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节回家（熊万胜）

    2010年春节是阳历2月14日。我、夫人和孩子，还带着一条小狗、一只兔子，于2月11日，搭乘孩子堂舅的便车回家。女儿要把兔子送给外公，把狗送给爷爷。目的地是安徽宣城市区。车上还有堂舅的夫人和女儿。
    孩子堂舅是我夫人三叔的儿子，三叔还有一个女儿。堂舅在上海开车。他本来是农业户口，曾有承包地。1996年家里花了6千元给他买成了非农业户口。家里为了摆平衡，又花钱给他妹妹也买了户口。现在看来，这个户口没有任何好处，只有负担。地没了。不能参加新农合，需要自己出钱买镇保，一年130元。现在他没有买商业保险，说不考虑那么长远。后来参军，本来是色弱，找人才搞成，在部队里入党。在参军期间，自己的文盲母亲，也就是我夫人的三婶（三妈），一个人独立到上海来打工，在饭店里洗碗，并且给自己女儿找到发廊的工作，继而，三叔也到了湖州的工地上打工，一家人都离开了农业。不久，三妈在闵行的一家福利院找到搞卫生的工作，工作很稳定。福利院待她不错，一次她在工作中摔成了手腕骨折，领导比较照顾，出钱治疗，治疗好了之后继续上班，又把三叔也搞进了这个福利院。堂舅退伍回来后，也到了上海工作，在一个水产批发市场里做保安。在上海经人介绍，找到一个同乡结婚。堂舅妈也是做美容手艺的，一度他们还租下了水产市场门口的一个理发店，并在理发店门口放了一个饮水机。可惜的是，这个水产市场地处偏僻，效益不好。后来理发店关门，堂舅妈进到一个服装厂里做检验。而堂舅后来卷入一次保安针对水产市场的维权行动，辞去了保安工作，找来找去还是开了辆黑车。当时没有牌照，找人办了牌照。买了辆奇瑞车。舅妈做检验做的好，厂里把她派到广州总厂里，一年里只能飞回来几次。孩子只能放在上海，结果堂舅成了留守上海的宣城男人，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心里郁闷，常在电话里抱怨自己的夫人。
    堂舅其实是一个性格激烈的人，但在生活面前却必须低头。毕竟开车，特别是开黑车是一个服侍人的行当，凡是坐过他车的人都会对他的服务感到满意。但有机会还是要发泄一下。自己曾被钓鱼执法过一次，本来要罚一万二，找人罚成八千。在执照被扣的那一段时间，他有时候还有点自得，因为交警让他“管理”其他被钓的车主。后来钓鱼事件发生后，闵行区交警队让这些被钓鱼的车主都去登记，查查到底执法大队钓了多少钱。很多车主都去了，堂舅也去了。看到当初让自己“管理”其他车主的那个副队长，用手指钩钩，示意他过来。副队长跑过来，问干什么。堂舅凑近看他的胸牌，说看清楚号码，以后也好记住你。堂舅感到比较解气。堂舅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吃肉。但喜欢赌，玩二八杠等比较直接的赌法。主要是跟当初一起做保安的那些人一起玩。曾对自己夫人发誓不赌，结果没有坚持下去。堂舅的组织关系放在宣城的某一个居委会里。居委会定时会打电话给他，让他交党费，一开始还交，后来就不交了，说入这个党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
    三叔到上海来了之后，一家人就在城中村里租了房子住在一起。这个房子是厂房，把二楼改装车12个房间。三叔家住了其中的4间。女儿女婿也在一起。邻居都是宣城人，大家感觉还不错。三叔的母亲，也就是我夫人的奶奶共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奶奶是安庆大户人家的女儿，抗战期间跑反来到宣城下嫁。后来回到安庆，看到自己的房子已经被人占用，当年的一个大铜床还在房子里。当爷爷在世时，他们俩在家务农，后来爷爷先走一步，就出了一个赡养的问题。奶奶虽然极要强，但是在自己的晚年，却是身不由己。夫人的父亲是老大，二叔已经去世，三叔在上海，四叔在石墨矿上，五叔一直在跑船，偶尔搞过螃蟹养殖，失败了，我从来没见过五叔。主要的赡养责任是由老大、老三和老四承担的。兄弟三人家里都是女人当家，虽然都是好人，但也必须要让自己年迈且腿脚不便的母亲在几家间搬来搬去。本来说过常住一家几家出钱的方案，没有谈拢。轮到三叔家赡养时，三叔就把奶奶接到上海的城中村里住。在这样憋屈的环境里尽孝道，也算是很不易了！
