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
张宏明：《近代非洲思想经纬》
张灏：《张灏自选集》
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
《李鸿章全集》部分
《曾国藩全集》部分
王尔敏：《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论》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论续论》
本月基本刚开始在写课程论文，继而开始准备硕士论文开题，故而读的很多都是史料和论文，故而未列出，读书和思考也比较散，暂存而不论。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石约翰：《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
王承仁、刘铁君：《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
吕实强：《丁日昌与晚清自强运动》
梁治平：《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
斯蒂芬.R.麦金农：《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1901-1908》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一）、（二）
路遥：《平凡的世界》
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与人物》
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的兴起》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之间的桥梁》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
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西奥多 贝斯特：《邻里东京》
吴晓黎：《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
龚浩群：《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
韦伯：《经济与社会》
《支配社会学》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三本民族志比较及思考：
1，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宗教、社群、政治、文化娱乐、社区组织等等，社会组织化与政治化程度的差异，同样是高度组织化，由于日本组织之间的权力结构稳固和组织内部的科层化导致了低政治化，而泰国、印度则政治化程度较高。选举之中的动员亦是如此，印度、泰国的选举更多的将基层选举导入了高层甚至中央层面，而日本高层政治不成为基层政治的议题。
2，现代教育的青年生活在一公司和政府机构等为形式的科层制体系内，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和动力皆不大 ，而相反农民、小资产阶级则参政能力和意愿皆很强。
3，国家政权建设的完成程度不一，印度泰国明显的社会权力碎片化（不同于公民社会：社群组织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基本差异：公民社会建立在平等、自主性、自由进出、契约、协商式决策过程等原则上，而社群组织建立在宗教、种姓等归属性群体身份上，在印度现代主义知识分子和行动分子眼中具有特殊主义含义和保守色彩，而在普通人看来却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日本明显的社会权力结构化和层级化。
4，印度的殖民现代性：破碎的国家权力、警察暴力、登记种姓的人口治理术造成的明确的种姓区隔及种姓组织化、登记及宗教政策偏向导致的宗教组织化、社会组织化导致的高政治化
5，公私领域：普遍主义、世俗主义成为公共领域的“政治正确”，但在家庭和私人领域依旧是浓厚的“封建”色彩。
6，印度共产主义实践：超越社群边界围绕阶级认同组织起来、群众性政党的实践使得喀拉拉邦实现了有效的土改、普遍的教育体系和工会组织。
7，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革，以阶级平等重构整个社会，进而轻易的转化为现代公民平等。概括言之有三点:第一，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建构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进而为现代中国政治奠定基础。第二，以革命建国为方略，通过对传统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将中国建立为一个主权的共和国家，进而为乡土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 第三，、阶级政治的形成和革命建国的目标既召唤着现代政党的产生，又以现代政党政治的成熟为前提。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大体内容：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本书第一章）；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第二章）；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三章）。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孔飞力认为，当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形成重大威胁时，人们便会围绕着种种“根本性议程”进行思考，从而挑战现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并逐渐形成共识，进而构成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在中国帝制晚期，深植于历史文化之中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经过哪些人的努力，导致了向着现代性、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发生转变？孔飞力通过论述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思想，结合晚清以来相关的历史叙事，较为宏观地回应了这一问题。
孔飞力的研究方法：名实之辨：魏源、冯桂芬是向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所重视的人物。但究其原因，基本在于魏源倡导变法，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主张改革，采用西学、制造洋器。由此出发《海国图志》及《校邠庐抗议》自然成为两人最重要的代表作。此种思路，究其本质在于强调效法西方的必要性，同时将西方因素及与西方有关或相似的因素理解为历史变迁之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将“西方”与“现代”等同，即一方面对西方也做了化约主义的理解，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历史研究中凡是西方的就是重要的，凡是对西方持包容迎合态度的就是先进的，反之即为保守落后的历史理解，从而忽略掉了中国历史发展自身的脉络，对中国的历史理解遂陷入西方诠释的普世的历史发展道路之中。而孔飞力对于两位思想家的重视却扎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学术发展脉络，此点不同，遂决定了孔飞力和诸多历史学者在两位思想家的著作和思想的取舍的不同。对于孔飞力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魏源借助诗经研究的话语策略所表达的对于清朝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即“国家应如何通过让文人更加热忱地承担责任以及更加广泛地参与政治，从而在国家变得更加富有生气的同时，也使得权威统治得到加强”，而《海国图志》“实际上回复到一种早先便已存在的学术传统之中”，况且“他所受的西方影响‘微乎其微’”。而对冯桂芬的研究，也立足于《校邠庐抗议》中的《公黜徙议》和《复乡职议》，而非通常学术界比较重视的《制洋器议》和《采西学议》，因其“涉及到了既在官僚体制内部、又在官僚体系外部重新调整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的建制层面的改变”[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即对于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孔氏的研究方法：将西方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作历史主义的还原，从中归纳出其现代化过程中所面对和处理的实质性问题，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将“名”还原为“实”，从而发现古今中西之间真正可资比较之处。以“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为例，孔飞力一方面通过考察官员对《校邠庐抗议》的签注，揭示关于此问题的争论，另一方面通过还原美国宪政史上重要的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间关于此问题的争论，并相互比较，揭示出中西之间的同异。
在“道”“器”之间寻求平衡点：尤须着重指出者在于，孔飞力在以中国为对象的历史研究之中，虽偏向于关注中国自身的“内在导向”，但并未放弃对普世性价值（道）的追求，对于孔飞力而言，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自有其普适性的内容，“道”寓于“器”之中。孔飞力的问题意识在于“从世界范围内，‘现代’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区别是什么造成的？难道只有在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欧和北美才会形成可以被称之为‘现代’的国家功能、政治结构和社会体系吗？”[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文版序言即其怀疑欧美历史经验对于“现代”的垄断性解释，强调“‘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故而认为正确的历史解释仅仅依靠“外部”史观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内部”叙事。另一方面孔飞力对于“普世性价值”本身依旧是有其执著的，此点与西方思想界的重要思维习惯即惯于站在整个人类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对人类命运有着深切的关怀与忧虑有着密切联系，这种思维习惯一方面早就了西方思想界开阔的视野及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西方思想界的霸权地位，这也是孔飞力所极力避免的，作者行文之中，常见其忧虑之心，亦为明证。孔氏的研究，区别于两类研究思路，一类将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视为西方历史发展总结出来的普适性道路的注解，在非西方的庞杂的实践经验中寻找与之类似的历史和现实证据，主观上欲证明非西方国家寻求富强文明的可能性，客观上反而造成了对西方国家在思想上的依附性，从而取消了自主探索建设道路的可能性。犯了“道本器末”，“道在器先”的错误。而另一类研究思路，则倾向于否定普世价值（道）之存在，片面的将“特色”与“普世”割裂开来，虽然为国家的独立自主的探索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但也与此同时取消掉了向其他国家学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放弃了对普世价值（道）的追求，从而动摇了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的正当性。而孔飞力则在二者之中，通过自己非凡的努力，取“道在器中，道器不侔”，“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离”之意，在道器寻求巧妙的平衡点，为中国历史研究探寻普世性价值的道路，实现“合古今中西而为一”，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伍廷芳：《伍廷芳集》
