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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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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荣华读书报告2

2021.07-08
《美学原理》
《否定的辩证法》
《怀旧的乌托邦》
《艺术的法则》
《男性统治》
《单身者舞会》

在《单身者舞会》当中,布迪厄就农民的婚姻状况引申到家庭与社会,读起来是由浅入深的。三个部分:单身和农民状况,生育策略和婚姻策略,经济领域的象征意义。单身者的舞会目的是寻求脱单,但是真正有能力的拔尖的人不会参与到这种舞会当中去。其中涉及到城市与乡村文化发展的不同,这种舞会代表着城市文化,象征着进步与优越。同时布迪厄就男女之间的差异也做了比较与分析,女性更加适应于城市生活,男性则更注重于家产的继承。在流动上面看也是城市男性更多选择城市女性与部分乡村的女性,乡村的男性则有很小的机会可以迎娶来自城市的女性。
一些人的单身被纳入到社会制度的严密结构当中,因而有一些突出的社会功能。长子处于前辈的绝对权威,幼子出于保护家产而不能提前脱离家庭。农民家庭中要在维护家产的完整与尊重孩子之间的权利平等做出权衡。但最终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促使传统家庭走向崩溃,父辈的权威不再。婚姻交换制度面临深刻动荡,在被统治阶级当中,农民阶级从不提出在真理方面构成的反驳。他们是关于被剥夺确定自己身份权力的一个阶级的成员,农民阶级参与到巩固加强这种被统治的制度。
这种造成虚假的背景定位,错误地转向叛乱的社会关系场域的狭小,文化视野的封闭、对组织和集体纪律的无知,这些都使得农民采取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男性统治》中则更加强调这种象征的意味,它的核心问题在我看来就是为什么是男性统治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主流趋势,这种统治的形成与巩固过程是什么,是否遭到了反抗与修正。理论上布迪厄提出了使科学客观化的主体进行客观化,“正是客观结构与认识结构间的一致,存在的构造与认识的形式之间的一致,世界的进程与人们对它的期待一致,促成了与世界的这种关系。”男性统治并非是自然地,但是历史的叙述将其作为“自然经验”的。它把社会世界以及自在社会关系中构成的性别区分理解为自然地、明显地、合法性的认可。
社会化后身体时社会构造作用的产物,生物属性使得男女的差别有客观基础。男性的社会正义论的特殊力量源自于兼有并凝聚两种活动,将统治关系纳入到生物学的自然当中,将这种关系合法化。男性中心观念不断被这种观念所决定的实践合法化。到最后归为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关系,被统治者只拥有与统治者相同的认识工具,所以在通常情况下从思想上被统治者就没有反抗的能力。象征力量直接作用于身体,暴力的有效性作用和条件已经以配置的形式被持久纳入身体的最隐秘之处。社会结构进入到身体当中产生了一种晦暗与惰性,女性服从于有贬低、否定他们倾向的一种社会化作用,男人也是统治表象的囚徒和受害者。男性特权由长久的压力与紧张换来,他们害怕失去团体的尊敬和钦佩,社会塑造了男性的形象而不管个体的差异如何。女性的习性形成中,现实化的社会条件等一切都促使把女性经验变成一种为他人的身体。

2021.06-07
桑巴特
《奢侈与资本主义》
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
《马克思主义、革命与乌托邦》
《单向度的人》
《爱欲与文明》
布迪厄《艺术的法则》

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
本次主要就他的《审美之维》《马克思主义、革命与乌托邦》《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写一个阅读的感想。马尔库塞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人物在这几本书里面,他始终强调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与否定。进入到二十世纪,技术的进步与全球化使得社会形态与人们的思想都较工业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传统的社会则出现了一种断裂式的发展。
马尔库塞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为马克思主义奠定“基础”,阐述,发展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他对于曼海姆的思想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要求避免粗糙的唯物主义和经济还原主义。意识与物质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并没有意义,单纯说这个问题就是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哲学意义上的,它表明早期的资本主义理论的缺陷早已经存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
异化是对象化的一种形式,异化本身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形成的,所以只有废除资本主义才能消除异化。人的基本需要和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矛盾,并且不能够在现行的社会中消除。马尔库塞提到马克思主义要求创造一个自由的社会过程中消除贫困,痛苦和异化劳动,但是这仍旧不够乌托邦,眼前的技术发展潜力带来的社会变革可能比他想象的更加彻底,更加具有解放性。工业社会同时侵入到个人的领域,终结了个人的创造力和个性。要达到人的解放就要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延长自由时间,时期在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获得创造力,自主性和个性的个人教育。这种自由并不指的是消遣,而是他的反面。马克思从工厂中分析工厂的教育能力变成了控制和型塑那些适应与资本不断变动的剥削需求的能力。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干预工人人口主体的形成和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
关于苏联,马尔库塞亦分析了为什么列宁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决裂,把政党而非工人阶级变成革命的主导力量。
任何人都受制于历史条件,马克思并没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状况作出描绘,这并不是他思想缺点,以这点攻击他的理论并不合适。
他坚持一种非教条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他并非是一种不太消极与悲观的理论。发达工业社会相信自由主义社会转变,各种展现新自由主义统治合法性的制度和政策带来了允许新的强有力方式监管民众主体性的新技术控制。
审美之维—异化的再异化
马尔库塞运用审美这一概念关乎于康德与席勒,审美通向的是乌托邦,桐乡的是自由与解放,重建创造力、否定力与可能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忽略了人的功能与对于艺术的发掘与批判。艺术更加具有理想性,它是一种不妥协的批判。
肯定文化是高级的精神和理智领域,对美好生活与理想的追寻也是对现实的批判。艺术的进步并不拘泥于超越本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从和谐到分离与对立,这体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这个时候艺术与现实是一种对抗关系。肯定文化与艺术存在着天然冲突,艺术在非实在性的深处,是一种批判与革命力量,保存着人在低劣的现实中最热切的渴望。文化王国实际是灵魂的王国,肯定文化大行其道就会破坏灵魂王国。艺术关于灵魂与精神,灵魂像它逃避价值规律一样逃避着物化。经由灵魂的作用,所有物化关系都消解为人的关系,进而被否定。个体的灵魂首先出自和依赖于他的肉体,肯定文化在它所奉献的幸福当中,永恒化了美的时刻,使得短促的人生变得不朽,肯定文化在人格的观念当中重建和赞颂着个体的社会性孤独与贫困。在肯定的文化中,克制与个人的外在堕落,向低劣的现实秩序的屈从相联系。人们同短暂的生命的斗争,并未解放性而是贬低它。
在审美的层面上,自由的现实中保留感官的真理与和谐性,保留人低级与高级的能力。判断的能力使自然与自由,欲望与知识联系起来,判断的运用领域就是艺术。在康德的哲学当中,审美维度在感性和道德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感性为客观的秩序创造出普遍适用的原则,界定这种秩序的两个范畴是形式的目的性和无法则的法则性。只要想象力成为人心灵的核心能力,美成为人性的必要条件,审美的功用才能在重构文明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审美书简》中提到人理所应当自由,文明的病症就在于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的对立,以及对这种对立的残暴解决。
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技术合理性侵蚀着“高级文化”当中的对立和超越因素。艺术只是作为一种否定的力量才发挥其魔力,只有在拒绝和否定现存秩序的生机勃勃的时候,才能叙说自身的语言。保留在艺术的异在性中的艺术与日常秩序的根本裂痕,逐步被发达技术社会所弥合,艺术为商品服务或者成为了商品。性同样也被整合到工作和公共关系当中,性相较于之前更加容易达到,这种社会也有助于环境的非爱欲化。
艺术与革命.艺术之所以是感性的,就在于它包含对人感觉经验和接受性的根本变革。文化革命远超出了艺术革命的范围,撞击到在个体中的资本主义根基。资产阶级文化分崩离析,垄断资本主义自身使这种文化不再适应它生长和生活的要求。文化具有历史性,每个时代的文化都反映着现时代的思想或者状况。但是古希腊或者中世纪的艺术作品在今天栩栩如生的原因在于审美形式反映了人类理智或者想象的某些永恒性质,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人性在未经异化时都是相似的。同时审美包含着另一种压抑的力量,把人和事物附属国家利益或者现存社会的理性。艺术能够并且将会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革命中吸取灵感和它自身的形式,革命是艺术的实质。艺术与革命的连接点就在于审美之维度,存在于艺术本身的拒绝与否定性。
艺术通过形式获得内容的独一无二性,艺术作为现存文化的一部分是肯定的,依附于这种文化,作为现存现实的异在,是一种否定的力量。艺术的历史可以理解这种对立的和谐化。艺术不是美化某种东西,而是建构出全然不同和与现实对立的东西,同时审美也是革命目标的组成部分,都向往着个体的自由与幸福。
马尔库塞写下这本书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性考察,马克思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又政治功能与潜能。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存在于艺术本身,存在于审美形式。讨论艺术更多在于文学,这在布迪厄艺术的法则中有所反映。艺术并不是因为描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它就是具有革命意义的,而是在于把内容转化成形式才富有革命意义。马尔库塞强调人的主体性,人们倾向于把现实主义当成进步艺术而把浪漫主义是做反动派。发达资本主义把阶级社会建造成一个由腐败和全副武装的垄断阶级所操纵的天地。只有艺术按自身的法则去反对现实的法则的时候才能保持自身的真理性。艺术本身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改变人的主体性想象力与理性。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受压迫的不止无产阶级,也包括之前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处境也在艰难。艺术是与生产劳动有别的生产力,它在根本上的主体性使它不同于严酷的阶级斗争的客观性。
爱欲与文明-人的解放
马尔库塞分析了弗洛伊德的思想,揭示心理学观念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性质。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变得压抑,人的历史就是压抑的历史。压抑带来了进步还是进步带来了压抑?人的本我由快乐原则支配,进入到自然环境当中,自然与人类就发生了冲突,这时候快乐原则受阻,就进入到现实原则主导的阶段。记忆保存着希望和潜能,它具有真理价值与治疗作用。面向过去的结果是面向未来,追回失去的时间成为了未来解放的手段,人们不能够不谈论历史而追求一种自由与解放。爱欲与死欲构成了人生的动力或者是深层的渴望,生命是否就是通向死亡的路?根据心理学,规定本能的是给生命过程以确定方向的决定力量。本我没有时间的限制,追求快乐也没有时间的限制,人们工作的时候作为工具,业余时间变成了追求自由的时候。负罪感是脱离原始部落进入文明的前提,规定的压制力进入到个体中,从而维持了规定与秩序,延续了作为文明基础的满足。在文化的氛围中,宗教作为对和平与幸福的期望与科学的功能互补。
在非压抑的条件下,性欲会转变成爱欲。快乐同欲求的盲目满足的区别在于,前一种情况中,本能拒绝穷尽毕身的精力来追求直接的满足,本能可以建立和运用障碍来获取满足。记忆能力是文明的产物,在培养记忆特别是对义务契约责任的记忆中,尼采看到了文明道德的起源。只要时间仍然保留着对爱欲的权力,幸福本质还是一样过去的事情。受控制的俗化概念,暗示受压抑的性本能和攻击本能同时释放的可能。幸福意识容易发展成顺从主义,强调‘小幸福“更是在培养一种顺从主义,得到一点就会满足,公开宣传压抑的原则,但是吊诡的是这种思想的合理性在今天好像并不需要费力的证明。


