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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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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为读书论坛19级分论坛(更新第7期)

主题:社会关系
主持人:郑轲
主讲人:刘喜真 赵祖远
评论人:宋梦霜 吴雨霞

郑轲:本期论坛主题为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和精神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即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有以血亲或生理联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直接建立在人们空间与地理位置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有以人们广泛的社会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接下来,就由主讲人来具体讲述下自己对于社会关系的理解和认识。

刘喜真:马克思在他的相关著作中揭示了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从属关系,并把社会关系分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两种类别。物质关系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联系,思想关系是通过人们的意志所形成的关系,它是物质关系的反应。这是比较大的两个类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思想中,社会中任何关系都决定于生产关系。从关系涉及的领域来看,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分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宗教关系、军事关系等等,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都会收到经济关系的支配。从关系双方来讲,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一般还包括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集体的范畴,可以小到民间组织,大到国家政党。探讨这些不同关系,源头都可以追溯到经济关系上来,若他在其他领域上占统治,可以推测他在经济领域是占统治地位的。分析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追溯他的经济关系。可以说社会关系就是经济关系及其延伸。
布迪厄对社会的分类可以作为其对社会关系的划分,他运用惯习、实践、资本、场域作为分析工具,展开对社会的分析。 布迪厄把场域比喻为一个竞争性游戏开展的社会场所,这个场域中包含着社会中的行动者,每个场域中都有着自己的一套信仰系统,这个系统充当规则约束的作用。这些场域就像一个社会,场域中的每个行动者都有自己的位置,场域内不同的行动者手里都握有资本,根据自身拥有的不同种类的资本,形成不同复杂的网络,或者社会关系。这些资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发生着变化和交换。那么在这一层面上的社会关系是交织在一起,具有独立性和转化性。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没有明确的划分和界限。
齐美尔在《形式社会学》中对社会的定义就是社会关系,所以其所研究的社会学主题就是社会关系的社会化。社会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人”的概念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在其《时尚的哲学》这本书中,把时尚作为个性与普遍性联系的纽带。为什么时尚可以作为一个纽带呢?齐美尔他从对社会发展形式的意义来对“时尚”进行探讨,得出“时尚的历史就是企图将两种对立倾向,也就是适应社会群体和实现个性提升这两种倾向,越来越完美地调节为流行的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历史”的结论。并列举女性处于弱势的社会地位,她们的生活受制于惯例,是男人的附属品、是家庭的附属品、是社会的附属品。而时尚的出现为她们提供了个性和非凡的可能,提供了女性适应这个群体和追求自我个性的选择空间。
另外有一个比较奇妙的点,就是感觉器官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他的感觉社会学中提到感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桥梁。如视觉、听觉、嗅觉等等。嗅觉,每个人都散发着独特的气味,我们会主观判断自己喜欢什么气味、厌恶什么气味。在德国人和犹太人中,他们会通过闻体香获得对他人一种亲密的认识。听觉,是非常利己主义的,每个人传达着个体不同的情绪想法冲动的瞬间外在表达。“在视线的交流中,没有人只获得而不付出,眼神总是向他人泄露出自己想要表达的自我灵魂”在齐美尔的这段描述中,可以发现,在人类所有的感觉器官中,注定只有眼睛才能完成一项十分独特的社会学任务,个体的联系和互动正是存在于个体的相互注视之中。注视或许是最直接最纯粹的一种互动方式。社会纽带在其他地方编织的网络往往具有客观的内容,或者会产生客观的形式。甚至我们的所听所说也具有客观的含义,而且假如有必要的话,这种含义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传递。然而,相互交错的视线将双方联结在一起,这最生气勃勃的互动,并没有被固定于任何客观结构之中;双方借由互相注视而建立的一致性在事件与感官功能之中保持着悬而未决的状态。此种联系是如此微妙与紧密,以至于它只存在于眼神间最直接的交流之中,任何一点偏差,哪怕是视线偶尔的偏离,都会将其独特性破坏殆尽。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视线的互动没有给任何客观性留下空间:在感官功能出现错误的那个瞬间,互动便完全停止。而在其他类型的人际关系中,客观性会直接或间接地保有一席之地。与简单的看到或是细致观察某人相比,互相注视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全新且无与伦比的关系。假如这种注视不存在,人际间的种种感觉诸如同情与厌恶、亲密与淡漠都会被完全改变。注视是人类关系域中最完美的互惠关系。
此外,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中,货币作为关系中介,镶嵌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首先,货币是将人身依附的关系转变成一种客观化的关系。以奴隶为例,在以前奴隶属于私人财产,货币出现了以后,人们通过金钱换取自由;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所具有的灵活性使得个人因素从人际关系中抽离出来,这样人们就不再与那一特定的群体存在关系,而是直接与整个社会产生联系。那么社会关系就成为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除了以上这些影响社会关系的因素还有宗教和饮食,宗教是社会生活中与人形式的一种理想体系,一旦形成对人际关系发生很大影响,使其中宗教的特征凸显出来,宗教的本质核心就是人们心中的信仰,而这中信仰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出现的,是纯粹精神关系的形式,调控集体生活的形式和功能,所以从形成的源头和功能,宗教与社会存在一致性,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宗教关系,社会也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出现的,宗教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他们的社会旨趣内容是一样的,社会把宗教作为一种形式,把上帝承担的义务放到了个人与整体之间关系中。社会是人与人的交互作用,社会形式是连接社会中人与人的互动因素的规则,这里的宗教齐美尔排除了佛教和基督教。因为二者不存在社会规范,内容只是把个体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而不需要任何超验力量,只知道关照自己。总之在齐美尔从感觉(视觉、听觉、嗅觉)、时尚、金钱、文化、饮食、交际、宗教等角度分析社会,以此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

