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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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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的优秀,每次写的读书报告都很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标题起的也都很吸引人,向优秀的学弟学习!
Posted: 2021-07-21 13:00 | 10 楼
王帅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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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太好了,看过之后深有感触,向同学学习。
Posted: 2021-07-21 19:52 | 11 楼
孙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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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Posted: 2021-08-23 15:32 | 12 楼
高子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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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续的生命力:对小农生产、生活方式意义的人类学考察
高子畅
一、导言
农业是第一产业,它发挥着将自然资源转化成为生活资料,同时却不至于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的功能,小农生产方式是农业生产最朴素的方式。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小农立场”,马恩著作中对小农充满了讥讽和蔑视,比如,他们认为小农不过是“旧社会的碉堡”,还以法国为例,认为小农“愚蠢地固守旧制度”,“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一言以蔽之,在马恩看来,小农代表着落后的生产方式,它终将灭亡。
回顾人类文明于20世纪的发展进程,马恩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导致了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践过程中对小农生产、生活方式的抵制。然而,即使在“自由社会”,小农也日渐式微,国家资本主义和贪婪的市场以“企业农业”和“公司农业”的表现形式不断威胁着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这些“侵略力量”已经发展成为“食品帝国”(扬·杜威·范德普勒格,2008:104),进而不断破坏小农原来完整自洽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非市场逻辑的物质流通体系。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前殖民地国家(地区),由于土地被剥夺、赋税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小农反抗的“道义力量”不断累积,并寻找时机爆发,从而影响政治稳定,对国家政权建设造成威胁。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科学从整体上进入自我反思的“后现代”阶段,这也使从学理上为(真正的)小农经济“正名”提供了契机。比如,蕾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1972)表达了对农药过度使用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担忧,而这些“破坏者”背后往往有国家的影子。齐格蒙特·鲍曼提出“废弃的人口”这一概念,他认为现代化剥夺了人们生物意义与社会意义上的生存手段,使其成为人类废品。用这一概念来形容极端现代化背景下的小农再合适不过,传统的小农又何尝不是秩序建构和经济进步之下的“废弃人口”(wasted human)。
人类学自下而上的立场有助于发掘小农生产、生活方式的内在逻辑,尤其是发现小农生产、生活方式中那些隐藏于市场流通之外的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小农抵抗国家与市场“侵略”的战略资源。人类学注重地方性知识的再生产过程,而国家千篇一律的规划对其造成了破坏,这也是规划失败的重要原因,只有从人类学的视角才能真正了解地方性知识及其指导下的地方性实践的运作逻辑。人类学坚持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在现代化几乎成为一种信仰的情况下,能以最大程度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人类学的视野,我们将会发现,小农生产、生活过程中的物质流动是循环的,所有有机体都能善始善终地发挥价值,甚至小农可以在物质流动中生产价值,这便是“流动的生命力”。                                     
二、极端现代化背景下的小农境遇
(一)强势的国家与贪婪的市场
