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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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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斌书读书报告2(更新至2021.4.17)

2020.12.6~2021.4.10
布迪厄:
《区分》(上下两册)
《单身者舞会》
《科学的社会用途》
《自我分析纲要》
《实践理性》
《实践理论大纲》
《国家精英》
《艺术的法则》
《言语意味着什么》
《关于电视》
凡勃仑《有闲阶级论》
米尔斯《权力精英》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帕累托《精英的兴衰》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关于阶级的一些观点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阶级对立和分化是社会分工、私有财产积累以及私有制产生、发展的结果。社会学领域,不少社会学家也对阶级和社会阶层的研究颇有建树,诸如韦伯、马克思、布迪厄、凡勃仑以及米尔斯等人。
一、阶级的划分标准
所谓阶级,暗含社会等级和社会分层。我们所熟知的阶级划分标准更多来源于马克思的阶级观,即社会分层主要由经济因素(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引入了社会因素,在他看来,阶层划分受权力、财富和声望三个因素共同影响,而不是由单一的经济标准或其他某个因素决定。韦伯的阶级观影响着凡勃仑和米尔斯,在前者的有闲阶级论以及后者的权力精英和中产阶级分析中,除了考量财富的积累量,权力、名望和社会地位也是重要因素。
布迪厄的阶级研究区别于马克思和韦伯。他的关系主义方法论强调惯习、场域和资本对实践的作用,并由此总结出一个公式:(习性)(资本)+场=实践。实践在不同的场域中完成,它统一的和生成的原则是阶级习性,而阶级习性是被归并的资本。布迪厄认为资本有三种根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且不同种类的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不同资本的转换成为各阶级或内部各阶层在社会空间中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策略。社会行动者占有的资本量和资本类型不同,形成不同的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两者共同构成习性的生产条件,将各大阶级区分为统治阶级、中产阶级和民众阶级,而各大阶级内部还存在高低阶层之分。
二、不同角度的阶级
研究“阶级”主题的学者很多,各自有不同的切入点,这里对有闲阶级、精英、权力精英、英国工人阶级以及美国中产阶级的论述做出总结。
(一)有闲阶级
有闲阶级与劳动阶级的相互分离源于野蛮时期初级阶段男女之间劳动分工的差异,有闲阶级起源于野蛮时期的掠夺性文化,而凡勃仑在《有闲阶级论》中并没有对有闲阶级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有闲阶级特征明显:
第一,有闲阶级能以固定形式出现的必要条件是:(1)该族群必须具有以掠夺为目的的生活习惯(从事战争,或者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或者两者兼具)。(2)维持生计的必需品必须是十分充足的、能轻易获取的,从而对于该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能使其免于从事日常劳务。
第二,有闲阶级对各类职务加以歧视性区别,从事非劳役性职务,与劳役性职务相比,不追求为增进人类生活而有效利用非人体环境,不考虑工作的效率和实用性。
第三,炫耀性休闲,即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野蛮文化时期,一方面,生产性的工作被认为无价值感;另一方面,以此证明有经济能力负担起闲散的生活。于有闲阶级而言,休闲是一种工作,这种工作在性质上同侵占生活紧密结合,通常表现为“非物质”的商品形式,准学术或准艺术的成就以及对人类生活没有直接提升作用的一些有关做事方法和琐细事物的知识证明了这一点。仪态和礼仪具有象征意义,它的价值就在于其为休闲生活提供足够的证明,因为礼仪是身份地位的一种规范,休闲本就是凭借财力换取名誉的一种方式,修习礼仪也就成为那些追求财力上地位较高的人所应履行的义务。这里还需要提到一种附属性或衍生性的休闲阶级,它是代理休闲阶级,只是为了规范原发性或合法的休闲阶级的利益而开展代理休闲。代理休闲是私人服务、私有财产以及劳动分工的产物,代理人通常是主人的奴仆和妻子,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为主人提供私人服务,因而逐渐脱离了为获利而从事的生产性劳役,实际上他们的休闲并非自身的休闲,而是为了改善主人自身美满的生活和提升福祉,以及证明主人的支付能力。
第四,炫耀性消费。在掠夺性文化的最初阶段,消费已经发生分化,由健壮男子组成的上层阶级消费由劳动妇女组成的下层阶级所生产的物品,而妇女只能消费她们工作的附属品,高级食品、珍贵装饰品等更有价值的事物是有闲阶级的专属消费品,妇女和儿童被排除在外。准和平时期,奴隶制下,劳役阶级只能消费维持他们生存的必需品,而奢侈品和生活享用品专属于有闲阶级。进入和平时期,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以劳动工资或小家庭生产为基础的工业体系的形成,对消费的限制逐渐消失。对贵重物品的炫耀性消费,仍是有闲绅士博取声誉的一种手段,例如通过馈赠昂贵的礼物、举行奢华的宴会以及进行各种娱乐活动,以此证明自身的富有程度。与代理休闲相似,有闲阶级制度下也产生了代理消费,诸如落败的有闲绅士阶级,由于从家庭继承的财富不充分而主动投靠身份较高的人,由此从主人那里获取荣誉或者得到进入有闲生活的途经,成为代理消费者或者部分代理消费者。随着奴役制度的消失,代理消费和代理休闲的人数日渐减少,发展到后期甚至由家庭主妇独自承担。
需要强调的是,代理休闲和代理消费现象存在的家庭可能并不属于有闲阶级之列。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家庭里,家庭主妇也在进行炫耀性消费和炫耀性休闲,而事实上这些家庭的财富等级不构成有闲阶级。到了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一家之主所进行的炫耀性休闲已在相对较高的层级里消失。中产阶级的家主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从事生产性的工作和职业。在任何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里,良好的声誉以雄厚的财力为基础,而展示财富力量从而赢得或维持声誉的手段就是休闲和对物品的炫耀性消费,下层阶级已无法负担任何程度的休闲,有闲阶级在工作本能的作用下,从事带有目的性的活动,追求活动的有用性。
第五,有闲阶级具有本能性保守倾向。凡勃仑认为,有闲阶级是一个保守的阶级,是社会结构的保守倾向或复归倾向的代表或载体。即使在任何现代的、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下,也能避开盛行的经济压力。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这一阶级延缓进化的进程和保留腐朽乃至落后的事物。对于其他阶级而言,有闲阶级有示范作用,他们尽可能地剥夺底层阶级维生的生活资料,减少其消费以及可用的精力,让他们更无余力从事学习和采纳新的思维习惯,因此也会造成下层阶级的保守性。
第六,掠夺性。有闲阶级起源于野蛮时期的掠夺性文化,上层阶级准入和退出的优胜劣汰过程使其保持这一气质。现代经济制度大致分为金钱制度和产业制度两类,而职务也分为金钱类职务和产业类职务两类,金钱类职务诸如商业行业中的大部分、政治、神职以及军事方面的职务,产业类职务例如生产和工业组织中的机械化作业。前者与所有权或所得有关,有闲阶级的经济利益与之挂钩,后者与工艺或生产有关,主要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关。这两类职务对性格倾向的要求实质不同,而金钱类职务保持和培养特定的掠夺性倾向和掠夺性意志。
第七,尚武精神。现代社会中大部分人已经丧失了尚武精神,但上层阶级保存较多,原因在于掠夺性文化的遗存。尚武精神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体育竞赛,而有闲阶级的一大特色就是热衷于体育竞赛活动,体育竞赛的精神就是凶暴与狡诈,本质上不利于集体经济利益,但契合金钱文化的本质。
第八,信赖运气。对运气的迷信起源于万物有灵论,认为事物有自身的意志,并主导其发展。万物有灵论后来发展为一种拟人论,认为神与人同形同性。一旦因果关系难以解释,人们就托之于神。迷信运气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热衷赌博。
(二)精英与权力精英