张礼恒：《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
容闳：《西学东渐记》
费维凯：《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
王尔敏：《淮军志》
K•E•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
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史景迁：《大汗之国：西方眼里的中国》
本月皆在写课程论文，故而读书颇为零散。
第一部分关于论文所读的书目意在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李鸿章与上海近代教育。教育事业为洋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基地，在洋务运动期间，新式教育也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此种发展态势的出现始终与李鸿章有着莫大的关联，李鸿章及其所属的洋务派群体通过派遣留美幼童、开办官办新式教育机构（如广方言馆）以及支持其他新式教育机构的发展（如格致书院）等教育实践，各个教育机构的具体设置管理及其与李鸿章的关系皆需要通过具体的史料加以论证，故而也阅读了一部分教育史方面的关于各个机构的具体史料。另则，在新式教育的创办之中，非常明显了体现出官僚、士绅、商人和西人在西学知识普及上的广泛联系，形成了一个相当明显的热衷于新式教育的洋务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主体性的人物是具备李鸿章的幕僚身份，在上海各式洋务机构及地方政府任职的官员。洋务运动之中教育家的教育实践，在招生、培养、就业、资金支持等诸多方面基本以群体式的涉及官、商、学各界以及中外人士的互帮互助为主要的实践形式，而在这种群体的联合之中起重要的指导和连接作用的毫无疑问是李鸿章。一方面李鸿章在体制内为新式教育的发展争取一部分的资源及发展空间，包括要求科举制度的改革、给予新式人才以适当功名、向中央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给予合作、同时又抵挡来自各方的批评等多重的任务。另一方面新式教育依附于洋务事业，其建立的目的是为洋务事业提供所需的人才，新式人才在知识结构来说四书五经等儒学知识的主体地位逐渐被西方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知识所取代，就决定了其在传统的科举体制和官僚体制中难以得到足够的发展空间，则洋务运动的开展必须为新式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和进身之阶，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式人材若不能到与洋务相关的企业机构留用，则英雄无用武之地。由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领袖地位，故而对于新式教育的创办者来说，处理与李鸿章的关系恐怕亦因之而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
第二，上海与香港之间新式知识分子的迁移活动。香港和上海都是近代以来新式知识分子部分的西学教育，深入细致的接触到了西方人、西方制度、西方行为方式，受到西方文化和物质影响的最为重要的地区，在论文中通过考察容闳、伍廷芳还是王韬的人生经历，比较香港和上海在近代中国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容闳在香港受到初等教育，美国留学归来，在香港停留不久，便赴上海。伍廷芳在香港为华人精英，地位崇高，1877年5月18日被批准为香港执业的大律师，成为首位英国殖民地华人大律师。1878年又被委任为太平绅士，成为获此殊荣的香港第一位华人。1880年出任立法局议员，开启了华人进入港英殖民地政府参政议政的先河。但依旧选择离港北上，儒李鸿章幕府。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事亡命香港二十余年，香港造就了作为维新政论家、思想家和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王韬形象。也通过在香港的报纸和著书立说，王韬渐成西学闻人，洋务派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等人都对他评价甚高。一旦得李鸿章默许，即选择回到上海，出任格致书院山长。其个人的迁移活动并不只是个人之基于具体的现实原因的抉择，而亦体现着历史潮流之趋向，相较于黄胜、何启等影响局限于香港一隅的华人精英而言，容闳、伍廷芳和王韬等个人之选择与时代潮流的汇合迸发出巨大的人生光彩。香港作为殖民地的特殊地位使得其在西学传播和新式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香港的殖民地的政治本质使得华人之发展从根本上受到限制。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上海等地渐成洋务运动之重要基地，西学知识不再只是“屠龙之术”，而获得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洋务运动不仅能为洋务知识分子提供衣食之所系，更重要的是为其报国理想之实现提供巨大的机遇。在新兴的洋务体制之中，洋务知识不仅可以生活在与香港类似的文化和制度之中，而且有着充分的上升空间，参与了更广阔的历史进程。从这些知识分子的选择可以隐约窥见，相较于上海，香港作为殖民地在中国近代化过程所起作用的有限性。香港和上海的相似之处，展示出工业革命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和现代化发展的某种普世特征，但香港和上海的不同之处，却深刻的显示出，“政治”即民族国家利益在现代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及其重要的地位。
第二部分是日常所读。
《黄河边的中国》因为重新修订版本，趁此机会买来收藏也不错。其实内中的许多故事与思考，平时在曹老师课上也多有谈及，再来看书本，就更觉有趣。其实曹老师的调研更多的不是在正儿八经的调研之中，而是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之中，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身边的事物充满着好奇心，抓住一切有利的时机去探索，同时由充满着家国情怀和大问题的意识、丰富的理论素养，这些都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如此的大家、知识分子，曹老师始终保持着乡土之本色，与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皆可以游刃有余的接触、丝毫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傲气。另则其实曹老师此书是一个丰富的问题库，基层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在其中发现并得到曹老师的初步解释，其实给我呈现出一个丰富的问题域，这恐怕是我读此书的最大的一点收获。
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解释的基本问题是辛亥革命之后的秩序重建的问题，其问题意识为“为何辛亥革命没有造成中国解体而将多民族的民族构成和疆域大体延续下来”。此书给我的收获在于：一，将“中国”的近代化历史纳入了世界的近代化历史之中，具体而言，近代以来，除了英美这样极少数国家政治相对比较稳定之外，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建立民族国家，重建政治秩序，在列国并争的局势之下维持国家生存的相同任务，其形式变为革命和改革运动。不管是法国、普鲁士、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等等都面临着相似的历史境遇。法国政局的长期动荡、普鲁士的统一运动和君宪运动，奥匈、俄罗斯、奥斯曼建立官方民族主义、试图维持国家之统一、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与清帝国并无本质之差异。观各国革命改革之中的种种挫折、矛盾、反复亦可见中国改革之难，亦可见复辟帝制也无可厚非。此即可引出第二点：即政治的核心和实质究竟为何？辛亥革命之初，一如今日，论者每每以为，只要采纳西方的共和制度，则一切问题自解，可结果却事与愿违，“国民一日未得享受共和之福”。辛亥革命在教科书上屡屡解释为革命不彻底，可就是因为革命的不彻底或者说是各政治派别的“大妥协”才维持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和国家之统一。政治的核心政治主体的确立、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有序，政治整合的主体和路径、政治的人格代表、政治竞争的限度等等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政治的外在形式问题，辛亥革命和当今的政改论者每每惑于政治的外在形式，却不着力去回答政治的本质性和核心性问题，则政治改革只能事与愿违而踌躇不前。第三点则在于怎样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冲突西方中心主义的线性的目的论的历史观和阶级史观、革命史观。此书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范例，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的个人和政治势力的历史选择具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必须抽丝剥茧才能进入历史深层的内核。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的关于历史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的一部论文集，其提倡“文献研读和田野考察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的中心在于山西的社会史特别是集体化时代的社会史研究，并收集了一大批山西集体时代村级档案，做了相关的大量研究，对于我丰富对集体化时代的认识有很大的裨益。
刘明读书报告：截止五月二十九日
《汉口——一个城市的冲突与社区》罗威廉
《被治理者的政治》帕萨.查特杰
《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尾形勇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孔飞力
《大门口的陌生人》魏斐德
《反抗绝望》汪晖
《鲁迅选集》若干 鲁迅
《公众舆论》李普曼
《革命年代》高华
这一月读书不多，说来惭愧，诸多客观之原因无需多论，重要的还是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太充足，方才如此。
《汉口》之书是罗威廉的两本之一，此次由于城市史课程之要求读的比较认真也有心得。姑将讲课之提纲附列其下，充作读书汇报。
“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的汉口城市史研究
——评罗威廉《汉口》两书
一，罗威廉对汉口的基本判断：
“在中国第一次吸收欧洲文化规范之前即实现了最高程度的本土城市主义”
“现代化早期的中国城市”
“实质上和形式上都形成了高度的城市自治”
二，基本结构及内容：两书共分成六个部分：商业中心、城市的社会组织、城市、社区、冲突、控制。
商业中心：汉口基本状况、汉口的贸易、盐贸易、茶叶贸易、信贷与金融、国家与商业
城市的社会化组织：移民及其认同问题；行会结构及其功能；行会与地方权力
城市：市民生活如城市文化、传媒、职业、阶级、生产组织等；城市空间