在20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无论国家属于哪个政治阵营,“极端现代主义”都几乎成为一种信仰,它的精髓在于国家对公共事务计划和掌控的欲望,表现为各类“宏大工程”和统计调查工作,这一切都以“发展”的名义进行,背后支撑它的逻辑是对科学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改造世界力量的信仰。“极端现代主义”及其实践是典型的吉登斯意义上的“解放政治”的表现,它影响深远,对于小农生产来说尤其如此,詹姆斯·C.斯科特认为,“极端现代主义农业在其实践者和追随者中间产生了巨大的信心,这一点也不奇怪。它是与西方空前的农业生产力和科学与工业革命的力量和威望联系在一起的。也不奇怪,极端现代主义的原则就像真正信仰的法宝一样,应在全世界不加区别地实施,并深信只有它们才能照亮农业进步的道路。”极端现代主义是人类社会两次科技革命深远影响在政治等领域的余波,它是“一个关于将科技进步应用于—往往通过国家—人类社会各领域的全盘幻想”。它的影响几乎遍及政界、学界,“它主要的倡导者和传播者是下列组织的先锋:工程师、设计师、技师、高层管理人员、建筑师、科学家和预想家。”
极端现代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在两个阵营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都有体现,尤其是在后发现代化的国家,这一思想与它们加快实现现代化的愿望相契合,所以更容易在国家机器的支持与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下转化为改造自然或社会的实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由国家主导的大型项目最终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有的甚至产生了负功能。斯科特认为,造成这一结果是由于极端现代主义的以下三个特征的相互牵制:第一,国家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第二,毫无节制地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第三,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需要指出,本文认为,小农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就蕴含着对极端现代化的抵抗,这种抵抗蕴含于日常的生产实践中,是隐匿的,却也是持久的。
除了野心勃勃的国家之外,资本主义市场也对小农虎视眈眈,具体表现为有机构成小农自给自足生产、生活方式的诸要素被逐渐瓦解,资本主义市场将它们重新纳入自身的运作逻辑之中,同时,小农将不得不按照市场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形式来进行生产。这种运作有时是隐匿的,并且背后有着强大话语体系的支持。学者扬·杜威·范德普勒格举了西欧“食品帝国”所宣传的“绿色牛奶”的例子,所谓的“绿色牛奶”的生产,本质上首先是一种对奶业的垄断,包括对“绿色”标准定义权的垄断。其次,“绿色牛奶”本质上是现代食品工业“发明”的产物,甚至不算牛奶,它将原奶中相关成分进行化学分离,再按照“绿色”的标准进行“重组”,这样一来,原奶中若干其他营养素是否被破坏就不得而知了。“食品帝国”实现对小农生产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是分工,如只从荷兰的奶农那里收购原奶,这样一来,便破坏了小农有机循环的生产方式,使其越来越单一化,使其越来越沦为市场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一点与殖民主义者强迫西非农民种植单一经济作物,抵制多元栽培(詹姆斯·C.斯科特,1998:350),从而降低小农生产的可持续性,削弱其生计保障功能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二)小农的反抗
小农生产、生活方式受到冲击,这在全世界是普遍的,只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前殖民地国家(地区)的小农除了面临资本主义市场的冲击外,本国不稳定的政治架构也会放大冲击所造成的影响。当小农生计面临威胁时,法治建设的落后以及基于当地文化传统的卡里斯玛型人物(保护型盈利人)的出现也使得社会冲突变得更加可能,对国家政权稳定造成冲击。因而,小农生产、生活方式所受到的冲击,在剧烈转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很容易转化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在发达国家,小农的基本生计保障普遍不成问题,小农的反抗主要体现在“为了获得自主性而斗争”。“小农境地的目标是建立和巩固一个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资源库,这使得人与自然的协同生产成为可能,这种协同生产方式与市场相互作用,从而保证了小农的生存和未来的希望”。因而,这种反抗的核心在于小农“不断补充和强化其资源库,不断完善人与自然的协同生产过程,不断扩大其自主性,并因此降低其依附性”(扬·杜威·范德普勒格,2008:27)。通过合作、建立资源库等方式,实现“再小农化”(扬·杜威·范德普勒格,2008:181),这便是西欧发达国家小农反抗国家和市场“侵略”的主要方式。