帕累托指出,任何社会学现象都有两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形式:一个是确定实际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客观形式,另一个是确定各种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的主观形式。而人是受情感而不是受理性支配的,惟一可行的选择是选择情感或选择宗教。从西方思想史的角度看,帕累托、莫斯卡和拉斯韦尔奠定了精英理论,这是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重要传统之一,帕累托细致阐发了精英循环运动论。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是新的精英取代旧的精英的历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人则衰落了。帕累托将精英定义为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
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讨论了几种关于精英的概念。第一种观点认为,占据统领职位的精英可以被看作是权力、财富和名望的拥有者。第二种观念认为精英也可以被看作资本主义社会上流阶层的成员。第三种观点从心理和道德标准的角度出发,认为精英也可能被界定为某些种类的选择个体,即精英是一群气质和能量出众的人。人文学者就认为,精英不是出自一个社会层级或类别,而是试图超越自身的松散个体,他们不论高低贵贱,只是与懈怠散漫、碌碌无为的普通大众相比,他们更有雄心,更有效率,更加出类拔萃。第四种观点也是站在道德和心理的角度,这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相反,把精英视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阶层,认为精英是由具有更出色品质的男男女女组成,是拥有特权的统治阶层。米尔斯认为美国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塑造成标准型“品性”的人,精英阶层是上流阶层,其成员经过挑选、训练和认可,并获准进入现代社会森严的层级领导机构。他对美国精英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体制方面,探讨机构之间和机构内部财富、权力和名望之间的内在联系。
米尔斯的关注点在于掌权者的权力以及他们在那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为此,他提出了“权力精英”的概念,他认为权力精英指的是那些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圈子,作为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集团,他们共同做出至少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决策。权力精英虽由政治、经济和军队人士构成,但这个新创立的精英团体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他们只有在某些契合点上以及只有在某些“危机”时刻才会团结在一起,它们并不是“轮流坐庄”,哪一个处于领导地位取决于“时代任务”。到了20世纪中期,高层的不道德已成为美国精英的系统性特征,由此还造成美国精英的道德不信任以及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此时的当权者是无知的,统治圈子中的知识和权力并未真正统一,权力、财富和名人精英甚至并未与文化、知识和有情感的精英保持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后者只是前者的雇员,是前者的工具,前者本质上还是无知的,私人良知以及公共道德涣散。美国精英当时的状况与福柯的观点存在差异,福柯认为,知识、话语与权力是三位一体的,掌握了知识的人一般就掌握了话语权,诸如医学领域的医生、精神病学领域鉴定疯癫的人,都是掌握相关领域具体知识的人,并由此获得了不同的权力。对于当时的美国精英,知识与权力明显是脱节的,精英可能只是掌握了财富和权力的职业“名人”,而有知识的人也不对知识与权力的分离、敏感者与当权者的分离、理性与现实的分离表态,致使当权者只考虑自己,不负责任地发号施令以及制定政治决策。
(三)英国工人阶级与美国中产阶级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开篇就指出,工人和无产者,工人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义语。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始于18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气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使工人变为无产阶级,进入工厂,成为厂主的资本。恩格斯指出,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开始,而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在这场战争中,资产阶级显然占据上风,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工人阶级是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基本的住宅、衣服和食物都得不到保障。他们住在大城市脏乱差且鱼龙混杂的贫民窟,可能紧临富人府邸;他们只能吃质量很坏甚至腐败的食物,可能衣不蔽体;因为强可替代性以及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而随时面临失业的威胁,因而生活极其不稳定,可用有上顿没下顿来形容。富人与工人阶级之间,形成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对比。
工厂制度下,贫穷、生活无保障和强制的过度劳动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堕落现象。面对残酷的社会环境,工人阶级有两种选择:反抗和放纵。许多妥协的工人在大量沉重的劳动和苦痛之余只剩下两种享乐,即酗酒和纵欲,更有甚者蔑视社会秩序,走向犯罪。恩格斯认为,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争。反抗资产阶级的工人团结起来,走向联合,在所有劳动部门中成立工会,与雇主谈判,规定工资,向资本家力争一个大家都得遵守的工资标准。在工业社会,金钱就是人间的上帝,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并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关系,再加上工资受劳动市场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的影响,工会能起的作用其实是极其有限的。
恩格斯认为,中等阶级(也即英文中的中产阶级)表示有产阶级,即和所谓的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法国和英国是直接地、而在德国是假借“社会舆论”间接地掌握着国家政权。根据恩格斯的解释,这里的中等阶级更多指资产阶级,也与法文中的资产阶级同义。而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一词最早出现在近代以来的欧洲。阶级理论认为,国家是或者应当是一个权力平衡的系统,因为社会是一种阶级平衡,而社会是一种阶级平衡的原因就在于它的中轴和稳定器是强大而独立的中产阶级。米尔斯笔下的美国中产阶级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老式中产阶级,另一个是新中产阶级,这里重点讨论后工业社会以来的新中产阶级。
米尔斯指出,老式中产阶级主要包括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家,新中产阶级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他将两者进行区分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从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看,老式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正因如此,米尔斯认为,从消极的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而白领、薪金雇员或新中产阶级是可以交替使用的。第二,在当时的美国,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老式中产阶级的消失,老式中产阶级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而新中产阶级一般从事脑力劳动,且其中不少职业的专业技术性强。这是新中产阶级也可以被称为“白领”的原因,同时能够获取职业声望的资本。