社区：大众福利如救灾、仓储、善堂、粥厂等；公共设施与公用事业如城市建设、防洪、消防、公共卫生、文化机构（庙宇及学校等）
冲突：冲突的结构与类型；危险阶级（地痞、退伍乡勇、难民与流浪汉）；劳工帮伙；太平天国运动、白莲教传统的民间秘密教派、哥老会及排外主义对汉口的影响
控制：城市公共秩序的维持力量（清军、保甲、城市团勇）、“1883年5月叛乱”的具体分析
三，基本史料
1，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和行政官员所撰写的有关中国及汉口的书籍及政府报告
2，中国的地方志、行会志、宗谱族谱及私人著述
3，报纸：《申报》、《北华捷报》
4，理论对话的基点：汉学研究、城市史研究、社会史研究及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著作
四，讨论的基本问题：
1，国家与社会（官、公、私）
2，国家与商业
3，城市的组织与管控
4，中国近代转型中的内部自主性与西方因素
五，理论对话：
1，韦伯的城市研究
2，城市史研究的世界视野及理论视野
六，问题及启发：
1，早期现代化vs近代中国应对新的危机与挑战的内部革新
2，“韦伯式陷阱”
3，中国特殊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结构
4，西方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的实际影响如何、如何评估？
5， 学术研究的世界视野与理论视野
《被治理者的政治》是本月心得最多的书，此书是印度底层学派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著作。一直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特别热衷于国际对话，但这种思路导致的是问题意识始终受西方限制，国内真正有活力的学术研究在学术市场上不受待见，如我们华中乡土派的研究，也难以在西方学术界找到可以对话的对象。但因为西方既有学术的发达及西方社会本身的超前性，导致我们以西方为中心和导向的学术研究始终难以在国际学术届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若我们学术研究的对象始终是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和关注点，这种学术研究与中国何益？若我们的学术研究的中心点和关注点是中国对象，这种学术研究是否可能在国际学术届占据相当之地位，印度底层学派的研究显示了此种可能，重要的不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是否是国际之热点及西方学术界之热点、中心点和关注点，重要的是学术研究本身能否为人类知识的增长及认识世界能力的提高作出相当之贡献，可以说查特杰的“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部分政治”就是这个思路，超越西方学术观点及视域所形成的对世界的屏蔽，研究这个世界真实的问题。若将学术研究的关注点转移到大多数的后发国家、第三世界，则我们可以对话的对象及领域将空前增长。
“大部分世界的大部分政治”，即“位于西欧和北美之外的后殖民世界构成的现代世界人口中的大部分”，他们是未曾直接参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演进历史过程的区域。在这些区域中的政治的核心中存在着一个冲突即公民民主主义的普遍主义和文化认同的特殊要求之间的冲突，前者以与宗教、种族、语言或文化无关的个人自由和平等权利为根据，后者则呼吁对各特定团体实行区别对待。现代性普遍性的核心是资本自由流动，当资本遭遇一种阻力，它就将之理解为来自另一个时代——某种前资本的东西，某种属于前现代的东西，换言之即落后、迷信、愚昧的东西，某种人们本应该摆脱却未能摆脱的东西，某种在人们的预期中可以也必须摆脱的东西。而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依旧普遍的以宗教、种族、语言或文化等特定的认同而存在，暂时也未能成为现代性所要求的原子化、权利主体、自由、理性等的个人。故而在印度形成了一个现代性的市民社会，为精英阶层占据，以权利理论的普遍主义在超越各阶级、种族、宗教和文化认同之上建立新的权力秩序关系。而其他基层则普遍占据、形成了一个“政治社会”，以政治性的方式、以冲击国家合法性的方式保护及谋求特定团体之利益，这个领域是国家的法律武器不能到达的的一片巨大的社会实践领域，是为其他信念所调节和其他权威所统治的领域，具体而言，作者在书中具体分析了加尔各答的一片贫民区的历史形成，现实的权力关系以及国家的治理策略。联系现实的话，我们可以以之分析农民行动的政治化问题，国家治理的策略性问题如信访问题、现实政治关系中弱势群体如农民工以罢工、唱国歌及打红旗的方式谋求自身利益等问题，都是与之相应的思路。上次听冯象老师的讲座“英雄为什么不守法”触及的也是相似的问题，相似的思路。
尾形勇先生的《中国古代的“家”与国》是以秦汉时期的历史资料分析中国的古代帝国的统治体制与家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先生在书中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古代的皇帝统治是通过怎样的构造形式形成并得以维持的呢？”，其对话的基点是传统的学术史上（包括日本和西欧）形成的“家族国家观”，其分析的基本方法是从语言形式出发，如从自称形式看君臣关系，“臣某”的意义和君臣关系、“君臣之礼”及“家人之礼”等等，其核心的观点是：在帝国时代，中国国家基本表现为皇帝是唯一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并且君临于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之上。“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民众想象和建构更大范围的共同体的基本方式。“臣”自家出身而事君，成为服务于公务的官吏，事君的场域便是“私家”被废弃的场域，皇帝的存在超越了“私”而体现“公”，皇帝本人也非“私家之人”，君亦从某私家出身而为君。君臣关系的建立以“天子”和“天地”之间的君臣关系的建立为前提，所谓“天下一家”即由皇家出“君”，一般私家出“臣”，共同服务于“公”，以家的形式重建一家，君主一方面是使下民为“臣妾”的“君”，另一方面又是把“君”和“臣”包括在内的一家之“主”，故而称为“君主”。这种对传统政治体制的理解超越了传统的“家族国家观”中的合万家为一国的机械的结构论，将政治组织形式的内核清晰点名，从中可以略亏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之特点、政体与社会之关系、君主及官僚行动的观念结构等等，还是有一定的解释力，个人觉得颇为可信。
《大门口的陌生人》及《中华帝国的晚期叛乱及其敌人》是学者美国清史研究的代表作，当然也是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性著作，也是两位作者的代表作，论述问题大体相似，论述之问题大体来说即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宗族、士绅之社会作用，太平天国前后社会状况之变化，地方军事化的问题等等，其实读来收获不多，暂且不多论述。
《反抗绝望》关于鲁迅的一些阅读是闲书了，但其中也可以引发关于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思考，看此书之缘由在上月看过了竹内好先生之《近代的超克》，其中重要的部分也是鲁迅。此书是汪晖的博士论文，也是其进入学术届的开山之作。汪晖先生思考的中心也是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及鲁迅对现代化特殊理解的角度，汪称之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鲁迅先生在近代以来是最为复杂的人物，其身上体现了深刻的复杂性、矛盾性与悖论性。身处古今中西之间，以自己的主观精神结构作为思想争论的战场，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历史与价值、经验与判断、启蒙与超越启蒙之间苦苦思索自己的位置，故而其人生之格调充满灰色，恐怖、厌烦、忧郁、绝望、畏惧、死亡、挣扎、孤独、梦、坟、灯、鬼、路等常常见诸于其行文，这些都需要强大的精神意志来承受，一如今日，在“上帝已死，诸神征战、各求归宿”的时代，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战场，鲁迅先生的以其人生历程昭示出了一条反抗之路。
《公众舆论》一书一般认为是传播学的代表作品，但扩大视野的话，也是可以从中检讨自己的思维方式的一本很有效的书，李普曼对人类理性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悲观的，世界无限之复杂，人类以尽可能的简化方式如分类、抽象、简单推理、同类比附等等确定自己的认识，或者干脆是由于懒惰或者安全而愿意接受一般流行的意见，人类的行为受到自己观念结构的影响，而一旦发现观念结构与现实世界的不尽相合之处，甚者宁愿改变现实或者视而不见以满足于自己自洽的精神结构。我们所获得的关于世界的信息受到新闻媒体、舆论、社交圈子或者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制约，更多的时候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事务容易简单的用自己脑中的成见既已有的先关信息和判断作出推测，而忽视现实中的时间、空间、数量及因果联系的客观性和现实性。观念中的成见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也决定了那些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是我们视域中的盲点。作为锻炼思维方式的有效著作，如果一般的哲学书籍觉得实在是太难读，这本书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2013年4月读书报告
《中国士绅——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张仲礼著
《皇权与绅权》费孝通、吴晗等著
《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刘广京、朱昌峻编
《李鸿章幕府》牛秋实、范展、高顺艳著
《中国的宗教》韦伯著
《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
《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罗威廉著
《上海：近代中国的钥匙》墨菲著
《近代的超克》竹内好著
《文明小史》李伯元著
《读史阅世六十年》何柄棣著
本月阅读依然基本围绕课程展开，略涉及其余，故而觉得相当之惭愧，汇报也延宕至今日，具体而言依旧集中于思想文化史与经济社会史，涉及到市民社会相关理论及其在城市史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地方治理中的绅权理论、韦伯的中国研究、李鸿章的相关研究，竹内好对鲁迅及东亚近代化历程的研究、何炳棣的传记，以及小说《文明小史》中展现的晚清时代特征等等。
其实虽然阅读仍然不免杂乱，但我仍尽量将自己基本的问题意识贯穿阅读之中，简而言之的话即传统中国社会的运作模式及其基本的情况，近代以来新的力量、制度、思想文化不断萌发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调整与适应，我们现在基本把这个过程理解为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对传统中国的理解这次阅读了韦伯，及士绅研究的两本书，接下来准备继续阅读下去，简而言之，对于韦伯的中国研究，其实一直以来没有认真阅读过，市面上流行的偏见让我对韦伯不甚感冒，热别是其作为不会汉语的社会学家的身份多少能真正把握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一直表示怀疑，但诚如书橱式的学术工匠难能为学一样，真正的天才也能通过基本的文本解读一个山水相隔的异域文明，况且从史料上来看，在韦伯时代，传教士与汉学家们基本已经将中国的基本典籍（十三经、历代史书如史记、通鉴、老庄等等）翻译成了外文，抛却翻译中产生的误解不论，韦伯占有的文本知识我觉得已经超过大多数的当代的中国研究者。再则，韦伯凭借其创造的一套概念体系，能如庖丁解牛般洞悉中国社会的基本运行机制和特质，韦伯的结论我们不必为尊者讳，但韦伯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我却不得不高山仰止，如家产制国家，家产官僚制、中央君主的卡里斯玛祭祀地位、实践的理性主义、士人阶层的社会作用、宗教-功利主义的福利国家性格、对资本主义的分类（政治资本主义、殖民地资本主义、海外贸易资本主义、经营资本主义）等等，都能够有效的指导我们对于古今中西的认识，但与此同时，我又对韦伯的分析始终保持的警惕，原因是我们这代人普遍性的对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疏远，若以韦伯此书来论传统社会及各宗教，恐怕无异于隔靴搔痒，故而传统的历史文化知识也不能不补充，推而广之，对于韦伯对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宗教与社会的研究，我们也不能不取兼听则明的态度，尽量博览、慎言之。