2021.05-06
《性经验史》第三卷
《后民族结构》
《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合法化危机》
《风险社会》
本次将探讨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有关思想,涉及到哈贝马斯、吉登斯与福山等人。
吉登斯:反思性监控与民族国家
首先回到吉登斯所在的时代,冷战时期最强大的两个民族国家之间制衡成为全球暴力的制约力量。无论是自由主义学者或者马克思恩格斯都缺少对于有着领土边界的民族国家兴起的系统解读,更多的关于民族国家的论述是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建设。吉登斯对于民族国家的定义强调划分领土的行政垄断与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民族主义有着政治特征与意识形态特征,还有心理动力和特定的象征内涵。它不但提供群体认同的基础,还显示出这种认同有其源流的独特性。虽然民族主义的提法比较新颖,但是它源于过去,生成的团结精神与集体义务在文化衰退的环境中有着很强的动员力量。民族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上的集体,这个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其反思监控的源泉既有国内的国家机构又有国外的国家机构。二者都是民族国家特有的属性。将二者与民族国家联系起来的纽带是国家的地理分界,即由边陲向国界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统治的内部行政扩张建立在多元民族发展的基础上。用吉登斯的话说,就是只有当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时,民族才得以存在。民族主义不完全是意识形态,但它与国家的形成一体化有着密切联系,主权、公民权和民族主义都相互地关联。马克思并不注重民族主义的性质与影响,他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变迁的动力,民族性则只是相伴而生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到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往的社会形态粉碎的断面总带有某种民族性。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将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分开来,所以会经常误解纯粹的世界经济趋势。政府不等于国家,欧洲民族国家出现的军事与经济制度的分离,对于后来政治经济权力相分离的世界史来说相当重要。
吉登斯以系统的方式讲出绝对主义时代开始时传统国家形态的断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成为了普遍的政治形式。苏联也未曾躲开资本主义机构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所代开的深刻影响。美苏对抗代表着经济组织方式的对立,在世界体系中经济是否是深层的动力?
民族国家的本质——多元政治。民族国家多元特征的基点在于行政集中以及由此而来的已经改变的控制所具有的辩证法特征。民族-国家只存在于与其他民族——国家体系性关系之中。从一开始,民族国家内部的行政调解就依赖于反思性监控和有国际性的条件。“国际关系”与民族国家同时起源。在公共领域中重要的是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方式与能力,民族国家的所有成员共享构成其主权与多元政治性的一套观念,但是更偏向于统治阶级。还有几个方面更影响象征体系的意识形态差别,既对于“政治”的界定,对于符合普遍利益实践与政策的界定、“历史”与实际的社会变迁趋势的融合。历史被打上了引号,在所有的国家的反思性监管都有着对历史的发明,即重构历史,或真实或虚假。对过去进行文牍化的解释来对以后的发展提供支持。
吉登斯也指出了民族国家更多的指欧洲国家,缺少对于全球性的分析。很多国家并非亦步亦趋都走欧洲的道路,反而是反抗欧洲统治成为民族国家。吉登斯也提出了以军事实力的之外的第二种分类。古典的、殖民的、后殖民的、现代化的。
民族主义、主权和公民权利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系列的张力,他们的发展取决于理念的引导。如果国家面临战争,那么民族主义会转向签的到本民族的优越性,此时公民权利的发育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公民权利实质性的得以稳定发展,那么会在相反的方向影响主权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使得民族主义情感更加多元化。

