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完整版本: [-- 胡书坤读书报告 --]

三农中国读书论坛 -> 西农四为读书会 -> 胡书坤读书报告 [打印本页] 登录 -> 注册 -> 回复主题 -> 发表主题

胡书坤 2021-07-03 16:54
5.“偶然”的意义
一件偶尔出现的社会现象,出现的次数多了,偶尔变成了经常;这就到了需要我们考察它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思考、联系这种社会现象贫乏的结构性原因和可能引起的系统性突变。
文明的进程是囊括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职能分工逐渐明确、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的一条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关系组织与关系组织密切互动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上,每一件物品、每一社会现象都蕴含着宏观历史进程的意涵。由一件工具、影响力比较小的社会现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可以窥见具有一定宏观意义的历史进程。
1)人的社会建构:是指出现次数很少的社会现象
2)而实际上,所谓“偶然”可能蕴含着另一件社会现象的兴起。以西方市民阶层的崛起及其对对贵族的取代为例。
3)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对西方贵族的全方位取代是一个结果,是“偶然”转变为“必然”的成果,是量变成为质变的结果。这其中的变化所表现出的规律性就是复杂现象的变化中的机制,即量变到质变的中间过程所遵循的规律。
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生产—消费过程的延长,人与人职能上的相互依赖日益紧密,加之货币的产生,市民阶层悄然出现。在市民阶层诞生之初,贵族垄断了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所有机遇。随着职能依赖的加深,市民阶层的地位愈加重要,开始在各领域崭露头角。慢慢地,市民阶层的数量开始超过贵族阶层,因而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上,市民开始总有更多权力,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扩大。这种趋势最终的结果就是市民阶层取代了贵族,社会发展迎来新的阶段。
6. 人类文明几千年的成果汇聚在每个人的身体中,通过人性、情感表现出来。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野蛮陋习与文明习惯、暴力手段与和平手段、简单步骤与复杂程序全都经过时间的筛漏、人类大脑的加工一再凝练、抽象而最终以最容易让身体接受的方式、最容易通过身体传承的方式贮存在每个人身体之中,通过人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来。可以说,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颦一笑,行为举止的每个动作、眼神和反映出来的情绪变化都蕴含着历史的进程和宏观意义。
7. 奴隶社会的终结与封建社会的崛起。
生存需求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变革的根本因素,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满足生存需求的凭借物和手段不同而已。在奴隶主社会、封建社会,满足生存需求的凭借物是土地,是对土地及其产出物的占有;但在奴隶主社会,对土地及其产物占有的方式是凭借亲缘关系及其继承,而封建社会则在其中加入了中间过程,因而对土地的占有必须要先占有和支配其他凭借物,比如官职、知识、财产,所以在这个中间过程中又存在着以以上凭借物为目的的相互交织的斗争、竞争。封建社会对奴隶主社会的取代的过程可以说就是这个中间过程的产生、稳固的过程。
在奴隶主社会中,上层维护下层的效劳最佳的方式就是分封土地,以实现数量上的优势——彼时,数量优势就决定了斗争优势,从而汇聚起强大的实力,实现对内控制和对外扩张的目标。为了获取斗争优势,统治者就需要不断占有更多的土地、收揽更多的下层,因此彼时为了土地进行的战争不断,烽火连绵不休。然而这种实现自身强大的推动力也是瓦解自身的力量:统治上层不断攫取土地,又不断分封,看似逐渐兵强马壮的过程也是不断消耗自身实力的过程。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斗争无法在获取新的土地,扩张就停止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内部动乱——因为外部冲突再也无法掩盖内部矛盾,在没有土地可供蚕食的情况下,就只能消耗内部力量。当这种内部消耗达到几个后崛起的力量体几乎相互均衡的程度,奴隶主社会就行将枯朽了。
为了土地,为了生存,相互均衡的力量体仍旧会相互斗争。其中内部土地分散方式出众、内部机制相较先进与稳定的力量体占据优势,会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消灭其他力量体,最终曾为一个新的大一统的统治体。
8.文明进化的图式:
生存—斗争—稳定—分化—利益—竞争—再稳定—分工—纯粹价值—稳固
原始生存需求/利益追求/价值渴求导向多方斗争,为了某类生存凭借物/诸如知识、财富、名望等生存凭借物的中介产品/诸如自由、公正等纯粹价值理念寄托物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多方暴力集团/利益集团/纯粹价值组织展开战争/和平争夺与竞争,最终数量/技术/纯粹价值理念上占据优势的一方胜出或几方形成相互平衡的局面;这时,较大一级的统治单位会形成,相应的,随着社会动荡、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人际交往的变化,进而通过人际关系网络,人的心理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变革;习俗习惯、文学艺术、工业产品等都是。每一个阶段的进程可能存在反复,但最终方向始终是沿着以上图式。
文明的进程就是在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有规律之下对个人原始欲望加以体制化管控的过程。文明礼俗的形成、固定是社会分化、社会发展的结果、表现,是文明的冰山一角,其背后是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在人际交往上的发挥了作用,是宏观设置构建了相互交织的职能分工机制,并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在个人心理上镌刻的结果。
原始社会,以自然经济为生存根基,不存在机构分工,是原始群居部落掌握着各种职能。此时,人的原始欲望处于自由释放的状态,并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也不引起任何恐惧。人类生活在大动荡时代,异族侵扰、猛兽突袭、自然灾害等都特别随意就造成灭顶之灾,部落上一秒可能还处于安全环境之中,下一秒可能就无法保证生命延续了。人类此时的心理结构与德动荡的社会是相适应的。“人的心灵在这里也总是习惯于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常常是小小的印象,无法遏制的联想,就足以引起不安和情绪的变换。”人与人、部落与部落更多的是对立关系,不存在替代性,相互依赖程度很低,相反只有消灭对方,占领对方的土地、资源才维持自身生存。
随着社会分工细密发展,不同的人、群体、阶层开始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能,相互依赖程度提高。人越来越处于相互依赖的网络之中,人的生存需求职能借助其他人才能实现,过往那种凭借暴力、原始欲望手段的使用逐渐失效,不能再保证生存和生活需求。因此,合作的方式愈加被选择,随之便是平和的社会环境蔚然成风,人的心理状态也逐渐平和。人类逐渐掩饰自己的原始欲望,而是以更为委婉的方式满足原始欲望或者直接控制原始冲动,羞耻界限迁移,即人的恐惧的来源发生转向,对处于关系网络之中的他人的感受更加重视,更加“恐惧”在别人面前有失体面。于是在“恐惧”、“羞耻感”的驱使下,一系列限制人的原始欲望的自律性礼仪、习惯、文学艺术形式诞生了,经过漫长的岁月,它们形成体系,成为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样。
小感:
1)随着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密,原先由垄断者占有的职能逐渐社会化,即被一整块占据的职能逐渐分化成不同的职能,并要求不同人员和部门掌控。这个过程仍然具有量变到质变的中间过程的变化机制,即私人独占到社会化占有是一个结果到另一个结果,这其中是私人占有职能逐渐脱离的变化,首先是某一最佳点上的职能脱离,而后,会不断有职能脱离的情况出现。从数量上看,是一个人、几个人、一个统治集团的占有向多个职能部门的过渡。
2)人类有目的导向的社会发展与没有目的导向的自然发展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据人类观察,自然界的一切似乎是按照一种定律、规律朝着某一方向发展的,但这也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想法,是按着自身生存需求和利益索求为自然世界强加的定则。如果说自然界有一确定的方向,那么这一方向的推动力量也只是生存需求;作为无能动反应的低级生命体,自然物、动植物的唯一“需求”只是生存。而人类不一样,人类除了生存还希望更好的生存,追求奢侈的生存。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人类是自私的,但这不是这段文字表达的重点。
我想说的是,因为人类自身特殊的利益需求有别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所以人类在理解万事万物的时候,其出发点都是自身,是从人的角度出发逐渐而形成一层层思考、行动的圈子的。而自然界的“思考逻辑”无涉“价值”,只有生存,是真正的“中立”、“公允”。
人类带着这种思维模式考察自然社会、自身社会的发展时,就无法避免会出现理解反差,会依照个人喜恶、利益牵连做出选择、进行性质不同的行动、形成差异很大的经验和理论。而这其中不乏人类深陷自负而被自然界“魅惑”的时刻及这个时刻做出的选择、进行的行动和形成的经验与理论——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类的“蒙魅”。比如人类创造了宗教,也为自己创造了“蒙魅”,人类的观察时间自此被蒙上一层黑纱,看不清现实。同样,人类构造了科学体系,并依据科学技术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人类也为自己创造了新的“蒙魅”——科学技术的副作用。
陷入蒙魅是必经之路,去魅也是必经之路。一直以来,我们对历史对社会发展的反思可以说都是一种去魅,我们还需要继续去魅。就当前来说,需要反思对科学技术手段的利用,客观认识人类不恰当的利用对自身完成的伤害。

胡书坤 2021-07-08 11:52
《学术与政治》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平地起惊雷,在欧洲大地上开始了人性美和科学民主的书写与传播。伴随工业化、民主价值理念的传播,欧洲的社会建制仿佛与预期背道相驰。在德国,俾斯麦领导迅速完成工业化、实现经济腾飞之后,权威过于议会、膨胀的官僚组织的并未退居二线,将权利交到民众手上,相反,整个社会都是“官式文化群氓的支配范畴”,市民阶层泛滥着庸俗享乐主义,社会建制俨然是“市民趣味的、下意识的奴化形式”。工业生产促进的物质需求极大满足导致了物欲膨胀现象的出现,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价值领域应接不暇,在享乐主义中,人们信念颓败、价值缺失,虚无主义、神秘主义、浪漫主义、怀疑主义占领人们的头脑、弥漫整个社会。敏锐的科学家们发现了这种现象,感觉需要做点什么。
韦伯作为一名“精神贵族”式的德国知识界领袖,通过现象分析、理论追溯与阐述对这一社会思潮做了十分个性化的回应。他通过追溯“价值统一性”的历史,提出价值分裂“是一个一直伴随人类的历史命运,是一个‘数千年来’从未间断的‘除魅’过程”。专业化分工加剧了价值分裂,促进了伦理学的专业化,人们通过这种现象反思会逐渐在各行各业建立起互相有别的职业伦理、道德伦理。正如韦伯所言,只有通过伦理学的专业化,才能使伦理得以“通过让政治去遵守自己的条律,使自己在处理整治方面丝毫不受伤害,甚至可以使这门高贵的技艺得到极大地强化”。他以“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为切入点,通过《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两篇文章具体阐述、分析。
“信念伦理”是“盯住信念之火,不要让它熄灭”,它不问后果,只考虑信念能够实现;“责任伦理”与其相对立,考虑行动的手段与后果,并要求人应该承担行动后果的责任。两者可以具象化为“学术”与“政治”。学术代表价值、信仰,政治象征行动的责任和后果;学术通过政治这个官僚机器可以很好的传递纯粹价值理念。为了做到这一点,学术和政治都需要恪守本领域伦理;以学术为业的人要通过知识和自身修养获得学者的资格,又认识到“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是一个未受学但具备领悟力头脑能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对它们进行独立的思考”。“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我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绝对伦理是不问后果的”,“一切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信念伦理无法容忍世界在道德上的无理性,在利用目的为手段辩护这个问题上,它深恶痛绝,因为对于采取道德上有害的手段的行为,它一概拒绝。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哪种伦理能够回避一个事实:在无数的情况下,获得‘善的’结果,是与一个人付出代价的决心联系在一起的——为此他不得不采用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甚至是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负效应”。
“我们置身于不同的生活领域,每一个领域受着不同的定律支配”。现实中,人们清明地看到生活中存在的各领域及支配它的条分缕析、井然有序的定律,因为它们往往扎堆聚集、相互交织。如果单单依照理论分析中的特定定律在对应的生活领域中行动,那么其后果或是啼笑皆非的或是严重不堪的或是难以挽回的……至此, “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胡书坤 2021-07-26 11:14
在初创阶段,社会科学需要不仅面临着与自然科学相区分,也面临着与哲学相分离。因而这个阶段的社会学家和他们的思想成果或多或少均带有哲学思辨色彩。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和齐美尔基本都是从哲学传统出发,阐释了各自在社会学对象和方法上的想法。其中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渊源于狄尔泰、李凯尔特,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虽然都研究实在,但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实在是文化事件,而它是有意义,相比于自然科学的实在,社会科学的实在与人的关系更微妙、更紧密。
韦伯的界定与以下概念密不可分:文化科学、意义和价值、理解、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拓展开来,我们可以形成以下三个命题:(1)文化(社会)科学是研究文化事件的科学门类,而文化事件包括意义与价值,这是文化(社会)科学有别于自然科学之处之一。(2)文化事件中的意义是人类过往生活经历、习俗、规则等在文化事件中的贮存,是蕴含在文化事件中的外在时间结构下的个人层面的情感、思想和欲望与社会层次的习俗、规则和结构;而文化事件之所以与人发生联系,恰恰在于其价值,即人类在具体文化事件中注入的态度和意志。(3)文化(社会)科学研究文化事件中的意义与价值的手段是理解,即神入式体验。人(社会科学家)秉持这种态度和意志之下的兴趣选择实在、与实在发生联系就是价值关联;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人(社会科学家)应该避免将自己的态度与意志注入研究过程之中,即保持研究过程的客观性,把握过程中实在与实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情感、态度与实在的关系。
由于原文中蕴含的大量逻辑紧密的推论和哲学式思辨远远超出了我所能理解的范畴,在以下内容中,我只陈述我的拙劣猜测。
目的与手段具有一定的适配性,人们应该有意识地根据目的选择手段。
社会科学中不具有自然科学式的普遍规律,我们应该把握具体实在的发展过程及其所蕴含的联系,并探索其中不同成分产生复杂联系的规则。
每一件现象的结果都具有与其发展过程中的“偶然”的若干选择的适当性。可以说,在具体的文化事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每一个因素-成分与其他因素-成分发生联系的方式、选择都具有若干个,由于人的作用,最终的结果只是若干联系方式中的一种,因而颇具“偶然性”。在我们把握了因素-成分的联系逻辑的前提下,通过改变因素-成分发生联系的条件,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件文化事件的过程,创造一个类结果。对于韦伯而言,这显然具有可能性。

胡书坤 2021-10-06 22:33
任何需求都会达到饱和,因而任何生产都必然存在一个界限。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充斥各生产部门各个消费单元,以至于社会上再没有多余的地方能容纳更多的产品——此时,就可以宣告:市场经济的末日来临了!随之而来的是,分配代替交换,交换只在狭小的地域内、零碎的土地上发挥作用;私有企业逐渐难以为继,而被集体和国家接管,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真正普及;产品、劳动和所得分配物以时间为单元记录和计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共产主义社会将在社会主义社会高度发达时到来,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行将枯朽时建立的。所以,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讨论也好,设想也罢,总不能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即对其经济基础与运行逻辑及建立在其上的上层建筑的分析。
自然界由所有生存于其间的动植物共享,从本质上,它是公有制的,不是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所有性质的社会形态都以私有制为基础,都是少数人占有劳动资料,都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都违背了自然界的本质。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打破这一切!
一、“异化劳动”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的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p51-52
劳动是手段,生活是目的。为了生存和更好的生活,人必须为自己劳动。劳动的本质就是作为生存和美好生活的手段,劳动的目的就是人的美好的生活。
自然界是任何社会、任何性质的物质生产的前提,没有自然界提供的物质材料,任何性质的生产及其产品都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都将劳动者和劳动材料占有于统治阶级之下,即一方面,统治阶级全然占有劳动者为自己的奴隶,全部占有劳动材料为自己的所有物;另一方面,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仍然是统一的。劳动者只能依附于统治阶级。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下,劳动者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也把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自身的存亡牢牢绑定在一起,劳动者一旦受到灾害、疾病的破坏,统治阶级也只能跟着遭殃,因为在不务生产的统治阶级占有劳动者和劳动材料的同时,他不得不依靠劳动者维持生计。仅就二者的生产关系而言,他们是休戚与共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分离了。劳动者刚从奴隶身份中解放出来,又掉进了资本家的陷阱。劳动者先是变成了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人,只能依靠、出卖自己劳动力才能生存。劳动者只能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劳动资料的人,即资本家。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不是人身依附,而是自由的雇佣关系——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作为劳动力载体的劳动者为资本家劳动,也是对立的关系——劳动力的买者与卖者的对立,劳动资料占有者与劳动力占有者的对立。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中,吊诡的是,一旦雇佣关系成立,无论资本家怎样使用劳动者,劳动者因此患了什么病、消损了多大程度的生病健康,这一切都与资本家再无关系,他无需为劳动者的身体状况担负任何责任与费用。
言而总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凭借劳动者自身劳动输出生产的商品,不再属于他本人,而是作为资本家的所有物与他对立。劳动者不仅不能占有劳动产出物,而且必须通过交换从资本家手里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除此之外,更为彻底的是,劳动者逐渐丧失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因为他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换取自身和家庭所需要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等价物。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的异化表现在:(1)劳动者与自身的异化(2)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3)劳动者与他人关系的异化。这与劳动本质的异化,这本末倒置了人与劳动的关系——劳动成了目的,人成了手段。
二、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本质和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雇佣劳动,本质是追求价值增值,即压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结果是灭亡。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是建立这个压榨和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切以私有制、平等、自由粉饰的概念、法制、文化都是对资本主义丑陋和肮脏的掩盖。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框架下,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因而劳动者只能在商品市场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并通过在资本家的工厂中劳动一定时间,从而赚取表现为一部分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一定量的货币,并拿这些货币购买必要生活资料,才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之所以是赚取一部分自身价值的货币,是因为资本家通过绝对和相对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劳动强度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实现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剥夺。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越长,生产的价值就越大,表现为一定价值的产品的数额越大,资本家压榨和剥夺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用于衡量劳动力价值的货币实际上是表达劳动力生产价值的中介,是便于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劳动者的劳动产物成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法律保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资产阶级法律确立和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就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维护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人只是工具,资产阶级统治阶层要求不必要维持工人生存、工作和生命健康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只追求价值增殖,资本家唯一在乎的就是剩余价值的不断增加。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提高降低工资、减少可变资本的投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资本积累,并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扩大生产、在个别生产部门形成积聚,进而逐渐降低个别到众多的生产部门的利润率[p’=p(m)/(c+v)]。如此来回反复,资本不断进行再生产,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众多生产部门利润率不断降低。利润率减低并不代表利润的绝对量的减少,相反是伴随这种量的增加。因为,就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体而言,利润率的变动意味着总资本投入的增长、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相对变动,并且这种变动可补偿剩余价值的减少或提高。因此,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意味着,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和不变资本的绝对增加。它的社会意义在于,相对剩余人口的增加、工资水平的降低和工业生产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越来越大,即随着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降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失业人口逐渐增加,消费能力受限,而资本主义生产仍在继续、物质生产资料需求逐渐接近特定时期的自然界限,但资本主义生产危机悄然酝酿;大萧条、破产、民不聊生将接踵而至。
[资本积聚的结果是垄断。垄断的危害在于,在个别生产部门,大资本已经拉低了平均利润率,即推动剩余价值增加只能依靠财大气组的大资本家的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否则进入该生产部门的小资本只能是大鱼的虾米。或者这么解释,大资本采取的生产办法或者所要求的生产设备能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这种生产办法和生产设备是一种技术门槛,对于小资本而言,它就意味着是超越自身资本价值的投入,是入门障碍。这样小资本就被排除在行业之外了,除非它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率更高、利润率更低的生产办法和生产设备。
剩余价值m=利润p,剩余价值率m’=m/v,平均利润率p’=p(m)/(c+v)
平均利润率降低的原因:资本家追求价值增殖,即能用最小的投入博取最大的剩余价值。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减少工资,进而降低可变资本的比例;但不变资本尤其是固定资本投入是绝对增加的,因为在劳动价值的减少的同时,必须要用等量的生产资料进行补偿以维持个别商品的价值。因此,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商品价值必然降低,个别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必然减少,商品更加便宜,工资随着降低,但是由于商品数量的增加,剩余价值量整体上仍然是增加的,即供给大于需求或者生产超过购买力。
总之,平均利润率的减低是由于剩余价值的降低和总资本的增加引起的。]
三、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况
“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社会阶层的可能性就越小,社会工作日中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部分越小,从而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 。——《资本论》第一卷p605-606
市场与计划是发展经济的两种手段。市场经济既不为资本主义国家独有,也不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享有,计划经济既不为社会主义国家独有,也不为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享有。长期以来,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高度捆绑,以至于人们将二者画上了等号,将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压迫、剥削、压榨和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因此,人们也将市场经济定性为压迫、剥削、压榨和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发展经济是工作重心,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要在发展经济的大环境之下统筹解决。我们允许资本发展,但也警惕和及时制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对劳动者的洗脑与压榨;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强调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但仍然是社会主义在前、人民福祉为先,市场经济在后。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和本质是为人民服务,手段是利用资本发展经济。
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大踏步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这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是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利用市场发展经济,将社会主义发展成为超越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的较优越的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1949年建国开始至1978年属于第一阶段,自改革开放至2012年是第二阶段,党的十八大至二十一世纪中叶是第三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大发展的时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从那时起,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扩大开放,让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断相互适应,逐渐探索出了完善的、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当前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区的上海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主要承担这个任务,继续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经济、增进人民福祉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实现的顺序是先实现共同富裕、消灭两极分化,再消灭剥削和私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向这个目标靠拢,它的完全形态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预见,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将率先消灭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鸿沟,实现区域共同富裕的目标。
这条道路将一直坚持到首先是区域共同富裕的实现,而后是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富裕全面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即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结束。然后是私有制被逐渐消灭。届时,我们将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是一条十分漫长的道路。
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即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货币将逐渐消失,因为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无需交换,而主要是由分配、辅助以交换的方式实现产品的消费、需求的满足。届时,产品价值的将直接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时间表达。工作日极大缩短,人们每天只需要劳动很少的时间就可以获得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劳动普遍化,主要社会劳动力成员都需要劳动,需要记录劳动以获取生活物资,同样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集体(国家)所有制得以建立,发展成果真正从集体、国家到人人共享。
在特定时期,随着消灭私有制提上日程,公司所有制逐渐采取以集体所有为主,具体参见华为公司模式、南街村集体经济。内部员工持股、员工集体所有公司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模式,即在经济领域人民真正实现当家做主,不再接受资产阶级的剥削,而是自主管理。
在过渡时期,必将存在各种各样的过渡形态,例如,共同富裕由一个省市走向多个省市,由区域共同富裕走向社会共同富裕;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资本家占有被逐渐剥夺,资本家首先保留职务,暂时引领企业发展,但不享有分红、只获取薪酬,员工持股由一增多,员工委员会逐渐主导企业发展事务,资本家被消灭;个别公司首先取消薪酬制度,采取劳动资料分配的方式,以劳动时间为主要分配依据——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期间也必然出现各式各样的阻碍,但是详细的已经超乎我的想象范围,无法预知。

