全部生活。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这里的物是人自己造出来的，不仅不能为人服务，倒反过来包围人、围困人。
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消费中，商品在一种美学和心理学技艺的结构化广告中，在兆示着地位和成功的诱惑下，对人的心理进行统治和支配，而且这种支配已经发展成一种商品之间的链锁意义的动机控制。也就是说，由于消费品之间具有强制性的关涉逻辑，消费者被无意识地支配性的，逻辑性地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购买一个高档轿车——一栋带车库的别墅——高档的装修）。而这种起支配作用的东西，是由符号话语制造出来的，人们在今天消费中更受吸引的不是物品本身的功能，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象征性符码意义。正如鲍德里亚宣称的“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消费的逻辑被定义为符号操纵，今天的消费不是人的真实的消费，而是意义系统的消费。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体现一种不平等的功能。带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再分配。也就是说，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就像学校并没有使大家获得一致的教育机会一样，它甚至加剧了其分化。消费和学校一样是一个等级机构，不仅是在经济方面还体现在社会结构方面。消费具有一种盲目的、拜物的意识形态，现今的资本主义消费中，根据这种消费的逻辑，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而总是把物当做能够突出你的符号，这种符号可以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者摆脱现团体（符号性的凸状炫示）（三十而已 包包——敲门砖，）。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其实是一个差异性符码之间的交流体系，正是在消费中，人们获得某种特定的符号认同。你进行一种消费，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共同拥有同样的编码、分享那些使您与另外某种团体有所不同的那些同样的符号”。更重要的是，一旦人们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动，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那里，消费者不自主地相牵连。在今天的消费中，没有人处于纯粹和孤立的商品购买和使用关系中，消费即是地位和身份的有序编码，这种编码同时就是阶层区划。看起来，人们在消费中如果面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可能会是平等的，可是，“在作为符号和差异的那些深刻等级化了的物品面前没有丝毫平等可言”。差异性的符号的消费就是要制造生存等级。也就是说，符号的差异生成了现实中人的存在差异。
以上大概就是我读过的有关社会分层的内容，同时除了以上所探讨到的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分层主题的讨论，其实还有诸如布劳、霍曼斯等基于互动交换探讨的社会分层，达伦多夫、科塞的基于冲突论的分层，除了涉及到经济、教育、品味等领域，还有性别、种族、收入等多个方面，我了解的也不是特别深入，希望大家也可以相互补充。

李丹评议：
补充：
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将阶级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他的优点在于他更加注重分析阶级关系，这种阶级关系是整个社会形态的反映，各阶级之间既有对立和冲突，又可以在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时候与其它阶级联手共同对抗另一个阶级，这种联盟的基础在于工人们具有阶级意识，阶级意识让工人们团结起来诉求本阶级的利益，阶级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来说都是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且体现着自我的身份认同。
而现在的阶层分析，只是类似于一个理想的分析模型，人们被动的被归入某个阶层，它强调这阶层之间的差异，而不过多强调阶层之间的关系，且同一阶层的内部也分化严重，既没有共同感，又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阶层的划分的表现逐渐外显于审美、趣味等外在符号的标志，阶层已经逐渐将阶级关系弱化了。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里的“阶级、等级与政党”等章节中提出了社会分层的三种秩序:即经济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即经济分层,以此来区分阶级，法律秩序即权力分层,韦伯先是分析政党,后来研究了科层体制，社会秩序即声望分层,以此区别不同的身份群体。韦伯认为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是社区内的三种权力分配现象。后来的社会理论家在此基础上演化为以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社会分层的三个基本维度。
马克思与韦伯的对比：
马克思从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等基本原理出发来进行阶级分析，阶级分析的标准更多是一元的标准，韦伯从权力、财富、声望等多元的标准来分析社会分层；
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本质性特征，马克思将阶级与社会不平等紧密联系起来，分析阶级之间的压迫和剥削关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各阶级之间对立的根源,探寻了阶级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消亡的客观规律,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彻底否定。而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更加温和，具有改良性的特征，韦伯的分析中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理性，这在他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他不同于马克思将社会的不平等归结到生产领域，而是将社会不平等聚焦在分配领域，而分配领域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更像是一种天然的状态，韦伯在这里更像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因此的他的分层思想更具有妥协性和改良主义性质。