斯科特关注了东南亚地区农民的斗争与反抗,提出了“道义经济”这一概念,并用它来分析东南亚农民反抗的原因和背景。他认为,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所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詹姆斯·C.斯科特,1976)。农民是否采取实际的行动来进行反抗,背后有着经济理性的考量,不反叛必然不代表农村社会关系是和谐的,这其中的困难在于:如何辨别受压迫农民的集体沉默主要是由于制度层面的强力压制,还是主要由于某种精英所塑造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服从的文化(詹姆斯·C.斯科特,1976:294)。作者通过对东南亚农民所流传的反映他们受压迫的民歌和对精英所创造词汇的自发抵制,认为在农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亚文化”,这是“一种基于生存经验真实的公正道德”,而不仅仅是对现实的逃避(詹姆斯·C.斯科特,1976:307),这是一种道义文化。当时机成熟,这种道义文化便会转化为反叛的实际行动,一个政党如果能自觉地成为农民道义文化的代言人,那么它就可能成为农民反抗行动的领导力量。
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暴力反抗也绝非小农进行反叛的普遍方式,“建立资源库”也被广泛应用,这是一种隐匿在小农的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一种“无声”的反抗方式,“对抗的力量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尊严之中(Holloway,2002:217)”。比如,小农进行“复古式创新”,拒绝使用化学除草剂,而是采用老式农具(扬·杜威·范德普勒格,2008:304)。此外,小农在自身居住地附近开辟小的牲畜圈或菜园,实现部分自给自足,尽管它看起来可能显得凌乱不整洁。这些都是小农隐匿在日常生活中的抵抗方式。
三、视野下移:人类学视角下的小农
(一)“后现代”视角下的小农
与小农生产相对立的,是(极端)现代化思潮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当“发展”、“进步”等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尽管这些共识可能是被“制造”出来的,小农生产方式由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张力,很容易被贴上“落后”、“保守”等标签,进而最终消灭它的“合法性”资源被不断地累积。
小农生产是现代文明内部的“他者”,在早期的人类学发展进程中,“他者”主要指非西方文明的族群。“文明—野蛮”、“西方—非西方”这样简单的二分法背后是刻入骨髓的西方中心论思想,甚至连中华民族这样拥有悠久文明的族群在“二分法”之下也被归为“野蛮”之流(王铭铭,2019)。进入20世纪下半叶,人类学从整体上进入反思阶段,通过对“异邦”文明的考察,学者不断地反思西方文明内部的问题,比如玛格丽特·米德通过对萨摩亚少女青春期成长经历的考察,再与美国青少年的经历进行对比,认为成长过程中的“苦涩”不是必然的,冲击了传统心理学的观点,也引起了对自身文明教育方式的反思(玛格丽特·米德,2008)。甚至,这一反思导致了“忏悔的人类学”的出现(王铭铭,2019)。
小农生产作为现代文明内部的“他者”,很自然地构成了对(极端)现代化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起点”,通过对小农生产、生活方式进行人类学意义上的“深描”,隐匿在其中的意义便能被不断彰显,它们是反抗(极端)现代化的因子。
(二)逆现代化:依托地方性知识的抵抗
按照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的观点,在现代化话语统摄全球的条件下,所有从乡村、部落等具体实践中产生的知识类型都具有“地方性”特征。“地方性知识”背后有一套有机且复杂的体系来支撑,并赋予它在当地的合法性,这包括: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地形等)、民俗文化、权力结构、外部要素冲击与应对等。
对于小农来说,维持基本的生计是第一要务,这离不开“地方性知识”的指导,统一的、标准化的要求只会将小农置于现代化的边缘地位,削弱其生存能力的韧性。“地方性知识”的关键在于小农自身在其生产、生活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坦桑尼亚的农民基于“地方性知识”,长期以来采取复合种植、交叉种植或交替种植的办法,如将咖啡与香蕉等混合种植(詹姆斯·C.斯科特,1998:308)。这种方式最适宜于当地的气候,多样作物的产出也能为农民的生计安全提供保障。然而,大多数农学家讨厌这种方式,因为它加大了监督的成本,不便于统计和测量,并且不能使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利益最大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国家和市场乐见小农生产被纳入更广大的计划中去,它们愿意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对小农进行再组织。小农坚持生计优先,坚持采用“地方性知识”来指导自身的生产、生活,它可能不能像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马上为自身带来巨大收益,但却能保障长久的安全,这也符合斯科特所述“生存第一”的原则。随着(极端)现代化的发展,“地方性知识”及其指导下的小农生产、生活实践日益受到冲击。
尽管如此,利用“地方性知识”规划生产是小农反抗(极端)现代化的有力方式,正如上文所列举的例子,小农基于自身在长期生产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对周边资源进行充分开发利用,他们熟知种植何种类型的农作物最有利于保障生计,从而抵制自上而下的外来规划。他们还会进行“复古式创新”,重新使用古老的农具和生产方式等,拒绝使用操控他们的现代技术。总而言之,反抗融于例行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它细致入微,难以察觉,却也构成了抵制(极端)现代化的强大韧性力量。
