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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书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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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现代文化中的金钱
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人被束缚在一个住所或者一处地产上,他的个性与这个社交圈子融合在一起。现代解放了人,给人以自由,将个性独立出来,又赋予实际生活内容客观性,“在技术上、在各种组织中,在企业和职业内,事物自身的规律越来越取得统治地位,并摆脱了个别人身的色彩”。这一分化过程受到了货币经济的影响。中世纪,以物作为标准界定一个人的成员资格的方式随着货币经济的到来逐渐被抛弃、不再发挥作用,因为货币从一般等价物中抽离出来,取得了独立客观的形式。货币可以衡量任何物的价值,渗入物与物的交换过程。换句话说,任何事物的价值都可以被转化为货币,从而在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交换中,货币作为中介独立出来,并且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货币经济瓦解了自然经济时代所特有的人身与物权关系之间的这种联系。在任何时候,货币经济都导致在人和具体某种特定性质的事物之间出现了货币与货币价值这种完全客观的、自身无任何性质可言的媒介”。“由此,货币一方面制造了渗透到所有经济活动中的前所未有的非人格性,另一方面创造了一种同样提高了人格的独立和自主”。因而,货币经济取代了中世纪生活共同体式的法人团体,使任何以经济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新兴联合体成为可能,从而,成员与成员的关系直接或间接通过货币表现出来。可以说,货币“勾画了一条贯穿联合体涉足的生活内容的全部路线”。
货币的一般等价功能,解除了物对人的束缚,人取得了拥有、享有物的自由。借助货币,人们可以享受任何形式的价值,而不用再拘泥于一种固有形式。但是,货币也给人的生活带来了些许空洞和缺乏实质的生活意义。货币表达和抽离的只是事物在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而忽略了它相对于人的主观需求而具有的意义、以及它本身所有的独特的内在价值。“货币经济始终要求人们以及货币价值对这些对象进行估价,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地同事物中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我们的时代正在接近这种状态,而与此相关的现象是: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的一般等价功能仿佛一个夷平过程,将任何事物的价值简化为单一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侵蚀了事物在生活中的核心和意义、对主体的价值(需求)。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过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逐渐从中介、手段成为目的。人们用货币衡量一切,将事物的品质简化为对量的计算,人对外物的评价标准异化、单一化,人的创作创造方式迎合货币的经济意义,人的生活风格千篇一律。从而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正是所谓麻木不仁的态度,即人们对事物的微妙差别和独特性质不能再作出感受同样细微的反应,而是用一种一律的方式,因而也是单调无味的,对其中的差异不加区别的方式,去感受所有一切”。

货币与现代生活风格
I
正是因为货币经济的到来,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变化,理智性才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生发成参天大树。一句话,货币带来了人的理智性。货币作为一种手段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的发生逻辑纳入人的意志过程中;意志不过是人的一种心理形式,处于盲目且被动反映外在于自身的内容、关系、逻辑的状态。意志把握了货币在客观世界中的运作逻辑,形成了一种心理能量——理智性。因此,“理智世界不过是对世界内容完美程度不同的表现”。作为一种手段的结果,理智“能够无一遗漏地全面掌握所有这些关联的精神,也能够掌握最佳的精神手段”,同样也为世界确立了目标。终究,世界内容是完全中性的,“如果没有意志参与到客观世界中,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目标”。那么,理智性就可以被视为对货币的内在逻辑的反映,并取得了相对客观和独立的形式。从这一点出发,作为两种相关的存在,理智性与金钱(货币)取得了相似的特征:客观性、普遍有效性、无差异性、无特性意义上的无规定性。至于货币对现代生活风格的影响,其实我们上述分析就已经在论述这一现象了,其核心是理智性的形成,这是相对于中世纪西方社会“比较容易冲动、孤注一掷、听凭情感决定”的心理特征而在货币经济时代产生的心理特征。
金钱创造了理智性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并驱使它一并变革现代生活风格,尽管理智性取得了相对客观和独立的形式,但殊途同归,两者只不过选择的路径不一样,最终发挥的作用和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即将货币估算的功能加入人的生活,“教导人们对每一种价值锱铢必较,从而迫使一种更高的精确性和界限的明确性进入生活内容”。至于两者怎么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分析上述货币与理智性的相似的特征。
货币的一般等价功能将事物的价值抽离出来,通过唯一的方式表现出来,尽管赋予了人自由,方便了贸易往来,但是简化了、事物的价值,降格了目的序列的层次,夷平了人际关系。“金钱用残酷的客观性衡量一切事物,这样确定的价值尺度决定了事物之间的联结,产生了涉及一个由客观的和个人的生活内容编织在一起的网”,“这个网被充斥一切的货币价值粘连在一起”。货币与一切事物的一般等价属性,使其成为目的序列上一个可以停留的固定点,可以毫不受限地与任何事物交换,即拥有货币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任何一件他想要的事物。因此,过往,人们对事物价值的追求,对主观需求的满足,转变成了对货币的追求;货币从一种中介和手段变成目的,而“生活中的一切组成部分越来越转化成手段”,人的行动“以无限制的幅度围绕着它摆动”。或许,过往,人们的目的是星辰大海,是五彩缤纷、绚丽多彩的生活需求,但是,现在,货币成了这一切多姿多彩的固定点,人们将自己的目光从星辰大海、浩瀚星空中收回,苟且地滞留在了眼前的木桩上。但是这个木桩不仅除了象征经济形式的意义之外代表不了任何别的颜色,而且限制了人们对星辰大海的追求甚至是想象,也就是说,人们对未来的设置不再事先确定,而是用货币充斥,“不再根据个人激情的合适与否,只根据一种客观的合适与否对行为进行区别”。