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市面上曾经流行的数年之久，如今却有偃旗息鼓之势，或许是因为它已经为大家所接受，成为公认的知识与一般的常识，如当今潜意识中大家普遍认为的国家与社会的是两元对立的，故而也就不需要着重点名，又或许西方学术界的风向已变，我们不得不去追赶另一轮的“与国际接轨”的天降福音。平心而论，任何理论皆来自对某一具体时空的具体历史过程的解读与总结抽象，不可能脱离一定的具体范围而获得普世的真理性，对市民社会理论的探讨也不能抽象的脱离西方的具体历史环境和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否则又演化成了“资本主义萌芽论”之类的问题，我们的学术届在这种问题上已经屡屡摔跤而目前仍不见悔改的迹象。邓正来编辑的书基本将市民社会的相关理论和倾向、探讨做了很好的归纳，而罗威廉的《汉口》则既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经典，也通常被认为是市民社会理论在具体研究中使用的基本著作，但罗威廉此书要对话的不仅是市民社会理论，也包括韦伯的城市研究，墨菲的城市研究，西方（作为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西方、以及作为器物、制度与思想的观念的西方）鸦片战争之后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传统体制的应对等等基本的问题，罗威廉此书能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是其能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基本的问题意识一直贯穿于全书的写作之中。
作为当代的学生，读完何炳棣先生的传记，只觉得羞耻与惭愧，世界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和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如此之波澜壮阔，也理应成为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研究与把握提供了前无古人的研究机会，而当代的中国学术界，却依旧普遍沉溺于意识形态的喧嚣或者“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庸俗之中，既无历史感、又无现实感，既不能脚踏实地，也未能仰望星空。作为个体来说，当代普遍的个人生活的平凡与庸俗，消费主义的享乐，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情绪感觉的无限放大都无可奈何的遮蔽了人的灵性与人性之中的高贵与崇高的一面。而何柄棣先生这一代人身上怀有的家国情怀，对民族与人类苦难的同情，个人的历史责任感，师友之间的真诚、学术之间的切磋琢磨等等都像是山泉激澈人心，一直以来自以为自己无论怎么说，都还算努力，都还算有责任感，都还算是个有雄心抱负而又愿意为之奋斗的青年，但面对何柄棣先生，却只能如河伯般望洋兴叹。
《优入圣域 : 权力、信仰与正当性》黄进兴
《作为方法的中国》沟口雄三著，孙军悦译
《杨念群自选集》杨念群
《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杨念群
《再造病人》杨念群
《陈翰笙文集》汪熙，杨小佛主编
《中国农村》论文选 薛暮桥, 冯和法编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一辑，陈翰笙，薛暮桥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刘广京编
《亚洲的病理》 《读书》杂志编
《不仅为了纪念》《读书》杂志编
上学一月以来，基本上无法开展自己的读书计划，以上所列之书基本都是因为课堂之需要而阅读，故而略显杂乱，这学期开了五门专业课，再加上公共课，从周一到周四满课，再加上路途颠簸，故而读书的时间无法集中，效果也不佳，大体上的阅读依旧在经济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之间。
黄进兴的书主题是文庙从祀制度，大体上来说，中国的文庙即孔庙在祭祀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的同时，又逐渐加入历代贤儒配祀，从而形成了孔庙从祀制度，思想史上有名的正统大家，基本都能厕身其中，从而修成了一个以思想家为中心的道统的传承体系，至民国八年颜元、李塨入祀为止，文庙最终形成了四配，十二哲，东庑先贤四十人，先儒三十九人，西庑先贤三十九人，先儒三十七人的祭祀体系，从祀人物历代 各有升降黜徙。文庙从祀，反映的是政统与道统，皇权与士大夫之间复杂的博弈与合谋关系，既是政治权力塑造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政治实践，也是士大夫阶层借以凝聚时代共识，塑造意识形态偶像的过程，不仅与一个时代的政治变化密切相关，也与时代的学术变迁不可分离。而对于从祀文庙者来说，此一殊荣代表了后代学人及统治者在仪式和制度上承认他们对于延续道统的贡献，其思想和学术亦将成为道统之一部分，故而从祀也被誉为“从祀为万代之典”，为历代儒生所梦寐以求。
《作为方法的中国》讨论的主题主要集中于研究中国的方法及洋务运动及相关人物的评价，作者在此书中提出了“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口号，显示了近代以来西方的概念体系在理解中国时的尴尬与困难，认为应当以“历史现实主义”的态度在评价人物及历次社会变革（如洋务运动），在作者看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只具有外在意义，却并不具有内在于中国的意义，追寻历史变迁的足迹，作者将中国近代之开端推衍到明末清初，即以顾炎武、黄宗羲、李贽等思想家为代表的新时代。
本月收获最大的应该是阅读杨念群的几本书，起因也在于课堂要求阅读医疗社会史方面的书籍，故而看了杨念群的《再造病人》，又进而看了下另外两本，杨念群的书读的有难度，因其具备相当的理论性和现实感，其对国内外社会学界的理论有相当深厚的造诣，《中层理论》一书基本都是理论性的探讨，而同时其又有着深厚的历史学的积淀，故而说理能够细致入微。
《陈翰笙文集》，《中国农村》论文选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都是属于农村经济社会史的基础性的资料，1933年以陈翰笙为首包括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秦柳方、张锡昌、姜君宸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农村派”的农村经济研究群体正式成形，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主要是阶级及生产关系角度）研究中国农村的重要群体，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中影响至今的重要一支力量，从学术上来说，这一派别最早系统的对农村进行大规模的细致的社会调查，从政治上来说，其研究成果成为中共对中国社会性质判断的重要学术依据，这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紧密的联系。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掀起了广泛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风潮，其中的重要原因即27年大革命失败后对于中国社会的社会性质的判断，各阶级阶层之间和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共识破碎，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派”的农村研究为中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上的依据。几本书都属于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其中《解放前的中国农村》是史料集，一共有三辑，数百万字，系统的清理了从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偏左翼的知识分子和中共及国民党左派等对中国农村所做的大量研究和阐释，具有很高的价值，有对民国时代农村问题感兴趣者可以参考。
《剑桥中国晚清史》是大陆之外的学术界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性著作，其写作编辑带有很强的国际性，台湾的学者也大量参与，如刘广京为中研院院士，在海外学术界相当有影响，此卷其实也主要是由他编辑整理。此书的优点在于提供给了读者特别是长期以来对在宏大叙事中成长起来了中国读者一个清朝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态基本面，诸如满汉关系，清朝中央与边疆之间的关系，清廷如何治理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传统中国政府的社会作用与施政目的，中国与朝贡国、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等等，这也是我从中收获最多的。
相较于诸位同学，依旧对自己有相当的不满意，理由不须多找，还是严于律己，希望四月份能有大的改观。
期末读书汇报截止1月17日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彼得•伯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转变的中国 :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美)王国斌著; 李伯重，连玲玲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佩里.安德森，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 : 公元990-1992年》，查尔斯.蒂利：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规训与惩罚 : 监狱的诞生 》，(法) 米歇尔・福柯著; 刘北成, 杨远婴译，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东海西海之间 : 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尹德翔著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校颁庐抗议》，冯桂芬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沈云龙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
《冯桂芬评传》，熊月之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劝学篇》，张之洞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沈云龙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
《适可斋纪言纪行》，马建忠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沈云龙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
