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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0日读书汇报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交往行为理论》一二卷（第二卷部分）
          《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评传》

    哈贝马斯的著作较为艰涩难读，但是硬读完代表性的著作之后，也有所收获。他的思想，有一种通透感，痛则通，试图将众多大家，众多理论流派的社会理论综合起来进行诠释，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是如《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合法性危机》等所阐释的公共领域的历史发展及其功能对于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的重要性 ，然而在当代，由于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变了，出现了异化，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政策和福利政策的大规模的推行，公共领域不断退却，政治系统受到经济系统的渗透，大众民主的崛起，世界的解中心化，导致的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个人的异化。第二是哲学思想部分。如《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交往行为理论》等等。从“交往行为”、“主体理性”与“生活世界” 等概念批判资本主义危机，抵御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侵蚀，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生活模式，重建公共领域，重新恢复人的主体性。哈贝马斯理想的社会图景并不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更具合理性，而是因为生活在此种社会模式下的个体通过合理的程序达到生活的合理，自由的个体在平等的基础上，遵循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有效性的规则，就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的某些事物进行沟通、协商、达到相互理解或行动上的一致，以决定共同的生活观念和具体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这种生活模式是建立在主体间性为基础的交往理性的基础上的。

评析公共领域
      从历史上看，公共领域经历了三种形态。第一种是针对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而言，这种公共生活在广场上进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广场文化。这种广场文化通过讨论、诉讼和共同实践活动存在。第二种是代表型公共领域，封建社会的主要社会形态是庄园，这些庄园由封建领主所支配，由此形成了封建领主所有权。这种公共领域不是从制度上组织起来的，而纯粹是一种象征，如权力象征物（徽章、武器）、生活习性（衣着、发型）、行为举止以及修辞方式等等。在作者看来，这两种公共领域都没有作为一个批判的空间和辩证的区域而存在。
    只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具备这种功能。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公共领域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是独立于国家力量的私人自主领域，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二是由私人组成的、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它是一个社会文化体系，“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公会和其他组织。”
    17世纪以后公共权力领域的重商主义政策深切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的兴衰，从而导致市民逐步意识到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于是围绕公共权力的商业政策，形成了以市民阶级为主体的对公共权力进行讨论(批判)的公众。而最开始这种讨论是在文学公共领域，如18世纪初，伦敦已经有了3000多家咖啡馆，每一家都有固定的常客圈子；但是，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具备批判公共权力的能力的，这种能力的产生需要练习，而练习的场所就是文学公共领域。在文学公共领域，“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当公众的批评主题由文学领域转入政治领域时，政治公共领域也就产生了。如德国18世纪建立的读书会，阅读讨论期刊杂志、交换个人意见，促成了公众舆论的形成。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具有两大功能：
    第一是解放功能。促进了个人的启蒙与解放。在哈贝马斯看来，资产阶级公众随着公共领域的发展，逐渐摆脱了政治权力的束缚后，便开始根据自愿原则进行选择。在家庭结构方面：大家庭逐渐解散。出现了父权制的小家庭结构，也就是说作为公共领域之公众的私人首先是拥有个人体验的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在一起谈论文学等公众话题，培养了个体反思与辩论的能力，促进了个体的解放。
    第二是政治功能。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为资产阶级法律提供合法性支撑。认为国家法律应与市场规律一致，要求法律规范应与市民社会规范而定，维护市民社会的利益，维护市场的地位与 资产阶级私人的经济活动的自主性。通过公众的反复批判，有奖征文和问卷调查等活动，公共舆论为法律的制定做出了贡献。二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提供了保障。民主本质上是通过平等的个体讨论协商而得以实现的，话语民主也发展起来，在解决集体事物的过程中，公民凭借公共批判，承载了一定的责任，这种基础机制建构了自由公共讨论的框架，具有程序民主的色彩。三是为议会活动提供了支持。现代议会从公共领域获得权力支持，公共领域也成为了议会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当18世纪议会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开始允许出版界发表和评论议会报告，议会政治就受到了公共领域的影响。政党可以通过影响公众舆论来操控公共政策，从而获得合法性。
    但是，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资本势力的发展，垄断开始出现，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私人劳动领域和市场领域以及资产阶级公众的自律生活开始受到政治权威与经济权威的影响，资本主义由此过渡到福利国家的形态，这使得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功能也不可避免的发生转型。
    首先，有组织的私人组成的公众取代了单个私人组成的公众，政党、团体组织取代了由作为平等的个人进行活动的公众。
    其次，政治妥协逐步取代了政治批判，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逐步弱化。由于民众组成的团体，其利益的多元分化，实际上已不存在或者很难存在一种受到社会大众共同关注、与每一个体均密切相关的“普遍利益”；而此种利益的分化显然给政党、公共组织与国家及其相互之间的协商、交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可能性；利益的多元化又造成了大型组织、国家和社会内部公共性的消失以及相互交往过程中公共性的退隐，使人们怀疑从中是否还能形成一种可以作为公众舆论标准的普遍利益。
    第三，公共性的功能已经从一种源自公众批判原则转变成一种源自展示机制的(如权力机关、组织特别是政党的)、被操纵的原则；通过公开性的展示性的表演，这些大组织从大众那里获得公民表决中的投票通过，政治成为了象征。公共性衰落。
    第四，大众传媒变成了社会权力的综合体，它的批判功能不断受到侵害；由精心制造舆论的机构假冒公众的名义而制造出来的“共识”根本没有合理的标准，媒体制造出来的舆论代替了真正的民意，或者与被宣传激发出来的民众意愿合成一体。于是，大众传媒由批判公共权力的手段变成了权力的组成部分，从而彻底消解了其批判功能。批判的公共性被操纵的公共性所代替。
    这样，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危机，而这种危机表现为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的损害，对国际关系造成的压力。是一种系统性的危机，这种危机源于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对公共领域的双重压迫，公共领域结构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基础，也不具备政治意义，这样政治的合法性需求就被压缩为，公民的私人性，对政治冷漠或者借助于精英理论与科技专家治国论。《合法性危机》
    而重新唤起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重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就希望借助于公民参与，认为“参与是寻找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的手段，是一种自我组织能力，是多元分配政治的前提条件”，“人的主体性就在于能够通过主体间性的交往来明确理性的根据”。“不仅国家机关，而且一切在政治公共领域中具有公开影响的机构，都要求具有公共性，因为社会权力转变为政治权力的过程就像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正当运作一样需要加以批判和监督”。这就涉及到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和对现代性的理解。（《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评析交往行为理论
    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时空背景是现代社会的发展，随着理性的不断膨胀和统一的宗教世界观的崩溃，社会生活的各种价值领域不断分化，并形成自身的逻辑规则，由此便导致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理性的产物，如社会分工、现代科学技术、科层组织等等也，也导致了“单向度的人”。这一切都回归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如何正确对待理性？
    为此，他首先区分了行为的四种模式。
    第一是目的行为模式。目的行为把语言当做众多媒介的一种，通过话语，追求自身利益的言语者相互施加影响，以便促使对手形成或接受符合自身利益的表现。在这种沟通中，参与者看到的只是自己的目的，因而缺少意向的真诚性，没有融入感情进去。
    第二就是规范行为模式。认为语言承载文化价值，树立起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是随着沟通行为的进行而不断强化的。在这种行为中，参与者只是按照已有的规范，把共识付诸实现而已。
      第三，戏剧行为模式。认为语言是一种自我表现的媒介，语言是具有特色的审美表达形式，称述部分具有认知意义，以言行事部分具有人际意义。这种行为只是自我表现，并不是互相的沟通。
      第四，交往行为模式。把言语作为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在沟通过程中，言语者与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进入共同的语境，求的顺畅有效的沟通，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协调他们的计划和行为。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借助于对言语的分析，进而理解主体间的交往。交往行为不仅是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对话行为，而且还是在行为主体共识基础之上，通过规范调节实现个人与社会和谐的行为。它实质上是行为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通过诚实对话而达到共识、和谐的行为。
      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正确地把社会行为划分为合理性行为和非合理性行为，又把合理性行为划分为目的——工具理性行为即形式合理性行为和价值理性行为即实质合理性行为；把社会现代化理解为一个合理化过程。但韦伯把价值和意义作为行为理论的基础，把理性主要视为工具理性，社会现代化主要是以价值理性为主导向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社会异变过程。问题并不是在合理化，而是片面的理解了合理化，忽视了人的理性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社会现代化即合理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生活世界合理化，二是系统合理化；也就是交往行为合理化和工具理性行为合理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国家强化对经济的干预；二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成为意识形态。从而导致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即生活世界殖民化，这才是现代文明社会根本病因之所在。
    在批判韦伯的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希望通过交往行为理论来解释世界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他认为：“社会进化是行为主体在与外部的交往中把外部结构转变为内在结构——思想、观点、能力的学习过程 ，这种学习过程不但表现在技术知识、组织知识、工具知识的生产力领域中，而且也表现在交往行为和用共识解决行为冲突的道德实践领域中，他能够产生划时代的发展动力。”这种交往与对话是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活动，在这种对话中，语言的可理解性、意向的真诚性、陈述的真实性就十分重要。
      他最终的目的是寄希望于重建交往理性,试图通过话语共识和民主政治来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实现社会合理化,构建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甚至世界公民社会来整合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关系、寻找失去的价值和意义。

感想： 沉住气，抗拒一系列干扰，继续读书。总结社会学，准备读经济学。

2014年8月23日读书汇报

书目：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交往行为理论》（部分）

借《合法化危机》评述晚期资本主义理论
      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脉络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式的，但是对韦伯的合理性、合法化等概念有借用吸收。

      大家都知道，在经典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特征，因为它是一种系统危机而不是局部的危机。正是危机理论要求对系统进行总体性分析，对资本、商品、雇佣劳动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政治经济学分析，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分析。正是基于危机及其固有的结构性原因的分析，经典马克思主义得出了关于生产关系领域里的变革、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国家理论等方面的结论。
      哈贝马斯回应的便是此种结构性的危机，他在书中谈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或福利国家。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二战后西欧和北美的情况，即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国家干预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这也是哈贝马斯分析的物质前提和制度前提，问题的指向是它们并没有消除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那种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而只是相对成功地把危机从经济领域稀释或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
哈贝马斯的观点是:这一方面是当代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体制的成功之处，因为它以福利国家和财富二次分配的方式缓解了生产领域的结构性危机和由此而来的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但另一方面，却又通过国家政策的杠杆，把危机转嫁到政治、社会、文化和价值领域，使它真正变成了“总体性危机”，即“合法性”或“正当性”危机。

      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哈贝马斯区分出了四种社会形态，它们是: 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其中，资本主义社会又可以分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等说法是指这样两类现象，它们可以归之于积累过程的高级阶段: 一方面，是指经济的集中过程( 全国性公司以及跨国公司的先后兴起) 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组织化。另一方面，则是指这样一个事实: 随着市场功能缺口的不断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
一是企业的集中过程( 一国和跨国公司的形成) 和商品、资本和劳动市场的组织化; 二是国家对日益增长的市场的功能上的漏洞的干预。
      国家干预并未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而是使危机变换了形式。他认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的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因此，它们也受制于经济危机的逻辑，这种经济危机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但是，由于危机倾向依然是由价值规律，即雇佣劳动与资本在结构上的必然不对称所决定的，因此，国家行为不可能弥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国家顶多对此加以调节，也就是说，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来阻止利润率下降。因此，经济危机倾向也就会表现为社会危机，并引发政治斗争。
为解决此种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了两个方式，他认为国家干预的正当化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干预本身的自然合理性或者科学性，即当社会的诸子系统出现其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对此问题的解决就成了公共机构即国家的责任，因为国家更有能力或更有效率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种合理性的正当性并不足以为国家干预行为提供政治性的正当性，即合法性，因为只要社会诸子系统的问题被看作是自然性问题的时候，容忍这样一种自然事实对公民或国家来说也是合理的，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责任也只能是一种道义责任而非政治责任。所以，必须考虑国家干预正当化来源的第二个也是主要的方面，即大众民主。大众在形成自己的民主意志的过程中，把这些问题纳入到了政治议程之中，从而使本来被认为是自然性的事实变成了政治性的事实，这样国家不仅在这些问题上具有了道义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了政治上的责任。那么，国家的干预行为就必然地被大众民主赋予了合法性。
      但是如果国家的干预出现了负面效应，也就是国家的干预并不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后果该又谁承担了，哈贝马斯寄希望于官僚机构的自主性。回归问题的本质，官僚机构的合理性与大众民主的合法性的难题是必然存在的。在大众民主的语境中，行政系统的自主行为并非就是一种单纯的自主行为，因为民主意志的输出是当然地包含在大众民主的运作逻辑之中的，大众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输入就必然地贯注到了行政系统中，否则行政系统的行为对公众来说就成了一种非常忽视民意而独断的行为。
      从大众民主的概念也可延生出交往行为理论，认为人的主体性就在于能够通过主体间性的交往来明确理性的根据，我会带着这个问题继续读书，继续思考。


总结：这两个月时间，前半个月在学校读书，月初在陕西关中参加暑期调研，收获很大。之后会继续踏实的读书，珍惜时间。






                 



2014年6月22日读书报告
福柯  《主体解释学》
布迪厄 《实践感》 《实践与反思》 《再生产》 《遏制野火》 《言语意味着什么》 《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
一、布迪厄的核心问题：社会秩序是如何建构的。
以往的解释是从结构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二元分化的模式中得到结论的，而布迪厄试图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　
布迪厄认为， 笛卡尔式二元论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普遍存在着， 它表现为相互对立的观点和方法之间的彻底分离， 如主观主义知识模式和客观主义知识模式、符号性分析和物质性分析、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结构和能动作用、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等等。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中，他对二元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代表客观主义的结构主义流派， 以及代表主观主义的存在主义流派上，建立起有关实践，特别是有关符号权力的统一政治经济学。
他将社会学分为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布迪厄认为社会物理学是客观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将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的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但此种观点也存在一些问题。以语言学为例，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中， 沟通的真实媒介不是经验性的言语，而是作为客观的关系系统的语言，语言是言语可理解性的条件， 它使得话语的产生和解译成为可能。布迪厄进一步指出，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模式中， 必须假定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他在解释上是中立的、优先的， 在这个中立者看来， 语言只是分析的对象， 而不是用以思考和说话的， 逻辑的语言代替了实践的语言。这样，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并不区分以理解为目的的理论性语言与以行动和使用为目的的实践性语言， 他们将语言视为自主自足的对象， 只为解释而存在， 而别无任何其它的目的。这样，就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这与福柯的话语作为一种权力对人的异化观点十分相似。
    而社会现象学是主观主义的，建构主义的。强调世俗的知识，主观的意义和实践能力。如萨特主张“ 理性行动者” 的自由选择， 这些社会行动者可以不顾过去和未来而进行自由的选择， 不断地从虚无中创造出世界的意义来。而布迪厄认为， 这种主观主义片面强调了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作用， 忽视了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的构成关系，犯了唯智主义的错误。
于是，为了突破这两种对立，布迪厄抛弃了二元论的思维方式， 吸取了结构主义所包含的关系论思想， 提出了关系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布迪厄强调要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他认为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 但这种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单纯互动或个人之间主体间性的纽带， 而是马克思所谓的“ 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 而存在的诸多客观关系，马克思也认为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觉得这种关系是布迪厄几大核心概念的起源。