客观的货币不会拒绝任何利益群体的使用,同样地,“理智的内容,除了完全偶然的复杂情况外,并不考虑实际生活内容常常拥有的那种嫉妒导致的排他性”,它不会拒绝任何人获得的理智的自由和要求,相反,“只有在理智内容中,我们借助在概念及其逻辑联系中运动的语言,才拥有了一种适当的、相对不受个体偏好限制的手段”。这其中蕴含着另一种话语意义:获得货币的人恐将落入货币的套路,拥有了理智性的人将被理智支配。“正是因为人的关系建立在纯粹理智的观念和秩序上,不考虑无法证明的意志和情感强调的东西,它们才会不承认个体间任何先验存在的区别”。这就为利己主义铺设了道路,因为从纯粹理智的角度出发,“一切无私的动机不是被看作同样自然和原生的动机,而是看作事后纹饰的动机,或是人为培植的动机。结果,出于自私利益的行动被看做真正和完全‘符合逻辑的’”。这当然是错误的。
最后,计算功能进入现代生活,成为衡量世界、调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标准,“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巨大的计算样本,用一个数字系统来捕捉事物的过程和质的规定性”。齐美尔用少数服从多数的例子来佐证这一观点,他称之为“民主的夷平”,即“个人选票的绝对价值或者质上的值,缩减为纯粹数量意义上的单位”。这种唯理智论的测量、计算和务求精确的本质将原本意涵丰富的、可容纳多数人选择自由及其特有的情感情绪的公众生活扁平为用数字数据所代表的精确性,毫无疑问,这看似完全中立的结果实际上只是表达了某些确定的、片面的内容。理智的这种算术精确性、无条件的理性规定性折射到了事物身上,“一种用于确定对等和不对等的可靠量度、一种用于商定和约定的明确性就进入了各种生活因素之间的关系”。
II
主观世界与自然世界的互动,创作了社会世界的物质文化产品和具有文化价值的文化形式。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生活的价值“通过超越自然的力量和观念内容,从而变成文化”,它就是“文明化的自然”。经由我们主观世界中的意识、理智发出,通过大脑和身体对象投射和付诸实践,将自然世界的事物改造,使之超出自身纯粹的界限,成具客体形象或者形式:诸如家具、机器、工艺品和书籍等物质文化产品和诸如语言、习俗、宗教和法律等客观文化形式。因此齐美尔说,“文化理想的本质就是,它扬弃了审美的、科学的、伦理的、幸福论的、甚至是具有宗教成就的内在价值,从而将所有这些都作为要素和组成部分,整体纳入超出自然状态的人类本性的发展中”。一句话,人类根据自身情感情绪、理智创作了客体,而一切物质文化产品和客观文化形式都是对人主观世界的机械反映。但是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劳动分工导致的客观存在的知识材料的惊人扩张远远超出了主观世界可以接受和理解的范围,换句话说,主观世界只能接纳客观世界中部分的文化内容。
“无论我们将自己的认识看作外在事物的一种直接作用,还是看作一种纯粹内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所有外在对象不过是精神因素的一种内在形式或者关系,只要我们的思想可以算作真的,我们就总是将自己的思想视为一种对客观要求的满足,是观念模板的临摹”。主观世界的认识方式是以观念形式将事物内化。劳动分工、工业时代加速揭露这一特征,就是说,无论如何,主观精神世界只能以有缺陷的方式理解外在于自身的事物。更准确地说,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都具有各自的有效性的规范,只有人的实践生存才能联通两者。不借助人的行动,即便主观世界形成再完美无瑕的行动计划,自然世界都无动于衷,丝毫不受影响。劳动分工将原本有单个人完成的产品生产过程分解为不同人合作完成的过程,它的这种分解不仅仅是生产过程,更是对客体统一性的分解。“产品的意义不是来自生产者的心灵,而是来自它与不同来源生产出来的产品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其残缺不全的性格,产品缺乏类似心灵的特征”。
艺术品是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对立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无论劳动分工是否产生影响,艺术品的创作过程都能充分体现创作者完整个性,因为它自始至终都是出自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实践行动,保留着这个人精神力量的完整的统一性。恰恰是因为它对劳动分工的影响,所以才能有所保留而这种特性,而遭受劳动分工作用的其他文化产品的生产则与此截然相反,不仅逐渐疏远主观精神、脱离个体心灵,而且会取得相对客观和独立的形式,从而在专业化趋势下,自身价值及这种文化产品的主体的价值被消减、损害、夷平。如现代婚姻取得了固定的形式和生活习惯,其中家务的分配、家庭结构、伴侣责任与义务等都倾向于对女性价值的损害,而女性追求自由、教育、菜场等的个性受损,实际上实在一种不平等不公平的环境中生存;如现代国家“详细界定了个人投入国家领域的范围”(科层结构、责任分工、职责明确),但相对于君主国家,却是将对国家、人民的关注分散,尽管它取得了高于个体的客观形象。当然,劳动分工将更多的人纳入统一生产过程,只是削弱人类整体之中的个人的价值,而不是单个的具体的人的价值,因为它取之于单个人的价值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囿于专业化生产过程的个人也只是将自己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加入生产,而客观化的文化产品与形式在现代社会成具了统一体,取得了自主封闭性,与整体人类价值相对立,并超越了个体存在。
劳动分工之下的人并不是无意识的,其内心对时代的客观文化运动具有感知和反应,他希望外在于主观世界的客观过程能够契合自己的兴趣、情绪。齐美尔认为,货币作为交换手段的介入在夷平一切的同时也沟通了客观的和主观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它在贬损一切个性的同时也将个性框定在某种程度和特定范围内,避免个性的其他部分泄露,在固定个性形式的同时也使之避免变幻莫测的形式的干扰。这或许是一种双重优势。因此,齐美尔说,“货币是所有这些东西趋于无差异和外在化的象征,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不过,货币也以这样的方式成为最内在的东西的看门人,后者可以在自身的范围内独立发展”。

货币在性别关系中的作用
I性别关系的变迁  货币在性别关系中的作用
原始部落中的买卖婚姻是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相适应的性别关系形式,如同个性化的婚姻形式与较高的文明阶段相适应一样。群居生活的原始部落为每一个部落成员提供保护,因此氏族集体就是每一个氏族成员的行为准则。彼时,交换女人是社会团结的象征,而女人应该毫无抗拒地尊重氏族集体的安排。当女人具有价值这一观点被意识到且被广泛认可,买卖女人就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种买卖婚姻中,女人被视为“纯粹的类”,被当作“非人格性的东西”。女人的物化、受到剥削和压迫使她的父母地位得以提高,使男人的价值得以凸显,当然为此,男人必须体贴地对待女人。在某些部族社会,买卖并不受认可,而是以礼物的交换解释,或许在他们看来,金钱买卖女人是一种深重的压制,但是这是事实。礼物都蕴含着更为人格化的东西,也是通往进步的性别关系的桥梁,礼物的交换是男方的礼物付出和女方父母礼物的回馈。在这种交往中,男人被赋予保护的义务,女人也是处在良好的地位。货币的出现在许多方面恶化了这种婚姻形式,大大减低了女性的地位和处境。足够数量的货币将其对人性价值的压制与剥夺反衬的微不足道。毕竟,在金钱面前,任何事物原本的价值、丰富的意涵都会被夷平,而女性的地位也不会例外。货币经济时代,劳动分工重新区分了性别关系,男女之间的责任、义务,即所谓通俗意义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规则被限定,而女性的经济价值丧失了实质,因为这种区分将女性的行动领域限制在家庭内部,她们被视为供养者、依靠男人生活。“嫁妆的普及开始于正在兴起的货币经济”,而“男女劳动领域分离的越严重,嫁妆也就必然随之越广泛地形成”。卖淫是货币最严重地贬损了性别关系,将人的尊严降低至最低点。货币在卖淫中充当回馈,在这种暂时性关系中抹去了一切见得人的痕迹。通过货币支付这种方式,“人们同任何事物都最彻底的断绝了关系,犹如在获得了满足之后同妓女断绝关系那样彻底”。