胡书坤 2021-12-01 23:35
原始社会混沌一片,梳理氏族到民族的变迁、追溯族群的起源,也不过是选择的一条路径而已。总体而言,原始社会的没落是生产力发展、劳动分工的结果,是混沌逐渐分化为明确的职能的过程。从现有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法律的、军事的、艺术的等等产品商品、事物实物往前追溯,都可以在原始社会找到源头。
一、    从氏族到民族(国家)
民族是国家形成的前提或者两者相伴而生。氏族走出封闭,民族宣告存在。在不同氏族的交流交融中,民族得以存在。正是因为民族的形成,私有财产得以发展,私有制得以形成,从而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才形成了。
当然,民族的形成从一开始就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封闭的氏族部落内部生产过剩的结果,是供给决定需求,也是需求增加而呼唤供给的结果;产品交换出现了,随着产品交换的常态化,产品向商品的转变也会慢慢形成——商品最终的产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随着产品交换范围的扩大,一个氏族的成员走出他们的氏族,来到另一个氏族,从而给这个氏族的管理带来了麻烦的问题,同时也催生了新的管理机构、组织形式乃至人际关系组织模式—民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国家迫不得已确立的前提。这是摆在原有氏族领袖的现实问题,如何协调不同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于是,在氏族之上,范围更宽泛的和具有更大包容性的组织形式、人际关系模式-民族产生了,它淡化了、削弱了血亲,更强调地域。人与人的关系被建构为出自相同地域、具有经济联系。从氏族到民族,代替血亲划分标准的首先是地域,随后是共同地域之上的文化因素和政治认可。这种文化因素包括文字、语言、习俗、习惯。由于民族是国家形成的前提,在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产生以后,就逐渐将地域、文字、语言、习俗等综合起来作为认定标准标识民族了。
随着民族不断发展与产品交换不断扩大,能够用于交换的产品的种类也不断被发现,人的私人欲望逐渐被激发,为了占有更多的产品,一部分人在声望==》财产、权力(声望是氏族部落领袖的特权,只有在声望基础上,这种领袖才能占有更多的财产和权力)上具有优势的人成了特权阶级,逐渐与劣势阶级对立起来。在这种逐名逐利和阶级对立的基础上,特权阶级为了更好地敛财和占有更多的财产(土地等),他们发明了国家。
二、私有制的出现
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私有制悄然发育。人类经历过三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和农业与商业的分离——商人的出现。私有制的出现孕育在农产品过剩、开始与手工业分离的阶段,正式出现在商人的出现。私有制出现的原因就是农副产品的增加、手工产品的富余,生产者需要通过交换获取其他产品。交换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扩大,加速了私有产品的增加。
三、家庭的出现
原始社会大致经过了群婚、对偶婚和专偶婚三个阶段,才逐渐形成了家庭这一新的生产组织。群婚是最原始的婚姻形式,是在母系社会的氏族内部盛行的不加区分年龄、辈分的婚姻,对其的限制随着是生产发展逐渐增加,族群禁忌、辈分禁忌逐渐登场,限制和引导群婚的发展。随着这种禁忌的增多,对偶婚逐渐形成,这种婚姻形式一般分为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也是在母系社会盛行。在这种婚姻形式内部,因为财产分配与继承问题、男性劳动力的优势地位等,男性权力逐渐占领主要地位,社会逐渐过渡到父系社会。值得一说的是,专偶制,即一夫一妻制,正是随着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登上历史舞台的,远不像神话、浪漫故事里所描述的那么罗曼蒂克。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产品富裕,逐渐不再需要集体耕种生产,因而氏族生产便逐渐瓦解了。
婚姻的范围逐渐缩小,生产组织单位逐渐由氏族这种集体转向家庭,随之部落、氏族社会逐渐瓦解。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主要婚姻形式。
家庭是伴随氏族没落而从中分离出来的职能之一,是氏族婚姻走向专偶制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手工业乃至商业逐渐独立运作(保持着相互联系)。这导致了生产组织规模的缩小,也悄然摧毁着集体劳作的原始劳动模式。在综合作用之下,家庭作为承载和联系农业与手工业的生产单位就诞生了。
四、民族的消亡
任何事物、概念、理论和现象(统称为理念集合体)都蕴含着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是在它形成客观存在之前由个人或集体创造者主观加入的具有人格化的属性;随着这些理念集合体的客观化,这种原本属于主观创造的物也具有了客观的特征。
人的身体是这些理念集合体内在属性的传承的工具,也是可以受之委托的承载物。人通过大脑对已经客观存在的物先精炼提取其内在的理念,再主观理解,并依据主体个人特性加入相应的思想观点;最终,在对外传播时,尤其是在它付诸客观存在物之时,它就会再次被赋予客观化特征。
所以,任何事物,通过人的身体,都会经过“客观——主观——客观”的过程,即先被还原为一种理念,再形成一种具有新特征的事物。随着时间的增加,当新特征积累增加到一定程度可引起质变的时候,一种崭新的事物就脱胎而出了。
民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被特定地域、独特的习俗、语言和文字赋予与众不同的鲜明的特征的同时,也被限定在这些客观的外在符号之内。这种限定在被加上政治烙印之后达到顶峰,而民族自此成为一种客观标准被固定下来。在历史长河中,只要加之于身的政治烙印顽强存在,那么民族的这种客观属性就不会改变。所以,民族只能是随着国家机器、政治统治的消亡而消亡。在国家机器消亡之后,民族的政治烙印被去除,但并不是被还原为存在于一定地域的具有相似文化特征的集合体,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之上的具有新特征的结合体(尚且无法详细论述)。因为民族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变更成为公有制经济,民族成员过着类似的生活,有着类似的意识乃至类似的心理基础。所以,首先民族消亡的第一步是民族认同感被新的集体意识和心理基础削弱,无论这两者的交锋是交流交融还是冲突对抗,反正是新事物逐渐取代旧事物;其次,新的集体意识和心理基础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民族”的新的存在形式的心理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原有的文化或多或少形式合理性地存在,但是已经只是浅显的外在的符号了;最后,就连浅显的外在符号也被新的存在形式特征取代了,届时,民族或将彻底消失,成了只存在历史记录工具上的一笔、一页、N份容量。
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在人头脑中是作为一种理念存在,是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层面上的存在,民族在失去政治枷锁之后,经过人类头脑的创造与再创造,其原有的客观属性也会被逐渐去除,其特征会被一再简化,直到它只能与简单的一种或几种符号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当人们提起民族时,集体会不约而同地想起某些共有的特征,就像当人们提起水果时首先想起的是最常见、最常吃到的那几种一样。当然,这个过程是伴随着集体作用的发挥,就是大部分人都能对民族的消亡产生类似的印象。

胡书坤 2021-12-01 23:36
原始人以现实生活为客观基础,通过力所能及的观察和想象,人为构建了神圣事物。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宗教具有客观基础,与现实生活相对应。
在原始人的认知模式中,“神”的存在、图腾的神圣性和类似于 “神”一样的祖先是被认定了的。他们的宇宙观、世界观都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其生活的核心问题及时如何与“神”通灵、沟通和和谐相处,如何既使自己的生活更美好,又使神的存在更美好。与此有关的图腾制度、仪式仪典、宗教禁忌等都是围绕获得和供奉神圣力量展开的。他们想象自己是神圣之物的现实所在,想象祖先是类似于“神”的存在,因此,一切行动、仪式都是对神圣的虔敬。
而其实这种神秘力量是社会和集体的约束力。在涂尔干看来,原始生活的很多匪夷所思的事物的解释都可以诉诸集体与社会的力量。只不过,原始人认识手段和认识水平有限,无法认识到这种真相。
一、从图腾制度到宗教
(一)图腾信仰的起源
本质上,它来源于社会的权威力量,更多的指涉社会的道德权威力量,同时与人的敬畏相结合,最终形成了对图腾的信仰。
各部落、氏族的成员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了相似或相同的社会行为准则,他们共同创造了公共道德。作为这种集体创造物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原始人的生活,因为这种影响是无形的、潜在的、不可见的,所以原始人不可察觉,也难以理解。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认知模式——图腾制度。图腾制度是原始人用以认识世界的分类体系,不同氏族的图腾就代表一纲,符合某种图腾特征的事物就被归类在这个图腾和它的氏族之下。于是,他们将社会无形的道德约束力神秘化为图腾的力量,而图腾的神圣感就由此而来。在图腾制度作为一种分类体系的认知模式之下,被神秘化的力量的影响力扩大了,以至于它随着图腾的无处不在潜入了生活的各个角落,也变得无处不在了。
图腾崇拜本质上是对社会权威的信仰,采取的路径是选择某种动植物作为氏族标记和符号。之所以选择动某种植物,是因为方便,很大程度上是就地取材;某种被选为图腾的动植物或是氏族集会之地附近的常见的。这种作为氏族图腾的标记和符号,首要的是要方便召集成员和激发氏族情感,即能够获得广泛的认可和情感支持,从而,客观上,能够增强对成员的道德约束力;因为氏族社会成员之间缺少黏性,所以特别需要强化内部团结的象征,因而它还是最合适的氏族权威的象征,能够增强群体统一性。
(二)宗教确定的标准
——与部落氏族所具有的特征相对应
1.神圣事物体系——图腾制度
(1)图腾信仰,本质上,它来源于社会的权威力量,更多的指涉社会的道德权威力量,同时与人的敬畏相结合,最终形成了对图腾的信仰。
图腾是原始人所构建的神圣感的原初形式。由于原始人的认知和验证手段有限,他们无法理解和解释生活中的某些自然现象,也就无法触及这些现象的本质。因此,他们理解和解释的方式就是使之神秘化。而这种神秘化恰恰就是其作为原始人认识外界的思维方式,是他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认知模式和分类体系。
原始人对图腾的崇拜,反映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一种世界观。他们依据不同氏族所信仰的不同图腾,对外界动植物、现象进行分类,将某种、某些动植物都划分到某个氏族之下,使之成为某类图腾的归属。
(2)神圣力量(宗教力)的双重性:既是自然的,又是人类的;既是道德的,又是物质的。它起源于人类的道德,但由于原始人对自然与社会的混淆,它被设想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因而变成了一种充斥在自然与社会的各个角落的力量,这样就使得宗教力与物质事物密切相关了。
2.道德共同体:教会——部落、氏族
就功能而言,部落、氏族与教会类似,都是成员聚集的神圣性组织,为仪典仪式提供场所,集中展现集体的神圣感,为成员的指定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
总之,它是关于神圣观念的管理机构,负责神奇观念的贯彻落实、监督成员的行为方式,捍卫神圣观念的权威。
3.宗教仪式——图腾崇拜仪式仪典
氏族图腾制度的集体欢腾:氏族成员的集中,将分散的集体约束力量汇聚起来,通过仪式和仪典的方式集中展现在成员身上。在原始人看来,这种集中的仪式是他们与所信仰的图腾神合的方式,通过仪式仪典,图腾附在他们身上,从而使他们具有超越常规的独特的力量。其实,这是人在集体之中受制于集体感情和社会规则的非个人情感的表达,更多的是责任的履行。
这就是原始部落被视为宗教的原初形式的因素。
二、宗教膜拜
膜拜分为积极膜拜与消极膜拜。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消极膜拜理解为宗教禁忌,把积极膜拜理解为祭祀制度。其实,两者殊途同归,都具有保持圣物神圣性的、纯化和净化个体,使之符合氏族社会规则的目的。
(一)消极膜拜—宗教禁忌
神圣与凡俗:为了保持仪式、圣物、图腾等所有具有神圣性的一切事物的神圣性,凡是与凡俗有丝毫沾染的凡俗界的人、事物都要被禁止与圣物接触。这种接触包括触碰、观看、气味的吸入……为了保持圣物的神圣,还必须为这种仪式特别选定时间、场所。
伊斯兰教开斋节有这么一种禁忌—封斋:在太阳升起以后和落下之前,穆斯林教徒都必须禁食禁饮水。这应该就是为了保持这种节日的神圣性而做出的禁忌。
——藏族应该也有类似的禁忌。
(二)积极膜拜—祭祀制度:
宰杀或砍伐具有图腾神圣性的动植物以祭祀图腾神;祭祀者可以与神共享部分牺牲,在共享中,通过与神的对话沟通获得、强化神圣性。
一般祭祀活动分为两种行为:共享行为和供奉行为。共享行为就是与神共享牺牲,供奉行为就是献祭牺牲。其意义如下:
原始人认为,通过这种仪式,可以复苏蕴含在体内的图腾的神秘基质,从而既可以确定自己作为本图腾的具体形式和在氏族中的位置,又可以维持和更新与神的天然的亲属关系。同时,通过献祭牺牲,祈求神帮助所献祭的物种的生命的延续。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的意识中,神与人休戚与共。他们需要通过祭祀活动来更新和复苏体内的图腾的神圣力量,神也需要通过这种祭祀加强与他们的联系,从而是神神圣力量在各个角落更鲜活。
而这其实就是社会与人的关系的对应。人是社会之中的人,只有人生生不息,社会才更能生机勃勃;同时社会也需要社会情感的周期性强化,以增强社会团结,使人际关系更为亲密。
(三)禳解仪式
这是一种悲伤的仪典,指称那些在不安的和悲伤的状态下所举行的仪式。以哀悼仪式为例:通常,在这种仪典中,与死者相关的亲属,不仅会号啕大哭,而且会产生自虐行为,比如用利器戳伤、割伤自己,用火灼伤自己等。但是这种情感表达并不是个人感情的自发流露,而是集体和社会赋予的责任。同消极膜拜和积极膜拜的仪典一样,或者说在所有的仪典中,集体和社会的道德力量塑造了、决定着个体成员的情感和行为。当然,这种解释是我们现在后来者的视角做出的。从原始人的角度出发,在哀悼仪式中的如此表现的原因必然要诉诸神圣感:人死后,他的灵魂得到自由,与生着所在的社会脱离联系,他也就抛弃了一切感情;为了适应死者迫切的哀哭需要、使灵魂恢复往日的亲切融洽之情,他们不仅悲痛欲绝,而且伤害自己。当然这种对自己的伤害也是哀悼者受制于集体和社会:集体强化、夸大了悲伤的情绪,这种情绪达到一定程度就无法及时抑制,只能由其朝着不可控的极端的方向走去。
其他的禳解仪式,如在重大灾难来临时举办的仪式与哀悼仪式类似,只不过少了对神秘力量寄托,而是直接表达对集体受到破坏的悲伤。
三、其他
(一)宗教与社会
以下所谓的宗教指的是原始宗教,更确切的说是氏族社会的图腾制度及其后来发展成为成型的宗教的因素。
宗教具有的仪式仪典、图腾制度、和功能等独特特征及其变体深刻影响了社会。起初宗教的本体特征直接影响社会生活,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宗教更多的保留的是它的本体特征的变体,而影响社会发展的也就是这些变体。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变体是社会作用的因素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宗教的仪典仪式、圣物的神秘神圣感——节日的仪式及仪式感
图腾信仰与崇拜——信仰
膜拜仪式——个体集中
……
宗教反映了社会的逻辑机制:混淆—区分—再混淆—再区分。宗教在对世界认识中逐渐由混淆到区分,社会在对事物本源的混淆与区分中逐渐成长。
混淆—区分—再混淆—再区分;模糊—明确—再模糊—再明确
人类对社会的认知时而混淆一团却被认定为是明确的,时而区别清晰却被认定为模糊的。我们的概念、思维、总之就是认知体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反思:社会的容量要更大和更广泛,包含很多后来我们十分明晰的学科、文化形式等,如绘画、舞蹈、科学的逻辑等,而宗教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如果将原始社会只是全部看做宗教社会的起源,那么就陷入了狭隘之中。对于混沌的原始社会来说,它可以从很多角度出发去解释,只要能自圆其说、有证据可循,都不能判定它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社会整体上是模糊的,对世界、自然和社会的认知都停留在蒙昧阶段,都没有明确的划分与区别。涂尔干从宗教社会学角度,在原始社会追溯宗教的基本形式,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艺术的角度、科学的角度追溯艺术和科学的原初形式。不能因为原始社会包含了宗教的原处形态,就说明原始社会全部是宗教性的。
“不过,它们却可以用一种象征的形式去解释社会需求和集体利益。它们能够表现社会与构成社会的个体之间、社会与构成社会实在的事物之间所维持的种种联系。这些联系和利益是真实的。借助宗教,我们可以追踪社会的结构,社会所达到的统一阶段,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凝聚程度,以及社会所占据的区域范围,在社会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宇宙力的性质,诸如此类,等等。宗教是社会认识自身及其历史的原始途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P166
(二)宗教与科学
“宗教总是试图用理智的语言来转述现实,它本质上与科学所采取的方式并无不同之处;两者都力图将事物联系起来,建立它们的内部关系,将它们分类,使它们系统化。我们甚至已经看到科学逻辑的基本观念是起源于宗教的。”
(三)概念—思维
概念之所以成其为概念,一是符合客观,二是有人信仰。它是集体创造的,是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分享、交流、沟通凝炼出来的,因而是集体表现。概念组成体系,逻辑思维才会形成。概念与概念之间相互联系起来,催促人思考,在把握、联系、论证不同概念的过程中,人就形成了逻辑思维。
这种集体表现,之所以能把人联系起来,是因为在不同人使用的时候,概念并不与他的生活完全契合,而是某种程度的契合,甚至对于距离这个概念较远的人,他的生活可能与概念表达的含义完全不契合。正是在这种使用和验证中,不同人与不同人会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或许是现实的或许是抽象的,总之,在特定时间,通过概念、逻辑思维,他们可以实现对话。

胡书坤 2021-12-01 23:37
这部著作是涂尔干的博士论文,是其开山之作,带有强烈的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哲学的色彩,其内容不能说庞杂,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包括了后续涂尔干独立成书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主要观点。其中最大的特征还是涂尔干对社会及社会力量的重视与强调。
一、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
机械团结-压制性法律:原始社会,血亲关系为联系纽带,相似性,形成集体意识,控制个人意识,个人自由空间受限,压制性法律是集体意识强制力量的体现,在惩罚破坏集体意识的人,为了惩罚而惩罚,就在于使人获得痛苦。集体意识是一种道德力量。
有机团结-恢复性法律:工业社会,差异性增加,劳动分工凝聚一部分人,形成有机团结,个人自由得以释放,恢复性法律在于维持秩序、恢复社会受损前的局面和补偿损失。在有机团结社会里,相似性与差异性各司其职。
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涂尔干认为,这个过程是劳动分工的结果。简单来说,随着氏族社会不断扩大,社会密度不断增加、社会容量不断扩大,从而在有限的资源下,竞争加剧,生存需求导致畜牧业发展、劳动力分工作业,进而以血亲为纽带维系族群关系的集体意识开始松动,逐渐模糊和抽象,对成员的强制作用减弱。因各行各业的起步,个人意识增强,与此同时对不同产品的需求也逐渐增加,这促进了产品交换、人际往来,即增强了以劳动分工为纽带的有机团结。
伴随氏族社会解体、民族社会形成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的形成:氏族社会密度的增加、规模扩大,集体意识的强制力量减弱,广泛存在于个人头脑中的共同意志、共享的概念越来越抽象,因而不同于原始社会的集体意识的一类新的社会性概念、思考模式悄然形成,它与它的前辈相比更具模糊性、更抽象、涵盖面更广泛。这种力量在现代社会形成的过程中至少扮演心理层面的促进因素。
1.个人生活来源于集体生活,集体意识注入个人意识中、个人生活承继集体生活,因而个人在从集体中分离出来的时候,非但没有产生破坏作用,反而可以与集体相适应。在劳动分工中,部门集群之所以能够发生,与个人意识的集体来源也存在一定联系。
高级社会类型在低级社会类型中发展而来;社会分工并不排斥集体相似性,反而通过相似性的部分聚拢催化了劳动分工、职能分化。不可否认,人与人既具有相似性,又具有差异性。相似性产生机械团结,差异性导致有机团结。在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演化中,在有机团结的形成中,即在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化的过程中,两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差异性将人分流至不同部门,而相似性使他们牢牢结合在一起。值得稍微留意的一点是,在这种相似性中,不仅劳动分工起着作用,某种道德力量也发挥着作用。
2.集体意识产生于原始社会。原始社会的集体劳作、图腾制度、群婚等等使几乎所有人拥有相似的生活经历、产生相似的个人意识。集体意识把握、塑造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意识、婚姻、信仰……随着社会容量的扩大、社会密度的增加,它所能把握和塑造的群体规模逐渐缩小,集体意识赖以形成和存续的这种相似性也就逐渐减少,即差异性的增加使集体意识愈加抽象和模糊,能凝聚和塑造的人的共同意志相对地减少。因此,集体意识也就逐渐偏安一隅,独守个别群体的共同意志。
集体意识的抽象化削弱了集体的强制力量,为个人自由和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这种个人自由和自由发展的直接结果是劳动分工,由劳动分工产生的职能分化、法人团体是更有深刻的影响。
集体意识控制力量的减弱,使一部分人受到的传统权威力量的约束随之减弱,因而他们得以在更广阔的地域、更无束缚的人身自由的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劳动分工就是这群人的一番作为。
在这一部分中,涂尔干还提到,劳动分工导致的个人选择自由扩大的影响,他列举了很多事例说明,移民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夸大与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正是传统权威减弱的产物。
3.压制性法律向恢复性法律的演变是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的结果:由于集体意识的作用的减弱,个人自由与自由发展得以获得一定空间,氏族由内部封闭式管理到氏族成员的出走和部落的分离,从前那种为了惩罚而惩罚的手段便逐渐丧失了主导权,取而代之的是调节经济的、生产的纠纷的恢复性法律,因为劳动分工促进了产品交换,也增加了经济摩擦,强制性法律不再适用相对和平的环境,而恢复性法律则不然,它通过恢复和补偿得以很好处理纠纷而适应了环境的变迁。要留意的是,尽管压制性法律丧失了主导地位,但仍然保留了一定刑法手段在法律之中,并逐渐与恢复性法律相互适应、相辅相成。
4.道德是集体意识的体现,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习惯、规则。原始社会的共识源于共同生活的集体意识,其道德理念主要指氏族、部落内部对信仰的尊重、对图腾和神圣力量的维护,亵渎信仰就会受到惩罚——其时,混沌一片,法律、道德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明确;而有机团结社会所塑造的道德,应该将之归因于职业伦理与公共道德,主要是产品交换和人际交往引起的公共社会道德的产生,是人与人交往范围扩大以后约定俗成的具有公共性的习惯和规则。
二、    反常形式
失范、强制和功能性分工。涂尔干将反常形式的出现归结于社会分工的不充分,他认为当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所有反常形式将随之消失。
涂尔干一再强调共同意识的弱化和由劳动分工带来的有机团结的盛行和社会的和谐。然而在二战中,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却鲜明的证实了共同意志借由组织化手段作恶行凶的发生。
三、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如何理解氏族崩溃和民族、社会和国家的形成
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原始社会消亡的根本原因。在生产力产生根本性的破坏力量之下,涂尔干所谓的劳动分工与职能分化也发挥着作用。
从氏族到民族是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氏族成员由分散走向集中、劳动分工和职能分化产生的过程。劳动分工促进了农业、手工业乃至商人商业的出现,这又促进了职业分化,导致不同的从业者和职业区域的产生,在同一地域产生了民族。
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机械团结的社会,无差别共同体,以血亲为联系纽带,集体意识强烈,集中了生产、管理、军事、法律等所有只能于一身,尽管是原始社会的一片混沌。氏族成员出走,劳动分工与职能分化,民族得以形成,地域、文化和利益共同体,伴随民族形成的是国家,是政治共同体,法律、军事、经济生产等功能独立,并形成专门机构。

