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浩读书报告--2020年9月
【书单】
1.《世界的苦难》下
2.《男性统治》
3.《疯癫与文明》
4.《规训与惩罚》
5.《词与物-人文知识的考古学》
6.《不正常的人》
福柯：凡存在皆合理
1.疯癫--一种非正常的文明：
相对于我们认为正义、合理的日常社会现象，自古至今社会发展中还有很多不为人们所接受的社会现实，如福柯在书中论述的不正常行为和不合法行为，这些令人难以接受的社会现象经常会受到来自社会的疏离甚至惩罚，于我们所认可的正常社会现象而言，这些社会现象常被认为是违背社会规律的、不正常的现实。所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我们所广为人所接受的是正常的社会文明，而这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获得的更多是社会的鄙夷，将其视为人类发展的倒退，但在福柯等社会科学家看来，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既然存在必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且这也不是一种退化的现象，这种社会现实的存在不仅反映社会并且警示社会，因其所具有的特殊性，福柯认为它是一种另类的文明，即相对于正常的文明现象来说这是一种非正常的文明。
这种不正常文明的首要代表便是疯癫，疯癫在不同时期的责任主体不同，在古典社会时期，因为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和神学的主流地位，所以疯癫被视为自身的罪责，并且在西方宗教的中疯癫是与异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时的疯癫现象就更不为人所接受。后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战胜了疯癫的异端神学说，但此时依然将疯癫视为一种不正常的行为并将其隔离流放，一直到今天，疯癫仍被视为一种不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非正常现象，而且更多时候我们会对疯癫产生一种不好的遐想，所以即使到了现在，我们仍然会有对疯癫的社会污名化效应。的确疯癫是一种与我们正常行为处事不一样的方式，但在研究疯癫现象的科学家眼中，疯癫确实另一种文明。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开篇就说到，人们出于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与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也就是说，疯癫其实是另一种思想的表达，正像我们看到的哲学家所发表的鸿篇巨著一样，不和他们处在同一个领域里我们就不知道他们所想表达的意境，但不同的是哲学家是被社会所尊重的，而疯癫是不被社会所认可的。在福柯眼中，疯癫群体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话语表达方式，只不过我们正常人是不会理解到的，但在疯癫者眼中，他们的话语和行为是完全符合规律的，甚至在他们群体内部还会得到认同，只不过现对于我们社会中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正常文明来说，他们这种非正常的文明只能在他们之间的小领域中传播，但这并不意味他们就是不正确的，可能在功能主义看来，这种疯癫就像平穷一样，有一种警示的作用，但福柯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这样，疯癫有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和话语形式，在疯癫者看来，他们不是逃离社会，而是回归本性，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对自身存在进行思考。因为在我们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整个人类种群的繁衍和壮大，我们必定要团结起来抵御危险，所以在团体中我们需要舍弃一些自身的利益将其放入到团体中，在团体中压抑自身本能的欲望以为了团体更加长远的发展和进步。但在疯癫者这里，他们释放了自身被压抑的欲望，那些被正常社会所视为弱点的东西成为了疯癫者探求世界的工具，他们通过追求自身的理性来寻求个人的升华，疯癫提供给人的，是自以为掌握的一种梦幻境界，自己认为的真理。这种他们自认为的真理不为正常社会所接受，也不为正常民众所理解，因为疯癫者被包裹在在自身所追求的世界和真理当中。正像福柯所说，疯癫的根本语言是理性语言，但这种理性语言被显赫的心象笼罩着，因此只限于心象所规定的现象范围内出现。
诚然，疯癫在其自身看来是为追逐理性而献身，但在社会正常视角来看，疯癫带有某种盲目的特征。《百科全书》将疯癫定义为：偏离理性，却又坚定地相信自己在追随理性。前面我们是试着从疯癫者的视角看待疯癫，那么他们代表着一种他们自己所认可的合乎理性的文明，但在社会普遍的视角里，可以不将疯癫视为一种病态，但也是与正常的社会现实不相容的一种状态。疯癫带有某种盲目的激情，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必然会给正常的文明遵守着带来不便甚至会引发二者之间的冲突，所以社会中占据大多数并且为多数人认可的正常文明形式必须要与这种疯癫的文明保持距离，这是对彼此都有利的方法。古典时期因为对疯癫的发生原因的猜想和归罪，使得社会普遍对疯癫采取一种不公正的处理方式，如关押、展览、流放、处刑等，到了现代，人们对疯癫的科学认识愈加丰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对疯癫群体的处理方式也相对合理公平，将他们处在与正常的社会公众相分离的空间里，有专人负责他们日常照料，虽然我们对疯癫仍然有很大的偏见，而且也不能将他们全部都归入社会正轨，那么尊重他们作为人类社会一员，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给予他们应有的支持，是我们整个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文明能够带给他们的。即使疯癫是由人类最不自然的东西激发和维系的，但是当疯癫以激烈的形式出现时，恰恰是人类最原始欲望的野性表现，疯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拒绝承认我们的原始本性，并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来加以迫害，给予合适的空间来容纳相异的社会存在，才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要做的正确的事。
2.规训与惩罚：不止是肉体，更是精神
从前人们生活在同一个村落中，靠种植、采集和狩猎为生，但村落经常会受到猛兽的袭击，为了更好地保护村落的生命和财产，村中健壮的男子组成了猎人护卫队以抵抗猛兽的袭击，当随着村落的壮大和人类对抗自然力量的增长，猛兽已经威胁不到村落的生命财产，此时猎人团体失去了之前独特的并且受人尊重的地位，但他们仍然是村中最有威慑力的团体，当外部的威胁消失使他们失去了从前的地位，他们便开始利用自己的优势力量，将矛头指向自己曾经保护过的人们，他们仍然是村中的守卫者，但这时他们身上还肩负着让村子合乎秩序的责任，只有让强有力的人发号施令才能保证村中能够团结一心并且遵守秩序。他们是为了村中的人着想嘛，肯定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对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是，只有让村子团结在一起，并且让他们拥有和以前一样的地位和尊重，这样才是对自身也是对村子长远发展最有力的事。因此对内使用暴力维持威信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对内使用的暴力必须要与对外的暴力区分开来，因此村落在后来的不断发展中逐渐完善这一内部暴力手段，对违反村落秩序的人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我们今天看来这种内部暴力手段随处可见，即惩罚，但我们可以看见的城发现象仅仅只是肉体上的，但是在福柯得《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肉体上的惩罚只是浅层次的，而处罚者所一直希望的是另一种处罚，通过这种处罚他们希望受罚者能够在内心中痛苦不堪以忏悔自己的罪过，并且心甘情愿地改正过错并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做违反规范的事，这类处罚福柯将其认为是深入灵魂的处罚。例如处刑的展示，虽然刑法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只要人们观看了这样印象深刻的处罚之后，会在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在违法秩序的同时能够想到自己的后果，会使出于违法边缘的人持续地感到自己心里是空的痛苦，但这种酷刑展示后来遭到弃用，因为种种事件表明，不合适的酷刑反倒会引起观看群众的同情心乃至于反对刑罚的权威。所以惩罚的权威不应该施加于违法的公民身上，这种涉及灵魂的惩罚对于正常人来说反倒会引起不适。
因此对合理合法的公民来说，让他们遵守纪律并且在之后的人生中不会游走在底线的边缘，最好的方法不是惩罚或惩罚的展示，而是规训，规训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温和的惩罚方式，因为对于正常人来说，心中始终深感对纪律和秩序的愧疚，本身就是一种灵魂的惩处。规训的手段就像是酷刑的手段一样，可以多种多样，但不同的是规训可以在更多的空间领域中使用，如学校、军营、公司中，这种规训方法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父母的耳提面命，也都是一种规训的方式，此外，奖励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规训方式，它可以让领受奖励的人心中产生对违反规定而让别人失望的愧疚，从而在心中自觉将自我纳入到不会违反规定的序列中去。在规训中，包括违反法律的恶徒也会受到来自灵魂的谴责，如边沁所说的全景敞视建筑--环形监狱，在这种建筑内生存，会让被监禁这者时刻感受到来自监督的目光，在这种一边是封闭一遍是暴露的环境中，就算是恶徒心理上也会产生一定的扭曲，到最后心理上难免会有对自我的反思和懊悔，另外奖励也能激起犯人心中的自尊并让其进行自我的到的反省，因此看来，规训可以是一种温柔的惩罚，因为它能够让普通人通过规训避免违法秩序，让被监禁者通过自我悔恨达到救赎，但规训并不能替代惩罚，就像灵魂的惩罚不能提代肉体上的惩罚一样。