(三)抗拒规划:“实践知识”的再生产
“实践知识”可以被形象地称为一个古希腊术语“米提斯”—英文翻译为“狡猾的技能”,更准确地理解是,“‘米提斯’包括了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做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所有的人类活动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米提斯”(詹姆斯·C.斯科特,1998:400)。对于小农生产则更是如此,因为他们需要面对外部复杂的物质环境,如不断变化的气候、自然灾害等,来保障生计。“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是对“米提斯”特点的形象概括,它的内在机理是人们之间可以通过“模糊意识”来进行潜意识层面的信息共享,而它的基础来自于实践,这也是它区别于“天资灵感”、顿悟等获得知识手段的重要特征。“米提斯”是对“课本知识”的一种反动。
由于外在物质环境的不断变化,小农所掌握的“米提斯”也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再生产,从而与外部环境保持一种平衡。“米提斯”作用的发挥是国家层面的乌托邦规划失败的重要原因。任何试图用单一的标准去规制和统一小农生产的努力必然会失败。在应对外部物质环境方面,小农显然比国家和市场更有智慧,尽管这一点时常被忽略。
(四)远离资本主义市场:作为谋生手段的小农生产方式
在市场逻辑之下,小农永远不会拥有主体地位,他们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市场的“野心”在于它致力于瓦解构成小农生产方式的诸要素,再将它们整合进自身的框架中,这一切都以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构成小农的生存逻辑第一位的是利用“资源库”来保障自身生计,在困难时期,小农为了生计甚至会采取“自我剥削”的形式,如对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吃树皮等)、自我降低生活水准、逃荒等。
人类学视角下的经济行为由三种基本要素构成:人、物品、交换。小农当然也有市场,但这个“市场”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而更多地具有经济人类学意蕴。小农的交换并非完全建立在个体的经济理性之上,而是有互惠、赠与等情感因素的嵌入,具有“非制度化”的特征。小农通过(本地)市场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而且能够通过互惠、赠与等非经济交换行为,不断参与和强化村庄共同价值的创建和再生产过程,并从中不断找寻自身与村庄其他个体的相互认同(阎云翔,1999),这是一套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交换的逻辑。
四、流续的生命力与“废弃的生命”
本文认为,与所谓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相比较,小农生产、生活过程中的物质流动是循环的,所有有机体都能善始善终地发挥价值,甚至小农可以在物质流动中生产价值,并在这种价值中找寻自身生命的意义,这便是“流续的生命力”之含义。与这一术语含义相对立的是鲍曼所提出的“废弃的人口”,他们是“(现代化的)秩序构建和经济进步必然的副作用”,因为“每一种秩序都会使现存人口的某些部分成为‘不合适的’”,而“经济进步会贬低曾经有效的生存手段”(齐格蒙特·鲍曼,2006)。于是,一部分人口以及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就必然会成为现代化的“剩余物”,个体被工具化。
何止一部分人类会成为“废弃的人口”,在极端现代化背景下,所有的有机体都可能成为“废弃物”,即从“废弃的人口”扩大到“废弃的生命”。在《新小农阶级》一书中,作者曾以“食品帝国”为例,介绍它为了使利润最大化,利用现代技术对奶牛进行“催化”,提高其产奶的速率,这也意味着这些奶牛的自然发育受到破坏,沦为纯粹的产奶工具,甚至面临着用完即弃的命运,于是,一个生命体的唯一价值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一道环节,通过被剥削生命而带来了利润。此外,催熟剂,生长剂的广泛使用也是“废弃的生命”产生的“推手”。
小农生产、生活方式不会产生“废弃的生命”,相反,它体现出“流续的生命力”的特征。首先,从小农生产、生活过程中的物质流通来看,循环利用的原则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在传统的小农生产下,没有什么物质或要素是多余的,比如,人、牲畜的排泄物被作为农家肥重新进入田地,它们重新转化为农作物生长的能量。杂草可以被部分用作牲畜的饲料等。其次,小农在参与这种物质循环的过程中,对其他生命体抱有敬畏,人与某些牲畜之间不是单纯的工具性利用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笔者认为,这种依赖介于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关系和人类学“物/图腾植物、动物就是人生命的一部分”之间,甚至更偏向人类学的观点。比如,耕牛已经成为一种吃苦耐劳的象征,是小农生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不少赞颂它的诗句。最后,在小农生产、生活过程中,与乡土文化相关的价值也被不断地生产出来,中国农民对土地抱有深厚的情感,“落叶归根”、“入土为安”便是这种情感的体现,农民将生命的意义与土地联系在一起,自身长眠于终生付出辛劳的土地,而后代将继续在同一片土地上挥洒汗水,生命的意义由此得到延展。
五、结语