郑轲:刘喜真同学以马克思、布迪厄以及齐美尔的相关思想为主,展开阐述了社会关系的相关论述,那么接下来,由其评论人宋梦霜同学对其讲述内容进行评论。

宋梦霜:刘喜真同学从社会关系的含义、影响社会关系的因素以及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这三个方面来诠释社会关系这一主题。在第一部分,喜真同学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分类为出发点,从社会关系的从属性中分析社会关系的本质,并且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社会关系的形成。在第二部分,她从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介绍了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因素。最后,以我国乡土社会为背景,介绍了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
我在这里,首先先结合刘喜真同学的论述大概梳理总结一下社会关系的概念。社会关系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人类产生开始,就产生了许多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可以小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可以大到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社会关系也涉及到不同的领域,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从社会关系的形式上来看,可以分为动态关系和静态关系,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等。总之,社会关系涵盖的范围比较广。同时,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不同的关系相互渗透、包含、互动,构成了关系系统,即关系的关系。各种关系系统相互交织在一起,又构成了社会关系网络。
接下来,我主要从微观的层面对喜真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进行补充。微观层面的社会关系聚焦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人建立联系从互动开始。在许多的社会情境中,我们都在进行着戈夫曼所说的无焦点互动,一旦个体开始关注别人的言行时,有焦点的互动便开始了。戈夫曼把社会生活看作是一个表演的舞台,每一个人都是舞台上的演员,我们如何表演依赖与特定时刻所要扮演的角色。在这种互动中,我们逐渐建立起了不同的社会关系。在影响社会关系的因素这个范畴里,我想到了贝克的标签理论,标签理论是在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中提出来的,越轨行为对人们之间的关系来说,是一种破环行为。标签理论认为,人们的自我形象与自我认知是通过社会互动产生,同样,破环社会关系的越轨行为也是从互动中产生,越轨行为不是个人的本性,而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当个人被有意义的他人贴上某种标签的时候,他的行为也会受到影响。同样的,空间也会对人与人的关系产生影响。爱德华·T霍尔区分了四种个人空间区域,一是私密距离,大约是1.5英尺,二是个人距离,1.5-4英尺之间,是与朋友和熟人之间正常的空间间隔。三是社会距离,4-12英尺,通常是采访等正式的社交场合之间的距离。四是公共距离,12英尺之外。在日常互动中,如果个人空间和私密空间受到侵犯,会产生焦虑和抵触行为,建立关系要采取合适的距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空间的定义以及距离也会有所不同。同时,在现代社会,网络空间给人们带来了间接接触的可能性,通过网络这种媒介,人们增加了互动的机会同时也会给人们的社会关系带来影响。格兰诺维特提出了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分为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强关系网络指的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比较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依赖着很强的情感联系,人们所掌握的信息具有相似性,比如说家属,朋友等。相反,弱关系指的是个人的异质性比较强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很紧密,同时也没有过多的情感投入。强关系连接是一种比较深厚的社会关系,弱关系连接是一种广泛而灵活的社会关系。他认为,关系的强弱决定了获得信息的性质以及行动到目的距离的远近,比如美国是一个弱关系社会,相对来说,交往的人越多,认识的人来自各行各业,那么就越容易达到他的目的。相反,根据费孝通《乡土中国》里的描述,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也就是强关系社会,想要达成目的,靠的不是广泛的信息的获取,而是关系的亲疏远近。

郑轲:感谢宋梦霜同学的点评。宋梦霜同学首先梳理和补充了主讲人刘喜真同学对于社会关系的相关定义、不同流派的相关认知,又应用所学标签理论的知识进行了补充,辅以戈夫曼、爱德华等人的思想,展开了论述,那么接下来,由第二位主讲人赵祖远同学进行他的相关论述。