杜浩读书报告--2020年8月
【书单】
1.《国家精英》
2.《权力精英》
3.《精英的兴衰》
4.《再生产》
5.《世界的苦难》上
精英的继承和精英文化的再生产
近期，看了《国家精英》、《权力精英》、《精英的兴衰》，对精英有了一些浅显的理解，再加上之前所看的布迪厄关于教育再生产的论述，让我对精英的继承和文化再生产有了一些想法，所以我想结合教育和精英两方面的内容，再加上我自己所看到的一些社会现象，试着去论述精英如何能够伴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得到进化，即精英是如何继承下来并再生产出更加适应社会需要的精英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是否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亦或是社会资本的占有会在其中占到比较大的影响。
布迪厄在《国家精英》的开篇就说：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构成社会空间的不同社会人群的最深层的结构，以及倾向于确保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或者变革的机制。因此，布迪厄在论述精英时已经将精英的面貌真实展现在我们面前，并且说出了精英继承的方法，即教育。精英是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社会或者某一领域内有着话语权、掌控力的人物或群体。因此精英这一身份不像贵族具有较强的传承性，旧精英和新精英之间可能不存在任何联系甚至有着较深的矛盾，所以精英身份的继承它的承载体并非贵族式的家族资本、或者社会认同，在布迪厄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教育充当着精英继承的载体，教育作为培养精英的摇篮，其自身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为社会是在广泛联系的形式上构成的，教育是社会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可以影响到系统总体的重要成分，教育所产出的精英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精英不是一个个体，所以精英带给社会的重大影响也并非英雄史观。精英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正如米尔斯将社会主要分为三大领域，即政治、经济、军事，那么社会的精英也主要集中在这三大领域之中，这三大领域会对社会整体的发展趋势产生重大的影响。精英这一群体一方面占有社会资源作为其话语权影响社会，另一方面，精英的身份也是一种社会认同发展而来的，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精英群体以掌握的信息或者资源优势，能够对社会中的重大决策、社会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民众习惯于把这群人看做自己的代表，即在关键时刻能够替自己做出重大决定的人，这也就是西方常见的代议制和我们熟知的人民代表。所以，精英一方面拥有着绝对优势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拥有极为强大的社会支持，也因此，精英需要有与自身这些优势所匹配的能力，如领导、决策、执行、监督等。精英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可能与先天优势有关，但在这三本论述精英的书中，决定是否成为精英的最重要因素是教育，尤其是精英化的教育，精英教育会产生群体图式化得精英文化，这种精英文化区别于大众文化的特征便是他严厉的选拔竞争机制以及丰富的资源供给，这也是为什么精英文化需要护城河来维护他的优势和地位，一方面精英文化会占用大部分社会资源将其提供给一小部分人，这样会造成社会关于不公平的质疑，所以它需要成功来维护自己的形象，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另一方面，精英文化需要鸿沟来与一般文化教育保持差距，凸显自己的优势，就像精英会与一般人保持鸿沟以获得自身的精英权威。因此精英教育是一种占用优势资源进行优势培养，并且会与一般教育保持差距的这样一种教育模式，在精英与大众这种社会鸿沟的形成和群体的分离过程中，经过仔细选拔后的学生会被录取来构成一个备份里的群体，当人们将这一过程和结果当做合法化的过程加以认同和理解的时候，它会孕育出一种象征资本，如此建构起来的群体限制越严，排他性越强，其象征资本的意义就会越大，这种文化教育的垄断一旦形成，就会转化为精英。这种大众与精英教育的疏离不仅是一种继承性的过程，还是一种累积的过程，因为有了自身所占资源的加持，精英化的后代更容易接受到精英化的教育，而且这种优势是逐代累积的。拥有精英资本加持的人更容易接收到精英教育，而精英教育更使这些人进入到拥有特权地位的象征资本之中，这种象征资本不仅能够带给他们特权和地位，也给了他们很多适应于成为精英的要求和限制。
精英的兴起大多需要通过教育这一手段来进行完成，包括布迪厄、米尔斯在论述精英时这也是一条主流观点，但精英的继承却不完全依赖于教育，因为影响精英继承有一条极为重要的守则，这条守则首先便限制了哪些人易于受到精英教育，哪些人在精英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坚持下来，以及什么样的人在接受完精英教育后能够成功地转化为精英，这条守则便是社会出身。在布迪厄的调查过程中，他发现大多数学生所倾向选择的大学和专业领域，与他们家庭灌输的习性和理念有关，也由此他们能够达到权力场域中的位置和所要求的习性，我么也可以将这一家庭出身看作是家庭教育，但我们所论述的最一般的教育类型还是学校教育，所以这里的家庭教育我们将他视为家庭资本带给一个人未来精英化道路的影响。布迪厄也认为，学业始终只能是一种称号，能力的培养才是精英化教育所看中的，这种适应于精英权力场域的能力，不仅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还可以通过家庭教育来完成，所以家庭中如果存在精英化教育的基础，那么这部分人在未来的精英化道路上会很占优势。另外一方面，正如布迪厄在论述教育时所说的，经济权力的的持有者会给教育和文化事业造成一定的压力。那么家族中占有更多资源的人就越容易给后代提供更好的精英化培养，包括家庭中的教育培养和选择更好的学校教育，乃至于以后进入社会，家庭中经济权力能够给这些后代提供更好的社会成长资源。由此可以看出，精英的继承的确需要教育来作为载体，但同时影响精英继承的最重要因素，目前来看依旧是社会出身，虽然会有很多出身不好但依然成为精英的人士，但从很大层面上来说，社会出身对一个人是否适合成为精英影响相当重要。
不同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所具有的学业水平和社会水平能力是不同的，也因此通往权力场域中不同领域霸权位置的教学机构空间是按照与权力场域的结构完全对应的结构组织起来的，不同人群不在按照继承所得的文化资本的总量，而是按照学业资本的持有量和继承所得资本的结构进行差异化的。也因此，不同层级的学校未来所培养出来的人在社会中所占有的权力资本不同，那么相对的他们对社会的回报也就不同，占有较强话语权的精英阶层肯定会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福利，而这种福利可能会受到其他个人或群体的指责乃至攻击，所以精英在进行活动的同时会形成群体，群体的力量壮大会增加个人获利的可靠性或安全性，这只是一方面，在另外一方面，为了维持本精英群体持续获利的可能性和在未来的竞争中不落下风，需要培养本群体的继承人以及提升精英群体的力量，让精英群体在社会中具有更大的作用，进一步掌握更大的话语权。所以，精英群体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这本就是一个再生产的过程，其中精英文化更是再生产的重点，因为资源的占有终究不是长远之计，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资源永远能够优于别人，所以只有在精英继承的在载体之上，即文化教育上进行占领，而精英化的高等学府进一步成为载体，在法国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在权力场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各名牌大学都增设了有关政治管理相关的学科。精英文化的再生产集中体现在学校的教育和学生的个人成长之上，通过培养自己的精英文化和精英身份继承者，使得自己的社会资源和权力场域扩张和再生产，这样不仅本精英群体的利益得到保障，而且也能更加合理合法地谋求更多的利益，这种精英群体一方面使得精英文化在本群体内部得到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对外部新崛起的精英排斥性比较强，因为他们害怕伴随新科学文化成长起来的精英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所以会利用自身的优势更加加强内部精英文化的再生产，以抵抗新精英群体崛起所带来的威胁，而新式精英群体在资源、权力上不占有优势，所以更愿意对外来者友好，通过接纳外来者来抵抗老式精英的权威。这样一种博弈的过程，其本身也是精英文化的再生产，因为通过竞争留下来的精英和文化必定是占有优势并且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所以，无论是商业精英、政治精英还是军事精英，其精英文化的再生产一方面依赖于内部的自觉进化，另一方面需要外部竞争来保留和更新更加优势的精英文化，新式精英的成长轨迹与老式精英大体相似，都是这样一种内部发展、外部竞争的过程，所以这样一种发展、竞争的模式，这也正是精英文化再生产的方式，至于其载体，就是布迪厄、米尔斯他们在书中一直以来所强调的文化教育。
【书单】
杜浩读书报告--2020年7月
【书单】
1.《区分》下
2.《实践感》
3.《实践与反思》