新中产阶级在追求职业声望和地位的过程中,在其职业生涯中,逐渐具备非人格化特征。他们可能受到管理人员的指使,也可能受到科层制度本身的支配,直到失去个性,失去工作的价值感,沦为创造性的“挣钱机器”。如凡勃仑所言,“生存竞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一场维护体面的斗争”。一如自由的知识分子,在文学的理性化和艺术的商业化背景下,文人的产品决定于市场,服从于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学,而没有真正的权力对自己的作品负起应有的责任。面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整个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知识分子的精神已经资本化,他们的智慧与意识形态成为商品。为了不被孤立,为了获得体面的生活,他们受雇于科层组织,失去了自身的个性和立场,中产阶级的大众文化取代了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和世界的直接体验,他们沦为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混口饭吃的人。再如人格市场的形成。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里说了这样一句话,“销售员的世界已成为每一个人的世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已经成了销售员”,这句话表明,市场已经渗透进每一个机构和每一种关系中,渗透进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以需要白领服务的雇主为例,他们购买的是雇员的社会人格,以售货小姐为典型。在她们工作的过程中,其人格成为服务于异己目标的工具,自身也已发生自我异化。面对顾客的时候,她们的脸上总是挂着职业微笑,这是一种通过准确计算的虚假微笑,并非发自内心,而远离顾客时,她们可能立即皱着眉头,或者一脸漠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自我异化是大都市人独有的个性。
(四)权力精英、中产阶级与有闲阶级的关系
凡勃仑在《有闲阶级论》中论证的有闲阶级更多指向上层社会,而金钱标准已侵入有闲阶级生活的方方面面。金钱代表财富,随之而来的是权力和地位,以及凡勃仑反复提及的荣誉。有闲阶级用来证明自身的方式有两种: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在不同时期,两者对于有闲阶级的重要性不同。野蛮文化时期,有闲阶级主要靠炫耀性休闲来证明自己,而在现代社会中,炫耀性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凡勃仑认为,人类本性中存在着的工作本能使上层阶级即使厌恶劳役,也不得不非常忙碌或者装作忙碌的样子。因此,炫耀性消费其实更能证明有闲阶级的上层身份,而有闲阶级不一定有闲。米尔斯研究的权力精英由军事领袖、企业富豪和政治董事构成,且三者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例如军事领袖也可以进入企业,成为企业中的领头人。由此可见,权力精英其实也是美国的上层阶级,属于有闲阶级序列。有闲阶级内部还存在阶层划分,美国白领,也就是新中产阶级多从事脑力劳动,拿雇佣工资,有职业声望,过着体面的生活,实际上属于下层有闲阶级或疑似有闲阶级。
一言以蔽之,权力精英和大部分中产阶级都属于有闲阶级。
三、阶级、私有制与性别
恩格斯认为,个体婚制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与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开辟了一个进步同时也是相对退步的时代。
阶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家庭形式的演变基本同步。在母系氏族社会,从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一直到对偶制家庭,世系和继承关系都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也只承认女系。到了对偶制家庭时期,也就是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来源,也创造出全新的社会关系。这一时期财产私有制度和奴隶制度已经产生,这些财富一旦转归家庭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就会打击以对偶制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同时,根据当时社会的习惯,丈夫也是食物的新来源即家畜的所有者,而后来又是新的劳动工具即奴隶的所有者。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财富的增加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也增加了废除传统继承制度的动力,母权制最终被废除。丈夫在家中掌握了大权,妻子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泄欲的奴隶和生孩子的工具。专偶制家庭时期,对妇女的要求更加苛刻。表面上看,专偶制应当是一夫一妻,对丈夫和妻子的忠诚都提出了要求,实际上专偶制只是对妇女而不是男子的专偶制,而这源于丈夫对年轻貌美的女奴隶的占有,即女性被男性奴役。由此可见,专偶制和男子的统治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私有财产制度是男女两性关系转变的转折点,私有财产占有的多寡也成为阶级划分的依据。
工业革命的到来改变了男尊女卑的关系,至少在工人阶级中,女性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社会,根据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情况,社会被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女性以高贵优雅著称,不必为生计发愁,相对于无产阶级家庭的女性,生活闲适。相比之下,无产阶级生活窘迫,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难以负担起整个家庭的开支。因此,大工业迫使妇女从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成为家庭的供养者,男性统治解体,严格意义上的专偶制家庭也走向破灭。无产阶级的妇女参与到社会生产中,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这成为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使女性从男性统治的枷锁中抽离出来。
凡勃仑对于有闲阶级制度的论述与恩格斯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有闲阶级与所有制是同时出现的,是社会结构的两大元素。上文提到,有闲阶级和劳动阶级相互分离的初始形式,蕴藏于野蛮时期初级阶段男女之间劳动分工的差异,而所有权这一制度的早期形式表现为族群中强健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即女性为男性所占有,实际上是私有财产制度的体现。在父权制社会,女性处于附属地位,通常是显示男性财富和荣誉的存在,因而时常作为有闲阶级代理休闲和代理消费的主力军。同样,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下层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再难负担起任何程度的休闲,炫耀性消费也岌岌可危。在工作本能的促使下,有闲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在炫耀性休闲方面的区别在逐渐消失,炫耀性消费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小结与启示
虽然恩格斯、米尔斯以及凡勃仑研究的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阶级风貌,但英国工人阶级、美国中产阶级和权力精英以及有闲阶级分别代表着底层民众、中间阶层以及上层社会,形成一个完整的阶级结构。无产阶级的穷困潦倒、中产阶级为了追求职业声望而进行的自我异化、上层阶级的高贵优雅以及男女两性的地位高低形成鲜明的对比,再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面貌。
下等阶级总是梦想转变为上等阶级,也习惯于模仿上等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作风。在众多策略中,各阶级巩固阶级地位以及实现阶层跃升的最常见的方式是投资教育。通过接受教育,受教育者获得的是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还与社会出身相关。上层阶级的子女从小接受家庭的熏陶,获得更多诸如逛博物馆、听音乐会等文化实践的机会,养成更高雅的审美趣味。相较而言,其他两个阶级的子女处于弱势地位,在接受高等教育时也只能选择一些比较实用的专业,而文学艺术类的专业则与之无缘。因此,对于上层阶级,教育实际上的作用是巩固他们的阶级地位;而对于其他两个阶级,教育在帮助他们获取更多文化资本的同时,还可能通过扩大的交际圈获得社会资本,增加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可能性,由此更有可能实现阶层跃升。教育理论一定程度上为当下社会议题:“寒门出贵子”以及“寒门再难出贵子”提供了解释框架。


2020.10.26—2020.12.5
《野性的思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集体行动的逻辑》曼瑟尔•奥尔森
《国家的兴衰》曼瑟尔•奥尔森
《权利与繁荣》曼瑟尔•奥尔森
《大转型》卡尔·波兰尼

集体行动何以可能?