赵祖远:我的题目是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基于关系的视角。传统社会学理论中的关系(整体和宏观)
经典社会学理论里,处处都体现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经济关系最重要,结合马克思对阶级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阶级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秘密和它为什么产生了特定形式的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原本是嵌入更广泛的制度形式,如家庭、或亲属关系、政治纽带或宗教中的,只有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关系日益脱离这些制度形式,并界定了阶级关系。资本主义将市场关系和金钱关系引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彻底破坏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传统社会纽带,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劳动关系和以利益为导向,以市场为中介的不断累积所塑造的,社会关系的商品化为其典型表现形式。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控制,非资本主义阶级被消灭,无产阶级日益扩大,二者矛盾日益尖锐且不可调和,而最终的结果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恶化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强,革命终将发生,后者利用国家权力剥夺资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重新使经济服从于社会的控制之下。
韦伯主要探讨的是经济与宗教的关系(这里的经济与宗教等是包含于社会之内的)。他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体系的发展动力与受宗教精神启发的工作和自我控制的精神气质结合起来,后者韦伯将之称呼为禁欲主义,它引导人们活在当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现代力量,是一种新的动力系统,它一旦启动,就将改变全球各地的传统社会。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起点在于道德秩序的变化,具体的说,就是以行动和世俗成就为导向的禁欲主义在这个世界上确立起主导地位。
与马克思类似,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认为,货币重构了人的关系,货币已经成为一种以抹杀个人个性的方式来建立远距离的人际关系和组织社会关系的抽象手段。因为货币鼓励并支持仅仅狭隘地关注社会交换中那些对其基本功能最为重要和实质的方面。货币使人从个人化的人格依赖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自由,使个人能进行各种富有成效且完全不带人情味或个人色彩的互动,货币使得互动关系的重点放在了功能上。但齐美尔同时也认为货币对社会关系的这种重构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就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而言,大都市的产生使得其居民在感官上感受到了“永久性的过度刺激”,为了更好的防止个人被“现代城市生活压倒性的客观力量摧毁”,都市里的居民都普遍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而货币则很好的承担起了这种摆脱个人化的人格依赖的作用,更加非人性化。
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和涂尔干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具有相似性,都表达的是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即从一种关系到另一种关系。像共同体的社会关系是基于爱和自由,典型的是家庭、邻里、村庄和友谊,而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是基于交换和契约,典型的是大城市。机械团结建立于相似性的基础上,处于机械团结社会里的成员关系是以共同情感和信仰为纽带;有机团结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上,有机团结社会里的社会关系是由不同的职能分工塑造。在我看来,无论是从共同体到社会,还是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其反映的不仅仅是二分法强调的那种两种社会关系形态,或说理想类型,更是一种现代性的进化连续体。
从传统到现代的时代语境
而这种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背后所反映的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期间的时代背景或曰先验条件。所以社会关系的建立宏观上要考虑其时代语境、经济语境,或者说社会关系的规范和期望。这就必须提到社会关系的静态一面,即结构性面向。结构转型重塑社会关系。个人的性格特征和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塑造的。这些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抽走了他们原本赋予其生活以意义的风俗、习惯,割裂了他们的身份认同的核心内容,当他们试图适应新环境时,这些变迁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就包括社会关系的变革。