中国社会分层的两种逻辑主要就是围绕分层和阶层来展开的，阶层分析就是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为基础，认为经济基础是社会分析的基础；分层分析就是以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为依据，主张从经济、声誉和权力三个角度综合考察社会中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大领域中的不平等。社会分层的实质,即生产资料的占有，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物质生活条件等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
由于前面已经对国外的社会分层视角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我们就把视角转向国内，主要介绍中国社会分层的变化，主要以改革开放为转折点，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户籍制度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明确的户籍分割也造成了我国农村和城市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之间的差别形成了社会分层。农村户口想要转成城市户口是极其困难的。改革开放前社会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城市户口中的工人，干部阶级和农村户口农民之间。其差别主要体现在政治权利的拥有，在声望以及将于资源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这个时候的社会分层更多的体现出单一的政治分层结构。改革开放之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社会阶层出现分化和重组，农民和工人的界定也出现了变化，农民出现了个体户，私营企业家，管理人员等等，阶级的重组和分化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有部分损失。这个时候农民阶级分化为八个阶层 :即农业劳动者 、雇工、农村 知识分子、农村基层管理者、乡镇企业职工 、个体劳动者、 私营企业主、农民工阶层。国家放松了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这个时候在收入、声望方面占优势的人群就会获得更多的资源。而且随着教育的普及，还有公务员招生等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阶级结构也在转型。社会分层不断趋于多元化。

评刘妍消费分层：
一方面，就其作为模仿而言，时尚满足了社会依赖的需要，它把个体引向大家共同的轨道上；另一方面，它也满足了差别的需要，差异倾向、变化和自我凸显，在这一点上，时尚总是阶级时尚，是阶级划分的产物。通过某些生活方式，人们试图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与个人差异魅力倾向之间达成妥协，而时尚便是其中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时尚一方面意味着结交同等地位的人，另一方面意味着这些人作为整个群体排斥地位较低的人。一旦较低阶层开始养成这种时尚（向较高阶层看齐），较高阶层便会远离这种时尚，转向新时尚，以作区别。时尚的本质：模仿、排斥。时尚起源于群体外部，这保障了时尚的新颖、更替，或者说保证了与现存状态的差别。时尚的本质在于自由一部分人领导时尚，整个群体不过跟风而已。一旦时尚流行开来，就不能称之为时尚了。时尚能给某些给个体以优越性，让其作为整体的代表，感到自己负载着群体的精神，因为领头位置刚好是他所体现的公众趣味最终所要达到的顶点。“时尚英雄”体现了社会欲望同个人化欲望之间某种奇特的平衡关系。每个模仿者都分有了“特殊物的拥有者”与“潮流引领者”的情感状态。抵制时尚的作用亦如是。


 

第六期：现代社会中的人
主持人：李丹
主讲人：宋梦霜、郑轲
评论员：刘喜真、赵祖远

李丹：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现代社会中的人，在论坛开始之前，先看一组数据,根据《2019年中国抑郁症领域白皮书》所示：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披露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3.5亿人罹患抑郁症，近十年来患者增速约18%。根据估算，目前为止中国泛抑郁人数逾9500万。2019年根据检索结果显示，共1546家企业注册在精神医院“卫生和社会工作”相关行业分类下。但是在2001年前，这类医院的年成立数量全部在个位数以下。2002年，成立数量首次突破个位数，成立注册了13家；2015年，年注册量首次突破100家，为133家；此后，开始逐年递增，其中尤以2018年为最多，年新增注册数量达到393家。截至2019年6月28日统计，年内注册成立数为201家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患有抑郁症的人数都在逐年增加，当然，抑郁症只是精神疾病中的一种，根据调查显示超过46%的自杀者都患有精神疾病，其中最常见的是抑郁症。患有精神疾病且未经过即时治疗是绝大多数自杀的原因。为什么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显著提高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却如此的脆弱？面对如此多的精神压力，我们怎样找到合理化的解释并且有效的进行自我和解？今天的论坛，就试图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由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主讲人来阐述自己对现代社会这一主题的展开。

宋梦霜：若想讨论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人，就要先了解一下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一词是区别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吉登斯认为与传统社会相比较，工业社会的特点在于人口大多集中在城市，从事工业、服务业等生产而非从事农业生产，城市规模比传统文明的城市大。其次，在政治体制上，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比传统国家的政治形式更加发达集中，影响力更大。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国家政府对公民的生活有着广泛的权力。同时工业技术也运用在了军事的层面，改变了战争的方式。现代社会是一个急速变迁的社会，经济上，资本主义促进了工业技术的不断创新，科学技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科学的发展和思想的世俗化促成了现代思维的批判性与创新型特征。在政治方面，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变迁主要集中在精英层面，主要表现为贵族取代贵族，但是其他的阶层很少受到影响，生活相对稳定。但是在现代社会，领导人的政治活动经常对社会大众产生影响，政治决策比起以往来说更加影响着社会变迁。
