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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路遥的读书报告5 (1.1)

考试,资本控制下的“造神”运动(1.1)
在《国家精英》一书中,布尔迪厄关注到了法国的学术场域,当宗教与王室失去了原有的地位,新兴的掌权者搜寻着新的资本再生产方式,而教育便是其中之一。
学术场域远非看上去的那样价值中立,而布尔迪厄最为关注的是,这个场域对于象征资本的生产,通过一系列的调查,他指出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存在密切联系。布尔迪厄认为,教育之所以愈发受到重视,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它对能力的培养,高校加大了社会之中的分裂,使得资产阶级的子女能够承袭他们父母的“爵位”,获得更高的名望。
布尔迪厄所描述的现象,在如今的中国也不难看到,曾记得刘强东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说过,人大的社会学系里,家境贫寒的学子越来越少,甚至他想捐钱设立助学金,竟找不到帮助的对象。当然,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可在此之外,是否有更多值得我们考虑的?
再以本科中的见闻为例,法学是本科院校的强势学科,而其中的学生在吃穿用度上便与其他学院拉开了显著的差距。
这样的例子实际上不胜枚举,而借助布尔迪厄的理论,我们能够更清晰看出场域中的权力关系。
教育的使命,从表面上看来是人才培养,这一显著目的不仅是服务于个人的,更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他们需要得力的属下,阶级内部也需要流入新鲜血液以确保生机。可在更深的层次上,教育还担负着另一个重任,那便是为统治阶级建立合法性。在传统社会中,身份存在尊卑,并且这种差异是不容置疑的,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反思性增强,如吉登斯所言,任何权威都必须为自己的存在提供理由。教育提供了一条绝妙的途径,通过几场考试,人们成功建立起了新秩序,清北、双一流、一本、二本,这不仅是学校教学水平的差异,更是学生身份阶层的差异。因为入学考试的门槛极低,人们往往将其视为一场公平的竞争,而忽视了资本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学生之间的差距首先在学校,集中在大城市的名牌高中拥有着最好的师资与办学条件,但大城市的地理位置便决定了其他地区的学子无缘享受到这样的资源,无需刻意设置门槛,这些高中自然会招来专属于它们的学生,那些拥有良好家庭背景,优越经济条件的学生。
差距还在于校外,名目繁多的补习班当然负有一定责任,高昂的学费同样是门槛,它不仅阻挡了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并且进一步提高了文凭所具有的象征价值。与此同时家庭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普通家庭中日常话题无非是茶米油盐酱醋茶,而精英家庭中却是琴棋书画诗酒花,耳濡目染间见识的差距便越拉越大。
高考则是一块遮羞布,它负责将由资本造成的差异转化成有天资、努力造成的差异,掩盖了场域的内幕,使得游戏能够接连不断地进行下去。
而这种体系的运行还不断产生着副作用,比如学历的内卷化,拥有雄厚资本的阶层从不参与内卷,因为门槛本身便是由他们设立的,而其他人则只能在恶性竞争中抢夺上层阶级的残羹剩饭。
还有便是知识分子的郁郁不得志,一些高深的学科本就是“镀金”的工具,它们必须与经济资本融合后才能发生化学效应。而那些“侥幸”考入其中的普通学生,在毕业后会发现社会上毫无自己的用武之地,这种情绪甚至会导向一种对现实秩序的不满,也就是哈耶克等学者所描述的,知识分子大多偏爱左派。

为什么相对于BL我们更容易接受百合(11.28)
生活当中男性之间肢体的交流是少见的,而牵手和拥抱等亲密动作在女性间则是普遍的。更进一步来说,当涉及性行为时,男同所带来的厌恶感也要远远大于女同性恋。
我们的证明可以从古希腊开始,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在那个时候男同性恋不是得到推崇吗?毋庸置疑,在古希腊的城邦中,男性同性恋并不少见,然而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对于男性的喜爱大多有着两个前提。
相恋的双方有着主动与被动之分,明确这点后更方便我们的阐述。
前提一:处于被动的那一方往往是俊美的年轻后生;前提二,被动者的地位无法得到长久的认可。
从第一个前提出发,我们可以了解到,古希腊中对于男性的喜爱可以理解为对美貌的喜爱,所谓同性恋爱着的并非男人这一性别,而是当中具有某些审美价值的人。而关于前提二,则需要进一步解释。人们虽然接受处于被动地位的男性,可这种接受是有限度的,被动并非男性的正常状态,特别是伴随着年龄的成长,他们必须重回主动地位。如此以来,对于同性恋的接受只是短暂的,一种拒绝蕴含其中。
到此我们可以看出,处于被动的男性面临着一种矛盾,他必须在某一时刻重新转化为异性恋,只有如此男性角色才能被完美的演绎。主动是男人的本性,而女人的本性是被动,二者的结合才可能达到完善。