    赶上下雪天，二佰多公里的路上，趴了37辆车，所幸没有人亡。堂舅的车子开的很稳当，加上堵车，走了五个多小时才到。吃饭，喝酒。2月14日中午在岳父母家过年，然后，租了一辆出租车赶到广德，再过一个年。
    打电话让在广德开出租车的姨老表来接。三姨家的大老表和大舅家的大老表都在广德城里开出租，三姨家的小老表黄山林校毕业现在林业部门工作，也在城里住。大舅家的小老表有路子，先在城里开饭店，后开台球室，现在又搞了两个店面做服装专卖。二舅家的大老表先在海宁做生意，后到各处摆台球桌子，练就了一手一流的台球技术，回到城里租菜市场开了游乐场。一开始生意不错，买了房子和车子，再生了个女儿。去年把游乐场转手，自己去了深圳小老表家。二舅家的小老表高中毕业，一开始在家做生意，后来去深圳，当时他二姐在深圳打工。小老表从零开始，自学了模具设计技术，现在开了一家模具厂，挺过了金融危机，越做越大。在金融危机时，一度想过回来干，但没想到别人都倒闭时，自己居然还有订单。小老表到深圳后，三舅家的两个老表和大姨家的老表也先后到了深圳，但后来离开了他的厂到别家打工。
    老表自己不来，让自己的搭档来。这个搭档也是有故事的人。
    司机姓C，51岁，广德X乡人。祖籍河南光山，辈分贵，父辈是连，子辈是祥（音）。他爷爷一辈从光山来广德，当时挑着自己叔叔和姑姑。不到一百年。他不记得自己爷爷的名字，也不知道从光山哪里来。爷爷来的晚，被赶到山里去开荒，烧炭。没有家谱，说是没人修。但是有传宗接代的意识，而且说大家都有，城里人也有，不过城里人不能生二胎，没办法。
    爷爷一门有两家出大学生。自己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河南安阳钢铁厂工作，今年27岁，还没结婚。小儿子正在东南大学读研。他觉得如果自己大儿子能回广德就好了，小儿子就放手。没女儿。读书很花钱。说是算下来要三十万。大小儿子当初考广中时都差二分，花钱买，一个四千。中学一年学费生活费要一万出头一个人。上大学一年一个人要一万多，小儿子读研半年花了一万二。当初他们是在城里租房子陪读。
    C师傅自己是农业户口，在X乡Z大队。他爷爷当初艰难，但后来搞集体时，山多，多种经营搞得好。有田有地，还有柴山可烧炭，有石场开采石，后来又有窑厂。最好时，一个工值2块7，一般要一块多，这还不算生产组里的私分。自己1976年工作。先到烧炭组，说烧二万斤，报一万五，其余就私分掉。他们的山有三片，不是在同一个山沟里，大家都不对外讲。后来到了石场，我的妈呀，分得更多。都不讲，就是种田的人吃亏了。让自己去种田，坚决不去。认为队长也是不知道这些私分的，否则不就轮流了吗。自己率先了买了辆永久自行车，二百多。买回来后，请石场的几个要好的吃饭，对外说是大家凑钱给自己买的。
    我想，集体所以难以为继，和集体内部的分层有关。如果都种田，把人限制住不能非农化就业，搞集体就很难增加收入，也是搞不下去的。如果有集体企业，企业的负责人如何激励就成问题。即使企业负责人激励没有问题，对企业内社员的激励，也有差异，那么还是在有分层，分得少的，反而可能成为集体的反对者。都种地时，贫农可能更要集体，但有了非农业，亦农亦工，集体对收入少的人有什么好处？但是，那些得到好处的人是喜欢集体的，而这些人在大队里是有实力的，他们会阻止集体的瓦解。因此，阻止集体瓦解的主要因素，不是当初毛主席期待的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而是从集体得到好处的人希望维持这个好处。能得到更多好处的人，往往不是集体里的穷人，而是过的相对好的人。所有的体制的维护者，都是体制的受益者。这个收益也要分为集体内部的和外部的，是总收益。如果集体内部过得好，但跑到外面更好，那么这些集体的能人还是要叛逃出去。实际上，这个大队是坚持到1985年才分山地到户，这应该是全县最晚的。一开始，有人还不想分。这个地方值得去调研。