转型带来的问题:异化或者失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造成了五种异化,与自身劳动(生产过程)的异化,与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异化,与他人的异化(阶级疏离),以及与自己的异化,异化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涂尔干的失范则指的是由于日益发展的社会劳动分工和工业化社会中人们职责和行为的专门化导致调节社会行为的规范的缺失或崩溃(程序性规则不足以调节一个复杂和谁体系中的专门化的、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之间的互补关系),那些最该受到谴责的行为也往往因为成功而得到迁就、允许和禁止,公正和不公正已经不再有任何界限。(复习一下吉登斯对马克思与涂尔干异化失范的不同点的解释。二者的差异在于对自然状态下人的内在状态的不同理解。马克思异化是人天生是善良的,但被社会腐化了。涂尔干,失范:人天生是个倔强执拗的生命体,其自负自大的品行必须由社会来严格约束。---吉登斯)。但此处我强调的则在于人都处于的不正常状态。
从宏观到中微观的关系研究演变
韦伯、涂尔干、马克思等人的社会关系更具结构性,而后来者更多沿着齐美尔关系主义路线对以往的关系研究展开批判:强调的是关系的动态性、过程性(米德),反对静态的、目的性的观点。静态的观点如有学者批评马克思的各阶级的层次关系是封闭的。如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天然对立,且二者矛盾不可调和。目的性的观点如韦伯的担忧。韦伯在对现代世界的除魅的分析中也担忧,我们的活动和实践趋向于理智化、计算性、由技术来定义,以工具为导向,并服从于手段---目的的标准。并且,像经典社会学家所建构的各类范畴、理想类型都是对复杂社会现象的一种剥离和抽象,但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发展,文明的不断进步,任何个人都难以触及、理解完整的社会,而只能触及其片段,所以宏大的关系分析不再适用。而关系的动态性、过程性正是对这种宏大分析所产生弊端的一种克服和超越。宏大的关系分析如上个月读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就预设了单一的身份观,把人置于某一文明圈、宗教圈之内,把丰富多元的个人所见到某个单一的维度,多元的联系和活动被抹杀,所以分裂就被无限放大。这种宏大的社会关系归属、身份归属不再有意义。而选择的关系越小、才越能看见真实生活。
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认为,自我是逐步发展的,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社会经验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即是作为个体与那个整个过程的关系以及与该过程中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结果发展起来的,比如在自我产生所必要的社会条件,玩耍中,儿童必须采取所有其他参加者的态度。原因就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随着旧的生活方式的崩溃和新得生活方式的出现,意义的不断再产生需要个人身份认同的不断更新,因为个人和群体始终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过程性的、动态的互动关系关注的是微观层面的社会关系涉及从炽热亲密的浪漫关系到冰冷凶残的种族屠杀,包括人际吸引,助人、偏见、攻击、冲突和和解等。此处考虑的是正向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社会交往,或者社会互动。齐美尔认为社会交往的基本支撑包括忠诚和情感、善意、信任、信心等社会心理范畴。但这些社会情感在文化的日益物化或客观化发展面前逐渐改变了。交往关系的类型与程度都发生改变。知道与不知道,了解与不了解,都仅限于人们向建立的关系的需要,而我们往往对要与我们建立关系的个人所知甚少。就像经济人理论认为,人与人的基本联系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私自利的经济利益的驱动。
所以哈贝马斯要重新构建交往理性,强调在人与人之间、主体之间达成相互理解,规范交往行为。交往行为中的理性是一种新的理性,传统意义上,理性大多被用于人类认知和掌握客观世界上,而交往行为中的理性是一种动态的,双向交流的理性。(不展开)。
回到最开始,自然与社会的区别,在这里的部分原因则可能在于社会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权力,。拥有权力的行为主体能够思考、谋划并因此具有逃避、反抗权力以及策略性地运用权力,所以可能社会关系的前提条件完全相同,但所产生的关系类型、特征及表现也会完全不同,所以相比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更加难以预测。围绕着社会权力的争夺展开交往,进行的话语的争夺。如莫斯的《礼物》,首先,礼物的交换促成了特定的社会关系,但同时礼物交换中的“礼物之灵”导致接受馈赠就有义务回报,礼物的馈赠和流动表现看起来是自愿的,但其中也体现了一种社会权力关系。包括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的关系也体现了一种社会控制。而权力关系与道德关系经常出现紧张,也是当下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
后现代社会中的跳跃性关系
由关系的动态性、过程性又可以联系到后现代,我将之称为关系的跳跃性。关键词如脱嵌、时空抽离、脱域、虚化、知识的传递性等。这一社会条件下,关系的跳跃性呈现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趋势:如戈夫曼将结构称之为互动的秩序,结构具有渗透性,能将社会秩序内化为自我秩序。在吉登斯那里,结构也具有能动性,能够再生产。