胡书坤 2021-12-01 23:47
自杀类型
(一)
“1.由个体联合形成的群体是不同于单独的个人的实体;2.集体的心理状态产生于群体的本性并存在于群体之中,然后影响个人身上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形成一种完全内在的存在。”P339
道德观念来源于集体对个人的约束、规定,通过集体观念向个人心灵注入的方式塑造个人道德观念。道德是集体的产物,个人是集体作用的对象,因此个人道德就是集体意识的分支和个性化。因而,人总是受到内在和外部的两种类别的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内在就是个人本能、个人意识、个人心灵,外部就是他人的意识、群体的约束和社会的规定;这两类因素共同作用于一个主体上,那么,这个主体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意识存在。这种具有混合物性质的意识存在因人而异,尽管因共同环境、共同地域和共同群体等大体上具有相似的特征。一切自杀的形式都可以追溯到道德的起源,尤其是个人道德与集体道德的关系上。具体见一下阐述:
人有个性,集体和社会具有客观存在物的属性,而两者交织能产生复杂的现象群,如自杀现象——基于两者在程度上的此起彼伏,自杀就分成了四种类型: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反常形式自杀和失范型自杀。
“社会生活既意味着个人有一定的个性,又意味着个人准备放弃这种个性,如果社会有此要求的话,还意味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进步的思想。”“但这三种思潮相互克制时,道德因素处于一种使人不受自杀侵袭的均衡状态。但当其中之一的强度超过其余两种一定程度时,由于那些已经说过的原因,它便在个体化时成为自杀的诱因。”涂尔干总结三种诱因:1.组成社会的个人的本性;2.个人联合的方式,即社会组织的性质;3.打乱集体生活的运转而没有改变它的基本结构的暂时性事件,如民族危机、经济危机等。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反常形式自杀无一不受这三种思潮交互作用,无一不是三者力量变化的结果。
至于失范型自杀,根据涂尔干的论述,它是失范症导致的,可导致自杀和杀人两种行为倾向,因为它包含了自我克制和自我放纵两种力量、包含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对立和冲突。究其原因,它是“人们对非个性和自我克制的喜爱不再那么显著,而与之相反的情感又太过于强烈和普遍,以至于人们不会轻易自我牺牲”。决定最终的行为倾向是自杀还是杀人的因素是个人道德状况,一个道德水平低下的人会选择杀人而不是自杀。
(二)    为什么会出现周期性自杀现象?
周期性自杀现象有赖于相对的长期稳定(不波动的而不是和平的)的社会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以固定的组织形式运转的社会组织或者存在一定的恒定的危机使个人意识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似,从而一代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融入社会结构之中,越来越感受到集体的力量,感受到社会和群体的压力。
自杀与杀人
集体意识激发出强烈的个人激情,这种个人激情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情况下会转变成杀人激情;公共良知对杀人趋势抑制作用减弱会导致杀人行为的产生。利己主义自杀与杀人的原因相反;利他主义自杀与杀人可能同时发展,但是公共道德对个人重视的程度有差异。
我们可以发现,杀人现象产生的原因与利他型自杀的原因是类似的,都是社会整合过度导致的个人发展空间的不足,但是相比较而言,利他主义自杀更强调集体,更加忽视个人、单个生命体。
其他
“自杀的洪潮不断高涨并不是文明越加辉煌灿烂的标志,而是一种危机和混乱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会再没有惩罚的情况下被延长。”P401
建立在社会整合因素之上的结构性力量是什么?
利己型自杀是社会整合不足导致的,造成这种整合不足的因素是工作(利益)需要、生活需要(情感、生活必需品)、知识、信仰等的满足强行受阻断,从而使个人脱离社会掌控,例如信仰不能被社会容纳、知识无疑寄托或付诸实践;利他型自杀则是社会整合过度导致的,其因素是社会塑造的集体信仰、责任感、荣耀强烈掌控个人,使自杀被理解为一种荣耀、一种伟大,从而鼓励、促使成员或甘愿在祭祀仪典上赴死,或要求牺牲自己等。
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走向灭亡才会悄然浮出水面。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杀现象,无论是发生在繁荣阶段还是萧条阶段,都必然与固有的根本矛盾存在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如何解释呢?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之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一切社会的问题的根源,在此基础上的一切问题都是衍生的。因此,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自杀现象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解析都需要我们从这个根源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一套正确的符合广大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范式去解释,而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立场去解释。

胡书坤 2022-01-07 22:15
人是什么?人是一切的核心。
人具有什么特性?人类性、自然性和社会性,此三种特性统一于人之中。
人怎么具备三种特性的?分别通过与人的精神世界、自然界和社会世界的接触形成的。
将世界可以划分为精神世界、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三个部分;人的三种特性人性、自然性和社会性与此相对应。人的精神世界首先由自然世界决定,所以人具有了自然性或者生物本能,而后才受社会世界影响;社会世界的一切物都取自自然世界的资源、得益于人的创造能力而形成,并且一旦取得了物质实体或者一般性和普遍意义,就会独立于人,对人产生作用,还会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自然界具有彻底的客观性,因为它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完全不依赖于人,反而能约束人的活动;社会世界具有来源的主观性和相对的客观性,因为社会世界是由人创造的,尽管取得了独立形态,具备了客观性,也仍然不断受人的主观的影响;精神世界则具有来源的客观性和相对的主观性,因为它由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创造,是客观力量首先塑造了人,尽管人具有内化力量,但其来源仍然是客观的。
三个世界塑造三种人的特性;人的特性也塑造着三个世界。三种世界的塑造作用只能作用于人,也只能体现在人的精神世界之内;但是人的塑造作用则影响着三种世界,能够创造出三种世界中所没有的事物。我之所以说人是一切的核心,恰恰是因为人的创造能力是三个世界中人独有的,人不仅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创造,更在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里创造出客观实体和具有一般意义的普遍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文字等等。
精神世界、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既是真实存在的,又反映了人的认知和思维的分化层次,只不过是人的三种特性的外化,当然这个外化发生在是原处世界之后的。在可考证之最初阶段,只有自然世界,而后才有精神世界和社会世界。自然创造了人和人的精神,因此,人类性最初只有自然世界参与塑造。随着自然的演化、人的开辟运动,人的精神世界在与自然世界中占据了主动优势和主导地位,同时社会世界也创造出来了。人创造了社会世界,在形成关系网络和创造社会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社会性,而后社会世界超越单个人,反过来塑造个人的社会性,一直到现在,社会世界始终是最具强力的。自然性最先形成,社会性再形成,人类性在前两者塑造与自身发展的互动之间而不断形成之中。无论如何,人总是处在创造与再创造的中心位置,人的精神世界的能动性反过来不断创造外界。依据人的三种特性,不断塑造三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三种世界是三个特性的外化。
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工具是人的身体和大脑,身体通过继承,大脑通过加工,两者都具有创造与再创造的功能;自然世界是纯粹客观的,在三者的互动中是被动的;社会世界是由主观创造的客观世界,在三者的互动中是主动与被动兼具的。对于人的精神世界而言,后两者是资源、规则的来源,在人通过身体与头脑创造与再创造时,划定规律-框架、制定规范、提供自然的和社会的资源。人的自然性是自然世界赋予的自然属性,是从人类诞生之初就开始形成的,即迄今为止,人类以各种形式与自然世界相处而逐渐习得的身体上的技能、习惯和头脑上的思维方式;人的社会性是人类社会使自身处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以来逐渐具备的社会生活和交往的能力;人类性是第一代人类的生存技能和思维方式通过身体与头脑传递到后代人类身上而使之具备的本能反应,即人类性并不是原初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后来人类从原始人类那里继承来的从而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且随着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复杂化,从而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化,人类性的内涵会逐渐更为丰富。
三者的互动与传递。人类世界能够接受和传递是观念、理念,而自然世界只能接受和传递自然客观物,社会世界则能接受和传递由人创造的客观物、后两者的区别是,自然客观物只能是自然界固有的,非人创造的,而人创造的客观物是通过人主观创造但脱离了主观世界而取得了客观形式和社会普遍认可得以独立存在的物,如语言、文字等。因此,在人借助自然世界、开辟社会世界、强化精神世界时,便不免需要互动,就需要物在主客观之间的变化以使三个世界能够相互理解,进而能够彼此适应和改变。在此过程中,人则是核心,那么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中枢,人的身体与大脑就是最具责任与能量的部分,因此人就负责物的形式转变、观念和文化的创造与传递、三个世界的调和等等。
补充:自然世界具有绝对的外在性与客观性,在三者互动中多数处于被动状态,人与社会世界的互动才是常态。人向社会世界传输的不仅仅是理念,更具有思考的逻辑。人虽然创造了社会世界,社会世界却会遵循自身逻辑不断发展壮大,终究会超过人的力量,这个标志是各种社会制度和宏观设置的产生,尽管从历史维度来看,其结果是少数人的参与逐渐退居幕后并丧失主导力,而由大多数人的行动塑造社会治理机制。世界的发展始终是人与社会世界的其他部分的博弈,人处在社会之中,与社会世界的其他部分共生,都具有自身范围,同时作为社会世界的一部分,受这个世界的非物质形式的存在的约束,甚至人与社会世界的其他部分本是处于不断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侵蚀和相互对应之中。人的价值(需要)与逻辑是独一无二的,但社会世界的其他非物质形式的存在本身也具有自身发展逻辑与价值(需要),这些存在具有不断扩张,会侵犯其他部分,不仅仅是人的价值和逻辑,但是最终受到侵蚀仍是人的价值和逻辑。如,经济价值入侵一切实体物,最终经济价值与被扭曲的其他一切实体的价值合谋侵蚀人的价值——所谓商品拜物教。

胡书坤 2022-01-17 21:05
价值
“价值绝不是客体的性质,而仅仅是保留在主体内的对客体的一种判断”、“价值的世界和我的需要”、“我们整个生活是由价值体验和价值判断组成的,而生活获得意义和重要性的唯一来源——现实所机械地展现的元素超出了他们的客观物质,由此拥有了一个无限多样的价值”。
齐美尔的价值概念不是指外在物的固有属性,而是相对于人的内在特性而具有的存在的理由,即人对物的需要构成了它存在的价值。
距离
当主体有意识的选择外在的物作为满足需要的客体时,需要客服一些困难、付出一定的代价。距离就是其中一种困难和代价。距离阻碍人满足需要,也激励着人满足需要。
相对性
“每一种关系都以其他关系为条件,彼此间互换从其他地方的得来的意义”、“对我们而言是‘真的’的内容有着存在的奇特结构,此结构完全依赖于我们的生存方式,这是不被其他存在所共有的”。
“我”的内心世界的一切观念对我而言是绝对存在的,我体验着于我而言是绝对存在的外在世界,但是对于他人而言,则不是绝对存在的,如果他人能从中找到切合点,也只能说是相对存在的。这种切合点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我与他人的相似性,那么,它就是我们建立联系的一种力。
交换
“交换产生了社会化,因为交换是一种社会化的形式。交换是那些用于大量个体构成一个社会群体的诸多关系之一,而‘社会’则等同于这些关系的总和”。
货币
“货币的双重性——它是一种具有的、被衡量的物质实体,同时,它又是使其自身的意义取决于把物质彻底消解于运动和功能之中的这样一个过程——源自这样一个事实: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是一种纯粹功能的具体化”、“由法律、风俗和利益支撑的,不断扩展的社会诸群体之间的联系和整合是货币内在价值日益萎缩,及被其功能性价值取而代之的基础”。
货币称其为一般等价物是结果,在此之前,是各种局限在一定地域范围、时空范围的或贵重或有价值的物品。也就是说,在它真正具有一般等价这个功能之前,它是各种各样的物质性存在,是这个功能的各式各样的具体存在形式,是各种具体存在的价值的相对抽离,所代表的是人的交换活动。一般等价这个功能是后于具体存在的价值而被赋予具体存在之上的,是依赖于具体存在而存在的。贝壳具有价值,是人对它有需要,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人需要它在生产生活中发挥某种工具性作用,而不是衡量其他具体存在的价值而便于交换,尽管这是它后来的功能性属性。因此说,当货币成其为功能性存在时,它已经将具体存在的价值消解掉,或者从各种各样具体存在中脱离出来而取得独立的客体,是以一般等价物自居。如果说,在寄身于具体存在时,它尚具有物的具体价值,象征了人的需要及需要之间的交换活动,是人际交往的一种体现,直接表达了人的内心需求,那么当其成了功能性存在以后,价值逐渐抽象,成了一种衡量价值的标准,成为人际交往的中介;一个人的需要必须经过与货币价值的换算才能再与他人的进行交流互动,即人与人的交换无法直接表达而需要转化成货币价值,准确地说,是转化成货币计量单位。当货币成为交往的中介时,交换活动因为从物物交换演变为物-货币-物的交换活动,价值的换算取得了一个可以统一的标准,因此,相对而言,取得货币,就取得了更大的选择自由和空间,通过以物换取货币而对其他物拥有了潜在的选择权(只要能担负起其价值价格),这是前者所比拟不了的。但是,货币终究对具体存在的价值的抽象和模糊表达,将具体存在的性质简化成数量,因而难以表达交换双方的情感、文化特质、内在需要等。从而,货币先简化了持有货币者满足自己需求的目的序列或者逻辑链条,将货币的衡量功能扩展到需要满足的手段选择和交换活动上,而后就物化、货币化了人际关系,以获得货币、货币的价值以满足内心的需要,那么这是货币价值侵蚀了人的心性,将人的对物所具有的价值的追求替代为对货币价值的追求,或许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人从追求价值以满足需要到追求满足价值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吝啬鬼和守财奴的诞生就不奇怪了。
依据上述分析,交换活动从物物交换及其体现的价值追求和需要满足演变成了受到确定的行为标准的限定,即物物交换,人在乎自己内在需要的满足,而并不会顾及其他什么目的,可以说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处在寻找适合的交换的物的过程中,容易受到时间限制,但当货币成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和中介,人们得以通过与货币的交换而不再受到时间限制,在拥有货币的情况下实现了选择自由的同时,由于货币带来了稳定性,人们的交换活动就不得不受到另外的限制:首先,与货币换算的限制,货币与物的价值换算处在一定的尺度之中,那么随后就是货币与物就要根据这种价值衡量尺度来交换,即交换互动受到了货币的量的限制,一定的货币只能交换一定的物,人再也不能根据事物的性质和自己的需要就与合适的交换者交换了,只能按照客观的货币的交换标准进行。
劳动、劳动成果和劳动成果的价值
劳动创造的价值寄托在劳动成果中,是人体力的转移;但是脑力劳动创造的劳动价值呢?比如,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体力劳动的价值是文学作品的印刷、装订,而这部作品在文学历史中所具有的意义或价值却是体力劳动衡量不了的,尽管是脑力劳动的创造物,但是仍然无法用脑力劳动来衡量。这就是说,一部分非物质形式的劳动成果的价值怎么衡量其价值?
外部环境与天性
“天性的差别是与实现天性内在可能性的条件相关的,而且天性的差别越大,天性就越高,而这些天性创造的成就所涉及的领域就越复杂、越富有智力因素”。
处在感性关系网络之中,从小由感性塑造思维,理性就会被排挤;相反,感性就会被排挤。
目的序列
人的需求并不是唯一的,而是一连串的。在人通过外部手段满足自己的主观需求的时候,主观需求就变成了人的行动中的一个目的,由于需求有很多,所以就有了目的序列,即人在满足自己需求的时候是有先后之分的,目的序列的目的就是将这种顺序标记出来。

胡书坤 2022-01-22 19:56
现代文化中的金钱
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人被束缚在一个住所或者一处地产上,他的个性与这个社交圈子融合在一起。现代解放了人,给人以自由,将个性独立出来,又赋予实际生活内容客观性,“在技术上、在各种组织中,在企业和职业内,事物自身的规律越来越取得统治地位,并摆脱了个别人身的色彩”。这一分化过程受到了货币经济的影响。中世纪,以物作为标准界定一个人的成员资格的方式随着货币经济的到来逐渐被抛弃、不再发挥作用,因为货币从一般等价物中抽离出来,取得了独立客观的形式。货币可以衡量任何物的价值,渗入物与物的交换过程。换句话说,任何事物的价值都可以被转化为货币,从而在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交换中,货币作为中介独立出来,并且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货币经济瓦解了自然经济时代所特有的人身与物权关系之间的这种联系。在任何时候,货币经济都导致在人和具体某种特定性质的事物之间出现了货币与货币价值这种完全客观的、自身无任何性质可言的媒介”。“由此,货币一方面制造了渗透到所有经济活动中的前所未有的非人格性,另一方面创造了一种同样提高了人格的独立和自主”。因而,货币经济取代了中世纪生活共同体式的法人团体,使任何以经济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新兴联合体成为可能,从而,成员与成员的关系直接或间接通过货币表现出来。可以说,货币“勾画了一条贯穿联合体涉足的生活内容的全部路线”。
货币的一般等价功能,解除了物对人的束缚,人取得了拥有、享有物的自由。借助货币,人们可以享受任何形式的价值,而不用再拘泥于一种固有形式。但是,货币也给人的生活带来了些许空洞和缺乏实质的生活意义。货币表达和抽离的只是事物在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而忽略了它相对于人的主观需求而具有的意义、以及它本身所有的独特的内在价值。“货币经济始终要求人们以及货币价值对这些对象进行估价,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地同事物中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我们的时代正在接近这种状态,而与此相关的现象是: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的一般等价功能仿佛一个夷平过程,将任何事物的价值简化为单一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侵蚀了事物在生活中的核心和意义、对主体的价值(需求)。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过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逐渐从中介、手段成为目的。人们用货币衡量一切,将事物的品质简化为对量的计算,人对外物的评价标准异化、单一化,人的创作创造方式迎合货币的经济意义,人的生活风格千篇一律。从而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正是所谓麻木不仁的态度,即人们对事物的微妙差别和独特性质不能再作出感受同样细微的反应,而是用一种一律的方式,因而也是单调无味的,对其中的差异不加区别的方式,去感受所有一切”。