曼瑟•奥尔森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也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奥尔森最特立独行之处在于他对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执著。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选择理论以个体的“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条件,即每一个体都通过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以追求自己行为的利益最大化。由此产生关于个体行为与集体行动的“集团理论”:如果集团中追求自我利益的理性个体有共同利益或目标,就会共同采取行动以实现该目标。尽管《集体行动的逻辑》也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奥尔森却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理论是存在漏洞,他认为个体理性并不能确保集体行动的利益最大化,反而会导致“搭便车”问题。因此,他研究的重点在于: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后果?
二、传统的理论解释及其不足
奥尔森认为,集团中的个人采取的大多数行动都是通过组织实现的,而大多数组织(以所有侧重于经济的组织为典型)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它们被期待增进其成员的利益。换句话说,组织虽然也能为纯粹的私人、个人利益服务,但它们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或集体物品。故个体行为总可以获得一般的非集体物品,而只有组织或集团的行动才能实现公共意图,获得集体物品。
(一)传统集团理论的解释
传统的集团行为理论强调私人集团和社团的普遍性,但不同学者在这一普遍性出现的原因分析上存在争议。一方面,部分学者提倡私人组织和集团的普遍性是由人类参加组织和社团的根本习性决定的,肯定了“本能”和“嗜好”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某些传统理论家考虑的是“功能”,即原始社会中的小型原始集团和现代大型自发社团的出现是为了满足成员的要求,增进他们的利益,解决他们的需要,只是规模大小不同的集团完成的功能相异。
推而广之,根据上述阐释,将传统集团理论运用到大集团和小集团上,一种解释是无论集团的规模如何,个体都是因为偏好和本能而加入集团;另一种解释是大集团会以与小集团相同的方式采取行动以实现某种功能,区别在于它们所完成功能的规模大小不同,但不同规模集团的基本性质相同。
(二)传统集团理论解释的不足
奥尔森指出,普通人加入大型自发社团的事实并不典型,即传统集团理论将现代自发社团普遍性的参与归为相同原因的合理性存疑。为此,奥尔森认为有必要追问集团大小与其凝聚力、有效性以及对潜在成员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并对集团的类型进行了探究。
1.“排外”集团和“相容”集团
从集体利益出发,得到的收益数量总是固定和有限的,因此,集团成员的数量直接影响每一个体获益的多少。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集团成员采用不同的方式控制集团规模。这里必须区分不同的集体利益:一种是相容性的,另一种是排他性的。前者指的是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时相互包容、并行不悖,彼此的利益并不会因为对方而受损,反而有可能因为对方追求的利益而受益,集体成员可能有意扩大集团规模,故称这种集团为“相容”集团;而后者指的是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时相互排斥,整个过程充斥着冲突和矛盾,彼此的利益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使集团成员试图减小自身集团的规模,故称这种集团为“排外”集团。由此可见,一个集团的排外性或相容性仅取决于它所寻求的目标,而不是成员的特性。
2.“特权”集团、“中间”集团和“潜在”集团
根据集团成员提供的集体物品、承担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的具体情况,将集团分为三类,即“特权”集团、“中间”集团和“潜在”集团(也就是常提到的大集团)。在“特权”集团中,即使可能承担全部成本,也至少会有一个成员受到足够的收益激励而提供集体物品,且不需要任何组织或协调。在“中间”集团中,没有任何成员有足够的动力单独提供集体物品、独自承担所有成本,但集团规模没有大到成员间彼此注意不到其他人提供集体物品的情况,因此,集团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获得集体物品,但缺乏合作与组织的集团一定不会获得集体物品。在“潜在”集团中,由于集团规模太大、成员数量太多,单独一个成员承担所有成本、提供集体物品对集团贡献不大,自己也不会获得太多收益,因此不会受到激励去作贡献;而协调和组织成员参与集体行动需要承担额外的组织成本,这种消极激励成为提供集体物品的障碍,大集团也就不会获得相应的集体物品。
单论规模,“特权”集团和“中间”集团明显小于“潜在”集团,在集体物品的供给上也相对容易。相反,在没有外界干预的前提条件下,个体理性很难使“潜在”集团获得集体物品。因此,大集团和小集团产生以及运行的原则并不一致,传统集团理论将大集团和小集团存在的理由归为一致的解释存在漏洞。
三、奥尔森的创新性解释
奥尔森认为,“大集团或潜在集团不会组织起来采取合作行动,尽管作为一个集团它们有理由这么做,然而小集团会采取这样的行动”。(p74)既然小集团与大集团有着“质”和“量”的不同,就需要更为详细的区分和比较。
(一)小集团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直接指出,“某些小集团不用靠强制或任何集体物品以外的正面诱因就会给自己提供集体物品”。(p32)小集团能为成员提供集体物品的原因在于小集团具有更大的凝聚力和有效性。也就是说,与“潜在”集团相比,“特权”集团和“中间”集团更能促成集体行动。
尽管集团有大小之分,但可以肯定的是要想集体行动成为现实,必须有实质性的激励去调动集团成员的积极性。于小集团而言,激励不仅仅包括经济激励,还包括社会激励。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集团成员最直接追求的更多还是经济收益。此时,如果集团成员发现自身提供集体物品所获得的收益比承担的成本多得多,就极有可能提供集体物品。在这种情况下,集团获得的收益超过总成本的量远大于它超过一个或多个个体收益的量。所以,在一个成员很少的小集团中,个体尽管可能承担提供集体物品的所有成本,但由于自身可以得到总收益的很大一部分,集体物品也能通过集体成员自发、自利地提供。此外,规模足够小的小集团为集团成员之间的彼此熟识奠定了基础,因此小集团里存在错综复杂的非正式的人际关系,也就容易形成“社会压力”。因为个体成员一旦将提供集体物品的负担不负责任地推给别人,他在小集团里就得面临社会地位降低、个人声望和自尊受到损害的风险。相反,倘若个体主动承担提供集体物品的责任,他能收获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且这样的社会激励是独属于个人的非集体物品,不具有共享性,进一步解释了提供集体物品的可能性。
一言以蔽之,个体理性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成员数量少使得个体能获得集团总收益的很大份额,这是小集团的一大优势。小集团的更大优势在于即使缺乏经济激励,社会压力和社会激励也会促使集团成员提供集体物品,达成集体行动。
(二)大集团集体行动的逻辑
大集团获得集体物品的困难程度远远大于小集团。如果没有专门的组织和协调,在经济激励方面,集团成员没有充足的动力提供集体物品,原因在于大集团规模太大,数量太多,个体提供的集体物品对集团来说杯水车薪,而自身负担所有成本获得的收益相当微小,因此提供和不提供集体物品对集团中其他成员不重要,不会引起其他集体成员的注意,不提供集体物品并不会招致惩罚,提供集体物品反而会加重负担。既如此,不提供集体物品就成为集体成员的共同选择。大集团中也不存在成为集团成员提供集体物品的社会激励。大集团与小集团相比,规模大,成员数量多,集团成员之间难以形成紧密的联系,社会交往密度小,没有类似于朋友关系的非正式人际关系。每个人都被一视同仁,不服从的个人感受不到排斥,合作的个人享受不到特权,也就不能带来相应的社会激励和社会压力,集体物品自然得不到提供。