II
人们在以复数形式谈论诸如吃喝、有规律的生理和心理活动、自我保存和类型化的逻辑功能的时候是将其视为一般性活动,不将它与个体性相联系。然而在性贡献(geschlechtliche Hingable)方面,情况则相反,性行为被视为涉及女人内心世界、最能体现其个体性的行为。因此,齐美尔认为,在女人身上,“物种性的东西和个体性的东西是共生的”,也就说,女人既更能比男人体现人类一般性机能活动和逻辑功能,又更能展现女人最本质和最富个性的东西。“女人的本质——人们至少可以概括关于女人的一般看法——很可能表现为: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由此延伸,与更为分化的男人相比,女人或许“更能彻底、更毫无保留地把她的整个个人投身给这样一种核心功能、这样一种其自我的一部分的贡献”。那么,我们可以说,彼时的男女关系及分工情况应该是:男人受到劳动分工的作用更大,在社会层面承担的责任更大,对于社会整体来说更重要,而女人则被赋予更多的家庭劳动;因而男人处于支配地位,女人依靠男人生活。而恰恰就是以上两种原因,在货币经济到来的时候,女性整体地位被降低,整体价值受贬损。在卖淫行为中,男人将自己价值中的一部分投入,他们也只能投入一部分,而女人则几乎将自己的价值全部投入,这也就是俗话中“找乐子”的社会学意义,而对卖淫的妇女来说,这是她们收入乃至生活的来源和全部。通俗讲,男人将性行为视为一种激发自身激情、提高工作意志的手段或者一种休息和享受过程,而女人则因为受困在家庭之中,性行为对她们而言就是家庭责任的一种象征,她们只能尽最大可能的将自己的全部激情投入。更为甚者,货币以冷漠的方式放大占据优势地位的男人,将全部价值中的一部分反馈给女人。当女人全身心的投入到包括家庭责任中去的时候,男人只是给予金钱作为汇报,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货币只能象征事物在经济意义上的价值,代表事物整体价值的一部分,那么,毫无疑问,上述做法是在侮辱女人的人格、贬损她们的价值。如果女性是占据优势的一方,当她以货币作为馈赠或者回报的时候,她就是喜悦的、享受这种行为的。
劳动分工会加剧包括性别对立的一切二元之间的对立关系。文明的进程在某个阶段受之驱使朝着个体化方向演进,“正是这种具有分化特征的文明进程使金钱成为相互对立的客体的尺度和等价物,由此产生的冷漠和客观性使得金钱显得越来越不适合协调个人价值”。但是货币尚且没有替代物,只能任由其夷平,抵消人的价值。
III
这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多是对以上内容的总结,以下仅简述:
齐美尔认为三种因素导致了金钱婚姻:
首先,经济动机在婚姻中的根本性作用。
其次,男性的社会优势和支配地位。
第三,征婚广告放大了买卖婚姻的金钱特征。征婚广告只能通过个人最明显、最准确和最令人信服的特征刊登出来才能得到青睐,而不是将最个性化的特征,吊诡的是,前者只能是金钱。因此,征婚广告在消除择偶过程中的偶然性、为个人婚姻需求创造无限增多的机会的同时却忽视了最为致命的一点:“恰恰对于那些真正最迫切需要征婚广告的阶层来说,金钱财富的这种真正方法论的优先性使征婚广告变得不可能,因为它使征婚广告打上纯粹金钱兴趣的烙印”。

时尚心理的社会学研究
人的命运就存在于巨大的对立性力量的斗争和平衡之中。人类社会存在各种对立性力量的斗争,人类历史上存在的根本生活方式都能证明这种对立原则的确凿存在,同样也证实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生活形式“将持久性与稳定性的兴趣同变化和更替的兴趣统一起来,在普遍性与类似性倾向和特殊性与个别性倾向之间进行协调,是对社会整体的奉献通对个性的坚持达成妥协”。模仿是人在面对社会安排的对立性表现出的一种心理倾向,模仿为个人行动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标准和现成的、可直接采取的范例。齐美尔认为,模仿是对个体对群体的模仿。群体将群体行为方式交付给个体,使之摆脱同一选择的后果所导致的个人责任,但是个体的模仿也代表着个体的动机,齐美尔称之为“人的本质的一种基本取向”,即个体融入群体、个性融入一般性、平均性之中的欲求,它代表了个体对“变化中的不变物的一般性的追求”。“因此,它不是那种反过来寻找不变中的变化、个体的差异、独立性、从一般性中自我凸显的基本取向”。所以说,模仿与超越模仿中就存在这样一种对立性力量:个性的易变性、不稳定性与个性对群体性或者共性所具有的稳定状态之间的对立。时尚就是这个范畴的其中之一。
“通过某些生活方式,人们试图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于个性差异之间达成妥协,而时尚便是其中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齐美尔认为,时尚是阶级的时尚,是阶级划分、社会分层的产物。新颖的时尚总是依附于较高阶层或者阶级,并且在较低阶层或阶级的模仿中向下流动。所以时尚两个核心要素就是模仿和排斥。时尚是某一群体的固有特征,是其群体团结的象征,所以具有封闭性的一面,与其他群体的特征相区分。但是当时尚来源于外部时,它便具有了社会化效果。“时尚的外在起源尤其保证了时尚的新颖,或者说保证了与现存状态的差别,保证了急剧中断的更替”。齐美尔谈论的时尚就是外在起源意义上的时尚,具有流动性、阶层性,始终是一部分人具有引领地位,当全面流行开来,原有时尚的那种形式就不在是时尚了,因为它不再保持与众不同、引人注目,与时尚本质中的令人“赞同与羡慕的惬意感”相违背。
在现代社会,对于个体而言,时尚仿佛一座乐园。在劳动分工加持下,个人得到解放,时尚便成为他们“需要某种特定的彰显、注意和特殊对待”的心理诉求的表现形式。但是,自始至终,时尚都是一种群体内容的外在形式,内核永远是整体心理倾向和社会情感,无论个人对时尚的态度是认同还是否定,无论新颖时尚的形式是暂时的还是似乎要永存的,都无法掩盖这个事实,充其量是“一层持久性的心理微光”。
我的想法:
时尚具有时效性和普遍性,齐美尔之所以认为具有阶级性,是因为那个时期,只有“有闲阶级”能具有创造时尚的条件,而普通劳苦大众在资本家的工厂中忙碌着、累死累活可能也没办法养家糊口。把视角投向中国,尤其是融媒体、短视频崛起的时期,就会发现,劳动人民从来不缺乏创造时尚的智慧,缺乏的只是资源、平台和机会,一旦人民群众争取到这些东西,就会大放异彩。再者,劳动人民从来是真善美价值的承载者,朴实无华的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拼搏奋斗充分体现这一点,而这恰恰就是时尚的核心,即但凡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创意的和原创的、代表人的智慧成果的都能够被普遍模仿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必将是自己解放自己,打破特权阶级的枷锁,充分展现自己的智慧,人类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实现全面发展的社会。


玫瑰:一个社会性假定
小品文,立意于小说,无感想。
竞争社会学
其实没看太明白。
两种相互斗争、相互作用的力量及具有这两种力量的相对立的物,对于社会的统一性来说,都是必要的,并且发挥着的积极的作用。竞争社会学所要考察的就是两种相互斗争的力量是如何影响社会的统一性的?竞争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占有、损坏和毁灭,而是一方相对于另一方的优势逐渐扩大,能够得到第三方更多的青睐或者从第三方那里得到更多奖赏(钱财、名声等),以满足自身需求。因此,竞争所包含的斗争双方都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扩大自己的优势,不在对手身上多花费心思。这么看,似乎竞争双方的行动都只有自己的主观需求,但是两者追求的是同一个客观的目的,那么,竞争胜利就不是单方面的胜利,而是竞争双方所追求的目的所承载的客观价值的实现。“从团体的角度看,竞争将主观动机作为手段,只是为了生产出客观的社会价值,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则是将生产客观价值的东西作为手段,以获得主观的满足”。