于是一种转变发生了,同性恋逐渐被排斥,我们能够注意到,这并非基督教的作用。在《爱欲论辩录》的文本中,巴克翁选择了异性伊丝曼多拉,由此获得了友谊与美德上的成长,而同性追求者退场正意味着同性恋的降格。
从上述的追溯中,可以发现一条关键信息,那就是对于两性地位的假定,男性被默认为统治者,而女性则是附属。我们不能否认两性的差异包含着自然因素,比如体型、力量等方面,男性占据优势,特别是在性活动当中,男性扮演着主动的角色。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有这样的描述,男性的欲望是占有,是色情化的统治;女性的欲望是男性统治的欲望,是色情化的服从。
这样的情况不仅限于人类,在《黑猩猩的政治》当中作者描述道,黑猩猩在表示对领袖的服从时会将臀部撅起(无论雄雌),而统治者会象征性地做出交配的动作,这样的形式是黑猩猩种族对于统治权的确认。
用布尔迪厄的话进行概括,“进入和权力是男性领导精英的特权,听任进入是一种对权力和威信的象征性废除。”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男性必须表现出对同性恋的拒绝,这涉及到的不仅是一种性关系的倒错,更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反转,男同性恋的关系中必然有一方会沦为服从者。
当然,本文并不打算为男性统治作辩护,所以在自然因素之外,社会因素才是造成两性差异的根本原因。再次引用布尔迪厄的分析将是有益的,“生物学尤其是男女身体及其用途和功能在生物学的再生产方面的一种任意构造,为性劳动的划分和劳动的性别划分的男性中心观念,并由此为整个宇宙的男性中心观念提供了一个表面上自然的基础。”
概括说来,在基本的先决条件上,生物学的差别被扩大,并成为社会差别的基础,强制规定和反复灌输于社会,如此形成了一种男性对于女性的象征暴力。
知晓这一概念我们也不难理解弗洛伊德关于“阉割恐惧”和“阳具崇拜”的描述,阳具象征着权力,于是女性会崇拜这样的权力,而男性则时刻担心着它的丧失,就此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对于哪种性别,男性统治都成为一种陷阱。
女性这方面自不必多说,她们处于被支配地位,传统的家务劳动不被认可,即使在工业化后得到了进入劳动市场的机会,可在同一行业中,“劳动总是因为由男人或女人完成而变得不同。”女性永远属于附属品,永远崇拜着自己的主人。
至于男性,他们被强加了一种压力和紧张。男人必须遵从着既定秩序,要在一切场合展示自己的男子气概,要不断地扩大荣誉,他们时刻生活在被归入女性范畴的恐惧中。
至此我们便能够理解对于男同性恋的厌恶,它是一种对于秩序的公然违抗,与女同性恋不同,后者最多是一种僭越(想要获取主动地位),而前者是男性的自甘堕落,是一种更大的威胁,借用科塞的叙述,便是叛徒往往比敌人更可恶。
继续前进的话,我们还能够得到对于耽美文学的解释。为什么有部分女性会喜欢男人之间的爱情,这恰恰是源自对男性统治的反抗。这种反抗包括两方面,其一,爱情故事中越是包含冲突,越是离经叛道,便越具有魅力,越具有审美性,《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皆如是。从这个角度而言,腐女并不是对男性之间的恋情情有独钟,而是在接受耽美文学的基础上喜爱其中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其二,爱情是女人特有的武器,技巧便在于“卖弄风情”,这个词在此绝无贬义,它是专属于女性的战术,在若即若离的把控中,两性之间的差距得到缩小甚至抹平,同时爱情对于女人而言,是除了摆脱男性统治之外几乎唯一的社会上升途径,其中的登峰造极者无疑就是武媚娘了。
当然,武则天最终只能在神龙政变后退位,这也意味着男性统治之下,女性的战术尽管能取得一定效果,却无法将支配的秩序彻底改变,如萨莎·魏特曼所言,与日常秩序的决裂不是一蹴而就和一劳永逸的。
总结起来,同性恋是对秩序的双重违背,首先是自然秩序,其次是利用自然秩序而生产出的社会秩序(它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中男同性恋发生在支配者当中,因而造成着更大的威胁,于是也就将收到更多的污名与厌恶。




泛性论者的功与过(11.24)
弗洛伊德在展开分析时,总要把行为事件与性紧密联系起来,这无疑成为精神分析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这种“泛性论”源自于对性的概念的扩大化,在弗洛伊德看来性是一种普遍化的本能,它不是存在于生理发育之后,而是存在于出生之后。可是性器官尚且没有成熟,性冲动从何而来?弗洛伊德认为它通过其他方式表现,性行为并非只能由性器官的接触来完成,如口腔等部位均可代替,而证据在于幼儿对吮吸手指的迷恋,以及亲吻作为常见的表达爱意形式的存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已不再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它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人的本性,贯穿人的一生。
而性并不为文明所容,社会给它施加了种种限制,正是这种限制导致了神经质的出现。