二、几大重要概念
（1）场域
场域是布迪厄著作中最重要的概念，场域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体，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具有连贯性与历史性，并且是动态的充满了斗争性。第一，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在布迪厄看来，场域是一种社会空间，不是地理空间。具体说，场域就是现代社会世界高度分化后产生出来的一个个“社会小世界”， 一个“社会小世界”就是一个场域，如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学场域、学术场域、权力场域等。场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空间，而且是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场域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逻辑和必然性”即“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第二，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他们在争夺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 第三，场域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布迪厄从来不把场域看成是静止不动的空间，因为场域中存在着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它们之间的不断博弈，不仅使场域充满活力，而且使一个场域类似于一种“游戏”。这些行动者在小场域中带着自己的观点和利益活动，而企图改变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力。与机器系统是截然不同的，这有点像达尔的多元民主观。
（2）惯习
如果说场域概念描述的是社会世界的客观性结构的话， 那么惯习概念则是偏重于描写行动者的心理和身体方面， 它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个人在幼年时代积累起来的各种经验，包括他对各种规章制度和各种奖惩的机制的理解，会在他的内心中留下轨迹，从而构成了个人的行动倾向，即习性，人们在社会世界生活中存在的习性的总和就是惯习。”惯习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构性产物，是人们看待社会世界的方法，也是人们在各种社会评判中起主导作用的模式。惯习有几大特点。第一，惯习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 是体现于身体而实现的集体的个人化， 也可以说是经由社会化而获得的生物性个人的“ 集体化”。布迪厄认为，惯习属于“心智结构”的范围，是一种“主观性的社会结构”，尽管布迪厄把惯习视为一种主观性，但他从来不认为惯习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性 ，而是与客观结构(场域) 相联系的主观性。这就是说，没有孤立存在的惯习，只有与特定场域相关的惯习，这也就连接了个人的知识对世界的理解。第二，惯习具有历史性、开放性和能动性。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是一种人们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布迪厄把时间变量引入到惯习的分析中， 指出“惯习不是宿命”“， 惯习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具有“双重历史性” 。因为惯习“来源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化，即通过个体生成过程，在身体上的体现，而社会结构本身，又来源于一代代人的历史努力，即系统生成惯习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必然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系统。
（3）资本
在布迪厄看来， 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为一个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 这些位置是根据它们在争夺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 因此场域的结构也可以看作是由场域中各类资本的具体分配结构所决定的， 并反映了行动者和行动者群体的权力关系。他将资本主要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符号资本。这里着重讲述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从文化资本中衍生出来的）。
文化资本在布迪厄看来有三种形态：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制度化的。身体化的资本体现在行动者精神和身体持久的性情倾向之中，比如身体所继承的个人性格的体现，是文化资本的物质载体。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表现为一些文化物品，如书籍、绘画、纪念碑、工具等等。它表现为某些制度性的规定或规则，如学历认定、学术资格等。与前两种资本形态相比，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 如学术资格和文化能力证书) 摆脱了资本拥有者的生物学的、个体性的限制， 赋予了拥有者以一种独立于个人的、具有合法保障的价值。
社会资本它反映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场域的结构和权力关系。他指出，社会资本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群体， 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的、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它既包括实际存在的资源，又包括潜在的资源。显然， 社会资本是发生或形成于一个具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之中的 ，这一网络为它提供了体制性保障。
而符号资本则体现在《再生产》这本书中，“任何权力都发挥符号权力的作用, 也就是说任何权力都试图通过掩藏构成其力量基础的权力关系, 来强加意义, 并把这些意义强加为合法意义；都将自身的特殊的符号力量增强到那些权力关系之上” 。 “符号暴力是通过言语构建给定事物的能力, 是使人们视而可见和闻而可信的权力,是确定或者改变对于世界的视界, 因而确定和改变了对于世界的行动乃世界自身的权力, 是一种几乎是魔术的权力, 借助于特殊动员手段, 它可以使人获得那种只有通过强力才可以获得的东西的等价物。作为上述权力, 它只有被认同的时候, 才能发生功效。”这就认为教育是通过文化再生产来完成社会再生产, 它与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密不可分。教育行动具有双重专断性, 它是由一种专断权力所强加的一种文化专断。教育的独立以其依附为前提, 教育所涉及的符号关系与权力关系密不可分； 它竭力打破人们关于教育是独立自由的幻想, 认为教育既是文化再生产也是社会再生产, 教育的专断性使自由教育成为不可能。（权力旋转门：各种资本所代表的场域不断的转化）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从关系主义方法论出发，力图用场域、惯习和资本等概念， 从两个方面来更客观地描述社会世界，一是揭示社会和行动者的客观性结构， 二是揭示它们能动的、生成性的实践过程；而往往后者更加复杂，不易把握。
　　

这个月感想：（1）期末事情多，读书时间被挤占。（2）毕业一年，读书也快一年，既然选择这条道路，就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3）诚如福柯所说，我们要认识自己，关心自己，反观自己，剖析自己，才能超越自己。希望自己更加努力。








2014年5月22日读书报告
书单：福柯《知识考古学》《不正常的人》《疯癫与文明》《词与物》《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
总体概括：福柯在我的认识中，是一个不同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这些人的另类，第一、他的思想涉及面到更多的是人的另一面，不符合于常态的事物，如对性、监狱、精神病人的分析，这或许是对处于后现代西方光怪陆离的现状的反思；第二、他的分析是基于历史材料的，但是又不是对历史叙事的因果分析，而是一种诠释，对权力生产、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话语生产的分析，追溯到源头，从最开始找寻力量，体现的是对理性的反叛，这一点类似于韦伯的理性化牢笼，不过一个是科层制，另一个则是所有的蕴含着权力运作的机制的机构。第三、他虽然充满着对人类往何处去的焦虑，并且也积极投身政治运动，但是并没有看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法，显示出他被动、消极的一面。
权力观
福柯的权力，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国家权力、统治的工具，而是一种生产性的权力，通过社会规范、政治措施以及一连串的介入与调整措施来规劝人和训练人。在我看来，体现的是两种权力，一种是显性的权力，如在《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性经验史》中，所看到的那种运用于肉体的酷；另一种，则是隐形的权力，人类理性的运用，普遍的道德规范、社会标准对人的压制，话语的构成造成对人的压制，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表现在《词与物》中。
（一）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在《规训与惩罚》，作者详细论述了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 ，古典时期人道主义改革者的梦想，体现了现代规训技术权力技术的监狱和规范化监督。这里的规训意味着规范与训诫，在这三种时期，虽然惩罚的方式看起来是更加文明与进步，惩罚也不在是对肉体的直接处置，而是对自由的剥夺，但是随着知识的累积，权力的总量是在增加与权力的边界是不断扩大的，也就是说，权力是核心的词汇，权力的生产与运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福柯看来，19世纪之前，国家法律对囚犯往往是施以酷刑和仪式化的处决，以显示囚犯确有罪行，同时证明权力的存在和对其施加控制的努力。但是，惨不忍睹的酷刑和极端残暴的处决， 诸如肢解、车裂、火烧、绞刑、砍头、四马分尸等形式，在展示统治者权力运作的同时，也常常在参观展示的民众中煽动了仇恨和不安的情绪，使处决一类的场所常常成为 “非法活动的中心”。于是，人道主义者基于“人性”“社会契约”思想反对酷刑，主张刑法改革，于是对肉体的惩罚转移到了对灵魂等其他部位的惩罚。因为对肉体惩罚所遗留下来的一整套知识、技术、科学的话语已经形成，并且与惩罚的实践日益纠缠在一起。
这种惩罚在19世纪已经转化为规训，规训权力的成功恰恰归因于各种规训技术共有的三个简单手段，第一个是层级监视，正是在古典时期，观察人群的“监视站”形成，军营、医院、学校的建筑设计都有便于监督、控制。如学校的助教、各种学生干部等等。第二个是规范化裁决。福柯认为，在一切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个刑罚机制，工厂、学校、军队都有一系列关于时间、活动、行为、语言、肉体的微观刑罚。每个人都被禁锢在一个惩罚网中。第三个是检查。示了被视为对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化，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的介入在检查中很常见，也可以发现一个完整的知识领域与权力领域。检查机制凭借三种独特的功能把知识与权力联系起来，首先，把可见状态转变成权力运作。由于被检查者处于可见领域，很容易被监视、被支配，从而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治。其次，检查是“书写权力”的机制。被检查的个人都需要记录在案，形成了大量的文牍，发展了分类、整理、核对的技术。每个人成为了一个符码，从而有可能通过同质化来录译由检查所确定的个人特征。第三个是由各种文牍技术所包围的检查把每一个人变成了个案。每个人的生活、个性被记录下来。
通过这三种手段，个人就成为了权力运作的后果与对象，过去，个人化是地位的上升，而在规训制度下，个人化是种下降，是被权力更严密的监控。规训性的权力机制就是通过规范化的训练 ,来支配、 控制人的行为 ,甚至造就人的行为 ,这种支配和控制不是借助暴力、 酷刑使人服从 ,而是通过日常的规范化的纪律、 检查、 训练来达到支配、 控制的目的 ,行使权力的功能。通过规范化训练把人变成为权力操纵的对象和工具。可以认为，福柯所探讨的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合理性”“技术性格”的揭示与批判，现代的规训技术使人类无法逃脱权力的网络结构中，这一点跟韦伯所讲的工具理性的膨胀、科层制的非人化是相似的，但韦伯认为这种结构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并且是一种发展趋势，认为具有合理性，似乎持有的是一种肯定的态度。而福柯虽然很透彻的分析了权力的运作机制，虽充满了焦虑与不满，强调反抗意识，但是并没有看到他的实质性的解决方法。
（二）权力与知识的关系
    在《性经验史》中，福柯详细论述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知识可以形成一套话语体系，话语体系可以论证权力的合理性，权力也需要话语来论证，这样性话语的大量生产就被纳入到了多样的和变动的权力关系的领域中。在国家与个体之间，性成了一个公共目标，围绕着它形成了一套各种知识、话语、各种分析与各种命令的网络。比如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之前具有坦白与赎罪功能的教会组织被具有对肉体更加科学管理的医院组织所替代，性技术是根据医疗制度、确保正常状态的需要以及生命和疾病问题来构建的。在他看来，性与权力的关系的研究，其价值不在于能够提出什么新观点与新理论，而在于是否能够提供一套话语体系，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另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法律图式。在福柯那里，话语的更替显示的是权力的扩张，对人的规训化的管理，权力的行使中只看到了其对人的消极影响；而且福柯论述的很模糊，像一个很大的幕布，背后的具体细节并不清楚。在我看来，话语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可以加强权力、又可以损害权力，揭示了权力，又削弱和阻碍权力。比如，当今中国，市场、自由、民主、权利、契约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在重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化结构的时候，也在瓦解着原先由阶级、专政、革命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在深刻的影响着现实的政治结构，人的内心世界。但是权力扩张在有界限的，如何认识这种话语体系的更替对现实人的影响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三）话语作为一种权力结构导致人之死
      在《词与物》与《知识考古学》中，一方面，福柯论述了语言与人的关系，他认为，文明和前人留给我们的纪念品，与其说是他们的文本，不如说是他们的词汇，他们的句法，他们的语言声音，与其说是他们的话语，不如说是他们的话语性。这样，话语构成与话语实践受制于“一组匿名的历史规则”，这些规则在某一时期的时空中通常是确定的，而且对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地理和语言领域来说，是陈述功能运作的条件。在《词与物》中，福柯称这种规则为“知识型”，在《知识考古学》称之为“档案”从这里可以看出，福柯竭力论证的是知识取决于社会、政治与制度环境，知识是一个相对隐秘、自主的领域，既受制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则系统，从而独立于理性的主体，也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真理性认识，从而独立于真实对象。这样，人的理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人的主体就被消解了，人的意义就消失了，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从这点来说，福柯是一个强结构，弱行动的结构主义者，不同于吉登斯还能够超越结构与行动的二元论，提出结构的二重性，福柯只是诠释了现象，并没有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在现实的经验层面，劳动、生命和语言分别成为不同知识领域的对象。劳动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从而建立起社会学；生命是生物学的对象,心理学 、精神分析学及生命哲学因此而诞生 语言为语言学的对象，文学和神话学得以出现。人也自然被分散到这些相异的人文科学领域，社会学、心理学一精神分析学一生命哲学、 文学、神话学。这样，人就被撕裂了，人的中心地位及其人学当然出现了严重问题。人无可争议的死去了。

感想：这个月，总体上过的还好，放慢了节奏。有几点感悟：（1）既然知识能够形成形成一套话语体系，话语又是与权力相连的，这就告诫我们要努力积累知识，有朝一日，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2）李开学的故事，红尘深处偏能心如死水，注意身体。（3）研一快结束了，无限感慨，焦虑感转化为行动，自觉自信自醒，对自己平和的把握，不偏激，不冒进。

   

   