《新大陆游记》，梁启超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沈云龙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薛福成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沈云龙主编，台湾文海出版
社影印出版
《国闻备乘》，胡思敬著，北京 : 中华书局, 2007
《清朝柔远记》，(清)王之春著; 赵春晨点校 ，北京 : 中华书局, 1989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芮玛丽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
《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 晚清思想》，著译者张灏[等] ，台北 :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民国69年
《晚清思想史》，郑大华著，长沙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中国经学思想史》，姜广辉主编，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翻身 :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美)韩丁著;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1980
《十里店》，(加) 伊莎白・柯鲁克, (英) 大卫・柯鲁克著; 龚厚军译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匆匆就到了学期末尾，这是在上海的研究生生涯的第一个学期，也是第一次在生活中自己真正能随着自己的志趣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个美好的开端。12月份以来就没有太多的时间读书，一是因为上课要去校本部（我们现在住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二则是因为要准备课堂作业和课程论文，所以占去很多时间。看到同学们的读书汇报很是惭愧，但也别无他法。现在已经放假，也就有点时间可以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所以这次的读书汇报就把这一两个月以来的读书心得一起汇报。书目略显杂乱，但还是自有其逻辑，基本说来是以古今中西相对照，以“六经皆史”的思路把握社会变迁的具体轨迹。
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之中，真正能超出欧洲中心论的少之又少，有的学者为超出而超出，反而走向了一种虚骄的民族自豪感与优越感。以平理论之，现代性在时间和空间上起源于欧洲，欧洲的历史经验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的基本的参考模式和评价标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欧洲中心论”是一种既定事实。而要超出“欧洲中心论”只能以一种批判继承的方式，一方面回到欧洲，探寻欧洲真实的历史变迁轨迹；另一方面回到中国，探寻中国古代及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以西论中、以中论西、以古论今、以今论古，超出泛意识形态化的幼稚的历史认识，力求使“古今中西会同而为一”，而这就是王国斌先生在《转变的中国》中使用的研究方法，先生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个角度来具体探讨中西近代之前、近代之中、近代之后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每个主题又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因为国家形成的历史文化特殊性，所以其“国家形成”一主题的探讨最吸引人，其从国家面临的挑战、国家具有的能力、国家承担的任务来具体的比较中西之间不同的国家作用，如中国国家对精英的掌控，对经济的干预，重建和改造一个农业帝国、维持和恢复国内秩序，这些都展示了相当的历史延续性。
以“现代化”理论统摄的欧洲史其实毫无疑问是一种意识形态构建与意识形态迷信，揭露和批判“现代性外表掩藏下的古旧的深层结构”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安德森与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福柯这里，是具有一致性的。安德森从“国家史”的角度重构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形成和“国家政权建设”的出现（军队、警察、税收机构、官僚机器等等），安德森将近代以来的欧洲绝对主义国家（专制主义只用来形容亚洲国家以奥斯曼、波斯、印度与中国为主体即东方专制主义，而形容欧洲时一般称为绝对主义）定义为经过重新部署和装备的封建统治机器，近代欧洲的历史变迁中，贵族阶层展示的极强的适应社会变迁的能力，以其占据优势的经济实力和文化素质等社会资本，在社会变迁中占尽先机，这一点表现在贵族官僚化，贵族军队化（德国容克）以及贵族“文”化。欧洲封建统治结构为适应社会变迁，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中维持生存，先后开始了绝对主义化的历程，这个过程中的成功者就是现在欧洲大国，英法德俄等国。而失败者早已是雨打风吹去（如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等等），近代化的过程是国家的“权力链条”由地方基层向中央集中的历史过程，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集于一身的贵族庄园制的权力向上集中，贵族向中央向国王集中，即社会体制化，体制官僚化军队化。毫无疑问这是被“现代性”和“西方中心主义”遮掩了的历史轨迹。作者的论及范围涉及欧洲、阿拉伯、日本、中国，系统的梳理了“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西方的国家理论，对之提出的一些严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马恩对东方的评论与认识，相当具有参考价值。
查尔斯.蒂利的书同样也是一部“欧洲国家史”，是对在近千年里欧洲国家的演化的解读和诠释。作者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关于自从公元990年以来在欧洲流行的国家类型方面的巨大差异，试图解释为何多种国家形式都先后演进成为了“民族国家”他认为，把欧洲国家的发展设想为一种简单的非线性的过程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国家本身之间的关系在它们的形成和演化中是一个重大因素。欧洲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因为“资本”和“强制”的差异而对政府的组织形式和演进道路产生的极大的影响，突出的强调了战争对于欧洲国家生成的重要作用。但平心而论，理论性远逊于安德森，补充历史知识还可以，启发不大。
对福柯的理解不限于所为现代与后现代的划分，大家对世界的理解都只是在接近历史真实的路程之中，本着“六经皆史”的观点来看《规训与惩罚》，当然首先是一部“欧洲刑罚历史”的变迁，揭露“现代性外表掩藏下的古旧的深层结构”，一部社会规训的历史也依旧是“社会共识”与“社会秩序”维持的技术手段，生产社会所需要的符合要求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对比传统中国的“礼治”虽然有着温情默默的外表，但分配时间、分配空间、控制行为与之皆有颇为相似之处，台湾学者林素娟著有《空间、身体与礼教规训——探讨秦汉之际的妇女礼仪教育》，也是从社会规训的角度探讨社会对妇女的控制和教化手段，颇有可观之处。所以毛主席说“百代皆行秦政法”是具有历史穿透力的说法，各个时代都面临着相同的时代问题，如社会共识的形成与稳定，社会秩序的维持，没有政治权力的参与这些都无法完成，而具体的形式和技术手段却是因时代不同而变化，形式掩盖住了实质，看似“文明”取代了“野蛮”，实质上却是一以贯之的，我们这个年代的专制与意识形态化那样让人无法逃避，卢梭感叹人“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确实让人不胜唏嘘。
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也是个及其复杂的问题，近代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依旧掩藏着太多的谜团与烟雾，而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最大的挑战与最大的困惑之来源。回到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是不同时代的具体历史环境，时代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时代所拥有的思想资源等等，《校颁庐抗议》、《劝学篇》、《新大陆游记》、《适可斋纪言纪行》、《国闻备乘》、《清朝柔远记》、《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等等皆属于这一类的阅读，即晚清时代学人之所思所为。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应对了太平天国运动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及稍后的农业帝国的重建和回复，西方问题依旧不是清政府关注的中心，但随着中国的国际局势的日益严峻，如朝贡体制的逐渐解体，海外利益问题，西方国家对中国边疆的入侵，经济结构的新变化等等，新的时代不断给中国提出新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变化，伴随着西方本身思想和国家的差异性与混沌性，中国人民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清代学界之变起于道咸之间儒家经世派之崛起，起先以龚自珍、魏源、包世臣为中心，继而以曾国藩和李鸿章及其幕僚群为中心，出现了曾左胡李、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张之洞、郑观应等等儒家经世派的代表性人物，以刚健务实的作风和学风，切实推进社会之改革，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展示了儒家思想蓬勃的生命力。抛开我们现在对历史的评价，我觉得真实的体察各个时代的主流思潮才是最有价值的，在近代中国，何为先进、何为落后、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具体而言应该怎样给个等等都是一个不明确的，需要不断摸索的过程。以冯桂芬《校颁庐抗议》和张之洞《劝学篇》为代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主导的士林的思潮，不能简单的以“中体西用”来评价，对于“中体西用”也得具体的历史的作出评价。《校颁庐抗议》提出了第一个切实可行的全面的改革纲领，成书于1860年代初期，，充分利用西方思想的现代因子，以传统中国的话语体系重构了“三代”想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等各个方面揭露、批判社会现实，提出改革措施。《劝学篇》则在清末“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为主体思想，《劝学篇》意在两线作战：一方面批评顽固派的“守旧”、“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他企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这便是洋务派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光绪帝“详加披览”，以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遂以圣谕形式下令军机处给诸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求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谕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下发。但在一个缺乏共识的时代，持平之论往往不受待见，更别提日后日益激进化的中国思想界对之的态度的。但“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社会秩序的维持需要社会共识，近代以来中国古今中西的复杂性也需要融合多方面的思潮融合才能切实的解决时代问题，而张的努力也只是这样一种努力。