从这个角度,弗洛伊德与涂尔干、滕尼斯等社会学家殊途同归,他们都意识到了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的转变,不过弗洛伊德似乎并未特别强调转变的时间。而之后玛格丽特·米德关于人类学的研究同样证明了,现代化所造成的断裂是青少年叛逆行为的原因。继续下去的话,埃利亚斯的叙述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社会与心理的相互激荡中诞生了如今的文明。
因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并不异常,他有着与当时大多学者同样的眼光,只是在追溯时,弗洛伊德选择了性,正如涂尔干选择了社会。
可即便扩大对于“性”一词的理解,弗洛伊德的某些结论仍然显得匪夷所思,比如男孩发现自己与女孩身体构造相异时产生的所谓“阉割恐惧”,而女生则因为同样的情况而产生“阳具崇拜”,这种叙述根本不合逻辑,它默认男性的生理构造才是正常的,继续吹毛求疵的话,异性之间何以知晓关于性器官的秘密?作为医生,弗洛伊德的分析是否有患者的病例支持?
另外,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些问题在如今已显得过时,比如性行为与生育的紧密联系,使得人不得不进行禁欲,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可避孕手段的发展大大缓解这个矛盾,而如今也很少有人将性目的限制在繁殖上了。
不过,尽管存在各种不尽合理的地方,彻底否定弗洛伊德的贡献是武断的。布尔迪厄曾经指出,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无条件地拒斥韦伯的理论,不肯兼容并蓄的学者只会将学术导向死胡同。回到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便是一种特殊的角度,即便是在精神分析学派大行其道的时代,弗洛伊德及其学生的思想也遭到各方的否定甚至是嘲笑,然而我们同样应当反思的是,在批判泛性论的同时,自己是否掉入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无视了性的作用。虽然孔子便已说过:“食色,性也。”但性从来都不是一个能够被公开谈论的话题,它往往会与低俗相关,这种限制一旦过火,则容易造成某些心理问题,而从宏观的角度,青少年的性教育同样是严肃的社会问题。
其次,弗洛伊德表达了一种人文关怀,可能是印证了那句“医者仁心”,这位精神分析学家期待着社会的转变,能够对于性冲动有着合理的态度。他暗示对性冲动的限制源自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性欲无法得到释放时可能会升华,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建功立业。曾有传说,希特勒有着生理上的缺陷,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似乎可以作为他热衷扩张的心理因素之一。玩笑归玩笑,弗洛伊德发自内心地忧虑着人的未来,文明诞生于压抑中,那么这种压抑会发展到何种地步,人是否会完全贯彻禁欲主义呢?固然显得杞人忧天,可弗洛伊德看到,文明的发展无法成为泯灭本性的理由。
总之,与马尔萨斯一样,弗洛伊德的大多理论虽被替代,却成为学科发展的垫脚石,例如刚刚提到的玛格丽特·米德的研究,另外从他西方的男性的视角展开的批判,推动了人类学以及女性主义的发展。或许某一天这位精神分析学派的开山鼻祖将褪尽最后的光芒,然而人们仍然会记得,他们是站在哪位巨人的肩膀上。


福利国家的消失(11.21)
上世纪70年代左右,二战后大行其道的福利国家政策突然遭遇滑铁卢,在英国撒切尔夫人以及美国里根总统的锐意改革之下,福利政策被大幅度削减,同时,哈耶克在与凯恩斯的论战中反败为胜,新自由主义夺回了主导权。
福利国家遭到一致的反对,正如几十年前它被一致拥护那样,如此的情形,最为通俗的解释将一切归罪于当时的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已穷途末路,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西方国家的财力不足以维持高福利,新保守主义的崛起也推波助澜,共同将福利国家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可社会学家鲍曼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他看来福利国家兴衰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从前的福利政策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稳定且较高质量的劳动力,与资本主义经济需求的共鸣使得福利国家受到广泛支持。然而好景不长,在继续的发展中这种劳动力不再成为必须,原因有二:技术的发展使得劳动力的质量及供给的稳定性不再必要,机器吞噬了越来越多的岗位,并且使得雇佣变成暂时而非永久的关系;全球化的冲击下,雇主可以在海外获得足够的并且是廉价的劳动力,他们不再需要国家帮助生产和管理后备劳动力。作为最后的结果,福利国家无法满足资本主义的新需求,自然成为被抛弃的对象。
除此之外,鲍曼还解答了另一个问题,为何其他阶层同样支持这场转变。