现代性描述的是现代社会的状态，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主要为三个方面，即1.时空分离。时空概念同时虚化，具体的事件不再局限于在场的时空，在更加广袤的范围中展开。实际来说，就是科技进步带来的交通和通讯技术提高，尤其是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以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可以脱离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进行交流。第二个机制是脱域机制，指的是超越具体事物的限制，表现在符号机制和专家系统两方面。符号超越了特殊性成为普遍的媒介，如货币、权力。专家系统的出现又造成了知识的不断分化。第三个机制是制度性反思，现代性的风险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不确定感，这是一种人为的不确定性，是为控制社会而制定的政策和为控制自然而产生的科技、工业生产带来的预料之外的后果，人们不再局限于对于个人事务的反思，不只是自我监控自我意识活动，而是对现代社会的制度、秩序、规则的总体性反思，现代性的制度就是在人们的不断反思中构造出来的。
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在巨大的“不确定”中人们生活在这里，势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有必要讨论一下在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现代人的特点。
一、    社会与人的关系：现代社会中的个人
涂尔干在分析自杀现象中曾经提到过，自杀现象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体行为，自杀现象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的力量是一种超于个体的存在，当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超出个体的情感，也就是一种集体心境，它影响着身处其中的人们的情绪。当社会充斥着消极情绪时，人们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他认为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规范就会变得越多，倘若没有规范，有机团结就是不完善的。然而，分工是自发产生的，社会分工以及相应的规范完善需要相互契合。但是在现代社会，社会结构变化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传统社会，于是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道德逐渐丧失了其影响力，但是新的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还没有达到一种规范，传统的力量逐渐消退。社会纽带因此松弛，于是出现了分工的反常形式，社会整合与社会规制出现了问题，也自然而然的影响到了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于是个人心态与情感问题也就相应发生了。
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和社会阶级的层面分析了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抽象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作为交换价值起，人逐渐变成抽象的存在，把劳动作为商品在劳动市场上出卖，劳动者出卖的是使用价值，卖家支付价值，既然劳动力可以用价格来衡量，那么就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于是个人的特殊劳动能力抽象化为一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这样就完成了由“质”到“量”的转化，可以进行量化从而进行定价。同时从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来看，由于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人们的社会互动由人与人的互动变成了人——商品——商品——人的互动过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生产物的对象化的关系，人的关系也就转变成了物的关系。随着工厂的出现以及机械经营的发展，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而采取机械，在生产动力方面以及工具的使用方面取代了传统手工业的人力，从而，人的特殊性进一步的被削弱，加之分工的精细化使人们在工作中逐渐丧失了创造性，造成了“智力的荒废”。人们的精神能力逐渐与肉体能力相分离，科学服务于资本逐渐与劳动者相脱离。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使得其加大了对机械的使用，于是剩余价值增加了，生产物增加了资产阶级消费的物质变多，从而阶级人数和财富也扩大了，于是产生了新的欲望加剧了生产的精细化，也就造成了对奢侈品的追逐。这种追逐又逐渐影响到了人的价值观，精神的虚无加上物欲横流的价值观的影响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影响。
齐美尔从价值的角度讨论了现代社会中对金钱的追求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齐美尔认为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主客体分离的过程，人们在主体与客体分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我的概念。转化为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他认为古典理性社会是一个主客体统一的社会，而现代社会主体与客体分离，形成来社会的自我概念。人们对于客观事务的认知逐渐使客体脱离了主体的控制，开始反抗主体存在。以金钱为例，金钱作为某种达成目的的手段逐渐变成了目的本身。
世俗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含义就在于，金钱不仅成为物质——经济世界的统辖者和流通者，他还成为了经济世界的流通者，占据了经济世界的地盘。这一过程也加深了精神世界的世俗化，对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产生了影响，金钱作为人们的最高价值目标，使得人们为了积累这种价值从而丧失了自主性。作为金钱的掌控者逐渐被金钱所掌握。社会的现代化与经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多姿多彩的物质生活，但是人与人的关系却和丰富的物质世界相反。货币的流通使人们之间的接触增加了，但是交流变少了，个体也越来越孤独和空虚。