在大集团中,集团成员的多样性还可能造成个体对于集体物品的多元化的需求,所以达成一致的意见极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众口难调,各具特性的个体达成一致意见本就不易,即使能侥幸达成,也需要漫长的谈判过程,付出巨大的组织成本,且意见一致为未必一定能促成集体行动。
在奥尔森看来,大集团要想获得集体物品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强制,二是选择性的激励,选择性的激励可以是消极惩罚,也可以是积极奖励。强制,顾名思义,与自愿相对。以纳税为例,把国家看成一个大集团,税款就是一种集体物品,国家通过税收为所有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任何个体想要阻止其他人共享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都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每一个体都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但不是所有公民都需要这样的服务,若不对纳税进行强制,公民完全有理由不为他们根本不需要的政府服务纳税,税收就形同虚设,政府也就没有充足的资源提供服务,集团物品也就得不到提供。“选择性的激励”是只针对集团成员个体的激励,而非追求集体利益的结果,它强调特殊利益,只有出售私人或非集体性产品或向各成员提供社会或娱乐性收益,才能让大集团中的理性个人承担获得集体物品的部分费用。利益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样的集团具有排斥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强制性,即特殊利益集团只为集团内的特殊成员提供信息和服务,甚至以损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为代价。为了获取更多特殊利益,许多组织拥有多重职能,诸如游说疏通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
综上,由于理性个体都有“搭便车”的想法,自发形成的大集团基本不可能获得集体物品;大集团的集体行动要么通过强制,要么通过选择性的激励才能达成。
(三)大集团与小集团行动的关系
以上论述说明,大集团和小集团运行的原则是迥乎不同的。小集团可以通过成员的自发性行为获得集体物品,而大集团只能通过外界干预或特殊利益的刺激才能获得集体物品,但大集团和小集团是相互联系的。
奥尔森认为,“社会压力和社会激励只有在较小的集团中才起作用”(p71),但是社会激励与“联邦”集团的行动息息相关。“联邦”集团是由几个小集团出于某种理由而组成的一个大集团的联邦,为了达成集体行动,“联邦”集团可能会运用社会激励来使每个小集团的成员为实现整个集团的集体目标作出贡献。“联邦”集团中的社会激励就是一种选择性的激励,“只有当大集团是较小集团的联邦时,它们才在大集团中起作用”(p72),因而,作为选择性的激励的特殊利益也是以小集团有特殊的组织行动的能力为基础的。
四、国家兴衰的新阐释
回顾历史长河,我们会发现,很多曾经一度辉煌的国家或文明日渐衰落或崩溃,而曾经一度贫穷落后、蒙昧野蛮的民族却迅速崛起,获得了权力和财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我们对经验常识里的民族、国家的兴亡史习以为常,理所当然地归因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对于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或衰落,文献给出的大部分解释也只是强调一个或另一个阶级的某些特殊气质或某一阶级体系的僵化。在复杂的现实条件下,任一结果的发生都不可能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奥尔森从集体行动的困境角度给出了新的阐释。
奥尔森指出,“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而集团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联盟降低了社会效率或总收入,并且加剧了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分利联盟做出决策通常要比它们所包含的个人或企业慢得多;它们通常日程繁忙、事务众多,并且更经常采用固定价格而不是固定数量,还会减缓社会采用新技术的能力,减缓为回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而对资源的再分配,并因此而降低经济增长率”(p92)。就是在这些含义中,奥尔森从分利集团的多少、分利联盟涉及范围的广泛程度等方面解释了多个国家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以及国家衰落的原因。这里以19世纪后期以及“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为例。
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会促进集团和组织的发育和成长,混乱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会破坏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组织。奥尔森从行会的僵化和保守的角度解释19世纪后期中国发展的停滞。在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不稳定中,中国的一些行会被破坏了,但是行会一直到19世纪后期仍然非常强大。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延续了几百年,故中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是被禁止的,而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叩开中国国门,外来商品逐渐从通商口岸流入中国市场,冲击中国本土产品的销量。对此,也有人曾试图引进包含西方先进技术的生产方式,但这种生产方式触及由竞争者组成的行会以及政府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缫丝、铁路运输等现代技术、投资的新技术等因行会而被阻碍、延缓引入中国,19世纪后期中国的经济效率和增长因此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表面上统一的中国为行会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行会作为分利联盟,追求集团成员的特殊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19世纪后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低效乃至衰退。稳定有序的社会不只是有利于行会的繁荣发展,而且有利于大量集体行动集团的出现和繁殖,集团中的特殊利益组织直接影响经济效率。根据奥尔森的观点,特殊利益组织和分利联盟一定会阻碍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但少量的分利联盟并不必然促进经济的增长、国家的繁荣。以此为前提,“文革”的作用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复兴得到了新阐释。奥尔森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在“文革”期间不断衰落乃至倒退,但“文革”也阻止、摧毁了许多行政管理人员小团体的形成,也摧毁了不少狭隘的既得利益。“四人帮”是“文革”后为数不多得以保留的特殊利益团体,他们的阴谋被挫败后,邓小平同志的改革获得了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经济的新发现由此伊始。
五、经验与反思
(一)经验