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在政治上并无发言权,尽管事关自身利益,他们却难以影响决策。至于中层民众,他们对国家福利渐渐缺乏信心,反而更信赖私人保险。
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当然离不开财政收入的减少,但它并非关键。一方面,国家福利政策制定存在问题。福利的实施无非有两种形式,全体性的与选择性的,而西方国家偏爱后者。将福利目标定位在贫困人口上,看似是精准扶贫,可资本主义制度下却无法达成理想的效果。因为穷人在政策制定与实施当中人微言轻,给予他们的便总是最差的服务,与此同时,这种选择性的福利将社会割裂为两个部分:付出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人和不付出就能有所得的人,前者将对后者充满厌恶从而反对福利政策,而后者将因享受到的福利而被污名化,为了摆脱这种污名他们也会站在政策的反对面。另一方面,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暗中作祟。消费主义背后所隐藏的是一种自由主义,它推崇选择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国家无法给予的,于是人们把目光转向市场,纵然这种选择自由只是可笑的幻想,他们依旧义无反顾。
鲍曼的分析并非完美无缺的,比如机器对人力的取代使得相对剩余劳动力不再重要,实际上资本主义仍然需要着产业后备军,如此一来他们才能更好地剥削劳动力。
不过他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启发,所谓福利国家并不能简单归结于工人的阶段性胜利,归根到底它的出现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而一旦福利国家的功能性消失,所谓工人斗争的成果就会被立刻化为泡影。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批驳某些学者的盲目乐观态度,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不改变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改良措施,无产阶级的境况可以得到根本改善。
在鲍曼看来,社会秩序必须经历彻底的颠覆,为了把工作从以市场为中心的计算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以工艺伦理取代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按照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看法,便是将劳动转变成为工作。
福克斯总结了马克思的研究:劳动本身是一种异化,它把人限定在动物的意义上,即或者是为了吃饭,同时人自身被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劳动不再是自身活力的迸发,是一种令人厌恶却又无法摆脱的痛苦,而人的劳动成果不再属于自身,人与人相互处于对立状态。要想摆脱异化,便要回归工作,理想状态便是上午打猎,下午钓鱼,晚上研究哲学。这并非一种游手好闲,而是对于人本质的尊重,马克思相信在自由王国中,人最终会实现自己。
而鲍曼也抱持同样的乐观,他认为虽然自己的提案听起来不切实际,可倒退数百年废除君主制同样是无法想象的,人类拥有着无限可能,可以将乌托邦变为现实。
“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如果认为标价牌是区分工作与非工作、努力与懒惰的标准,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贬低;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们宁愿闲着,让自己的想象力腐烂生锈,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肢解。”
[ 此贴被faceim在2022-01-01 17:13重新编辑 ]
Posted: 2021-11-22 14:11 | [楼 主]
刘海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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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地优秀
Posted: 2021-11-24 14:48 | 1 楼
方淇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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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21-12-02 09:59 |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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