“在一个社会中,双方的竞争的目标点大概总是赢得一个或者多个第三方的偏爱,竞争以这样的方式迫使竞争双方都尽可能地接近那个第三方”。齐美尔考察的是竞争的社会化作用:通过竞争,竞争者与被竞争者建立联系,而这需要以个人尊严和成就的客观价值为代价。两个竞争者是处于对抗性紧张之中,努力琢磨被竞争者最内在的愿望,体会公众偏好及其变化。竞争者依赖被竞争者,被竞争者也依赖竞争者,即竞争者需要被竞争者的关注、支持,被竞争者的情绪影响竞争者,也可以在竞争者之间选择,双方各取所需,彼此依赖。“现代竞争,人们称之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同时也是一切人以一切人为代价的斗争”。“人是最浓缩的和最为可用的产物”,“赢得人的灵魂的必要性一直在增长”。
“根据一个圈子允许的竞争的程度和种类,可以区分圈子的不同社会学结构”。齐美尔考察了家庭、宗教团体以及纯粹享乐目的的协会。具体分析思路没看懂……
竞争建立在个人主义原则基础上,具体的竞争者追求的是赢得自己的利益,而对竞争的对抗和反对思维则是“狭义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在看待整体相对与个体命运的价值的方式上,组织,或者至少思想上的趋势,是趋向于所有人共有的、包括所有人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为他服务”;“对整体而言的成功,并不是通过自发投入的力量之间的敌对较量获得的,而是通过来自一个中心的指示,这个指示从一开始就将所有人组织起来,使它们相互结合和相互补充,这种方式在一个国家的公职人员或者一个工厂的职工那儿得到了最完美的实现”。
齐美尔把社会主义看做是“生命技术”。
……

现在和将来的卖淫琐谈
货币对卖淫现象产生的影响的分析见见上述有关货币经济、金钱的特性及其对现代生活风格的影响论述。
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出,进入阶级社会后,女性被置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附属于男性,其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家庭范围内。至今,这种现象仍在社会主义社会遗留。之所以遗留是因为,观念顽固地在人头脑中遗存。这是卖淫现象产生的最重要的历史前提和社会前提。货币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币经济极限放大、恶化这种现象,资本主义充当推动力量不择手段地使用货币简化、夷平女性的价值。
“卖淫在高等文化中的必然性,建筑在男人的性成熟开端与精神、经济和性格成熟的时间差基础上”。男人必须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履行必要的社会义务,与女人相比,男人更多地像社会这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锯齿。所以,社会要求男人具有“精神、经济和性格的成熟”,甚至要求在成家之前就能够具备。男人的性格必须首先满足社会要求,才能够被允许和使人放心地娶妻生子。但是,“激烈的生存斗争使经济独立推迟的越来越晚,职业技术和生活艺术的复杂要求使精神的完全形成越来越晚”。于是,男人能够满足社会要求的时间越来越晚,但是身体本能却没有适应这种形势,性冲动年龄段不仅不会推迟,反而更可能提前。整个社会对性的需求与满足与日俱增、层层累聚,但被赋予的责任却越来越大,被允许满足的时间越来越延迟,那么,最终,社会上只能出现“畸形”性关系、性行为,即卖淫。由此回溯,在人类尚处于原始社会的时候,女人从属于一个部落,委身于一个男人是她履行社会义务、得以与男人结婚的条件。但是这种现象并没有所谓的不道德,因为对于群居状态的原始社会而言,履行对社会的义务是第一要务,在更早的阶段,甚至只有集体责任。所以说,“卖淫”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但是进入阶级社会后,个体化的加强,人从集体中脱离,货币削弱人的价值,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还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贬低女性的价值,贬低卖淫女的价值,殊不知,自己才是始作俑者。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没有克服货币的弊端,反而发展出了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无限制地将资本主义和货币经济的弊端方法用来贬低、奴役和压迫人。这就是齐美尔所谓的“现代社会盛行的一个特征是:一方面最彻底地取消这些人的道德条件,另一方面却向他们提出抵御诱惑的坚强性格和抵抗力量的最高要求”。
解决卖淫现象的关键是从社会意义上克服货币经济对人价值的贬低和资本主义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提高女性地位。“对一个有机体提出的要求越少,功能越简单,它就成熟得越早。如果女人将来能够摆脱压力,如果她们从未成年发育迈向最独特力量的验证,迈向千差万别的素质,那么跟男人的差别或者会消失,个人成熟的期限和男人一样会延迟到来”。
“在最低级的文化状况中,两种关系确实同时成熟,因此,男人和女人身上的性关系调整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最后,齐美尔认定,“根据发展的伟大规则,发展在自己的顶峰上,会以一种精神化的完美形式重复萌芽时的最初状态所具有的形式”。
思考:
从哪个意义上理解文化?见《涂尔干之后,齐美尔之中》,文化是指一切由人参与创造、以非物质形式存在、具有内在理念意涵的客观存在,诸如法律、道德、习俗等等。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前,所有文化都完全具有中立性,不偏袒男性、也不偏袒女性,但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所有文化内容都被打上了男性性别烙印,并且被男性权力客观规范化,取得了超性别的存在形式。
“剩女”现象
女性到了适婚年龄未婚。男性到了适婚年龄未婚也是剩男。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仅仅客观描述现象。找不到、没有合适的等确实因为客观原因成为剩女的女性是因为女性地位提高了。女性在财富、权力和声誉上占有,从而提高了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更多地承担了社会责任,更少被允许成家。社会的限制和要求多了,个性的发展和处理个性的自由与时间都被压缩,恰当处理恋爱和婚姻的时间错过了。处于主观原因成为剩女的女性另当别论。
卖淫女和小三、出轨
在一夫一妻制下,以身体为手段,满足他人的性欲,卖淫、做小三和出轨没有什么区别,就原因而言,也都是货币经济。在货币经济之下,女人因资本主义与货币经济对女性地位贬低的合谋而自我贬低,个人价值的完整性被金钱单一化、简化、夷平。金钱既是阻拦她们实现个人目标的拦路虎,又是督促她们尽快实现的润滑剂,即只有通过赚取足够的金钱,他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实现自己的目标,否则一无所有。资本主义之下的金钱就是这样玩弄女人。有小三会出轨在财富、声望和权力上都不占优势的人吗?如果有,我们就需要另行讨论以上论述。