  吉登斯解释了现代社会对人的自我认同的影响。自我认同来源于一种本体安全感，这种本体安全感实在个体婴儿时期通过与照顾者之间的互动逐步形成的，在与照顾者的互动中，婴儿逐渐形成了一种基本信任。在这种基本信任之下，个体逐渐形成了日常惯例，习惯，这种日常惯例是人们实践意识的产物，吉登斯认为人天生具有反思性，人的行为产生后，人们会对其进行反身性监控。一旦形成一套日常惯例以后，就可以帮助人们抵御焦虑。成年以后，人们从最初的惯例中发展出了一套成型的框架，这种框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外界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与人们的创造性经验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人们的本体安全感。在现代社会，社会剧烈变化，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从小积累的经验与现代社会生活发生断裂，旧的经验不足以应对现实的状况，从而对本体安全感产生威胁。在加上经验的封存，人们以前能够亲身经历的事情，现在已经被封存在某个固定的地方，比如说人们对死亡的经验，现在大多被封存在医院里了。在现代社会，人们在抽象体系的监控下，尤其是专家体系的发展，使人人都成为专家但也人人都成为外行。人们对于自己的专业越来越精细，但对于除自己以外的领域越来越陌生，专家体系的蔓延带来的后果就是增加了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人们对所经验到的世界越来越怀疑，越来越陌生从而也就越来越恐惧。在传统社会，由于受到了传统观念和规范的束缚，人们对自我的认同感来自对传统规则的遵守，一旦违背会产生一种“负罪感”，这种感受是影响自我认同机制的重要因素，但是这种规则是一种具体的规则，也会又相应的处罚。而在现代社会，“羞耻感”逐渐成为了自我认同的重要机制，由于传统规则逐渐失去原有的作用，人们的行为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自己对自己的期待与形塑逐渐成为了自我认知的动力，一旦不符合自己的期待或者内心对自己形象的塑造，就会产生羞耻感，从而影响自我认同。
二、    如何自我和解
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面对压力与恐惧，面对不确定与不稳定，人如何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和自己和社会进行和解？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不仅仅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而且受到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等制约，这些因素构成了人在社会中生活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构成影响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布朗芬布伦纳认为社会是一个相互嵌套的系统，而人处在这个系统的中间，系统之间层层嵌套，每一个系统都与人和其他系统相互作用。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物生态模型可以分析人的社会生态系统，主要包括四个系统。分别是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以及宏观系统。微观系统值得是与人直接发生关系对人直接产生影响的系统，以及个体与这个系统环境之间持续性的相互作用方式。中间系统涵盖了微观系统之间的互动以及互动产物，是个体所处的微观系统及微观系统之间的互动。他认为，微观系统之间如果形成了较为积极的互动，那么就能产生正向的作用实现发展的最优化。外系统是指人们并未直接参与，但是会对其产生间接影响的系统。宏观系统指的是文化系统，涵盖社会的文化层面，比如说：传统风俗习惯、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政策和价值取向等。布朗芬布伦纳还认为，人在生态系统中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人不仅主动适应环境，而且还能不断地塑造和改变环境。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每一个人的生态环境系统都可能遭到危机，打破之前的平衡，使系统功能受损。面对破损的结构与功能，可以从人的社会生态系统出发，从微观系统出发，并依次延伸到宏观系统，在不同的层次上，保持结构的完整与功能的健全。在尊重个人的自我调节和自我适应性的前提下，根据需求提供资源，使各个系统之间既保持相应的边界，又有相互互动的渠道，从而达到彼此的相互和谐。
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的理论基础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系统理论。萨提亚认为个人、家庭、外部都是一个互动的系统，它们之间相互连接，相互影响。这一理论基础影响了萨提亚对发生事件的看法以及随之的干预方式，事件的发生不是单一线性的结果，而是个人内部系统、家庭系统、外部环境系统等互动的结果。二是积极的存在主义。人们能发展出积极的生命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将人们的功能不良的应对方式转化为高自尊的自我关怀。萨提亚认为，对世界的看法有四个方面，分别是一、对关系的定义。二、对人的定义。三、对事件的解释。四、对改变的态度。她认为人们感知世界的模式有两种，分别是等级模式和成长模式。等级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支配——服从关系，对个人的定义取决于外部，对事件的解释是单一线性的，对改变持恐惧的态度。而成长模式对关系的定义是平等的，个人是整合统一的而对待事情是系统性的，面对改变也会保持一种积极的状态。对世界的看法影响了人们的应对方式，人类的本能期望与他人建立联结，但是会受不同信息的影响，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人们的不同处理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应对姿态。我们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应对姿态是因为我们在面对威胁时会用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去进行防御，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我价值。应对姿态根据对自我、他人与情境的重视程度分为讨好型、责备型、超理智型、打岔型以及表里一致型。讨好型的人能关注到他人和情境，却忽略了自我，通过依赖他人来给自己安全感。责备型的人关注自我和情景，不去关注他人，通过否定、责备的方式自我防御以及自我放逐，表现出“绝不可以示弱”的姿态。超理智型的人只关注情境，忽视自我与他人，他们认为不去触碰，不去抒发、不去感受就可以保护自己。打岔型的人对自我、他人以及情境都不给予关注，这种类型的人期望在不稳定中寻得安全。这三种类型都是低自尊的表现。表里一致的人则可以察觉到自己的感受，达到自我的和谐，这是一种高自尊的体现。表里一致的类型在萨提亚不断的探索中发展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表里一致的体现主要是感受，察觉到自己的感受，并且可以进行管理与分享；第二个层次是自我，这是一种内心感受的圆满状态，达到自我的完整与和谐。第三层次则进一步深化到人的普遍性与灵性的角度。不同应对姿态都包含着资源，萨提亚治疗模式要做到的就是接纳人们的应对姿态，这是过去他们努力生活的证明，同时让人们放下过去，转换应对姿态。