2014年4月20日读书报告
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  《第三条道路》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社会的构成》  《现代性及自我认同》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
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
总体概括吉登斯    超越性：反思性    建构性  解释性
对经典社会思想及其理论的反思  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    对现代社会状况的分析
一、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从社会学的经典原理开始的，即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对立中展开的，他的目的是超越这种二元论。
吉登斯认为，对于结构与行动的关系，有两种典型的情形，一种是强行动而弱结构，将个体作为有目的的，有能力的能动者，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结构中的作用。但是这样的解释不能应对功能主义者和结构方法所面临的问题——强制性问题、权力的问题。另一种则是强结构而弱行动，将个体看作是懒惰的、无行动能力的，受外在力量的支配而无能为力的。这也就削弱了个人的能动性作用。
为超越这种对立，吉登斯引入了行动的概念，行动的概念是指人的行为具有持续的实践意识的过程，这种行动体现了人的目的性与意图性，所谓行动的理性化、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这种行动是具有反思性的个人与组织所具有的。这样结构就不仅仅是模式化的，约束制约个人的东西，更是一种个人能够参与、改造的东西，这也就是结构的二重性，一方面社会结构是人自身行动所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人的活动又受自身建立的结构所制约，是人们行动得以可能的桥梁和中介。这样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与个体行动的自主性是他论述的两条主线。
结构所包含的要素是规则与资源。
规则主要是行动者在行动时所依赖的各种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各种有意义的符号构成。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规范型制度是支配性的规则。而对行动者的行动产生影响的各种心理、习俗以及文化等是规范型规则。规则属于行动者的知识与理解部分，它是行动的内在因素，是潜在的、非决定性的情景界域。行动者具有知识，这种知识具有反思性，自我反思和相互反思构成“相互知识”。行动者在知识上的欠缺，将导致行动的意外后果。正是意外后果的发生，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资源是行动的外在条件。吉登斯区分了两种作为结构要素的资源：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权威性资源是行动者所拥有的权威和各种资本等等，可以指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配置性资源则是指各种物质实体的资源，是强加于物的能力。
规则与资源的不同组合会形成不同的结构。规则与资源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是结构化。其中规则作为结构中相对稳定的部分有制约作用，而资源作为能量是积极变动的，故而导致结构既有制约性又有能动性。
规则与资源的组合是人在不同的时空这个背景下展开的，也就是说社会体系具有某种跨时空的连续性。而不同的时空背景的构成是吉登斯所阐述的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社会整合是行动者在共同的在场情况下所进行的实践活动的交互性，可以理解为日常接触的各种连续与断裂。讲述的是个人与微观环境的整合问题。他认为 ,个人首先是一个有如弗洛伊德、 荣格以及皮亚杰等心理学家所说的独立的人格之人 ,包括人的行为的动机、 行动意义以及话语意识等三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中 ,动机表现为行动者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而采取的本能反映 ,它相当于马斯洛五个需要层次理论中前两个需要层次。有了动机以后 ,个人要生活在社会中还应当有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实践意识是指个人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这仍然是一种本能的实践意识。而话语意识则是行动者自身所具有的反思意识并能够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三种意识中 ,前者体现了微观社会环境的制约性,而后两者体现了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 ,即反思性 ,从而实现了个人与微观社会环境的整合。所谓系统整合，指跨越于广泛时空、外在于共同在场条件的不同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的相互性。就是“不在场”情境下各个微观环境的有机整合。吉登斯认为 ,在前现代社会中 ,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 ,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 ,民族国家的兴起。
社会系统的变化就是以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为基础的在时空向度上延展开来的。这种时空上的伸延，不仅将人的视野拉向了过去、现在、未来。也使得他所操作的结构范围延伸到无限。这可能也是他的理论的危险之处。
总评结构化理论：新概念很多  吉登斯理论的起点
二、现代性理论
吉登斯指出 ,现代性“ 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 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现代性具有四个特征：
一是二维性。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 前者是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运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后者指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 正是在由于此二者的发展，现代性才得以迅速扩展。
二是现代性的发展依赖于抽离化与反思性。时空的抽离化与制度的抽离化。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在这两方面表现是不同的。传统时代，时间和空间通过空间的定位而联系在一起；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可以从跨越广阔的时空领域来对资源进行重组，超越物理的现实而对许多人类行动加以准确协调。制度在传统时代，表现为松散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活动模式，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制度变得更加专门化，更为精确。抽离化机制有两种类型，符号标志与专家系统，比如货币扩展了人们的行动范围与能力，专家知识则则提供了信任与安全。反思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三是是外延性与意向性。向外扩展的外向性，如全球化；个人素质的转变以及自我认同的形成。
四是二重性  双刃剑。一方面 ,它使人类生存的可能性大大拓展、 生存条件大为改善；另一方面 ,现代性也产生了风险性 ,如战争、 暴力、核危险现代风险因素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三、国家理论
继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物质生产概括为配置性资源，并且认为为了协调臣民而展开的信息收集和储存及对群体的监督控制也很重要，将其归纳为权威性资源；这二者便衍生出监控与暴力，个人认为这也是其最重要的概念。。在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一书中, 他指出，监控主要指两种相互关联的现象。第一种是信息的积累, 即储存行动者或集体组织的符号性资料；第二种是指集体组织中, 上级对下属活动的监督 ( supervision) 。在 《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 他指出，监控大致集中在 ( a) 国家对其管辖人口实行的各种建档分类方式—— —身份证、 许可证和其他官方文件, 它需要所有成员照准执行, 即使是最鸡毛蒜皮的事情也要遵循成规；还有 ( b) 由警察或他们的线人对这些活动进一步监视的基础。由此可见,在吉登斯那里, 政治监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信息统计为基础的间接监控, 如建立档案, 颁发各种证件等；二是以对公民行动进行直接监视为表现形式的直接监控。而暴力的垄断与否是国家行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根据这两者的发展趋势，吉登斯比较了传统国家（阶级分化的社会），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的不同。
解放政治：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通过让个体能够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在其社会生活的环境中自由和独立行动的能力，来把集体生活组织起来。
生活政治：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从选择的自由和产生权力中得到政治决策。

这个月总结：第一，读吉登斯的书，感触很多。他的著作是在总结前人的理论与方法后，自己再加以扩展，这跟我们读书有相似性，坚持读书，坚持积累。第二，他的超越性与反思性，值得借鉴，反思性的自我调控对于学习与生活也很重要。做不到一日三省乎吾身，三日一省乎吾身也好。第三，自己要与团队有更多的交流。诚如吉登斯所说， “我们每个人在现时越是学会与他人真实相处，自身就越是强壮”。

 
2014年3月18日读书报告
西美尔  《货币哲学》《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时尚的哲学》《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现代人与宗教》
吉登斯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
解析作为哲学的货币
不同于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货币，资本的生成、流通、交换功能等等，西美尔是从微观的心理学角度来解释货币，不仅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货币经济对社会文化产生的作用，而且显示出建立一套文化哲学、乃至生命形而上学的努力。作者讨论的是金钱，但是透过金钱，看到的是人和生活。西美尔认为，货币在社会经济事物中产生了宏观效应，但更重要的是，它所引发的社会文化主导精神观念的转变和对个体心理气质施加的重要影响。他紧紧的把握现代文化流向的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一方面，通过在同样条件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并趋向于平等化、量化、客观化，造成了终极追求和意义的失落；另一方面，趋向于强调最具个体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他们发展的自主性，由此产生了自由主义。而货币经济同时支撑这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一方面使得各种媒介得以联系起来，打破原有的封闭结构，使得货币成为沟通人们联系的最有用的桥梁，另一方面，它增强了人们独自行动的可能性，控制与配置资源的能力得以提高，个体化与自由成为了可能。下面将从货币的文化影响、货币的社会构造功能、谈谈自己对西美尔的理解。
一、货币的文化影响。很显然，作者所讲述的货币的哲学本质在于通过一种特殊现象来体现某种社会关系，并且认为从物物交换到货币的产生显示的是一种普遍的文化趋势，即社会交往会逐渐发展出一个中介物来代替原来的直接交往。货币作为中介物，作为联系的媒介，沟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当原来的物物交换被一种中介物所取代时，人们活动的时空距离将被拉伸。同时，作为象征符号的货币只能拥有交换价值，自身的价值将被抽离。这将导致几大影响。
（1）价值观念的扭曲。尽管货币本质上是最空洞无物的东西，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除了交换价值之外，无任何意义可言。然而，这一象征性符号，却越来越成为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于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了一个高度抽象的高度，将一切事物拉入它的范畴，并将其平等化、量化、客观化、从而能够判定一切事物的价值。货币成为了一切价值的公分母，什么东西有价值逐渐被值多少钱的问题所代替。用货币衡量事物的价值，阻碍了人们对于事物微妙的性质的差异，所体现的灵犀一动的反应，不再有内心深处的触动，因而也不会有厚重的感觉。同时，用货币来衡量人的价值，也是对个性、尊严的践踏。人的情感一旦寄托于这个无动于衷的中介物之上，生命的感觉注定要随之萎缩。
（2）手段对目的的背离。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赋予了货币极其优越的地位，使货币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手段，人们可以通过货币这个有效的工具，就可以获得无法直接取得的目标。货币依赖其自身纯粹手段的特质，能够转化为更具体价值的能力，毫无保留的发展成为了一种绝对的心理性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制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事物也越来越毫无防范的臣服于货币的力量，而货币自身也越来越缺少个性。货币的这种极其强大的功能由于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所以人们一方面渴求货币，另一方面又无法在货币身上安顿。大多数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 ,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所有最终满足 ,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内心中 ,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 ,而只要达到了这个目的 ,就会无数次出现那种致命的无聊和失望 ,即一旦生活只关注金钱 ,这种手段就变得没有用处和不能令人满意，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 ,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
（3）自由的形式对内容背离。西美尔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疑问，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尽管总体而言诚然比过往任何年代都有更大的自由,却无法好好地享受自由”。货币既承载着千差万别的事物和社会阶层，使他们日趋平均化，从而导致社会文化价值的量化、理性化与世俗化；同时，货币又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和促进了个人自由和个体性的发展。从历史上看，货币租税取代了实物租税时，承担役物的人才获得了人身的自由。货币转化了财产的性质和拥有方式，使得个体从有形事物的外在局限中解放出来。同样的，现代人特别少依赖于任何一个单独的、确定的人，或者说在货币经济条件下，现代人无可比拟的只依赖于数量众多的第三者，这就为个性和内心的独立感觉打开了一个特别大的活动空间，于是乎产生了强大的个人主义潮流。但是，这种自由导致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自由的形式对内容的背离。对交纳现金租税而获解放的农民而言，表面上看，他们确实得到了自由，但只是不做什么事的自由，而非做什么事的自由。这种消极的自由使农民不知所措，因为它没有任何确定的内容。西美尔提醒我们,自由只是形式,需要以切实的内容来填充。而金钱式的自由恰恰是充满种种可能性的、不系于任何实在之物的自由；它在解放我们的同时,只给了我们空虚的生命感觉。在现代金钱文化毫无定性的自由中,现代人品尝到十足的现代情绪的恶果:满心期望占有某件东西得到满足,一瞬间马上又有了超出这件东西的欲望,生命的内核与意义总是从人们手中滑落。现代人越是自由,对生命愈发感到厌倦；越放纵个性,个人的价值何去何从愈发没有着落。
二、货币的社会影响
作者在书中阐述了货币的交换功能，并以这种交换功能为基础，进一步演化为强大的构造社会的功能。
首先，货币推动专业化劳动分工的形成。西美尔指出: “由于生产过程被分割成众多的局部作业 ,这就要求有一个组织绝对准确可靠地发挥作用 ,而自奴隶劳动终结以来 ,只有付薪的工人才可能组成这样的组织 ……另外 ,由于存在产品的多样性以及产品需求的多样性 ,只有货币才能完成这种复杂的交换。”所以 ,货币既是劳动分工的促进者 ,又作为劳动分工条件下劳动产品进入交换、 消费环节的最一般的媒介和手段。
其次，劳动分工进一步导致了客体文化和主体文化的分离。西美尔所谓的客体文化就是“经过精心制作、 提高和完善的事物 ,可以引导人类灵魂走向自身的完善或者指明个体或集体通往更高存在的途径”， 也即人类主体精神的外化或客观化 ,这些客观化的精神表现为制度组织、 生产技术与物质产品 ,也表现为社会规范、 风俗习惯和形式化、符号化的文化产品 ,客体文化通过世代积累 ,成为对后代进行文化教化的力量。而主体文化则是指个体吸取客体文化并将之整合进自身人格结构的程度。文化创造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的自我完善 ,客体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为个体所内化从而丰富其人格内涵 ,提升其生命品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分工导致了工人与产品的分道扬镳，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每个工人只是完整意义上的产品的一部分，劳动本身和直接的劳动对象分属不同的人，人的本质的培养只是部分的得以实现，整体与部分分离。并且“劳动力成为了商品”。与 客体文化在质上和量上的增长相反 ,主体文化却越来越显得有限和片面。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彻底的分离。
解析西美尔的宗教学：宗教性与宗教的整合性
西美尔的宗教社会学，并不像韦伯那样热衷于对世界诸宗教的系统考察，也没有进行类似涂尔干所从事的人类学文献研究，他基于基督教的传统，力图从哲学、艺术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谈论宗教，直探生命的内容与过程，着重阐发宗教性 ，并以社会及宗教的整合性作为起始与终点，强调人在其自身的信仰，即一份清醒的宗教意识或宗教直观。
西美尔认为，宗教性是一种社会精神结构，体现为某种人际态度，他们往往是自发形成的情绪状态，灵魂的敞开状态，作为与超越域相遇的前提的体验形式。当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具有融升华、献身、神圣、忠诚于一体的特征而不是单纯建立在利己主义或心灵感应、外在力量或道德力量之上的关系时，就是宗教性的关系。这种宗教性慢慢的发展出一套具有理想内容的神圣观念体系，分化出一个特殊的身份阶层，成为这种神圣观念体系的化身，专业阐释宗教性的关系，“宗教”就出现了。既然宗教性是宗教的核心，那么人们可不可以抛弃外在的宗教组织，过一种个人的宗教生活呢？西美尔认为个体在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的生活结构中，只有通过与自己的上帝关系，才能找到自己的确定身份认同，灵魂的救赎最终是个人的事情。“拯救灵魂必须针对自己，……如何赢得灵魂拯救，世上不存在万能的处方，各人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
这样来说，现有了宗教性才会有宗教，宗教性创造了宗教，是宗教的起点，宗教性在发展过程中，注定要在拥有某种建制的外在宗教形式中找到其社会出路。这表现在现代宗教组织通常会用信仰的高度一致来维系信众的团结。这也就是宗教的社会整合性，这种整合性借助外在的宗教组织，宗教人员和内在的隐藏于人们内心体验的宗教性得以完成。上帝观念的内在本质就在于，把各种各样彼此矛盾的事物相互联系并整合起来。宗教整合性是社会整合性的绝对形式。因为，宗教追求的最终目的与每种世俗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有着明显区别，“它不必因为满足了某个追求者而拒绝其它追求者；所以与竞争不同，它无须把个体的特殊性发展到其自身的要求和理想所能达到的高度之外 所以，这种宗教意义上的个体分化，不管出现在哪里，都要比一般的社会分化来得温和而含蓄，同时也因此而成为社会分化的更加纯粹和更加完美的对应形态。”比如基督教最大的心愿就是不借助任何分化而达到整合，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圣徒思想，二是所有基督徒都是兄弟姐妹，而上帝是其共同的父亲。总结：这个月主要是读西美尔，还是很吃力。他的作品描写的非常零散，中文翻译的水平也不高，而且骨子里有种悲观的宿命论，虽然能大体把握其思想，但是在细枝末节上还是有欠缺。另一方面，上次看读书帖，发现自己落后了很多，要抓紧时间，多看书。