这是一篇读书报告。极端现代化背景下,小农生产、生活方式岌岌可危,本文虽不对此做价值评判,但也必须阐明,文中字里行间可能透露出的小农立场显然是受笔者近期所阅读的相关著作的影响。如果跳出这几本著作,社会总归要发展,小农生产方式不可能一成不变。这也激励笔者不断加深阅读,在多样化的“观点丛”中找到稳定的支柱。
Posted: 2021-10-30 17:29 | 13 楼
高子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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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冲突》简明阅读笔记
高子畅
1.本书以“社会冲突”为切入点,通过回顾20世纪以来发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第一世界”国家)内部的冲突,来探讨“历史演变的方向”,本书最终的落脚点是希望青年人多参与公共生活,推动建立“世界公民社会”。这意味着,本书所提出的对现代社会冲突的解释框架之效度最适用于“第一世界”国家。
2.作者持自由主义的立场,理论层面,本文主要与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进行对话。
对于前者,作者认为:①在解释社会冲突时,经济决定论是不恰当的,或者说,在作者的解释框架中,经济因素以“供给”的形式表现,它在与“应得权利”等的关系中导致社会冲突的发生。冲突是“应得权利”与“供给”之间张力的产物,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②作者用“社会失范”的解释话语体系代替了马克思“阶级冲突”的解释话语体系,这意味着,冲突可以在民族国家的宪治框架内得到解决,尽管作者也承认,这还是一种理想。
对于后者,作者认为:韦伯对官僚制本身以及它所带来危险—制造平庸、“腐蚀作用”、成为“顺从和依附的外壳”,从而制造实质上的“极权主义”等,的反思,也启示学者思考“民主和革新如何才能相结合”,从而使社会“不必进行革命又可能演变”。
3.本书的解释框架。
作者认为,“应得权利”和“供给”之间的张力是解释现代社会冲突的关键。他认为,“应用这两个概念……就可以阐述现代冲突问题”。“应得权利”是阿玛蒂亚·森提出的概念,本书中,该概念的名称和内涵有所扩大。阿氏认为,“应得权利”指人们“合法的对物品的需求”,“一个社会里人们用可资利用的法律手段去控制(物品)的能力”,它本身由社会结构决定。作者将“应得权利”的内涵也扩大到了政治层面,如对“公民权”的争取。同时,作者认为完全意义上的“应得权利”只是一种理想。“供给”包含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内涵,经济层面主要指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物资供应能力的提升,政治层面指随着公民社会的健全,越来越多的“边缘群体”将获得“公民身份”,“为在公民社会里争取充分的成员资格的斗争,成为现代社会冲突的伟大主题之一,直至世界公民社会有朝一日成为现实”。一言以蔽之,“应得权利”表示“选择的对象”,“供给”表示“选择的可能性”(具备“公民身份”)和“供选择的东西”(物质)。
“应得权利”和“供给”的解释框架不仅适用于当下,也可以用来解释近代以来西欧的社会冲突。作者认为,在民族国家中,公民权利的理念将得到普遍化,而“公民身份地位”意味着无条件存在的应得权利和义务。换句话说,“应得权利”是一种无可置疑的价值追求,“供给”状况则代表了社会现实,这二者之间的张力为社会冲突的发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些冲突不断地使理想的“应得权利”转换为现实。如,工业革命是一场“供给”的革命,法国大革命则是一场“应得权利”的革命。
如果将“应得权利—供给”的解释框架与马克思所谓“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框架进行对比,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引入了“政治”维度。在解释现实发生的社会冲突时,与作为一种宏大理论的“经济决定论”相比,“应得权利—供给”的分析框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效度,比如,它可以自洽地解释西方工人罢工等现象。
4.“失范”(“民主的阶级斗争”)而非“阶级斗争”;“社会运动”而非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反抗;特殊利益集团而非阶级政党。
“失范是一种违反规范不受惩罚的社会状态”,作者认为,“冲突不是作为在一次革命战争中的战斗部署,或者也不是作为民主的阶级斗争,而是作为失范”。判断冲突为“失范”或者“阶级斗争”,即威胁政治体制的运动,主要看冲突的参与者是否有“公民身份”,这也呼吁不断增加政治供给,“一个社会准备接受一个没有真正加入它的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群体的持久存在,这个社会本身就会有问题”。获得“公民身份”意味着,社会冲突在理论上可以在国家的宪治框架内得到解决,同时,它也意味着社会冲突具备了正当性,因为它符合不断获得“应得权利”的价值追求。理论上,“公民”有了获得平等权利的机会,“它使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不平等变得可以容忍”,因为他们处在一个共同的公民国家里。
作者认为,公民社会是防止颠覆性社会运动和阶级政党出现的“保护伞”,它与国家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与之相反,极权主义政治制度把社会动员当成了社会控制的工具,是对公民“无组织状态”的一种被动反应。公民社会意味着多样化、差异和制衡。经济层面的不平等必然存在(而无论国家政策是伴随着不同党派执政在“扩大供给”和“强调个人责任”之间转换),因而,作者将目光转移到了培育公民社会层面,甚至在书的结尾,他倡导建立一个“世界公民社会”,以此来减少社会冲突的发生。