对于“个体理性必然导致集体行动”的悖论,奥尔森给予反驳,并给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集团中理性的个人各自为利,都想“搭便车”,并不一定提供集体物品。集团规模的大小同样影响集体物品的供给。在小集团里,即使个体需要承担所有的成本,也能获得足够的激励主动提供集体物品。而大集团的规模和成员的数量使每一个体都得不到重视,成员不提供集体物品不会引起注意,不会受到谴责;即使有个体提供集体物品,自身也只能获得收益的极小一部分,且这样微小的集体物品对大集团来说不值一提,个体也就无法获得充足的激励去采取集体行动,故大集团的集体物品只能通过强制和“选择性的激励”才能获得。
对于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的学术贡献不局限于经济学领域,集体行动理论不仅能解释经济现象,还为理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社会现象、组织现象等提供了借鉴。
(二)反思
不可否认,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是学术领域的卓越建树,笔者仅在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和疑惑。
1.大集团与小集团的界定问题
奥尔森指出,大集团与小集团的运行逻辑不同,小集团与大集团相比有更强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有效性,但他没有明确给出区分两者的标准,也没有指明何种程度上集团算大、何种程度上集团算小,集团规模的大小是模糊不清的。在此基础上,运用集体行动理论分析组织现象时,研究者完全可以杜撰一个“大集团”或“小集团”,以迎合理论。实际上,经验和理论是“两张皮”,即使没有研究者杜撰的集团,理论依然成立,那么研究价值也就大打折扣。
2.“集团”与“组织”是否等同
阅读完《集体行动的逻辑》,笔者最大的困惑就是书中研究的“集团”与组织学意义上的“组织”是否同义?根据书里的描述,有共同利益和目标的个人即可成为一个集团。这表明无需动员,只要个体有共同利益,即可自成一个集团,完全不需要个体的相互联系和协作,这样的集团是机械的,显然与组织学上的“组织”不同。而在对集团的相关解释中,笔者发现“集团”与“组织”多次被混用,“集团”与“组织”同义。
3.集团的多重作用
《集体行动的逻辑》重点阐释“潜在”集团成员集体行动的困境,在后续的《国家的兴衰》、《权力与繁荣》中,强调特殊利益组织和分利联盟对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消极作用,而集团的存在也有它的合理性。以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的“职业团体”为例。
根据奥尔森对集团的描述,涂尔干笔下的职业团体就属于集团的一种类型,且职业团体在法国社会危机、经济危机以及政治危机等多重危机下发挥着积极作用。国家与个体的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而职业团体是沟通两者的桥梁。对于个体,职业团体的作用在于化解其成为孤立无援的原子化个体的危机,重新整合社会,重新整顿社会秩序,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对于国家,如果没有职业团体作为缓冲,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强制性的权力牢牢地控制住个人,最终极易形成专制。只有国家向下发布命令,个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长此以往,可能反弹,引起社会革命乃至社会动乱。因此,集团还发挥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以职业团体为代表,向上可以反应个体的需求,反应民情;向下可以传达国家的指令,使个体在缩小的集团范围内更有可能遵守规则,遵守法律法规。
4.对“集体行动”的一些补充
对于集体行动的研究,除了奥尔森,还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囚徒困境博弈”、哈丁的“公地的悲剧”的核心都是“搭便车”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理性的个人无法就共同面临的问题达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导致公共领域的一些问题无法解决。
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里也研究集体行动,但她的侧重点在于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问题,属于“自组织”的范畴,“自组织”也属于集团的一种类型。与奥尔森关注集团规模不同的是,她关注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制度环境,这里的“制度”指工作规则的组合,也就是操作规则、集体选择规则以及宪法选择规则的组合。这些规则是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内,个人的理性行为由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共同决定;对外,需要考察影响总和变量,最终走向影响收益、成本、共有规范以及其他机会的环境变量;最后,还得考虑外部政治环境的优劣。如果内外部环境都有利于制度的出现和发展,那么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和相互监督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自组织有很大可能平稳运行,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

2020.9.21-10.23
皮埃尔•布迪厄:
1.《实践感》
2.《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3.《男性统治》
4.《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
5.《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
6.《集体行动的逻辑》(在读)

关于布迪厄的这几本书,我将其归纳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不同场域里的具体运用
一、社会科学(社会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布迪厄认为某些社会科学领域长期存在着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这些二元对立包括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间的对立,符号性分析与物质性分析的分离,以及理论与经验研究的长期脱节,而其中最基本、也是最具破坏性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来解读社会世界,会导致只关注物质结构的客观主义物理学和只强调认知形式的建构主义现象学的二元对立。社会物理学将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结构,忽视居于其间的人们的各自看法;社会现象学将社会结构理解为只是个人策略和分类行为的聚合,无法解释现实的社会过程本身得以被生产的缘由及其所遵循的原则。他本人采用能够同时包容这两种途径的生成结构主义,在探索过程中逐渐摸索出能够消解上述二元对立的概念工具和方法论手段。
为了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机械论和目的论,结构必然性和个人能动性的二元对立,布迪厄提出了综合“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社会实践理论。社会行动者的实践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为此,布迪厄的社会学研究还涉及“场域”、“资本”以及“惯习”这三个核心概念。
(一)实践与惯习
从索绪尔借以构建语言学之固有对象的最初程序入手,布迪厄批判了智力主义和结构主义,强调观察者与其对象关系客观化的客观化,即在研究的过程中,重视一种实践关系,而非逻辑关系。既批判使自由和意志服从于外在的和机械的或内在的和智力的决定论的客观主义视角,也反对用设计的和意向行动的将来目标的主观主义目的论视角。客观主义构建的社会世界里,社会学研究的是观察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其作用仿佛仅限于认识,且所有的相互作用在认识过程中归结为一些象征性交换。事实上,作为实践活动的实践的理论认为认识的对象是构成的,这一构成的原则是惯习。
