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主题: 韩庆龄的读书报告 更新至2012年4月23日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韩庆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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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庆龄的读书报告 更新至201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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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1——4月23日书单
《为社会学辩护》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安东尼•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安东尼•吉登斯
《亲密关系的变革》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      帕森斯
(具体内容见后面贴子)


2012年2月10—3月日书单: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高宣扬
《实践与反思》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感》布迪厄
《单身者舞会》布迪厄
《再生产— 一种及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
《继承人— 大学生与文化》布迪厄,帕斯隆
《心灵、自我与社会》[美]乔治•H•米德
(具体内容见后面帖子)

12月份
《曹卫东讲哈贝马斯》曹卫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包容他者》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交往行为理论》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后形而上学思想》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高宣扬,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具体内容在后面贴里)

11月份读书书目:

福柯《词与物》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
福柯《主体解释学》
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
(具体内容在后面帖里)

10月11—11月11日书单:
续上月《资本论》第三卷看完
《福柯的界线》汪民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疯癫与文明》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
《规训与惩罚》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
《知识考古学》米歇尔•福柯,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
《性经验史》(三卷)米歇尔•福柯,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个月主要读了福柯的部分作品,围绕上述作品简要谈下福柯的权力—主体问题。
    权力问题和主体问题贯穿于福柯哲学问题的始终。福柯认为,主体是被权力造就和生产的;福柯关注的是权力是以怎样的方式造就了形形色色的主体形式的。最初,福柯将权力视作是否定、压制、禁闭性的,权力是一种让人窒息、让人收缩、让人丧尽自由的东西;后来,福柯采用尼采的权力观(他的权力观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并发展了尼采的权力意志论),不再将权力视作否定性的、而将权力确定为积极、主动、生产性的,权力锻造和铸就了它的对象。最终,权力在福柯这里表现为一个开放的场域(权力是“各种力量关系,多形态的,流动性的场”)。
    福柯批判了传统的权利理论。福柯将传统的权力理论视为宏观权力学,认为传统的权力研究的是某种机构化的、法律化的权力中心的东西,福柯认为这种理解过于片面,国家机构只是权力的一个有限领域。福柯反对权力中心化的模式,主张建立微观权力学,将权力视为非中心化的、多元的、分散的关系存在。福柯研究的是疯人院、监狱、修道院、工厂这些社会边缘、底层中的权力关系,而不是国家、法律这些中心化的存在。
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权力的运作是以一种十分隐蔽的方式悄无声息地进行,它以安静高超的技巧塑造着每一个现代人的主体意识,将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监视、控制之下。并且,福柯认为对现代社会权力的研究应该深入到个体化的现代性主体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去分析一种生物性权力的运作模式。具体观点体现在作品中如下:
    《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通过疯癫命运的变化对启蒙、对理性、机构体制进行了批判,最后对精神病学也进行了批判。疯癫勾勒出了禁闭的模式,用权力惩治、医学治疗、家庭驯化等手段,以知识(理性)的名义,将某些对象隔离开来,排斥出去,最终予以禁闭。疯癫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文化的产物,福柯用疯癫对理性进行了全面的反诘。
    在对权力的机制分析中,影响最大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提出的规训性权力,规训性权力是对人的肉体、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的权力技术,通过诸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等等手段来训练个人,制造出只能按照一定的规范去行动的驯服的肉体。主体被权力锻造和生产出来。生产性的权力驯顺了肉体,生产了符合规范和纪律的对象、知识。福柯认为最能体现这种规训性权力机制的是边沁所设计的全景敞视主义的“圆形监狱”,它是由现代规训手段建构的“全景敞视”权力监控机制。在17和18世纪,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整个社会机体,从一个封闭的规训、某种社会“隔离区”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的运动,所谓的规训社会形成了。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力图揭示主体是一种虚构物,现代性理论中占有统治地位的作为主体的人,在福柯看来只是在近代的知识结构中诞生的,是现代性的语言、知识的产物。知识与权力体系互生共存, 权力的需要催生了知识,反过来知识又发展、完善、传播了新的权力技术。福柯一再强调权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主体)掌握权力,一直淡化了权力由谁(主体) 实施的问题,体现出对知识主体的解构。在权力的关系网络中,每一个个人都只是权力的一个点,人并非权力的主体而是权力运作的工具。
    《性经验史》中对权力如何进入主体的生物性构造层面进行了阐释。在第一卷中,福柯根据他的话语理论来论述性经验,福柯把性经验当作历史文化概念而非自然或生物概念。因此,福柯是在对话语的权力机制进行研究,而非对性本身进行研究;在第二卷中,福柯提出了生存美学和自我概念;第三卷从关注自我的层面寻求抵制权力的出路。
    综上,福柯所提到的有三种主体的形式,一是权力生产的主体(权力外在于主体,主体是被权力所规训和造就的,这样的主题是完全被动、屈从的);二是知识(学科)生产的主体(这种主体是由学科想象和配置的,这样概念化的主体是虚构的);三是自我生产的主体(这种主体是自我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个体自我的有意造型)。福柯看来,权力是自由的反面,对权力的抵抗始终是对权力技术和权力形式的抵抗,可以说,福柯的权力抵抗不是针对着总体性的法律制度,而是针对着设置个人界线的权力技术。这也是福柯权力理论与马克思权力理论的差异。权力技术使主体囚禁起来,是对主体的反复操纵训练,是对自由的侵蚀;而自我技术是主体的主动美学选择,是对自由的实践。由此,福柯主张用美学化的自我技术来抗衡同质化的权力技术,即个体以关注自身的方式、将自身美学化的方式来抵制权力技术的统治,即用生存美学的方式寻求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出路。