李丹：宋梦霜同学运用吉登斯工业社会的的特点来解释现代社会的特点，同时运用吉登斯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对现代性进行描述从而引出社会与人的关系，就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在原因分析层面从社会学视角入手，通过涂尔干对自杀现象的分析，马克思对社会关系和社会阶层的分析，以及齐美尔的价值角度，还有吉登斯现代社会对人的自我认同的影响等多个方面，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进行了多角度的解释。问题解决则引入了自己所学专业，通过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理论和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来解决在现代社会中有问题的人，从而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解。接下来由刘喜真同学进行评论。

刘喜真：关于以上的内容我想做出以下评论和补充，首先从从现代社会中个人的问题为引子，探讨的现代社会的特点、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并从社工的视角来构建社会与个人的和谐关系。其中在描述现代社会的特点中说到人们处于“不确定”的社会之中，必然受到一定的影响，从另一方面来看，现代社会的个人与以往不再大同，在齐美尔的有关著作中提到算计精神、理性、孤独已作为现代社会生活风格的常态，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心理主义，现代生活的状况对个体人格完善产生着巨大影响。产生的影响就是：随着个体所在群体的扩展，存在和行动的个体性在增强究其原因是：首先，从个体与群体的联系纽带来看，当个体在较小的圈子内，联结个体和群体的纽带直接影响个体所有的行动和情感，而随着纽带的松动，允许个体性发展空间越大，即群体管束的越少，个体的人格也就越可能得到发展。反观现在，社会流动性增加，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所在的圈子也在慢慢扩大，甚至没有明确界限的生活圈子。在网络技术下，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处在更大的圈子，甚至是没有边界的圈子，每次的网上冲浪都是在全球遨游。所以群体对个人的约束更少了，个体的人格可以趋向各方面的发展，也许是好的，也许是坏的。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接受的信息量变得很大，人的个体性也愈加复杂显著。现代个人问题也会愈加明显，并已不是在个人中而出现，而是在现代社会个人，这个群体中出现。就是s在最开始提到的抑郁症，抑郁症是属于精神疾病，是一种病，不能确定是现代社会的疾病，而“网抑云”我认为是属于现代社会的疾病，更加抽象，好似身边的每个人都有这种疾病，并且晚上属于高发期，白天看上去没有任何异样。是不是因为现代社会充斥着这些负面情绪，才引导大众一起网抑云，比如你晚上刷到各种“感慨生而为人很抱歉”的短视频、“原来小丑是我自己”“终究是错付了”等等这些，是不是代入感非常强，没有一条不符合自己的现实遭遇。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压力，还是个人这个群体所营造的压力。“网抑云”属于现代社会中个人消遣的一种生活方式？还是属于现代社会的一种疾病？针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分析，从涂尔干的传统道德的消退和新的规范没有形成、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对人价值观的塑造、齐美尔关于社会纽带的松弛以及手段对目的殖民和吉登斯旧经验与新生活的割裂一一进行了解释。很好地从社会角度和个人角度进行了分析。其中关于齐美尔社会纽带的论述，我作出以下补充，齐美尔所说的社会纽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他认为社会就是人与人形成的相互关系，从这一角度来讲，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出现了问题，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确实出现了联系方式、范围、性质、意义的变化，那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才导致这个联系纽带出现问题。我认为这个联系纽带出现松弛或紧张都会出现问题，从联系方式和范围来看，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更加紧密的，社会纽带是更加稳固的，而现代社会联系的性质和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联系变得客观性，缺少个体的主体性，经常联系也不能代表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程度。这只是其中一个角度，现代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非常复杂并具有变动性的。在最后一部分“如何与自己和解”中从社工视角出发，运用生态系统理论和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的理论提出了从各个层面调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工视角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是从问题入手实践入手，看待问题更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根据我上面提到的“网抑云”现象，我想从社工视角对其进行简要的分析，“网抑云”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现代社会的网络氛围、舆论、价值观等对个体心态和情感的冲击，理解为个体的认知就是个体自身对现代社会的理解，是否过于夸大自己的处境。每个时代都有压力，我们意向不到的压力，为什么过去的人质朴勇敢无畏纯粹，现代社会的个人就不一样了，不管现代社会的特点如何，个体作为现代社会的人，一样可以做到质朴勇敢无畏纯粹。以上是我根据以上的内容，从社会学和社工结合的角度表达自己对现代社会中个人的一些理解。

李丹： 刘喜真的评论是在宋梦霜同学的基础上做了评论和补充，刘喜真同学从另一方面提到了现代社会对人的影响，运用一些社会现象和理论分析来论证自己的想法，就是随着个体所在群体的扩展，存在和行动的个体性在增强。在喜真的论证中已经开始从另一角度进行论述，开始与社会现象的相结合，比如网抑云现象，现在我们开始把这个视角进行延伸，接下来请另外一名主讲人发言