哈贝马斯:民族国家是否有前途
他在探讨了关于主权和公民资格的缘起与未来。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与苏联解体出现了许多新的民族国家。民族与其他人种共同体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它更加复杂与庞大。作为现代的意识形态民族认同在一方面克服了地域的局限,另一方面这样的一种抽象的一体化形式表现为危机关头的凝聚力与抗击外敌的勇气。人民民族的观念导致了公民的人民性必须扎根于人种性这样的一种观点,公民对于国家的忠诚需要有人民对于历史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作为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民族主义尽管可以发挥催化剂的作用,但是并非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民众在国家之内互相的包容提供了国家合法化的源泉,而且也有一个以法律为中介的新的社会抽象一体化层面。
如何在原子化的社会中整合组织起公民?Bokenforde强调集体认同,应当在共同文化中实现相对的同质化,这样才能使之成为一个具有行为能力的统一体。在宗教之外承担这一使命的就是民族与民族意识,我们的目的不可能是超越或者说取代民族认同,也不是建立一种普遍的人权。还有一种观点是民主过程本身就可以在不断分化的社会中实现社会一体化。在多元化社会之中,政治意识的形成和公共交往不能完全由民族文化承担。Wehler认为联邦制的国家联盟和以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为基础的忠诚比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规范性更有吸引力。
一种由文化的同质性来保障的基本共识是暂时的,民主结构完全可以使陌生人达成规范的共识。民主过程关注的是公民团结的网络不会破裂,它可以渗透到社会一体化的缝隙当中去。我们今天面临重重挑战,哈贝马斯认为共和主义的交往理论比人种民族主义或者说是社群主义关于民族法治国家等观念更加合适。
在全球化的进程的迅猛发展之下,许多之前的论证方式都在失效,世界上的各个民族组成了一个风险共同体。需要建立起一个跨国家的有政治行为能力的机构,但在目前的形势下无论是联合国或者是欧盟等组织都显得差强人意。比如说欧盟缺乏一种新的组织基础,管理机构和网格系统与民主进程越来越远。“欧洲联盟条约承认成员国的独立与主权,欧盟有义务尊重每一个成员国的民族认同。”类似这样的说法说明实质上的人民主权概念为了反对把主权移交给跨国组织而设置出的概念上的障碍。
后殖民国家为何必须是民族?殖民者让其独立,疆域更多是人为划定的,新政府很久之后才逐步捍卫着内部主权。一旦用民族内容来构成国家内涵就会出现问题。民族的建立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它意味着民族成员发展到了全体民众,意味着国家权威的普遍接受,也意味着成员之间的资源再分配与国家能力在地域上的广泛扩展(Joppke)。一旦用民族内容来构成国家内涵就会出现问题,民族的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 民主一致形成的过程的功能要求应当在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当中。哈贝马斯做出预测:在下一轮迈向后民族社会的一体化浪潮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起公关领域的交往网络。对于欧洲而言,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欧洲政党系统,各个政党遵守欧盟的决策,并在议会保持团结。
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
福山在说着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必将战胜一切。但是现在看来人们所做的是否真的都是为了实现自由民主吗?所有的勇气与理想被消费与各种技术所结构,仿佛世界被限制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下。在世界形势的变化之下苏联消亡了,但是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在崛起,这是他所意料之外的。福山超越了只是与共产主义的对立的思想,而是为自由主义增添合理性。福山拿红色高棉与苏联来举例,说马克思主义体制意图牺牲自由来推动社会的平等,所有的福山所认为的“必要而不能根除的差距”除非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权力国家否则不能根除。
福山认为苏联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深刻的经济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前半之前,苏联的强大就有强力的经济发展因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一路上升,从4.4%到6.3%。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增速开始下降,最后倒向自由主义庞大的联邦分崩离析。在新的民族主义斗争阶段,福山认为会出现更加民主的秩序,然后走上“土耳其化”的过程。
民族主义把主从关系变成相互且平等的认知,但是民族主义不是充分理性的,所有人民都被视为祖先传下来的遗产。它非常可能替代宗教成为帝国主义的肥沃土壤,民族国家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政治。福山认为民族主义是工业化的产物,也提到它反映了人性深沉而基本的热切期望,甚至会压过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在历史的发展阶段当中如农耕社会民族主义并不存在与人们的意识当中,只有到工业社会之后它才快速崛起。民族和族群长期否定主权和独立的主张时,民族主义将是扩大民主化不可或缺的。
民族主义最激烈的地方往往是近代化最慢的地区,新的民族主义冲突对欧洲与世界更广泛的和平安全保障的影响相比与一战来说要小得多。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陷入暴力冲突,只有面临严重侵害人权之类的问题才做出严正干涉。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制压了国际纠纷,民族主义势力相对不受科技与国家发展影响而获得普遍胜利。经济取代阶级对立促进民族主义并创造出中央集权化、语言均质化的国家。但是福山认为经济也再创造着自由市场使得民族的栅栏崩塌。

民族—国家建构是一个相当重要且又较为复杂的现代化话题,中国的历史悠久形成了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认同。但是中国进入到现代化却是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战争与民族国家相伴而生,二战中国的胜利使中国一转成为战胜国也基本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对于构建民族国家与良好的国际秩序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在逐渐进入世界舞台并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每一步的前进背后都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以及多方面的博弈。
(21.04-05)
《性经验史》
《关于电视》
《包容他者》
《交往行为理论》在读
性经验史(一、二卷)
在第一印象中觉得该书是对于性的解放,从某些压迫之中解放出来。实际上是延续了《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中的研究,权力运作是研究的焦点,与规训与惩罚中有所不同,本书就集中于性的经验,反对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
出现在解释性的原则,性遭到了压抑是因为与紧张的劳动是不相容的。有一种假说是性在近代工业社会中是不断被压制的,隐没在公开的讨论当中。福柯通过各种资料与分析说明了这种假说是不成立的。比如其中就有着各种的反常性的经验出现在视野当中。性不通过法律而是一种其他的机制继续活跃,在工业社会中权力部门不断增加,而且都在关注着性,这是之前社会所从未有的。这些性渗透的机制是19世纪社会空间和仪式的分突出的特征。人们经常说近现代社会力图把性经验限定在街大身性的和合法的夫妻的范围内。 我们还可以说, 如果它没有创造出各种具有众多要素和循环性经验的类别,那么至少是精心安排了它们,让它们不断增加:其中有布置各种等级化的或相互冲撞的权力支点;“追踪”各种快感;宽容或鼓励各种局部的性经验:把接近它们作为监督的方法,让它起着强化机制的作用:进行各种感应接触。拥有父母、 儿童的家庭或一家人也是这样做的。19 世纪的家庭真的是一夫一妻制和婚姻的基本单位吗?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是,它还是快感与权力通过众多的点和各种可变的关系连接起来的网络。成人与儿童的区分、 把父母的房间与孩子的房间分在两端、男孩与女孩的相对隔离、关心乳儿的严格规定对儿童性经验的警惕、手淫被认为具有各种危险、青春期的重要性,向父母建议的各种监视的方法(鼓励、隐秘和恐惧),还有既被人强调又令人担心的仆人的存在,所有这些让家庭(甚至是最小的家庭)变成了一种充斥许多破碎的和变动的性经验的复杂网络。
权利与快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互相激发。性出现了倒错,社会对身体或者进一步说是性发挥着权力作用。 许许多多的性经验与权力手段产生联系,它们受到权力机制的强化与整合。性不是被资产阶级统治的人们从事工作应该降低或者说取消的环节,而是它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一个要素。一方面,性激发和获得了资产阶级的关心,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又带着恐惧、好奇、快乐和狂热的复杂心情培养性。它让性与它的身体融为一体,或者至少让它的身体听命于自己,为此,它赋予性一种凌驾于自己身体之上的神秘的和无限的权力。它还让性为它未来的健康负责,从而把自己的生死与性连接在一起。自己的灵魂要服从于性,资产阶级努力的建构起一种特殊的身体形式,代表着阶级的身体。它它们要延续自身阶级或者说永远的居于统治地位就需要健康、生育、卫生,通过性的经验来确保自身的生殖力。