2011,9—10.8书目:
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陈岱孙,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资本论脉络(第二版),张薰华,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资本论第一,二,三卷(第三卷剩地租理论未完)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第一卷主要是讲资本的生产过程(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原始积累(以生产者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财产制解体,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转化是少数资本家对多数大众的剥夺,由此自耕农转化成工资劳动者,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相分离)      商品的出现(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是资本成立的历史前提。劳动者生活资料由自给转向由工资购买)      商品交换(商品交换的发展和顺利进行,需要一种流通媒介,于是货币应运而生。)    货币转化成资本(资本是货币,是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在市场上买卖是货币转化成资本的条件之一。资本对劳动取得支配的权利,劳动者隶属于资本,为资本家剩余价值的榨取提供了源泉)    榨取剩余价值(内含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分工协作发展成社会结合劳动,机器大工业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手段发生了革命带来了相对剩余价值的提高,劳动强度的加大增大了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资本家把劳动者看成生产工具,使其与机器合并,即把劳动者和机器等同,人性的丧失。      资本的蓄积过程,剩余价值不断转化成资本(追求资本的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剩余价值不断转化成资本是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起初,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追加更多的劳动者可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后来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愈加发达,由是引起资本有机构成上无间断的质的变化,即牺牲可变资本部分来扩大不变资本部分。由此,相对剩余人口产生,成为产业的预备军。)    资本家无休止的竞争(资本家为了占有市场,为了使自己的必要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方面,资本家总是抢着以改良的机械代替劳动力,并抢着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工人不断的被排斥;另一方面,工厂量的扩大,又不断的吸收劳动者,工人不断地被排斥,又被吸引。)    供需矛盾,生产矛盾,周期恐慌,最终灭亡。(为了扩大再生产,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社会劳动结合的程度越来越高,生产材料同时不断向少数资本家手里集中,当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冲破资本主义外壳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就会被社会主义主义社会所取代。)
    第二卷主要讲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论》第二卷,研究G-W…P…W′-G′,在已知资本(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基础上和前提下,研究资本(剩余价值)的流通过程,阐明资本流通过程中资本的各种形态,研究资本周转(流通)过程的性质、特点和顺利进行的条件。在资本的正常流通过程中,产业资本的三种形式——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是同时存在的。资本运动中的不同形式,取得了独立的存在形式。资本流通过程中资本的各种形态独立出来,便形成资本的具体形式,即具体职能资本(机能资本)。
    第三卷讲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在内的分配过程。在本卷中,剩余价值转化成利润,商品价值转化成生产价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消失,彻底掩饰了劳动者提供的无给劳动。资本家无休止的竞争促成了平均利润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独特性质,使利润率呈现下落的倾向,但利润率下落的同时,总利润量却在增加即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绝对量在不断增加(商品价格下落,商品总量却大大增加)。(承接第二卷)在这个基础上,本卷具体分析了G-W…P…W′-G′运动中各种资本形式的外在化——独立化为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也就是各种具体的职能资本:商品经营资本、货币经营资本等;各种具体的职能资本的运动伴随着剩余价值(在这里表现为利润)的分配,而剩余价值(利润)的分割形成其具体的形式:产业利润、商业利润、企业利益、利息和地租。(简言之,第三卷在于讲清楚剩余价值怎样实现为利润,怎样转化为平均利润,而平均利润又怎样分割为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
    三卷资本论中,所论述的物质内容均为生产力的发展。第一卷中,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剩余价值率(劳动力的榨取程度)和资本的有机构成上面,在第三卷中则综合表现在利润率(剩余价值神秘化,被掩饰)上,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信用的发展,又通过生息资本的作用,使资本也社会化为股份资本。国民经济各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则和土地的自然生产力结合在一起。此外,第一卷和第二卷主要论述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规律,即以发展生产力为手段,以达到代表生产关系利益的价值增殖目的的规律,第三卷主要论述生产关系如何决定分配关系,又要由分配关系来反作用,以及分配关系如何决定价格结构,又要由价格来实现。总之,三卷资本论不仅展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总过程,还展现了资本家惨无人道的剥削及劳动者悲苦无奈地命运,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道德史,展现了资本家和劳动者的社会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及最终走向灭亡的命运。



5月份书目: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苏] 尼•拉宾,三联书店,1982年版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选自马恩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梁赞诺夫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反杜林论》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马克思早期思想主要是确立了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在对两者的认识和批判过程中,马克思逐步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下面主要围绕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发展确立以及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发展演进来介绍上述几本著作:
    马克思起初是黑格尔哲学的追随者,但是很快马克思认识到了黑格尔哲学的缺陷,黑格尔从自己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绝对理念、神的理性说成是包罗万象的本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一开始就抓住了黑格尔思想的实质,找到了批判其思想的有力武器,那就是从现实出发,以现实为参照来批判黑格尔神秘的抽象理论(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确立)。具体有以下四个方面:
    ①马克思认为,现实是理论的来源,理念本身应该从现实的差别中产生出来。由此,批判黑格尔以绝对理念来统摄现实生活所有领域的做法是荒谬的。
    ②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根源和实质。黑格尔思辨结构的秘密在于把现实的概念抽象成绝对的观念(把实体了解为主体),在这个过程中,赋予观念以神圣性和超自然性,又从绝对的观念返回现实的具体事物。由此,黑格尔是从理论出发,即从绝对理念出发推导出现实,他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理论和现实的关系。
    ③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思维),因为他看来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他力图按这样的观点来分析具体材料,以找都隐藏其中的理性,最终揭示绝对理念的运动。而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的任务在于从现实中把握社会政治制度的实际存在的关系及其矛盾,而非以观念来把握对象的实质。
    ④黑格尔颠倒了法、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提出,法根源于市民社会,要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即市民社会来理解法的关系,而不是从法本身或所谓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从这里,马克思找到了理解法、国家产生的基础,为法的确立找到了唯物主义的哲学依据。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主要围绕社会政治制度的范畴对黑格尔的哲学、法、国家的观念进行了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则全面批判了整个黑格尔的思辨结构。
在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后,马克思开始认识到正是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将揭示出人的各种关系的一些根本问题,于是不久,马克思将研究工作转到政治经济学,完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手稿》中,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将其哲学观点加以扬弃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从《手稿》开始,马克思开始了人的本质观的探索。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哲学把人仅仅看作是意识人的体现者,马克思看来,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是肉体的、感性的存在物。在这里,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自然和感性的影响,与其一起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以抽象理念界定人的做法。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仅仅存在于人与人的交往中,其特点是人对人之爱,他强调自然的现实的人,在这里他并没有揭示现实人的社会处境,他是从理论上抽取人的共性来把握人的本质,把人定义为抽象的类,所以费尔巴哈所谓现实的人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马克思则从劳动这种人的生命活动来把握人的本质,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中,人才证明自己是类的存在物”。《手稿》中,马克思把劳动看成人的本质体现,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异化劳动使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脱离、相异化,劳动不再是人本质属性的体现,而是降低成人为了维持生存的手段,且马克思从异化劳动中发现了私有制的概念,指出私有制是异化劳动关系的产物,后来,私有制又成为异化劳动的基础和原因。因此,只有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才能使人重新占有自己的类本质,实现人性的复归,使劳动成为人的需要而非满足生存的手段。
    可见,《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但其从劳动的角度对人本质的分析又高于费尔巴哈的认识,总体讲,《手稿》中,马克思所讲的人并没有完全超出费尔巴哈的框架,仍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
  《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主义者的姿态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主义观点进行了致命的批判,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对黑格尔辩证法中合理的成分做出了公正的评价,同时也批判了它的神秘部分。《神圣家族》对黑格尔的批判可谓是《手稿》的继续,马克思更明确地以现实的人批判黑格尔作为自我意识体现者的抽象人,此外,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同时高度肯定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第一次一般的提出了关于发展是否定和肯定的统一的问题,但是费尔巴哈首次注意到否定的否定规律在黑格尔那里仅限于思维的领域,其次费尔巴哈发展否定的否定规律本身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否定的因素,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中,马克思更加认清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最后,费尔巴哈指出哲学和生命本身的出发点应该首先是自然界,马克思深受影响,从中看到了自己社会理想的哲学基础。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否定了人的抽象的类本质,提出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开创了通过社会关系、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去把握和揭示人的本质和途径的方法,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划清了界限。在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认识的过程中,马克思指出了其致命的缺陷,费尔巴哈没有辩证、能动地理解事物,并不理解现实的真正意义;重视感性的存在却没有把其理解为人的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马克思则从现实的历史出发,从现实本身来看待现实的人及其关系,超越费尔巴哈的范围,向历史唯物主义迈出了一步。
    《德意志意识形态》则系统的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批判了费尔巴哈等人从抽象的人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的做法。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人实践的社会本质,认为现实的人之所以是现实的,在于他们是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人的本质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制约,因此,人的本质是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的辩证统一。
    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地形成,为以后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依据。