12月到1月读书汇报

《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法律社会学》
《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研究之诠释》
《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原始分类》《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分工论》《道德教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作为制度的韦伯兼评析韦伯的理性化
制度建设是国家建设，提高国家能力 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韦伯的统治类型及其来源和官僚制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韦伯将统治类型归结为三种纯粹的理想类型：1，传统型支配，传统的基础是合法性来源，“确信渊源悠久的传统之神圣性，及根据传统行使支配者的正当性”。2，卡里斯马型支配，卡里斯马的基础是合法性的来源，“对个人，及他所启示或制定的道德规范或社会秩序之超凡、神圣性、英雄气概或非凡特质的献身和效忠”。3，法理型支配，理性的基础是合法性来源，“确信法令、规章必须合于法律，以及行使支配者在这些法律规定下有发号施令的权利”。既然是理想类型，所以在现实的历史中，支配类型并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混合的类型出现的。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也并不是只有这三种来源，比如还有统治绩效的优劣。这里所重点想讨论的是第三种类型，具有官僚制管理干部的法理性支配。
法理性支配下的官僚制的特点是：1，官员有人格自由，在公共领域才有服从支配的义务。2，以职位阶层制组织起来。3，职位的权限由法律规定。4，职位是基于契约，是自由选择的。5，人员 的选择基于专业资格。6，官员报酬是货币形式的固定薪资，有领取退休金的权利。7，职位是唯一的或者是重要的职业。8，由年资与业绩决定的升迁制度。9，官职工作与行政管理手段的所有权分离。10，官员服从严格的和系统的纪律和控制。这些组织原则不仅仅可以作用于政府的统治，也可以作用于其他的不同领域的组织。如私人诊所，宗教组织，军事组织等等。但作为一种理想类型，他们与上述原则存在某种距离。这种官僚组织，“由纯技术的观点看，可能会获得最高的效率。就此意义而言，它乃是人类行使支配的已知方式中，最为理性者。在明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格性、及可赖性方面，它都比其他方式优越。”韦伯认为，在所有的领域中，“现代的”组织形式之发展即是官僚制行政组织之发展与扩散的过程。
但这种官僚制的发展也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在现实经验中，诸如造成的效率低下、阶层固化、信息沟通渠道不畅、因循守旧保守等等受到人们的广泛批评。但作为一种纯粹的理想类型，理想的类型是一个概念抽象综合后的结果，这种经验型的批评并没有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有些不妥。韦伯与马克思在对时代问题的把脉这方面有真切的相似性，只不过是表述的方式，所运用的概念不同。韦伯很早便已看出早期资本主义向后期资本主义发展到“铜钱铁壁的时代”的趋势。“在这场过渡中经济与社会受到彻底的国家化，而国家的活动范围在照顾人民生活福利的原则下逐步系统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他担心的是德国社会官僚化的过程极可能会扼杀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比韦伯早了好几十年，能够看到这一点，并且也分析出他的原因，显示出他的伟大。在《资本论》第三篇中认为是货币资本跨出国界的作用。不同的是韦伯与马克思虽然都看到了这一历史过程，给出的解决方法却不一样，马克思觉得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渐发展，社会分裂为两大相互斗争的阶级，一边是维持秩序的政党，一边是不断革命的组织，旧秩序终究会在经济的逐渐发展中瓦解掉。而韦伯看到了官僚制逐渐发展后所带来的支配社会的极端负面效应，认为要重回自由民主的时代，韦伯的基本立场是将资本主义由封建父权式的监护中解放出来，将政治从官僚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可以说，官僚制的极端发展是人们对自己的理性过度认可所构造的“理性化牢笼”的结果。
理性化
现世秩序的理性化，现世态度的知性化，实质理性化与形式理性化
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
施路赫特将理性主义总结为：1，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指一种通过计算来支配事物的能力，这种理性是知识与经验及技能的成果。2，伦理理性主义，意味着意义观念的系统化，即把“意义目的”加以知性探讨和刻意深化的结果，这一努力源自于人们的内心思索。3，实际的理性主义：有系统，有方法的生活态度。
韦伯所归纳的西方人的理性能力，我觉得是第一种科学技术的理性能力，新教的天职观念、上帝预选说在观念上解放了人们，新教是一种“支配现世的宗教”而不是“拒斥现实的宗教”，使得他们更有动力，更没有束缚的去支配、控制、改造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既然新教完成了理性化，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其他的宗教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完成彻底的理性化，则资本主义没有从那里产生。如果他们能够完成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从传统的观念中寻找现代性的起源并加以阐释，在观念上解放人们，使人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资本主义也是可以发展的。既然理性化是现代化的表现，是现代世界发展的趋势，那么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韦伯在法律社会学一书中，所涉及到的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司法程序的合理性，“一切形式法律至少在形式上是相对合理性的”。实质合理性则是教权制支配者和家产制君主的理性主义，“他们所求的并不在于获得形式上与法学上的极致精准，以时正确预计法律程序结果的机会达到最高点，并且最能切合法律和诉讼的合理体系化，反之他们的目的是在找一种最能符合权威之实用——功利的、伦理的目的的法律类型”。这样，形式合理性主要归结为手段与程序的可计算性，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基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显然，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矛盾与冲突，统治者需要具有非形式的法律来管理国家，原因在于不管是传统形式的君主，还是现代意义上选举的官员，都不希望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形式的限制，他们都面临，“法律逻辑的抽象的形式主义与他们欲以法律来充实主张的需求之间，无可避免的矛盾”。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实质合理性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合理性依据的是人们视为合理性的目的，价值，信仰。形式合理性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本质表现，这种本质可以说是西方特有的，是现代社会的属性，这种合理性依据的是可计算，可量化，可表现的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质合理性是与目的理性，实质正义、意图伦理相联系的；形式合理性是与工具理性、程序正义，责任伦理相联系的。
具体的以官僚制而言，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越增大，他的实质非理性成分就会越大，就越容易招致来自自身价值的更多批判。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由于追求利润使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具有具有了工具合理性的成分，采用官僚制形式的企业的形式合理性却导致了个人经济创造性的削弱，因而限制了经济的理性化。同时，官僚制的异化也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矛盾（奥威尔《1984》）。
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中由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人与其本质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框架也可以分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使手段逐渐合理化，但离开了满足人们需要的目的，这一手段将失去意义，这也是马克思所批驳的拜物教，人们只是为了购物而购物，资本家只是在刺激人们的欲望与不合理的需求上大做文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使目的理性化，但是又缺少使经济增长的合理的手段，经济反而停止不前。总之，处理好实质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是现代社会的一大问题。

评析涂尔干社会分工理论
涂尔干回应的问题是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秩序的问题。即“为什么个人越变得自主，他就会越来越依赖社会？为什么在个人膨胀的同时，他与社会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
在涂尔干研究所针对的是亚当斯密等人认为的，分工最大的功能在于其经济功能，分工是一种经济现象，分工会带来专业化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分工及由此形成的整合机制，仅在于经济人理性基础上的交换与契约式的整合，分工的功能仅仅在于促进了社会的繁荣，而没有道德意义。
而涂尔干认为分工最大的功能是社会功能，分工是维系整合社会的纽带，强调的是他的社会意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的密度不断增加，人口出现了越来越密集的趋势，城镇也不断的形成与发展，沟通手段和传播手段的数量与速度的增加削弱了各个社会环节的隔绝状态。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使得分工能够不断进步。组织结构代替了之前的环节结构如地域性的家庭组织、地方宗教等，随着分工的逐渐深化与扩展，职业团体不断兴起，它成为了新的联结的纽带。社会环节不断失去丧失自己的个性，之前分割各个环节的壁垒被打破了，各个环节被联系起来了，社会实体变得自由，进入到全新的组合关系中。环节社会的消失使得专业化同时得到发展，个人意识从支撑他的有机环境和涵盖他的社会环境中解放出来，这种双重解放使个人行为变得更加独立。借助专业化的发展，个人的本性也越来越复杂，部分本性也就脱离了集体的作用和遗传的影响。
这种分工的发展也改变了社会团结的基础，压制性制裁有关规范构成的机械团结被恢复性制裁有关的规范所构成的有机团结代替，“劳动分工逐步替代了共同意识曾经扮演的角色，高等社会的统一完全要靠分工来维持”。这样，“分工的作用不仅限于改变和完善现有的社会，而是使社会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没有这些可能，社会就不存在”，并且经济意义上的“交换之所以产生，其原因在于两个不完整的人所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交换是这种依赖关系的外在阐释，对其内在和深层状态的外在表现。”这种深层次的依赖关系使得社会团结和道德秩序得已建立。
同时，他也认为，分工存在偏离形式，失范的，强制的，和不适当的分工等带来的反常后果。如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劳资冲突，他们足以使有机团结发生断裂。如科学发展史上的分工，专业化，使得科学家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仅局限于特殊的学科，而且局限于某类特殊的问题，孔德就认为“学者们只知道孤立的思考问题，把自己局限于既定的科学或大或小的领域里，他们已经顾及不到自己特殊的研究和普遍的实证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了”。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分工重新塑造了团结，分工产生了各种规范，可以保证相互分化的各种功能进行稳定正常的协作，更重要的是，它在“人与人之间构建了一个能够永久的把人们联系起来的权利与责任体系”。这种权利与责任体系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触及人们内心道德意义上的。当然，分工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从根本意义上讲，我觉得涂尔干想解决核心问题的是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新道德的竖立问题，他担忧的是“新者未立，旧者已亡”道德从哪里来，他有什么特征，原有维系人们团结的工具消失了，新的手段该怎么建立等等。显然，他看到了“经济人”固有的道德缺陷，想树立“社会人”或者说“道德人”的角色。
这种担忧从他另外一本书《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可以窥测一二，涂尔干从反驳泛灵论与自然崇拜入手，讲述形形色色的宗教仪式与规则，涂尔干彻底的展现了自己对宗教生活的理解，对图腾制度的追踪溯源，基本信仰与膜拜仪式的介绍，宗教的这种狂热，宗教所描绘的美好蓝图，所表达的是原始人的集体理想，原始人在这种集体生活的学校学会了理想化,“在吸收消化社会所构筑的理想过程中，他自己也变得有能力去构想理想。”社会在其作用范围之内引导个体，理想化的能力使得个体与社会联结起来，个人的理想不过是集体的理想个体化，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集体理想，并赋予它个人的要素，这样个人的理想便从社会的理想分离出来，个人人格越发展，这种分离就越彻底，最终变成自主行动的源泉。同时，宗教不仅是一个仪轨体系，还是一个观念体系，它所表达的集体的情感与集体意识是整合社会所必要的手段，原始人通过定期的仪式与规则，人们将这种情感与意识加以强化，“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这也就说明了宗教是源于社会。
显然，宗教也是维系人们团结的手段，并且在原始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但是随着人们理性的发展，这种手段在逐渐弱化，宗教也不可能统治社会的所有领域，它必然会让位给诸如科学这样的工具，“科学在脱离了宗教以后，便在认识与智识等方面替代了宗教的只能”。这与韦伯讲的理性化，宗教生活的的世俗化，合理化有相似的地方，韦伯将宗教分为拒世的、适应现世的和支配现世的，他试图在各种社会领域中证明现代社会是一个祛魅的世界，人们已经被神给抛弃了，人与神的关系中的神秘仪式被价值合理性的制度所代替了。涂尔干证明宗教来源于社会，也是在祛除宗教的魅力，宗教本身也是社会力的一种表现而已，是社会的象征，所以人们不需要害怕，只需要重新回归集体的生活。集体生活与集体意识的价值在于他能够为人类提供思想道德体系，迫使人们压抑动物本性，摆脱生物决定论而成为社会的一员，与周围的物质世界和谐相处。“如果周围的道德力再也不能制约和裁抑我们的激情，那么人类无拘无束的行为就会迷失于空虚中“。所以他在《道德教育》这本书中，提倡的教育儿童要压制个人的利己属性，引导儿童发挥与宣扬利他属性，认为教育就是年轻一代系统社会化的过程，培养人的纪律性、克制性、自主性。通过道德规范的实践，培养一种能够支配和规定我们自身的能力，也是这一思想的反应。
从研究对象上来讲，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研究并不单单以利益出发，不管是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它关注的是能够将个体维系起来的社会纽带，即涂尔干所说的具有道德特性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
总之，社会学三大家，除了马克思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明白，还是要抽时间再仔细的琢磨。韦伯涂尔干还是能够在整体上进行把握，对他们的认识也更加透彻，他们三者都准确把脉到了社会发展之趋势，也预测到了问题之所在。我觉得，他们所做的研究是试图从某一角度切入，剖析一个长时段的社会变迁过程，如果这种逻辑是自洽的，材料的选择上没有大的漏洞，且对社会很有说服力，这就是上乘之作。

自己的感想：第一，这个月看书的时间很充裕，自己也很享受这个过程，看书也有一些新的想法与体悟。第二，我觉得读经典培养的气质，不是霸气，不是浩然正义，而是一种底气，底气十足，因为后来的学者无非是跟经典作家的对话，无非是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如果我们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就自然有底气去质疑他们，有底气与后来的学者对话。最后，道声谢谢，谢谢贺老师，感谢读书会，让我更加有动力的去看书，去认真的思考问题，若没有，可能我大部分时间跟我同学一样荒废掉了。今年过的真快，希望自己明年能够抓紧时间学习，能够比这一年有更大的进步。