货币与现代生活风格
I
正是因为货币经济的到来,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变化,理智性才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生发成参天大树。一句话,货币带来了人的理智性。货币作为一种手段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的发生逻辑纳入人的意志过程中;意志不过是人的一种心理形式,处于盲目且被动反映外在于自身的内容、关系、逻辑的状态。意志把握了货币在客观世界中的运作逻辑,形成了一种心理能量——理智性。因此,“理智世界不过是对世界内容完美程度不同的表现”。作为一种手段的结果,理智“能够无一遗漏地全面掌握所有这些关联的精神,也能够掌握最佳的精神手段”,同样也为世界确立了目标。终究,世界内容是完全中性的,“如果没有意志参与到客观世界中,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目标”。那么,理智性就可以被视为对货币的内在逻辑的反映,并取得了相对客观和独立的形式。从这一点出发,作为两种相关的存在,理智性与金钱(货币)取得了相似的特征:客观性、普遍有效性、无差异性、无特性意义上的无规定性。至于货币对现代生活风格的影响,其实我们上述分析就已经在论述这一现象了,其核心是理智性的形成,这是相对于中世纪西方社会“比较容易冲动、孤注一掷、听凭情感决定”的心理特征而在货币经济时代产生的心理特征。
金钱创造了理智性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并驱使它一并变革现代生活风格,尽管理智性取得了相对客观和独立的形式,但殊途同归,两者只不过选择的路径不一样,最终发挥的作用和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即将货币估算的功能加入人的生活,“教导人们对每一种价值锱铢必较,从而迫使一种更高的精确性和界限的明确性进入生活内容”。至于两者怎么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分析上述货币与理智性的相似的特征。
货币的一般等价功能将事物的价值抽离出来,通过唯一的方式表现出来,尽管赋予了人自由,方便了贸易往来,但是简化了、事物的价值,降格了目的序列的层次,夷平了人际关系。“金钱用残酷的客观性衡量一切事物,这样确定的价值尺度决定了事物之间的联结,产生了涉及一个由客观的和个人的生活内容编织在一起的网”,“这个网被充斥一切的货币价值粘连在一起”。货币与一切事物的一般等价属性,使其成为目的序列上一个可以停留的固定点,可以毫不受限地与任何事物交换,即拥有货币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任何一件他想要的事物。因此,过往,人们对事物价值的追求,对主观需求的满足,转变成了对货币的追求;货币从一种中介和手段变成目的,而“生活中的一切组成部分越来越转化成手段”,人的行动“以无限制的幅度围绕着它摆动”。或许,过往,人们的目的是星辰大海,是五彩缤纷、绚丽多彩的生活需求,但是,现在,货币成了这一切多姿多彩的固定点,人们将自己的目光从星辰大海、浩瀚星空中收回,苟且地滞留在了眼前的木桩上。但是这个木桩不仅除了象征经济形式的意义之外代表不了任何别的颜色,而且限制了人们对星辰大海的追求甚至是想象,也就是说,人们对未来的设置不再事先确定,而是用货币充斥,“不再根据个人激情的合适与否,只根据一种客观的合适与否对行为进行区别”。
客观的货币不会拒绝任何利益群体的使用,同样地,“理智的内容,除了完全偶然的复杂情况外,并不考虑实际生活内容常常拥有的那种嫉妒导致的排他性”,它不会拒绝任何人获得的理智的自由和要求,相反,“只有在理智内容中,我们借助在概念及其逻辑联系中运动的语言,才拥有了一种适当的、相对不受个体偏好限制的手段”。这其中蕴含着另一种话语意义:获得货币的人恐将落入货币的套路,拥有了理智性的人将被理智支配。“正是因为人的关系建立在纯粹理智的观念和秩序上,不考虑无法证明的意志和情感强调的东西,它们才会不承认个体间任何先验存在的区别”。这就为利己主义铺设了道路,因为从纯粹理智的角度出发,“一切无私的动机不是被看作同样自然和原生的动机,而是看作事后纹饰的动机,或是人为培植的动机。结果,出于自私利益的行动被看做真正和完全‘符合逻辑的’”。这当然是错误的。
最后,计算功能进入现代生活,成为衡量世界、调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标准,“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巨大的计算样本,用一个数字系统来捕捉事物的过程和质的规定性”。齐美尔用少数服从多数的例子来佐证这一观点,他称之为“民主的夷平”,即“个人选票的绝对价值或者质上的值,缩减为纯粹数量意义上的单位”。这种唯理智论的测量、计算和务求精确的本质将原本意涵丰富的、可容纳多数人选择自由及其特有的情感情绪的公众生活扁平为用数字数据所代表的精确性,毫无疑问,这看似完全中立的结果实际上只是表达了某些确定的、片面的内容。理智的这种算术精确性、无条件的理性规定性折射到了事物身上,“一种用于确定对等和不对等的可靠量度、一种用于商定和约定的明确性就进入了各种生活因素之间的关系”。
II
主观世界与自然世界的互动,创作了社会世界的物质文化产品和具有文化价值的文化形式。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生活的价值“通过超越自然的力量和观念内容,从而变成文化”,它就是“文明化的自然”。经由我们主观世界中的意识、理智发出,通过大脑和身体对象投射和付诸实践,将自然世界的事物改造,使之超出自身纯粹的界限,成具客体形象或者形式:诸如家具、机器、工艺品和书籍等物质文化产品和诸如语言、习俗、宗教和法律等客观文化形式。因此齐美尔说,“文化理想的本质就是,它扬弃了审美的、科学的、伦理的、幸福论的、甚至是具有宗教成就的内在价值,从而将所有这些都作为要素和组成部分,整体纳入超出自然状态的人类本性的发展中”。一句话,人类根据自身情感情绪、理智创作了客体,而一切物质文化产品和客观文化形式都是对人主观世界的机械反映。但是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劳动分工导致的客观存在的知识材料的惊人扩张远远超出了主观世界可以接受和理解的范围,换句话说,主观世界只能接纳客观世界中部分的文化内容。
“无论我们将自己的认识看作外在事物的一种直接作用,还是看作一种纯粹内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所有外在对象不过是精神因素的一种内在形式或者关系,只要我们的思想可以算作真的,我们就总是将自己的思想视为一种对客观要求的满足,是观念模板的临摹”。主观世界的认识方式是以观念形式将事物内化。劳动分工、工业时代加速揭露这一特征,就是说,无论如何,主观精神世界只能以有缺陷的方式理解外在于自身的事物。更准确地说,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都具有各自的有效性的规范,只有人的实践生存才能联通两者。不借助人的行动,即便主观世界形成再完美无瑕的行动计划,自然世界都无动于衷,丝毫不受影响。劳动分工将原本有单个人完成的产品生产过程分解为不同人合作完成的过程,它的这种分解不仅仅是生产过程,更是对客体统一性的分解。“产品的意义不是来自生产者的心灵,而是来自它与不同来源生产出来的产品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其残缺不全的性格,产品缺乏类似心灵的特征”。
艺术品是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对立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无论劳动分工是否产生影响,艺术品的创作过程都能充分体现创作者完整个性,因为它自始至终都是出自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实践行动,保留着这个人精神力量的完整的统一性。恰恰是因为它对劳动分工的影响,所以才能有所保留而这种特性,而遭受劳动分工作用的其他文化产品的生产则与此截然相反,不仅逐渐疏远主观精神、脱离个体心灵,而且会取得相对客观和独立的形式,从而在专业化趋势下,自身价值及这种文化产品的主体的价值被消减、损害、夷平。如现代婚姻取得了固定的形式和生活习惯,其中家务的分配、家庭结构、伴侣责任与义务等都倾向于对女性价值的损害,而女性追求自由、教育、菜场等的个性受损,实际上实在一种不平等不公平的环境中生存;如现代国家“详细界定了个人投入国家领域的范围”(科层结构、责任分工、职责明确),但相对于君主国家,却是将对国家、人民的关注分散,尽管它取得了高于个体的客观形象。当然,劳动分工将更多的人纳入统一生产过程,只是削弱人类整体之中的个人的价值,而不是单个的具体的人的价值,因为它取之于单个人的价值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囿于专业化生产过程的个人也只是将自己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加入生产,而客观化的文化产品与形式在现代社会成具了统一体,取得了自主封闭性,与整体人类价值相对立,并超越了个体存在。
劳动分工之下的人并不是无意识的,其内心对时代的客观文化运动具有感知和反应,他希望外在于主观世界的客观过程能够契合自己的兴趣、情绪。齐美尔认为,货币作为交换手段的介入在夷平一切的同时也沟通了客观的和主观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它在贬损一切个性的同时也将个性框定在某种程度和特定范围内,避免个性的其他部分泄露,在固定个性形式的同时也使之避免变幻莫测的形式的干扰。这或许是一种双重优势。因此,齐美尔说,“货币是所有这些东西趋于无差异和外在化的象征,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不过,货币也以这样的方式成为最内在的东西的看门人,后者可以在自身的范围内独立发展”。

货币在性别关系中的作用
I性别关系的变迁  货币在性别关系中的作用
原始部落中的买卖婚姻是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相适应的性别关系形式,如同个性化的婚姻形式与较高的文明阶段相适应一样。群居生活的原始部落为每一个部落成员提供保护,因此氏族集体就是每一个氏族成员的行为准则。彼时,交换女人是社会团结的象征,而女人应该毫无抗拒地尊重氏族集体的安排。当女人具有价值这一观点被意识到且被广泛认可,买卖女人就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种买卖婚姻中,女人被视为“纯粹的类”,被当作“非人格性的东西”。女人的物化、受到剥削和压迫使她的父母地位得以提高,使男人的价值得以凸显,当然为此,男人必须体贴地对待女人。在某些部族社会,买卖并不受认可,而是以礼物的交换解释,或许在他们看来,金钱买卖女人是一种深重的压制,但是这是事实。礼物都蕴含着更为人格化的东西,也是通往进步的性别关系的桥梁,礼物的交换是男方的礼物付出和女方父母礼物的回馈。在这种交往中,男人被赋予保护的义务,女人也是处在良好的地位。货币的出现在许多方面恶化了这种婚姻形式,大大减低了女性的地位和处境。足够数量的货币将其对人性价值的压制与剥夺反衬的微不足道。毕竟,在金钱面前,任何事物原本的价值、丰富的意涵都会被夷平,而女性的地位也不会例外。货币经济时代,劳动分工重新区分了性别关系,男女之间的责任、义务,即所谓通俗意义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规则被限定,而女性的经济价值丧失了实质,因为这种区分将女性的行动领域限制在家庭内部,她们被视为供养者、依靠男人生活。“嫁妆的普及开始于正在兴起的货币经济”,而“男女劳动领域分离的越严重,嫁妆也就必然随之越广泛地形成”。卖淫是货币最严重地贬损了性别关系,将人的尊严降低至最低点。货币在卖淫中充当回馈,在这种暂时性关系中抹去了一切见得人的痕迹。通过货币支付这种方式,“人们同任何事物都最彻底的断绝了关系,犹如在获得了满足之后同妓女断绝关系那样彻底”。
II
人们在以复数形式谈论诸如吃喝、有规律的生理和心理活动、自我保存和类型化的逻辑功能的时候是将其视为一般性活动,不将它与个体性相联系。然而在性贡献(geschlechtliche Hingable)方面,情况则相反,性行为被视为涉及女人内心世界、最能体现其个体性的行为。因此,齐美尔认为,在女人身上,“物种性的东西和个体性的东西是共生的”,也就说,女人既更能比男人体现人类一般性机能活动和逻辑功能,又更能展现女人最本质和最富个性的东西。“女人的本质——人们至少可以概括关于女人的一般看法——很可能表现为: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由此延伸,与更为分化的男人相比,女人或许“更能彻底、更毫无保留地把她的整个个人投身给这样一种核心功能、这样一种其自我的一部分的贡献”。那么,我们可以说,彼时的男女关系及分工情况应该是:男人受到劳动分工的作用更大,在社会层面承担的责任更大,对于社会整体来说更重要,而女人则被赋予更多的家庭劳动;因而男人处于支配地位,女人依靠男人生活。而恰恰就是以上两种原因,在货币经济到来的时候,女性整体地位被降低,整体价值受贬损。在卖淫行为中,男人将自己价值中的一部分投入,他们也只能投入一部分,而女人则几乎将自己的价值全部投入,这也就是俗话中“找乐子”的社会学意义,而对卖淫的妇女来说,这是她们收入乃至生活的来源和全部。通俗讲,男人将性行为视为一种激发自身激情、提高工作意志的手段或者一种休息和享受过程,而女人则因为受困在家庭之中,性行为对她们而言就是家庭责任的一种象征,她们只能尽最大可能的将自己的全部激情投入。更为甚者,货币以冷漠的方式放大占据优势地位的男人,将全部价值中的一部分反馈给女人。当女人全身心的投入到包括家庭责任中去的时候,男人只是给予金钱作为汇报,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货币只能象征事物在经济意义上的价值,代表事物整体价值的一部分,那么,毫无疑问,上述做法是在侮辱女人的人格、贬损她们的价值。如果女性是占据优势的一方,当她以货币作为馈赠或者回报的时候,她就是喜悦的、享受这种行为的。
劳动分工会加剧包括性别对立的一切二元之间的对立关系。文明的进程在某个阶段受之驱使朝着个体化方向演进,“正是这种具有分化特征的文明进程使金钱成为相互对立的客体的尺度和等价物,由此产生的冷漠和客观性使得金钱显得越来越不适合协调个人价值”。但是货币尚且没有替代物,只能任由其夷平,抵消人的价值。
III
这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多是对以上内容的总结,以下仅简述:
齐美尔认为三种因素导致了金钱婚姻:
首先,经济动机在婚姻中的根本性作用。
其次,男性的社会优势和支配地位。
第三,征婚广告放大了买卖婚姻的金钱特征。征婚广告只能通过个人最明显、最准确和最令人信服的特征刊登出来才能得到青睐,而不是将最个性化的特征,吊诡的是,前者只能是金钱。因此,征婚广告在消除择偶过程中的偶然性、为个人婚姻需求创造无限增多的机会的同时却忽视了最为致命的一点:“恰恰对于那些真正最迫切需要征婚广告的阶层来说,金钱财富的这种真正方法论的优先性使征婚广告变得不可能,因为它使征婚广告打上纯粹金钱兴趣的烙印”。

时尚心理的社会学研究
人的命运就存在于巨大的对立性力量的斗争和平衡之中。人类社会存在各种对立性力量的斗争,人类历史上存在的根本生活方式都能证明这种对立原则的确凿存在,同样也证实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生活形式“将持久性与稳定性的兴趣同变化和更替的兴趣统一起来,在普遍性与类似性倾向和特殊性与个别性倾向之间进行协调,是对社会整体的奉献通对个性的坚持达成妥协”。模仿是人在面对社会安排的对立性表现出的一种心理倾向,模仿为个人行动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标准和现成的、可直接采取的范例。齐美尔认为,模仿是对个体对群体的模仿。群体将群体行为方式交付给个体,使之摆脱同一选择的后果所导致的个人责任,但是个体的模仿也代表着个体的动机,齐美尔称之为“人的本质的一种基本取向”,即个体融入群体、个性融入一般性、平均性之中的欲求,它代表了个体对“变化中的不变物的一般性的追求”。“因此,它不是那种反过来寻找不变中的变化、个体的差异、独立性、从一般性中自我凸显的基本取向”。所以说,模仿与超越模仿中就存在这样一种对立性力量:个性的易变性、不稳定性与个性对群体性或者共性所具有的稳定状态之间的对立。时尚就是这个范畴的其中之一。
“通过某些生活方式,人们试图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于个性差异之间达成妥协,而时尚便是其中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齐美尔认为,时尚是阶级的时尚,是阶级划分、社会分层的产物。新颖的时尚总是依附于较高阶层或者阶级,并且在较低阶层或阶级的模仿中向下流动。所以时尚两个核心要素就是模仿和排斥。时尚是某一群体的固有特征,是其群体团结的象征,所以具有封闭性的一面,与其他群体的特征相区分。但是当时尚来源于外部时,它便具有了社会化效果。“时尚的外在起源尤其保证了时尚的新颖,或者说保证了与现存状态的差别,保证了急剧中断的更替”。齐美尔谈论的时尚就是外在起源意义上的时尚,具有流动性、阶层性,始终是一部分人具有引领地位,当全面流行开来,原有时尚的那种形式就不在是时尚了,因为它不再保持与众不同、引人注目,与时尚本质中的令人“赞同与羡慕的惬意感”相违背。
在现代社会,对于个体而言,时尚仿佛一座乐园。在劳动分工加持下,个人得到解放,时尚便成为他们“需要某种特定的彰显、注意和特殊对待”的心理诉求的表现形式。但是,自始至终,时尚都是一种群体内容的外在形式,内核永远是整体心理倾向和社会情感,无论个人对时尚的态度是认同还是否定,无论新颖时尚的形式是暂时的还是似乎要永存的,都无法掩盖这个事实,充其量是“一层持久性的心理微光”。
我的想法:
时尚具有时效性和普遍性,齐美尔之所以认为具有阶级性,是因为那个时期,只有“有闲阶级”能具有创造时尚的条件,而普通劳苦大众在资本家的工厂中忙碌着、累死累活可能也没办法养家糊口。把视角投向中国,尤其是融媒体、短视频崛起的时期,就会发现,劳动人民从来不缺乏创造时尚的智慧,缺乏的只是资源、平台和机会,一旦人民群众争取到这些东西,就会大放异彩。再者,劳动人民从来是真善美价值的承载者,朴实无华的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拼搏奋斗充分体现这一点,而这恰恰就是时尚的核心,即但凡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创意的和原创的、代表人的智慧成果的都能够被普遍模仿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必将是自己解放自己,打破特权阶级的枷锁,充分展现自己的智慧,人类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实现全面发展的社会。


玫瑰:一个社会性假定
小品文,立意于小说,无感想。
竞争社会学
其实没看太明白。
两种相互斗争、相互作用的力量及具有这两种力量的相对立的物,对于社会的统一性来说,都是必要的,并且发挥着的积极的作用。竞争社会学所要考察的就是两种相互斗争的力量是如何影响社会的统一性的?竞争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占有、损坏和毁灭,而是一方相对于另一方的优势逐渐扩大,能够得到第三方更多的青睐或者从第三方那里得到更多奖赏(钱财、名声等),以满足自身需求。因此,竞争所包含的斗争双方都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扩大自己的优势,不在对手身上多花费心思。这么看,似乎竞争双方的行动都只有自己的主观需求,但是两者追求的是同一个客观的目的,那么,竞争胜利就不是单方面的胜利,而是竞争双方所追求的目的所承载的客观价值的实现。“从团体的角度看,竞争将主观动机作为手段,只是为了生产出客观的社会价值,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则是将生产客观价值的东西作为手段,以获得主观的满足”。
“在一个社会中,双方的竞争的目标点大概总是赢得一个或者多个第三方的偏爱,竞争以这样的方式迫使竞争双方都尽可能地接近那个第三方”。齐美尔考察的是竞争的社会化作用:通过竞争,竞争者与被竞争者建立联系,而这需要以个人尊严和成就的客观价值为代价。两个竞争者是处于对抗性紧张之中,努力琢磨被竞争者最内在的愿望,体会公众偏好及其变化。竞争者依赖被竞争者,被竞争者也依赖竞争者,即竞争者需要被竞争者的关注、支持,被竞争者的情绪影响竞争者,也可以在竞争者之间选择,双方各取所需,彼此依赖。“现代竞争,人们称之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同时也是一切人以一切人为代价的斗争”。“人是最浓缩的和最为可用的产物”,“赢得人的灵魂的必要性一直在增长”。
“根据一个圈子允许的竞争的程度和种类,可以区分圈子的不同社会学结构”。齐美尔考察了家庭、宗教团体以及纯粹享乐目的的协会。具体分析思路没看懂……
竞争建立在个人主义原则基础上,具体的竞争者追求的是赢得自己的利益,而对竞争的对抗和反对思维则是“狭义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在看待整体相对与个体命运的价值的方式上,组织,或者至少思想上的趋势,是趋向于所有人共有的、包括所有人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为他服务”;“对整体而言的成功,并不是通过自发投入的力量之间的敌对较量获得的,而是通过来自一个中心的指示,这个指示从一开始就将所有人组织起来,使它们相互结合和相互补充,这种方式在一个国家的公职人员或者一个工厂的职工那儿得到了最完美的实现”。
齐美尔把社会主义看做是“生命技术”。
……

现在和将来的卖淫琐谈
货币对卖淫现象产生的影响的分析见见上述有关货币经济、金钱的特性及其对现代生活风格的影响论述。
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出,进入阶级社会后,女性被置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附属于男性,其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家庭范围内。至今,这种现象仍在社会主义社会遗留。之所以遗留是因为,观念顽固地在人头脑中遗存。这是卖淫现象产生的最重要的历史前提和社会前提。货币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币经济极限放大、恶化这种现象,资本主义充当推动力量不择手段地使用货币简化、夷平女性的价值。
“卖淫在高等文化中的必然性,建筑在男人的性成熟开端与精神、经济和性格成熟的时间差基础上”。男人必须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履行必要的社会义务,与女人相比,男人更多地像社会这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锯齿。所以,社会要求男人具有“精神、经济和性格的成熟”,甚至要求在成家之前就能够具备。男人的性格必须首先满足社会要求,才能够被允许和使人放心地娶妻生子。但是,“激烈的生存斗争使经济独立推迟的越来越晚,职业技术和生活艺术的复杂要求使精神的完全形成越来越晚”。于是,男人能够满足社会要求的时间越来越晚,但是身体本能却没有适应这种形势,性冲动年龄段不仅不会推迟,反而更可能提前。整个社会对性的需求与满足与日俱增、层层累聚,但被赋予的责任却越来越大,被允许满足的时间越来越延迟,那么,最终,社会上只能出现“畸形”性关系、性行为,即卖淫。由此回溯,在人类尚处于原始社会的时候,女人从属于一个部落,委身于一个男人是她履行社会义务、得以与男人结婚的条件。但是这种现象并没有所谓的不道德,因为对于群居状态的原始社会而言,履行对社会的义务是第一要务,在更早的阶段,甚至只有集体责任。所以说,“卖淫”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但是进入阶级社会后,个体化的加强,人从集体中脱离,货币削弱人的价值,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还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贬低女性的价值,贬低卖淫女的价值,殊不知,自己才是始作俑者。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没有克服货币的弊端,反而发展出了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无限制地将资本主义和货币经济的弊端方法用来贬低、奴役和压迫人。这就是齐美尔所谓的“现代社会盛行的一个特征是:一方面最彻底地取消这些人的道德条件,另一方面却向他们提出抵御诱惑的坚强性格和抵抗力量的最高要求”。
解决卖淫现象的关键是从社会意义上克服货币经济对人价值的贬低和资本主义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提高女性地位。“对一个有机体提出的要求越少,功能越简单,它就成熟得越早。如果女人将来能够摆脱压力,如果她们从未成年发育迈向最独特力量的验证,迈向千差万别的素质,那么跟男人的差别或者会消失,个人成熟的期限和男人一样会延迟到来”。
“在最低级的文化状况中,两种关系确实同时成熟,因此,男人和女人身上的性关系调整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最后,齐美尔认定,“根据发展的伟大规则,发展在自己的顶峰上,会以一种精神化的完美形式重复萌芽时的最初状态所具有的形式”。
思考:
从哪个意义上理解文化?见《涂尔干之后,齐美尔之中》,文化是指一切由人参与创造、以非物质形式存在、具有内在理念意涵的客观存在,诸如法律、道德、习俗等等。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前,所有文化都完全具有中立性,不偏袒男性、也不偏袒女性,但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所有文化内容都被打上了男性性别烙印,并且被男性权力客观规范化,取得了超性别的存在形式。
“剩女”现象
女性到了适婚年龄未婚。男性到了适婚年龄未婚也是剩男。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仅仅客观描述现象。找不到、没有合适的等确实因为客观原因成为剩女的女性是因为女性地位提高了。女性在财富、权力和声誉上占有,从而提高了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更多地承担了社会责任,更少被允许成家。社会的限制和要求多了,个性的发展和处理个性的自由与时间都被压缩,恰当处理恋爱和婚姻的时间错过了。处于主观原因成为剩女的女性另当别论。
卖淫女和小三、出轨
在一夫一妻制下,以身体为手段,满足他人的性欲,卖淫、做小三和出轨没有什么区别,就原因而言,也都是货币经济。在货币经济之下,女人因资本主义与货币经济对女性地位贬低的合谋而自我贬低,个人价值的完整性被金钱单一化、简化、夷平。金钱既是阻拦她们实现个人目标的拦路虎,又是督促她们尽快实现的润滑剂,即只有通过赚取足够的金钱,他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实现自己的目标,否则一无所有。资本主义之下的金钱就是这样玩弄女人。有小三会出轨在财富、声望和权力上都不占优势的人吗?如果有,我们就需要另行讨论以上论述。
爱情以纯粹内心好感作为确定标准,婚姻以信任和爱情的实现为基本条件。出轨是什么?破坏原本的好感和信任。为什么要出轨?原本的爱情和婚姻不能再给予好感和信任了或者说一方的内心爱情满意度和信任心不能被满足了。可是爱情和婚姻的成立是双方的好感和信任,这需要双方承担保护这份好感和信任的责任,自觉履行爱情和婚姻给予双方好感和信任的义务。一方的出轨是双方的责任事故,两个人没有一个把责任承担到位,没有把义务履行好。