    读书感悟:总体讲,感觉自己读书还处在初级阶段,比较在意具体知识的汲取,还没达到读书改变生活境界的状态,但是在过去一个月中,事情较多,唯有在图书馆里才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宁静与踏实。

4月份书目:
《货币哲学》[德].西美尔,华夏出版社,1990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德].西美尔,学林出版社
《宗教社会学》[德].西美尔,上海人民出版社
《现代人与宗教》[德].西美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哲学的主要问题》[德].西美尔,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德].西美尔,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叔本华与尼采——一组演讲》[德].西美尔,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一、本月集中读的西美尔的著作,总结内容如下:
      主要根据上面几本书,围绕西美尔思想中关于现代的文化危机和宗教危机的内容作一个整体的解读。
    “生命”是现代思想的中心理念,只有触及“生命”理念,思想方为现代性的,西美尔的哲学以生命为中心论题,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生命哲学思潮中的重要表述者。西美尔生命哲学的中心议题是:生命与其形式的关系。人的生命离不开形式,生命的精神化过程产生出形式,西美尔给予了形式一个总的名称:文化,它包括艺术、宗教,科学,伦理和技术。形式与生命既不可分割又是分化的,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抵触。简单讲,生命的内在形式可以称为主体文化,外在形式可称为客体文化,现代文化的危机就是主题文化与客体文化的分离,相应的,现代宗教的危机是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超验内容)的分离。
    关于现代文化的危机,具体讲即文化的客观性与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货币哲学》中以货币经济的发展为主线来具体说明了这种矛盾。该书主要围绕着普遍意义上的文化问题和人的生存问题展开,西美尔论述中的货币和货币经济不仅仅是经济现象,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现象,是现代性中的个人生命感觉,可以说,西美尔的《货币哲学》是从货币经济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果来分析对现代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事件,并以此为媒介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社会文化和人的精神世界。西美尔从其悲观的视角来看现代生活,认为其忙碌并骚动,个人灵魂深处是生命本身的无聊与困惑,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始终围绕着金钱、货币、价值这样的主题,情感面临缺失,大多数人为了追求金钱而存在,丧失了生命原本的意义和价值。货币的出现,集中体现了文化的客观性,货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理性主义的趋势。社会朝着越来越理性和非个人化的方面发展,而个人的选择性和价值在社会中却越来越被忽视。可以说,货币带来了自由和进步,也带来了严重的意义危机和价值危机,更严重的是,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为最终生活的目的,即货币代替其他价值上升为生命追求的最终目标,加深了社会本已存在的世俗化倾向。由此,货币象征着目的论序列的终点,它减少了人们在宗教中寻找满足的需要,从而货币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
    那么,什么是原本真正的宗教?宗教又有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西美尔看来,社会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体系,人们在纯粹精神层面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奠定了某种基调,该基调一步步提高,脱颖而出,发展成独立的客观存在就是宗教。在这里,宗教形式的建立,据于生命的三种关系态度的转变:个体生命与自然地关系、个体生命与自身命运的关系、个体生命与人际的关系。现代人面对宗教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一方面,信仰的内容的确存在,另一方面,他们的知性又无法判断这些信仰内容的存在。宗教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在这里,康德把宗教当作灵魂的一种内在活动,费尔巴哈则认为上帝就是人本身,宗教就是人本学,并否认超验性,认为人的灵魂之中只有经验之流在涌动。而西美尔认为,只要人们过着一种宗教的生活,即这种生命不是有宗教来完成的,相反,它的完成就是宗教的实现,那么宗教的地位问题就解决了。
    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了现代人的精神面临缺失和无所依靠,怎样来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呢?西美尔认为,最重要的是寻回作为生命的内在形式规定的“宗教性”,只有不把宗教当作一种客观的实体或外在的东西,而是看作一种个体的“内在行为”,不再依赖宗教教义和外在的机构,而是致力于个体生命意义的追求与实现,回复宗教信仰的本原,才能解决现代人的精神不安和宗教的现代性危机。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西美尔的宗教观与涂尔干有十分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没有任何宗教是虚假的,宗教也并非都与超自然相关,而是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涂尔干从结构功能的角度解释宗教,关注宗教对现代个人生活观与社会结构整合之间关系的影响,但涂尔干没有在哲学上提出一套宗教论述,也没有就宗教与现代生活的关系展开具体的论述,西美尔的宗教观在这两方面却提供了丰富的思考。
   
    二、读书感悟与总体评价
    主要围绕《货币哲学》和《宗教社会学》以及其他几本书中渗透的西美尔的思想作了一个侧面的概括,很不全面。总之,齐美尔强调社会学以社会交往形式为研究对象,一生致力于探讨社会世界的具体问题,貌似对建构社会世界的总体性不感兴趣,并对人类的发展前景持悲观的态度。此外,西美尔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由篇幅不大结构并不严谨的文章编集而成,零散中处处闪耀着智慧的火花。