郑轲:感谢赵祖远同学。赵祖远除了马克思齐美尔外,还又对米德、涂尔干等社会学名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阐述,从整体到宏观,从传统到现代,又总结出关系的跳跃性,为我们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讲述。接下来,就由吴雨霞同学对其进行评论。

吴雨霞:我记得本科上课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曾经说过,当你能够解决“什么是社会学”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真正是入门了。教科书上关于社会学的定义也各有千秋,常见的有社会运行论,以及赵祖远同学采用的社会关系论。
社会关系论大概的意思是,社会就是各种关系的总和,因此,社会学就是研究各种各种社会关系的。那什么是关系?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下两个圆点,然后用一条线,将这两个点连起来,那么这两个圆点就有了关系。这两个点,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群体、组织,乃至于社会;而连接这两个点的线,就是关系。
赵祖远从关系的结构和互动连个方面着手,借关系研究的演变,来说明社会的变化。在此我就不再对赵祖远的内容进行复述。简单理解一下,社会关系在动态的互动过程产生,并在实践和惯习的影响之下实现了制度化,形成静态的社会关系结构;社会结构借助教育、法律、习俗、风尚等手段不断内化,进而影响互动的方式和形式等。
我主要针对社会关系的类型进行一个补充。不同的划分标准就会出现不同的类型,我打算从最为常见的社会关系类型进行说明。
从纵向上划分,社会关系的结构可以转化为社会地位的高低上下,尊卑优劣,进一步可以探讨阶层与平等的问题。
从横向上划分,社会关系的互动可以进一步讨论互动的模式,常见的就是合作、竞争或冲突。
一、分层与平等
关于社会分层的讨论我们已经进行过多次,包括社会分层的形成与划分,阶层的再生产等方面。在此我就不在这方面做过多的阐述。
简单说一下模仿行为。在齐美尔关于社会风尚的叙述中,他曾提到,社会的下层会不断地模仿社会上层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新的事物总是先出现在社会的上层之中,然后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到社会的下层,成为随处可见的,此时时尚也不再被称为时尚。这种模仿行为其实是不同阶层之间互相观察的结果。模仿源于不同,这种不同的存在使得社会各阶层之间、阶层内部产生一种对内的一致性和对外的差异性,一致性和差异性为社会阶层的整合提供了思路:社会成员一方面对于自身所处阶层又了更明显的认知,并进一步产生阶级的认同;另一方面,这种差异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激励机制,激励社会下层的成员积极追求和实现阶层跃升。
进行社会分层研究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对于平等的追求。卢梭认为,在人类中间存在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上的或者生理上的不平等;另一种或许可称为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它依靠一种特定的制度,并且至少经过人们的一致认同。换言之,自然状态中几乎没有任何不平等,所有现在盛行的不平等来源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并随着这二者的发展而逐渐加深,最终在私有制和法律建立之后,确立为永恒的合法现象。
二、合作与竞争
合作与竞争是最为常见的两种关系互动模式。当然在社会学的研究中,竞争与冲突的相关议题比合作要多得多。社会冲突的形式、表现、正功能、潜功能、负功能都有了很深入的研究。
社会科学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于亚当·斯密,完成于李嘉图。总的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可以从两个层面入手,一个是学术价值上,劳动价值论的提出,揭示了商品价值的真正来源。一个就是政治价值上,斯密赞成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政府不应该对市场多加干预。市场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则与规律,政府的干预反而会破坏这种规律,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李嘉图也认为,对外贸易可以增加用收入所购买的物品的数量、种类,并且可以使得商品丰富和价格低廉,从而为储蓄和资本积累提供了刺激力。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之下,各国必然把其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之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能够很好的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的生产总额,人们都能得到好处,进而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根本上,是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
这种国家间的竞争,在旗鼓相当的国家间,是竞争;在实力悬殊的国家间,就成为了殖民。世界市场的扩张从头到尾都是血淋淋的,倾销与掠夺也是相伴而生的。
布迪厄一直都反对所谓的全球化。在他看来,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在新的社会历史阶段下,强国对弱国的殖民和剥削。强国将符合其国家利益的思想和主张进行包装,并灌输给弱国,使得弱国接受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语,并做出让强国心满意足的举动。
三、总结
行文至此,感觉已经脱离了赵祖远文章标题的前半句: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但幸好,基本上还是围绕着结构和互动的互构来进行描述。关系产生于互动当中,互动的模式和方式又受到关系的类型的制约。
回到我在开始所比喻的原点和线,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两个圆点,可能是旗鼓相当,也可能是实力悬殊。这两个孤独的圆点,在某一天发生了关系,产生了交集,命运般的邂逅了彼此,它们之间可能是合作的关系,可能是竞争的关系,也可能是竞争的关系。在一次又一次的互动之后,它们的关系从模糊变得清晰,可能长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它们可能是平起平坐,就是平等的;也可能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个点被另一个点所压制,但是大局已定,关系很难更改。在此之后,它们的互动的方式,就在新的格局中进行了。

郑轲:感谢吴雨霞同学,社会关系是一个社会学课题,在生活中也是我们绕不开的事实,如何看待社会关系,如何在社会中将这个关系维持以及进行发挥,是我们不断研究不断探索的重点。本期论坛圆满结束,感谢大家参与!
[ 此贴被吴雨霞在2021-06-02 09:30重新编辑 ]
Posted: 2020-06-27 11:42 | [楼 主]
孙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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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读书论坛·第一期
主题:经济与文化
时间:2020年6月25日 下午三点
地点:N2106
主持人:吴雨霞

经济与文化是社会系统中两大重要元素。经济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而文化则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物。
经济与文化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性因素,经济决定了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例如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传统农耕社会,封建、保守、落后的文化占据主流地位;自18世纪西方开始工业革命,人类的生产力发生巨大变革,这种变化也推动了西方理性、科学的现代精神的勃发。但韦伯则持有一种与经济决定论的相反的观点。在韦伯看来,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更不是决定性因素。在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韦伯探讨了宗教观念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成分并不足以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精神才可以。经历过宗教改革之后的清教精神有着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似的内核,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欧的发展。
对于经济与文化,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杜浩:韦伯的著作中就有提到新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从三点进行概括,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西欧的传统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新教文化相反,它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是有力的。经济发展倡导一种自由自主的主张,享乐被认为是一种有罪的行为。而新教伦理的精神内核中的艰苦劳动,逐利竞争,被认为是对上帝表示虔诚的新的方式。因此,新教徒们节俭、克制、努力工作,进而得到了经济上道德回报。随后,他们又进行新的一轮的投资,并把这种行为视为天职。最后,为什么在其他地区没有出现资本主义,韦伯也提到了,世界上其他区域的宗教是反商业的。例如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虽然不是宗教,但是在其范围之内,它的文化导向、政治制度都是与理性文明相悖的,而理性正是商业得以发展的一种重要的观念性因素。

刘妍:韦伯从新教的天职观、进取精神、禁欲主义等方面来论述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而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促进了宗教改革,从而使得新教的伦理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韦伯忽略了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伦理产生的根源,并夸大了精神的能动作用。再者,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是多方面的,韦伯仅从宗教的角度上进行分析,难免过于偏颇。