4.《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
5.《实践理论大纲》
6.《自我分析纲要》
7.《关于电视》
8.《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欧文.戈夫曼
文化区隔与教育、职业前途
布迪厄的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切身实践基础上，或许他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仍有瑕疵，但这种充实的实践调查研究会给社会研究者们提供良好的学术风范和一定的研究价值。布迪厄在对文化与教育的研究过程中，以自身为引，再加上大量的调查研究，得出了自己对于法国当时独到的见解，这些理论不仅体现在他的《继承人》和《自我分析纲要》书中，在他的众多代表作如《区分》中也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在看完布迪厄的一部分著作后，我想先对布迪厄的文化与教育的研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布迪厄生活在法国当时的中下层社会中，因此他对法国当时占大多数的中下层民众有着很深的了解，并且在他日后的研究中也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正是因为他的下层出身，使得他能够自觉走出象牙塔，去体会法国当时的社会百态。而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是他的研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他经历了一个社会个体接受教育的整个过程，如果他的教育经历还不够典型，那么作为一个研究者，他通过对周围人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依然可以得出一样的结论，所以，他能根据最熟悉的教育经历对当时法国的教育做出深刻的剖析，由此，他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即关于社会中文化区隔给一个人的教育前途和未来事业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大多数人的身上会伴随终身，但也有少数逆流而上者，比如布迪厄自己，他父亲是村镇的邮差，在村镇中有一定的收入和地位，但对于城市中的生活来说仍然是属于中下层的，但他父亲对底层民众的悲悯态度对布迪厄的人生观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说社会的文化区隔成为他接受精英教育的阻碍，那么他父亲对他的文化影响便是他打破阻碍、逆流而上的最坚实的动力，再加上他自身的学习资质和旁人的帮助，使我们今天能够领略到布迪厄这位大家的风采。而布迪厄能够在接受过精英教育后作出这样重大的贡献，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一些人来说，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的代价换来的成功，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只是一种继承，并且还能有便当和娱乐的诱惑。正因为布迪厄对自身教育经历和法国当时的文化区隔感受颇深，使他具有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布迪厄的《继承人》一书更多论述的是文化的继承与教育差别，这与他在《区分》中所阐释的文化区隔相得益彰。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继承是保持本血缘系统优势地位的重要手段，因为地位、资源、权力的抢占，根本上是为与别人保持距离以占有任何事上的优先资格，如果不能达到最顶级的地位，那么保持当前的位置是最保险的方式。就如接力赛跑的运动员们，跑第一位的人需要不断拉大与落后者的距离才有更大机会帮助团体最终取胜，而落后者当然也想取胜，但当前最保险的方式是保持与自己后面人的距离才能去追赶前面的人，这样接力者也能省下很大的精力摆脱后面的人与第一位的人进行较量。而在社会生活中，占有资源的差别从一个人出生开始就已经存在了，这种差别包括文化教育，是具有继承性的，并且这种继承性会逐渐拉大未来继承者的差别，这种文化教育的差别会对一个社会个体在未来职业生涯上造成持续的影响，就如英国纪录片《人生七年》中所展现的，不同阶层的人接收到的阶层教育是不一样的，精英教育会将一些人阻隔在外，社会出身决定了他们只能接受一般学校所传播的文化，而且造成很多人在这种模式化教育背景下缺乏对社会不平等的认识，使得他们会以天生的即资质方面的不同来解释所有的不平等，特别是学习成绩上的不平等。这种认识也通过继承造成消极的职业规划，甚至会造成自觉地阶层固化意识。
对于一个人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如果只从学校教育这一方面来分析，那么视角肯定会是狭隘的，因为一个人的发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所受的教育但又不全部是学校教育的成果，而对于处于社会中得精英阶层来说，学校教育在人生的职业发展中所具有的贡献又会比其他阶层的人小很多。因为学校教育并未赋予一个人完全的知识，对某一阶层的人来说更有职业帮助的知识来自于阶层系统内部并且为外界所隔绝，这种阶层之间独具的文化在阶层内部畅通，因此会造成阶层流动的障碍，向下流动是轻易地，但向上流动仿佛有一层无法逾越的文化墙在隔离着，这种隔离很难打破，且越往上越难做到。
此外，布迪厄的大量统计数据也使他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不同阶层的人所享有的文化教育不同，并且文化趋向也是不同的，精英教育所授予的知识更为全面且系统，而一般阶层的学生更多会选择接受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或职业教育，这会使得这些学生在所习得的文化内容上较为单一，因为缺少经济资本乃至全面的文化资本，这部分人在转行时面临巨大的风险，但不转行又会面临自身文化资本贬值或者行业亏损的风险。因此，不同文化背景影响下的人对未来的职业规划倾向性不同，这也会在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文化本身便会区分出不同的人群，形成区隔，这种文化区隔会在一个社会个体未来的教育发展和职业前途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布迪厄所论述的当时法国的文化区隔和带来的影响，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今天仍然能看到文化区隔对一个人的未来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的高考制度作为最公平的精英流动通道，在今天也面临着阶层固化的挑战，经济资本的优势会带来文化教育上享有的优越地位，造成文化资本的倾斜，在中国现在的形势下，高考仍然具有阶层上升的神圣地位，但文化资本的不同会造成未来所受到的精英化培养的差别，因此文化区隔下的高考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阶层差距。另外，正如布迪厄所说的，文化区隔还会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消极认识，在中国每年能考上清北等知名高校的非特权考生不在少数，但新闻媒体却偏爱那些突围出来的家境贫寒学子，媒体大肆渲染他们的困难，并让他们成为社会上其他人群激励自己的一种手段，在我看来，这并不正确，就好像父母在哄挑食的孩子吃饭时告诉他们非洲的儿童没有饭可吃的故事一样，社会上整体的共识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消费苦难。如果这是可行的，那么我们便能承认贫困功能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具有正确的社会伦理价值，我们又怎么能去回应布迪厄和众多社会学家所坚持的人文研究者的责任，即通过实践和反思去关注社会，走出房间体验现实，用清晰的话语去警醒应履行职责的上层掌权者和沉迷消极认识的下层民众。
布迪厄关于实践理论的几个核心概念
1.场域：布迪厄提出场域这个概念是为了分析各种关系存在而设立的，这种在场域中所有的地位分析是一种实践者在多个空间中关系的阐述，一个实践者的作用和地位是与场域中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是他们互相联系从而产生的。而每个场域都有一定的自主性，有场域中带有明显特色的行动实践者代表了这整个场域的特色，场域有其自身的发展进程，自身的特质、逻辑及资源来表明本场域的特征。每个场域都处于权力关系网中，每个场域都是充满斗争的存在，场域内部和场域之间的斗争促使场域在权力的交接中发挥优势，让资本在场域中流转变化，从而达到资本的最大化利用。
2.资本：众多社会学研究者都论述过资本这个概念，包括在经济学的术语中，资本都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其中我们最熟悉的资本概念是由马克思所提出的，而布迪厄的资本概念与马克思以及众多社会学者的资本概念都有所不同，他所说的资本是一种权力形式，其所能起到的作用使用资本调节人和社会的关系，已达到人和社会的平衡和谐状态。在布迪厄的研究中，他集中研究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经济资本我们耳熟能详，是资本的最有效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的特征，这种资本最明显的体现方式是货币，可以用以资本交换和继承以达到资本利用最大化的效果。而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可统称为象征资本，因为这两种资本没有显而易见的形式，而是以其他替代品的形式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经济资本，象征资本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但这需要很长的过程，而且是在最后阶段完成的，也不是即时性的。经济资本至关重要，甚至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是用来建构上层建筑的基石，但在布迪厄看来，经济资本虽然重要，但是需要象征资本来予以掩饰，国家本质上需要经济资本来实行统治手段，但需要象征资本掩盖来宣示其正统性，使社会自然和合法，不回引起下层阶级因为经济资本的压迫从而爆发对上层阶级的压迫。所以在我看来，布迪厄提出的资本概念，本质上是为了解释他在社会实践调查中所发现的社会现实，并用一种传统的观点赋予其新视角进行解读，资本固然与货币等经济象征物分不开关系，但其也是一种具有政治性和社会体系合理化的解释工具。