卖弄风情的心理学
没有从中找到一个可以与现实对应的观点,似懂非懂的感觉。似乎阅读经典的意义就在这,你觉得没读懂,但或许只是你的一种感觉,一种无非在现实中找到能够证实和证伪的切合点,实质上,也只是时间问题,或者对于大脑的另一种机能而言,它读懂了,但却是生理上的读懂,在大脑的思考逻辑中留下了痕迹,产生了不可名状的影响。孙老师说过很多次,就像爬山一样,攀爬的过程就很重要,就已经在客观上证明爬的意义了。
卖弄风情是一种中间状态,处理对立状态的二元似是而非、相互交替的状态,一旦有一方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卖弄风情就结束了。“卖弄风情的本质就是:哪里存在爱情,哪里就存在拥有或者没有”。
为什么男人总觉得女人有所保留,即便在最亲密的委身和袒露心扉之后?这是因为,“我们文化提供给心灵内在性的构成方式和表达方式,本质上是由男性创造的,因此,不可避免地首先为男性的存在方式及其需要服务”。

女性文化
自父系社会建立,男性权威就渗透到生活各领域、全过程之中。我们社会的文化并非没有性别,而是牢牢地贴上了男性权威的标签。男性文化不仅由男性权威创造,而且由男性权威捍卫,即为什么在较多的岗位上,男性更受欢迎,因为男性根据男性的生理特征、心理特性创造了它们,当然得挑选男性来担任。那么,从这个意义出发,女性文化就是根据女性生理特征和心理特性创造的文化,一种文化只有从一开始就是根据女性的特征被创造出来的,女性权威才能逐渐形成,适合于女性的社会需求才能增加。在现有男性文化中,正是因为缺少适合女性特征的社会需求,才会导致女性运动的兴起。
重新划分工作整体,即用新的工作或者至少原则上新的方法解决现有男性权威对女性特征的客观压抑问题能够为女性文化开辟新的路径。男性文化是这一过程的必经阶段,通过男性文化,“女性将分享男人的教育、考验和权利,她们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为自己特有的工作能力赢得基础、材料和技术”。女性特性借助客观的女性文化渗入男性文化之中,与男性文化并存、融合,“就此而言,男人和女人之间灵魂上的区别仍然有可能日趋狭小、不断减少”。“日趋精微的过程引导审美观在许多地方从鲜明的对立转为柔和的和谐,从形式和表现方面粗暴的极端对立转向平缓的过渡”,而女性恰恰就是借助这种具有生产性的细微差别丰富自身客观文化,与男性文化交融,创造新的文化内容与形式。

性别问题中的相对与绝对
I
社会的男性秩序“本质”和女性被支配的现实在以上《女性文化》已经阐述清楚,它是本文的前提。以下从男性权威的形成过程论述:
男性对女性确立了优势地位后,借助权力地位绝对化自身,使之成为人的一般性,又通过分化作用将男性本质表现“上升为一种超出男性的特别性,成为中立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的领域”。同时,“每一种建立在主观的权力优势基础上的支配,一贯希望自己找到一个客观的基础,也就是说:将权力转化成法律”。“男性的东西绝对化为客观的和实质的权威标准,即不仅属于男性的经验性既定事实,而且来自男性的、为了男性而提出的观念和理想要求,都成为超性别的绝对,这对评判女人产生了严重后果”。男性之所以能确立优势地位,是因为劳动分工将男人的价值整体分割到分工链条的各个阶段,家庭、职场都只是承载男性的一部分价值。女性被排挤到家庭,守一方寸土,守住了女性整体价值,幸免于被分割。片面化的男性价值要求女性价值的互补,要求女性价值对男性价值的劳动分工迎合。因此,男性在家庭以外基本处于无差别状态,只有在家庭之中才能感受到性别特征,生理意义上、支配秩序上,而女性只有在家庭之中才具有性别特征,全部价值的性别特征。这是男性性别特征的相对性和女性性别特征的绝对性。齐美尔称之为两性的“类型悲剧性”。
男性悲剧性在于“有限的成就与无限的要求之间的关系”,即“创造的无限的内在要求同实现这种要求的内在不可能性先验地联系在一起”。女性的悲剧基于男性本质,被视为男性秩序的手段和工具。

思考:
性别对立问题存在于阶级社会,即前社会主义社会。男性秩序掩盖了阶级社会统治秩序的本质,即统治阶级对包括一般男性和女性的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男性秩序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有意煽动性别对立的把戏,愚弄被统治者,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罢了。男性秩序,看似是男性获得了对女性的地位优势、权力优势,实际上不过是统治者抛出一点蝇头小利就迷惑了作为被统治者的男性群体。在男性秩序中,一般意义的男性群体并没有获得实质上的益处,女性群体更没有获得,反而是在两者之上的统治阶级收获了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削弱了被统治阶级的力量。归根到底,普通男性群体不过是合谋者和自我愚弄者,统治者能够利用的工具,并且与女性一样是被统治对象,只有统治阶级才是社会的主体。
资本主义社会并非煽动性别对立的始作俑者,却是恶贯满盈者。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将阶级社会无形的暴力施加在女性身上,对女性体形、仪态、身体部位等的过分要求和摧残,进而将男性统治力量威慑安置在女性心理基础之上,造成了女性心灵上的脆弱以方便奴役。如果说,在这两种类型的社会中,女性尚能守住家庭作为自己的大本营,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则失守了。女性也被投入工厂,遭受完整的价值被分割(这里的价值并非马克思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而是指社会层面对于女性的需求,需要女性发挥某些作用),但不仅不能像男性享有同等劳工待遇,反而遭受男性的嘲弄、压迫;同时,卖淫女被建构成为家庭妇女的替代物,即资本主义与货币经济狼狈为奸,将女性的肉体被当作普通商品出售以满足男性性欲,女性的整体价值虽然得以保留,但是被简化为经济价值、被夷平。吊诡的是,资本主义的性别对立由于货币经济的粉饰,它对人的价值最大化扭曲、异化,对人最残酷的压迫、奴役不但没有遭到最充分的抵制,反而受到了认同,收到了被统治者的合谋。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社会与过往一切社会类型的区别就是非阶级性,将人民主体性作为一切的出发点的落脚点,而不只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性。资本主义不是阶级社会的始作俑者,是阶级社会的“集大成者”,过往一切阶级压迫的手段被资本主义变本加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内容和形式。但是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的糟粕也有所遗留,并具有不同的形式与内容,这也是需要克服的。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克服过往一切阶级社会的糟粕特性,如压迫性、奴役性、剥削性。这种不平等理念已经渗透到阶级社会的各方面、全过程,并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所遗留。必须要在上述层面的文化意义上克服阶级社会的文化内容与形式。提倡人民性,不论男女老少,都具有创造和创新的权利,都是历史、社会的主体,都不允许被任何形式的阶级力量侵犯和压迫。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面前,在人民主体性面前,一切二元对立的问题都是阶级社会的把戏,都能找到解决的路径: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把握住了这一点,因而取得了先进性,带领人民过上了好日子。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视一切为工具和手段,用它们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实现阶级特殊利益。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民的利益是一切,除此之外,再不允许存在任何特殊利益,当然,这个目标需要过程。但是中国共产党正在朝这个目标迈进。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特殊利益,将自己作为实现人民利益的“服务型工具”,甘愿放弃自身利益、牺牲个人生命,做伟大无私的牺牲者、奉献者、服务者!

II
历史和现实的力量关系赋予、强化被客观规定的男人的特权地位,并且它支配着两性关系。男性特性被建构成人的一般性的象征,但是“女性特征的本质并没有相应地同男性特征构成纯粹的对立,而是更多地被当作一种自为的存在、一种由自身规定的东西,同时也是人性的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就一般性意义上,女性被视为男性的补充,但在具体层面上,女性则被视为与男性相对立的存在。在我看来,实质上,男性对女性的一般意义的建构纯属一厢情愿,完全没有根据女性的特征来对女性进行准确界定,因而才会导致在具体层面上,对女性个体的不了解,将其视为对立物。女性本就是一个整体,齐美尔认为,女性存在的根源和整体是她的母性,这是她与宇宙、世界整体的相关联的统一体存在的特性。如同艺术品一样,女性从属于通男性的关系,被男性建构着,但是它自身的内在意义,尽管受到这种男性秩序的限制,但是保留了完整性,显示出自身最原初意义上的同世界和宇宙相关联的价值所在。因此,在与男性的对应关系中,女性形象只是相对的统一性,是男性视角、男性秩序之下的男性单方面建构的统一性,因为男性作为人的一般性的存在,所以女性看似被统一于所谓人的一般性之中,作为男性的补充。实际上,女性自身的整体价值并未被所谓人的一般性所发现。
“一方面,男人是绝对,这种绝对不仅仅意味着男性,还意味着客观性,以二元性为代价赢得的超越所有主观性和对立性的规范高度,另一方面,女人是绝对,这种绝对也不仅意味着女性,而是仿佛在主体和客体分离之前,以实质的、静止的完整性承担着人的类特性的统一体”。

胡书坤 2022-04-22 12:43
读鲍曼
(一)思考:从文明的视角反思资本主义制度,阐释社会主义制度的超越性和先进性。
1.二战中,德、日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已经昭示,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再作为人类文明的代表,而二战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屡屡曝出的种种丑闻,更确凿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以人类文明的先进体现自居了。一个需要全面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时期要到来了!
纵然,资本主义制度在推翻封建制度、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提高生产效率和改进生产工具等方面具有先进性,但是其固有的殖民扩张、暴力血腥、贬损和夷平人的价值、少数人压迫和剥削多数人等野蛮性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以崭新的方式亮相世界,不仅吸收了前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优秀成果,如继承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工具以及相配套的上层建筑,而且克服了它们所有的野蛮性,如避免了殖民扩张、暴力压迫、少数人的统治等,同时,更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大多数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诉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2.反思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的糟粕性:
逻辑起点的伦理恶性:霍布斯“利维坦”,思想者对非思想者的鄙夷、控制
阶级性:阶级统治,少数人特殊利益凌驾于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之上
资本主义社会的革新性在于生产方式的改进(经济上的),而糟粕性在于政权组织形式,继承并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压迫性和剥削性,尤其充分利用了劳动分工的思路,设计出了一套控制和监督现代统治机制,分担责任、分散风险,在决策与执行不断增加中介的同时也疏远、模糊了道德伦理原则。
(1)狭隘资本主义的霸权主义出发点即为一元,实则是圈地自封:
狭隘的哲学家、政客集团的受到狭隘限制的、惯常的和重复的实践活动以及这些实践活动导致的偏见、错误的判断、愚昧,回头来造成了他们自身和其后裔所处的社会整体意识形态的狭隘。他们自以为生产知识,是高贵、居于高级地位的,便将知识生产能力相对匮乏的他者视为处在低级地位的人,认为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理论扩充并凌驾于他者之上,使之在整个社会蔓延就能够达成社会整合。当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所建立的社会行将没落时,他们的深受其害的后裔抓耳挠腮、苦思冥想,以为掌握了拯救社会的密码,即打破前辈们的普遍认知和根据这种认知建立的单一社会价值原则,殊不知,自己仍在前辈们的视野中、限制中兜圈子。当他们前辈建立了一种普遍性认知视角并将之强加在他者群体之上而不允许另外的认知视角产生之时,就注定了终将灭亡的厄运。因为,从一开始,这种普遍性认知就不是代表了多数人,而是少数人,而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认知和社会始终是能反映大多数人生存、生活和发展诉求的认知视角,因此,纵然这些后裔建立再多的多元认知视角,只要不跳出少数人的圈子,就还是在前辈的限制中兜圈子。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跳了出来,而且,无论所谓的多元视角再怎么看似具有生命力,只要偏离了人民性,就不会真的实现长治久安。这些多元视角的结局终究会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马克思主义终究实现宏观思想的一元性,当然,马克思主义因地制宜的多元性是在这一元性的框架之下的。
(2)分析突破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本质属性:
人民性:致力于大多数人生存、生活和发展诉求的满足
阶级性和反阶级性: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即致力于大多数人生存、生活和发展诉求的满足都是同志,统一战线;凡是有悖于这一目标的,要尽力团结到统一战线之中,绝对反对这一目标的,才要打到。
逻辑起点的道德善性:关注人身上契合社会进步的创新创造作用、真善美,注重人民幸福、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
3.西方理论程式和话语套路:
(1)以西方社会为背景,沿袭西方哲学社会思想发展脉络和逻辑,具有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哲学色彩、西方中心主义乃至文化霸权主义;
(2)资本主义框架之下的理论和话语的再生产终究逃脱不了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和奴役的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在这一逻辑必然性之下,一切文化生产与再生产都是灭亡之前的垂死挣扎和回光返照;
(3)强烈的阶级意识、少数人的特殊利益,对大多数人的忽视是西方理论与话语的致命伤;逐渐远离基层、远离现实只会将思想理论建立成为空中楼阁,即便抽象、具有深意,也是模糊的,是脱离广大群众的。
(4)福利国家与消费者社会
福利国家的实质在于为资本主义生产保障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和储备,是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名义上的福利只是保证生存,实际上掩盖了价值增殖和阶级剥削。
消费者社会: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工厂生产效率极大提高,逐渐淘汰了一批又一批工人,需要的是更少的劳动力和更多的消费者;于是,下岗工人被哄骗着超前消费,购买或不必要或质量劣等的产品,以实现资本家的利润增加。
从福利国家到消费者社会的转变,是阶级剥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价值增殖的换汤不换药,甚至是更为残酷的、更加不负责任的剥削。在福利国家阶段,如果工人不能被投入生产过程中,或许还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存;可到了消费者社会,统治阶级设置了严苛的福利领取的条件,将越来越多的下岗工人赶出了福利范围,并看似具有同情心地提供了新的消费方式——信用消费,实则是为工人阶级、普通大众设置了新的消费和债务陷阱之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不仅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和责任,而且还将风险与责任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且配备了权力和法律手段进行监管。
(二)后现代社会的行动模式
前提:涂尔干将社会标准作为道德标准,即凡是在社会中不能够被验证的便是不道德,反之才是道德。道德失去了自身属性,被社会规则左右;当现代社会控制技术和机制被发明出来以后,道德独立性丧失的程度加剧了,因为道德价值被技术价值代替,原本产生于人际交往之中的质性的善恶被技术和机制的效率和速度替代,综合评价体系被单一的任务、指标的完成数量和速度代替,科层制之间不断被增加的中介和随之产生的社会距离模糊了目标的明确性。行动者与行动对象的社会距离增加了,前者对后者的处境和后果变得不可视化了,后者在前者那里逐渐简化和抽象,沦为一种类型。
思考和行动的逻辑起点 逻辑目标 逻辑中的道德(逻辑伦理)
人的行动,除了目的和手段,也应该注重行动的逻辑起点,即行动的动机的和目的性,行动应该遵循伦理准则,他人不能是被利用的手段与工具。
后现代社会的行动应该道德、法律和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即实现最优解的行动。
人的需求,尤其是作为或者符合大多数人、生存、生活和发展要求的诉求,应该被作用采取行动的个人动机和集体行动目的。在理想状态下,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上述的行动的最初动机。它包括衣食住行等等各方面的基本阶段和更高阶段,但是将贪婪的、不怀好意的欲望排除在外。伦理道德的作用在此就是一则教化人、引导人由自为、自在向自觉转变,克制欲望、知足常乐,二则在人的关系网络和是社会环境之中发挥约束人、限制人的作用。尽管道德伦理的作用十分分散,没有正式的机构和组织、也不被赋予行政权力,但是当具有自觉性的人的数量增多从而或者伴随一个有更高自觉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环境形成的时候,它所具备的道德权威力量是最具约束力量的,而且,它也是约束人的终极力量——随着个体化真相(再整合和再聚合)的到来及强化。
作为实现行为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是具有优越的效率的理性化程序、机制制度,而他人作为参与者、合作者共同操弄、监督制度的实施。那么,这就意味着,法律和道德或者公序良俗作为两种监管力量被引入其中。行动的进行几乎是透明的,同时为了防止公平或效率的单向极端变化,必须要对法律、道德和利益负责,必须要在公正平等和效率之间权衡。

(三)关于不确定性的一点思考
1.不确定性的由来
分工在社会生产领域导致了流水线的诞生,在社会生活领域导致了科层制的诞生。诚然,在理性观念付诸实践之初,混乱不堪的生活确实被规整井然有序。然而,随着理性实践范围不断扩展及其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并没有按照预设构建和运转。精细的分工渗入生活的各个角落,依照理性设计的社会机制牵制着人们的一举一动。现代科层机构向自身边缘和底线再三退缩,即在不断增加的数量面前,机构放弃了单一的质量追求,被迫将其目标肤浅化,而规则程序照旧,要求机构成员按部就班。就这样,社会成员在不自觉地状态下被安排进了社会机制,个人生活追求被社会机制目标替代。伴随生活的非理性因素被理性排挤,个体对生活的反思被情感表达和情绪宣泄替代(这是一件诡异的事情,即在个人的生活世界被理性侵占的情况之下,唯独人的情绪没有向理性转变,反倒是停留在了生理层面),丧失了思考能力的人也丧失了对生活的自主意识。当一个人缺乏生活的自主意识的时候,他就找不到生活的目的、意义,更不用说完成生活的规则和程序了。在社会化大生产将集体拆分为个体,并将每一个个体投入到不同环节的帮衬下,个体生活的不确定只会越发强烈。
社会化大生产导致了个体化,理性的现代科层机构加剧了个体化,而当科技创新创造出了新事物、新场景、新平台等时,个体化才会被凸现出来,因为面对新的世界,人际交往模式也需要新的创造,那么从集体中脱离出来的个体,在需求被压抑了很久、终于有机会得到满足的时候,在面对自己和他人时,却手足无措了:对现实生活和未来规划的缺乏,对每一个行动应该做出的选择的迷茫,对言行举止背后的意义的无知……
总之,个体化的不确定性在于个体的主体性缺失了。在消费时代迷失了,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个人反应的时间缩短了;在现代科层机构中被安排了,人们按照所给定的目标、规则和程序形式,个人思考的时间不见了。
2.不确定性的后果
鲍曼对不确定性的维度的分类:新的世界无序;普遍的非规则化;作为邻里或家庭第二道防线的安全网被弱化;生活的碎片化、人的短暂记忆、社会的易变性和非决定性。从个人层面看,不确定性的表现是缺乏对当下生活的关注和对未来的构思与设计、选择和行动的恐惧和迷茫、对风俗习惯、言行举止等所蕴含的意义的无知……总之,不确定性是有待组织的混乱和集体缺乏自主意识的状态。个体的个人性强化和集体性弱化,实则都是假象,因为个体离开了集体,就是能力的分散和变得脆弱,而这正是因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更能在分散中发挥凝聚作用的集体的缺席。所以这个集体要发挥文化、道德伦理的作用,要将各色人等纳入共同的信仰和目标之下,要发挥领导、组织和协调作用,甚至具备最高权威。
劳动分工促进功能分化,也强化了功能协作;这种建立在职业划分基础之上的群体的分散,虽然将个体导流到不同领域,但也埋下了强化个体合作的种子。因为个体化带来不确定性,人稍微脱离群体、社会或者关系、机制就会飘忽不定、踌躇不前,恰恰说明人是社会的动物,高度依赖他人、人际关系和社会整合机制,个体自觉性和自主意识的欠缺。因此,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不确定性愈加剧,愈能证明人的自觉性和自主意识的薄弱,也愈说明尚且需要一个领导力量的引领。同时,在整体文化自觉性建立起之前,任何排斥整合、聚合的行动、技术、制度都是加剧个体化。从这一角度出发,个体化是后现代社会的假象,而更高强度的聚合、集中和强化才是未来。
分工带来的分化使每个个体都有足够的自由做出不同选择和决定,因为每一个个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一般地,他们不会轻易地就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是顽固地保护它——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所以个体怎么才能凝结到一起,通过什么方式表露和满足相互团结的需要?——强大的外部吞噬力量使个体无法承受的时候,凝结的意愿会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个体前所未有地感到需要重新组织一个集体,团结起来,共同抵御重大风险挑战。
2.教育系统与不确定性
(1)教育系统在分工中的衰落和退化
劳动分工导致社会分化、个体化。个体化背景之下,个人自身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权利与需求得到前所未有地重视,而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这一权利的实现和需求的满足提供了多样化的方式和工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自媒体的兴起更是将这一趋势推倒了新的高峰。到与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以更具可能性的方式使人能够更容易具备信息、技能相反的是,教育相对地落后了。教育需要长时间的投入方能培养人才,这一特征与现代化要求相悖。当人们通过非教育方式即可获得满足自身需要的技能和信息时,教育当然就会被丢到一边去了。
但是这一趋势之中也隐藏着可拯救教育的机会:引进多元化和包容性,以更高强度的培养方式、更严格的要求培养更加符合社会要求、更能抵御时代风险挑战的人才。
(2)教育系统参与了不确定性的制造
教育系统也参与了不确定性的制造中,它使我们与现实脱节,保持朴素的天真,甚至养成逃避现实的性格。但从长期来看,我们所接受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使我们为社会建设带来全新的特征,当我们成为社会主力时,我们就可能前所未有地实现理想社会。
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教育系统的另一面开始显现。
幼儿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出生后的三到五年内,一个人就会被送进教育系统,一直到大学毕业,这个过程至少花费16年。在这16年的时间里,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社会交往方式、兴趣爱好等等很大程度上受到教育系统内部的成员(老师也好、家长也罢,亦或同伴)的影响而定型。由于相对地与社会隔绝,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们更多地是从课本——这些前人按照既定的同时也是理想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创造的知识的载体上获得对他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认识,而周围的同伴——这些很大程度上和我们出于相似家世、类似成长环境的人,与我们一样,都是正在认识外部世界并且相对于外部世界是陌生人的人,即便我们间或从阅历丰富的老师口中了解到外部世界的与课本知识有出入的特征,也无济于事,因为这点零星小雨冲垮不了教育系统坚固的大坝。相反,教育系统坚固而隔绝的大坝对我们所实施的分离措施使我们与社会的其他身份群体区别开来并获得极其具有辨识度和与众不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使我们成为一个完全暴露在其他群体目光之下的“透明人”——我们的思维方式、知识储备、对社会的了解都那样被熟知而被视为天真幼稚。晴天时,这种暴露可以促使我们进行光合作用;阴天时,这种暴露将我们完全搁置在随时处于危险乃至毙命的可能性之中——风雨来了,无所依靠,而更危险的情况在于,我们缺乏预测风雨的判断力以及遮风挡雨的自主能力。这不能不归咎到教育系统上。
不可否认,教育系统的完善与普及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其教书育人功能的稳健运转使一代又一代人得以鱼跃龙门。可当教育回避学生成长成才的核心目标,仅仅停留在教授应试技巧,它就已经偏离了甚至违背了“立德树人”的核心价值理念;教育无法妥善利用科层制度就会被科层制反噬,就会沦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变成阻挡人才培养的一面铜墙铁壁。
用物理手段建立一所学校、用围墙堵上四周无可厚非,因为它具有保护的功能;然而,用文化手段隔离一个群体、用教育的权力遮掩他们的口耳眼鼻实在是缘木求鱼。物理隔离尚且带来安全,而文化封闭能来什么呢?在快速变迁的社会面前,版本更迭缓慢的课本能给学生带去什么新颖的创新创造的刺激;在教育系统强势的计划、规章程序和既定目标面前,有自身需求的学生哪有张嘴伸张的机会?当我们走出校园,噢,仅仅走出高中时,我们从既定计划和目标的制度中走出来了,我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吗?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迷茫和不确定。面对这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面对许许多多新颖的热点话题和事件,面对社会的牛鬼蛇神、魑魅魍魉,面对太多太多的未知事物,一瞬间,我们迷失在判断和选择之中。这个世界从来都是潜在着更多的风险挑战,更少的天真烂漫,只要首先学会抵御、对抗风险挑战的判断力和应对能力,才能获得真正的天真烂漫。教育系统为我们做出选择和决定的强制机制,使我们丢失了思考、做判断的机会和能力,可它毕竟也交给了我们一些知识和方法——这些是我们进行抵抗的原始积累,并以此为基础做更多的知识积累和能力训练以最基础地能够自我保护。
3.个人自主性的污名化
应对不确定性时,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措手不及的状况,说明了个体自我意识和自主管理能力的缺失。这种缺失无可厚非,但是人们在面对这种缺失时不仅不自知,反而将其污名化。
如“社牛”、“社恐”。原本就是人在社交场合的正常的行为举止和心理状态(不卑不亢、合理表达和满足需求)被冠以极具褒贬意味的形容词,看似不吝夸赞或者贴切描述,实则暗藏和掩饰了自己的意识无知和行为无能,反而是对一种正常的社交心理和社交行为的污名化。