3月份书目:
《杜尔凯姆》 安东尼•吉登斯  昆仑出版社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涂尔干  上海人民出版社
《支配的类型》 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济与历史》 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韦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会分层》 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部分)李路路,边燕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叫魂》 孔飞力  上海三联书店
《舒茨现象学社会学》 范会芳  郑州大学出版社

  《实用主义与社会学》涂尔干社会唯实论思想的一个预备的描述,通过追溯实用主义的发展历程来展现社会为什么是实在的,展现社会学与实用主义的关系。涂尔干认为实用主义几乎是当时社会背景下唯一流行的真理理论,是改造传统理性主义最合适的立场,同时认为,实用主义与社会学思潮也表现出了非常亲近的关系,都在讨论生活和行动的意义。涂尔干认为,实用主义既是一种真理理论和宇宙理论,也是一种方法论。实用主义是一种解放意志的尝试,是对纯粹思辨和理论思维的反驳,它要解放思想,实现真理自由。但是实用主义往往对历史学说采取随意的态度,同时,实用主义者一方面认为根本不存在原初的意识,另一方面又认为实在是思维的建构,是统觉本身,这是作者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把真理看作是集体表现,这是社会学高于实用主义的地方,且作者从集体表现的视角批判并超越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重新解释了真理的特征及其对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作用。

  《杜尔凯姆》比较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表达了涂尔干著作的极强的连贯性。作者认为贯穿于涂尔干著作中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学术旨趣:涂尔干致力于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确立社会学;对个人主义的兴起持一种肯定的态度,认为是一种新的、正常的社会秩序;对道德权威的认识;对社会科学知识的现实含义的探索。对涂尔干思想的总结是本次读书汇报的主要内容,在此不赘述。

  《支配的类型》本书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组成部分。韦伯认为, 任何一种制度都会是三种支配类型的混合,这三种纯粹类型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主观理论构造,是解释经验事实的理论模型,不可能纯粹的出现于人类真是的历史过程中。这三种种支配类型都有其对应的正当性的基础,“理性”永远是韦伯学说的核心,传统型支配和法理型支配是理性发展过程上的两个阶段, 这二种支配类型可作是视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支配类型。相比之下, 卡里斯玛支配类型的基础是非理性的,它需要支配者利用自身具有的巫术力量、英雄气质、先知作用等不平凡的禀赋来赋予正当性。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卡里斯玛例行化可能会导致其向传统化和法制化方向的转移。韦伯的支配类型研究,与其宗教、法律及经济史的研究贯穿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构成韦伯思想的重要内容。

  《经济与历史》和《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是韦伯经济社会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与历史》主要讲述西方经济理性化的发展过程,对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做了刻画。在《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中,我们认为经济行动是团体行动中的重要环节,团体是人类文明和历史延续的载体,这是韦伯以团体行动为基准来研究相关经济、社会问题的缘由。两书中通过对理性经济行动的分析, 韦伯进一步论述了理性行为的形成过程,韦伯认为, 经济行动可分为两种即理性的经济行为和传统的经济行为。他把有一套特定行为模式的行动称为理性的经济行动, 而把其他的行为统统称为传统的经济行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相应的社会团体,从而又对应不同经济行动。这两本书中还有许多没有读懂的地方,读完较长时间后感觉没有太多印象了。

  《叫魂》将一个子虚乌有的事件经由公众歇斯底里似的传播,跨越阶级界限席卷全国,演绎成一个政治事件,普通民众、君主、官僚在这场闹剧中依据自己的身份和利益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对民众来讲,对叫魂存在恐慌,害怕割掉辫子后灵魂出壳,随着叫魂案在民间的传播和官府的刑事逼供,在群众的恐惧下出现了以被叫魂为借口的职责逃避和肆意诬陷。在这个权利对普通民众来讲比较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为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为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普通民众来讲,妖术既是一种权利的幻觉,又是一种潜在权利的补偿。普通民众在这场事件中承担了积极地传播工具的角色。
    对于当时的君主——弘历皇帝来讲,面对一起涉及到辫子的象征意向(顺从与沉浮)的案子时,无意会联想到政局稳定,谋反造势的事宜,可见处在一个最高统治者的角度最先考虑的自然是是否影响到了江山的永固。叫魂案发生在江南——汉族文化繁荣的地方,同时被指控者是一批儒教秩序的放逐者,谋反和汉化的双重威胁使皇帝失去了理智,不断对官僚施压,不断运用专制的权利来控制所谓的局势。
    对官僚来讲,官僚扮演了一个上下均不讨好的角色,皇帝对其不断训斥施压要求其缉拿真凶,无辜民众被冤屈对其加以痛恨,此外,在这场戏剧中,官僚委曲求全,遵循自我保护、墨守陈规的古老惯习,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落后的司法。面对“妖术”这个政治罪的角色,从另一个角度讲,它为君主提供了一个调整官僚体系的替代性的手段,许多官僚在其中受到了“整合”。
    总之,叫魂大恐慌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充满了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展现了皇帝的专制权力是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展现了中国各阶层的生活心态。从写作方式来看,本书主要运用的是文献分析法,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综合分析,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而又令人窒息的晚清中国社会的生活图景。

  《社会分层》与《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我们认为阶级、阶层结构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事实,而且是一个敏感的社会变量。学界普遍认为,国家每一次经济、社会大转型,都将引发阶级、阶层结构的剧烈变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使我国从传统、封闭、农业文明为主导的国家向现代、开放、工业文明为主导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我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社会分层》这本书中,各个作者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了中国分层结构的变化、新趋势,以及由社会分层变化导致的一些危机和问题的趋势及变化,比较全面的分析了当今中国的阶层现状及其所面临的处境,并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许多诚恳的对策。《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主要依据2003年度“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情况来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社会分层结构的状况和变化,对本书数据分析的过程没有仔细看,只是借阅了结论部分。

  《舒茨现象学社会学》比较全面和系统地研究和介绍了舒茨现象学社会学理论的成果。舒茨将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引入了社会学,并成功用于改造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从而开创了现象学社会学这一理论流派。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可以说是沿着韦伯理解社会学的方向展开的对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同时又对韦伯研究的一些方面进行了深化,如韦伯将社会行动视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舒茨借助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将分析视角直接深入到了个体行动者的意识领域,详细分析个体意识流中意义赋予和形成的过程。在方法论方面,也继承了韦伯的个体主义立场和主观主义立场,可见,韦伯理解社会学的传统对舒茨影响至深。此外,学界对舒茨的理论还存在许多批判,高曼认为胡塞尔现象学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是不相容的,舒茨研究的起点就是错误的。但是,舒茨理论引发了之后社会学研究向日常生活世界的转向,在舒茨去世后其理论对当代社会学产生了经久不息的影响。