关于电视
电视的出现成为了很多社会学家所关注的对象,这一大众传媒的出现和普及深刻的改变了社会。布迪厄就主要运用他的场域理论来分析电视。主要的是他在大学的演讲所整理的东西,演讲与文字有着些许的不同。演讲存在着一些即兴的思考,所讲的东西往往超出预期。不同于非常正式的演讲,需要一字一句说出文字稿上的东西。在教学的环节或者说是非正式的场合这样的演讲更能出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电视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思想的东西,它注重时间的争夺,在电视新闻上。“新”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如果过了时效就不会有收视率。新闻台屈服于收视率,网络媒体则屈服于点击率,这是媒体所共有的问题,不仅仅是电视。在报纸与电视的关系上,二十世纪中期电视的大力发展挤压着报纸的生存空间。电视有着独有的优势,能够以直观丰富的形式展现所要表达的东西,而且降低了门槛,人们并不需要多识字就能明白东西。还有就是二十四小时播放的“炫目”的节目,充分占领了人们的业余闲暇时间。窝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成为一些无聊的人的选择,在这之前报纸是完全做不到这样完全占领人们的。
思想表达与时间压力。在这样的电视播出甚至说视直播的条件下如何思维成为人们所思考的问题。其中“定见”就是人们能够快速说出一些东西的原因,定见就是一些早就被证实而且也在传播的知识,又叫做老生常谈。而这些定见就会卷土重来回到电视传播的过程当中,这在当今的网络时代也是如此,奇怪的是大众也乐于接受这样的一些东西反复被灌进他们的耳朵里。能够快速思维而且流利表达出来的人被布迪厄称为“快思手”,他们并不属于学者。他们的工作就是提供一种文化快餐,有那些消化过的文化食粮和业已形成的思想。电视实际上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所牵制着,布迪厄说他是最不独立的场。看似不受牵绊实则有这千万的牵绊。新闻场首先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
大众化代表着什么?大众化就代表着要抹去棱角,摒弃一些有分化力和排斥性的内容。也要做到非政治化与犬儒主义,追求耸人听闻、轰动、奇特的东西。而看起来反映社会现实的社会新闻,则恰恰造成了一种政治真空,充斥着新奇的普通人就可以理解的东西。社会生活就被理解成了趣闻轶事,或者说是一些流言蜚语。“社会学家之所以让人生厌,是因为他迫使人们意识到了人们宁愿不知道的问题。”

包容他者
在本书里面,哈贝马斯探讨了关于道德,关于民族国家、关于政治自由主义等问题。包容是什么?哈贝马斯形容为包容并不是将他者囊括到自身当中,是共同体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包括那些陌生的人或者说是想保持陌生的人。
其中最有触动的就是关于道德的考察,这与福柯的知识有所链接。对于道德认知,他采用了一种谱系学的方式。如何论证道德命题,他区分了与现象学的不同,他所论证的是日常生活世界互动中的东西。在道德的宗教有效性基础开始发生崩溃的时候就要求重构道德,不是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而将判断的权力流放到人世间去。在抛弃了上帝之后人们的主观自由与实践理性能否为规范和价值约束力提供一种有力的证明呢?作为道德哲学应该说明,哪些理由与解释可以保障道德语言游戏的说服力。这种谱系学首先回顾了道德作为一种律令他的有效性基础,然后进一步明确现代历史处境的挑战。
在多元世界观之下,上帝的视角失效了,创立世界的秩序和救赎历史失去了意义。道德实在论、功利主义、元伦理学怀疑论,到的功能论都缺乏一定的说服力。经验主义关注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则关注再加上意志对于自身的约束。但是单靠合理的动机无法说明道德义务在智慧约束力之外的一种约束性。古典的经验主义重建道德的合理内核是团结和利益。用社会契约的方式规定着社会上的利益分配。
关于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从政治共同体中公民公正的共同生活的角度,对康德的思想做出一种更新。道德拥有一种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前提是在于服从法则与理性的公用。《正义论》反对功利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中则针对语境主义做出了辨别。正义论中开始论证就提到了原初状态的设计,哈贝马斯认为应该将论证问题和接受问题区分开来。各派别以自身的利益出发,都受到合理的利己主义的限制,只有“共同的善”作为大家的取向时,他们所代表的公民才会互相接受对方的视角。他们从理性的利己主义中脱出,主观的选择合理性与相应的客观现值之间的分工也就被打破了。对于秩序良好的公民而言,基本的善只有部分有着权利的特征。规范与价值涉及到不同类型的行为,前者是调节行为,后者则是目的行为。有效性、约束力、必须满足与规范系统价值系统的标准都有所差异。“无知之幕”和剥夺信息的过程是在原初状态下各个派别都要面对的问题,这种过程有着论证的压力,所以罗尔斯提出了公开实用理性的多元论。他所感兴趣的是政治的正义概念,而非伦理学上面的。理性作为道德人格的特征,现有正义还是先有理性的问题得到了解答。人格概念以实践理性作为前提,作为道德人格有这两种维度:实用维度和规范应然有效性的非本体论维度。
只有当公民同时把自己视为法律的制定者而且是接受者的时候,他们在政治上才能够说是自由的。哲学则要只限于澄清道德视角和民主程序,分析理性话语和协商的前提条件而非僭越到其他领域。


马荣华(21.03-04)
《主体性与真相》
《知识考古学》
《规训与惩罚》
《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

《规训与惩罚》
规训与惩罚中最主要描写的就是施加惩罚的方式与场所,被规训的肉体与他提出的一个“全景敞视主义”的概念。
在十七世纪末出现的瘟疫推进了一种全面的监视,每家每户都被登记并且限制在家中,严格规定出来上街的时间,到处都是监视的目光。监视建立在一种信息的掌握,居民的信息都被登记注册。里长、区长、市长各层级都把握着一定的权力。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的活动都被记录。每个人陷入一种被动,被检查分类划到不同的范畴然后处理,所有的一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福柯引用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来分析,充分的光线与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够捕捉到每一个人。边沁提出了权力可见而不可被确实在现代权力下无时无刻被当成重要的原则。全景敞视建筑让人们神奇的发现不管怎样使用都会产生同样的权力效应。在这里,权力可以抛开它的物理承载物而趋向于一种非肉体性。从瘟疫城市到全景敞视建筑之间间隔了一百多年,它们有着重大差异。边沁将其看成是一种封闭制度,而福柯则认为实际上这种建筑带来的意义是它可以看成一种政治技术的象征。医院学校工厂监狱等等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按一定规则组织人员穿插权力等等都介意适用于这种模式。它可以减少行使权力的人数但又增加被支配的人,他同样不依赖与主动干预,这一切都是自动完成的,全景敞视机制使得权利与只能之间达到了交流与调整以适应更多的形式。表面上边沁提出的是一种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法,但是通过它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规训社会。
权力与生产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一般认为权力一旦大于一定的程度就会限制生产,如果生产大行其道就会威胁到权力。从之前的酋长到资本主义的总统都能认识到把握生产资料的人自然具有的地位
瘟疫是一种混合,规训是一种解析。运用权力来对付瘟疫,结合之前《疯癫与文明》种提到的麻风病人的“大禁闭”,后来的瘟疫则引入了规训。一种确定性的权力准确的统治者每一个人的肉体,但是这是发展的理想状态吗?我们不仅会产生这样一种疑问,完美的纪律与管理是长久之计吗。我们对于科技的发展欣喜不已享受到了空前的便利,但科技到了今天拥有着反噬我们的能力。不管是克隆技术还是人工智能这都不由得让人们担忧,毕竟人本身的进化过程是要远远慢与科技的发展的。
那么我们正在进入的也是一种“疫情时代”,取代监视目光的是监控。我们个人的信息也早就被各种应用所掌握,我们的出行、购物甚至交流国家都有可能全面掌握。那么对于国家来说,我们就是“透明的”,只不过面对海量的数据要做出区分,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行为的信息重拳出击。