胡书坤 2022-09-05 18:04
贝克、卢曼、吉登斯风险理论
贝克“风险社会”(商务印书馆,周宪、许钧主编,贝克、吉登斯、拉什著,赵文书译《自发性现代化》)
自反性现代化:“创造性地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时代——的可能性,”,是“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的过程策略(P5);它紧接着工业社会而来或者说之间在工业社会基础上产生,诚如贝克所言,“首先,创造新的社会形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我重复一遍——资本主义的胜利成果。其次,这也就意味着削弱工业社会结构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正常的现代化过程和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P6)这一现代化的结果被贝克称之为风险社会。
“工业社会被淘汰的另一面是风险社会的出现。这个概念指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P8),即工业社会逐渐产生了一些影响大众生活的问题和风险,可能导致一些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产生。它的到来是悄无声息地。“现代性从工业时期到风险时期的过渡是不受欢迎、看不见的、强制的,它紧紧跟随在现代化的自主性动机之后,采用的是潜在副作用的模式”。(P9)那么,风险社会就是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P10)它在三个方面带来了跨时代、系统性的转变:(1)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在现代化确立以后的逐渐消失,包括“非人类的自然和总的人类文化”与“文化生活方式和劳动资源”(P11);
(2)威胁社会安全的问题的增加,超出社会自身理解范围的安全问题存在动摇社会秩序的可能性;
(3)“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某个团体的意义之源”的枯竭、解体、失去魅力。总的来说,这三方面的转变使人们生活在了“全球风险社会的骚动中”和“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相互矛盾的全球风险和个人风险中”。个人必须通过自己来感知、解释和处理问题和威胁,必须在威胁与矛盾中掌握“风险机遇”抉择;但是,个人往往难以做到,无法准确考虑到可能的后果。这就是风险社会的特征——不确定性:没有确定的解决办法,矛盾可以通过理性计算领会,但不能消除,没有人会提供解决办法,没有人告诉应该做什么,只有不该做什么。个性化与不确定性相对应,也是风险社会的一个特征,它意味着“工业社会的确定性的瓦解及为缺乏确定性的自我和他人找到和创造新的确定性的压力”。[ 《自反性现代化》P19]它当然不是个人自由的选择,而是风险社会到来所产生的强迫性使然,在此条件下,个人不得不从工业社会中的旧生活方式中抽离出来,而强迫自己对个人生活进行生产、设计。就西方社会而言,贝克认为,个性化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福利国家之中。当然,所谓福利国家,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周期性矛盾的一个缓解措施,是为了应对经济大萧条而进行的劳动力储备。鲍曼也指出,福利国家的实质在于为资本主义生产保障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和储备,是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名义上的福利只是保证生存,实际上掩盖了价值增殖和阶级剥削。在此之后,他又从“生态环境“亚政治”“工业社会的分化”等方面论述了风险社会的激变和专业知识的“失能”。总之,贝克在表达上述他一直强调的自反性现代化带来的威胁和不确定性。
我们可以归结如下,沿着工业化的道路,人类社会越加进入人工制造的环境和人为秩序之中,然而,本该意味着越加受到人类监控和控制的世界却遭到了来自现代性的“自我反对”。这便是生态环境、亚政治、全球化等激起的不受工业标准和现代制度约束的变化。或者,从个体的角度定位,它被称为不确定性的增加,特点是选择多元化、生活的风险与机遇并存。关于专业知识,我们也可以做如下总结:专业知识并非大包大揽,尽管它打破传统、具有重塑社会信任的功能并且“风险加剧了对专家的依赖”[ 《自反性现代化》P39],但与传统习俗相比,它仅仅是个别专业领域的知识,无法为人们生活与生产提供全局性建议和指导。类似的观点,吉登斯在论述传统(指风俗、习惯等)与专业知识的时候也提及了。当然,这也丝毫并不意味着,它在“自反性现代化”中的完全失效。贝克提出了“圆桌会议”模式的应对风险的举措,它要求“工业界、政界、科学界和老百姓建立某些有利于达成共识的合作形式和论坛”[ 《自反性现代化》P38],意在将各类型专业知识汇聚起来,、去工具理性秩序,促成对风险的预防和警戒,改善风险时代的矛盾情感并使之一体化。
由此,也可以看出,贝克“风险社会”以西方社会为背景,建立在资产阶级立场。但是究其对工业社会发展历程而言,风险社会这一判断没有谬误,其“风险”分析也存有合理性。就背景而言,中国社会没有对抗性矛盾,一切矛盾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风险社会”概念的利用首先就是去阶级、去对立、去意识形态。
卢曼《风险社会学》
风险属于现代社会理论范畴,与社会结构、规范期待与稀缺资源等密切相关,在诸如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组织等存在风险。卢曼认为,风险是必然存在的、不可控的,与机遇是同一区别的两个方面或者说风险与机遇存在于一个“区别”[ 卢曼所谓的“区别”我并没完全理解,应该类似于马克思的“矛盾”,是事物本身固有的。]统一体中。诚如卢曼所言,应该“将风险理解为在可能或不可能的中介下生成的一种形式。这一中介自身是一个两面形式”。(P111)说风险是不可控的、无法确切预估的,是因为(1)“所有的风险预估都停留在与语境相关联的层次上”,“人们是基于其想得到的结果来估计主要风险的可控与否”;(2)“人们知道的越多,便越知道人们不知道什么,这才造就了风险意识。人们计算得越理性,开启越复杂的计算,眼前便有越多边边角角涉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因此存在风险”。(P50)这就是说,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同机遇一样,凡是涉及人的举动、现象等都必然是风险与机遇并存;人们的风险预估是基于过去发生的事件,尽管它指向未来,但对未来风险的发生时间及其影响范围仍然是一无所知或者难以确定计算的;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知道的来计算,而不能根据自己的不知道的来预估,而且在过去事件中所存在的那些不为所知的现象或意外情况也影响着风险发生的概率,但是人们对此可能一无所知——那么,这就得出了上述结论。
风险与危险是同一个的概念的两个方面。在一个社会关系中,决定者的风险对于受波及者而言是危险,因为,对于决定者而言,尽管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决定可能带来什么,他可以用特定知识来“提高或降低可能满足可能性或不可能的要求”,但他总会承担未知带来的风险,而这对于受波及者而言,是确定的,在这一社会关系中,无论决定者如何做决定,这一决定总会带来风险,这些风险对受波及者来说总是确定的可知的危险——受波及者知道危险一直存在、早晚要来。这也就是卢曼将“风险被归因于决定,而危险则被归因于外部”称之为悖论的原因——风险与危险的区别仅仅是主体差异性造成了同一概念的两个方面。这一差异随着波及的普遍化与受波及者范围和规模的扩大而弱小,即决定者将越来越扩大受波及者的风险。因为受制于风险视角和危险视角,即决定者的风险相对于受波及者是危险,“决定者至少可以在做决定时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自信与保障都计算在内,而受波及者则有赖于相信他人会主宰局面”(P169)。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并发作用加以理解。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下,即便决定者和受波及者相隔天涯、远在千里之外,也存在处于同一个关系的可能性,即风险是塑造这一社会关系的中介——这也佐证了风险属于现代社会理论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受波及者所受的危险之缘由越来越模糊、不为其所知,那么他便会逐渐减少对决定者的信任。
以上论述并不代表,卢曼对风险社会学的关注仅限于社会关系领域;实际上,卢曼的“风险”渗透在组织、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科学等诸多领域之中,我只是选择一个相对容易理解和表述的例子来说明。
吉登斯 现代性与信任
“风险”并未直接出现在吉登斯的分析之中,但并不意味着它不是关键概念和理论。相反,他是以与风险相对应的信任为落脚点,从现代性的断裂入手分析。吉登斯的风险分析建立在他的行动理论之上。他认为,人处于行动流之中,人的行动处在时间和空间所构筑的区域和场所中,在特定空间中,人借助共有知识实现了行动轨迹的例行化,而“在例行化普遍存在的地方,行动的例行化很容易将行动者的普遍安全体系与互动中存在并作为共同知识而加以利用的习俗联系起来。所以,在例行化的社会环境中,行动者很少为符合习惯的行为提供理由,以回应社会活动过程中彼此提出的质疑,而且他们也感觉没有必要提出此类理由”。[ 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P232]由此可见,本体性安全高度依赖社会和物质环境。
从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分析中,可知,本体性安全至少有两种含义:(1)由对社会和物质环境可靠性的信任而生发的身体、生理和心理安全;(2)由熟悉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环境所维持的共有知识保证了行动者交流与表达等理解上的畅通无阻。与此相对应,本体性不安全也具有生理意义和理解意义两种,突发事件所引起的生理不安全会导致行动者对社会环境的不信任。而去例行化[ 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P233指“对日常互动中的理所当然特征造成抵消作用的影响力量”]则破坏了共同知识、传统的所具有的维系作用。“因为传统在时间的消逝中保证着实践的连续性,所以例行化与传统存在着密切关联,所有腐蚀或质疑传统实践的力量都可能加速变迁”。对此,吉登斯区分了三种破坏传统实践的情形:(1)从外部影响冷社会的情形,但没有传统信仰和行为模式被破坏,只是被其他传统取代;(2)出现了对传统的不同解读,它们相互冲突,在某种程度上质疑了传统存在的正当性;(3)传统作为合法化方式被否定,这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是最深刻地去例行化的潜在来源。由此可知,去例行化对传统的破坏导致了行动者的本体性不安全[ 《现代性的后果》:本体性安全是指“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当社会与物质环境突发某些可能威胁行动者身体安全和心理安全的事件时,行动者的行动可能会被迫中断,其对社会的信心可能受损,本体性不安全感增强。],造成了人们对社会不信任。在这个意义上,外部风险是去例行化的客观原因,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断裂性所不可避免的。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下,在抽象体系及脱域机制的作用下,这种阵痛更甚。。首先我们需要明了吉登斯“行动理论”,诸如行动流、区域化、例行化等概念。传统的形成有赖于过去的行动(行动所遵循的原则、进行和完成行动所选用的方法与行动的结果)。行动彼时的选择、方法和结果经过时间的淘洗和沉淀,通过记忆、文本、口口相传以及人的身体等方式以仪式或习俗习惯、规则或制度等成为传统。它具有耐久性是因为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地被传递和沿用,这是一个不断存留的过程;它具有完整性和真实性是因为它形式上被不同时期或阶段的人塑造和革新,保留了核心内容;它具有仪式是因为这或许是它原本具有的神圣感和功能,使其发挥特定作用;它的守护者是其传承的载体,是其存留的关键因素之一,使那些不方便被记载的内容得以保留;它的约束力导源于它行动彼时的原则和方法,尽管时空情境变化,但原则与方法依旧。传统(确定而值得借鉴的行动原则、方法和后果)是小文化圈子所特有的习俗习惯风尚等,内嵌于前现代生活之中,维持这一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使其在特定空间中区域化、例行化,从而形成本体安全感,保持着对生活的信任。在传统社会成员所生活的社会中,一切都是熟知的,遵循和重复父辈们的生活方式即可获得最充分的生活确定性——传统就是几代人相安无事、平安度日的基础。但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中,抽象体系与脱域作用、全球化、专业知识等一方面瓦解传统及其维系信任与认同的作用,另一方面塑造着新的信任与认同。
“在一个抛弃了旧有的、传统地行事方式的社会,以及在一个完全面临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未来的社会,风险便成为有着重大意义的核心概念。”[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P104]人类从农业社会迈出,迈入工业社会之际,是人类踏上风险社会之时。依据吉登斯的分析,“工业化”“全球化”“脱域机制”和“抽象体系”是关键因素。
在抽象体系与脱域机制的助推下,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随时承受着远距离之外的欧美国家所发生的时间的影响,但是什么时候发生、发生多大尺度的事件、具有多大程度的影响等等不得而知,而这对于前者来说,无疑增加了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其中更暗含了风险。时空分离、象征符号的脱域都加剧着这种现象,也增加了风险。“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无论对外行人还是对专家而言,在特定领域中保持对风险和风险评估的思考几乎已经成为无时无刻不在的情形,并具有无法估计的特征”“专业化愈加细分和浓缩,人们在其中能宣称为专家的领域就越来越小;在生活的其他领域,这位专家将处于和他人一样的境地”。[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P116]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无法理解新问题、新现象及其意义,难以预知行动后果,更缺乏应对能力和解决能力,而作为专家亦与普通行动者一样,难以有效更广泛的行动后果及其意义,无法提供解答。风险评估与防范成了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自我的两难困境[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P176—187]则是这一过渡过程中结构化矛盾在个体上的显现,或者称之为风险对个体的影响。在晚期现代性条件下的世界中,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抽象体系及其脱域作用催生了多样化经验源,人们需要在很多的选择中确定行动的方式。两难困境就是个体选择“在自我层面上涉及了的各种各样独特的张力和艰辛”。它包括四种类型:统一与破碎[ 统一与破碎:“统一问题所考量的是在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程度激烈且范围广泛的变迁时保护和重构自我身份认同的叙事”,即确立对现代性的信任或重新塑造本体性安全感。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使远距离事件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似乎人们对远距离的人、事、物更熟悉更了解,而对身边的人、事、物的了解更模糊。无疑,这破坏了日常生活的统一秩序,加剧了人们对生活的陌生感和生活的碎片化。日常生活的破碎体现在多元化互动场景之中。每一个具体情境都对个体有不同的要求,要求个体适应它的规则和环境。尽管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个体的破碎和裂变,但是这也存在促进个体自我整合的可能性,使个体以积极的方式创造独特的自我认同。],无力与获取[ 无力与获取:“当身处多元和庞大的社会世界时,个体会体验到无力感”。经验源多样化后,个体对自身生活的掌握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现代性条件下的多元互动情境,尤其是全球化及象征体系的脱域使个体对深入影响自己生活而发生在远距离之外的事件无法掌控。当然,人在多元互动情境中的多元选择也意味着多元机遇。],权威与不确定性[ 权威和不确定性:宗教权威、本土社群和亲属体系等传统权威由可在多领域发挥引导作用转变为单一权威,退群在个别领域中。这是晚期现代性权威所特有的形式——专家体系的诞生。“传统权威之诸多形式变成了多数权威的`某种权威`,仅仅是无限多元专门技术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且在现代性条件下,非单一权威更多地指向国家权威和法律权威等具有强力批准和会受到认可的形式。除此之外,其余权威基本等同于专家建议。单一权威产生打破了人们秉持一个权威就可以畅通无阻地生活的可能性,增加的是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权威的怀疑。],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 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现代化为自我的规划打开了一扇大门,然而这个过程却要在受商品化资本主义标准化效应强烈影响的条件下进行”。货币及商品经济夷平功能使生活世界表现出标准化的生活方式。人们对生活的享受受到消费主义的侵蚀,重形式重消费本身超过了对商品内容和自身需求的重视。肥皂剧以及媒体娱乐的其他形式以程序化的方式为人们自我叙事的构建提供了蓝本,将人们对生活的想象带入虚拟现实之中,从而满足了人们在“常态社会条件下所无法获取的真实满足感”。这在令人欣慰的同时也带来一丝丝不安和恐慌。当然,商品化过程的结果是选择的多元化,商品化本身并不等于标准化。人们在大众市场中总是能根据个人偏好和兴趣挑选自己喜欢的商品。]。
虽然全球化、抽象体系与脱域机制等都是现代民族-国家迥异于传统社会的特征,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它,但它们与重新塑造着当代人对社会的信任和自我认同,维持着他们的本体性安全。重塑信任、自我认同和本体性安全也是吉登斯“风险理论”最终落脚点。
吉登斯认为,“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抽象体系)都是脱域机制的类型;象征标志就是符号,能够传递信息,包括象征政治合法性的符号等,货币符号也是其中一种。两类脱域机制都“通过跨越伸延时—空来提供预期的‘保障’”实现脱域,都假定时间从空间中的脱域是时—空伸延的条件。可以说,“脱域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时间-空间情况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他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新的机会”。[ 《现代性的后果》P18]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抽象体系将以实体存在的物符号化,使存在于生活世界中任何可观察、可感知的事物具有象征意义,将这些具体存在物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提取出来,使即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也能理解他们所代表的象征含义。可以说,人的抽象思维在符号化实体存在的同时构建了生活世界为文化意义,使社会和物质环境在人的精神世界可理解。也正是这种符号化及象征体系的建立使行动者产生了对社会的信任。这也是吉登斯所谓的“再嵌入”[ 《现代性的后果》p68“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使这些关系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是抽象体系融入情境实现的信赖发展。
由以上论述可见:
三人都表达了“风险”出现在社会转型之际这一观点,不同的是,贝克紧抓工业社会的“风险”问题,认为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了工业发展负面影响的自反性现代化/晚期现代性社会。卢曼则与众不同,他高屋建瓴,认为风险属于现代社会理论范畴,表现在社会关系、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等之中,风险是固有的,时刻存在、处处存在,不可完全预知、不可控,人类只能在风险发生过后“亡羊补牢”。吉登斯则是将重点放在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的不确定性对人的自我认同的影响上,他在不同的著作中,分析了全球化、抽象体制、脱域机制、现代性和信任、自我困境等概念,指出了传统的消解所带来的生活的不确定性,有指明了抽象体系所具有的重塑信任的可能性,以他独有的方式表达了现代社会风险与机遇并存的观点。
个人思考:
现代社会“风险与信任并存”
我们不能说,现代社会完全是风险社会,也不能说不存在风险,而是风险性与信任性并存。世界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科技革命正在破坏和重塑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变迁进程;这充分证明了,全球化深入发展,全世界开放性与日俱增,开放是历史发展的趋势,风险也不可避免,与之相伴随。风险与信任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但不是唯二的。两者是一体两面,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
工业化自工业革命开启已经有二百余年,成就斐然,风险亦多样,时至今日,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正悄然集中性爆发,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生态危机、食品安全、气候变化、卫生医疗事件、隐私安全以及突发事件等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规模性、不确定性,威胁和危害着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生产生活、财产、隐私。尽管会使一个地区的突发事件或者恶性事件具有连锁反应,但全球化深入演进是必然趋势,全球化的成就大于风险;为了更好顺应和推动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了解风险的起源、运动变化过程与预防办法,未雨绸缪也好,亡羊补牢也罢,均为时未晚。风险研究很有必要!
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各地的紧密联系,也使面对面互动的信任外延至身体与空间分离状态下的信任或者说对陌生人的信任。当然,这与吉登斯所说的抽象体系及其脱域作用有很大关系。专家系统和象征体系的横向传播和纵深变革,建立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及其产物以及现代世界的信任,尽管世界各国制度、发展水平有差异,但几乎都分享着有关现代世界的“共有知识”,信任并参与着由工业化、科技化所造就的社会世界的形塑。如飞机、高铁已经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交通工具,智能手机、电脑是人们视频通话的首要凭借物,互联网社区、公众分享平台是人们冲浪、社交的必备。
开放与封闭相对,信任与失信相对。本土社会日渐开放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社会公共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隐秘性。现代社会“监控”机制为每个人都建立了完整的生老病死档案,从出生那一刻到死亡那一秒的信息都被翔实地记录了。社会“监控”系统的愈加完备,在为个人信息和隐私集中建立起数据库的同时,确实时时刻刻处处对外开放的;个人网络冲浪足迹、个人社交软软件账号等都涉及个人信息的登记录入,都使个人踪迹有据可查,尽管总是碎片化的,但终归是可查询、可调取、可追踪、可记录的。这使个人的私密性大大降低,使他者进入“我”的生活的门槛大大降低,当然,“我”进入他者的生活也更容易了——每一个“我”相对于“我”之外的个体都是他者。陌生人与“我”的生活之间交集增加了,这是两种生活节奏、生活方式、生活轨迹的交叉,也意味着生活更多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这种个体间生活联系的交叉会加强社会整体联系,诱导着日常生活对外界的开放,无论个体是否自愿;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个人带来安全隐患,但这种暂时性阵痛将随着社会相互信任的增强而降低到最低程度。
我们正处于暂时性阵痛之中,这是社会世界的短时现象,是因为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变迁;我们的日常生活正是社会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变迁的一份子。去隐秘性、弱隐私化将会席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大概需要一定时间。暂时性阵痛就是社会转型之际风险的发生及其引起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信任方面的心理变化,因为赖以塑造和维持本体性安全的传统知识失效,而新的信任源尚在建立之中;人们仿佛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对生活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多样化的生活选择迟迟无法抉择。但其实传统知识仍然具有效用,现代社会并非吉登斯所谓的“断裂”了。
现代性未曾断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累进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过程。任何一段历史时期的发展都建立在前一段历史时期的发展之上,这不仅指思想文化、制度、技术等的螺旋式积累,也包括根本上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积累过程。乙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是甲时段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包括甲时期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结果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并非断裂的,而是一以贯之,延续着传统。当代社会的迷茫和虚无并不是所谓晚近现代社会出现的新鲜事物,它完全可以导源于现代社会产生初期,导源于我们在道德与法律上的“缺课”。传统与专业知识的相同性恰恰在于那些指向人性和现实的真善美,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现在需要“补课”的正是将传统中的真善美落实到现代社会中。同理,现代社会的“再造传统”也具有类似的延迟性,只有在我们经历过专业知识所建议的若干生活之后,我们方能体悟现代性的内涵,确定对现代性的信任;在此之前,我们所更多遵循的仍然是传统方法和原则,而现代性则提供了物质性便捷手段和工具。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与专业知识维持着一种张力。我们并非在没有传统的世界中,而是在有赖于传统维系的社会中生活,此时此刻的我们的成长路程与我们所完成的行动皆有传统的参与。我们正是在传统与专业知识的张力中质疑传统和再造“传统”(向彼时行动中添加进新颖的原则、方法和后果)。那么,这在两者之间便可能造就“信任真空”。传统塑造的信念被专业知识的开放性动摇,但专业知识尚未被证实和广泛接受,没有塑造出新的信任。在怀疑与信念中,人迷失了;一方面,传统无法提供确定的生活准则,另一方面专业知识的多元建议指向了多元未知。缺乏对生活的信念,缺少对自我的认同,怀疑占据心头,迷茫、虚无与与之相伴随的摆烂、躺平、佛系成了人的常态。在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性的结构性矛盾就真实地表现在人在怀疑生活与自我认同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之中。结构性矛盾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是无法变更的事实;可行的办法是重塑自我认同和对生活的信任,在专业知识中选择一条确定的道路——它必然要站在传统的肩膀上,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美德和良好风尚现在都需要我们落实在现实行动之中。