《适可斋纪言纪行》、《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新大陆游记》分别是马建忠出使及奏议，薛福成出使日记，梁启超在美国的游记，从中略可以窥见中国学人通过对西方切实的观察而获得的体验认识。看这些书是受《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的启发所致，本书将历史研究与文化学研究相结合，以斌椿、志刚、郭嵩焘、刘锡鸿、张德彝、薛福成的出使日记为范例，运用文化身份、文学形象学、传记研究的观点，分析使西日记中文化观察、认证和选择的情况，力图在当代视野下，对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思想和文化价值，做出重新理解和评价。从我的角度来看，最吸引我者为出使者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思想资源来认识西方，又为何对西方产生的矛盾冲突甚至大相径庭的认识。《清朝柔远记》则是王之春以朝贡体系的视角重写了一部清朝中外关系史，从中可以窥见清朝时人的国际观及世界秩序观，朝贡体系并不能简单的落后视之，我们现在的国际秩序其实基本是西方为主体和主导，西方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经验确定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基本模式。朝贡体系和西方国际秩序观的冲突也是近代中国的中西冲突的应有之义。
耶鲁大学教授芮玛丽于1957年问世的《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此书出版，好评如潮。被人认为“史料周全，立论严谨，堪称学术专著之楷模。它对这个即将分崩瓦解的儒教国家的几乎每一方面都提出了精辟见解。” 实际上这也是芮玛丽作为美国著名汉学家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作者的偏见暂且不论，如认为同治中兴的失败证明儒家不具有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以及对西方一些侵略行为的辩护（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被西方世界的舆论场决定的，行文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竭力想要摆脱，力求站在中国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但作者以扎实的史料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60年代道70年代时代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因素以及晚清政府的中央及地方官员为“同治中兴”、挽救腐败清王朝的种种努力和实行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各个方面。看我们中国的历史书好像我们近代以来总是碌碌无为，但实则由于中国国家体制的复杂性，但从整体上来看好像没什么大的改变，调整变革虽不断一点点的发生，如克服农民起义造成的整体性的社会混乱和对经济的破坏，其实花费了清政府主要的精力，也许这些看来并不是什么西方的先进的因素，因为这种重建也是基于农业社会的准则。
至于《翻身》、《十里店》，之所以这次选择看这两本书是因为这学期看了一些农村经济社会史的书籍及论文时，几乎无篇不引此两本书，原因除了书籍本身的质量过硬之外，一则原书英文，在英语世界影响广泛，二则两书是少有的非“共产党史学家”所写的关于农村建国前后变迁和土改的著作，现在我们可能很少会把《暴风骤雨》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类的作品纳入我们的视野，因为很大程度上主观的就把他们视为宣传作品。韩丁，原名威廉•辛顿(Willam Hinton)，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雷丁镇人。1948年，执教于北方大学的韩丁，以观察员身份随同学校土改工作队首次来到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今属长治市郊区东厂镇)亲历半年土改，深入考察，写出了著名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大卫•柯鲁克，193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曾参加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英国旅作战。1940年在中国成都与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硕士伊莎白相识相爱。随后二人在伦敦结婚，伊莎白加入英国共产党。1947年，柯鲁克夫妇由英国共产党介绍回到中国，对中共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夫妻俩在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深入生活，采访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写成了极有社会学价值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与《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被英国许多社会学教师指定为学生必读书。1948年，应中共方面邀请，柯鲁克夫妇留在中国帮助培养外语人才，成为参加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最早的外籍教师。平心而论，几位作者基本都接受了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有反思，但是更多的是透着竭力去理解的心态。但不论是《翻身》还是《十里店》，作者外国人的身份以及对现实的尊重，超越我们所熟悉的关于土改的暴风骤雨式的、压迫与反压迫的一元的叙述方式，为我们真实的刻画的社会变迁的真实而丰富的历史细节。中共上下频繁的政策反复与调整；革命的推进不仅依赖于发扬群众的主动性，还依赖于领导者的引导和控制，以把无序的破坏性因素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阶级划分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取决于相当的社会因素（人缘、历史恩怨等等），相当程度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具备相当的实践特色与中国特色。
刘明读书报告（更新至2012年11月13日）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2102年7月第二版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密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
《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新星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 第一部 公理与反公理 三联书店2004年7月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 第二部 帝国与国家 三联书店2004年7月
严复：《群己权界论》严译名著丛刊 商务印书馆1981年10月第一版
《天演论》严译名著丛刊 商务印书馆1981年10月第一版
《严复集》第一册 诗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一版
约翰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 1959年3月第一版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
《中国的隐形农业革命》 法律出版社 2010年9月第一版
《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到1942年的华北农村》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2008年6月第一版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2009年5月第一版
一个月的阅读基本围绕了严复，黄宗智和杜赞奇诸先生为主，中间因为作业的关系，阅读了一些关于朝贡体系的书，形成了一些理解，就不列具体数目。其实基本的两个方向依旧不会改变主要依旧着力于思想文化史和经济社会史方面。
关于严复的书籍，除了严复翻译的著作《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和《天演论》之外，也看了《严复集》的第一册，准备继续读下去，还结合了商务印书馆版本的《论自由》进行了阅读，大概做了下对比。所看黄克武先生和汪晖先生的书也是关于严复研究著作。之所以对严复感兴趣，主要是在本科时看汪晖先生和萧功秦先生的书所受到了影响，进入研究生阶段才真正有机会接触到严复先生的著作。严复在我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同梁启超一样，也属于是“一个被放弃的选择”，其新旧调适的思想，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整体氛围中，迅速的被边缘化。但到了当代中国，随着大家历史观的整体转向，对革命与激进化逐渐开始了批判性的研究，虽然有时显得有点矫枉过正（如李泽厚先生的告别革命论调），但也是一个历史不得不经历和我们当代人必须认真反思的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面临着今日中国之大国崛起，对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现代性的探索越来越迫切，而严复则首当其冲的被纳入到我们的思想视野中。
严复是社会进化论输入的第一人，也是清末民初最有影响力的几个思想家之一。严复最大的特点当然是其对西方的熟悉和西方学术著作的熟悉，但对于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来说，其特点即在于一方面从英文直接翻译，而不似从日文转译或者日人转译，因此严复创造了大量与日译西学著作不同的名词甚至是名词体系。另一方面严复用文言文翻译西学著作，在中学和西学之间形成了一个与中国传统思想有着深刻渊源的语言体系。这一点明显的与白话文不同，因为五四之后的白话文已经于传统的明清古白话相差甚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已经与传统的文言文失去了有机的联系，基本上为新造词汇所主导。比如Private 翻译成“个人 ”而不是严复的“小己”，Liberty翻译成“自由”而不是严复的“无拘”，“解缚”，或者“群己权界”的意思。个人，自由都是新造词汇，且与传统文言文系统基本没什么联系，甚至是有负面的含义，这一点也形成黄宗智先生所说的“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问题。严复先生用文言文翻译西方思想著作，创建了一个既与传统文化相联系，又具备相当的思想独创性和对中国和西方深刻理解和把握的概念世界，汪晖先生称之为“名的世界”，认为其“通过翻译活动，把近代欧洲思想和观念编织进了汉语的广阔空间，从而在两种文化之间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化”。 伴随着白话文的兴起，随着中国对西方思想的大量吸收与翻译的规范化，每一个英文单词都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翻译，但这种固定的翻译并没有解决严复所面对的思想难题，我们把严复所面对的思想难题有效了转化为了一个新的问题，一个经常被我们忽视或者熟视无睹的问题，那就是对“概念”本身的争论，而且可以说这种对概念本身的争论愈演愈烈，严复是是一个有效的对“概念”本身进行界定的思想资源。