惯习是有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实践活动和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起作用,而由其生成和组织的实践活动和表象活动能够客观地适应自身的意图,使它们客观地得到“调节”并“合乎规则”。惯习产生于一定的客观社会条件之中,客观上与这些条件相容,预先适应这些条件的要求;它是历史的产物,按照历史产生的图式,产生个人的和集体的、因而是历史的实践活动;它确保既往经验的有效存在,这些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能更加可靠地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和它们历时而不变的特性。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继存于现实,并能按其选择结构化的实践活动中现时化而延续于将来的过去,是外在必然性法则借以持续实施的内在法则,联系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由于惯习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与变动不居的各种情境的即时遭遇中得以确定自身,所以它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是调整自己的结构。惯习是持久地配备了有规则即兴之作的生成动力,作为实践感,它使制度中的客观化意义恢复活力。换句话说,惯习遵循一种选择性感知原则,有选择地感知能够对其起到肯定和强化作用而不是改变作用的征象,它也是反应的生成母型,生成预先适应于所有它的(过去)生成条件一致的客观条件的反应。惯习的反应完全可能伴随着一种策略计算,该策略计算倾向于按有意识的方式,实施惯习按另一种方式进行的运算。惯习的运算方式是对既往结果变成预期目标的可能性进行估计。惯习反应取决于直接铭刻于现实的客观可能性。
实践世界是在与作为认知和促成结构系统的惯习的关系中形成的,它是一个目的已经实现的世界,是使用方法或遵循的步骤。实践逻辑是自在逻辑,既无有意识的反思又无逻辑的控制。实践逻辑概念是一种逻辑项矛盾,它无视逻辑的逻辑。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是任何实践的逻辑,更确切地说,是任何实践感的逻辑:实践离不开所涉及的事物,它完全注重于现实,注重于它在现实中发现的、表现为客观性的实践功能,因此它排斥反省(亦即返回过去),无视左右它的各项原则,无视它所包含的、且只有使其发挥作用,亦即使其在时间中展开才能发现的种种可能性。
(二)场域、惯习与资本
布迪厄在方法论上主张关系的首要地位。他推广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的“社会并不只是由个人所组成;它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联结和关系的总和”观念,提出了作为社会学立场核心的关系视角,体现这一视角的两个关键观念是惯习和场域。从关系视角来看,一个场域由附着在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
1.场域和资本
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在这个关系网络里,附着着资本和权力。布迪厄认为资本主要包括四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象征资本)。在一定条件下,这四种资本可以相互转化。这里想要强调的是经济实践活动中的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的区别:象征资本具有象征性,不能用货币利润标准来衡量,也就是说,从“象征性”一词往往具有的意义上讲,这些活动没有了具体的和物质的作用,简单说,它们是无偿的,亦即非功利的,也是无用的。象征资本涉及信用和信任,与人密不可分的品质有关,也与名誉有关。而经济资本承认一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追求经济理性和货币利润。
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场域成为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空间。资本占有份额的不同使它的所有者占据了场域中的不同位置,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从而形成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以经济场域为例,能长久支配一个人的方式只有两种:不是赠品,就是债务;不是高利贷规定的公开的经济债务,就是慷慨馈赠所产生和维持的道德债务和情感依附;总之,不是公开暴力,就是象征暴力,后者是经审查的和委婉化的,也就是说难以辨识的和被承认的暴力,是由信任、义务、个人忠诚、好客、馈赠、人情债、感激、恭敬带来的暴力,是荣誉伦理学所遵奉的一切德行产生的暴力,作为最符合系统之经济学的、故而是最经济的支配方式施加于人。
资本还赋予了某种支配场域的权力,赋予了某种支配那些体现在物质或身体上的生产或再生产工具(这些工具的分配就构成了场域结构本身)的权力,并赋予了某种支配那些确定场域日常运作的常规和规则,以及从中产生的利润的权力。作为各种力量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结构,场域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用集体或个人的方式)所寻求的各种策略的根本基础和引导力量。场域中位置的占据者用这些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强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而行动者的策略又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他们的策略还取决于他们所具有的对场域的认知,而后者又依赖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即从场域中某个位置点出发所采纳的视角。
2.场域和惯习
惯习与场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模糊关系。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而场域,是客观关系的系统,它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但体现在事物中,或体现在具有类似于物理对象那样的现实性的机制中。当然社会科学的对象就是惯习和场域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产生的一切,即社会实践和社会表象,或者在被感知、被评价的那些现实形式中展现自身的场域。
惯习和场域之间的关联有两种作用方式。第一种是制约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或一系列彼此交织的场域,它们彼此交隔或歧异的程度,正是惯习的内在分离甚至是土崩瓦解的根源)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第二种是知识的关系,或者说是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这里还有必要补充两点。首先,知识的关系取决于制约的关系,后者先于前者,并塑造着惯习的结构。其次,社会科学必然是一种“知识的知识”,必须包括一种具有社会学基础的现象学,用以考察场域里的那些原初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不同类型的场域和不同类型的惯习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变的因素和可变的东西,所以要用这种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现象学来考察这些方面的原初经验。