赵祖远:新教伦理从何而来?追根溯源的工作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冷芳:宗教精神的起源难以追溯。但讨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制度分析框架或许可以拿来一用。亚当斯密指明了教师、政治领导阶级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宗教与经济的关系,可以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领域内进行分析:在古代社会,宗教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统领的地位,它统治着所有的社会生活,也统治了经济;在中世纪时期,宗教权力,也就是神权与君主的权力互相争夺,大部分时期神权是凌驾于君权之上的,此时宗教对经济有着极大的影响;而到了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权力被弱化,宗教只能主动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韦伯的分析,是从信徒的行为动机层面动手,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唯宗教主义论者,而是主张一种因果解释论。但是他在对中国的宗教的分析中,又把儒家学说列为一种宗教,但是儒学是否是一种宗教,仍需讨论。

史凯: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何者是因?何者是果?马克思有一个经典的论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分析东西方文明差异背后的经济性因素,可以进一步阐释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中国自古就是一种农耕文明,农民时代不离开土地。在这种农业耕种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家族为主导的人际关系,辈分是中国人主要的伦理。因此中国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血缘文化,讲究的是情感,亲情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人就是人情至上,例如中国的社会治理,一直都是讲究“情理法”,“情”是处于道理、法律之前的。而中国社会对人的期望,也是要一个人有情有义,无情无义则是“禽兽”。西方以希腊为例。希腊是一个小岛,土地贫瘠,适宜生产的作物只有橄榄和葡萄,这远不能满足人口生存的需要。因此,古希腊人就必须与周围的国家进行交换,交换的需求就推动了其航海、商业的发展,再进一步,人口的迁徙导致其流动性增强。由此希腊形成的是一种地缘文化。而为了保障商业的进行,希腊人采用了签订契约的方式,所有一切都按照契约行事,因此西方文明也可以称作契约文明。契约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包括宗教,宗教里就有人神订约的说法。契约文明也带来了不同的社会期望——自由。为了保证契约的有效性,在签约之前,必须保证签约的个体是独立自由的,自由人就成为了契约的前提。

杨轩宇:不认同经济与文化的决定性关系,这二者是两个独立的元素,都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因素。以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的观点来看,货币经济的发展消解了传统的文化,重塑了社会交往的方式;而在消费社会里,文化作为一种符号,被赋予一种符号性的价值,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增值。

康菲菲:与其说是某种特殊精神推动经济的发展,不如说是传统和现代的断裂所产生的某种张力推动了发展。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宗教一直在被削弱,宗教的弱化使得人得以挣脱传统的束缚。但与此同时,经济与精神的矛盾也来源于这二者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在齐美尔关于时尚的哲学的分析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上层成为下层追逐的对象,一旦上层的时尚在下层普及的时候,这种时尚就变成过时的东西并被上层丢弃,同时上层又会重新流行另一种时尚。

潘正刚:在韦伯的语境中,是基督徒的勤奋,节俭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桑巴特的语境中,犹太人的贪婪则是主要的动力因素。而基督教和犹太教有着极深的渊源,几乎可以是同一批人,那么可不可以说是同一批人的矛盾精神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呢?另外,宗教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再去追根溯源是一种不必要的工作。

赵祖远:经济与文化具有一种亲和性,在不同的范式中,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与其说它们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倒不如说他们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因素,共同作于与第三个因素。在帕森斯的AGIL模型中,经济与文化都是作为这个模型中的重要部分,分别承担了不同的功能。例如文化就具有一种社会整合、再生产以及价值观引导的功能。而在后现代理论中,后现代社会被认为是一个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里,文化被经济消解,也因此有了文化无意义的说法。但是最近在看哈贝马斯的著作,哈贝马斯提出要见了一个世界共同体,文化则可以作为世界共同体的弥合剂,消费文化或许就是这个弥合剂。

任雨薇:溯源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布迪厄曾说过要揭露平常之事的不平常之处,也要将不平常之事变得不平常,那么追根溯源的工作就十分具有意义了。在布迪厄的分析里,文化教育是阶层再生产的工具,使得阶层的代际传递具有了制度合法性,精英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都被掩盖在文化资本的外衣之下。对于底层而言,他们要么开辟出新的领域,要么在现有的教育制度中努力学习。最后难免出现阶层固化的现象。媒体对于寒门贵子的报道,正是因为其稀少而倍显珍贵。但是,阶层固化是一个社会必然出现的吗?

周思聪:经济与文化可以进一步理解,也就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文化变成一种暴力符号而被占有,由此有了统治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区别。文化符号的占有,往往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本之间互构和耦合的结果,也由此出现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科林斯关于制度对于教育的影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子晗:在婚姻关系中有一种“倒插门”的现象,就是上门女婿。“嫁”“娶”的行为动词具有中性的意义,婚姻关系本质是一种经济性关系,谁掌握生产资料,谁就掌握了优先权和主导权。另外,教育层面上,文化资本成为了代际生产的工具,教育本身被变成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本和权力互相争夺的场,教育变成了阶层划分的一个中介工具,仅靠制度是无法改变这种现状的。

刘子扬:人类的性别分工是社会性的不是生理性的。以蜜蜂为例,一个蜂巢里的蜂后如果死亡,那么这群蜜蜂就会退化,但是人类不想蜜蜂,不会因为目标被剥夺而退化,而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制度。韦伯所提的禁欲主义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只不过是以尝试性的解释,并不是一个实证分析,不必太过较真。再者,并不是整个新教伦理体系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起到推动作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而马克思建构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是一个共同体的乌托邦。一个共同体的进步,必然有其内源动力或外部推力,要么是内部的自我改革,要么是外部的矛盾和冲突。

