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0—3月10具体读书报告：
这次读书报告主要分析布迪厄的惯习和场域理论对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弥合；分析当代教育领域的文化再生产和权力运作。
一、惯习和场域理论对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弥合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并不是实体性的现成架构，（整个社会是充满着权力斗争的各种场域所构成的，因此，社会永远是动态的、不稳定的和变动的）。布迪厄把社会看作是社会中的人及其文化的复杂交错所构成的有机生命体，反对将行动者与社会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一种“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他从惯习和场域的概念对弥合这种对立做出了努力。
习性/惯习具有双重的结构和特质。一方面，习性是历史实践活动的产物，它确保既往经验的存在，这些既往的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它是已构成内在心态结构的生存经验，是构成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具有持久效用的秉性系统（习性是内在的规律，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是一种潜在的行为倾向系统。）另一方面，这种来自长期实践的经验因素，内化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群和个人的意识内部以后，习性会自然地去指挥和调动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方向，赋予跟中社会行为以特定的意义。因此，可以说，习性不但是行为协调的条件，而且是协调行为的条件。行动者所拥有的惯习，必须有一个展开的领域，而场域便是界定社会的背景结构，可以让惯习在这个背景结构中运作。
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可以说，场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的各个行动者的相互关系网络，场域的相互关系网络靠权力关系来维持和运作。（引入资本的概念）决定场域内力量和竞争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一种资本不与场域联系在一起就难以存在和发挥功能。资本不仅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同时又是用以竞争的手段。布迪厄把资本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惯习和场域这两个概念都是关系性的，只有在彼此的关系中，它们方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场域是结构的，但又不完全是客观的，其中包含主观的部分；惯习是个体的，但又不完全是主观的，其中又有客观性的成分。客观与主观共同存在于场域和惯习中。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的概念是对结构与个体、客观与主观这些传统对立的超越。
二、当代教育领域的文化再生产和权力运作
当代社会的权力运作及再分配原则（权利及其正当化）主要靠文化象征性运作以及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功能来完成。这在教育系统中体现的尤为明确。
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继承父辈的文化资本，掩盖优势的就业、学习机会，把大学学习当成自由的体验，前途无忧；而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需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才会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把学习当成任务，充满压力与负担，对未来充满焦虑。特权阶级借助能力神授论的思想，使他们所持有的文化特权合法化，使社会性继承转变为个人的天资或功绩。且特权阶级把选择的权利完全的委托给学校（中立的机构），从而掩盖了世袭传递特权的专断性，使社会出身（社会等级）的不平等更加秘密的发挥其作用。从中可以看出，学校是客观的为统治阶级服务，且学校在再生产各阶级之间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的同时，促进了阶级关系结构的再生产，促进了业已建立的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学校作为象征暴力工具最典型的权力就是颁发文凭。当代社会中文凭是对社会身份起决定性的作用的重要标志。它使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更易于接受和承认他们在学校和社会方面的命运取决于天资缺乏。
通过社会学的想象力，从这种个人的处境放大到宏观的社会世界：现实生活中，社会行动者往往将世界视为理所当然的，接受世界的现状，并觉得它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们的心智是根据认知结构构建的，而认知结构正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结构。因此，社会性行动者对施加于其身上的暴力不予察觉，并认可这种符号暴力（误识）。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正是要求对理所当然的社会世界的产生条件和产生机制进行检验论证，也就是说对社会学实践本身进行一次社会学的检验，对各种社会建构的预设（潜藏的认知图式）进行彻底的反思。将客体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参与性对象化）都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把科学理性从实践理性中解救出来，避免那些本该成为知识对象的东西被当作知识的手段来使用。

    这次读书报告主要总结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现代性思想。
    针对传统社会学中的二元对立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困境，吉登斯认为，这种偏向主体或客体任何一方的理论都是社会二元论的表现，吉登斯认为我们必须从概念上把这种二元论重新建构为某种二重性/二元性，即结构二重性。吉登斯正是通过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建构来克服主客二元对立。
    吉登斯对结构的解释不同于以往迪尔凯姆、帕森斯等人把社会结构作为外在于行动者的东西，而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和资源，同时它又作为“记忆痕迹”存在于人们身上，具体体现行动的实践之中。而行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而要对它产生的过程进行分析。吉登斯并不否认意图、理由、动机等这些意识因素在人们行为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应将结构性因素与解释性因素有机的结合起来，结构既是行动的结果，也是行动的媒介，人们在行动中会产生一些未预期的意外后果，这些意外后果是由个人所不能控制的结构性因素导致的，它们构成了行动者下一步行动的基础。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引入了结构二重性的观点超越二元论，由于结构的二元性，互动的结构性生成也是它再生成的中介，这就彻底打破了“静态”和“动态”或者“功能”对“历史”这样抽象的二分法，即对功能主义主要特征的抛弃。
    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的概念是对结构与个体、客观与主观这些传统对立的超越。布迪厄则通过场域、惯习、资本系列概念建立了实践理论，惯习作为联结行动与结构的中介，一方面是结构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参与结构的再生产。惯习和场域这两个概念都是关系性的，只有在彼此的关系中，它们方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关于行动与结构的关系：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外在于个人，并且对个人的行为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作为一门如自然科学一样的客观的实证科学来说，采用因果分析的方法，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研究；韦伯理解社会学要把握行动背后的主观意义，才能对社会行动做出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而吉登斯用结构二重性这个概念来考量社会结构与个人行动的关系，社会结构对于行动者的客观建构，以及行动者对社会结构的主观建构。
    关于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
    启蒙运动和康德哲学是现代性理论的发端。哈贝马斯通过对现代性的哲学思想进行梳理，提出了“主体间性”和“交往理性”的概念，构建了交往行为理论，力图克服主体哲学的束缚，走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危机，找寻当下社会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出路。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有很浓的哲学色彩。而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则扎根于现实的土壤，更多的从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社会的现实角度加以阐述。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吉登斯从宏观上认为， 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 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即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行为制度与模式，是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吉登斯认为, 资本主义的扩展是变革的最重要的推动力, 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确立。民族国家的产生，监督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以现代国家名义而实现的对暴力手段的成功垄断，战争工业化的发展，急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其进入了全面战争与核战时代。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民族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和对社会的监督，以及对暴力手段的支配和战争本身的工业化，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四个基本维度。它们相互交织，融为一体，使现代社会更为错综复杂。吉登斯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一个根本性后果，由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不可避免。他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主权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认为不能因为国际间的经济合作而做出政治退步，让渡国家主权，同时，他指出，信息传播是现代性制度全球扩张的根本因素。（书写—电子传媒：超越时空限制）
    总之，吉登斯对现代性坚持辩证分析的逻辑，即指出现代社会的高风险性，也肯定了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益处，使其对现代性的分析比较全面不至于偏激。同时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也是宏观层面与微观角度相结合，既分析了宏观层次上现代性造就了风险社会；也从微观角度进行阐释，如日常生活例行化的打破，造成个体微观层面上的本体焦虑，自我认同的危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