胡书坤 2022-09-05 18:13
《现代性的后果》
一、信任问题
(一)相关概念
P30信任:“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所蕴含的信任态度是建立在信任原则的正确性基础之上的,是对被社会确认和保证的知识、机制的信赖。
信任与风险相交织,能够避免行动的危险或者将危险降低到最小程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信任才会催生安全,即安全处在信任与风险的平衡状态中。
P18脱域
“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抽象体系)都是脱域机制的类型;象征标志就是符号,能够传递信息,包括象征政治合法性的符号等,货币符号也是其中一种。两类脱域机制都“通过跨越伸延时—空来提供预期的‘保障’”实现脱域,都假定时间从空间中的脱域是时—空伸延的条件。可以说,“脱域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时间-空间情况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他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新的机会。”
抽象体系将以实体存在的物符号化,使存在于生活世界中任何可观察、可感知的事物具有象征意义,将这些具体存在物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提取出来,使即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也能理解他们所代表的象征含义。可以说,人的抽象思维在符号化实体存在的同时构建了生活世界为文化意义,使社会和物质环境在人的精神世界可理解。也正是这种符号化及象征体系的建立使行动者产生了对社会的信任。
我的理解:基于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掌握与规划,人类活动完全可以依据两种方式(或按照对时间的规划——时刻表、计划表,或按照具体情境所规定的行为方式)来进行,而不必然按照时空合一的方式,即在被要求的时间内只能在固定场所做被规定的事;人类完全可以自行安排做事的时间和地点或者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由人自行做主。
(二)信任与现代性
P69再嵌入:“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使这些关系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当面承诺是“在共同在场的情形中,由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所维系与表述的信任关系”。非当面承诺是“在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者统称抽象体系)中的信赖发展”。情境仍然是重要因素。
陌生人(社会):经常或间或发生不同程度的互动但知之甚少或者素未谋面的人;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往往转瞬即逝:一次眼神交流、一个手势、一两句话。(社会性)安全与信任就建立在无敌意与和谐的陌生人互动之上。这也揭示了陌生人互动的不确定性和社会性安全和信任的脆弱性。
我的理解:信任的产生与维系有赖于承诺——提供信任的合法性。就当面承诺而言,行动者的在场与潜在的行动者失信的后果共同增强了承诺的合法性,增加了信任;而非当面承诺,因为行动者的不在场,导致承诺的脱域,信任或将受损,但是抽象体系(专家系统和象征标志)的存在可借助维持信赖的专业知识避免受损。可是再嵌入或已经说明,行动者不在场,信任难以维持的事实,即便抽象体系能够弥补一部分不信任,但是非专业人士对专业知识的无知无法弥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再嵌入以“一种将信任固定于可信任性和同事间诚实性的手段”将行动者带回具体情境之中,重塑了信任。我想,抽象体系对弥补不信任的无力至少和抽象体系的自身建设也存在一定关系,如果专家系统内部专业问题、道德问题层出不穷,那么抽象体系的公信力就始终得不到信任。陌生人社会所塑造的安全感的可靠性一定要赢得公众信任——对陌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的信任(陌生人的修养品性、道德、外貌等都会影响社会性互动,最根本的是陌生人的行为举止及其所传达的观念),对破坏社会安全的行动者的惩处(行政系统塑造和维系信任的努力),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抽象体系的公信力)。
不信任与信息大爆炸存在紧密联系。信息大爆炸时代,人们对各行各业的了解增加,或许这些了解是朦胧的,但不乏精专深,尤其随着劳动分工的加剧。因此,在独属于一个行业或领域的知识乃至机密越来越多地为其他行业或领域的共享时,各行各业的后台就暴露成了前台、受社会注视。一方面,这有利于监督、检测(错误、不光彩行为、提高行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会造成七嘴八舌、众口难调的情况。当后台变前台时,这个行业或领域会掺杂进来非专业建议,固然不能否认这些建议的善意的出发点和潜在的创新性,但是也不能忽视它们的破坏性,尤其是在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非专业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干扰着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转,如果有人居心叵测、有意为之,那么这种情况更甚;居心叵测之人罔顾事实依据,动动嘴、敲敲键盘就可以搅动风云、引起轩然大波,而其后果是增加行政部门的工作成本(时间、精力和钱等),改变乃至破坏该领域及从业者的形象,更为严重的可能是被误导的公众、舆论发酵之后的集体性或社会性情绪失控、真理真相的正当性受损和虚无主义蔓延等——这些都将扩大对社会的盲目的不信任和削弱社会安全感。
(三)信任与本体性安全
本体性安全是指“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当社会与物质环境突发某些可能威胁行动者身体安全和心理安全的事件时,行动者的行动可能会被迫中断,其对社会的信心可能受损,本体性不安全感增强。
本体性安全至少有两种含义:由对社会和物质环境可靠性的信任而生发的身体、生理和心理安全;由熟悉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环境所维持的共有知识保证了行动者交流与表达等理解上的畅通无阻。与此相对应,本体性不安全也具有生理意义和理解意义两种,突发事件所引起的生理不安全会导致行动者对社会环境的不信任,也会改变他们对所熟悉的文化环境的理解和解释,如果事件的突发性剧烈乃至极具颠覆性,整个生活世界或将被改变,人们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和解释或被重新塑造。
那么,也就可以说,外部世界的可靠性引起行动者内在的信任以及行动者所构建的解释体系,而正是依据心理上的信任和文化上的可理解,行动者能够增强对外部世界的信心。(以下个人思考)从这意义上讲,我们能够解释清楚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宗教世界观却在伦理和实践方面提供了对个人或社会生活的解释,这些解释向信仰者们所描述的,是令人感到安全的环境……正是宗教信仰将可信赖性嵌入到事件与环境的过程之中,并且构筑其解释这些事物与环境的框架。”
二、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
1.资本主义:以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的商品生产体系——阶级分化和利益最大化。
2.工业主义:生产流程的机械化,依据规范化生产流程,平衡人的行为、机器与原材料的投入和产品的产出——机械化生产与投入产出比率。
3.监督机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口的管理,既可以是直接管理(监狱、学校等),也可以是间接管理——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
4.对暴力工具的控制:民族国家垄断暴力,将暴力机构化、工具化,使之成为服从调配的军事力量,避免暴力的无序和失控。
P52—55四个维度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渗透:
私人领域的有序生产和无序的社会化生产——这能说明监督在资本主义中的失灵;监督技术将军事力量置于国家的垄断之下,维系法律、控制社会越轨等;军事力量是国家“霸权”的根本性支撑(威慑性存在),对外的武装(攻击、防御)力量;战争的工业化,大批量武器的机械化生产;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之下,在高效率的机械化生产辅助之下,在两者的结合之下,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造、控制、破坏自然环境,人大批量地建造城市区域,开始了在人化环境中的生活。资本主义具有强劲的内在动力,也具有不稳定、永不安宁的本性,工业生产的技术创新不断提高效率、降低产品价格;抽象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一个连接点。同时,抽象劳动力的发展也构筑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对暴力手段控制之间的一个主要连接点;劳动契约的发明提供了形式合理性,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将阶级关系潜藏其中,避免了暴力的介入,便是工业生产获得了廉价劳动力,而暴力被集中到了国家权威中。
吉登斯提醒到,这些维度之中存在着时空伸延、脱域机制和反思特性——作为社会变革的条件而存在(从传统社会向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变革),正是这些条件,是现代性来的如此激进和迅速。
三、全球化的四个维度
1.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以资本主义经济企业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的国家占据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它内含阶级关系;经济相对于政治维持着“独立”地位,即资本不受政治约束;所以资本能够实现全球性扩张。
2.民族国家体系:追求财富增长;强烈的主权意识(这是区别于前现代国家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的主要因素);权力集中。
3.世界军事秩序:战争工业化(武器生产与出售,战场是一门生意)、军事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和作战体系的分工与协作);军事同盟;军事武器的全球性流动与扩张(包括武器设计与生产技术)。
4.工业发展:全球劳动分工的扩张——地区生产的工业化和专门化、生产链的全球分布与协作以及技术的转移;新兴国家的崛起;机械化生产的全领域渗透。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一、现代性与风险(第四章“命运、风险与安全”)***
“在一个抛弃了旧有的、传统地行事方式的社会,以及在一个完全面临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未来的社会,风险便成为有着重大意义的核心概念。”(P104)人类从农业社会迈出,迈入工业社会之际,是人类踏上风险社会之时。依据吉登斯的分析,“工业化”“全球化”“脱域机制”和“抽象体系”是关键因素。
在抽象体系与脱域机制的助推下,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随时承受着远距离之外的欧美国家所发生的时间的影响,但是什么时候发生、发生多大尺度的事件、具有多大程度的影响等等不得而知,而这对于前者来说,无疑增加了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其中更暗含了风险。时空分离、象征符号的脱域都加剧着这种现象,也增加了风险。“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无论对外行人还是对专家而言,在特定领域中保持对风险和风险评估的思考几乎已经成为无时无刻不在的情形,并具有无法估计的特征”“专业化愈加细分和浓缩,人们在其中能宣称为专家的领域就越来越小;在生活的其他领域,这位专家将处于和他人一样的境地”。(P116)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无法理解新问题、新现象及其意义,难以预知行动后果,更缺乏应对能力和解决能力,而作为专家亦与普通行动者一样,难以有效更广泛的行动后果及其意义,无法提供解答。风险评估与防范成了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自我的两难困境表现如下(P176—187):
在晚期现代性条件下的世界中,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抽象体系及其脱域作用催生了多样化经验源,人们需要在很多的选择中确定行动的方式。两难困境就是个体选择“在自我层面上涉及了的各种各样独特的张力和艰辛”。它包括其中类型:(1)统一与破碎(2)无力与获取(3)权威与不确定性(4)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
统一与破碎:“统一问题所考量的是在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程度激烈且范围广泛的变迁时保护和重构自我身份认同的叙事”,即确立对现代性的信任或重新塑造本体性安全感。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使远距离事件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似乎人们对远距离的人、事、物更熟悉更了解,而对身边的人、事、物的了解更模糊。无疑,这破坏了日常生活的统一秩序,加剧了人们对生活的陌生感和生活的碎片化。日常生活的破碎体现在多元化互动场景之中。每一个具体情境都对个体有不同的要求,要求个体适应它的规则和环境。尽管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个体的破碎和裂变,但是这也存在促进个体自我整合的可能性,使个体以积极的方式创造独特的自我认同。
无力与获取:“当身处多元和庞大的社会世界时,个体会体验到无力感”。经验源多样化后,个体对自身生活的掌握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现代性条件下的多元互动情境,尤其是全球化及象征体系的脱域使个体对深入影响自己生活而发生在远距离之外的事件无法掌控。当然,人在多元互动情境中的多元选择也意味着多元机遇。
权威和不确定性:宗教权威、本土社群和亲属体系等传统权威由可在多领域发挥引导作用转变为单一权威,退群在个别领域中。这是晚期现代性权威所特有的形式——专家体系的诞生。“传统权威之诸多形式变成了多数权威的`某种权威`,仅仅是无限多元专门技术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且在现代性条件下,非单一权威更多地指向国家权威和法律权威等具有强力批准和会受到认可的形式。除此之外,其余权威基本等同于专家建议。单一权威产生打破了人们秉持一个权威就可以畅通无阻地生活的可能性,增加的是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权威的怀疑。
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现代化为自我的规划打开了一扇大门,然而这个过程却要在受商品化资本主义标准化效应强烈影响的条件下进行”。货币及商品经济夷平功能使生活世界表现出标准化的生活方式。人们对生活的享受受到消费主义的侵蚀,重形式重消费本身超过了对商品内容和自身需求的重视。肥皂剧以及媒体娱乐的其他形式以程序化的方式为人们自我叙事的构建提供了蓝本,将人们对生活的想象带入虚拟现实之中,从而满足了人们在“常态社会条件下所无法获取的真实满足感”。这在令人欣慰的同时也带来一丝丝不安和恐慌。当然,商品化过程的结果是选择的多元化,商品化本身并不等于标准化。人们在大众市场中总是能根据个人偏好和兴趣挑选自己喜欢的商品。
二、经验之封存:
在现代性条件下(其实就是社会转型时期),(1)现代生活与外部自然世界的分离,人们普遍生活在人造环境/人造场所中,(2)人为秩序或制度性体系将癫狂、犯罪、疾病和死亡安排进特定场所/特定领域,使之隔离于社会面之外,(3)再加上媒体的“虚构、杜撰或添油加醋”三种现象构造了一个新颖的人为环境,进而影响着人们的本体性安全感和自我身份认同。因为人们的既往生活经验不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人们必须要重新塑造日常生活经验。与吉登斯一如既往的分析思路一致,经验之封存的缘由与全球化、脱域机制和抽象体系等密切相关。
三、现代性条件下宗教复苏:
P183“在现代的时期,某些传统形式的权威还一直存在,宗教即是一例。的确,正是出于某些与现代性和怀疑之间的密切联系高度相关的原因,宗教非但不会消失,而且会有复苏之迹象。”
193“本应成为日益服从于特定知识和控制的社会与自然世界,却转而创造了一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相对安全的领域与极端怀疑和不平静的风险场景交织在一起。”
宗教复苏的条件是:风险性增强;本体性安全感降低。宗教提供了一种风险评估和防范的手段,尽管它仅仅以心理安慰的方式发挥作用。但对于一部分人而言,它足够指明未来生活的方向和道路,至少为个体制定生活规划提供了参考。

自我身份认同: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于婴幼儿时期与呵护主体的互动,朴素地感知到自身的存在和自身需求,逐渐依据自身需要和呵护主体的行为来调整自身行为,进而进化自我意识,来实现对自我的再认识(身份认同)。可以说,自我身份认同是在自我意识在人际互动、社会和物质环境中得到确认的,是对自我在外部世界中的地位和角色的认识和认可。
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范围逐渐扩大后,自我根据外部世界的要求反思性认识和建立自我形象,且往往是持续的自我构建过程。外部世界的各种情境往往要求行动者按照所规定的行动框架和规则采取行动;在特定场景中,自我被赋予特定角色,需要不断根据场景内部的变化而适应不同的氛围,调整自己的行为表现。吉登斯指出,这往往是风险与机遇相伴随的。

胡书坤 2023-01-02 13:00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1990年序言p29
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这样的组织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
公共领域,公共舆论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对立,与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在古希腊城邦社会,公共领域是公共政治生活,通过讨论和诉讼的形式管理城邦,或者通过战争和经济活动共同在城邦中生活。
(一)从代表型公共领域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代表型公共领域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没有具体场所;“公共”的含义也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公众、公开的意思,而是封闭式公共。它完全可以这么表示“代表型公共的领域”,即封建封建贵族就是社会、国家,公共,就代表了公众。所以,这个概念具有一种贵族中心主义视角的意味。
封建贵族具有垄断权,生活处在封闭空间之中,一整个生活都是特权阶级的生活,十分封闭,一般不对外展示。能够对外展示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并且借助于传播媒介,意在实行统治控制、彰显贵族权威、塑造威严,因而这种特权生活便被赋予一种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含义。这其中,贵族专属的被记录、被传播的特权发挥着作用,且不为普通人使用,换句话说,普通人不被允许具有编年史、生活史的权力,更不被允许传播个人生活经历。
伴随着金融贸易、市场交换的扩大,经济领域逐渐不再依附重商主义政策及贵族阶层的享乐需求,而是独立地追求经济利益、市场利润;相伴随还有邮政和出版这一类信息交换的兴起。经济领域的独立培养了商业阶层,信息交换行业的发展则促使了一个有教养有学识的市民阶层的扩大。经济独立和信息交换的发展促使贵族专属特权的崩溃,使贵族奢侈需求公开化,使公众能够有机会追求所谓的“贵族需求”,这便催生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一个公众可以发表、评论、公开日常生活、传播生活信息的领域,也包括一个公共权力场域。
公共领域是公开的、面向公众的、开放的,公众可以参与讨论、评论,也可以发表个人作品(音乐、绘画、戏剧等)。代表型公共领域之所以是“代表”,正是因为它还尚未满足公共领域的公开、公众、开放等要求,是因为它还是封闭的。咖啡馆、沙龙、音乐会等一系列新的机构的成立,催生了公共领域的发展以及一个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在这些机构中,公众逐渐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表达权利(发表、评论、讨论)。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是新的社会势力崛起的征兆,亦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的迹象和催化剂。
(二)资产阶级法治国家中充满矛盾的公共领域机制:
公共领域追求普遍自由原则,要求实现或满足所有个人的利益,原则上反对一切统治。然而,吊诡的是,资产阶级法治国建立了统治机制,并且使公共领域具有一种“代表型”的特征,即为市民的认定标准设置了经济标准,只有建立在一定经济条件之上的市民才能提出意见,或者说只有满足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一个公民才具有私人自主的资格,因为按着各种逻辑,一个满足了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市民才算的是有教养有学识,才有能力和有资格保障公共领域。这其实已经违背了公共领域“完全开放”的原则。议会制/公共权力机关不可不说是这种理念的建制化,它不仅没有消灭统治,反而依附统治制度。
(三)公共领域社会结构的转型:
1.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
“随着资本集中和国家干预,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这一互动过程中,产生出一个新的领域。”
这一趋势就表现在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国家对私人领域进行公共干预,如保护、补偿和平衡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影响私人投资和管理公共投资行为、干预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私人经济组织具有准政治性质、私法保障私人实施公共命令权力——私法公共化,公法私人化——公共权力的职责向企业、机构、团体和半公共性质的私法代理人转移。
2.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两极分化
(没读懂内心领域什么意思)
表现在家庭领域的变化和职业领域的独立。
家庭日渐脱离了社会劳动的功能关系,家长制家庭不再是一个生产共同体,换句话来说,以往家族式血缘共同体解体,谋生手段被外托或者不得不外移,家族不再负责家庭成员和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家庭不再提供完全的生存生活保障,只作为后路维持基本生存,家庭成员更多依赖家庭以外的工作领薪、接受公共保障;家庭成员日益受到外在力量的影响(或正向或负面),获得一种消费者的身份(市场经济赋予的新角色),并且越来越社会化。“家庭失去经济职能,与此同时,也失去了塑造个人内心的力量”(p183)——个人越来越受社会力量的影响,个人内心领域越来越不为家庭塑造。
3.从文化批判大众到文化消费大众
以沙龙、咖啡馆和读书会等公共机构为载体的理性辩论和批判在商品化大潮来临之后,逐渐让位于以大众传媒为媒介的大众文化报刊和将文化产品作为娱乐消遣的社会风尚。
“市场规律控制着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如果它渗透到作为公众的私人所操纵的领域,那么,批判意识就会逐渐转化为消费观念。于是,公共交往便消解为形式相同的个人接受行为”。(p188)社交讨论与大众传媒的集体活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交往形式,前者以沙龙、咖啡馆和读书会的形式聚集并形成公众,聚集即是公共批判、公众舆论,是理性地思考和反思,后者以看电影、收听收音机和看电视等为形式,无法形成公众,更倾向于同质化的信息获取,缺乏思辨。
这是因为文化产品的商品化生产、销售和传播本身就成了一种交往行为,其功能以娱乐消遣为核心;市场化行为通过降低价格、营销策略等使更多公众有能力购买文化商品,这使公众在舒服消费的同时被剥夺了批判能力,或者说“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此,公共领域变成了发布个人生活故事的领域,丧失了公共批判功能。
(四)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
1.从私人新闻写作到大众传媒的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性功能的宣传(广告)
在市场化、法律保障和技术更迭助推下,公共媒体成为一种公共商品,不再为政治束缚、受到严格政治审查,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也不再唯一小部分人所独享,而真正从事商业活动,追求利润,计较得失成本,为更多的普通人开放。随之,公共性亦产生了质的变化。
2.公共性原则的功能转换
公共性的变化在于:公共性的本质原本在于公众自觉在公开场合运用理性公开讨论、公开批判,形成公众舆论;而在上述作用下,利益集团借助大众媒体推行秘密政治,人为制造所谓“公众舆论”,其实是非公众舆论、伪公共性。在这种变化下,议会由一种公共领域转变为“一个能够让依照指示办事的政党代理人的聚会场所”,议员代表政党代理人、服从党的指示,通过议会展示其政治纲领,而不再表现“他参与到超党派的公共批判当中”。
3.人为的公共领域与非公共舆论:民众的选举活动
“通过展示和操纵而建立起来的公共领域,目的是要通过社会心理学设计和广告宣传把一定的符号和具体的动机联系起来,而且这种公共领域是直接面对那个相当庞大的`没有明确意向`少数,因为他们通常会决定选举的结果。”