《马克思传》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人的世界和世界的人——马克思思想历程追踪》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古犹太教》
《宗教与世界》    《宗教社会学》
《支配社会学》  《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
作为观念的韦伯
韦伯的宗教学说，其核心问题是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考察的是传统宗教的伦理是否对于产生现代性资本主义有重大影响，集中于宗教的经济伦理对于世俗世界的影响，试图说明西方的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精神支撑，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东方的宗教对于经济生活的态度则抑制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得以扩张的动力首先不在于资本的来源，而是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不论在哪儿，只要资本主义精神扎下根来并反映出来，便会创造出经济活动所必需的资本来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否则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便难以展开。”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遍布世界各地，但惟独在西方得到了发展，不仅在数量，而且还在类型、形式及方向上取得了其他各地从未出现过的发展，韦伯据此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是”以自由劳动、理性的组织方式、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这种劳动组织形式主要有三个基本特点： (1) 形成了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的理性化的工业组织；(2) 劳务与家务的分离 ；(3) 采取了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他认为东西方社会之所以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没有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性化道路，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而宗教伦理则是蕴藏其后并导致东西方社会发展路径截然不同的根源。“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体现在“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计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到的经济成功。”即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本质区别在于西方拥有理性而东方则十分缺乏。
具体的讲，
西方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具有禁欲主义倾向的四大新教派别,即加尔文教、虔信派、循道派、浸礼宗诸派由于其形成的上帝预选说、天职观念、禁欲观念、劳动观念、分工观念在伦理上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首先、新教伦理以宗教的方式确认了正当追逐财富的合法性。新教伦理视合理地追逐财富为上帝的意愿,肯定了赢利活动的合法性,利益与欲望的关系得到了解释，使西方社会走出了视”赢利冲动”为罪恶的中世纪传统宗教伦理的禁锢。其次,新教伦理在主张合理追逐财富的同时又强调合理限制消费的必要性,并且将新获得财富继续投资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早期的资本积累。最后,新教伦理为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人的崛起提供了思想支持。对财富的追求是获得上帝恩宠的手段，工人阶级努力工作，做好天职本身就是对上帝的尊重。
中国的儒教由于其入世色彩浓厚，并且一直有”君子不器”、圣人崇拜、祖先崇拜的观念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其不利。第一、儒教的担纲者是受过儒学教育的儒生，是他们的身份伦理。一个家族培养读书人，目的是让他做官，而不是从事经济活动，这样将大部分的经济收入投入到对功名的追求，缺少资本积累的动力，并且这种对经典的学习，培养的是修养、气质并不是现实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人文主义取向浓厚。第二、对君子、圣人的追求，最根本的是要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圣人的话有绝对正确性，不得更改。第三、儒家的另一个中心概念”孝”则是对现有世界的支撑和维持力量。子女对父母的孝居于一切道德之首，这种孝使得血缘和家族更为紧密，对于传统思想的传承开辟了畅通无阻的道路，每个人都按父母的意愿做事，少有创新和变革，使得儒家的适应现世的思想一直能够维持下去。道教则是一种异端，出世的宗教，目的是过隐匿于世的生活。”只有从尘世中抽身出来，才会有余暇与力气来思索，以及捕捉神秘的感觉”，这种宗教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在谈到中国的情况时，韦伯在前面则详细描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从城市、君侯与神、封建俸禄国家、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讲述了中国的社会学基础。并认为这些物质基础也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说韦伯是观念决定论还是有些问题。
印度的宗教主要是印度教与佛教。印度教与种性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印度教是一种严格讲究血统的宗教，仅凭其双亲是否为印度教徒而决定子女是否为教徒。首先、种性制度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将人划分为四大阶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在这之后还有贱民阶层。且印度教义严格规定，四大种性是职业世袭，封闭性的团体。种姓制度将血缘与职业相联系，任何一种种姓都是与某一职业挂钩，都有自己的传统的生产程序，任何新技术的采用所形成的新的职业都被视为原有种姓的背叛，而新形成的种姓只能成为原有种姓之下的一个小种姓，而且会失去到达彼岸的机会，即轮回至更高种姓的希望。这样导致新发明的采用及具有资本主义的产业无法实现。第二、印度教与佛教都相信灵魂轮回、业报、救赎的观念，关注的是人死后的精神命运的问题。所以人在现世就只能承受现有的生活，”人们并非天生就希望拼命赚钱，而只是希望照着习惯活下去，并且能赚到为此所需要的那些钱就行了”，以求来世的解脱。婆罗门是印度教教义的担纲者，由于他们是神与信徒的中介者，所以有很多机会来聚集财富，他们并不将信徒的钱财用来作为资本积累。
古犹太教下的犹太教法律有种特别的传统主义，虔诚的犹太人只能生活在神谕之下，特别恐惧任何改善。首先, 韦伯认为犹太教缺乏禁欲主义。韦伯说：”犹如中国宗教和新教, 犹太教中也很少有冥思的, 或者禁欲的遁世的观念。犹太教有别于清教主义之处, 只是在于相对地(总是如此)缺乏系统的禁欲主义。 “虽然犹太人也保持 “自制” 和理性主义, 但它 “完全出自于对 ‘律法书’ 的专注以及他对 ‘律法书’ 的严格履行之持续关注的需要”。 其次, 犹太商人气质和 “现代资本主义” 不相符。韦伯认为, 犹太人的 “贱民” 身份使犹太人只能从事商业而没能组织和从事工业生产。虽然犹太人也视经济活动的成功为接近上帝的征兆, 但这些经济成就并非 “犹太人的发明” , 而且犹太人在经济上奉行的双重道德标准(对本族人不可为之事对异族人可为)和放高利贷也有悖于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最后, 犹太教义和资本主义格格不入。韦伯认为, 犹太教教义, 特别是 “安息年” 的规定使成群而居的犹太人无法进行有计划的耕耘细作和生产。犹太律法使得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交易过于贪婪但形式又合法, 这些在韦伯看来都和资本主义精神要求不相耦合。
      总之，我觉得韦伯想表达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理性化即现代化，但是这种理性化并不仅仅指经济上的理性化，更需要一种观念、思维的现代化，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需要人们在思维方式、心理、思想的转变。如何评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传统中吸取有利于现代化积极的因素，抛弃消极的因素，这是韦伯想说的。

感悟：这一个月总体感觉比上个月收获更多，可能读韦伯比读马克思要容易一些，韦伯对于事实的描绘细致入微，做出了客观的事实描述。并且做了大量的概念的总结与分析，这点可以看出其功底之深厚。所以觉得首先，要先把事实做清楚，然后再做价值评价，尽量每句话都要有根有据，分清什么是作者的，什么是自己学到的，怎样把作者的思想转化为自己的见解，写好记叙文的基础上再写议论文。其次，觉得自己的基本能力很欠缺，比如自律能力不强、定力不够、不善于表达与沟通，不善于总结。迫切需要加强，读书也是培养这些基本能力的过程。第三，感觉怀着温情与敬意去读一个人得作品会更有更深入的理解。以前也读过韦伯的一些作品，当时的收获并不是很大，后来知道韦伯是社会学三大家，再读他的书就更有感觉一些。











十月读书报告
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二三四卷
感想
马克思的历史观
    任何一种历史观 ,都需要对人类社会作一个历史性的分析 ,即对人类社会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有解释力,以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全部发展过程。
三种不同解释的模式及其关系
( 1) 阶级斗争模式。把历史解释成由互相斗争的阶级来驱动的。他认为“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夺统治”。即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进化过程是原始的奴隶社会：奴隶与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直到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
比如对英法德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解释上。认为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是资产阶级伙同新贵族推翻旧贵族的统治，“1831年议会改革是整个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利益相一致或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
但这样的解释似乎不够，只看到表面的现象太浅显，属于表层的解释。对当时社会矛盾重生、阶级冲突严重、工人阶级生活贫寒，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起义，建立新国家是十分有效果的，解释力很强。但是对现在的某些历史事实解释不够，背后的原因还是没有弄清楚。用社会冲突的视角看问题总觉得会留下隐患。
( 2) 生产力模式。把历史解释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并认为历史是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支配的。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关键在于人们的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一切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进步标志是生产工具的改进，蒸汽机的发明极大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却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由于占有财富的不均，贫富分化严重，阶级由此产生，当生产或消费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社会危机，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要求得不到保障，进而导致阶级对抗。“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同时，他也认为“有时也容许上层建筑现象对经济基础的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生产关系，使他们发生变化”，这也就承认了人的作用，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是十分重要的。说马克思是经济决定论有些欠缺。
( 3) 人本主义模式。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把历史解释为“人的本质”异化和实现过程。以人的自由来看待发展，“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的自然界”，人有主观能动性，人参与实践就是对自然的改造，在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人”，人的本质在于劳动，劳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自身也某种形态被废除了，劳动的异化带来了人的异化，为了克服异化现象就要实现对人的尊重，保障个人的劳动的权利。人的自由来源于生产力的提高，来源于闲暇的时间。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来源于对反对资产阶级特权，倡导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颇有平等、民主的色彩，同时他将平等的要求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地位方面，这也是西方福利国家的理论来源之一。
同时，也看到, 这三种连续性模式分属不同的层次, 有其特定的逻辑层次和逻辑结构。阶级斗争模式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表层结构, 生产力模式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层结构, 人本主义模式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层内核, 三种不同层次的理论模式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立体结构。
阶级斗争模式是马克思历史观的表层结构, 原因在于阶级斗争是由生产力模式所派生, 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马克思指出: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 每一次都不免爆发为革命, 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 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 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 政治斗争, 等等。因此, 按照我们的观点,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生产力模式是马克思历史观的中层结构,原因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方面派生出阶级斗争模式,另一方面又内生于人本主义模式。人们何以从事生产活动并因而创造历史, 前提是个人的存在及其特性。因此, 马克思指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 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 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
人本主义模式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深层核心, 原因在于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目的在于自身人性的完善, 强调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强调人不仅作为个人而且作为创造历史的参与者的积极主动的能力。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追求。马克思曾以人的发展为线索勾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 “ 人的依赖关系, 是最初的社会形式, 在这种形式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大形式, 在这种形式下,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是第三个阶段。”
三种不同层次的理论模式构成了马克思历史观的立体结构，也体现了马克思的人性论与经济、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人性论的简单评述及其他
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理解人的本质，此前所有的西方思想家都是从理性、天赋来理解人，比如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人只有在沉静的思考中才能获得理性，这样就断绝了与外在世界的交往。自从苏格拉底因为社会舆论被杀之后，柏拉图就对群众抱有深刻的偏见，认为独特的沉思而不是言语的交往才能获得智慧，这可能也是他哲学王思想的心理原因之一。哲学的本质是反传统的，它起源于惊奇而动心。而政治是建立在群体性的人之中的，单独的人有哲学、哲思，但是没有政治，他不需要对任何事物负责。哲学与政治的界限被划开了。康德所谓头顶的心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使他敬畏，是将宇宙的秩序与他自身的道德律法给统一起来，这也是把政治与哲学相统一的一种方式。霍布斯以人性恶的观念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统一私域与公域，很不高明，在私域中道德是以人性善来维系的，在公域中却以恶来联结，本质性的冲突为人的分裂埋了伏笔。西方传统中是以人性恶来构建政治秩序吗，为何国家还能有那么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社会、政府与国家是分开的吗，那岂不是政治秩序不能维护基本的统一？是什么维系整合国家的？马克思打翻了西方的这一传统，将人重新抛回社会。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在与劳动。尽管在表述上有些不同，实质上却并没有差别。人之于为人，人的物质性需求是第一等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劳动就成为获得物质生产资料的手段。在此基础上，人们之间的交往，构建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这样社会与国家联结起来了，或者说公域与私域联结起来了，但是没有基本的个人空间，也就是柏拉图所理解的“沉静的思考”谁能够为人类指明发展方向了？抑或本质在于劳动的人最终消灭了劳动，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在之后是否有空余思考这个问题，人是否会珍惜他们靠双手建立起来的美好家园，还是如亚特兰蒂斯一样永沉冰冷的海洋？
总结
这个月读书，总体比较平稳，但开始的时候还是浪费了很多时间。都说读书若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渴，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渺小与无知，想看的书很多。读马克思迫切需要有同学跟我讨论，本身马克思的思想是很庞大复杂的体系，自己的思维都点与点的关系，很多零散的点，写总结稍微有串起来的感觉，但都是“宏大叙事”，没有细致的描绘。下个月继续读马克思，希望能有更深入的总结。