3.惯习：惯习这个概念在布迪厄的时间理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布迪厄认为社会生活应该被看作是结构、性情和行为共同构成的交互作用，通过这一交互作用，社会结构和这些结构具体化的知识，生产出了对行为具有持久影响的定向性，这些定向性反过来又构成了社会结构。因此，这些定向性反过来又构成了社会结构。因此，这些定向性同时既是“构造性结构”，又是被构造的结构，他们形成了社会实践，也被社会实践所形成。然而，实践并不是以态度研究的方式，直接从那些定向性中得到的，而是来自即兴创作的过程，这一即兴创作过程反过来也是有文化上的定向性、个人轨迹喝完社会交互作用游戏能力所构成的。这种被构成的，即兴创作的能力，就是布迪厄所说的惯习，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涉及的是有关知识的基本资源，这是人们作为生活于某种特定文化或亚文化群的一员而获取的。因而，惯习是一种认识性的和激发性的机制，它使个人的社会语境的影响得以具体化，他提供了一种渠道或媒介，信息额资源才被传导到它所告知的行动中。因而，客观语境的交互作用和活动的及时性境遇都是通过惯习的媒介才得以传递的。当惯习设定一个个体的活动的较宽的参数时，人才能被理解为创造性的生物。在特定的语境中，人不得不在惯习的背景资源中进行即兴创作，才能处理某些未曾遇见的境遇，从而寻求到日常生活不变的某些特质。
杜浩读书报告--2020年6月
【书单】：
1.《亲密关系的变革》
2.《第三条道路》
3.《超越左与右》
4.《时空的世界》
5.《继承人》
6.《继承》上
浅析吉登斯部分命题：全球化视角下的民族国家变迁
全球化是什么，它又是怎样出现在这个世界中并带来影响，或许我们可以从吉登斯的书中找到一些解答。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见微知著的世界，我们与世界各地区的交往不断在加强，我们不仅能够跨域时间和地域去进行交流，更能在一方小小的屏幕前知道世界任意角落的信息并及时反馈，而这还只是全球化带给我们个体的影响，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更为巨大，而且在持续推动民族国家发生变迁。
关于全球化，吉登斯在书中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当曼德拉的形象比我们的邻居的长相相对我们来说还更为熟悉的时候，我们的日常经历就已经在受到全球化的改变了。全球化不仅是一种推动世界向前发展的动力，也能是一种阻碍前进的阻力，就如全球化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崛起，推动了科技的进步和人类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但却使得大民族国家视角下的小问题被忽略，小群体的利益遭到忽视，也因为一些原因而变小了的国家也无法解决大环境的问题，而且科技的进步和人类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也加剧了风险，吉登斯在论述风险社会时提到，正是因为人类不断增长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导致了人类面临比之前更大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大多都是与人有关，而不是自然的。风险伴随着机遇出现，而这正是全球化带给我们的，全球化虽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概念，却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而是正在经历的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它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而在宏观的全球化视角下，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变迁则变得更为剧烈。首先从政治方面来看，如今的政治分歧已不应该再是左右之争，而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上来，吉登斯提到了一种新的激进主义的政治，这种政治主张不属于左也不属于右，而是在摆脱左和右固有的因果关系上，思考一种新的对民族国家和社会有益的方案，这种政治方案，吉登斯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深化并拓宽民主的过程，它拒绝扩大政府和缩小政府的左右之争，而是认为有必要重构国家，超越“把国家当敌人”的右派和“把国家当答案”的左派，使政府可以与公民社会中的机构团体形成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促使民族国家中的公共领域扩张，公共领域作为民主权利和国家权力发展的承载体，既帮助民众的正义得以声张，也能使政府的权力得到监督和制约，这也将会产生一个新型的民主国家，其表现为权力的下放、双向的民主化、以及公共领域更具透明度和效率。此外，第三条道路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世界性国家的生成，吉登斯之前提到过，现有的经济社会基础已经不再允许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大政府出现，但可以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撇开分歧的合作体系的建立，这种世界性的国家即是如此。全球化视角下的第三条道路政治主张，使得各国能够搁置分歧，为了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大风险问题而展开合作，形成一个世界性的合作体系，这种体系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的包容性，而且还可以培育出跨国的领导结构，这对于长久的和平和各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意义巨大。
全球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和对政治的影响一样，在对之前的体系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主张，这些主张仍称为“第三条道路”。首先在经济方面，自1929年经济危机以来，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特别是二战后，各国在恢复本国经济的过程中认识到了无形的手失灵的现状，以及看到前苏联在重建国家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上迅猛的势头后，开始借鉴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预手段，这一时期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的繁荣之时，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的弊端凸显，过高的财政支出和低下的行政效率使得各国认识到新的经济主张的必要性，在反思和创新的基础上，第三条道路应运而生，第三条道路在国家层面上主张伙伴关系型的经济政策，即国家有限参与到市场中去，形成混合经济形式，在这种经济形式下，政府能够很好地调控市场风险，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自主性能力。第三条道路经济主张提出的另外一个背景，是在全球化体系下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的逐渐加深，之前所广泛存在殖民形式的跨国经济随着民族国家的壮大已遭摒弃，并且各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都不能独善其身。但在吉登斯看来，殖民形式虽以不存在，但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不平等仍广泛存在且呈扩大之势，第三条道路所蕴含的世界性民主是广泛关注与各国密切相关的利益，通过合作和对抗，进而有效规制世界经济，与全球性的经济不平等作斗争。
全球化对一个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全球化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并且促使预防风险手段的发展。今天我们所面临风险在于：由于我们不断增长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手段的进步，使得我们面临着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人为的风险，相对于自然的风险，这些人为的风险是经常性的且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所愈演愈烈的，如经济危机、贫困、养老等。面对风险我们的应对手段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程度，所以，伴随着风险的增加，风险应对手段也在不断发生变迁。福利制度也正是应对风险的一种手段，前面我们提到吉登斯所认为的伙伴关系形式的混合经济，而使这种混和经济有效率的基础之一，就是在现行福利制度得以彻底现代化的情况下，这种现代化的福利制度，在吉登斯看来就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的福利制度同样既反对国家全面深入的福利保障，也反对将福利保障全权交于社会，而是主张政府和社会合作，用“福利社会”代替“福利国家”，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在第三部门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应当在提供福利服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改变之前自上而下分配福利资金的做法，让位于更加地方化的福利资金分配体制，在此基础上，政府能够减轻负担，更好地履行监督和管控的职能，社会也能够得到政府的进一步扶持，更好地发挥福利保障的功能。