爱情以纯粹内心好感作为确定标准,婚姻以信任和爱情的实现为基本条件。出轨是什么?破坏原本的好感和信任。为什么要出轨?原本的爱情和婚姻不能再给予好感和信任了或者说一方的内心爱情满意度和信任心不能被满足了。可是爱情和婚姻的成立是双方的好感和信任,这需要双方承担保护这份好感和信任的责任,自觉履行爱情和婚姻给予双方好感和信任的义务。一方的出轨是双方的责任事故,两个人没有一个把责任承担到位,没有把义务履行好。

卖弄风情的心理学
没有从中找到一个可以与现实对应的观点,似懂非懂的感觉。似乎阅读经典的意义就在这,你觉得没读懂,但或许只是你的一种感觉,一种无非在现实中找到能够证实和证伪的切合点,实质上,也只是时间问题,或者对于大脑的另一种机能而言,它读懂了,但却是生理上的读懂,在大脑的思考逻辑中留下了痕迹,产生了不可名状的影响。孙老师说过很多次,就像爬山一样,攀爬的过程就很重要,就已经在客观上证明爬的意义了。
卖弄风情是一种中间状态,处理对立状态的二元似是而非、相互交替的状态,一旦有一方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卖弄风情就结束了。“卖弄风情的本质就是:哪里存在爱情,哪里就存在拥有或者没有”。
为什么男人总觉得女人有所保留,即便在最亲密的委身和袒露心扉之后?这是因为,“我们文化提供给心灵内在性的构成方式和表达方式,本质上是由男性创造的,因此,不可避免地首先为男性的存在方式及其需要服务”。

女性文化
自父系社会建立,男性权威就渗透到生活各领域、全过程之中。我们社会的文化并非没有性别,而是牢牢地贴上了男性权威的标签。男性文化不仅由男性权威创造,而且由男性权威捍卫,即为什么在较多的岗位上,男性更受欢迎,因为男性根据男性的生理特征、心理特性创造了它们,当然得挑选男性来担任。那么,从这个意义出发,女性文化就是根据女性生理特征和心理特性创造的文化,一种文化只有从一开始就是根据女性的特征被创造出来的,女性权威才能逐渐形成,适合于女性的社会需求才能增加。在现有男性文化中,正是因为缺少适合女性特征的社会需求,才会导致女性运动的兴起。
重新划分工作整体,即用新的工作或者至少原则上新的方法解决现有男性权威对女性特征的客观压抑问题能够为女性文化开辟新的路径。男性文化是这一过程的必经阶段,通过男性文化,“女性将分享男人的教育、考验和权利,她们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为自己特有的工作能力赢得基础、材料和技术”。女性特性借助客观的女性文化渗入男性文化之中,与男性文化并存、融合,“就此而言,男人和女人之间灵魂上的区别仍然有可能日趋狭小、不断减少”。“日趋精微的过程引导审美观在许多地方从鲜明的对立转为柔和的和谐,从形式和表现方面粗暴的极端对立转向平缓的过渡”,而女性恰恰就是借助这种具有生产性的细微差别丰富自身客观文化,与男性文化交融,创造新的文化内容与形式。

性别问题中的相对与绝对
I
社会的男性秩序“本质”和女性被支配的现实在以上《女性文化》已经阐述清楚,它是本文的前提。以下从男性权威的形成过程论述:
男性对女性确立了优势地位后,借助权力地位绝对化自身,使之成为人的一般性,又通过分化作用将男性本质表现“上升为一种超出男性的特别性,成为中立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的领域”。同时,“每一种建立在主观的权力优势基础上的支配,一贯希望自己找到一个客观的基础,也就是说:将权力转化成法律”。“男性的东西绝对化为客观的和实质的权威标准,即不仅属于男性的经验性既定事实,而且来自男性的、为了男性而提出的观念和理想要求,都成为超性别的绝对,这对评判女人产生了严重后果”。男性之所以能确立优势地位,是因为劳动分工将男人的价值整体分割到分工链条的各个阶段,家庭、职场都只是承载男性的一部分价值。女性被排挤到家庭,守一方寸土,守住了女性整体价值,幸免于被分割。片面化的男性价值要求女性价值的互补,要求女性价值对男性价值的劳动分工迎合。因此,男性在家庭以外基本处于无差别状态,只有在家庭之中才能感受到性别特征,生理意义上、支配秩序上,而女性只有在家庭之中才具有性别特征,全部价值的性别特征。这是男性性别特征的相对性和女性性别特征的绝对性。齐美尔称之为两性的“类型悲剧性”。
男性悲剧性在于“有限的成就与无限的要求之间的关系”,即“创造的无限的内在要求同实现这种要求的内在不可能性先验地联系在一起”。女性的悲剧基于男性本质,被视为男性秩序的手段和工具。

思考:
性别对立问题存在于阶级社会,即前社会主义社会。男性秩序掩盖了阶级社会统治秩序的本质,即统治阶级对包括一般男性和女性的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男性秩序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有意煽动性别对立的把戏,愚弄被统治者,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罢了。男性秩序,看似是男性获得了对女性的地位优势、权力优势,实际上不过是统治者抛出一点蝇头小利就迷惑了作为被统治者的男性群体。在男性秩序中,一般意义的男性群体并没有获得实质上的益处,女性群体更没有获得,反而是在两者之上的统治阶级收获了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削弱了被统治阶级的力量。归根到底,普通男性群体不过是合谋者和自我愚弄者,统治者能够利用的工具,并且与女性一样是被统治对象,只有统治阶级才是社会的主体。
资本主义社会并非煽动性别对立的始作俑者,却是恶贯满盈者。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将阶级社会无形的暴力施加在女性身上,对女性体形、仪态、身体部位等的过分要求和摧残,进而将男性统治力量威慑安置在女性心理基础之上,造成了女性心灵上的脆弱以方便奴役。如果说,在这两种类型的社会中,女性尚能守住家庭作为自己的大本营,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则失守了。女性也被投入工厂,遭受完整的价值被分割(这里的价值并非马克思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而是指社会层面对于女性的需求,需要女性发挥某些作用),但不仅不能像男性享有同等劳工待遇,反而遭受男性的嘲弄、压迫;同时,卖淫女被建构成为家庭妇女的替代物,即资本主义与货币经济狼狈为奸,将女性的肉体被当作普通商品出售以满足男性性欲,女性的整体价值虽然得以保留,但是被简化为经济价值、被夷平。吊诡的是,资本主义的性别对立由于货币经济的粉饰,它对人的价值最大化扭曲、异化,对人最残酷的压迫、奴役不但没有遭到最充分的抵制,反而受到了认同,收到了被统治者的合谋。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社会与过往一切社会类型的区别就是非阶级性,将人民主体性作为一切的出发点的落脚点,而不只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性。资本主义不是阶级社会的始作俑者,是阶级社会的“集大成者”,过往一切阶级压迫的手段被资本主义变本加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内容和形式。但是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的糟粕也有所遗留,并具有不同的形式与内容,这也是需要克服的。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克服过往一切阶级社会的糟粕特性,如压迫性、奴役性、剥削性。这种不平等理念已经渗透到阶级社会的各方面、全过程,并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所遗留。必须要在上述层面的文化意义上克服阶级社会的文化内容与形式。提倡人民性,不论男女老少,都具有创造和创新的权利,都是历史、社会的主体,都不允许被任何形式的阶级力量侵犯和压迫。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面前,在人民主体性面前,一切二元对立的问题都是阶级社会的把戏,都能找到解决的路径: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把握住了这一点,因而取得了先进性,带领人民过上了好日子。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视一切为工具和手段,用它们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实现阶级特殊利益。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民的利益是一切,除此之外,再不允许存在任何特殊利益,当然,这个目标需要过程。但是中国共产党正在朝这个目标迈进。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特殊利益,将自己作为实现人民利益的“服务型工具”,甘愿放弃自身利益、牺牲个人生命,做伟大无私的牺牲者、奉献者、服务者!