3.对一个场域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步骤
从场域角度进行分析涉及三个必不可少并内在关联的环节。首先,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我们发现,就艺术家和作家而言,文学场域被包含在权力场域之中,而且在这一权力场域中,它占据着一个被支配的地位(用个普通但极不恰切的说法:艺术家和作家,或者更一般而言,知识分子,都是“支配阶级中的被支配集团”)。其次,必须勾划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在这个场域中,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为了控制这一场域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相互竞争,从而形成了种种关系。第三,必须分析行动者的惯习,亦即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行动者是通过将一定类型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予以内在化的方式获得这些性情倾向的;而且在所研究场域里某条确定的轨迹中,我们可以找到促使这些惯习或性情倾向系统成为事实的一定程度上的有利机会。
二、婚姻场域里的婚姻策略
以贝亚恩地区的土地和婚姻策略为例,婚姻策略的基本和直接职能是提供确保家族再生产,即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在一个受货币稀缺性支配的经济世界里,它还必须确保遗产的完整性。由于按惯例继承的财产份额和结婚时支付的补偿赠资同一,所以财产的价值决定赠资总额,而赠资总额决定其持有人的婚姻抱负,而未婚夫家庭所要求的赠资总额同样取决于该家庭的财产多少。结果,通过赠资这一媒介,婚姻交换受经济支配,倾向于发生经济上门当户对的家庭。
人们通过补偿赠资这一媒介,根据一种不言明的最优化计算——以使在家庭经济独立范围内进行的婚姻交易可能提供的物质和象征资本最大化——把过于不相称的家庭之间的联姻排除在外,而这类原则是与通过赋予男子和长子以优先权来确立婚姻策略的原则结合在一起的。第二个原则,即长子优先于非头生孩子的原则,倾向于把家产变成的经济和政治决策的真正主体,把指定户主的利益与家产的利益视为同一,长子与其分得的土地所有权不可分,从而促使长子决心成为土地的捍卫者和保证人,维护财产的完整性,以此促成一种严格的同类通婚。既不能与地位远高于他的人结婚,也不能与地位远低于他的人结婚——长子享有特权,也要承担保护家庭遗产的责任。对于非头生子,人们不急于让其成家,他们是一个使“家庭”——集体实体和经济单位、由其经济单位定义的集体实体——受到百般保护的系统之结构的,亦即受社会指定故而是屈从的受害者,是一个家庭里免费的帮佣,他们往往放弃结婚,参与家庭生活,借以换取经济和感情安全。一是因为家庭教育倾向于确保从系统的观点看最为基本的标准和行为人眼里最为重要的特征密切相关:如同大户人家的长子比其他任何人都看重造就“诚实人”和“好农民”的品德,“大族的女继承人”或“品行端庄的小女儿”不屑于女孩的轻浮。其二,因为从小接受的、为全部社会经验所强化的教育倾向于强加一些感知和评价图式,亦即偏好,此类图式应用于各种对象,尤其是潜在的配偶,并且超越任何特定的经济或社会计算,倾向于排斥门户不当的婚姻。
在贝亚恩地区的土地策略和婚姻策略中,惯习导致对既定秩序和该秩序的保护人即长辈的命令的服从。婚烟策略与财产继承策略、生殖策略,甚至教育策略,是由生存条件灌输的潜在行为倾向,一种社会地构成的本能,在这种本能的驱使下,人们把一种特殊经济形式的客观上可计算的要求当作义务之不可避免的必然,或感情之不可抗拒的呼唤,并付之于实施。
三、性别场域里的性别支配
在布迪厄笔下的男性统治秩序里,男性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处于被支配地位。
男性统治以生物学意义上的两性差别(男女两性的区分)为基础,但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人为建构的。男性秩序借助在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之间的相符关系,被行动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所说的社会结构,往往表现在那些空间和时间方面的社会安排,以及两性的劳动分工上;而认知结构则体现在身体和心智之中。性别支配中运转着一种符号暴力(象征暴力),这种符号暴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识,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这种认识和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或者说是隐藏在意识和意愿的深处,而惯习图式的模糊难辨正好体现了这种认识和误识的行为,惯习通过社会化的过程不断传递。被支配者,即女性,将惯习图式运用到这一支配关系借以实现自身的人们身上,并类似地应用到(自然和社会)世界中的万事万物之上,特别是她们身陷其中的支配关系之上,因此导致了女性从支配者的立足点来构建这种支配关系,也就是说,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
在象征财产市场里,妇女是男性的附属品,被异化为一种物品或者符号,唯一的作用只是帮助延续和增加男人所把持的象征资本(符号资本)。男性支配是基于符号交换的经济逻辑,也就是说,是基于在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的社会构建中被制度规定的男女之间的根本不平等:即在主体与客体、行动者与被动工具之间的不平等。妇女解放只能来自于一种针对符号斗争的集体行动,也就是说,妇女解放要来自一种符号革命,这一革命对符号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对男女两性被建构出来的区隔提出质疑。
[ 此贴被王斌书在2021-04-17 19:28重新编辑 ]
Posted: 2020-10-23 22:52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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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神速~
Posted: 2020-11-16 21:32 | 1 楼
孙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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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Posted: 2021-01-30 10:17 | 2 楼
严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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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棒棒
Posted: 2021-05-17 16:46 | 3 楼
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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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得好不错哦,逻辑很清晰,梳理得很系统!感觉你又进步成长了很多,优秀斌书!还有一个困惑就是,不在后面注明引用参考的书籍及页码等,以后不会找不到吗?
Posted: 2021-10-17 09:40 | 4 楼
李碧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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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加油,催更~
Posted: 2021-10-20 09:15 |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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