郑轲：最近，著名网红“泡泡龙”突然去世的消息引发网络舆论的关注与反思。这位体重严重超重的网红，才29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令人唏嘘不已。联想到之前他在视频中经常以“大胃王”的形象出现，很多网友惊呼：真的不能再暴饮暴食了！但是，一些网民此前却热衷于观看“泡泡龙”各种近乎疯狂的“吃播”，他们助推了这位网红的诞生，却也是麻木的看客。在巨大的流量面前，这个年轻人当时的身体健康状况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近年来，各种“吃播”网红很容易占据各类视频平台的首页，有些网红以吃各种稀奇古怪的食物而著称，“泡泡龙”走的则是另一个极端路线：在自助餐馆海量进食，不论是烤肉还是海鲜，都来者不拒，而且动辄就吃下几十盘食物，让屏幕前的观众瞠目结舌。而且，“泡泡龙”还有“给年轻的老板上一课”“吃完吐泡泡啊”“挡住我进攻路线了”之类的口头禅，在网络空间中加强了其身份的识别度，让人们更容易看到他的视频。应当说，作为一个网红，如果以流量和影响力来判断的话，他是十分“成功”的。但是，从健康与网络文化生态的维度上看，他暴饮暴食的做法不仅毁掉了自己的身体，而且助长了近年来网络文化中的不良风气——“审丑”。是这种风气成就了“泡泡龙” ，但最终也毁了他。在大众娱乐、消费主义、代偿体验等受众心理驱动下，网友热爱观看网红“吃播”，这些网红的行为以取悦粉丝和获得流量为导向，即便“泡泡龙”不想继续这样胡吃海喝，“资本”作为内驱力也不会让他停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泡泡龙”已被畸形的网红文化绑架，身不由己、无力挣脱，最终葬送了自己。这种畸形的网红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以丑为美，为了猎奇，无视伦理，对人缺乏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对生命缺少应有的敬畏。“泡泡龙”这类“大胃王”只是畸形网红文化催生的一个极端案例，还有很多在危险边缘疯狂试探的网红，虽然赚足了眼球，但也时刻是在“拿命换钱”。于是很多的网红就会通过走偏门，玩猎奇的方式出位。于是诸如吃播、扮丑、以及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种引发观众嘲笑的方式来博取观众的围观，这也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很多有专业才艺展示的网红还不如这种扮丑猎奇的粉丝多。因为观众或许就是抱着嘲笑他的心态去看的，但久而久之也让这个路数的网红积攒了大量的关注度。但这类博出位的网红自己也明白，自己没一技之长，不可能持续火下去，于是他们不得不抓紧这段热度还在的时间越来越过头，自己是咋火的就抓着这条路线猛冲下去，然后就酿成了悲剧！比如，有的网红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在楼顶之间来回跳跃，美其名曰“极限运动”，或尝试各种有危险的实验，这已经不是所谓的满足“好奇心”，而是刻意展示各种危及生命安全的可能性。虽然会有一些好心的粉丝给出善意的提醒，但在流量的诱惑下，看客和表演的人都很难停下来。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空间，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也是互联网世界长久健康发展的前提。相关部门早已明确提出要杜绝胡吃海喝的风气，不能纵容各种网红“大胃王”传播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不正确的价值观。但是，仅靠一时的专项整治行动，恐怕并不会彻底改变畸形的网络文化生态，这需要网红及其团队从根本上厘清认知、端正态度，传播优质内容以赢得健康流量，广大网民则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娱乐的同时不忘求真求善求美，克制审丑欲望、猎奇心理。网红文化依托的网红经济，本质上还是市场的产物，是资本与流量合谋的结果。因此，善于引导流量走向积极的一面，不断构建和谐健康的网红文化生态环境，才是网络文化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愿“泡泡龙”的悲剧能给人足够的警惕，类似的事情不再上演。而从他们的官方短视频账号“红雨老师团队”来看红雨个人账号的粉丝也是泡泡龙的几倍。在泡泡龙死后不但又借话题炒了一把热度，可能还会顺势接管泡泡龙的那部分粉丝。甚至还把过错推给泡泡龙个人，根据“泡泡龙”的朋友红雨老师的讣告来看，“泡泡龙”去世的原因是长时间拍摄公益视频，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的身体承担不了，虽然高强度工作确实是导致“泡泡龙”去世的原因，但是其核心根本原因还是他的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不良生活习惯，那么就是泡泡龙的个人问题？跟红雨的幕后操盘一点关系都没咯？被幕后大佬安排超负荷工作，死后还要被说成个人生活习惯问题，这一手太极推手耍的真溜！佩服红雨这个太极高手！可见，泡泡龙致死，都是个工具人。为了达到节目效果两人还会吃超过自己真实食量的食物，而泡泡龙也因此变得越来越胖，精神状态大不如前，眼睛里充满了疲倦，可是红雨团队却不管这些。人家要节目效果嘛，反正出事儿了就说是个人生活习惯问题就行了，死人咋会跟自己辩论呢？红雨团队关注的只是“泡泡龙”所带来的商业价值，简单地说就是他能赚多少钱，“泡泡龙”的身体健康基本不再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否则“泡泡龙”的精神状态为什么会比做直播前差那么多呢？我们透过这只团队，按照组织论的内容便可以分析他们之间的内在逻辑。整个“红雨团队”有三部分内容：系统的组织结构模式，组织分工和工作流程组织。组织结构模式即一种指令的表达关系，就是谁管谁的问题。组织分工表达各司其职，即谁干什么，包括人物分工和管理职能分工。工作流程组织定义了工作的流程，即怎么干。组织结构模式和组织分工都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组织关系。工作流程组织可反映一个组织系统中各项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一种动态关系。红雨老师扮演的角色便是表达指令关系的人或其代表，他管理着这只团队，一方面有着自己的管理职能分工，一方面又有着自己的工作任务分工，即拍摄以及与店家交涉等。泡泡龙大蒜涛则是表达着工作任务分工，很简单的任务负责吃与在镜头面前表现一些幽默滑稽的情节或表情。工作流程也很简单：发现商家、走进商家、吃垮商家。我们把这些内在逻辑缩略到一个树状图中便可发现在树状图最显眼的位置便是红雨老师。即便红雨老师只是其幕后操作者的代表，根据树状图依然可以将项目逐级分解，反映出所有的工作任务。而引导这种网红经济模式下的价值观又催生了以合同结构结合的模式。由于项目结构的分解要与整个工程实施的部署和将采用的合同结构相结合，因此项目结构分解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所以他们结合项目的特点便遵循了有利于项目控制的特点，有利于视频拍摄的进行与实施。那组织结构模式就很明显了，当职能结构模式的多个指令源发布，容易产生矛盾，所以整个团队采用线性组织结构的单个指令源即红雨老师来下达指令。就是这种畸形的价值观，让我们身处在一个可笑的时代，有很多秉持着这种价值观的人为了流量和钱毫无底线。这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他是能够让小马云“范小勤”不去上学依靠模样四处捞金有美女保姆作伴并且打了抑生长素最后在榨干身上所有流量价值后将他抛回原生家庭的黑心老板，他是涌入大衣哥家门，要求其撒币开门迎客的疯狂村民。他是围在爆火的拉面哥周围直播蹭流量使拉面哥无法正常营业的网络乞丐。流量为王和眼球时代导致的价值观似乎唯有做到了极致的癫狂才能收获最极致的利益。去年，自称混元形意太极拳掌门人的马保国走红网络，各大视频网站做出马保国各种搞笑视频循环播放，笑过之后再反思，网友们热议的话题是他所宣扬的中华传统武术吗？并不是，而是恶意炒作，哗众取宠的闹剧。马保国被禁止之后，网友们为了弥补内心中对这种网红缺失而产生的落寞感，迅速找到了替代品。二仙桥大爷，各种鬼畜视频又开始以二仙桥大爷为素材霸占各大视频网站。