II
历史和现实的力量关系赋予、强化被客观规定的男人的特权地位,并且它支配着两性关系。男性特性被建构成人的一般性的象征,但是“女性特征的本质并没有相应地同男性特征构成纯粹的对立,而是更多地被当作一种自为的存在、一种由自身规定的东西,同时也是人性的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就一般性意义上,女性被视为男性的补充,但在具体层面上,女性则被视为与男性相对立的存在。在我看来,实质上,男性对女性的一般意义的建构纯属一厢情愿,完全没有根据女性的特征来对女性进行准确界定,因而才会导致在具体层面上,对女性个体的不了解,将其视为对立物。女性本就是一个整体,齐美尔认为,女性存在的根源和整体是她的母性,这是她与宇宙、世界整体的相关联的统一体存在的特性。如同艺术品一样,女性从属于通男性的关系,被男性建构着,但是它自身的内在意义,尽管受到这种男性秩序的限制,但是保留了完整性,显示出自身最原初意义上的同世界和宇宙相关联的价值所在。因此,在与男性的对应关系中,女性形象只是相对的统一性,是男性视角、男性秩序之下的男性单方面建构的统一性,因为男性作为人的一般性的存在,所以女性看似被统一于所谓人的一般性之中,作为男性的补充。实际上,女性自身的整体价值并未被所谓人的一般性所发现。
“一方面,男人是绝对,这种绝对不仅仅意味着男性,还意味着客观性,以二元性为代价赢得的超越所有主观性和对立性的规范高度,另一方面,女人是绝对,这种绝对也不仅意味着女性,而是仿佛在主体和客体分离之前,以实质的、静止的完整性承担着人的类特性的统一体”。
Posted: 2022-01-22 19:56 | 10 楼
胡书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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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鲍曼

读鲍曼
(一)思考:从文明的视角反思资本主义制度,阐释社会主义制度的超越性和先进性。
1.二战中,德、日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已经昭示,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再作为人类文明的代表,而二战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屡屡曝出的种种丑闻,更确凿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以人类文明的先进体现自居了。一个需要全面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时期要到来了!
纵然,资本主义制度在推翻封建制度、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提高生产效率和改进生产工具等方面具有先进性,但是其固有的殖民扩张、暴力血腥、贬损和夷平人的价值、少数人压迫和剥削多数人等野蛮性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以崭新的方式亮相世界,不仅吸收了前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优秀成果,如继承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工具以及相配套的上层建筑,而且克服了它们所有的野蛮性,如避免了殖民扩张、暴力压迫、少数人的统治等,同时,更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大多数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诉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2.反思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的糟粕性:
逻辑起点的伦理恶性:霍布斯“利维坦”,思想者对非思想者的鄙夷、控制
阶级性:阶级统治,少数人特殊利益凌驾于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之上
资本主义社会的革新性在于生产方式的改进(经济上的),而糟粕性在于政权组织形式,继承并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压迫性和剥削性,尤其充分利用了劳动分工的思路,设计出了一套控制和监督现代统治机制,分担责任、分散风险,在决策与执行不断增加中介的同时也疏远、模糊了道德伦理原则。
(1)狭隘资本主义的霸权主义出发点即为一元,实则是圈地自封:
狭隘的哲学家、政客集团的受到狭隘限制的、惯常的和重复的实践活动以及这些实践活动导致的偏见、错误的判断、愚昧,回头来造成了他们自身和其后裔所处的社会整体意识形态的狭隘。他们自以为生产知识,是高贵、居于高级地位的,便将知识生产能力相对匮乏的他者视为处在低级地位的人,认为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理论扩充并凌驾于他者之上,使之在整个社会蔓延就能够达成社会整合。当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所建立的社会行将没落时,他们的深受其害的后裔抓耳挠腮、苦思冥想,以为掌握了拯救社会的密码,即打破前辈们的普遍认知和根据这种认知建立的单一社会价值原则,殊不知,自己仍在前辈们的视野中、限制中兜圈子。当他们前辈建立了一种普遍性认知视角并将之强加在他者群体之上而不允许另外的认知视角产生之时,就注定了终将灭亡的厄运。因为,从一开始,这种普遍性认知就不是代表了多数人,而是少数人,而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认知和社会始终是能反映大多数人生存、生活和发展诉求的认知视角,因此,纵然这些后裔建立再多的多元认知视角,只要不跳出少数人的圈子,就还是在前辈的限制中兜圈子。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跳了出来,而且,无论所谓的多元视角再怎么看似具有生命力,只要偏离了人民性,就不会真的实现长治久安。这些多元视角的结局终究会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马克思主义终究实现宏观思想的一元性,当然,马克思主义因地制宜的多元性是在这一元性的框架之下的。
(2)分析突破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本质属性:
人民性:致力于大多数人生存、生活和发展诉求的满足