  九月读书报告
书目
《资本论》（一二三卷）
《清代地方政府》瞿同祖 法律出版社 2002年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金冠涛 刘青峰 法律出版社 2010年
感想
《资本论》
1、    人性论
马克思对人的看法是坚持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抗争与改造中逐渐发展，人类作为有意识的动物，具有主观能动性，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形态。同时认为，在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下，劳动出现了异化，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相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相分离，劳动是为了创造更多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最后劳动也成为了商品。随之人也出现了异化，人本身的角色被物化了的外在物质所代替，人类沦为工具的奴隶，机器的奴隶。例如书中写到：“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资，正如资产阶级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其卑微的角色。”正如早起无产阶级革命中，英国工人宣起的打砸机器运动。在整个社会被工厂所占据的时代，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资本家成为人格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他唯一的目的榨取工人，竟可能多的获取剩余价值，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据了统治地位。工人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随着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私有财产权的确定，人与人之间的间隔会更大，在劳动条件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一个阶级的享有的自由时间必然是另一个阶级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而异化的根源是私有制，要克服和否定异化就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从终极意义上说就是要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哲学
    历史唯物论与辩证法是该书的基本方法，全书的叙述方式充满着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式的语言。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对资本主义的阐述中，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资产阶级三者之间的关系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极其运动规律。
  辩证法的运用也很好的体现了马克思的哲学色彩。辩证的范畴往往具有两重性，矛盾推动者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如商品的二因素、劳动的两重性。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劳动时,马克思指出两个问题，一个是从资本观点来说什么是生产劳动与生产工人的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一般的生产劳动的问题。生产劳动的两重性来源于社会生产过程的两重性和劳动的两重性。社会生产过程,一方面是一般的物质变换过程，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前一个过程是生产的一般过程和条件，后一个过程是生产的社会形式或生产关系。在第一个过程中,劳动是具体劳动；在第二个过程中,劳动是抽象劳动。因此,在生产的一般过程中,生产劳动以具体劳动存在，这就是“什么是一般的生产劳动问题”；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劳动以抽象劳动存在,这就是从生产关系“来说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因此,生产劳动是生产的具体劳动与生产的抽象劳动这两重性的统一。同时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资本的运作，等价物的形式从个别等价物到特殊等价物再到一般等价物，生产的运作从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事物是运动与发展“在一种场合，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在另一种场合，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
3、经济
资本论所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以及和他们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关键词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怎么产生的及在不同经济形态的具体表现。第一卷考察了商品和货币、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资本有如何创造剩余价值，对英国工人生存状况细致入微的描写刺痛人心，让我们看到了赤裸裸的剥削、阶级对立。第二卷考察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在他循环中所采取的不同形式和这个循环本身的各种形式，一定量的资本怎样同时分成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些不同的形式，以致这些形式互相交替而且总资本价值的不同部分也不断并存于这些不同的状态中，并执行职能。第三卷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总体考察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自己的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如剩余价值一方面表现为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个通过它对总资本的关系获得进一步规定的余额。
总体感觉，书中材料很丰富，谁能够掌握最初的最原始的材料，对复杂的现实有深刻的洞察力，并且能够建立框架运用这些材料，谁就能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同时，叙述逻辑严密，涉及到经济学的东西很多，让我读起来很吃力，没读懂。翻译的也十分出色。
《清代的地方政府》
  不同于以往的书偏重于对制度本身的讲述，该书重心在于政治或政府体制中的个人及其行为，对政治体制传统的完整性认识。从州县官、书吏、衙役、长随、幕友、士绅等角色考察地方政府的具体运作特点。同时，书中也重点讲述了非正式的私人性因素对传统地方政府和政治行为的影响，如士绅对地方政府或政治的非正式或私人性参与，并认为他们的权力属于非正式的权力，他们与官员一起管理地方政府，有时候他们的话语往往比官员更直接有效,这是由于他们往往比流动性的官员更了解当地的情况，官员往往执行法律，士绅则凭借情感接近百姓，法律所不能禁止的地方，却可能通过感情诉求来制止。他们虽然是唯一能合法的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但他们只有在这种利益不威胁自身的情况下，士绅才会考虑社会的共同的利益，并充当调停人的角色，所以很难说是“乡村自治”。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延续《兴盛与危机》所建立的逻辑体系，运用超稳定假说，重新解释近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展现了一副宏大的历史画卷，认为当传统的一体化结构不能抵抗西方冲击时，就会出现传统意识形态的危机，以及相应一体化组织的解体，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这种组织方式没有改变，危机的后果只会是意识形态更替，即用更换意识形态以产生更具社会动员力的一体化组织来适应西方冲击。感兴趣的点是怎样解释历史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可以通过考察早起国共两党的高级人员的背景及其意识形态对行为的影响进行解释，书中对比了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组织力的差别，认为中共的胜利源于极强的意识形态的组织力，极严密的基层组织。马列主义是一种强大的一体化的逻辑体系，中共通过延安整风，将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相结合也即马列主义的儒家化，最终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展现了强大的力量，中共革命取得了胜利。


反思：总体感觉是只有读重的书才能沉下去，才能有更深刻，更厚重的东西，才会有更多的思考。一个人读书，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自律性不强，不善于管理自己，有些课没有必要去上，也给自己找借口，浪费了很多时间。另外，读书的时候缺乏思考，也不善于思考，还没有读进去就急着出来，浅尝辄止，读书之大忌。希望以后注意，争取更大的进步。



暑假读书报告

在华科呆了快两个月，在此特别感谢老师、师兄、师姐、同学们给我提供了一个舒服的读书环境，让我能够沉下心来安静读书。


历史学

《历史研究》（上册）阿洛德 汤因比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明代的漕运》 黄仁宇  九州出版社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万历十五年》 

《中国大历史》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放宽历史的视野》 

《地北天南叙古今》

《关系千万重》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大历史不会萎缩》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社会学

《社会学》吉登斯  北大出版社

《社会学主要思潮》雷蒙 阿隆  华夏出版社

《重新发现社会》熊培云  新星出版社

政治学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李剑龙  商务印书馆

《政治多元论—当代政治理论研究》萧公权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 商务印书馆

《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  金观涛  刘青峰  法律出版社

《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萧功秦  新星出版社

《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 何俊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 阿尔蒙德  维巴

《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  长春出版社

《中国知识份子十论》 许纪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寻找家园》  高尔泰

A、解读黄仁宇及其他

1918生于湖南长沙，曾投笔从戎，后赴美求学，攻读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先后获学士学位（1954年），硕士学位（1957年），博士学位（1964）（我们很幸运,时代造就人才）。之后，曾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1968-1980 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教授，还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研究工作。半路出家  大器晚成。

一、大历史观

（一）、何谓“大历史观”

黄仁宇曾形象的说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九十九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明代）”

他跟许多学历史的人一样，觉得历史上一件牵涉广泛的重大情事，既已发生，且不可逆转，其中必有理由；如此，中国历史上既已发生的事件，就必须以一种历史观予以大的解说 ；因此具体剖析一段历史，黄仁宇的思维模式便是“叙事不妨细致，但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他的“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历史的发展往往具有前后连贯性，过去的历史可以解释现代发生的一些问题，因此他特别注重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他强调身为后来人，分析具体历史情节时可以站在丰富的文化成果上遥追数百年，从而穿透迷雾和狭隘，一针见血地做出根本性分析。用黄仁宇自己的话来概括，所谓“大历史”就是“采取以长时间、远距离，而尤以超过人身经验的着眼研读历史”“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及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揭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联合。”（《大历史不会萎缩》）

（历史惊人的相似的地方，注重横向与纵向的联系）

财政史：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与正义——温家宝

（黄：财政体系的不变 1、明代覆亡乃是财政体系的破产，1632年，有三百四十个县欠缴纳国家税粮达半数以上，其中134个县全部拖欠—以实物为基础 2、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奕经反攻宁波，他的军费是在不同的地方设立四个不同的银库，去接受各地零星押运来的款项。3、1894年北洋舰队接受好几个省份的津贴，李鸿章却没有权力干预各省的财政。

李剑龙：近代政治演进的关键点及其基本走向—太平天国运动后，权力下移，汉族官吏地位上升：督抚取得军事权、其势渐重，军队由单元体化为多元体，中央失去把握之权。——清廷颠覆、军阀割据。

（二）、历史学习方法

重要的并不是历史应当或不应当如何展开，因为它一经展开就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无须人们从主观上加以想象或构造，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如是展开。以“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

二、技术性格

（一）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

资本主义词汇的来源，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这种技术性格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资金广泛的流通，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

2、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

3、 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

他明确提出：“我们所谓的现代经济或资本主义，实质上乃是一整套技术的应用。所谓“技术”，在黄仁宇的理解里就是“不带意识形态的色彩”。这种技术史观最终归结于“数目字管理”。依黄仁宇看来，“资本主义”就是通过一整套“技术”的应用使商业规则与国家法制有效结合，从而使国家能够实现“金融管制”和“数目字管理”。

例如：在分析国共内战的原因时，他并没有延续国共两党权力斗争的传统观点，而是给出了一个新鲜的解释：“双方都志在组织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彼此都想避免穷困”，“其实人民解放军的战胜国军，得益于其就地征兵取粮，补给线缩短，无防御性的顾虑，因之战斗意识旺盛。在这多方面有似于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以其均一雷同的组织战胜北宋。”

“明朝力图在一个广大的帝国内强制推行其野心勃勃的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这种做法超出达到这种程度的技术水平，这种技术包括实际的技术手段和专门的经济知识，表现为交通运输、信息交流以及其他服务性事业、货币和银行规则、会计统计和数据保存的技巧甚至官员的心态。”（《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这样是不是有些简单？马克思:经济决定论  韦伯的论述：观念决定论  金冠涛 刘青峰的论述）

（中国长期革命的目的：现代化——农业社会与商业社会—管理方式的差别—核心的价值（尊卑男女长幼的秩序与权利与义务）



（二）技术与意识形态（道德）的张力与解释历史的方式

在黄仁宇看来，这里提到的“道德”是指“技术”之外的意识形态，单就中国历史而言，特指在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中占居主导地位，并在现今依然影响人们价值判断的儒家道德观念。在黄仁宇的著作中，在分析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特别是传统社会后期的发展过程时，他用更多笔墨强调了道德在其中所起的消极作用：儒家道德观念支配着人们的言行、国家政策的执行，阻碍着法治的实施，而它所维护的也正是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农业经济，为中央集权统治的有力实现提供保障。（贤德政治观：圣君贤相）

“为了体现“历史的长期合理性”，遵循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从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分析，我们的认识也将更具客观性，同时避免步入用一种思想去评定另一种思想、用一种意识观念肯定或否定另一种意识的误区。”

历史解释的多元性（技术与意识形态）（引申部分）

（1）“在道德被认为比效率更重要的时代，过早的打破税收记录的官员更可能被批为自私自利，滥用权力，还会给继任者产生不必要的困难”（《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2）太平天国运动的解释  一方面平息内部的社会动乱，用纲常名教重建由绅士家族主宰的基层秩序，另一方面还是一场保卫儒家文化的战斗（《中国近百年的政治史》：神道主义与名教主义）

（3）（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感情上激动、金钱之策动、武力之制压）

（4）“1968年以后的上山下乡，既有解决城市多余劳动力的技术性因素，也有驱散思想火种的非技术性谋略，那样的思想火种，留在城市太危险，在后一意义上说，那场席卷两千万人口的大迁徙中，有点类似俄罗斯驱散十二月党人，广阔的天地成了广阔的西伯利亚，而绝大多数平平常常的中学生，被哄赶下乡，哭哭啼啼，到老都未能明白他们是那一小批危险思想的无辜陪送者。”（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

（5）（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中对儒家的论述  中西二元意识形态  公与私）

宋代的功利思想 “斥心性之空谈，究富强之实物”——

帝王的统治思想：“追求个人私利仅仅是一种阻碍个人道德水平升华的表现，谋利是说不出的罪恶，因此，追求物质享受和生活的奢侈会损害人性，必须予以抵制，即使是有利于社会环境改善的技术革新和进步也不能鼓励。”生存而非改善的境地，未能从技术上突破。（《明代的漕运》）

（6）土地改革：阶级划分的基础上对敌对阶级进行经济剥夺与政治压迫的运动。讲解押金的含义，东南地区地权结构的特点，“大押佃”或“大佃”的性质，江津的“大佃户”与“二佃户”，“客嵌”的性质，以及“减租退押”的过程，退押的目的等等一系列内容，再结合邓小平的硬通货论，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暴政观等事实依据，有力地凸显了“土地改革”的真实目的，即这只是党支持财政需要的一个手段。（曹树基：从“大户加征”到“减租退押”——中共土地改革新论）

（7）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三、数目字管理（核心概念）：现代化？

“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但他又指出检验是否达到“技术”上的功效最终要归结到是否完成了“数目字的管理”上去，他认为“数目字的管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个范畴从狭义上讲，包括度量衡的统一、土地的商品化、税收的货币化以及人际关系的法律化等等，而通过这些条件的实现，再进一步达到国家财政的统一征收、计算和调配；而从广义上讲，“数目字的管理”又指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上层能够对广大的下层通过中间的技术层面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和沟通联系，从而最终达到使一切数目字化，特别是实现一切财政收支上的数目字管理，这样，整个国家和一切社会关系便得以彻底实现法治状态。

皇帝从不知晓税收与百姓的数目 也无从掌握确切的人数

（农业社会与商业社会  上层组织与下层组织

上层：以王权为中心的大一统官僚机构

中层：士族缙绅对地方和农村事物的管理

下层：宗法家族组织  儒生的角色）

金：近代的目标：社会整合与抵抗西方的冲击（必须建立具有现代化动员能力的国家<权力下沉>，它可以集中广大农业社会的人力无力建立现代国防，并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投资，需做到这一点，必须打破家族组织，剥夺地主对农村的支配，并建立一个能够广泛深入基层的官僚机构<中共革命的胜利:革命烈士精神、大同乌托邦>）



四、方法上的反思

以小见大 知微见著 管中窥豹 理性客观

危险否？宏大的命题从小事件中揭示，该怎样把握？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人是时间的维度。

从明代帝王、大臣管理漕运的方法中，我们可以推断描绘明代的政治体制、政府模式、财政政策以及社会风俗和统治思想（《明代的漕运》） 

“利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常常将他们的研究题目分成许多小的专题，这易于深入地、专门地进行考察。他们在没有将每一个方面可利用的资料分析透彻之前，是不会进行最后的综合分析的。这种方法，尽管符合逻辑，但对于研究明代政府的财政则意义有限。考察视点的狭窄会使调查者陷入了很大的风险，无法进行通盘考虑。所以这样得出的结论支离破碎，不能准确说明整个制度的情况与特点。以同样的方式去重新整理明代的财政数据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努力将混乱的制度进行逻辑整理分析可能有利于读者的理解，但同时也容易模糊了其所希望表达的主题，叙述者的角色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位财政改革家，而不是一位财政史学家。”（《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拉长距离、提纲挈领”

B、社会学的前两本书本书总体上展现了一副图画，社会学的研究的主题、方法与一些重要社会学家的思想概述。（欠缺的地方）

熊培云的书以散文式的写作手法讲诉严肃的话题——社会的重要性。国家、个人、社会在权界上的错位与回归。（定分：【慎子】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在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如何超越左右纷争、重建国家的伦理底线；如何重新焕发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扶正个体的权益与价值，即在“自由即秩序”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新中国”。

对信息沟通的关注，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点。书中提到：“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差异是前者的信息是垂直流动的；而在后者中，信息是水平及对角流动，买卖双方在各个层次交换着信息。”计划经济在技术上难以操作，人的理性很难建构一整套完整的模型，并且保证各个环节的顺畅与流通。中央与地方对信息双方的掌控程度（致命的自负、《叫魂：1768妖术大恐慌》、跑部前进中一个项目多次报批、鄱阳县某办事员贪污近一亿）

