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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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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郁松读书报告

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社会

注:本文是通过阅读鲍曼的《怀旧的乌托邦》、《现代性与大屠杀》两本书生发的一些关于现代及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思考。

在我看来,《怀旧的乌托邦》这本书主要是围绕当代社会的两大议题展开。一是“社会”与“个体”的关系。 “固定之地(传统社会的共同体)”到“自由之地(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再到一种“背离现代社会,复活共同体”的症候,即当代人的怀旧病。这种怀旧病是个体“从文明化的秩序中撤退、回到共同体、回到原始自我”的显现,但这并不是对历史的重复,而是迭代。二是“权力”与“政治”的关系。权力是亘古即存的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实际行事能力”,即其在全球范围内贯彻意志的能力;而“政治”则是现代民族国家体制意义上的行政能力。“权力”与“政治”走向分离,其根源在于诸多层面的全球性与政治层面的地方性之间的冲突,即全球性的现实与地方性的政治意识之间的元困境。

在这个两个议题之下,鲍曼从国家、部落、阶级和个体层面分别进行论述。

首先,他在国家层面提出怀旧是否意味着“回到霍布斯”?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尤为关键的是认为“国家与正义无关,其仅作为维护契约的暴力机构”。这意味着,国家并没有对个体所希冀的权利、正义与自由作出任何承诺,它只是在维护人类契约的效力。人类契约的有效贯彻制造出文明与进化的幻想象,但就像埃利亚斯所说的文明化可能只是人类的礼节,而非人类的能力、倾向和冲动等本能要素的改良。无论是广为人知的恐怖主义,还是潜于生活的攻击性,都预示着暴力如影相随。在此意义上,怀旧并不是完全回到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世界,毕竟“我们缺少的并非全能的利维坦,而是无处寻觅更大更全能的利维坦”。

从部落层面,鲍曼着重探讨了现代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问题。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存在着一套“民族、国家和领土主权”的框架,它明确划定着“我们”和“他们”的范畴,并进一步回答这“我们是谁”等身份认同问题。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所谓的“民族自决权”为这套框架赋权。而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我们愈加认识到任何要素都可以成为区分与整合的标志,“民族自决权”可能只是一种特定历史环境的选择。现代社会中流动的人呼唤“回到部落”,是一种对民族与国家的替代性方案的想象,但无法回避的是“文化并不具备独立性”。

在阶级层面,鲍曼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中的相对剥夺。我们对于不平等的感知和蓄积的愤怒,很少是因为“抽象的正义与非正义标准”,而是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比较而产生的落差,即个体的客观所有与主观感觉之间的失衡。鲍曼认为,我们处于一种流动的剥夺与被剥夺状态,这是全球性的零和博弈,它带来了一种普遍的剥夺感,但很难引发乌托邦式的变革。这是因为流动的现代生活在联结共识的同时,也导致“邻近”的消失;消费市场制造着一种开放的幻象,贫富生活偶尔在其中重叠;以及,一些在操作性上存疑的社会方案。

对于个体来说,“会到子宫”即回到个体化的孤独状态,独自承担自我。这种现象可以被概括为“希望的私人化”,社会曾经给予个体幸福与自由的承诺,但时至今日,我们发现所谓的自由和幸福并未如期而至,而是处于虚假需求与虚假被满足的状态中,“我们被拖进了那些毫无意义的占有、迷恋和惯例中”。社会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自我认同与生活意义方面的答案,我们试图通过“回到子宫”来一劳永逸地终结这种疲乏,但最终回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封闭的迷你宇宙”,并显示出一种“自恋综合症”。

二是通过阅读《现代性与大屠杀》,进一步了解鲍曼对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观点。他在分析现代社会时,始终持有一种复杂的态度,认为我们所拥抱的“文明”与“进步”与诸多阴暗面是相生相行的。我们将这种现代性固有阴暗面压缩在特定的时空中,将其界定为“现代社会治理失灵的产物”、“现代文明的痼疾和损伤”,以求获得某种道德安稳(或谓之“文明的安全感”)。实际上,从埃利亚斯到鲍曼所理解的文明化的进程。现代社会的文明化被概括为从“病因学”到“园艺社会”,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问题和阴暗面是可以通过设计和矫正得到解决的,我们甚至实现“完美世界”信念的可能。

由此,诸如大屠杀事件被定义为“文明对人的兽性整合的失灵”。但这本书传递着不同的观点:从现代社会的核心理念来看,“大屠杀是正常的”。它既符合现代文明精神(一种以理性为主的世界观);又似乎是实现人类幸福和完美世界的有效方式。而在实际的运作中,大屠杀不仅充分运用了工业社会的各种技术成就,同时也得益于官僚制社会的组织成就。大屠杀或许并不仅是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一个失败,而内在于现代文明的一个伴生物,“它们(大屠杀与现代文明)不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每一面都不能离开另一面而存在”。

无论是激凸的大屠杀或者隐晦的其他,其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的理性(侧重目的理性或者工具理性)作为一个社会总体的内在标准与形式,遮盖了实质生活中道德标准。当然,现代社会的伦理与道德标准,又是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现代社会中,个体的技术责任是如何被建构的,其道德责任又是如何被消解的?其核心在于“距离-抽象”,或者说“中介化”。 这个问题鲍曼在书里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此不赘述。

作为个体,我们的方案和目标不再是建设理想社会,而是改善自我在社会中的位置;我们不再期望通过集体努力进行社会改革而获得回报,而寄托于通过个人之间的斗争或者放逐来实现对于自我与日常生活的确证。作为当代社会一种普遍现象的怀旧病,它与贝克所说的我们时代的“整体性风险和个体性方案之间的矛盾”是殊途同归的。与此同时,鲍曼又提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又需要个体无条件地承担道德责任。“现代社会困境的出路在于个体从自身心智与行为出发,无条件地承担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并非通过各种性质的“契约”建议的义务关系,而是先验的、自在的。或者说,是人进入社会时(人成为人),与生俱来的。如何更好地理解现代及后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关系,是我在后面的阅读中继续关注的。
Posted: 2021-07-01 09:02 | [楼 主]
方淇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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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不错
Posted: 2021-08-04 12:39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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