杜浩读书报告--2020年5月
【书单】：
1.《现代性的后果》
2.《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3.《自反现代化》
4.《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5.《为社会学辩护》
6.《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浅析:吉登斯的现代性命题对我们的影响
生活世界中的普遍现象，如果只靠眼睛去观察，那么我们就与事实规律永远是隔离的，社会学家在眼观的基础上用思想去细究生活世界的角角落落，由此得出社会运行规律，探究人类所应遵循的法则，让人和社会都不再隔离和孤单。
吉登斯以及众多社会学家通过对社会发展历史的研究，得出我们生活在现代化这个阶段上的结论，现代化的影响对我们来说深入骨髓，而我们身上的现代性因素也时时刻刻推动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前车马很慢，时间和空间相互丈量着长短，彼时的时空是一体的，同一片疆域下的人们享受着相同的时间和空间，在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下默默耕耘，享有极大的身份认同感。而当我们步入现代化社会以来，时间和空间分离开来，我们拥有了准确区分时间和空间的工具，更发现了世界上有如此广阔的疆域以及不同的人种和多样的经济政治文化，我们在震惊的同时慢慢去接受它并且融入到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去，至此时空分离开来，我们在地球另一端的同伴不仅与我们有着相异的空间，就连时间也是不相同的，以往在相同时间空间中才能发生关系的我们，现在依靠着便捷的现代化工具实现了跨域时间和空间的联系，我们畅享则现代化的便利，与此同时也不断反思我们过去的历史和变迁，在一次次的自省中得出更加理智的现代性认识，也因此现代性的烙印深深嵌入我们的身体中。以上的时空分离、跨越时空的的关联，以及制度性的反思，就是吉登斯所提出的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机制，在我看来这仅是由现代化带给我们的影响，而在吉登斯的研究里，它们还是推动现代化急速发展的引擎。
现代性政治的发展或激进或平和，但无一例外都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暴力工具的使用从来都是维护社会稳定最有效的工具，尤其是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国家的暴力权威更是极大地扩张，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成就，便是暴力权威逐渐脱离了地方，集中到国家的手中，这不仅可以保障整个国家整体的外部安全，还能有效防止社会内存在的内部不稳定，因为在现代化之前，暴力权威可以由上层施加于下层，甚至在雇佣关系出现以来这种暴力权威还在私人手中不断发生作用，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激烈的社会矛盾，而暴力是无法区分公正和不公正的群体，所以社会性的不平等便成为了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当暴力权威集中到了国家手中，虽然无法满足社会的全部诉求，但至少可以保证社会大部分群体的公正，在社会内外部整体处于暴力权威保护之下，现代性的政治体制便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政治的民主化和体系化优势也逐渐凸显出来，我们如今所享受的政治权利并不是从来如此，而是一步步争取至此，在现代性的政治环境中政治权利已经不再是以往通过抗争所得，公开透明的民主对话让我们拥有了更多的政治权利，在和平对话中消减了曾经激烈的阶级矛盾。而体系化则一方面来源于现代性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性观念影响下的民族国家意识所催生的政府体系，从地方到国家再到世界，我们随处可见的政治组织，都昭示这现代性对政治的影响已经遍及世界，当然吉登斯也提出了这种政治体系不大可能出现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大政府组织，“世界政府”可能主要包括由各个国家提出的合作性全球政策框架。
如果说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重要“行动者”，那么公司就是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主导能动者，在现代性的全球化维度下，各种经济组织愈发占据了重要的作用。资本主义大生产是催生现代化的根源之一，那么现代化必定会带有浓烈的经济现代性色彩，其集中体现就是全球化视角下大公司的发展，这是一种伴随现代化而来的经济经营组织，全球化提供了跨越时间和地域的交集，公司企业也就应然成为连接这些时空的手段，不仅如此，现代性的公司组织体系也是使其成为现代性的代表因素之一，韦伯所提出的科层化体系在公司内部得到了广泛的实行，包括职业经理人的出现，这意味着经济组织的运行至此更具有行政和理性化倾向，过去小家小户型的企业经营模式被取代，公司制也让经营组织有了更大和更长远的发展，这不得不归功于现代化所带来的非凡影响。而在公司组织之外，是更为巨大的跨国企业和经济协作组织，这些经济组织承载了经济全球化的任务，将现代性融入到维护经营运行的过程中，带到了触目所能及的世界角落。
现代性与文化的关系是吉登斯所重要论述的，因为对个体而言，经济与政治都能融入文化中予以消解，而我们的生活风格正是反映我们受现代性影响的典型证明，现代性的文化集中在吉登斯所说的文化的反思上。现代化带来个体生活的重要巨变之一，就是个体生活逐渐变弱了，生活在全球化体系下我们时刻与外界发生互动，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反思意味着我们在已经形成的文化习俗上深究其中内含的原因，以指明我们现代性的经验和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常说，现代性是风险和机遇并存的，正因为我们时时刻刻身处于现代性的风险情境中，我们才得以有机会反思。风险情境使我们将从前一直看向外部的目光集中回来，我们开始从自身内部去寻找意义和稳定性，自我的反思能够让我们对现代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现代化作用在我们个体的身上，使我们带有现代性的风格，吉登斯提到的反思和风险，更多的是从社会现象的层面上去理解，而在他之后的著作中，他将现代性的影响集中到个体的层面上来解释，因此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之间吉登斯会专门用一本书来予以论述。
现代性所带来的极大机遇是伴随着巨大的风险的，如从前我们所关注的风险主要是天灾和部分的人类疾病，但如今，除了这些因现代化发展所加剧的风险外，我们还要时刻关注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风险，如军事工具的破坏，生产生活现代化过程中各种失业，交通意外等等，现代化的我们，正因为掌握着越来越多的工具和技术，也越来越多地身处于风险之中，因此，存在性的焦虑成为现代人普遍的心理疾病，而焦虑的产生原因不仅如此，吉登斯认为，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焦虑源于个体去超前思考及预期当下行动有关的反事实的未来可能性的能力和必要性，正因为我们掌握了过去几千年来的知识精华，所以我们更清楚我们对时代变迁而言不过是沧海一粟，现代性的洪流对个体产生的无法抗拒的影响，催生了个体身上对自我存在的思考，因为烦恼于外部世界的危机和变化，所以我们将目光收回，去关注我们自身以及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亲密关系，也就是说现代性使我们不能在大的社会存在中找到自我认同，因此我们退回到儿时熟悉的信任关系之中，并把它放大到我们所熟悉的群体中去，我们在与他人的信任关系中找到抵制焦虑的安慰，并成为个体相互之间依存的桥梁。
在吉登斯后来所著的《自反性现代化》一书中，吉登斯更加坚定了现代性造成的个体及社会风险是由于现代化存在着反思的一面，现代化一方面消解传统，一方面又在不断地重建传统，这就是现代化反思带个现代社会的极大改变，但这种反思带给了个体极大的不适应，我们一方面逐渐脱离传统，另一方面却还是要接受新传统的约束，过去的传统意味着规律化的，可以遵循的一套固定体系，而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新传统状况变得不一样了，新传统复杂多变以应对现代化的多样影响，而个体却在这种不可预知的未来中越发焦虑，正如吉登斯所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风险不是由于我们一无所知所致，恰恰是因为人类知识的增长创造出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从吉登斯的社会学视角看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
吉登斯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在我看来是很全面的，一方面因为它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形形色色的社会学理论思潮进行评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一个在社会学研究的全面性大师，他即对以往多样的社会学理论进行批判，也为日渐式微的社会学进行辩护。正是他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研究，使我对结构语言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们可以将吉登斯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研究作为一种导读，以此大致了解索绪尔的主要观点和看法。