阶级性和反阶级性: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即致力于大多数人生存、生活和发展诉求的满足都是同志,统一战线;凡是有悖于这一目标的,要尽力团结到统一战线之中,绝对反对这一目标的,才要打到。
逻辑起点的道德善性:关注人身上契合社会进步的创新创造作用、真善美,注重人民幸福、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
3.西方理论程式和话语套路:
(1)以西方社会为背景,沿袭西方哲学社会思想发展脉络和逻辑,具有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哲学色彩、西方中心主义乃至文化霸权主义;
(2)资本主义框架之下的理论和话语的再生产终究逃脱不了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和奴役的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在这一逻辑必然性之下,一切文化生产与再生产都是灭亡之前的垂死挣扎和回光返照;
(3)强烈的阶级意识、少数人的特殊利益,对大多数人的忽视是西方理论与话语的致命伤;逐渐远离基层、远离现实只会将思想理论建立成为空中楼阁,即便抽象、具有深意,也是模糊的,是脱离广大群众的。
(4)福利国家与消费者社会
福利国家的实质在于为资本主义生产保障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和储备,是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名义上的福利只是保证生存,实际上掩盖了价值增殖和阶级剥削。
消费者社会: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工厂生产效率极大提高,逐渐淘汰了一批又一批工人,需要的是更少的劳动力和更多的消费者;于是,下岗工人被哄骗着超前消费,购买或不必要或质量劣等的产品,以实现资本家的利润增加。
从福利国家到消费者社会的转变,是阶级剥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价值增殖的换汤不换药,甚至是更为残酷的、更加不负责任的剥削。在福利国家阶段,如果工人不能被投入生产过程中,或许还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存;可到了消费者社会,统治阶级设置了严苛的福利领取的条件,将越来越多的下岗工人赶出了福利范围,并看似具有同情心地提供了新的消费方式——信用消费,实则是为工人阶级、普通大众设置了新的消费和债务陷阱之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不仅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和责任,而且还将风险与责任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且配备了权力和法律手段进行监管。
(二)后现代社会的行动模式
前提:涂尔干将社会标准作为道德标准,即凡是在社会中不能够被验证的便是不道德,反之才是道德。道德失去了自身属性,被社会规则左右;当现代社会控制技术和机制被发明出来以后,道德独立性丧失的程度加剧了,因为道德价值被技术价值代替,原本产生于人际交往之中的质性的善恶被技术和机制的效率和速度替代,综合评价体系被单一的任务、指标的完成数量和速度代替,科层制之间不断被增加的中介和随之产生的社会距离模糊了目标的明确性。行动者与行动对象的社会距离增加了,前者对后者的处境和后果变得不可视化了,后者在前者那里逐渐简化和抽象,沦为一种类型。
思考和行动的逻辑起点 逻辑目标 逻辑中的道德(逻辑伦理)
人的行动,除了目的和手段,也应该注重行动的逻辑起点,即行动的动机的和目的性,行动应该遵循伦理准则,他人不能是被利用的手段与工具。
后现代社会的行动应该道德、法律和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即实现最优解的行动。
人的需求,尤其是作为或者符合大多数人、生存、生活和发展要求的诉求,应该被作用采取行动的个人动机和集体行动目的。在理想状态下,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上述的行动的最初动机。它包括衣食住行等等各方面的基本阶段和更高阶段,但是将贪婪的、不怀好意的欲望排除在外。伦理道德的作用在此就是一则教化人、引导人由自为、自在向自觉转变,克制欲望、知足常乐,二则在人的关系网络和是社会环境之中发挥约束人、限制人的作用。尽管道德伦理的作用十分分散,没有正式的机构和组织、也不被赋予行政权力,但是当具有自觉性的人的数量增多从而或者伴随一个有更高自觉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环境形成的时候,它所具备的道德权威力量是最具约束力量的,而且,它也是约束人的终极力量——随着个体化真相(再整合和再聚合)的到来及强化。
作为实现行为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是具有优越的效率的理性化程序、机制制度,而他人作为参与者、合作者共同操弄、监督制度的实施。那么,这就意味着,法律和道德或者公序良俗作为两种监管力量被引入其中。行动的进行几乎是透明的,同时为了防止公平或效率的单向极端变化,必须要对法律、道德和利益负责,必须要在公正平等和效率之间权衡。

(三)关于不确定性的一点思考
1.不确定性的由来
分工在社会生产领域导致了流水线的诞生,在社会生活领域导致了科层制的诞生。诚然,在理性观念付诸实践之初,混乱不堪的生活确实被规整井然有序。然而,随着理性实践范围不断扩展及其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并没有按照预设构建和运转。精细的分工渗入生活的各个角落,依照理性设计的社会机制牵制着人们的一举一动。现代科层机构向自身边缘和底线再三退缩,即在不断增加的数量面前,机构放弃了单一的质量追求,被迫将其目标肤浅化,而规则程序照旧,要求机构成员按部就班。就这样,社会成员在不自觉地状态下被安排进了社会机制,个人生活追求被社会机制目标替代。伴随生活的非理性因素被理性排挤,个体对生活的反思被情感表达和情绪宣泄替代(这是一件诡异的事情,即在个人的生活世界被理性侵占的情况之下,唯独人的情绪没有向理性转变,反倒是停留在了生理层面),丧失了思考能力的人也丧失了对生活的自主意识。当一个人缺乏生活的自主意识的时候,他就找不到生活的目的、意义,更不用说完成生活的规则和程序了。在社会化大生产将集体拆分为个体,并将每一个个体投入到不同环节的帮衬下,个体生活的不确定只会越发强烈。
社会化大生产导致了个体化,理性的现代科层机构加剧了个体化,而当科技创新创造出了新事物、新场景、新平台等时,个体化才会被凸现出来,因为面对新的世界,人际交往模式也需要新的创造,那么从集体中脱离出来的个体,在需求被压抑了很久、终于有机会得到满足的时候,在面对自己和他人时,却手足无措了:对现实生活和未来规划的缺乏,对每一个行动应该做出的选择的迷茫,对言行举止背后的意义的无知……
总之,个体化的不确定性在于个体的主体性缺失了。在消费时代迷失了,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个人反应的时间缩短了;在现代科层机构中被安排了,人们按照所给定的目标、规则和程序形式,个人思考的时间不见了。
2.不确定性的后果
鲍曼对不确定性的维度的分类:新的世界无序;普遍的非规则化;作为邻里或家庭第二道防线的安全网被弱化;生活的碎片化、人的短暂记忆、社会的易变性和非决定性。从个人层面看,不确定性的表现是缺乏对当下生活的关注和对未来的构思与设计、选择和行动的恐惧和迷茫、对风俗习惯、言行举止等所蕴含的意义的无知……总之,不确定性是有待组织的混乱和集体缺乏自主意识的状态。个体的个人性强化和集体性弱化,实则都是假象,因为个体离开了集体,就是能力的分散和变得脆弱,而这正是因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更能在分散中发挥凝聚作用的集体的缺席。所以这个集体要发挥文化、道德伦理的作用,要将各色人等纳入共同的信仰和目标之下,要发挥领导、组织和协调作用,甚至具备最高权威。