《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的社会划分:
原始社会
阶级社会:文明社会——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
后现代社会
晚期资本主义的叙述模式:
经济系统、行政系统、合法性系统、阶级结构。
系统危机:“结构所无法解决的系统矛盾或控制问题”。
三种危机倾向:经济危机倾向、政治危机倾向和社会文化危机倾向;
四种危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四种危机,其形成原理:
1.经济危机原理P58
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出发点。为了延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发生,国家介入经济系统,干预经济运作过程、补充市场机制,“通过私人对社会生产剩余价值的占有造成非政治统治”。但是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只能够限制资本主义生产,而不能控制资本主义生产,更无法终止商品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哈贝马斯认为,干预主义的国家进入的是再生产过程,本身服从价值规律,并且变成了价值规律的执行机构,“因此,从长远角度看。行政行为必然会强化经济危机”。
2.合理性危机原理P68
国家在介入经济领域后,获得了有限的计划能力,作宏观调控,以避免危机发生。为此,国家扶持公共部门和垄断部门,以平衡供需矛盾,但这反倒使私人目的的生产日益社会化,加重了政府的财税负担。政府便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扩大计划能力、推行集体资本主义,以防止危机发生;阻止计划能力扩大,以维持资本主义存在。在这种两难中,政府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命令的执行能力,控制经济发展的能力出现了问题,这会引发合理性危机。
3.合法化危机原理P75
是一种社会认同危机。国家控制危机遭遇困难,这与它本身的一系列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利益的承诺相悖,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会因此遭受质疑,就会出现社会认同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p80)
4.动机危机原理P82
“如果社会文化系统发生彻底变化,以至于其输出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的功能要求,就说可以说动机危机出现了”。这是说,作为为社会提供劳动力、培养人才的社会文化系统如果不能使社会人产生正常的就业动机,不能使之具备与市场要求相匹配的能力,那么就会引起大量失业问题。


《包容他者》
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共和主义民主模式,程序主义民主模式——话语政治。话语政治是哈贝马斯基于前两者的分析与批判而提出的民主模式。
自由主义民主:
“国家是公共管理机器”
“社会是私人及其社会劳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交换的系统”
“公民政治意志形成意义上的政治,其作用在于联合贯彻私人的社会利益,用以对抗国家,因为国家追求的是用行政手段行使政治权力,以实现集体目标”。
共和主义民主:
“政治是一种媒介,有了政治,自发的团结共同体的成员就可以意识到他们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就可以作为公民把已有的相互承认的关系有意识、有意志地发展和塑造成为一个自由和平等的法人联合体”。
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与共和主义民主模式是美国“共同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两者在公民概念、法律的作用等方面都有差异。自由主义民主认为,公民享有主体权利,主体权利是消极权利,即权利的行使、私人利益的满足与行政权力及其机构的运作有密切关系,公民只要在法律范围内追求私人利益,就不会受到国家非法干预;而“法律秩序的意义在于明确具体情况下一定主体所具有的实际权利”;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是策略行动者为了捍卫或争取一定权力而形成的,政治本质上就是“围绕着行政权力而展开的不同立场之间的斗争”。共和主义民主认为,“公民权主要是政治参与权和政治交往权,因而更多的是积极自由”,民主重在公民的自主、责任心、自决实践、集体共识以及形成一个自由平等的政治共同体;而法律秩序恰恰就是公民享有自由、平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生活的保障;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是公民通过公共交往达成的共识,政治是对话。
哈贝马斯认为,共和主义的优点在于,强调公共交往和社会自我组织,以此通过沟通达成共识的方式和效果值得借鉴,但是它将政治仅仅视作道德的自我理解问题是不够的;尽管这种自我理解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多元社会里,利益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无法依靠道德话语解决,而要依靠不同政党之间的妥协实现利益均衡。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的形成“关键在于交往前提和程序,它们赋予了制度化的意见和意志形式以合法化力量”。自由主义则认为“民主的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仅仅表现为不同利益之间的妥协”,而民主程序则是衔接国家与社会的规范性力量;自由主义强调私人利益的满足,强调通过法治的规范化积极地“为公民提供非政治的公共福利”。
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兼收并蓄,“在协商、自我理解的话语以及公正话语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它认为政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是民主的核心,但法治规范、民主程序也是必要的,并“用一种理想的商谈和决策程序把它们融合了起来”。话语理论超越了意识哲学的思维模式,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了“一种关于交往过程的主体间性”:它“一方面表现为议会中的商谈形式,另一方面表现为政治公共领域交往系统中的商谈制度形式”;它要求依靠程序的制度化表现和贯彻非正式的意见,使之从一种在公共交往中的共识转化为选举和行政决策中的规范力量——是交往权力转化成行政权力;它提出“团结”(团结就是公民自决实践中的凝聚力,是公民在自觉通过沟通达成的共识)这种新的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使之与市场(金钱)、行政权力共同满足社会的一体化要求和控制要求。

胡书坤 2023-03-05 11:19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1.鲍德里亚的商品拜物教
鲍德里亚认为,拜物教所揭示的是“对于符码的迷恋”。并非是“一种实体和价值的拜物教”,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拜物教”,“能指的拜物教”。这与马克思的以物质商品崇拜为中心的拜物教不同(其实,两者是在阐释拜物教的两个层面——物质层面的拜物教和象征意义(文化层面)的拜物教)。消费者的物恋情结源自物的象征意义。物的象征内涵通过物质商品本身构筑关于其象征意义的系列,这个象征系列具有整合作用,牢牢地使消费者沉迷于一系列的消费之中。他以“身体和美”为例,分析了商品拜物教的逻辑。鲍德里亚认为,当下的美是反自然的,是一种所谓美的模板。当下的美是经过以化妆品、装饰物等商品粉饰、经过了“长久、专业化而完成的矫揉造作的杰作”。在商品消费逻辑及其所催生的消费主义的社会逻辑的作用下,围绕身体和美所产生的装饰商品、规训技术和观念迅速蔓延至整个社会。由此,身体的本性/野性被遮盖了,取而代之,消费主义所构建的符号遍及全身乃至毛细血管。
2.被建构的物及其价值
我们需要清楚辨别的是,象征、符号价值的含义。象征/象征意义,还依赖于物的实体,或者说象征只是物的使用价值之一,是物的功能之一,通过象征,物能够表现另一个与之相似的物;而符号,则是物的一种功能已经完全占据主导,主要用于炫耀性消费、社会区分、彰显地位等,它的使用价值、实用功能基本被放弃。符号的差异性价值则是在一个符号体系之中,用于自我标识、与其他符号相区分;符号各有差异,能够彰显地位、社会区分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商品实体经过工业生产体系被生产出来,而商品的象征意义、符号价值则从文化层面被认为地建构出来。生产与需求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则并不影响以上两个层面的“商品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对物的两种价值及其建构,鲍德里亚原话是,符号-物“是被个体主体将其作为一种符号,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符码化的差异来占有、保留与操控的”,“它常常属于并来自一种在某种符码中被‘符号化了的’,具体的被消解的社会关系之中”。他指出,物从实体转换成为形而上的符号,物的意指逻辑、人对物的象征性构建起到了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符号的变动也与此相关。鲍德里亚指出,“社会地位的上升与下降都必然体现在区分符号持续的涌现和消退之间”。符号价值依赖社会地位;处于某一社会地位的人会依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和建构相适应的符号,伴随社会地位的流动,符号和符号价值被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
3.对马克思的批判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市场化抽离物的具体内容,使之成为一种抽象的商品形式,而货币则充当一般等价物,用于各类商品的交换。鲍德里亚通过分析艺术品拍卖指出,马克思忽视了符号交换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符号。他认为,在同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符号和货币一样具有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能够将具体的产品抽离出来,而赋予其一种抽象的符号形式。但是与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的一般化、同质化生产不同,符号的生产是差异化的生产和差异性等级体系的生产。这是说,符号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体系化的、等级制的,被生产的符号之间是异质的、极具有个性和阶级标识的。如绘画。绘画就是一种符号,依赖于画家独特的创作行为,象征画家的独特性。鲍德里亚所作的分析是,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来,艺术价值的生产转向了艺术家自身行为的独特性,艺术创作愈加个性化,越来越依赖艺术家个人创作观念、创作方式、创作内容、创作技术等。依据艺术家创作的时间顺序,艺术作品组成差异性价值序列,作品的内容可能与世界无关,但与“同一个作者的其他作品相互关联”。正因如此,保护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异常重要。其实,这种艺术价值转向所揭示的正是艺术作品的个性化和符码化,即它之真假由作者的个性和创作风格决定。而作者的签字/印章变成了鉴赏艺术作品的关键。
鲍德里亚的上述分析,蕴含了一种矛盾。依据马克思或者常识,商品只有在被购买以后才能使用,商品的价值被货币这一等价物置换之后,其使用价值才能实现。就现代市场经济而言,这是公认的规则。鲍德里亚似乎,就是为了驳倒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来的,依据莫斯《礼物》、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对这一规则发起了猛烈攻击。他提出,需求,如同货币一样也是一种一般等价物。可在以绘画为例分析的时候,他指出,艺术创作愈来愈独特,愈来愈依赖画家个人风格,这与追求炫耀性消费的阶级的需求心理不谋而合。试问,在以彰显地位、品味为目的的消费中,需求是多元的——这一点鲍德里亚也承认,那么在多元需求的情况下,需求如何成为一种一般等价物呢,它如何才能像货币一样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呢?!符号价值也包含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之中,用来炫耀,使之成为符号的同时也潜在地使用它。
莫斯《礼物》中所描绘的互赠礼物的情景,是原始部落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礼物的馈赠以彰显赠送者的地位、名望为主,不考虑礼物的具体价值——彼时,也没有人发现和提出价值学说;以此形成的库拉圈也是一种人情圈子。难道鲍德里亚反对的是作为一种社会联结纽带的利益/货币?
在鲍德里亚的设想里,符号政治经济学所存在的社会环境是充斥信息和符号的“传播社会”,其中,大众媒介扮演了十分重要角色。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为建构及其反自然特征是鲍德里亚所批判的,似乎他所向往的,正如他对未来社会的规划一样,是回归到莫斯所描写的盛行无偿进行礼物交换的原始部落。为此,他在本书最后,倡导取消商品形式,瓦解交换价值,重建无偿回馈,改变社会关系形式,恢复言说的交互性。
对于大众媒介的作用,总结如下。大众媒介凭借技术手段,记录、剪辑、加工、传播并扩散从现实世界中捕捉到的局部信息,从而构建了一个符码化的世界。媒介凭借技术手段可以重置信息的呈现方式,如通过变换信息片段的先后顺序就可以呈现虚假的时间结构,通过拼凑片段就可以传播一个完整的故事。比较深刻的一点是,大众媒介受意识形态引导,也正是在意识形态(一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信息被抽象为一种符号。这里所说的符号是与价值观——人为建构的、由人参与构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从中读出,符号,在鲍德里亚眼中,是表现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而已。大众媒介之所以受意识形态引导,也正是人的参与,而人的观点、人为建构,在鲍德里亚看来,是反自然的——这是他所批判的。

胡书坤 2023-03-17 20:57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
关键词:原逻辑思维,无处不感知、不留意神秘力量,服从互渗律,集体表象;我们的逻辑思维,因果关联,抽象联系,依靠经验。
社会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以研究原始思维见长。列维-布留尔的分析思路与涂尔干和莫斯一脉相承,都主张分析社会事实和集体表象,并且强调不能降低到个人分析层次。他在本书中就表示,原始民族的仪式、制度、神灵观念恰恰是他们“对集体需要、对集体情感的回答”。他的研究路径是通过研究原始人的制度、信仰、神话、风俗等集体表象和社会事务,来洞察原始民族的思维。他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服从互渗律,认为外界的一切事物,包括动植物、死者、空间等都与神秘力量互通或者说都蕴含一种神秘的力量;神秘力量是他们观察、认识和理解自然界、氏族社会的出发点、核心观念,所谓互渗律也就是神秘力量能够渗透到一切事物中。这与我们的逻辑思维大相径庭。列维布留尔认为,我们的逻辑思维尊崇因果律、矛盾律,是一种已经发生分化的思维,能够对现象进行抽象分类,比如按照种、属、科对动植物的分类,我们依据对现象的总结和经验来下判断、做决定。原始思维则是一种模糊的、尚未分化的思维,他们用神秘力量作分类,我们所认为的类属种不适合他们的思维,他们认为只有属于一个图腾集团的人、动植物,哪怕是已经死亡的人才归为一“类”。关于两种思维,他如此概括“客体和存在物的神秘属性构成了那个在任何所与时刻都显示出是复合的整体的原始人的表象的组成部分。后来,在社会进化的另一时期,我们叫做自然现象的那种东西显示了一个趋势,即变成除去任何其他因素的唯一直觉内容,那时这些因素将具有信仰的面貌甚至最终具有迷信的面貌”。(p35)围绕以上核心观点,列维布留尔开始了他广征博引的论证。
对影子的知觉,对身体的知觉,对人的肖像和人的名字的知觉,都受神秘力量支配,都遵从互渗律。原始人认为,影子、人的肖像、人的名字都与人本原相等,因为人是所在图腾集团的一份子,所以他也是该图腾的一部分,进而他的一切都蕴含这个图腾的力量,这是人本体与其影子、肖像和名字的互渗。这些感知“自然都来源于那些在原始人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并同时赋予‘野蛮人’所处的现实以及他们对这个现实的知觉以神秘性质的集体表象的趋向。”也就是说,原始人个人之所以以这种思维认识和理解外界,是因为他们的集体认知就是这样,他们所在的集体大于他们个人,必须服从集体。这与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所表达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些现象“对我们社会的即使是文化最低的成员来说,鬼神故事乃是属于超自然现象领域中的东西:在以这些鬼、魔力作为为一方和以由于普通知觉和日常经验的结果而认识的事实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界线。相反的,对于原始人来说,这条线是不存在的。”(p61)同样的道理,个体与其灵魂也具有这种互渗。互渗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原始人的“原逻辑思维感兴趣的首先是以这个动物为表现的神灵,是那个决定着动物与一定的人类群体的神秘关系的神灵”(p90)。以此类推,所有存在物、所谓客体都被视为有生命力的。而所谓万物有灵也是来自祖先灵魂或者图腾力量的传递,而是无缘无故。在此,就万物有灵论,列维布留尔发表了与弗雷泽、泰勒等人相异的看法。
我们的逻辑思维往往包含先前已有的分析及其概念、范畴或抽象术语,正是在对先前积累的材料整理、分析、分解和分类之后,才具有更进一步的推算和分析能力。我们的思维习惯于从表象中抽离其关联形式,进行概括、分析和雄杰,而原始思维并不做这种分裂活动,而是将表象之间的关联与表象本身放在一起。正因此,原始人的记忆“有非常高度的发展”,常常能记下非常细微又复杂且大量的事件。并不是说原始人不做抽象活动,他们的抽象与我们的抽象不同,更贴近表象,不做类种属的划分。更关键的是,这种抽象与神秘力量紧密相关,如果一定说抽象,那就是将抽象与神秘力量联系起来,即同一种事物形似并不同重要,如果与不同的神秘力量互渗,才具有了抽象性。神秘力量是他们“抽象分裂”的关键。
从语言洞察原逻辑思维。“社会集体的思维的本质特征应当在他的成员们所操的语言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p131)原始人的语言十分具体,往往使用专门的用语来描述或形容,如复数形式,他们有双数、三数等十分具体的词汇,乃至“对每一种树或鱼又有专门的用语”。同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原始语言中,人称代词或者指示代词拥有大量形式,以便表现主语和补语之间的距离关系、相对位置、可见程度、在场或不在场”。(p142)手势和肢体动作在描述事物时也都具有极强的专门化倾向。在计数上,也具有同样的倾向。他们尚未发展出成体系的数词,计算是在“1”“2”这类基数上累加,计算的方式对“人或物的一定种类的数-名称”进行累加计算,如数香蕉,就数香蕉数量,数动物,就只数动物数量,当然一般都很具体,具体到什么摆放姿势、什么位置等等,像列维布留尔所说的,他们“对种类的划分又往往取决于客体的形态、形状、位置和运动”。这反映了原逻辑思维的特征。“每当他想到作为数的数时,他就必然把它与那些属于这个数的、而且由于同样神秘互渗而正是属于这一个数的什么神秘的性质和意义一起来想象”。(p201)
列维布留尔还分析了原始民族的仪式。借助互渗律的思维原则,神秘力量渗透在一切是在、客体、整个部族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狩猎、捕鱼,还是战争、日常生活等都要举行仪式,以期告知图腾和神灵,祈求丰收,还会禁欲、斋戒、沐浴等以资证明,或免遭报复。在发展程度好点的原始民族中,还往往有一个被指定的人来充当互渗的中介,使他与神灵沟通,祈求赐福或者禳解灾难。“有时,这又是一个由于其出身以及受这出身制约的互渗而被预先规定的人”来主持仪式——这往往也预示神秘崇拜发展到新的阶段。图腾集团还会或在在世或去世的领袖中“通过适当的仪式来强化或者建立自然体系和有规律的世代更迭的这种被公认的能力”。这使神秘力量能够周期性更新、持久存在。
同样的,原逻辑思维下的死亡认知也别具一格。他们没有死亡的概念,他们认为肉体死亡的人,灵魂从中出离,仍旧与活人生活在一起,只不过他分属另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人的死亡是分阶段的,需要活人满足其需要,使其逐渐适应彼岸世界,否则死者可能借机报复。同样,人的出生也是如此,需要几个阶段才能被图腾集团接纳,否则,在没有完成所有仪式的情况下,新生儿即便被杀死也无妨。等他被完成取名、成年礼等仪式之后,他获得了与神灵、祖先、图腾的互渗,才被认为是一个完全的人,才能执行部族的正式成员的只能,否则即便七老八十,如果没有完成这些仪式,他也是不被接纳的。
最后,列维布留尔以原逻辑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总结全篇,结束论述。他认为,原始集体中每个成员的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紧密相关。“当社会集体与构成它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发展了,集体表象、集体的观念也就随之改变”,即“随着集体的每个成员的个人意识趋于确立,社会集体与周围的存在物和客体群体之间的神秘的共生感就变得不太完全、不太直接、不太经常了”。(p432-433)这一变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所有社会成员不在直接感知神秘力量,改由特定媒介与神灵、祖先互渗,如仪式以及负责仪式的“主管人”。列维布留尔认为,这使得不担任互渗媒介的其他家族、其他个人不那么关心互渗仪式,也不大有切身感受,意味着“趋向于把神圣的人和物与世俗的人和物之间的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稳定的差别确定下来”。(p441)社会集体因互渗媒介而发生区分,后者逐渐将神秘力量信仰从思维中抽离,“向着我们叫做‘概念’的那个方向发展”。这也预示着在对事物的感知中,智力因素、认识因素开始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而情感因素则被分化出来。换句话说理性认知倾向越来越明显,与非理性因素逐渐形成两元。要是这一点彻底实现,就要“使集体表象趋向于获得概念的形式”,即将事物的属性固定下来,保存在词汇中,使特定词汇能够代表一类事物。这种界定越清晰,概念越被明确固定。这是原逻辑思维分化的表现之一。但倘若我们因此而认定这是一种进步,那么列维布留尔立即就会给我们泼一盆凉水。他明确指出“不必把这个继续着的过程想象成进步的过程”,神秘属性仍旧保留并未人和物所固有。(p446)我的思维中会同时并存理性和非理性的观念和原则,两者各有涵盖,能够分别解释不同的现象。尽管这两者存在斗争,并且随着逻辑思维的进步,斗争越严重,但“逻辑思维永远也不能继承原逻辑思维的全部遗产。那些表现着被强烈感觉和体验的互渗、永远阻碍着揭露逻辑矛盾和实际的不可能性的集体表象,将永远保存下来”(p449),它们能够通过直觉、感知解释纯粹实证科学所无法实现的东西。而那些符合理性的知识永远是不断需要更新,“在经验的教训的影响下不停地扩展、限制在固定的范围内、变形、分解与重新结合”,否则概念就会变得空洞,使人抱残守缺。列维布留尔指出,“实际上,我们的智力活动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在它里面,原逻辑的和神秘的因素与逻辑的因素共存。”(p52)


查看完整版本: [-- 胡书坤读书报告 --] [-- top --]


Powered by PHPWind v6.0 Code © 2003-05 PHPWind
Time 0.029663 second(s),query:4 Gzip disabled

You can contact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