吉登斯提出了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研究所最主要的两对概念，即“语言与言语”和“共时和历时”，这两对概念相互交织共同组成了结构语言学的基本架构。首先，语言与言语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区别，语言是指我们人类社会共同交流的信息传递手段，它可以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一定是某一群体中确定的信息交流手段，不论是散布于空气中还是显现与纸上或是电子屏幕上，语言一定是为别人所熟知的，哪怕这世界上只有很少人知道的信息沟通方式，如摩斯密码或火星文，都能称之为一种语言，所以语言是必须为他人理解且可以做出回应的，是某一群体之间共同熟知的信息沟通方式。而言语则不同，言语可以是语言的一部分，但言语是作为个体所发出的一种信息，它可以为人所理解，但确是属于言语发出者的一种信息，如果片面来理解，我们可以认为言语是一种有个人传播的但不为群体所接受的信息，但我们又不能断章取义，所以言语既可以是别人所不能理解的一个人所发出的信息，也可以是为被人所接受的一个人的语言，这里的个人的语言与之前所论述过得语言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个体所发出的，其具有个体特征，而之前论述的语言是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对重要的概念“共时与历时”，共时是指一定的审美意识能够撇开一切内容意义的前提下把历史上一切时代的具有形式上的审美价值的作品聚焦在自身之内使他们超出历史时代、文化变迁的限制在一种共时形态中全部成为审美意识的关照对象。而历时性是指研究持续演进的活动序列的一种理论倾向，探讨的是某一研究的历史起源和发展。共时研究的对象不是同时存在的一切，而只是与每一语言相当的全部事实，必须时可以分到方言和次方言，而历时语言学不但没有这种需要，而且不容许对它做这样的明确规定。它所考虑的要素不一定是属于同一种语言，造成语言的分歧正是历时事实的继起以及他们在空间上的增值。共时语言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相反的，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索绪尔所提出的“共时与历时”的区分，就是为解释语言学而存在的，不过这种解释必须将“共时与历时”和“语言和言语”结合起来，“语言”更多是与共时相联系的，因为语言代表着普遍的，同一时空中共同关注的信息联系，共时正是关注所在同一时空中的全部现实，言语则更多与历时相关联，因为言语不具有彼此联系紧密的相关性，这与历时所注重的要素相互分离是契合的。所以在吉登斯看来，索绪尔的研究中只有通过共时才能把握语言的本质，历时在事件层次上运作，这是一个通过话语而使语言更改的层次。而对我们来说，语言意味着我们所能在社会上接受信息和传递信息的手段，所以语言是我们的社会性交往方式，而言语则意味着我们如何看待自我，反思自己，所以言语是我们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共时性的语言在社会层面成为了整个社会一在一定时期内的共同信息沟通方式，而历时性下的言语则成为我们自身与社会及历史对照的媒介。
杜浩读书报告--2020年4月
【书单】：
《社会的构成》
《民族国家与暴力》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菊与刀》
杜浩读书报告--2020年3月
【书单】：
1.《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2.《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3.《生命哲学》
4.《叔本华与尼采》
齐美尔：建立在社会化形式上的可能社会
齐美尔的形式社社会学是齐美儿学术研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里，他分析了社会化形式的基本结构，也对社会形式如何成为社会做出了重要阐述。
社会化就是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形式，个人由于那些——感官的或者理想的、瞬间的或者长久的、自觉地或者不自觉的、受因果关系推动的或者目的所吸引的——利益，采用这种形式结为一个统一整体，并且在统一体内实现这些利益，社会只有存在于这些社会化的形式上，才有它坚实的基础。在齐美尔看来，生活在人类公共范围内的所有人，他们为着不同的目的或利益会成为一个共同体，并且这个共同体会同其他人群共同体区别开来，人群在这个共同体内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或利益，因而形成了更紧密或者相对比较疏离的联系，组成了一种社会化的形式，就像每个人都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着同一个目的聚集起来的人又形成了一个子系统，不同子系统之间形成了更大的系统，不同系统之间又有着或远或近的联系，就连无任何利益瓜葛的两个系统之间都有着陌生利益这一层联系，因而，在各系统形式的簇拥之下，社会得以形成，社会得以形成的条件，也就是我们人类生存发展至今所不断演变的人类互动方式，人类不断演进的个人之间，系统之间，个人与系统之间的互动，使社会也在不断地发展，这也就是齐美尔所说的社会奠基于社会化的形式上，社会化的形式形成了社会坚实的基础。
社会奠基于社会化形式之上，但它又不只是简单地形式累加，其中涉及到许多的规制，在其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是“量和级”。社会化形式所组成的群体，如果只是简单地数量累加，那么如今的社会早就是形制统一的大一统形式了，但今天却不是如此，任何想要统一整个人类群体的野心在各种各样的因素中夭折了，究其根本，是因为社会形式本就有一个量的确定性，当我们从单打独斗到群体作战，我们的意志和目的以及利益也就有了变化，而且随着群体的不断扩大会带来更巨大的变化，这时群体的意志和利益会逐渐占据上风，否则将会削弱群体的团结性，但群体的意志终归是无法遏制住个人意志的（因为这是我们所倡导的自由和民主），因此群体的不断扩大一定会削弱其内部的团结，但这也有着巨大的意义，因为群体每吸纳进一个个体，其外部威胁就少了一分，因此从古至今，群体希望自己能免受外来威胁的手段便是扩大自己的群体，当然也面对着日益扩张所带来的群体内部的团结削弱。当群体扩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也就是群体到达了一定的数量之后，群体内部的团结至此已达到了削弱的临界，也就是各种利益和意志的冲突频发，争端显现的结果就是群体分化，至此，致使群体不断结合的手段却成为了促使群体分化的工具，群体又回到了相互自成一派的状态，但不同的是此时的各小群体有着更高的意志和利益追求，各群体想要再次结合起来就需要更高的手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群体具有量的规制，组成社会的群体并不是无限扩大的，当它到达一定的量后会自然催生出产生分化的条件，并且促成群体结合的手段也决定着群体的量，齐美尔在这里举了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他认为完全或者接近社会主义的制度只在很小的范围内行得通，但在大范围内总是失败的，如果他能观察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一定不会这样说了，我认为齐美尔他观察到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早期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义或者是某些纯粹的宗教狂热结成的小社会团体，这类似于早期雅典的城邦制度，人人参与，体现每个人公平意志和利益，但却缺乏整体可变通性的一种小社会团结方式，的确，在这种团结方式下确实很难实现量的扩大，因为它太过强调个体系统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忽视了群体更高的意志和利益。如今，我们今天所耳熟能详的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这些群体整合手段能够以更整体的利益和意志从而容纳更大的群体，且这种量也随着人类群体整合手段的不断演进而不断上升。所以齐美尔所论述的群体的量的确定性，其不是一个确定的值，而是随着条件变化因时因地制宜的一个相对变量，但它对某一社会在一定时期和地域内是确定的。
另外，量的确定性会催生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群体生存法则，就是空间的使用秩序，为维持安全而扩大的量，其中包括了复杂的群体联系以及空间上的使用秩序，空间秩序给了人们某些限制，使得维持群体安全稳定的量在某时某地是一个确定值，不会无限制扩大，这些空间秩序代表了群体的利益，对利益的秩序涉及群体活动的很多方面，并且在群体活动中日益重要，其慢慢的，形成了同一群体所普遍认同并且遵守的秩序，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法律就是利益秩序所不断发展而来，所以从空间秩序到法律这样的一种演变，齐美尔给我们展现出了一幅从原始团结到现代文明的社会化形式发展的画卷。