12.13——1.13读书书目:
韦伯《支配社会学》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宗教社会学》
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韦伯《宗教与世界》
[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林耀华,庄孔韶《金翼》、《银翅》(重读)

《支配社会学》在本书中,作者首先提出了支配的概念,认为支配是一种权力,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类型:基于利害关系的支配和基于权威的支配,并且指出任何基于利害关系的支配都可能逐渐转化为基于权威的支配,因而作者指出本书所讨论的是基于权威的支配。权威即等同于命令权力,这种命令权力的“妥当性”有三个基础:由合理的制度赋予权力以正当性,对应的支配类型是法理型支配;个人权威赋予命令权力妥当性,对应传统型支配;对有某种天赋资质的人物的信仰给予权力正当性,对应卡理斯玛型支配。随后本书主要探讨了这三种支配在人类历史上所出现的具体的变化;第六章对教权制进行分析,对政治与宗教相重合的领域进行研究,思考近代民主政治与宗教支配的关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书的首要任务是认识西方文化所固有的、特殊形态的理性主义,并说明其起源。并深入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首先,新教伦理以宗教的方式确认了正当追求财富在信念和道德中的合法性,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心理动力。新教伦理把合理地追逐财富看作上帝的意愿,肯定了赢利活动的合法化,使西方社会走出了中世纪传统宗教伦理的禁锢。其次,新教伦理强调合理限制消费,推动了资本的积累。新教徒把劳动看作人生终极目的,反对无节制的享乐消费。对新教徒而言,努力的工作,增加财富是其道德追求,不合理的挥霍会失去上帝对其的恩宠。最后,新教伦理缓解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对于资本家而言,他们努力的经营,获得更多的财富,是为了获得上帝更多的恩宠。对于工人而言,他们也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而努力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借鉴了李飞宏的《浅谈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

《宗教社会学》本书中,韦伯主要想通过宗教社会学阐述人性这一基本的现实存在。首先是讲宗教的起源,从精灵信仰到伦理性宗教的发展过程,及宗教发展各阶段的主要担纲者,并对世界主要的宗教进行了阶段性的比较。其次,展现了宗教的基本因素,包括先知和祭司、教众和教团组织、先知预言和宗教伦理。再次,讲述了各个阶层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情感、需要与各种不同宗教的关系。最后,讲宗教与现世的关系,宗教对文化的影响、对理性经济活动的影响等。总之,为了说明西方文化的合理性,韦伯对世界宗教进行了抽丝剥茧似的分析。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韦伯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其主要的原因在于缺少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或缺的鼓舞力量;另外为了说明由于欧洲具有其独特的禁欲新教伦理作为精神动力,因此发展出了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本书第一部分中,韦伯在中国的社会体系里选取了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家产制国家与血缘组织以及法律五个具体项目,进行了中西方的对比,指出了中国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因素。究其根本中国因为缺少一种理性的宗教伦理,从而限制了技术上的理性化。在第二部分中,分析了中国无法出现资本主的精神因素。对中国主要的价值体系儒教及其担纲者进行了检视,简言之指出了儒教具有强烈的此世倾向,强调适应世界,注重世界的宁静与和谐,因而无法导出激烈的变革以走向资本主义。

《宗教与世界》分析了近代西方文明“理性化”的现象,讨论了世界诸大宗教之担纲者的“心态”,以及宗教拒世的阶段和方向。重点研究宗教行为对于伦理和经济、政治与教育的影响,将其主要关怀集中在宗教与其他活动的紧张性这个问题上,具体讨论了宗教与经济、政治、审美、性爱、知性领域问题的紧张性。将宗教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在其中做了渗透性的解释。

《菊与刀》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本书中深挖了日本国民性的双重性,且从多方面对于日本国民性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日本的国民性既有温柔善良的一面,又有凶狠残暴的一面,她分别以菊花和军刀作为这两种性格的代表,认为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她运用了人类学的文化模式理论来分析深藏于日本人外显行为之中的日本文化诸模式,通过对义务与人情、恩与责任、义务与义理的比较,考察了日本人独特的价值体系。本书的研究成果对于战后美国了解日本,以制定合理的管理政策提供了有利的材料。

《金翼》、《银翅》重读,本次重读是为了进一步领会文章的写作方法,研究角度,以及两文的内在承接等方面的问题。


11月10——12月13读书书目:

《共同体与社会》 滕尼斯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齐美尔
《孟德斯鸠与卢梭》 涂尔干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韦伯
《学术与政治》 韦伯
《法律社会学》 韦伯
《灾害社会评估》 李小云
《人性的优点》 戴尔•卡耐基
《亚洲城市移民》 张继焦、沈林,第三卷第一,二章


《共同体与社会》作者:滕尼斯,是德国有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是德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滕尼斯使用了“共同体”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对工业化以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阐释。认为“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由本质意志决定的一种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而“社会”则是一种有目的的机械形成的、由选择意志决定的另一种人类共同的生活形式。这种两分法的思想对对后来的社会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人们形成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形式是由于人们不同的意愿导致不同的行动而形成的。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和“社会”这两种生活形态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意志不一样。“共同体”是由本质意愿决定的,这种意志决定人们考虑问题主要基于情感动机,又或者是整体的影响,而很少将个人的私利参杂于其中。也可以说,他们的取向是价值合理性。不同的是,“社会”中的人的行动是由选择意志决定的,它促使人们更多的关注的是个人而不是整体,人们的行动是一种理智的行动,价值取向是目的合理性。正是因为这两种不同的意愿导向使得人们在行动时的目的与手段有很大不同。在本质意愿起作用的共同体中,行动的目的和手段是想结合的,什么样的目的就会有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人们的这一目的。然而,在选择意愿起作用的社会中,行动的目的和手段是可以分割的,人们有时甚至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不择手段,在他们的脑海中目的合理性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滕尼斯关于“共同体”和“社会”的具体阐述,将二者的概念与本质进行对比的分析,我们更能理解“共同体”与“社会”到底是怎样不同的两种生活形式。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作者:齐美尔,德国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齐美尔认为,社会学的主题是社会化的过程而非社会,由于他强调社会关系的社会化,打破了对社会的静态的观察,并赋予社会学的观察视角以推动力。齐美尔认为,对社会的宏观进程的动力分析,是社会学的最重要的任务。形式社会学是一种社会学的观察方式,按照齐美尔的观点,应该把研究社会化的形式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固有对象。齐美尔社会学的研究起于社会分化的研究,他用个体化和功能化的概念来概括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此过程中,社会和文化的异化被齐美尔视为无法解决的悲剧。本书的具体内容感觉是对具体现实生活的社会学分析,既有微观的心理方面(羞耻心理学,首饰心理学),也有宏观的社会方面的内容,比较易懂。