前个阶段CBA联赛中北京队王晓辉恶意伤人连续吃T，一连伤害了包括外援等多名CBA球员。这种被人们认为恶贯满盈的球员，却在CBA全明星票选时获得了票王称号，甚至成为全明星北区首发队员，网友们的不理智行为很快被CBA官方制止。网友们票选王晓辉并不是因为他是人们心目中篮球打的最好的那一个，仅仅是因为他惊人的伤人能力和连续吃T的本领，让看热闹的网友们不管其他球员的安全，只想看全明星赛场上他是否能够有更过分的举动而制作大新闻。同样是CBA，周琦、郭艾伦、杨鸣登上吐槽大会的舞台备受关注。更多的人把关注点放在男篮运动员应该把主要时间放在训练，而不是上综艺捞钱。战绩那么差，把中国篮球带入低谷，脸都不要了！！等等。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小伙子却恰恰通过网络向世人传播着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犯了错误不光要改错，更要认错，直面自己的错误，并且吐槽大会一直以攻击主咖槽点为话题，轮番轰炸，一般人真招架不住，能够有勇气上吐槽大会，已经能够证明自己的积极乐观，虽然节目尾声会有类似洗白的升华主题的言论，可对于他们来说，这些言论似乎比旁人所看的热闹更加扎心，像这类节目的主题，人生需要笑对，他们不论从站在吐槽大会的台上，还是直面大家的攻击，到最后表态，不也是向广大网友灌输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吗？同样回到网红红雨团队，从他们的管理模式中可以得出。管理是由多个环节构成的，从社工的视角来看待这种管理模式，从五个环节入手解决。即提出问题、筹划、决策、执行、检查五个环节，构成一个工作流程的闭环。提出问题：网红经济下艺人开始以扮丑为方向进行表演，导致大众价值观偏向于娱乐化或媚俗化。筹划：从根本入手在管理层面进行管控，或加大法律介入与网红普法活动。避免拉面哥在不知情情况下签署网红合约。社会及媒体向正能量的方向进行导向。决策，从以上方案中选择一条适合的路径。执行，执行决策，检查：决策是否执行，决策执行效果。当发现新问题时，则重新回到提出问题环节，如此循环往复。但就我提出的这些方案，我更偏向于导向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网红是趋势不可避免。网红不光是吃播、是扮丑获得关注的人。还会是如故宫、如钟南山等对社会有着积极影响的人。泡泡龙是泡泡龙，红雨老师是红雨老师，泡泡龙向全社会展现出了他乐观正直，展现出了他的和蔼友善，讣告中说道他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对每一个镜头仔细打磨，这便是一个网红对于这个社会的价值。网络给予了他能量，他也把这份能量回馈给了社会，体现了他的责任与担当。网红既要流量也要质量。新媒体时代，流量是网红赖以生存的数据基础，网红们努力获得更多流量本无可厚非。但无论是用如梦如幻的画面勾勒美好田野生活的李子柒，还是让无数人爱上做饭的徐大SAO，以及把快乐和年轻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盗月社，他们都将才华融入到了高质量的作品当中，赢得网友称赞。观看这类视频，人们能够感受到世界的美好和生活的乐趣。反之，二仙桥马保国等只有噱头，并无营养，博君一笑之余构不成反思，这样的反面教材不应成为主流，否则网络引导的社会大众文化就会腐烂在莺歌燕舞中，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李丹：郑轲从社会现象出发，从泡泡龙事件来分析背后人们所呈现出来畸形的价值观，以及自己对此事件的看法即网红既要流量也要质量。网红的出现是在网络媒介之下，以网络红人为主体，以网红公司为推手，在传统媒体已经受众心理，需求等利益共同体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网红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的反应和折射，背后的原因确实是值得我们深究的。接下来有请赵祖远进行评议。

赵祖远：(背景）卡斯特的网络社会：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沿着这种观点，在当下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作为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它们的广泛使用必将引起生产力的变革，并进而推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迁，进而迎来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就是网络社会。社会生活的存在状态，活动方式和运行机制都要发生变迁。但这种变迁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连续变迁，不连续就是间隔、断裂、质变或飞跃。而作为网络经济伦理基础的信息主义精神，不是由单独的个体或集体信守的价值信念和道德原则，而是在经济交往关系或网络关系中生成的不断变化的文化符码，是多元的、动态的、不确定的，也即它由许多文化、许多价值组成，并且在随时变化，且转瞬即逝。因为其是断裂的，所以很多社会行为找不到以往的经验依据，因为其是多元的所以又无规律可循---你永远不知道互联网的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泡泡龙事件背后的社会——个人关系反思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把人们的消费目标从商品的使用价值转向了商品的符号价值。人类已经进入了被丰盛的物或商品包围的消费社会。对消费者而言，选择不是偶然的行为，从社会角度看，是受控制的，而且反映了他所处的文化模式。消费者在工业体系里被强加了选择的自由。消费者的个人主义也是被生产出来的。消费者的价值取向和消费行为都在生产者的控制之中。更深入的是，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现在无论在何种文化中，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都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以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财产的普遍地位同样适用于身体、社会实践以及人们因此而产生的心理复现表象。传统秩序中，农民就没有对身体的自恋投入、戏剧性认知，而有的只是由劳动过程及与自然关系所导致的一种工具式视角。现代社会，身体是一种消费和投资，其美学与反美学范畴不断增加。消费具有了生产力的意义。但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力展开的是人对物的控制、征服和改造的关系，但消费生产力展开的是在日常生活领域对对象、符号和信息的接受和认同，是感受、体验和捕捉感性符号的心理过程。消费者同现实世界的关系不是利益、投资和责任的关系，而是好奇心的关系。这里提到了责任，贝克在风险社会里也提到了风险社会里责任的变化。贝克风险的全球性和无主体性，风险社会中，人们无法借助主机的认知手段和可能的知识来确定自己以及他人的受害情况（刷个视频导致泡泡龙死了？）。导致的责任变化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责任的无主体性等。信息的商品化或者说对信息的消费，消费社会里的信息是对世界进行剪辑，戏剧化和曲解的信息以及把消息当成商品一样进行赋值的信息，对作为符号的内容进行颂扬的信息。