魏晓丽:以二战后德、日的社会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文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德国、日本作为战败国,主要推动了教育的普及,提高了人口的素质,用布迪厄的话语来说,就是增加了整个国家的文化资本。

肖万萍:文化与经济是并列的,可相互转换的因素。在布迪厄的分析中,教育使得不平等关系具有了合法性,文化资本掩盖了其自身源于经济资本的事实,并使其制度化、合法化。

韦力: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以农村为例,大部分农民依旧面临经济困境,生计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文化的建设完全受制于经济现状。但是文化可能会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以袁家村为例,他们就实现了农民共富。这就是经济与文化相辅相成的结果。

罗茜:在中国当下的社会中,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一种城乡二元的断裂性。城市经济繁荣,文化也带有现代性的特质。而农村经济落后,其文化也表现出传统、保守的一面。

郑轲:中国传统文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是消极的影响。传统的小农经济,使得劳动分工是在家庭内部实现的,对于家庭内部其成员是可以相互信任的。但是也由此带来了人的短视、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风险意识的一面,在社会的整体上也缺乏信任,保守的文化惯性也使得人的观念缺乏风险性。

吴楠:经济与文化是相互影响的。性别、教育、阶层固化等不平等的话题被提起,必然是感受到不平等的人所提的。认识到了不公平,但如何衡量公平的标准?公平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绝对的公平又是不可能的。

蒋晓雨:传统儒家思想中就有义利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荀子也提到过道义与利益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文化产业既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可见经济与文化二者是可以结合的,经济可以帮助文化繁荣,文化可以帮助获取经济收益。在劝酒话发展的当下,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观念作为导向,其背后也是受到不同的文化的影响。

张天舒:文化会使得发展的局面变得不同。现如今,文化渗透到各个方面,文化的经济效益也被挖掘出来。对于民族文化而言,文化产业及帮助少数民族获得经济利益,也弘扬了其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对国家而言,文化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王煊:中国的传统文化压制、消解了经济。在传统社会中,经济并不是主流的追求。士农工商,对于个体而言,经商只是一种生计手段,商人有了经济积累之后,他们都会买地囤田,让子孙后代接受教育,走上仕途。经济变成了文化的踏板。但在现代,文化知识经济的拐杖,对于大部分而言,接受教育的根本还是在社会中谋得工作,实现经济性目标。

张韩冬:经济对个体个性表达、人生观的取向都有影响。货币使人具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影响了人的价值观念的选择。货币经济的发展还使得异化现象出现。

李垚:不同的经济基础形式必然导致不同的文化制度形式。中国的农耕文明,使得农民稳定、并固定在一个地方,几乎看不到人口的流动。而在西方,游牧式的经济基础,带来的是人口的不断流动和迁徙。因此,中国的文化是平和的,稳定的,西方的文化是扩张掠夺性的。

刘喜真:文化本来是无性别之分的。在男性取得社会的主导地位之后,才创造了男性的文化。齐美尔认为,女性要实现平等的社会地位,需要从男性文化之外,创造出女性特有的文化。消费文化、货币经济使得人变得理性、计算性,从而改变了社会交往的形式。
张超:不同的场各有其独特的文化。国家有民族文化,企业有企业文化,读书会有读书会的文化。以企业文化为例,不同的企业其企业文化也是不同的。但是企业文化对一个企业而言十分重要。企业文化可以促进几页组织的发展,它虽然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但却可以创造出惊人的效果,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这可能是再多的经济投入都无法比拟的。