《孟德斯鸠与卢梭》作者:涂尔干,这本书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试图表述的是社会学的肇端应该追溯到孟德斯鸠和卢梭有关“法”的理论。孟德斯鸠认为,“法”不仅意味着一种必然的秩序,而且与“类型”的概念有关联,这样便直接在“社会存在”的概念上确立了“社会形态学”研究的基础。对于卢梭的学说来讲,其中关键的意涵就是自然状态和公民状态之间的关系。在自然状态中,个体是相互独立的,除了依赖物质环境外什么也不依赖,人的需求和才能之间是平衡的,自然人只能还原为感觉。但是,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生存遇到了抵抗,这些抵抗激发了人的潜能,于是理智得到发展,超越了感觉,人类新的需要也由此产生,需求和才能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社会由此起源。物质需求的扩张,形成了人们构建群体的倾向,人们之间很难独立生存而必须相互依赖,单个的力量统一成至高无上的权利,法律和政府逐渐建立,这是公民状态的起源。公民状态所依赖的是一种加在自然力之上的新的力量,即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普遍意志。如果说自然状态中的人自愿服从于自然力,自发采纳自然力加给他的方向,那么公民状态中的人,也自由的服从普遍意志,因为普遍意志就是他自身,服从普遍意志就等于服从于自身。由此看来,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决定论与道德个人主义之间的张力,在他对对卢梭政治学说的诠释中就已经初步表露出来。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是韦伯《经济与社会》的第一章,共分了17个条目,包括方法论生的推演、社会行动类型的建构以及各种社会关系形式的概念定义与说明,详尽表达了他对社会学研究的任务、目标、方法和概念工具所持有的观念,有系统的展现了韦伯对“理解社会学”研究典范的全盘性设计,对社会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学术与政治》这本书是韦伯的两篇演讲组成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代表了韦伯对学者、政治家及学术与政治之关系的最成熟的“伦理学”阐述。韦伯第一篇演讲着重要论述的问题是学术的价值何在,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韦伯先提到学术的专业化。在韦伯看来,在他那个时代,学问已经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而且这种情形将永远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惟有通过严格的专业化,才能在学术研究的世界里,获得那种确实感到达成某种真正完美成果的意识。但韦伯也同时强调了只有对学术怀着热情的人,才能够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最关键的论述在于对“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分。“心志伦理”指一个人只按照自己的道德意念行事,而不去考虑后果;“责任伦理”则指一个人按照对可预见的后果负责的态度而行事。“责任伦理”正是政治家应该遵循的,因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关心的是未来以及他对未来的责任,而不是在政治上没有结果的过去罪衍的问题。在韦伯看来,取政治为业的人是和魔神缔结了条约的人,政治作为一种必须使用“强制性力量”或“武力”的活动,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往往必须采取一些在道德上有问题的手段;而同时,政治家却不能够靠高尚的目的来圣洁化他的手段,他必须冷静地作出判断,按照责任伦理行事,哪怕他所使用的手段会危害到自己“灵魂的救赎”。


《法律社会学》韦伯作品集的第九本,这本书试图解答法律的由来、法律的演进过程、法律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从比较人类各大文明入手,深入探讨了法律的缘起与演化,阐明了法律与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各层面的关系。法律的发展可以看做是从“法先知”的卡理斯玛法启示发展到法律名家的经验性法创造与法发现,进而发展到世俗的公权力与神权政治的权利下达法指令的阶段,最后则为接受法教育者(专门法律家)体系性的法制定与奠基于文献和形式逻辑训练的专门的司法审判阶段。法在各个阶段的发展中,与政治,经济,宗教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

《灾害社会评估》李小云、赵旭东著。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是近年来国内灾害较多,灾后重建面临诸多方面的问题,灾后重建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成功的人民满意的灾后重建需要有效的社会评估,因为有效的灾后评估可以提高灾后重建的效率,提高公众的满意度,有助于减少灾后可能产生的冲突。本书构建了灾害及灾后重建的社会评估框架,分别对灾后社会组织的运行状况、家庭及社会支持系统的损失状况、灾后公共服务、灾后食物安全系统、灾后社会心理与社会安全等方面进行了评估,并指出了各部分在评估中应注意的事项和建议。

《亚洲城市移民》知识产权出版社,作者张继焦、沈林,第三卷第一,二章,对国际学界关于移民问题的各种理论流派有系统的了解。

《人性的优点》,戴尔•卡耐基,主要讲消除忧虑方面的东西,教我们如何抗拒忧虑,并且分析忧虑的内容,教给我们改变忧虑的习惯以及怎样保持充沛的活力,案例似的的讲解可读性强,触动比较大。


10.10---11.10读书书目: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原始分类》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彼得.伯格 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
  张理海 《社会评价论》