社会是奠基于社会化形式之上的，并且组成社会化形式的群体具有量的确定性，这是对社会化群体的规制之一，另一个重要的维持社会化群体稳定与团结的规制是等级关系，在由个体组成群体，再由群体组成更大的群体之时，只靠共同利益和意志的驱动总是不够的，因为共同决议终究会把群体内部的细小矛盾扩大化，群体内需要有代表群体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出现，这个代表因为代表着这个群体，所以他应该具有群体内其他人所没有的一些权力和地位，也要求他具有更高的能力和水平，因此，等级的划分在群体内部出现了。今天在我们看来，在人类群体中分等级终归不是一个褒义词，顶多把它定性为中性词，但在群体的发展过程中，等级却对群体的维持与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如上所述，代表者占据着较高的权利和地位，因此能够对群体的利益和意志起着较大的作用，否则将会削弱群体的团结，并且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群体之间结合也必须有等级秩序以维持大群体关系的稳定，因此，等级之间的权威和服从便形成了一种纽带，这种纽带也在保护着群体的团结和稳定，并且这种权威和服从的纽带将我们同类群体与外人区别开来，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服从权威，外人无需接触也没有权利接触到这样的一种纽带，与外人的区别更加坚定了群体内部的共同意志和利益，维持了群体的团结和稳定发展，这种由量和级以及空间秩序所规制形成群体，就是我们熟知的社会形式，并且这些群体在量级以及空间规制下以及其他种种的动态发展便是社会化。
齐美尔在《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本书中，对贫困救济问题做了深刻的论述，首先，他分析了贫困的成因，将导致贫困的原因区分为社会责任和个人责任。齐美尔曾经提到过玫瑰社会的假设，可以很好地体现贫困的个人责任论，在先天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土地用以种植玫瑰，但随着时间不断推移，会有一部分人产出的玫瑰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因此便得以压榨其他玫瑰种植者的生存空间，从而占有别人的土地扩大玫瑰种植，致使一部分玫瑰种植不善的人沦为无产者，随着优势累加，无产者越来越多，不满被剥夺的权益，会产生极大的社会矛盾，矛盾激化产生革命，从而收缴全部土地用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分配，再次进行人人同等条件的玫瑰种植，由此，新一轮的差异分化又开始了，而社会就是在这样的不断循环往复之中。齐美尔用玫瑰种植代表社会的阶层分化，这种阶层分化也就是财富权力的分化，无论起初有多么公平公正的起点，但人们在不断发张中所得到的利益分配却是不同的，排除那些意外因素，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所以个人应该成为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而社会责任论认为，不是个人的匮乏造就着穷人，而是由于匮乏而受到救济者——根据社会学的概念，才是穷人，在社会责任论的论述下，贫困是相对的，相对于富足到可以施舍他人的人，受施舍的人成为了穷人。
悲观主义者的生命哲学
在齐美尔的生命哲学里，他把生命看作始终处于可知与未可知之间的一种状态，这两个生命任何一级只要超越了界限，生命将变得不可靠，没有生命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意义始终要在一种均衡的状态下去寻找，这种生命的活动包括界限的局限性和超越性，我们对未来的一切不可知，无法判断我们的命运即将走向什么方向，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超验的行为，通过我们的主观世界联系客观世界，设想出我们从未认识过的世界现实，如宗教、鬼神等，以此来让我们的生命有存在的价值和不断奋斗的意义。
千百年万来，人类群体不断实践追求生存的延续和繁荣，正因为我们苦于追逐生存，才使我们的生存本身显示出一种悲观主义的色彩，叔本华将生命本身就看作是意志，他认为这种意志是本不该存在的无价值和无意义的东西，意志这种主观体验在与客观实际不断地对照中生发出的无力感，促成了自杀，而自杀并非是对生命的绝望，恰恰相反，自杀者是完全渴望生命，而这个生命却不是他在当前现实下能够实现的，所以自杀者通过了结自己去追寻新的生命意义。作为对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拥护者，齐美尔自然从自己的生命哲学中生发出悲观的思潮，他的生命直观更多表现出对生命自我超越以及死亡的敬畏，所谓生命自我超越，也即生命在不断思考自身的过程中成就的形式，如宗教，时间等等，而社会上的一切规章制度，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生命的形式。生命的自我超越并非是生命的一种附加物，而是它自身的直接本质，只要生命公开这种本质，我们就把他称为精神生命，它就会超越所有主体心理上的东西，甚至会变成某种对象，因此，齐美尔将死亡看做不朽，生命作为有机体本质，其形式不仅属于空间维度，还存在于时间维度，生命本体的死亡，结束了其空间维度上的存在形式，但其获得了时间维度上的另一种形式，死亡让有机体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这个世界，让其生命变得有意义，就像某些伟人，他们虽在空间中离我们很远了，但其精神思想却一直指引着我们。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死亡是我们为不同发展高度所必需的付出的代价，因为空间形式的生命终归会随时间而消逝，但具有生命意义的精神生命却能存留很长时间为我们带来启迪和影响。
生命的存在同时还具有艺术价值，正如齐美尔将精神生命看做生命在超越空间形式之后获得的永恒意义一样，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超越了本身的质料存在，而获得了一种永恒的意义。人类生来平等，却在日后的生存发展中获得了不一样的生命价值，造成这种差距的，可能是道德和伦理人格追求的不同，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本就各为其利，但总有一些生命个体，会为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前进做出贡献，这些人，他们将其个人生命的印记烙印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这些精神生命理应源远流长为我们所铭记，他们的死亡并没有使他们消逝，而是在时间形式上成为了永恒。
【书单】：
1.《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2.《现代性的诊断》
3.《现代人与宗教》
4.《时尚的哲学》
5.《桥与门》
6.《生命直观》
齐美尔的社会学触角--货币
纵观齐美尔的社会学和哲学著作，只有一部系统性较强且完整性比较高的著作--《货币哲学》，《货币哲学》以货币为引，将视角放到齐美尔所能观察到的社会现象的方方面面。在读到他的其他作品时，也能经常看到货币或者其替代物在其他社会现象或哲学问题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齐美尔的大部分著作都比较零散，所以我想试着以货币作为齐美尔的社会学触角，通过货币来理解他的思想并且将他的其他社会研究联系起来。
在《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这本书中，只看书名就能很好地体现齐美尔将货币与其他社会学现象联系起来的这样一种研究方式。“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齐美尔看来，金钱固然重要，但它其实只是人们通向最终生活目标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货币具体化了人类生活的一种社会性目标，货币只是作为我们可以感受到的这种社会性目标的追逐手段，货币就像是一副感光眼镜，帮助我们看到散布在社会中且影响极大的红外光线。
1.货币与现代性
货币所能联结到的社会现实首先体现在，它使人从主体性和客体性中解放出来，使劳动分工成为了可能，并且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更多的联结。因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交换所有物品，那么人们便能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专精于一方面，通过这一方面换取货币并能以货币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货币使专业性提高，专业性的提高使人们不得不与他人产生更多的联结，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自己没有不足和弱点，而货币恰好可以通过交换弥补自身的弱点和不足之处，所以货币参与到分工的从始至终。劳动分工所影响到的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货币在经济、文化或政治社会中也在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不仅因为货币参与了劳动分工的全程，还因为货币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使人们对于人类终极目标幸福这一命题的追求，永远离不开货币这一手段，我们所追求的暂时还未拥有但并非遥不可及的现实，使我们对货币有了更加迫切的需要，这不仅体现在个人身上，也很大程度体现在社会以及国家的政治民主追求中。所以货币这样一种能给人带来持续性的不满足并且可以追求的到的东西，在经济、政治、文化中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齐美尔所关注一个主要的现代性问题是：现代生活的状况对人格的完善有何影响。人在生活中受到的最广泛地影响可以归结到政治、经济、文化三类之中去，因此人们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同货币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现代生活中，资源的拥有所导致的社会分化是最常见的社会阶层区别方式，因为货币可以是一切资源的一般等价物，所以货币也就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明显且为别人所接受的资源。我们在这里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反映现代性生活的例子，来看看货币是如何影响其中的，现实世界中，社交可以说是一个最能体现平等的聚会，因为能够进入其中就代表了群体性的接纳，但社交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游戏，表面上的平等其实在暗中有很多现实的企图，所以我们可以将社交当做社会的迷你模型，在现代人的社交中，资源的拥有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你是属于哪个社交圈子的，前面提到过，货币其实就是最现实的资源，那么就可以认为，货币的持有量多少就可以象征你拥有哪个层次社交大门的邀请函，当然也不乏一些能力出众或地位、权力很高的人在更高的社交层次上，但他们的地位、权力、能力一样可以通过货币来衡量，所以他们依然拥有与其社交圈子匹配的资源。可见，货币从一开始就帮助我们甄别社交群体，在社交的进行中，与货币所能等值的吸引又将不同的人拉近，当然不只是因为货币的吸引，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诱惑力的因素中我们总能找到货币的身影，当我们再将比例尺拉大到社会这样一个层面，我们更容易看到货币所能带来的渗透和影响，各种的职业行会和股份公司，人以货币代替自己的职能，职业经理人的专业匹配性可以通过货币反映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货币渗透到现代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对人的社会化过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货币与性别社会化