    C、萧功秦

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不同于权威主义的是要建立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

“从历史背景、政治精英的形成方式、转型战略、政治约束条件、意识形态在转型中的重要性以及意识形态的转型方式、权威合法性转换、政治参与方式变化，社会自组织系统的特点，政治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改革的政治约束条件，路径依赖程度等等各个方面，来考察我们自己国家的转型模式的特点。只有通过宏观比较，才能形成具有中国本身特点的政治发展理论。”（百年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洋务运动——早期议会民主制模式——袁世凯的军事强人的权威主义模式——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模式——毛泽东体制——邓小平新政模式）

D、历史制度主义的简单评述

三种方法的介绍

行为主义革命：统计学方法、计算机技术找到随机现象的背后的规律性因素

理性选择范式：演绎逻辑，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去深入推演理性的政治人面临各种场景的理性反映，并由此而发展出平等主体之间的种种博弈模型，也揭示了不少理性人的集体行动困境。

（过分注重方法、技术和理论本身的追求掩盖替代和偏离对目的本身的追求——对政治现象的关注）

历史制度主义：连接着制度理论与行为理论的中层理论（制度如何影响行为、以及制度行为和观念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相互影响并共同塑造出某种政治后果）继承两种范式（对行为的研究、对个体理性的重视以及对理论发展的关注）

研究取向：制度取向：强调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主要流派。政策取向：强调之从制度角度展开公共政策研究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文化取向；强调之对文化理论所构成的冲击。

对政治科学的重构：研究视角上：对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的批判构成了制度中心论。研究对象上：对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解。研究方法上：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达到对复杂问题的深刻理解，从而达到在比较历史分析之中满足“叙事”“建模”和“检验”的多重功能。（政治经济危机的出现为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和旧的制度之间的张力提供了一种解决的机会，也正是在此时，政治精英才会重新界定自己的立场并对危机加以操纵而构建出新的制度）

致力于发掘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对人类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的政治进程，这种处理对象上的点决定了历史制度主义要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视界内来展开分析。在它们看来，它们要研究的对象，如国家与社会革命、国家建设、民主化及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发展，都是一些在人类社会特定时期内不那么经常发生的罕有现象，某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的影响。



E、朱学勤的文笔很犀利，文字很有力量，极具思想性也很激烈，能给人很强的冲击感。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看法逈与主流。人生的经历加上性格的几分因素促成戏谑的叙述方式，对文革的批判、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以及对思想史的特殊关照，需要十分强的定力！学术与思想的争论亦或狐狸与刺猬的斗争一直将持续下去，八十年代是一个很值得敬佩的年代，高水平带有思想的争论才会有新的深刻的思想出现。

时代的演进，前后三十年对比让很多话题都特别有意思。书中提到，当年知青进村，农家鼓盆而歌，称其为“城里来的文化人，嘻，多不容易”，并且知青占用招工、招干、参军名额。二十年一过，后者进城打工，则被前者称为“民工”“盲流”“城乡结合部的不稳定因素”。城乡文化的变迁、底层上升空间的狭小，阶级的再造都可以涉及到这个案例。

前几天还跟朋友讨论这个时代寒门可不可能出贵子，看似阶级固化，但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讲还是有许多空间，能力是很重要的因素，整体的评价机制还是相对于过于而言是公平的，譬如做学术。

F、许纪霖论知识份子

书中详细介绍了知识份子的来源及在各个国家、时代的不同表现。“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在俄国，知识分子代表者是十九世纪的精神性群体，具有道德批判意识，处于东西文化冲击的紧张状态中。法国知识份子为左派的天下，他们为理想、信仰和乌托邦信念而奋斗，富有浪漫主义情怀，如卢梭、萨特、福柯、利奥塔、德里达，因1894年德雷福斯事件而登上历史舞台。在英国，知识份子是学院派，寻求保守、妥协，在体制内部寻求变革之道。在德国，知识份子国家主义气质浓厚，向往内心的自由。

雅各比《最后的知识份子》一书中，将知识份子分为三类，第一类：传统型知识份子，代表着普遍的真理、良知、正义；第二类：有机知识份子，代表某一利益集团，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第三类：特殊知识份子，在具体的领域中思考如何解构整体的权力。以这个分类对比处于大时代的中国式的知识份子就很有意思。按常理来说，这个时代物质已经足够丰富，社会控制也没有以前那么恐怖，并且处在大转折的时代，很多问题待解决，应该是能够出“大家”的，可我们看到的不过是混战加扯皮，斯文扫地！

书中对徐复观、蒋廷黻、傅斯年、林同济、朱自清、金岳霖、闻一多的生平介绍，给了我很多触动，何新说要为了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做学术。立场还是很重要的，为谁说话，站在什么角度看问题，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值得付出一切。还是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做个读书人为好！

G、用政治文化解读政治制度

《公民文化》一书基本假设是政治偏好和认知倾向决定人们的政治行为，进而影响政治结构的稳定和变化。在方法论上，通过对五国（美英德意墨）公民政治态度和价值的抽样问卷来获取一手资料，以此分析政治态度和价值与民主制的关系。

从政治文化入手，通过辨别和分析不同国家政治文化模式的差异来发现和归纳出稳定有效的民主体制所需要的政治文化模式。这里的政治文化指一国人口中对政治主体（政府机构、官员、政党组织、政策决定等）的认知、情感和评价的特有模式。政治认知模式包括这几个维度：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多么大的重要性；衡量对政治公共事物的意识和接触的标准；政治信息的测试；对于政治争议和问题，作出选择和接受某些观点的愿意程度。

作者通过对资料的研究，将政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村落地域性、臣民依附性、积极参与型。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公民文化都是一种混合型、均衡的政治文化，许多个人在政治中是积极的，但也有许多人充当消极的臣民角色。村民和臣民取向可以减缓个人政治卷入和政治活动的强度，与参与者取向并存，而且渗透并修改参与者取向。（例如：泰国2006年到2009年政治运动中，红衫军主要组成人员是农民，利用农闲时间走上街头）

政治能力和政治参与如何影响政治系统？（个人、政治性团体、非政治性团体、制度性渠道与非制度性渠道，上访<“人们能够通过把与自己同等的人拉到争论中来，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种观念是高度政治的观念”>）台湾军公教与劳工阶层的对立。）



总结：暑假读书总体上感觉收获很大，不仅知识有所增长，眼界更加开阔，也对自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希望自己能够见贤思齐，时刻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在读书方法上，自己选择书目有些任性，没有系统条理性，没有真正的读经典，三大家除了韦伯有所涉及之外，另两位有些畏难情绪，希望自己能够克服，真正的读进去，争取取得更大的进步。回武大之后，即使一个人读书，也要顶天立地，长期坚持，增强单兵作战的能力，不掉队。




近一个月的读书笔记

 

    毕业季，诸事纷扰，无暇静心阅读思考，所读书目比较简单，想对自己的四年生活做一总结，也无法。以后多努力，能挨批是福。



读书书单

《历史大脉络》  许倬云    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赵鼎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全球公民社会》    约翰基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政治世界探微》    任东来    北京大学出版社
《政道与治道》    牟宗三    吉林出版集团
《西行漫记》    埃德加斯诺    东方出版社
《千年沉重》    胡平    东方出版中心
《往事并不如烟》    章诒和    作家出版社
《历史大脉络》一书以宏大叙事的方式讲述历史的变迁与人类的过往。前半段以泼墨山水的方式勾勒人类历史与中国文化发展有关的大方向，后半段涉及到新航路开辟后的历史，整个世界联为一体，也就是在这个时刻，中国开始落后。作为台湾的学者，自然关注了台湾的生存方式。台湾１９４５年之后的历史是我很欠缺的，书中记述了台湾的土改过程以及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族群隔阂，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过程以及经济的腾飞。台湾的土地改革很成功，然而也为后来的族群分裂埋下了伏笔，“脱产之恨，转化为怨恨台湾当局，再转为仇视外省人，三转为自外于中国及中国文化”，土地改革与台独势力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在书的末尾，作者也对人类自身的处境表示了担忧，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先贤为人类界定了是非、对错、善恶种种价值，将大多数的人类带进文明开化之境，然而从上个世纪开始，几大文明都在日益式微，文明的冲突也日益显现，科技对神祇的冲击不言而喻，终极关怀不足，儒家文明没有“独一神”，应该值得重视。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是一本专门介绍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的著作。书中详细讲述了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的发展、集体行为理论及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社会结构与社会运动、国家与社会运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兴起、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方式、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新闻大众舆论和社会运动等等。例如以国家的结构、性质以及国家特有的行为方式与社会运动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论述。托克维尔认为，传统法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是一个三层结构：国家、贵族、家庭和个人。贵族在这一结构中享有很多特权，但是他们同时管理着许多社会事务，所以其特权在传统法国中普遍接受。路易十四推行大规模的中央集权改造，把原来属于贵族的权力大部分集中到国家手中，为了降低阻力，路易十四赋予贵族免税特权。从此以后，法国贵族就变成只有特权而没有社会功能的寄生阶层，国家因免税政策而税源减少，失去贵族领导的法国平民变得日益原子化，并在国家政策的直接影响下变得日益政治化。这使法国出现了政治黑暗的局面，并推动一些只会空想和清谈的知识分子制造出种种抽象的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从大的方面说，这是由于现代化而引起的社会变迁。社会的经济结构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主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差异也很有意思。书中在介绍摩尔对印度民主的阐述时，认为印度由于没有革命力量打破印度社会的传统结构，一旦实行民主，代表印度种姓制度和传统农业社会的强大势力就会通过所控制的人员和掌握的选票来加固他们的地位，从而使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阻力重重，印度社会发展因此举步维艰。印度有１７００多个政党，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族群分裂。不知道民主先导论的学者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全球公民社会》一书中，作者先是回顾了作为宏大观念的全球公民社会在近期的发展，探究了当前培育或威胁全球公民社会成长的矛盾力量所形成的混乱状态，并展示了全球公民社会话语所暗示的政治图景—那是暴力更少的世界，它建立在合法认可的权利分享协议之上，而这些协议是由于许多互不相同而又相互交叉的社会经济生活形式所达成的。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早有康德的民主和平论，后有罗尔斯的万民法，试图用人类的理性构建一个美好的完美的世界，然而各个族群的文化传统不一，政治上的统一是否会带来文化上的抵制值得探究。区域性的团体如欧盟的成立与扩大是值得借鉴的，在一个民族国家为主的时代，科技革命越来越缩小人们的界限，我一直认为个体是有自由的，而集体常常无自由，个体的自由不能建立在对集体自由的妨碍上。（书的翻译很糟糕）
任东来先生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早些年以研究美国的宪政历程而出名，可惜也英年早逝，做学术也会很累，而且会受精神的折磨吧。《政治世界探微》是先生的论文集，全书分为六个部分：政治的国际制度维度、大国政治、中美关系的政治、政治的族性和民族维度、政治的法律维度、政治中的个人、政党、社群与学术。先生所理解的政治，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论研究大国的外交，还是研究国际体制；无论是研究一般性的族裔冲突、民族自决，还是具体的宪法政治；无论是讨论宏大的国际事务，还是学术界茶杯里的风波，其实质问题都是权力的获得与使用，利益的分配与协调，秩序的建立与维护，而这些恰恰是构成政治的基本要素。这些论文都围绕着某一个具体问题、概念、著述、理论和机构展开，故称之为“探微”。
《政道与治道》是牟宗三先生的一本很有名的书，里面的结论“有治道，无政道”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结论，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还组织讨论过一次。这句话用现代的语境来说，指的是中国无政治民主，但是有选举民主。涉及到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在我看来是很高的，两千多年的治理体制都没有变过，治理的方式依照儒家的德化的治道、道家的道化的治道、法家的物化的治道，君主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制度制约，但其权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如周朝在广阔的地域内维持相对的长治久安的缘由就是政道与治道的完美结合，在政道上，政权建立在神圣的宗教价值支撑之上，即对民意的尊重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天以及与天有密切联系的天之子的敬畏；在治道上则是礼治、分封制、原－官僚制等。正如史华兹所说：“周代早期秩序相对稳定表明了一种属于王室血统的封建主之间的神圣亲缘纽带的依赖，对于非亲属领主的封建策略的依赖以及对于原官僚制机构的依赖的结合”。牟宗三先生的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即古典中国对治道的关注和由此的发达 但是，这种关注和发达恰恰是为了合乎政道，而不是不重视甚至否定政道。书中对明末清初思想家的论述值得注意，黄宗羲这批人应该值得更深入的挖掘。
《西行漫记》记述了作者从１９３６年６月到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在红色地区的所见所闻。作者讲述了他与毛主席的谈话，对彭德怀、周恩来、贺龙、朱德等人的映像，“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所写下的。读完这些材料也就能够了解为什么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红星能够闪耀中国，为什么那么多大学生要冲破险阻跑去延安，并甘愿留在那里，为什么中共的革命能够胜利。希望总是好的，新人做新政是值得注意的。现在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评论要么神圣化，要么魔鬼化，就从来没有把他们当做真正的实践者来看，很不妥啊。
胡平先生是我在南大最佩服的老师，没有之一，对自由主义的倾向也可能是受此人的影响。《千年沉重》是每一个江西人或者受到赣文化的熏陶者都应该读的书。临走之际，仔细品味。快哉苦哉！先生似乎抱有历史深处的忧虑，赣地区千百年来好像受中央的影响很深，从来寄希望于中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建立现代大学也是如此，建国之后以老区、红土地自诩，然而却忘记了之前的荣耀与兴衰。赣商势力虽不及浙商、徽商，但遍布全国的万寿宫也能证明其实力，赣地历朝历代出了无数状元，临川才子之乡也能证明书香的悠远。然而在现代化的历程上，赣地区却错过了好几次机会，中国科技大学南迁、第二汽车制造厂的选址都因一句要“提供几万人的粮食”而无果。现代的铁路，连接南北的大动脉也从边上擦肩而过，０８年湖南大学，大动脉被堵，本以为高铁会从江西过，然又错过机会。江西人似乎很闭塞，短视．．．．．．
《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所著，对她感兴趣无疑因为她的个人经历。大右派的女儿，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现在很活跃。在序中写道：“曾经最珍贵、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从前的人什么都相信，相信．．．．一后来突然又什么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们长期回避真实、拒绝真实的问题。”政治斗争真的不好啊，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个体的生命很渺小啊，真实的个人被抽象的人群所谋杀，失去了基本的人性的、太过于激情的东西不应该相信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老庄孙子”似乎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史良、储安平、张伯驹夫妇、康同壁母女、聂绀弩、罗隆基这些人应该被记住。单一化的分析历史事件是没有说服力的，“要对世界高度复杂性抱有深刻的认识”。若是能真实的活着该多好啊！“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支柱。”“兼听则明”好好学习历史，分析材料，才是王道。
　　　这一个月读书很虚，上月看到有同学已经开始读资本论了，佩服啊。不看深刻的书是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的，落后了。下个月想方设法补吧！