知识考古学
不连续的位移是新历史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历史方法论范畴值得关注,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历史哲学的东西,也有它在某些点上重新分割已经在其他领域发现的问题。像语言学、经济学、文学等等领域。我们害怕在我们自己的思想时代中思考他人。
全面历史:社会的各种差异被归结为单一形式与世界观的架构。应该首先在历史分析本身中否定对不连续性的概念的使用
福柯提出疑问,把所有已经被承认的单位或者是被定义为独立的东西束之高阁的意义是什么。陈述可以重建事件吗?
陈述本身是一个无论语言或者意义都没有办法使之枯竭的事件。它与书写与文字相关,存在于物质性的记录之中也存在与记忆中。那么把陈述本身孤立出来是为了确保不把它转送到心理综合的操作者的手中。“决心要在话语的范围中描述陈述以及他们的可能关系”
进化论的思想性:复活现存的主题,引起对立的策略,让位于不可调和的利益,以及用确定概念的游戏玩弄不同的花样。
研究散布:它们的连续出现的顺序,在同时性中的对应关系,在共同空间中可被确定的位置,相互作用,被连接和等级化的转换。描述散布的系统是福柯所致力于完成的目标。
以精神病学为例,他们的初步分化的范围中,在表现在其中的距离、不连续性和界限中,精神病话语找到了界限它的领域,确定它所言之物,赋予这些东西以对象地位的可能性,从为而确定性和可描述建立可能。
出现的表层、界限的审定
说出新的东西是不容易的,我们不可能在随便什么时代谈论随便什么东西,。睁大眼睛或综合集中注意力并不能让新的东西出现。对象存在于某个关系的复杂网络的积极条件中。
话语的关系并不内在于话语,这些关系不在自身中把概念或者词语联系起来。但也不是外在于话语的关系,
陈述方式的形成,存在多种陈述方式,但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其他。福柯将陈述分解,首先是谁在说话,
陈述过程的各种不同形态不归结于某个主题的综合或者统一的功能,而表现主体的扩散。
概念的形成,如何理解概念,福柯认为需要描述它们在其中出现和流动的陈述范围的组织。其中有着连续的形式,另外可以描述一个与在场范围不同的伴随范围,最后陈述的范围也包括一种记忆领域。陈述根据什么模式可以在某一话语类型中相互联系,我们试图由此测定陈述的循环成分再次重新组合。陈述类型的形成不应该被归结为认识的主体与心理上的东西。
剩余的则需要在《词与物》中的得见,他构想的是形成一种秩序的历史,语言是“词”,实在则是“物”,以形成完整的把握。

主体性与真相则转向了对于人自身关系的探讨,古代的主体性在性行为的规定上形成的。真相往往被掩盖在权力与知识的复杂交织之下,包括性也是权力关系的产物。福柯开篇引用关于大象来说明性的历史与时代的文学转向,大象被赋予一种高尚贞洁的特质。一世纪是多神教伦理以及基督教的转折时期,因此各地文本百花齐放。那么在怎样的实践或者说体制之中,性的道德得以产生?
“要想思考总体科学的理论,必须有之相对应的历史,问题在某些程度上如影随形”
基督教在前几个世纪的传播之中多以一种“寓言”的形式向人们传播生活艺术。生活艺术就是告诉人们该如何存在,同样是讲道理,寓言相对于教条的宣讲更加容易让更多的人们接受。
婚姻如何立足于自然,两个人如何结合在一起?斯多葛学派认为婚姻的目的在于抚养与屋宅,男女之间的感情也立足于自然。在头几个世界中的生活艺术的构想之中,男女通过自然的理性布局在自然秩序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两个人的生活本身就是目标之一。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亦为夫妻之间的关系填上了实用理由。他认为男女之间存在的phila更加强而有力,他们可以分配家庭的工作,后代子女有增加了联系的重要纽带。婚姻中发挥作用的关系类型不能被缩成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存在于城邦内部或者存在于人类内部。婚姻来自于生命融合的物理视界,而不仅仅有社会关系的一般经济机制,这是婚姻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的断裂点。
在头两个世纪发生的转化福柯总结成三点:一是关注问题的转变,性快感与aphrodisia从年轻男子转向男女之间。二是生活艺术将正当合法的性快感定位于婚姻内部。三是将aphrodisia体系与配偶建立起联系。在此领会这种转变会让人明白道德元素并不起源于基督教而更早在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形成,基督教整合了这些道德并创造出新的东西——肉体的体验。
福柯在分析的时候提出同性恋的所面临的情况,人们建立起配偶之间的爱欲的合理性,但男性之间的是不完全与不充足的。
婚姻体制本身发生了从私人到公共的转变。在先前的世纪婚姻几乎只在两个家庭之间进行,公共权力几乎不发生作用。而之后婚姻的公共化是通过宗教得以进行的,宗教既是私人的也是公共的,这就使得婚姻越来越趋向于公共体制。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研究的观点:戏剧表演 现实生活中三方变成两方他人同时是互动的对象与观众。表达分为给出的表达与流露出来的表达。
参与者共同促成一种唯一全面的情景定义,其中包含了一种对涉及争端表述暂且尊重的真正一致。在一种互动情境中建立起来的运作一致,在内容上总是完全不同于在另一种环境中建立起来的运作一致。
人在最初的含义是一种角色或者面具,面具体现了我们自己所形成的观念,我们所要努力奉行的角色。我们对于角色的观念成了第二天性,成为人格的主要部分,

文章主要分成表演剧班、角色和印象管理。个体向外界传达的东西有流露出的和表达出来的,同时也会通过欺骗与做作提供虚假的信息。
个体向他人的信息流中他人是难以控制的方面。个体在他人面前投射了一种情景定义。所有在场的参与者的情景定义足以协调起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表达出自身的真实想法。社会要求每个人都抑制一下内心感想,将欲望隐藏在社会准则之下。运作一致就是所有参与者在互动环境中建立起来的一致。任何投射的情景定义都有着道德特征,个体用这样的要求要求自身的同时也在要求他者。
外表与举止之间期望有一致性,同是也有舞台设计等等都存在着一定的预设。行动者作为社会角色时,通常前台就已经设置好了。不管他获得角色的主要动机是出于做特定的事的愿望还是维持相一致的前台都要去做。前台容易选择而不容易创造.
表演者经常诱使观众相信,他是以一种比平常一贯的情况更加理想的方式与它们发生关系的。
表演所需要的表达一致性指出了我们太人性的自我与我们的社会化了的自我之间的一个关键差异。人有各种情绪的波动,但作为角色需要一种稳定性,社会化的过程不仅是理想化也是固定化。建立起的外表会因为与其不一致的现实遭受怀疑。
剧班是一组在上演单一常规程序中协作配合的个体。某些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十分重要所以才有剧班这种区分于定义,同为剧班的成员会意识到彼此深在一种重要的关系之中。
戏剧优势与指导优势是两个维度,剧班的每一个位置都能沿着它而发生变化。剧班是一个集合体,它与社会结构或社会组织无关,而与维持相关的情景定义的互动或者互动系列有关。社会设施是周围以知觉障碍物为界,一种特殊的活动有条不紊地发生于内的场所。
   在人格、互动与社会的关系上。作者引用了不同社会的情况作为力争来说明他的框架或许可以适用于非西方社会的领域。个体有两个部分,一是作为表演者而是作为一种角色。表演者需要表现出“自我”,但这种自我是产生效果的场景的产物,自我是各种设置的产物。在作者提出的概念框架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修辞与类比,无论是舞台、观众、表演者还是相应的环境以及互动的技巧