史华慈先生的著作是严复研究领域中的权威著作，其核心的观点即严复由于对于富强的过分关注而对约翰穆勒的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了误解，将个人自由理解为工具性的，而不具备终极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任何思想的创造都是紧密的与社会和国家的现实相联系的。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思想的创造还依赖于某种文化浸染下产生的倾向性和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而对于严复来说，这一点尤为明显：从两个角度来讲，一是金观涛称之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的一体化”，换句话来说存在着一种终极价值即贯穿天地人的“道”，也是陆贾在新语中的主体思想，即史华慈所说的斯宾塞的“一元论”，“各种现实现象都脱胎于唯心论的绝对实在，并通过空间，物质，时间，运动，力这些饶有趣味的范畴发生联系”。另一方面是以传统价值观念即对和平，协调和秩序的肯定。这一点对严复晚期的“保守”或者说“回归”产生了重大影响。
黄克武先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几个核心的思考概念和思路来进行了，包括悲观主义认识论，幽暗意识，近代以来中国变革道路的激进化和浪漫化包括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权威主义或者说集体主义政治局面的形成。其实个人在阅读其著作中或明或暗的感觉到其对台湾民主自由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和对近代以来革命道路和中共的保留态度，所以其对严复的评价与史华慈有颇多类似之处，当然角度多有不同。其观察到严复思想的本土资源，思想资源上的以及严复对中国文化最普遍的也最深刻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的眷念。严复身上深刻体现了近代中国文化变革中深刻的新旧交合杂糅的过程。
最近以来最受益于黄宗智先生，其研究方法和观点各个方面，黄宗智先生的学术研究开始于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接着进入了经济史和法律史的研究，近来又转入对中国现代性，革命和现代社会的形成以及当前国内学术研究方法与体制机制的探索之中，其基本的思路是对形式主义，实践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应用，通过大量的阅读档案文献，从实求知；通过具体研究进入理论的探索，由术入道。
近代社会变迁在微观层面的发生的真实历史场景的再现，对于全面理解解释中国历史之发展和近代化进程颇为重要。（这其中的关键点是对于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来说，往往是“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大多数的人是在一套意识形态指导下从事着一种与意识形态多少有很多疏离的实践，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很可能是马列主义儒家化的成果。而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与解释又决定着当前人们实践，谁掌握了历史的解释权就能主导中国未来的发展，所以对于历史解释权的争夺很激烈，各种纷繁复杂的观点层出不穷，这种状况的出现就更加需要“真”的历史来指导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实践）。社会变迁的各种因素以细微的渗透的方式侵入农村社会，悄然改变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种植结构），进而对社会结构与秩序，农民.经验.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社会变迁是一套复杂的链条，“变甲则须变乙，变乙又须变丙”，甲乙丙丁，牵一发而动全身。
近代以来农村的变迁可以理解为，商品化进程悄然改变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自然经济”性质，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区域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广泛联系，使得竞争逐渐超出一定的范围，家庭手工业，变化的种植结构的维持逐渐受制于总体的市场格局产生高度的风险，经济的不发达使得农村承载了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并加深了农民对于土地作为唯一的生产资料的依赖。城市经济的畸形发展逐渐导致了单一的资源流动和精英的城市化，统治精英消费观念和模式的改变也逐渐加重的农民的负担，农村逐渐成为缺乏资本社会陷入高利贷的怪圈之中。国家权力的进入打破了农村赖以维持秩序和相互救济及参与社会博弈的由“权力的网络”勾连起来的社会结构，军绅政权，边缘势力的崛起，营利性经纪等等最终导致了农村经济的破产。
杜赞奇先生两本书：《文化权力与国家》从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网络两个角度探讨华北农村的变迁，但坦诚的说，其论证的严密和逻辑性远不如黄宗智先生，虽然理论的建构对理解中国农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倒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和启发，其细致的展示了民族主义历史观和国家观的形成的复杂的历史建构过程即“复线的历史”的真实发生，对现代性的核心观念民族和民族国家做了批判。从近代以来历史的发展来看，西方在11世纪之后的数百年的战争之中形成了强烈的内部认同，并逐渐以民族的形式构建这种认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风潮之下以国家为整体的形式参与了对世界的瓜分，而中国这样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架构和政治分权建构却使得国家的整合出现了严重的困难，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入反而加剧了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斗争，西方式民族观念，国家观念始终处于一种缺乏之中，难以形成类似西方的整体性一致化的高度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而杜赞奇先生此书即为我们从宗教，会党，“封建”和联邦等角度展示了中国构建认同的艰难过程，有时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或者教科书上的历史不免掺杂了虚假，甚至基本上是虚假了，但其建构出来的历史观却成为我们自我认同的基本方式，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蛮夷戎狄各族皆出在皇帝，自然是一种历史的建构，却对于维持个民族的认同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民族国家观念”在中国的实践也经历了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反宗教运动与民众的反抗，会党中纷繁复杂的思想冲突与革命党对其的改造和在历史叙述中对其的美化，“封建”话语的兴起，“联省自治”与中央集权的冲突，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冲突。历史的原貌可能与我们的理解相差很远。哥老会穿上明朝的服装来庆祝共和革命的成功的历史我们当然不会再现有的历史表述中轻易看到。当我们没有认同时，我们寻找认同并建构认同。而当我们有了认同时，我们又必须怀疑认同，进而建构更符合实际和历史发展的认同。所以“权威不可以没有，但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但我们这个年代的问题又是偏执偏激的浪漫主义，要么怀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权威主义没有，甚至连权威都没有了，没有认同，这或许是我们这个年代最大的问题。
刘明读书报告（更新至2012年10月14日）
截至到10月14日
《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金观涛 刘青峰著 法律出版社2011年6月
《中国的世界秩序》费正清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5月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小科布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中国思想史》韦政通
《社会契约论》卢梭 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
《新语校注》陆贾著 王利器校注 中华书局1986年
《怎样做田野笔记》罗伯特•埃默森/ 雷切尔•弗雷兹/ 琳达•肖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
《策略主义》欧阳静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和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 杨念群 三联出版社2010年7月
《白鹿原》陈忠实 电子版
9月8号开学以来，纷繁诸事乱人心，寻找状态的时间很漫长，加之自己颇有雄心壮志，所以读起书来头绪万分，很难理清楚。一方面希望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深刻的了解，所以志于传统文化典籍的阅读，另一方面对于西方的传统思想也想要有所了解，同时历史专业的补课也不得不抓紧，本学期也开有相关课程，所以经济史与社会史等方面。社会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想要能增强。所以对我来说，恰如面对着三座大山，让人忙忙碌碌却又坐立不安。接下来还是一本本的汇报吧。
《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 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的三本著作是一个系列，《兴盛与危机》《开放中的变迁》与这次读到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起源》，内地出版者还有《观念史的研究》，金是89年间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者，所以89事件之后这对夫妇难再归家，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教学研究，如今定居在台湾。其学术研究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假说。认为中国社会一直以来有一套稳定的意识形态结构和社会结构在起作用，即使是经历的革命依旧没有改变这种结构。具体 而言包括儒家的深层思维模式如常识理性，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的一体化结构等等。在当代中国，“思想淡出，学术兴起”，能做一些宏大的思想文化研究及历史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而反观西方诸如《历史研究》《社会权力的来源》等等的著作确实是让人有高山仰止之感。本书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社会知识分子思维模式的变迁，其切入点是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 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扩张中中国社会之反应，探讨中国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模式，进而揭示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平心而论，我虽然很被其观点吸引，但真正能让我震撼者只是作者近代以来思维变迁的分析，特别是三民主义儒家化，马列主义儒家化等概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视角，特别是由于近代历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及史料的丰富使得其解释很有说服力，分析也更加细微。