《社会分工论》共三卷,劳动分工的功能;原因和条件;反常形式。重点总结下前两个部分:要考察劳动分工的作用,确定劳动分工产生的团结在何种程度上带来了社会整合,考察劳动分工是不是社会凝聚的主要因素,首先要对不同种类的社会团结进行分类。社会团结本身是一种整体上的道德现象,难以测量,但由于内在事实往往以外在事实为标致,我们可借助外在事实来研究。这种可见的外在事实就是法律,法律制裁分为两种,压制性制裁和恢复性制裁,与其对应的是两种社会团结类型: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机械团结中,社会凝聚力源于个人意识中的某种一致性,即从相似性中产生了团结的条件,这种团结把个人和社会直接联系起来。有机团结中,社会凝聚力源于社会分工,个人依赖社会是因为它依赖于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二者之间有中介)。前一种团结建立在个人相似性的基础上,后一种团结则以个人间的相互差别为基础。前一种团结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集体人格完全吸纳了个人人格;后一种团结能够存在是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都有自己的人格。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相似性产生的社会纽带渐渐松弛,共同意识的思想方式和感情方式变得更加普遍,更加模糊,这给个人彼此不同的发展留下了余地。由此,社会团结的惟一趋向只能是有机团结。劳动分工逐步代替了共同意识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来维持高等社会的秩序统一。
分工的原因和条件:通常的理论认为,分工的来源就是人类持续不断的追求幸福的内在愿望。作者通过对自杀数量的标准测量发现,在劳动分工前所未有地得到有效而又迅速的发展的时候,幸福反倒以惊人的比例在不断锐减。因此,幸福的变化和分工是没有关系的。由此看来,决定社会演进的原因存在于个人之外,存在于个人生活的环境之中,社会和个人所经历的各种变化是社会环境不断变化的结果。 在社会环境里,环节结构逐渐消亡,组织结构渐渐产生,继而劳动分工合乎规律的发展起来。随着环节的壁垒被打破,社会的内部关系变得越来越多,超出了原来的界线,扩展到各个方面,因而,能够进行相互联系,能够进行相互作用的人数越多,分工就越发达。得出结论: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人类生存竞争的加剧是专业化发展的根源,劳动分工是物竞天择的结果。在反常形式中,分析了失范的分工和强制的分工,可以看到社会分工的两面性。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本书的宗旨是研究实际上已经为人所知的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宗教,分析这种宗教,并尝试作出解释。作者认为,我们研究非常古老的宗教,不仅仅是为了对它的奇罕独特之处夸夸其谈,聊以自慰,我们之所以把它作为研究的主题,是因为它似乎比别的宗教更适合使我们了解人的宗教本性,即它似乎更便于我们展示出人性本质的、永恒的方面。
作者认为,其整个研究都基于这样的假设:在任何时代,信仰者的一致情感都不可能出于幻觉。宗教所依据的经验有确凿根据,无特异之处。构成宗教经验的各种自成一类的感觉的绝对而永恒的客观原因,其实就是社会。只有通过集体的共同行动(膜拜之类),社会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行动在宗教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只因为社会是宗教的起源。
整个工作所得出的结论是:思想的基本范畴,因而也包括科学的基本范畴都起源于宗教。巫术以及发端于巫术的各种进程也都有着相同的起源,随着历史的演进,道德和法律的规范才与各种仪式规定区别开来。总而言之,几乎所有重大的社会制度都起源于宗教。
最后,作者认为,独霸一方的科学与独霸一方的道德和宗教之间是统一的。康德的说法:两者之所以是统一的,因为两者都是趋向普遍的。科学和道德都意味着个体有能力超越自身特有的观点,过一种非个人的生活。事实上,这无疑是所有思想和行为之高级形势的共同特点。作者认为,社会具有创造力,实现了二者的统一。社会学要开辟一条通往人的科学的新途径,作者认为,只要我们认识到个体之上还有社会,而且社会不是理性创造出来的唯名存在,而是作用力的体系,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人类。社会学应尝试这种假设,清楚的对证现实,这是我们的探索。

《原始分类》作者涂尔干,认为,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为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实际上,对事物进行分类,是要把它们安排在各个群体中,这些群体相互有别,彼此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线把它们清楚的区分开来。分类不仅仅是进行归类,还意味着依据特定的关系对类别加以安排。作者看来,澳洲部落中发现的分类体系,是目前已知的最简单的分类体系。在该体系中,每个部落都分成两个基本的部分,称之为胞族,每个胞祖都是由一定数量的氏族组成的,而氏族又是由相同图腾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通过这种分类方式,部落的所有成员都被划到了一个确定的范畴之中,这种范畴是彼此封闭的,由此事物的分类再现了人类的分类。后来出现的祖尼人的分类体系则是澳洲分类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变化,中国的分类体系所依据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在四个基本方向上的空间划分,在中国的分类体系中,时间也构成了分类的一部分。区域、季节、事物和物种的分类支配了中国人的全部生活。通过对各种分类体系的描述,作者得出结论:原始分类具有等级观念的体系,分类所划分的不仅仅是概念,分类所依据的也不可能是纯粹知性的法则。对于所谓的原始人来说,一种事物并不是单纯的知识客体,而其首先对应的是一种情感态度。决定事物分类方式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情感而不是理智。事物的本性之所以在不同的社会中会发生改变,是因为他们对群体情感的影响是不同的,这种观念的情感价值在分类中起了支配角色。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属于涂尔干道德社会学的范畴,本书基本上由三部分构成,一到三章从法团演进的角度考察了职业伦理的社会起源,及其在现代性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奠基作用;四到九章,是“公民道德”部分,涂尔干从国家和个人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政治形式与公共道德形式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职业群体在协调这一关系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最后,是关于财产权和契约权的研究,揭示了这两种权利的神圣起源,进而批判了自然权利学说和功利主义学派有关天赋人权或利益最大的假设。

《现实的社会建构》作者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两人同为舒茨的学生。其社会学思想具有人本主义和现象学的特征。彼得•伯格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是发现人类的价值,研究人类自身的状况,视知识社会学为社会理论的根本,认为其使命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进行分析,即对社会的双重属性进行分析。一方面,社会是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另一方面它也是韦伯所论证的理解的主观主义,所以知识社会学要对客观的建构和主观的建构作出理论说明,以说明在日常生活中“人是他们自己积极主动创造的社会的产物”。

《社会评价论》作者张理海,从哲学的角度讲述了社会评价的历史发生及其演变,社会评价的本质和结构系统。指出社会评价是社会价值关系的反省形式,社会评价的核心是对人的评价,社会评价实质上是人类自我评价的实现形式。最后一部分讲述了社会评价的标准、运行过程、主要维度和社会评价的客观性和合理性。

9月10—10月10日阅读书目如下:
《社会学的想象力》 作者米尔斯
《风险社会》 作者乌尔里希•贝克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作者林耀华
《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 作者庄孔韶等
《自杀论》 作者涂尔干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作者涂尔干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作者涂尔干

    《社会学的想象力》作者米尔斯,是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可以从杂乱无章的生活经历中发现现代社会的架构。通过社会学的想象力,个人型的焦虑不安被集中体现为明确的困扰,成为公众议题,公众不再漠然,而是积极参与到公众论题中来。社会学的想象力所做的最有成果的事情是对“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的区分,这个区分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工具,是所有社会科学经典研究的一个特征。作者认为,工业社会的到来,大规模的生产组织使人发生了异化,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焦虑和淡漠的,人们往往只是感到处于困境,却说不清楚焦虑,无法把它表达为明确的论题。因而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把当前对自由和理性构成威胁的事实给出明确定义,引导公众从个人困惑中走出来,思考个人事件与宏观的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以使人类理性本身在人类事物中发会更大的作用。