前面提到过货币所影响的社会分工，而分工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性别的社会化，男女两性因为生理、心理或社会上差异导致了其在分工中的不同，货币能够影响社会的分工，但并不能就此推出男女两性的社会化由货币影响，所以需要从别的方面来看货币是如何影响性别社会化的。首先在缔结婚姻之前，两性是依靠吸引力走到一起，但这个吸引力是很不容易描述的，也就是无法将其物化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于是我们通过很多的形容词来宣布择偶标准，也就是吸引力的表达方式，如：长相、身高、体重、肤色、性格、涵养等，这些可以决定吸引力的大小，但随着人们社会化的深入和年龄的增长，可能这些标准会逐渐被一些例如能力等经济价值所替代，在这里首先体现到了性别社会化的一方面，男性择偶标准大致上始终是外化的并且具体化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男人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真实的女性作为伴侣，而女性他们心中的男性可以不是一个具体的男性人物，女性对男性伴侣的要求不是那么客观，因此更需要一个能够代表他们感受的事物，一般可以认为是能力，能力包括一个人的职业能力，社会性能力以及对家庭的责任感，正因为货币是一切事物的媒介，所以上面所说对男性的要求通常可以用货币表现出来，当然不是货币越多能力越高，也不是爱情可以用货币来购买，而是透过货币我们能够初步看到吸引力的一个方面，那么女性对男性的吸引力也可以透过货币反映出一部分的，即魅力通常是需要包装的，那么包装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都需要拥有一定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不是货币，但肯定也是货币可以交换的。所以男女两性在吸引力方面所产生的社会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货币的影响，那么在婚姻关系中，齐美尔提到，经济动机才是根本性的，但婚姻是以种种形式将这一经济动机掩饰起来，因为在当代社会文化中，名目张胆的经济动机存在以金钱抵消某种价值的情况，这是高级文明形式所不允许的，而在古代较低级的文化中，存在经济动机的婚姻并不是对人格尊严的贬低。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或明或暗的经济动机，婚姻中的女性总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受到压迫，一方面是因为婚前男性的经济付出，另一方面社会中存在的性别分工使女性在职业中不占优势，收入通常低于家庭中的男性，婚前和婚后的双重经济压迫使女性在家庭中处于较低的地位，形成了社会性别中男性的强势，主导地位和女性的顺从，弱势地位。
另外一个最能体现金钱和性别关系的，是卖淫现象，卖淫以新的眼光重新为性别关系赋予了金钱的意义，妓女成为一种社会现实的替罪羊：即为满足男性婚前以及需要时的情欲，同时又可以避免少女沦落风俗，因而他们不是用自己最有价值的情感去换取美好事物，而是用金钱去衡量肉体，以货币等价物来衡量某些人的情欲，并且使金钱抵消个体人格，造成一种对个体价值的惊人剥夺。卖淫现象也使这一类女性成为社会中更加弱势的阶层。
3.货币与时尚
时尚是齐美尔所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事实，在开篇以及其他著作中多次提到过，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相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前面提过，资源的拥有量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阶层，那么阶级的分化也必定与货币有关，或者地位不高的阶级只要拥有足够多的货币或等价的资源，也能打破阶级的限制向上流动。齐美尔认为，在阶层分化不明显的社会中，其时尚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在他们中间对于新鲜印象和生命形式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需要不是很活跃。而纵观现代的社会，因为社会分工和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尤其是齐美尔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阶级分化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还产生了极其严重的阶级冲突，所以现代社会对于时尚的追求程度是非常深的，处于阶级上层的人需要通过张扬自身的个性以区别于下层阶级，而下层阶级的人士在对上层社会向往的同时，期望通过模仿这一条路线以表示接近上层阶级，虽然他们的社会资源还缺乏，而且现实中的去靠近上层阶级行为会产生一种道德虚荣感和一种伦理的轻浮，而群体性的模仿可以减轻个人美学和伦理学上的责任感。所以只要阶级一直存在着，那么人们对个性的张扬和模仿就会一直存在，时尚只会过时但永远不会消失，而阶级的存在是由于资源拥有的差异，我们又回到了货币这一命题上，货币并不是导致时尚产生的直接原因，却是影响着时尚的方方面面，从时尚开始形成，到人们不断地追逐时尚，就连时尚的维持也都需要货币来作为手段，因此，货币相对于时尚而言，它给时尚安上了取都取不掉的轮子，把它变成了一部永动机。
4.货币与宗教
在齐美尔的诸多社会学研究中，我们都可以通过货币窥探其中一二，但惟有宗教这一方面，似乎和货币没有任何关联，尽管文化也会受到货币经济的影响，但毕竟宗教是可以让人内心上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世界，我们不能凭空想象它和货币的联系，所以在读宗教的过程中，我尽量找到货币和宗教的相互影响之处，以此来证明货币与宗教的关系。
现代人不再相信传统的宗教，但现代人又仍然需要宗教，这是齐美尔对宗教的现代性问题做出的基本论断。人的本性中有宗教的精神化倾向: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品质是因劳动分工的精细导致的社会分化。而宗教的基本功能是社会整合，因而宗教就被抛在社会整合和社会分化的紧张上面。可以说宗教的核心观点与现代社会的社会化倾向是有冲突的，那么就不能说明货币会和宗教产生关联，但在研究宗教的过程中齐美尔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对于招魂术等类似于宗教的一些巫术手段，那些接受过科学文化的有才智之士，反倒比普通人更容易相信这些，因为她们想留住一些如情感，幻想，奇迹等浪漫想象的东西，所以用宗教现象来予以替代。而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这一人们经常会存在的内心寻求慰藉的现象会更加普遍和深刻，货币经济影响下得社会成员会变得更加实际并且联系紧密，但这也会使他们被沉重的物质和关系压迫地喘不过气来，所以他们急需一片心灵净土（因为现实世界是逃无可逃的），而且就算宗教中有竞争和分化，那也会比现实中的更加温和和含蓄，因为宗教不必为了满足一个追求者而拒绝其他追求者，宗教把个人从从其实质性和对超验内容的依附性中解脱出来，恢复或发展成为生命自身及其所有内容的一种功能，一种内在形式。
另外，齐美尔在《桥与门》中说过，人们总是栖居与货币这一手段的桥上却最终忘了我们要到达之处。而现代宗教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宗教为我们描绘了彼岸世界的美好蓝图，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实现这一蓝图，我们终身都在为此努力，但最终的彼岸世界谁也没有见到过，宗教典籍的描述只是一种超验的想象，就像现实世界中告诉大家幸福是我们的最高追求，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幸福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总在以货币来衡量到达幸福的远近，就像不断修炼宗教修养以此来接近彼岸世界一样，所以宗教与货币在这里类似于一种平行但却想相似的关系，即他们都是一种手段，一条追逐内心世界的路径，但却把我们束缚于其中，忘记了最终我们所要追求的东西。
当然，货币并不是一切的决定因素，也可能不是重大的影响因素，齐美尔也不是货币决定论和万能论的拥护者，只不过通过货币我们可以很好地去理解并解释齐美尔所提出的众多社会学现象，就像破解案情的的第一条线索一样，只要通过货币这一突破口，那么分析接下来的事情可能会让我们容易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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