马荣华(21.01-21.02)
【书单】
《经济与社会》第二卷
《社会理论的基础》
《临床医学的诞生》
《不正常的人》

《经济与社会》第二卷
超凡魅力与官僚制与家长制不同,它的最大特征就是这样一种不连续性。出现超凡魅力的时候则说明有着不一般的需求。通常是有危机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解决的情境下就会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出现。所谓超凡魅力也是一种价值中立的东西,英雄、法师以及富有神性的人都是载体。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就在于对于魅力的承认,所以不稳定是天性,保持权威就必须要创造出“奇迹”,完成自己的使命。
超凡魅力权力和家长制权力都要依赖于对“天然”领袖——而不是官僚制秩序中被任命的领袖——的个人忠诚和这种领袖的个人权威,但这个基础在这两种情况下却大不相同。像官员一样,家长也是作为规范的载体享有忠诚和权威的好处,差别在于,这些规范并非像官僚制的法律和规章那样是有目的地确立的,而是亘古以来就已不可侵犯了。超凡魅力的载体则是凭借一种据信由他体现的使命而享有忠诚和权威;这种使命未必,也不总是革命性的,但在绝大多数超凡魅力形式中,它都会颠倒一切价值等级系统并推翻习俗、律法和传统。与非常状态下的焦虑和激情所产生出来的超凡魅力结构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家长制权力乃是服务于日常生活的需求,而且在功能上也像日常生活一样持之有恒,尽管它的具体秉持者及其环境会变动不居。
除了家族以外,超凡魅力是共产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历史代表,这里对共产主义的定义是,在消费领域没有形式上的可计算性,在生产领域不是(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那样)进行共同核算的理性组织。这个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的任何历史范例,要么有着传统的——家长制的——基础,要么有着不同寻常的超凡魅力信仰基础:前一种情况即家族共产主义,只有表现为这种形式,它才会成为一种日常现象;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它得到了充分发展,那要么是掠夺性的军营共产主义,要么就是修道院的仁爱共产主义及其博爱与施舍的变体和蜕化形式。
韦伯关于城市的定义详细分析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只有居民在当地市场中可以得到或者说基本可以自我满足才能从经济方面谈论一个城市。与中国相似,最开始是既有着统治者的领地还有着平民的贸易区域,城于市结合起来拥有多种功能。有三种城市的类型,生产城市、消费城市和商业城市。商业城市的购买力和税收也要依赖于当地的经济经营,这与消费城市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现实中的城市几乎总是融合了各种类型,因而只能按照它们各自突出的经济要素加以分类,这一点也无需强调。城市发展的规模越大就需要农业来支持食物供给,但是古代城市中包含着大量耕地,公民更多是一种农耕市民。此外城市也要从政治上定义。城市必定还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部分自治的组织,一个拥有专门的行政与政治制度的“共同体”,划定为城市可能不具备城市的经济范畴,多数从事农业但也可以成为城市。土地所有权与城市要塞都是一个城市所不可或缺的东西。
世界上所有城市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是以往曾疏离于这种特定地方的人们的大范围聚落。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有时甚至还有希腊的军事领袖都曾兴建、迁建城市并往里移民——不仅是自愿的移民,还有视需要和机会强行赶拢到一起的人和家畜。这在美索不达米亚最为突出,被驱迫来的定居者首先必须开挖运河以便有可能在沙漠上建设城市。由于王公及其官方行政机器在这种情况下始终是绝对主宰者,因而不可能发展出市政联合体,或者只有极其微弱的萌芽。城市人口往往都会保持着互不通婚的部落身份,即使不是这样,至少也会保持着从前地方与氏族联合体的成员身份。不仅中国的城镇居民一般仍是原籍乡村共同体的成员,希腊化东方地区的非希腊人口各阶层同样如此。
《社会理论的基础》
社会科学的解释重点。科尔曼认为当时的社会研究主要关注解释个人行为,又以外在与内在因素为界分为两种研究方法。社会理论的核心是社会系统,个人行为当做重点的话就会背离社会理论。解释社会系统同样有两种方法。
对系统行为进行内部分析的基础是人道主义中关于人的概念,但是许多社会理论家把社会规范作为理论的起点,但是许多社会理论不具备这种基础。以社会规范为起点,社会人的前提一旦存在就无法解释自由与平等的问题。
科尔曼强调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两种行动系统如何共存。那么用低于系统水平上的行为解释系统就存在着从微观到宏观的一种转变问题。社会理论应当具有的结构是什么?他从行动出发探讨行动的权利与信任关系,然后进入社会交换系统与权威系统更加深入结构,然后探讨法人社会是如何的。进入到现代社会,出现了不同,社会学和社会行动在一种新的结构中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最后则是具体的说明,用数学分析行动与结构。
权利是分析的重要概念,是研究行动系统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对于一些私人物品来说权利可以被分割的明白,但是有些则存在着争议,土地的矿产开采权往往不属于所有者。事件也可以分割,将控制权分配给行动者。权利如何分配就成为了重要的问题。科尔曼认为权利的分配方式的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权利是什么也在他的书中得到了定义,但是仍然有着许多法律未加明确说明的权利,在本质上权利处于社会关系中,一个人要采取行动,潜在受影响的其他人都承认的话,就可以被认为一个人有权利进行这样的行动。信息改变着权力的分配,信息会改变人们的共识或者说是一种背景知识,权利的背后也有着舆论的影响。
权威结构的存在是大型组织的通常现象,个人让渡一些权力给组织,让祖师发挥自身的力量来保护个人免受伤害或者使其受益。拥有权利是基础,但还要有控制行动的权利,也就是行使权利的能力。如果权威的建立不是自愿放弃个人控制行动的权利,那么权威就要依靠强制力。在非自愿的权威关系中,强迫并非是绝对的,个人可以选择反抗。即使是在最专治残忍的关系中,仍然有着个人自由,不过是程度的大小问题。长期对于权威的服从就要求强制力量,两种原因让人们让出控制权,是附加报酬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形式。公会与科层组织代表着共同与分离的权威关系,反应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利益相关。在共同权威和分离权威下都有着自身的问题。科尔曼认为韦伯提出的超凡魅力观念并没有说清楚是别人认为还是某人特有的天赋使得具有卡里斯马。在非理性行动下如社会动乱,集体没有能力采取行动,个人无论是否让出控制权集体行动都会形成。