    《风险社会》作者乌尔里希•贝克,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和拉什共同提出“第二现代”的观念,力图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作者是19世纪早期社会的观察者,他注视着从衰退中的的封建土地改革的外表后面涌现出来的尚未得到认识的工业时代的轮廓。作者认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处在前现代性经验领域之中的现代化,正为反思性现代化所取代;处在工业道路上的现代化,正在被一种对工业社会原理进行的现代化代替。作者在本书中的论点是: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我们正在经历巨大的变迁,反思性现代化不是意味着更少而是更多的现代性,一种针对古典工业框架的道路和范畴而被激进化了的现代性。工业社会的概念建立在一种矛盾之上,这种矛盾存在于现代性的普遍原则之间,在其制度中,这些原理只能在一种部分的、部门的和有选择的基础之上得到实现。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工业社会通过其体制而使自身变得不稳定,连续性成了非连续性的原因。人们从工业时代的确定性和生活模式中解放了出来,由此所产生的震动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另一面,在风险社会中,现代性的原则从工业社会的分离和限制状态中被解救了出来。
    在本书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第七章“科学超越了真理和启蒙吗?”,这一章我认为是从风险特殊的科学构造来讲述科学与风险的关系,论述科学发展的前景。作者认为,当今社会风险新的历史本性来自内在的决策,并同时依赖于科学和社会的建构。科学是风险出现的原因之一,同时是定义风险的媒介和解决风险的资源,凭借这一事实,科学开启了自身新的科学化市场。在科学促成并界定的风险与对其公共批判的相互影响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得矛盾重重。当科学进入实践时,科学便面临它们自身客观化的过去和现在——科学自身是它们要去加以分析和解决的现实和问题的产物与生产者。以这种方式,科学不仅被当作一种处理问题的源泉,而且是一种造成问题的成因。在反思性现代化面前,科学开始把它怀疑论的方法论力量扩展到自身基础和实践结果上。本章讲述的内容打破了科学无敌的神话,科学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风险,引人深思。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作者林耀华,中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金翼》表面读来像是一本描写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家族生活的小说,文笔娴熟,细节勾画清晰。阅读故事的背后,仔细品位,它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它是东方乡村是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同时这部书又汇集了社会研究所必需的种种资料,展示了种种人际关系的网络,总之,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金翼》描写了两个带有亲戚关系的家族兴衰的历史,曾经不相上下的两个家族,一个走向了兴旺,另一个却滑落谷底,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个家族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作者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视角娓娓道来,使我们对中国的家族制度有了初步的认识。文中对祖坟挑选的描写,对入住新房的仪式的刻画,对芬洲的儿子茂德和惠兰的婚姑娘婚事的讲述等等,都展现了那个时代原汁原味的乡土民俗,同时作者引导我们思考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人际关系,思考两个家族的变迁,思考变迁背后的根源,等等。

    《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作者庄孔韶等,本书可谓《金翼》的续作,作者重访金翼黄村,将金翼之家后辈生活经历与地方县镇众多人物事件相互穿插,进行社区过程研究,强调田野工作与中国哲学、历史文献、人物思想、政治过程与文化行为的关联分析。《银翅》相对《金翼》而言,展现的乡村生活的层面范围更广了,文本叙述方面更侧重学术价值。本书以三个较长的章节讨论宗族、房和家族问题,分三个历史年份讨论金翼之家及其所在大黄村的家族形态的变迁,讨论道教、佛教、基督教对乡村生活的影响等等,比较全面的再现了黄村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历史。

    《自杀论》作者涂尔干,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社会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自杀论》是社会分工论的续篇。作者看来,自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想象,自杀是指“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的引起的死亡。”作者认为自杀与非社会因素如种族、遗传、个人素质、心理状态、自然条件等无重大关系或关系不大,而与社会环境包括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动荡、生活变化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按照自杀的不同原因,用溯源法对自杀现象进行了归类,包括:群体整合不足导致利己主义自杀、群体过度整合导致利他主义自杀、社会失范导致失范型自杀、社会规范过严导致宿命型自杀。得出的结论是:自杀受社会整合和社会道德规范两个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为防止和消除自杀,作者提出的设想是:对自杀者进行惩罚、发挥家庭的作用、建立不同的职业组织等。本书中作者运用统计的方法对自杀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对社会学的一大贡献。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在该书中,他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换言之,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从二到六章,作分别论述了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区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的准则、划分社会类型的准则、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求证的准则。最后,将本书所述方法的特点如下:1、它独立于一切哲学和各种实际应用的理论。2、这种方法是客观的,它完全受社会事实是物,固应作为物来研究这样一种观念所支配。3、它的社会学性质:解释社会事实时不能脱离社会事实的特性;社会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获得这种独立是社会学有待争取的重大进步。作者认为,以上就是其社会学方法的原则。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该书是涂尔干中晚期社会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涂尔干宗教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一些关键概念,在本文中已漏端倪。全书分为六编,第一编主要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认为乱伦不仅是被禁止的,而且是所有道德行为中最严重的一种,因而乱伦禁忌应该是社会规制的最初形式,其形态学上的原始形式就是外婚制,进而追究外婚制的起源,认为其依据就是氏族图腾制度。图腾是氏族的祖先,内在于氏族之中,化身于每个个体,存在他们的血液之中。血以及与血有关的东西就都成了塔布(塔布是一套仪式禁忌),要避免与凡俗的接触,避免它的流失。妇女身上会长期出现不断流血的现象,对同一氏族的其他成员来说女人不断成为塔布,要避免与其接触。异族有不同的图腾,认为对方的图腾并不神圣,异族男女自然可以接触,不存在塔布,由此可见外婚制的起源。第二编编排的是涂尔干关于宗教研究的一些重要文献,包括一些笔记、书评等,许多书评没读懂,有待以后挖掘。第三到六编,只做了阅读,有些不成体系之感。

    请大家多多支持!!!第一次写读书报告,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呵呵~






努力积蓄鹤立鸡群的资本,方能做到卓尔不群
Posted: 2010-10-10 11:05 | [楼 主]
刘大龙
美梦易醉,红颜易老,莫若苦练内功,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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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坐定,读书,是一种享受,能入定,读好书,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享受生活,享受读书。
从读书状态和读书体会中感觉庆龄很强大,希望以后在读书之余加强交流,共同进步。
Posted: 2010-10-11 09:17 | 1 楼
刘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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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不错,加油
Posted: 2010-11-12 23:53 | 2 楼
刘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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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大,读书体会做得很好,学习,继续加油
Posted: 2011-04-09 12:41 |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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