韦政通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过人之处在于以思想家为中心，并没有大陆学术界常见的阶段划分，而是着实平易的探求思想发展的内在机理，使得思想的发展脉络反而更加明晰。因先生写作此书的目的即在于给初学者一个适合的引导，所以文字平易朴素，不太多的纠结于深刻的学理探查，而是以基本问题为导向如道德与知识，思想与历史发展等等，探讨不同的思想家在这些问题上的贡献，可以说在先生眼中，并无什么“至圣先师”般的神话，而只有对其思想贡献与人格魅力，历史作用的推崇，体味。先生的思想史可以说是有着鲜活生命印记的“人”的思想史。先生的思想史也不似有的著作，含着激烈的批判性质，什么先进什么落后，一目了然，从而使得读者产生一种直线进化的观念，而错过了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反思，如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历史的发展的阶段性也不是那么决然的跨越，而是一代代人的点滴积累，最终出现一个我们后人看来的阶段鸿沟，但历史过程中的人却是被前前后后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思想牵绊着的，陈显出新旧混杂的面貌，旧的保守主义不一定不好，新的革命改革不一定就必然先进，“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的道理我们必须 好好反思。
《中国的世界秩序》《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二本书都是了解近代经济史而读的书，《中国的世界秩序》是费正清主编的一本论文集，作者中有杨联升，王庚武，史华慈等，这本论文集论述的中心是近代以前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秩序，或者说朝贡体系。传统的远东社会，包括蒙古，西藏，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缅甸，暹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中国已知的和实际影响力能够达到的地区皆处于天下秩序范围之内，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书中从朝贡体系的观念，实践，历史上的变迁，以及中国与朝鲜琉球越南等的具体关系作了具体细微的考察，翔实的揭示出朝贡体系的影响力及巨大作用。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重点叙述的是上海的资本家即江浙财团与国民政府之间关系的处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等为切入点，通过资本家与政府政府之间的财政政策，军事政策与商业政策等方面进行的博弈，深刻的反映出资本家在国民政府时代的边缘性地位，对政治的影响力的微乎其微。蒋介石以国家暴力和私人暴力（青红帮）有效的控制住了上海资本家，并通过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的扩张过有效的攫取了资本家的财产，也侵蚀的国民党统治的阶级基础。使得国民政府逐渐成为一种悬浮性的政权，为以后的亡国埋下了伏笔。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中也有着极其相似的观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混杂性使得其难以有效的寻找到稳定的阶级基础，清党造成了人才淘汰更使得地主阶级封建势力沉渣泛起，资本家，地主阶级以及工农群众之间难以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形成有效的利益调和，最终国民政府走向覆亡的宿命。
《红太阳》一书可能相当多的人耳闻过，网上也有电子版，但这次才终于在历史所资料室中找到了纸质版，虽然是盗版了。简而言之，全书写的是“野心家”毛泽东怎样一步步打败党内各色对手，并通过各种运动逐步实现了中共的彻底毛化。红太阳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公开出版的各种史料即勾画出了相当细微丰富的历史细节，展示的中共革命的真实图景。不过可惜的是，在当今意识形态化得时代，沦为某些人意识形态的注解，高华的一片苦心，并未能得到大家的理会，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讲，“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同情之理解，吾将其看成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造运动之产物，认为其在了历史上自有重大的正面价值与意义”。几人愿意真正去理解先生之良苦用心？
《社会契约论》，以前大概看过，这次才深去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卢梭在书中当然不是真的要去讨论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及国家建立的真正方式，而是通过“社会契约”的概念构建新型的国家性质，新型的国家与公民关系等等，即自然权利论，人民主权说。作者的论述 围绕着几个概念展开，社会公约，主权者与 主权，公意以及公益如何体现及形成，立法者与人民，政府及其形式等几个方面。
《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很好的围绕三个基本点：官僚化，压力型体制与乡土性来观察镇一级政府权力运作过程，归纳出“策略主义”的权力运作方式，尤其吸引我的是作者对实践细节的把握能力以及对事件过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深刻的理解，使得这本学术专著读起来并不显得枯燥，可以说作者笔底含意，带着相当的灵气与秀气，这或许是华中乡土派学人及文风共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作者很好的遵循了理解农村进而解释农村的认知逻辑顺序，通过大量的事实先 把什么是镇政府解释清楚，进而提出自己的中层理论，使得理论的说服力更加强大。
《如何做田野笔记》，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中的一本，几位作者通过对自己调查研究的理解体会以及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的互动，将民族志研究的最初场景—做田野笔记作为讨论的中心，从田野笔记书写的方法，技巧，目的等等多方面指导初学者更加有效的做好田野笔记 ，从未未民族志研究打好坚实的基础。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结合了自己在暑期调查中的一些反思以及经验教训，可以说是带着问题在读，但由于此书过多的涉及到具体的操作性问题，所以再次不再赘述。
《新语校注》是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百家集成中的一本，汉初陆贾所作。全书十二篇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辩惑，慎微，资质，至德，怀虑，本行，明诫，思务，第一篇“原本天地，历述圣贤，终论仁义”，最有可观之处，陆贾眼中，国家之创制形成的经过，国家并不只是人类的秩序（人类秩序只是人道），还包含万物，国家遵循出自“天地”之道而成，而“道”的获得依赖于“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国家得“道”则天地万物各能安其性，如否 则发生各种灾异，所以“人道”秩序必须遵循“天道”秩序。“人道”秩序包含几个方面，即几个圣人所为者，“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百官立”，“食五谷”“筑宫室”“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宜”从事农业生产，生产粮食丝麻做衣服，治理洪水，交通工具制作舟楫车马，“立狱制罪，悬赏设刑”，“辟雍庠序之教”以及五经六艺，礼乐之教等等。全篇言国家之创制以以圣人及天地为中心，突出圣人在得天道之中的作用，可以理解为“圣人制国说 ”。其实透露出中国人由来已久的整体性的宇宙观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国家在整个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国家代表天道之实践，统摄万物群生，国家行政应遵循天道秩序。由于本书原始用意在于为汉高祖上书，言国家兴亡，所以相当大的部分是言及统治者的言行，道德及行政的方式技巧，不必过多论述，引起我思考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中，统治者的个人道德完善可以导致整个国家的官僚统治阶层的清正廉洁，为什么儒生们一再强调统治者的个人道德的重要性。更让触动我的是陆贾对现象敏锐的观察能力，理解能力及总结归纳的能力，如描述秦王朝“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联系当前中国确实能给人很大的体会。
《何处是江南》，以江南士大夫与清政府之间关系的不断调整与重新定位，展示了清朝正统观的复杂的确立过程以及清代学术的变迁轨迹，细微的展示出士大夫个人命运的变迁以及清政府复杂成熟的统治技巧如何进行，如何发挥作用，当然其中不免涉及文字狱等比较残酷的统治方式，但随着清政府更成熟的统治技巧的形成，如编纂四库全书以及皇帝个人素质的提高使得其可以凭借自身对经典的理解解读掌握道统的解释权等，使得更多的士大夫群体被纳入统治秩序范围之内。其实清政府统治者和江南士大夫的思考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就是总结明亡教训，寻找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这也是其最终能实现合作的基础。明末清初的士大夫群体 一方面采取与清政府不合作的态度，另一方面深刻总结明亡教训，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士大夫群体的风气为之巨变。清政府与士大夫，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博弈调整地位，使得士大夫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如国家地方关系的重新调整，国家与士大夫群体关系的重新调整，地方宗族的重建，学术气氛转而务实等等，而国家也在这种变化中逐渐获得了士大夫群体的认同，道统与政统的合作合流，使得清王朝最终成为正统王朝，而这种状况的直到乾隆年间才算勉强完成，由此可见国家之正统确立之难，不知道我们的新中国还需要多久才能真正获得正统？
《白鹿原》以前大概翻过，这次电影的上映又引起了关于这本书的热议，我也跟风阅读了一番，白鹿原的故事梗概是白鹿原上的村民，以白鹿两家为代表，在近代以来经历的历史动荡中的艰难求生，“性”的压抑与畸形满足，体制反抗者的反抗与回归，原初道德的沦丧与艰难的捍卫，社会秩序的破坏与农民基于土地的艰难恢复，深刻的体现了作者对于农民命运的悲壮的同情以及对于旧世界秩序的留念。改革革命在村庄真实的发生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值得仔细深刻思索的问题，这对于认识我们的革命史和建国史大有裨益。
拉扯出上面的话希望能对大家有所裨益，我们一起努力吧。
[ 此贴被月明楼上在2014-03-22 12:24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