《临床医学的诞生》
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就在于它不仅是医学人士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
病理空间的第二次空间化。第一次是将疾病分类,第二次疾病空间化需要个人的感知,医生需要与病人亲密交流。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流动的,一个人如果想了解自己得的疾病就要抹去他个人的特质。
分类医学对于疾病来说就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空间化,对于分类学者来说,医学认识的基本活动就是建立一种“坐标”,将疾病与症状相对应,疾病又在疾病世界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决定医学认识活动的不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接触,也不是知识与知觉之间的对质,而是信息系列之间的系统交织,他们的互相对症将无限多的孤立事件联合起来。
医学意识存在于直接观察的层次中,也存在更高的层次中。在第二层中医学意识变得集权化,审视检查各种病症。书中描绘了疾病本身转变的一个重要的时期,“疾病底下的深渊就是疾病本身”,其中突出的就是一个迅速建构的过程。解剖把空间、死亡和语言结合起来,死亡的可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通过死亡,医学才诞生了关于个人的科学意义。医学给现代人一种关于人自身的清楚明确地有限性,死亡的加入反而增加了医学哲学的厚度。
疾病的分类与解剖学息息相关,出现了一张阴暗而坚实的网络。
在1816,病理现象陷入到一个空间性结构。疾病是组织在对某种刺激性原因做出反应时的某种复杂运动。所有的热病都被化解成一个较长的有机过程。个人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又是作为认识的对象,在有限物的知识颠倒就成为可能。古典思想认为有限性表达了无限的否定,再后来才赋予实证的意义。这也促成了实证医学的意义,它标志着那种把现代人与原初的有限性链接起来的基本关系。医学在整个科学中处于基础未知,由此也导致了它在各种具体的存在物形式中的威望。临床医学的形成不过是知识的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最明显的证据之一。比如在现象学当中,它顽强地用以对抗它的那种东西早已存在于诸多条件组成的系统当中。经验的远处形态中被感知物体的力量与和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基于符号价值对客观性的组件,资料的秘密语言结构,一切的一切都关系到实证主义。

马荣华(2020.12.-2021.1)
【书单】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乱伦禁忌的起源》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道德教育》
《第三条道路》
《超越左与右》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社会学源于一些哲学理论,但是社会学独立于一切的哲学。社会学家没有充分摆脱哲学的影响,他就只能从事社会事务的最普遍的方面来认识事物。社会学不是其他任何一门科学的附庸,对社会现实的特殊感觉是社会学者不可缺少的东西。
涂尔干从社会事实开始,将其准确定义。社会事实有着特殊的性质:外在性与强制性。然后就是如何观察社会事实,划分社会类型,解释社会事实。孔德没有对社会进行分类,所以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单纯民族的进步。这样的解释无疑是不全面的,所以涂尔干认为分类是很有必要的。分类的目的就在于用部分来代表庞杂的事物或个体,但是分类如果把全部个体的特性都囊括同样失去了它的意义,分类要用少数的特征。
许多前人也都秉持着社会学源于心理学的看法,但是结果不是原因。他们认为之所以出现人的思想状态比如慈爱善良或者其他的一些宗教情感是由于人生来就有的一些特性。历史证明,那些情感状态或者倾向不是人生来就有的。人类如何影响社会的进化就说明了人类内在情感的解释力,不同社会不同种族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如果用人类追求进步的天性来来解释社会进步的话,那么如何证明人的本性是追求进步的呢?
一切社会过程的起点都是社会内部的结构,社会环境由人和事物构成,涂尔干引入了社会容量与动力密度,它们的扩大增加了社会活力。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用比较法历史方法或者是实验方法都有各自的逻辑。各种比较法都可以用于社会学,但是证明力是不同的。米尔提出的几种归纳方法在复杂的社会中适用度不高,涂尔干认为共变法是有效的,它能够说明二者之间表面上的关系,两个现象同时有规律的变化能够说明他们之间的相关,因果关系则需要进一步的探究。运用共变法就不用诸多资料来证明

《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吉登斯认为个人主义应该被更准确的理解为社会反思性的扩大。人们之间的高度依赖性。
生活政治不是生活机会的政治而是生活方式的政治。解决价值冲突的方式:地理上的分离、退出、对话、暴力。现在全球化的社会之中前两种的可能性比较小。
赞成市场力量无限扩张的保守主义者是新右派或者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则有所不同。老保守主义:等级制度、贵族政治集体或者国家优先于国家。新保守主义更加偏向于社会学,传统忠诚与权威观念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他们的重要程度有所不同。
新右派与保守主义:
撒切尔主义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与全面计划的国家干预是不相容的,但是它积极要求国家权力机构维持法律秩序,促进国家的理想和防御能力。它是一个在许多领域都有深刻变革的计划,但又承认传统的重要性。
决定某种东西是传统的原因并不是它镶嵌在实践当中,而是某种仪式活动决定了它成为真理的这个事实。通过摆脱或者左或右的固有因果关系,激进主义哦回到了它的原来意义上:他的意思是准备考虑大胆地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
社会主义退出激进
社会主义者自认为是进步的先驱,自己站在历史的前沿。共产主义创造了绝对平均主义的道德,涂尔干发现的平等理想与直接控制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的张力不断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再现。革命与改良相对这样的思想
吉登斯认为第三世界的快速发展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之下的发展,认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失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 简单现代化的时代当中是有效的,但它不足以应对反思性的现代化。福利国家是一种阶级妥协,它组织了马克思语言的革命。TJ马歇尔提出的公民理论存在着缺陷。生活政治不仅仅是关于个人生活,涉及到的要素及领域十分宽泛。生活政治涉及的是集体所面临的挑战,积极信任涉及到一种能动性的政治思想。培育能够实现预想结果的条件,在政府及相关机构中,创造建立和保持积极信任的环境,赋予自主权。积极信任不再依赖预先给定的联合,比以前的信任关系形式更加具有相机性,更加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要求增加社会关系的透明度。科学本身的威望受到了作为科学事业原动力的怀疑主义的破坏。
对话民主不是自由民主的延伸,甚至也不是它的补充。从一开始他就创造了一种社会交流的形式,它所关心的是推进文化世界主义,是吧自治与团结结合起来的最好的东西。对话民主的中心不是国家,而是一种重要的方式折射回他的身上。对话民主仅仅意味着公共场合的对话提供了与他人在一种彼此宽容的关系当中相处的手段。
社会主义要求太多的民主,如果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都脱离不开政治领域的话,那么国家必然介入它们并发展为独裁。从早期看来福利制度在一开始是作为一种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部分而建构起来的。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涂尔干主要探讨的就是为什么强调乱伦。乱伦作为一种及其重要的禁(taboo)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按照他的研究方法追根溯源,发现有两类主要的理论解释,一是外婚制度是低级社会所独有的,第二个就是来源于人类本性的特征。他们的解释是粗略的,存在的其他现象与他们的解释有所冲突。比如说杀婴的情况并不足以支撑是低级社会的做法,在斐济岛男孩多于女孩然而在成人中则是相反的。第二种体系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们所根据的外婚制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摩尔根的理论就认为是近亲结婚的不良后果使得人们选择了外婚制,事实上近亲本身不一定是完全不好的,它会同时放大缺点与优点。这样的生理后果对于原始人来说是否被真正的认识到其实是概率很小的,他们连简单的导致疾病或者死亡的原因都搞不清楚,近亲结婚的后果是的缓慢显现则更难被察觉。
涂尔干表明外婚制度是源于宗教精神,在taboo的这样一套仪式禁忌当中,要阻止部分事物之间的接触防止巫术传染。男女之间的性亲近被附加了一种宗教特性,不仅是性还有其他的一些日常行为。在许多社会都能找都相近的民俗,男女不能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这最开始不一定源于地位的不平等。男性与女性都有相应的图腾与膜拜,这也说明两性的分裂。许多的taboo都源于青春期女性月经出现之后,血是格外重要的禁忌对象,因为血直接与生命本源相联系。背后的根源也要到图腾制度当中去寻找,血于图腾有密切联系,图腾化身于氏族中的个人,一旦流血神性也就流出了,因此女性的隔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要弄明白经血为对象禁忌的真正原因,我们就必须洞察这些禁忌本身。
神圣必须要与凡俗的东西保持一种距离,尊敬中带有恐惧。其次这种尊敬也需要人们谨慎的面对。大家对于乱伦似乎是很自然的拒绝,是不需要多加思考的。如果因为乱伦会破坏婚姻家庭秩序就立法禁止来说,这样的理由是有点牵强的。法律不能阻止事物产生的自然后果,如果这种乱伦行为真的出现那么法律也无能为力。乱伦为道德所不容,但是这是后果并非最初的原因。外婚制不禁导致了乱伦禁忌,而且也可以解释两性分裂的现象或者说是传统,这也能在今天寻到。
涂尔干向读者说明如果把社会事实是看作是特定概念的目的论的发展和逻辑的发展是不对的。在血本身的自然属性中是绝对没有什么说它会被赋予宗教精神,由于血和图腾观念相联系所以产生了那些禁忌仪式,这些是外婚制的基础。