劳动分工促进功能分化,也强化了功能协作;这种建立在职业划分基础之上的群体的分散,虽然将个体导流到不同领域,但也埋下了强化个体合作的种子。因为个体化带来不确定性,人稍微脱离群体、社会或者关系、机制就会飘忽不定、踌躇不前,恰恰说明人是社会的动物,高度依赖他人、人际关系和社会整合机制,个体自觉性和自主意识的欠缺。因此,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不确定性愈加剧,愈能证明人的自觉性和自主意识的薄弱,也愈说明尚且需要一个领导力量的引领。同时,在整体文化自觉性建立起之前,任何排斥整合、聚合的行动、技术、制度都是加剧个体化。从这一角度出发,个体化是后现代社会的假象,而更高强度的聚合、集中和强化才是未来。
分工带来的分化使每个个体都有足够的自由做出不同选择和决定,因为每一个个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一般地,他们不会轻易地就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是顽固地保护它——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所以个体怎么才能凝结到一起,通过什么方式表露和满足相互团结的需要?——强大的外部吞噬力量使个体无法承受的时候,凝结的意愿会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个体前所未有地感到需要重新组织一个集体,团结起来,共同抵御重大风险挑战。
2.教育系统与不确定性
(1)教育系统在分工中的衰落和退化
劳动分工导致社会分化、个体化。个体化背景之下,个人自身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权利与需求得到前所未有地重视,而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这一权利的实现和需求的满足提供了多样化的方式和工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自媒体的兴起更是将这一趋势推倒了新的高峰。到与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以更具可能性的方式使人能够更容易具备信息、技能相反的是,教育相对地落后了。教育需要长时间的投入方能培养人才,这一特征与现代化要求相悖。当人们通过非教育方式即可获得满足自身需要的技能和信息时,教育当然就会被丢到一边去了。
但是这一趋势之中也隐藏着可拯救教育的机会:引进多元化和包容性,以更高强度的培养方式、更严格的要求培养更加符合社会要求、更能抵御时代风险挑战的人才。
(2)教育系统参与了不确定性的制造
教育系统也参与了不确定性的制造中,它使我们与现实脱节,保持朴素的天真,甚至养成逃避现实的性格。但从长期来看,我们所接受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使我们为社会建设带来全新的特征,当我们成为社会主力时,我们就可能前所未有地实现理想社会。
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教育系统的另一面开始显现。
幼儿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出生后的三到五年内,一个人就会被送进教育系统,一直到大学毕业,这个过程至少花费16年。在这16年的时间里,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社会交往方式、兴趣爱好等等很大程度上受到教育系统内部的成员(老师也好、家长也罢,亦或同伴)的影响而定型。由于相对地与社会隔绝,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们更多地是从课本——这些前人按照既定的同时也是理想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创造的知识的载体上获得对他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认识,而周围的同伴——这些很大程度上和我们出于相似家世、类似成长环境的人,与我们一样,都是正在认识外部世界并且相对于外部世界是陌生人的人,即便我们间或从阅历丰富的老师口中了解到外部世界的与课本知识有出入的特征,也无济于事,因为这点零星小雨冲垮不了教育系统坚固的大坝。相反,教育系统坚固而隔绝的大坝对我们所实施的分离措施使我们与社会的其他身份群体区别开来并获得极其具有辨识度和与众不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使我们成为一个完全暴露在其他群体目光之下的“透明人”——我们的思维方式、知识储备、对社会的了解都那样被熟知而被视为天真幼稚。晴天时,这种暴露可以促使我们进行光合作用;阴天时,这种暴露将我们完全搁置在随时处于危险乃至毙命的可能性之中——风雨来了,无所依靠,而更危险的情况在于,我们缺乏预测风雨的判断力以及遮风挡雨的自主能力。这不能不归咎到教育系统上。
不可否认,教育系统的完善与普及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其教书育人功能的稳健运转使一代又一代人得以鱼跃龙门。可当教育回避学生成长成才的核心目标,仅仅停留在教授应试技巧,它就已经偏离了甚至违背了“立德树人”的核心价值理念;教育无法妥善利用科层制度就会被科层制反噬,就会沦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变成阻挡人才培养的一面铜墙铁壁。
用物理手段建立一所学校、用围墙堵上四周无可厚非,因为它具有保护的功能;然而,用文化手段隔离一个群体、用教育的权力遮掩他们的口耳眼鼻实在是缘木求鱼。物理隔离尚且带来安全,而文化封闭能来什么呢?在快速变迁的社会面前,版本更迭缓慢的课本能给学生带去什么新颖的创新创造的刺激;在教育系统强势的计划、规章程序和既定目标面前,有自身需求的学生哪有张嘴伸张的机会?当我们走出校园,噢,仅仅走出高中时,我们从既定计划和目标的制度中走出来了,我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吗?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迷茫和不确定。面对这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面对许许多多新颖的热点话题和事件,面对社会的牛鬼蛇神、魑魅魍魉,面对太多太多的未知事物,一瞬间,我们迷失在判断和选择之中。这个世界从来都是潜在着更多的风险挑战,更少的天真烂漫,只要首先学会抵御、对抗风险挑战的判断力和应对能力,才能获得真正的天真烂漫。教育系统为我们做出选择和决定的强制机制,使我们丢失了思考、做判断的机会和能力,可它毕竟也交给了我们一些知识和方法——这些是我们进行抵抗的原始积累,并以此为基础做更多的知识积累和能力训练以最基础地能够自我保护。
3.个人自主性的污名化
应对不确定性时,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措手不及的状况,说明了个体自我意识和自主管理能力的缺失。这种缺失无可厚非,但是人们在面对这种缺失时不仅不自知,反而将其污名化。
如“社牛”、“社恐”。原本就是人在社交场合的正常的行为举止和心理状态(不卑不亢、合理表达和满足需求)被冠以极具褒贬意味的形容词,看似不吝夸赞或者贴切描述,实则暗藏和掩饰了自己的意识无知和行为无能,反而是对一种正常的社交心理和社交行为的污名化。
Posted: 2022-04-22 12:43 | 1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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