5.对“应得权利—供给”解释框架的补充。
在“应得政治权利”层面,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会与之结合,从而使社会冲突变得复杂,也加大了培育公民社会的难度。比如,对民族“自决”权的滥用。民族主义意味着“同质性”,这与公民社会的价值背离,这导致国家内部分裂主义的出现,在固定的地域刻意强调某一单一民族或信仰,如“天主教的爱尔兰”,这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某一“公民身份”的追求,因而,和平解决这些冲突越来越困难。
此外,对“应得权利”的追求也会与特定的种族联系起来,如美国黑人平权运动,这意味着,文化/种族维度的引入或许会提高该框架的解释力。
Posted: 2021-11-25 18:22 | 14 楼
高子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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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谈一则
高子畅
一、“伟大社会工程”与“零星社会工程”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卡尔·波普尔于1942年在“流放”澳大利亚期间完成的一部鸿篇巨著,全书的主题概括起来,就是:在人类思想史上,尽管反自由主义的思潮从古希腊以来就存在,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等的思想,而无论它们是有意还是无意为之,但与此同时,即使在“极权主义”及其端始占据主流话语和道义基础的时代,也总有为自由主义发声的人,如柏拉图、哈耶克等。而西方文明之所以成为自由民主的源头,并不在于其民主的发展程度——事实上,西欧民主制度确立的时间相较于整个历史时段而言实在是短,且不论其中经历的波折——而在于,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文明就孕育了与非自由主义思想进行对话和“反叛”的可能性。从“长时段”来看,这些思想就像一颗颗火种,一直持续不断地燃烧到启蒙运动时期,最终成为推动西欧乃至世界范围内第二波、第三波(塞缪尔·亨廷顿)民主革命的“熊熊烈火”。卡尔·波普尔在本书的一个潜在假设是: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最终必然归宿,“开放社会”代表人类社会的未来,自由主义理论具有合理性。
卡尔·波普尔对非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批判是他认为这些思潮热衷于建构“伟大的社会工程”。何谓“伟大的社会工程”?笔者认为,它首先是一种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叙事,甚至其中夹杂着某种道德评判,如未来的“美好社会”应该是怎样云云;其次,它必然导致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即为了达到“美好社会”的愿景去改造现有社会,而抽离了对历史维度的考察,脱离了现实。卡尔·波普尔认为,所有“伟大的社会工程”都只是乌托邦,对于社会的发展无益,甚至会带来巨大的破坏。相应地,他提出了“零星社会工程”这一对应概念,笔者认为,它的内涵有如下几方面:第一,拒绝“乌托邦”,即不对社会未来的演化做宏观预设,不人为(抽离历史维度)来“制造”规律;第二,拒绝价值预设;第三,问题导向,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的;第四,是“恢复性”的,而非“颠覆性”的,重在“修补”社会制度。
“零星社会工程”的提出有着相关方法论和历史基础作为支撑,它们分别是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理论,具体来说,是“证伪”理论,以及古希腊哲学中的“米提斯”理念。“证伪”理论的核心是:科学发现的理论,都是假说,它们不能够被证明,而只能够被证伪。这一理论虽然在科学哲学的领域中被提出,但却也巧妙地构成了“零星社会工程”的方法论基础——这意味着,“零星社会工程”的提出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人类社会没有永恒发展的宏大规律,更不应被某种“目的论”所牵引,而是应该在实践中不断进行“修正”,这种修正便是“零星社会工程”。在经验层面,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初的“自由放任”政策到后来“凯恩斯主义”的出台,这种政策的变动而非根本制度的变革可以看做是“零星社会工程”的体现。古希腊哲学中“米提斯”这一概念构成了“零星社会工程”的实践基础,“米提斯”即“实践知识”,即一种“包括了将蕴含于地方经验中的知识形式与国家及其机构所使用的更一般和抽象的知识进行比较的手段”,这意味着任何有国家所主导的大规模社会变革都难逃失败的命运,因而,“零星社会工程”便具备了合法性。卡尔·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一种“伟大社会工程”,而若用“零星社会工程”对其进行“改造”,就只能把它看做是一种“社会工艺学”。
“零星社会工程”这一概念并非无懈可击,若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羞答答的卫道士”。这一概念的提出事实上基于这样一种预设:自由主义具有合法性,它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因而,“零星社会工程”这一概念实际上拒斥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其他可能性,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决定论?