回到了郑柯的审丑—媚俗；原因：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里，物质生活资料相对剩余，所以就必须竭力引诱人们的消费欲望，促进消费行为，否则生产就无法顺利进行。于是企业和商业就会利用一切办法来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各种广告、离奇形象、鲜艳色彩，铺天盖地，使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文化形式都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媚俗反映一种价值的贫乏以及这种贫乏的价值的再生产和仿制时尚—模仿（齐美尔）郑柯后面举了很多例子，我把它归结为时尚与模仿的问题。一方面，就其作为模仿而言，时尚满足了社会依赖的需要，它把个体引向大家共同的轨道上；另一方面，它也满足了差别的需要，差异倾向、变化和自我凸显。通过某些生活方式，人们试图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与个人差异魅力倾向之间达成妥协，而时尚便是其中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时尚能给某些给个体以优越性，让其作为整体的代表，感到自己负载着群体的精神，因为领头位置刚好是他所体现的公众趣味最终所要达到的顶点。“时尚英雄”体现了社会欲望同个人化欲望之间某种奇特的平衡关系。每个模仿者都分有了“特殊物的拥有者”与“潮流引领者”的情感状态。李子柒与其他；社会——个人关系具体到郑柯所言的泡泡龙与其组织中的话，就是网络社会中的组织（具体而言就是媒体）与个人的关系。互联网带来了生产经营与劳动方式的变化，出现了新媒体与新的个体劳动方式。互联网环境下，个人与媒体可以展开低门槛、广覆盖、强流动性的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中也存在着矛盾与危机，主要变现为控制——自主性的关系。如郑柯，泡泡龙的问题不仅是他个人问题，背后更是有其团队的推波助澜，团队控制个人，导致个人的自主性降低。这里想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包工制的评价里说，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策略是，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工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的。即团队里的很多个体都是打工的，整个团队的分工共同作用于他一个人。现代性的诸多弊端：工具理性下的技术责任取代了道德责任；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距离的社会生产（人的行为与其结果的分离：这是细致的劳动功能划分的结果，行为受工具理性的单一标准支配并因此与目的的道德评价相脱节。涂尔干在论述有机社会的劳动分工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把解决措施寄托于产生新的团体职业道德。丹尼尔·贝尔则指出要发展出一种新的宗教）。泡泡龙事件和团队中的单个人没有关系，却又和所有人都有关系。关于流量：人们更倾向于直觉式的“快思考”，这意味着简单易懂的内容更受欢迎。简单易懂的取向，使得人们沉浸式参与内容与传播成为可能。流量的背后是经济，能带来巨大经济价值。但流量经济的“不经济”反映：即物极必反定律。当所有人群都挖空心思考虑“短平快”的线上渠道与流量变现；当产业价值链已经严重非理性分布，线下生产、制造环节的价值被低估，线上流量被肆意炒作；更为严重的还在于，当社会的收入分配模式被彻底打乱，那些在屏幕前卖萌耍宝、直播带货的网红主播，靠收割流量就能年入千万，年轻一代谁还会把科学家、医生、教师等作为职业追求？当资本市场都开始追逐短期的收益回报，那些需要数十年持续投入的基础科研项目，那些需要集体攻坚克难的“卡脖子”技术如何才能实现突破？答案不言而喻。最后思考：面对当下网络社会与以往社会的不连续性，我们应该如何重构文化共同体。

李丹：赵祖远引用了卡斯特的网络社会和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学对泡泡龙事件进行了社会现象的分析，认为泡泡龙事件和团队中的个人没有关系，却又和所有人有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包括身体是一种消费和投资的观点，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我们应该如何重构文化共同体。不论是前面提到的抑郁症患者的节节高升，还是网红时代价值评判的争议，大家都不可避免的想到了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人出现了问题，那究竟是社会的原因还是人本身的原因。大家有想法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
大家互相谈论时间。。。。。。。。。。


李丹：之前在微博上刷到一则热搜，一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生在某吃瓜平台上发文吐槽某明星为老赖之女，没想到一时之快瞬间变成灾难恐怖大片，一众粉丝顺着互联网扒出了人家的姓名和学校，并要求学校开除该学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引用了《乌合之众》的一段话给予了回应：群体盲从意识会淹没个体的理性，个体一旦将自己归入该群体，其原本独立的理性就会被群体的无知疯狂所淹没。一个人从生下来社会化的过程中，一直在受到他人思想的灌输，父母，老师，书本，社会等，都是把他们间接经验获得的思想和日常生活实践中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意识灌输给我们，形成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初印象，我们一边接收间接的别人的意识，一边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价值观认识。从获得到形成这个阶段，我们每个人都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是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以做到真正的“我”，但大多数人是像之前乌合之众里面提到的那段话，受从众心理的影响。这种现象我们不能去绝对的评判对与错，比如说因为耐克抵制新疆棉花，大多数人不购买耐克产品来进行抗议，这背后所体现的爱国价值观就是好的，但是大家受从众心理的影响去追捧一些低俗的网红那就是不好的。社会工作中也一直在强调人在情境中，认为人受环境的影响，前面梦爽提到的家庭结构治疗模式也是从出现问题的人的家庭环境入手，改变家庭结构，从而解决个人的问题。其实社会也在做类似的努力，比如社会所营造出来的雷锋精神，为什么雷锋做的每件助人的小事都有人看见还被人传颂，很简单，社会需要他，他是社会正向价值观的一个标杆，来与生活高于生活，是被人打造出来的，这也是在当前社会转型阶段，传统的道德和伦理价值观的效用逐渐减弱，而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逐渐发展和完善的阶段，社会所打造出来的文化信仰和象征，鼓励着我们在价值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背景下朝着社会的正能量稳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