阅读书目
《信任》
《民族国家与暴力》
《失控的世界》
《自反性现代化》
《在野之学》
《信任论》在读

吉登斯的政治、传统与国家理论(部分)

失控的世界主要讲述的就是全球化的影响。从启蒙思想到马克思 韦伯都认为未来的世界会变的愈加有序,然而事实是世界变得不受控制。科技的进步会防止某些风险,同时也有助于另一些危险的产生。
全球化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民主化的扩张也是全球化的结果。吉登斯说我们从来不能成为我们自己历史的主人,但是我们可以并且必须找到驯服这个失控世界的方法。
二三十年以后,全球化的影响波及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而非之前被认为的激进分子,民族国家的时代结束了。全球化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全球化创造了许多胜者和败者,有些人暴富了起来,大多数人则陷入到了悲惨绝望的生活中。
保险是人们对于所能够承受的冒风险的底线。
“如果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有关科技变化及其后果产生的后果的真确舆论的话,就可以避免一定的疾病或者是其他的风险。’‘但在二十多年之后面对covid-19 在全球蔓延,而这不仅仅是科技的问题,而是更多的信任问题。缺乏一个具有威信的政府。
关于传统:传统和习俗是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们生活的素材和内容。欧洲的启蒙运动将传统贬低,给传统这个词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吉登斯认为的传统是什么呢,所有的传统都是被发明的。时间的持久性并不是定义传统的关键特征,也不是定义越来越与传统混合在一起的风俗习惯的主要要素。构成传统的与众不同的特征是仪式和重复。
传统的终结并不一定意味着像启蒙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样传统消失,而是传统以不同的形式到处继续繁荣发展。传统是必须的,正是部分的学术生活不断地开发出那些传统的限制,并在它们之间形成积极的交流。传统可能完全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受到保护,并且这种非传统的方式可能就是它的未来。
原教旨主义并不限于宗教方面,也并不是完全是传统的文化对于西方化的抵制,它既是对全球化作出反应的产物,也是利用全球化的产物。
感情联系和亲密关系正在取代以往人们生活的联系纽带。性爱关系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友情关系。
吉登斯阐释了一种 ‘’纯粹关系‘’,是一种基于感情交流的关系,这样交流的结果就是关系赖以继续的基础。以上的三种关系都越来越符合这种类型,感情关系或者说亲密关系都正在成为这些关系的关键因素。
人与人之间是不受限制的,开放信任的关系与立场是发展这种感情的关键。开放是亲密关系中最基本的方面。
加强情感上的民主并不意味着家庭义务的削弱。传统家庭的衰落不是灾难,妇女的平等和文化教育,达到这一个目标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家庭的改变。
民主是一个有效的党派竞选体系,拥有不同的层次和形式。民主化的民主意味着在所有的层次上都有避免官僚的办法。还有公民意识的培养,民主的繁荣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结构变化。
在《自反性现代化》当中,吉登斯也说到我们正处于后传统的社会中,也处于“终结的”时代。社会科学的关注点也在转向两个新的领域:全球化的普遍化传统的撤离。现代性更像是一场“实验”,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人类陷入到自己所制造中的难题当中。日常生活也在传统的丧失中面临重构,吉登斯论述了许多关于传统秩序、规范、记忆与仪式的东西。同时成瘾也与传统相关联,他们都是有一种强迫性的特征,其次在后现代社会当中,对于任何东西的“上瘾”正是说明了传统消解的广泛性。包括全球化的后一个阶段也在颠覆着之前的阶段,后传统社会也是一种开端。

《信任》福山
开头就引出了历史的终结这样的一个话题,人类社会普遍朝着一个最终的目标演进的时候就是马克思-黑格尔历史观的“历史的终结”。
福山提到了文化的重要性,他已经渗透到了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的领域。从经济生活中的启示:一个国家的福利以及它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
自由市场经济学有80%是正确的,但是还需要完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胜利并不会是永恒的,他们认为这解开了人类本质的基本真理。
信息时代所面临的权威和等级的垮台,但是信任不会存在于光纤中。最有效的组织都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群体之上的。
相互信任成为发展的基础。社会资本基于道德习俗,它难以被改变或者摧毁。
塑造文化的习惯之中,最重要的是社会规范成员行为的伦理法则。
政治行为的长期实行会演变成一种文化特征。
美国是个人主义的,但是拥有着许多牢固而重要的社群组织。民间组织网络复杂而密集,教会 专业团体 福利机构 私立学校 大学和医院。美国人有着不信任政府的传统,但是反政府不是反对群体。他们喜欢结成自发组织,率先发展了现代等级式企业。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明显的恶化,
家元形式的组织充斥着日本社会,除了传统的艺术的社团之外,还有许多宗教的与政治的专业组织。他们拥有着以社团为中心的文化。
家庭和政府之间“缺乏中间组织”在华人社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一旦踏出了家庭圈社会上就存在着较低的信任度。
在西方,许多观察家相信,随着经济进步家庭关系就不得不被削弱。但是所有的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吗?历史证明其实并不是。家庭价值观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矛盾的画面,在一些社会中家庭过于强大而可能阻碍了现代经济组织的形成,而在另一些社会中,家庭过于弱小就不能履行社会化的最基本的义务。
创业才能的一代不如一代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文化中,它是所有社会中家族企业的特点。华人的公司不断产生、发展与消亡。
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对外人的无责任无义务农户的自给自足便能窥见一斑。宗族关系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很重要,福山认为华人对于家庭的认同感极强,但随着尝试画以及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家”的这样一个概念被削弱,但仍处于重要的地位。
社会资本对经济组织的活力和规模有着重大影响。
那么奇怪的是为什么意大利中部有着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但仍旧是小家族企业占主流。家庭型的企业是优势也是劣势,它限制了意大利进入全球经济某些领域的能力。福山拿意大利与中国进行对比,认为家庭在社会结构之中有着重要影响。决策程序简单,能够适应需求的快速变化。
[ 此贴被马荣华在2021-11-23 17:13重新编辑 ]
Posted: 2020-12-25 16:56 | [楼 主]
李碧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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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很棒,来催更了
Posted: 2021-10-20 12:43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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