二、社会科学领域宏大理论的威力
这一段时间我集中阅读了弗朗西斯·福山、塞缪尔·亨廷顿以及卡尔·波普尔的若干著作,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塑造了宏大理论,这种塑造可能来自于对人类历史上政治制度发展史的回顾,如福山在《国家建构》一书中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政治发展史,亦可能来自对人类思想史的考察,如上文所提及的卡尔·波普尔对历史上反自由主义思想的考察。无论是对历史事实的回顾还是对思想谱系的考察,都赋予了宏大理论以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宏大理论不仅“向前看”,而且还“向后看”,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比如,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基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寻求承认”的本性这两方面,得出“自由社会”将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最终形态这一结论——若这一学理上的判断被当作某种社会规律而被接受,就必将对历史的进程——如果它客观存在——造成影响。尽管每个学者可以尽量做到价值中立,但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科学理论资源库却具有独立的生命——就像一部著作的产生也会逐渐超脱时空限制,独立于著者本身。因此,社会科学思想具有不可避免的“反身性”。笔者无意于对上述著名学者的观点进行价值评判,历史本身自会给出答案,也完全相信学者们相关命题的提出是基于中立的价值判断,但却必须指出,具有独立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本身或多或少都会偏离“价值中立”的规范。联系现实,“自由社会”的某些成员将关于自身社会发展学理性的结论上升到“规律”层面,赋予其意识形态色彩,并试图用同样的“规律”来干预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外在强加的“伟大社会工程”?更何况,这种行为本身假借“对自由主义合法性的学术讨论”这层外衣,实则为横行霸道龌龊之事。学者们有时也无意地充当了“帮凶”,亨廷顿在《第三波》这本书中认为大国的支持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条件,他甚至在书中相关章节的结尾列出推动民主化的相关具体做法,宛如一本“颜色革命”手册,使笔者万分惊愕。这一事实从侧面也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建立有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之重要性,只有这样,“神话”才会黯然失色,“规律”才会悄然退场。
社会科学宏大理论之所以能够“被意识形态”化,是因为其本身就具有预见性,或者说超越了普罗大众的时下普遍认知,“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便反映了这种预见性。卡尔·波普尔为逃避反犹太浪潮而逃离祖国奥地利,到了相对远离战火的新西兰,并在那里写下了《开放世界及其敌人》这部著作,以捍卫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就不得不佩服波普尔的学术定力,这本书出版于1942年,这之前“二战”的转折点尚未到来,法西斯集权主义正处于气盛之时,自由主义在理论上不占主导,民主国家在与法西斯集权主义国家交战中却还处于劣势,即使在战后到“第三波”民主化潮流来临之前,民主国家在数量上还少于非民主国家,波普尔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大胆地担任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卫道士”,80年后的今天,尽管自由主义社会内部面临着种种危机,甚至自由主义原则本身也受到质疑,这种质疑是“钳形”的,既来自内部,又来自所谓的非自由主义社会的理论界,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大都信奉自由主义(新加坡等是例外),这从侧面印证了波普尔的预言。
宏大理论具有预见性,它的效度需要时间来检验,并且它往往需要经过数次“修正”,正如福山从未放弃过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的根本观点,而只是后来进行了若干补充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我们能做的,就是施行更多的“零星社会工程”,改善人民生活,剩下的,就交由时间来检验吧。
2022年1月14日,星期五
于西农北校图书馆三楼阅览
Posted: 2022-01-14 17:28 | 1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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