近一个月的读书笔记
      这一个月，前大半个月忙着写毕业论文，写完之后回了趟家，游了个山，玩了个水，领略了下大自然，回学校后，自然想着该怎样“对付”贺老师，于是有了这篇读书笔记。


书单：
  1、《自杀轮》  迪尔凯姆著  孙立元 滕文芳编译 北京出版社 
    2、《学术与政治》 马克思*韦伯著    冯克利译  三联书店
  3、《儒教与道教》  马克思*韦伯著    王蓉芬译 商务印书馆
  4、《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彼得*布劳著    李国武译 商务印书馆
  5、《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颐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6、《文明转型与中国海权》    倪乐雄著    文汇出版社
  7、《历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  木斋著    东方出版社


《自杀论》是以前上社会学课程的时候，就一直想读的一本书。书的脉络十分清晰明了，首先界定自杀的定义，接着对影响自杀的个人因素如酗酒、种族、遗传、仿效一一否定，又对影响自杀的自然因素如气候、季节、温度、白天黑夜等一一否定，然后提出研究假设即社会因素对自杀有巨大的影响，最后确定结论即社会事实对个人的自杀有很大的影响。在第二篇中，作者提出了自杀的分类，即利己主义的自杀、利他主义的自杀、反常的自杀。很有意思，推论作者的分类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20世纪初的世界正处于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工业文明本身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社会在结构层次上的混乱与伦理的失范，个人被社会牢牢的控制。个人与社会的界限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主题。也可知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能想当然，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所有牵涉到的因素在下结论。


韦伯是我很佩服的一个思想家。《学术与政治》是他的两篇演讲稿 《以学术为业》阐述了一个社会科学家的职责，尽可能的接近事实，这是一个理智化的过程，为世界去魅的过程。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尤其重要，做研究要摒弃个人的价值判断，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文艺复习的功绩在于，它使实验成了研究本身的一项原则”。政治也不应该干涉学术的自由，老师也不能在课堂上学生的思想，而尽可能的多教授学生知识，“知识上的诚实”。这样做，其实十分困难。以学术为业，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有志于做学术的人极强的定力，高度的热情并能够忍受清贫的生活。《以政治为业》是韦伯政治思想的集中阐释，阐述了他的国家观、政治观、提出了政治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分析了官吏与政治家的角色差别，评析了官僚制。政治与道德像一对难兄难弟。政治家需要有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历史上的很多事情难以用道德的眼光来看待，符合政治的逻辑，有时候与道德是相冲突的。


《儒教与道教》分析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治理方式：城市、君侯、神、封建俸禄国家、行政管理、农业制度、自治、法律、资本主义及特殊的士等级。然后分析了儒教与道教的处事之道，对比儒教与清教。试图从宗教经济伦理的角度说明为什么中国未出现资本主义。史料很丰富，背景很广阔，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证逻辑没有大的差别。儒教的伦理是否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很宏大的主题，近来还有所谓的东亚共识，认为传统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节俭、克己的精神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的经济发展有及其大的作用。书中的史料之丰富，对传统中国治理方式的把握，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是我在图书馆中无意发现的一本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让我十分头疼的一套书，此书也不列外。作者思考了一个基本的问题：社会生活是如何被组织成由人类交往构成的日益复杂的结构？作者试图从社会交换关系的理论视角来解答这一问题，既通过对人们之间交换关系的微观社会学分析，为发展对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宏观社会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可以认为，交换与权力是社会生活中的两个重要的维度，交换发生在平等的或者至少是存在互惠关系的基础上，而权力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高低关系。交换的报酬被分为外在性报酬与内在性报酬，社会生活并不仅仅是经济的生活，人是多元的“江湖卧虎藏龙，人心又何尝不是”。关于爱情的附论一节很有意思，深谙恋人的心理，总结的很到位。


《走向革命》讲述了晚清一些不鲜为人知的故事，涉及的人物有林则徐、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慈禧、袁世凯、孙中山、容闵等等。涉及的主题也很多，普世价值与特殊性、国情与公例、政争与臣属的命运、改良与革命。在评述历史的细节中，包含对各色任务的褒贬，以前被脸谱化的人物跃然纸上。“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贼寇”，晚清乱象更能考验人品。张之洞对维新派与自立军的态度飘忽不定“小事勇，大事怯”，林则徐、张佩纶，郭嵩焘的宦海浮沉，显示出了官场的叵测、谋略与智慧。何以走向激进革命，作者认为是清政府顽固守旧逼迫的结果，此理有待考证。


倪乐雄先生来南大作了两场演讲，听了其中一场，先生风度张扬，谈笑间历史故事娓娓道来，觉得很有趣味，于是翻了他一本书。先生认为中国已经抛弃了数千年的传统内向型经济结构，变成了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生存方式的转型将导致政治、军事、外交、教育、伦理道德、法律、风尚习俗和价值观等全方位的转型。海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书中分析了不同的经济结构与军事结构的关系，提出的郑成功的水师是历史上唯一具有类似地中海文明性质的海军的结论，认为这种商团打天下的模式才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对东南沿海的商团模式，我们往往从政治意义上予以抹杀，政治的逻辑与经济的逻辑是不一致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于市场原则突破原来的指令性计划的原则。中国近代以来处于一种防卫近代化的模式，军事领域的发展带动全社会的现代化。如今处于霍布斯的“丛林原则”、洛克的“自由主义”与康德的“永久和平”的世界大背景下，中国有这样的大战略家，幸甚！


偶然在图书馆遇到一本讲知青生涯的书—《历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木斋先生用平实朴华的文字勾勒出他十五年的知青故事，中建叙述的人物栩栩如生，情感的聚合、青年时代的理想、大时代的领袖人物的沉浮，在一个指令性的时代，先生能如此的淡然处之，用心中的诗情画意抵挡外部的琐碎肮脏，用内心的内在城堡固守原本的美好，实在佩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比这一代能有更多的人生体验，也更有魄力，相信习总书记、李总理能更有作为。




      这一个月读书并未尽心尽力，毕业季，人心浮动飘摇，学校出事，与无良之媒体愤战于网络，妄图尽可能的接近真相，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走到这个关口，人生也是一大转折，还有半个月也要人模人样的大学毕业了。读韦伯的书，愧于史料的欠缺，下个月会去认真读历史，社会学名著也会跟进。



[size=7]刘超的读书报告

      三月二十五日，有幸经兄长介绍，旁听中心2011级研究生读书报告会，慨叹师兄师姐读书之勤奋，用功之刻苦，毅力之坚韧。三十日又有幸与贺老师在其办公室面谈，了解了一些情况，对读书会也有了大概的认识，这算是正式加入读书会吧！相信这段缘分会成为我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段经历。闲话勿赘，现汇报近一个月读书情况。

书单

1、刘再复 林岗  《传统与中国人》

2、赵越胜  《燃灯者——忆周辅成》

3、老子  《道德经》

4、邓正来  《国家与社会》

5、候宜杰  《清末立宪运动史——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

6、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7、马勇  《晚清二十年》

8、阿玛提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

9、格伦.廷德    《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

10、刘再复  《世界游思》



1、刘再复先生是我十分佩服的一位学者，89年之后因为一些原因去了美国。这本书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书中的背景极为宏大，作者继承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批判性风格，涉及的主题有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设计、国人批判理性的成长，礼治秩序、道德的阴影等。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有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的社会转型的问题，而文化的转型是核心，也是十分漫长的一个阶段，尤其是中国文化是一种“日光文化”，正是有了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参照系，才慢慢反思传统文化，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然而中国是一个权力高度伦理化的社会，亦或是伦理高度权力化的社会，要打翻吃人的筵席，道路之艰难可见一斑。五四时期的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一场东方式的启蒙运动，她的伟大之处在于对人的发现，人要摆脱依附性，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这也是近一百年来的主题之一。


2、《燃灯者》讲述一代学人周辅成先生的故事，作者为其亦友亦弟子赵越胜先生。诚如其在开篇写道“是灯者，破黑暗以明其道”，先生在世时，给了作者莫大的学术指引与生活的鼓励。作者用鲜活俊美的文字勾勒出先生的高尚杰出的风骨，对真善美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跃然于纸上。书中写道：“能与先哲对话，能有成果惠及后人便达初衷，其余世间名利皆淡然处之。这种淡泊雍然，来自浩然之气的涵养，来自古卷青灯的陶冶，来自“大道如砥”、“德不孤，必有邻”的信念。先生已点燃烛火，又约我们同守暗夜，小子岂敢怠情。”人生能遇到这样的贵人，也是一件幸事。


3、老子用时髦的话说，一定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对辩证法十分精通的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争就啥都有了，达观超脱一些，得意之时，学孔子做帝王师，失意之时，学老子道法自然。五千言，也道尽了人间的大道理，原来大道理都是十分浅显明了的。无奈，这个时代，人的欲望被放大到极致，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静虚极，守静笃”，在铜臭味十足的年代，安身立命，原则性与妥协性高度统一就靠它了。


4、邓正来先生是国内研究公域与私域的关系，亦即国家与社会问题较早的学者之一，可惜今年去世了。此书是他的论文集汇编。不同于新权威主义道路倡导的建立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性政府引导中国现代化的转型、民主宪政派建立民主政府的迫切性，作者认为国家与社会的界限的划分及这种关系的制度化建构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将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这种家国同构大一统，公域与私域划分界限十分模糊的国家，建立严格意义的具有法律权威的界限将十分困难。而且国家与社会在概念上的界分也是十分必要的。任重道远啊。


5、侯先生此书，大量利用民间报刊资料，对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原因与历史进步意义作了简要分析。是研究清末宪政的难得的佳作。令人耳目一新的首先在于突破了长期流行的阶层论,即认定立宪派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革命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这种说法为否定立宪运动者发明和使用,也被肯定立宪运动者默许和认可。作者明确指出,立宪派和革命派其阶级基础是整个资产阶级。两派的分野是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前者并非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上层,后者也不仅仅是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专利。


6、有人认为近代只有三个人真正读懂了中国，即毛泽东、蒋介石、鲁迅。毛选读了若干篇，才能窥测出其中的一些缘由。毛深入基层，了解农村现实，做到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总结精辟，善于发现、分析问题，”实事求是，得出了重要的结论。一直以为，中共的胜利在于善于团结人，善于收拾人心，善于用高昂的理想结合民族主义的旗帜，高强度现代化的组织。原来，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十分高尚的词眼。用阶级分析法，在那个时代解释社会现象显得铿锵有力、十分有说服力，然革命年代与和平年代是不一的，夺取政权与建设政权也是不一的。用过去的方法解决新问题显得苍白无力，“总是使人间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人们试图使其成为天堂”。


7、《晚清二十年》马勇先生近些年的新作品，先生详细叙述了清政府最后二十年的风风雨雨，语言生动、史料也运用的恰到好处，不同于以前的“革命史观”、“阴谋论”，作者怀着“温存与敬意”去解读历史人物，如认为光绪在维新失败后是主动退居二线的，甚至也不排除他仍然发号施令的权力。对光绪之死的“被害说”提出否认，但是无证据只有推理和揣测。慈禧太后并不是一个顽固不化，僵守固死、利欲熏心的权势者，她也有女人一面。清末新政并不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骗局，革命并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历史总是显得扑嗍迷离，这也是历史的魅力。


8、用领袖的话说，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之一，然而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发展，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森是一位印度人，自然关注的视角有所偏向。在森的理论框架中，“自由”在发展中具有建构性的作用：自由是人们的价值标准与发展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就是价值。森在此书中特别分析了促进发展的五种最重要的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他用大量证据说明自由如何促进发展，而缺乏自由、压制自由如何阻碍发展，涉及的领域包括贫困、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民主、饥荒、妇女、人口和粮食、文化传统等等。比如书中引用福格尔论证，美国南方使用黑奴的庄园经济是有效率的，而且黑奴所得的实物报酬高于（至少不低于）自由农工的收入，其寿命期望值几乎等同于法国和荷兰等发达国家，远高于美国和欧洲自由的城市工业工人。但是，黑奴还是逃跑。而且，在奴隶制废止之后，庄园主试图用高薪（超过黑奴所得的实物报酬百分之百）引诱自由了的黑人按奴隶庄园的方式去做同样的工作，这种努力完全失败了。人身自由、就业自由、工作中的自由的重要性，在此得到鲜明的体现。自由有超越效率、经济利益的意义，发展就是自由的扩展。


9、《政治思考》此书回归政治哲学最基本的问题，从“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还是统一”，“是平等还是不平等的”自己和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入手，分析政治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一系列悖论的争论显示出了政治哲学魅力，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着他们。一个美好的社会是应该能够包容这些争论的社会，今天进行政治思考最伟大的成就不是战胜我们的疑问，而是帮助我们在自由和谦恭的状态下与之一起生活，开放的社会才会容许这些讨论，才会取得进步。


10、《世界游思》是刘再复先生一本游记性的散文著作，收录了作者游历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自然景观的游记性文章五十余篇。人文学者往往关注的是内在精神的力量、灵魂的安息、生命立体力量的赞美，从作者与计算机教授的对话中便可看出，如果世间一切都是由程序来操控的，那么世界也缺少万象的流变与纷繁复杂，毕竟幸福来源于生活的参差多态。



    总结：近一个月来，读书并未尽心尽力。前大半个月围绕着复试而辗转，之后回家休息几天，回学校后，忙着论文，也未沉下心来认真研读。这么说似乎是在给自己找借口，罪过罪过。论文月底会完成初稿，五月可以静心读书。因之前较少关注社会学书目，读书繁杂，故会从理论性较强，经验性很强的书目入手，一是补社会学的课，希望自己能够对社会学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二是为暑期的调研做准备，不至于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