汪子策:
一、文化
要讨论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就必须要给两者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相较于经济,“文化”的概念未免过于宽泛,因此不妨列出几个例子进行追根溯源,然后思考是否适合所有的文化产物。在西方,最典型的文化产物就是宗教了。宗教究竟是什么,马克思认为是支配着人大脑的一种虚幻观点,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人民的鸦片;但是这只是一种现状分析,而不是原因分析。韦伯同样也是如此,无论是《新教》还是《儒教》,只能看到对现有宗教特征和对世俗的影响,都寻觅不到“宗教起源”这个问题。但是在涂尔干和齐美尔中却有所提及: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认为宗教的本质是社会,人们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的制约却又无法意识到这种制约,因而借助宗教来理解世界;齐美尔在《宗教社会学》里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们一种对于未知渴求,希望树立一个“神”来帮助自己理解社会,是人们感情的一部分,并且在宗教的仪式和宗教中人与人的关系里得到慰藉。所以总的来看,宗教源于人们一种对世界认识的需求,以及关于世界的整体看法。这里的世界当然并不仅仅是自然,更多的是人类社会;因为对于原始人而言,他们并不能理解自然科学的奥秘,更多的是视为一种理所当然;就像我们将吃饭视为理所当然一样。只有社会,以及社会关系会给我们带来齐美尔所说的各种感情,并且会使我们产生对看不见的个体意识、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和探求。同样的,无论是法律和艺术,也被人认为是典型的文化。而法律的核心“法益”,也是一种对人与人关系的认识和解释,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客观的社会关系,就不存在所谓的“人的权利”,也就没有应该保护的“法益”。因而我们可以认为,文化产生于人对于个体意识对客观的社会和社会关系认识和解释的需求。
二、经济
经济是人类创造价值、转换和实现的过程。这个定义同样过于宽泛,我们依旧要追根溯源探讨一下,经济到底源自于哪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在于: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内容,也就是说,经济源起与人类之间的物物交换。这种交换在于人一定具有自己无法满足的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交换,也就没有经济。但是需求产生的交换有很多,比如恋爱就是一种典型的感情交换,但不属于经济;但是如果有人用货币购买感情,比如心理咨询等服务业,这就是一种经济行为。很显然,经济虽然产生与人的需求交换,但是只有货币参与的需求交换才是货币。尽管马克思对此表示否认,这是源于不同的货币观:马克思的货币是价值货币,感情和服务不能创造出劳动价值,因而不能列入生产,因而不属于经济,只有在国家根据社会需求,在计划下进行的生产和调配才属于经济;但是经济学者关注的在于生产和消费。也就是说,退一步来说,就算服务业产生不了价值,但是服务业收取了货币,并用货币能够购买新的劳动力产品,生产力就有扩大的可能,就能生产出更多的物品,因而服务业必然是属于经济。加入我们抛开马克思理论和计划经济理论,来探讨现在普遍的经济观念,我们就会发现,经济源于一种以货币为载体的需求交换。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就是一种客观的人与人之间交换关系。
三、二者的联系
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就会明晰很多:为什么经济和文化总是相伴相生,难以分离?因为他们的产生都离不开两个关键:1.人有自主追求需求的能力。2.人在这种需求下能够在互动中形成客观的社会和社会关系。离开了这两点,人就是纯粹的动物,或者原始部落,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和文化。而如此一来,马克思那句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队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就没有逻辑上的无法理解了。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完整的逻辑链:1.无论是哪种经济观,经济都能创造出各种物质财富,而物质财富是人类最根本、最重要的需求。如果是西方的经济观念,经济可以满足人的一切需求,包括感情(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以及齐美尔所说的手段成为目的)。2.经济关系,是最有效率的交换关系,也是人们身边最主要的人际关系。经济越发达、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就越复杂,为了适应这些复杂的关系,就会产生出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可以说,经济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3.文化是对客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和解释。而伴随着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经济本身已经成为社会中每个成员都无法绕开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随着齐美尔所说的货币能够实现的目标越来越大,文化中的经济比重也越来越大。从早期的自然崇拜,逐渐到中世纪的忠诚于田园,到现代无所不包的经济文化,这背后的逻辑是经济在生活中,对社会关系的全面侵蚀,这也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4.但是我们再回到最开始对二者的定义,我们会发现经济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覆盖,取决于经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很显然,人的需求并不是只靠经济活动才能满足,文化活动同样能够给人带来相当的满足和认识。而文化活动尽管来源于社会关系和结构,但是人的能动性同样能够使人在一定的文化中,创造出新的结构和关系。这种结构和关系势必会造成经济关系的转变。
四、具象化
为了具象化说明这二者的关系,我们不妨以韦伯的宗教理论,尤其是《新教伦理》为分析对象:1.在早期的奴隶制和封建制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依附关系,强调被压迫者对压迫着的绝对忠诚和服从。基于这种认识,以及为了混淆被压迫者的认知,宗教往往强调绝对的秩序和因果观念,如天主教就强调“天堂”,儒教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世纪的艺术也往往歌颂的是统治者的美德和被统治者的忠诚。2.但是,伴随着中世纪激烈的城邦竞争和商业发展,经济迅速发展,新的商业结构如借代、保险得以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如分工、对等也应运而生,新的阶级——市民阶级得以发展。市民阶级在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以后,旧有的文化观念已经不再适合新阶级的需求。3.因而,最初开始宗教改革的路德宗就一反,只有天主教会才能救赎(既教会将解释权抓在自己手里,从而攫取更多的权力),每个人都可以自我解释,自我救赎,这种文化是对当时商业强调自由竞争、公平平等的反映。4.而加尔文教在路德宗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思想。因为路德宗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教义和仪式,加尔文教却相反,拥有严谨的教义、严格的仪式、并且对违反的人处以极刑,加尔文成为了新的“日内瓦教皇”。但是这种新的文化和思维观念,却切合了当时新兴的商人阶级,并且在这种理性观念的指导下,商人为了满足更多的财富需求,逐渐发展出了更高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5.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失去了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的文化转而变成了一切资本优先、物质优先,这是对资本主义下,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具象化和解释,资本万能的文化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我们要再次反思一下,社会关系是否真的能够简单还原为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绝不是历史的终结。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Posted: 2020-11-04 10:28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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