    分山时，竹山、柴山、田、地都分。分竹山时，以山脚的基线为准，按长度分。比如一个人十米长的山脚，山脚垂直往上都是他的。如果山上毛竹发展得高度高，那么分到的山脚可能就是八米长，毛竹发展的低，就十二米不等。但不管毛竹发展的如何，垂直往上直到山顶的范围都属于这个人。所以，当初毛竹发展的不好的地方，后来就占便宜，因为这样占到的山场面积大，迟早毛竹会发展上去。所以，当初都接受这样的分法，其实是因为大家不太相信这种分山到户的做法会持续下去，直到几乎成为个人的。
    由于分得晚，C师傅的大儿子也有山，所以一家有三个人的山。估计竹山面积在10几亩，柴山也差不多多。自己的柴山上柴火不多，都是石头。但现在搞水泥厂，自己的石头一定可以卖钱，估计可以搞个几十万。在规划里自己的石头山不在里面。但是C师傅相信，水泥厂的规划一定是故意做小了，将来水泥厂搞好了，一定会修改规划把自己的石头山划进去。
    集体瓦解后，自己后来做煤的贩运。跑过很多地方。自己买个车子，把煤运到浙江的长兴电厂卖掉。
    本县A区附近有煤，有长广煤矿。这个煤矿的煤层地跨浙江长兴和安徽广德，主要在广德，但由浙江开发，向安徽交税。历史上不知道这里有煤。后来南方缺煤，为了解决北煤南运的困难，60年代，发展了长广煤矿。共发展了七个煤井。后来广德县自己也在煤层的边缘搞了个县煤矿。再后来搞改革后，私人也在大煤矿的边缘发展了很多小煤窑。到前几年，县里全面禁止开小煤窑。县里领导担心自己的乌纱帽，怕死人，所以把煤窑全停掉。而长广煤矿也只剩一个七号井还在开采。不是因为没有煤。而是煤的质量不能保证。本来煤的烟就比较多。可是后来浙江的正式工不下井，用外地的合同工，按产量来计酬。这些合同工就往煤里掺煤矸石。长兴电厂不用这样的煤，煤矿就衰落了。当然，这个说法可能只是一方面。
    C师傅自己后来就开出租车。他本来和我的姨老表并不认识。是通过自己的老表来认识我老表的。他老表和我老表是一个村的。车是老板的，但由公司全权打理。也就是说，有人从公司买了车子的营运权，然后由公司代为管理，代收租金，老板从公司取钱。司机可以不认识这个老板。C师傅和我老表二人每个月每人交2400元到公司。自己一个月挣2千出头。两个人合作，交接时，一起当面把油加满。修车是轮流修，然后钱一起分摊。每天都洗车，如果自己没时间，那么就给5元钱给对方。每天6点多交车。一点扯皮都没有。
    C师傅现在菜市场边上买了房子。还买了集体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这是前年办的一种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一开始办的时候，一年只需要交1300元，现在办要交3千多一年。老了以后，一个月拿800元。自己老伴本来没有资格买，但后来走后门，也买了。
    三点钟从宣城出发，到家时，才五点钟。过两个年，这个现象是结婚后商议形成的。记得一开始只过一个年。毕竟相隔100公里。后来交通好了，就成了过两个年。都是中午在宣城，晚上赶到广德。中午时，夫人的兄弟和妹妹家都在，然后晚上他们也都去赶另一个年，换一家团聚。我也一样。中午我哥在城里过年，晚上回山里再过年。姐姐和姐夫在芜湖，比较远，姐夫老家在南陵，而姐夫的妹妹们和父亲到了上海，加上姐夫自己不讲究，所以，姐夫和姐姐一直是只过一个年的人。可今年有一个变化。那就是我哥哥的小舅子从上海回家来过年，而且是晚上才能到，结果哥哥就不能按常规在晚上回山里团聚了。因此，今年在山里就是我的小家和父母在一起。感觉这个过年，有点像是赶集，如果把一四七、三六九定下来就有规矩了，可一旦有个变化，秩序就乱了。
    传统的习俗当然是只过一个年的，而且各家的规矩因为其来源的不同，也不同。比如，宣城金坝的湖北人是腊月二十九守夜，然后三十的凌晨过年吃饺子。所以，当邻居家的江北人和本地人在睡觉时，湖北人开始放炮烧纸了。广德誓节的湖北人是下午三点钟过年，所以，有一家广德誓节的湖北人娶了宣城的繁昌人媳妇，繁昌人就让步了，上午十点钟时就过年，这样可以让自己的女婿和女儿赶到广德誓节去再过一个下午的年饭。我们也是湖北人，可我们和邻居家的江西人一样，从来都是晚上过年。但是邻居家的江北人是下午过年的。所以，一个村子里炮声是此起彼伏，前后不一。但到了三十夜里十二点时，大家都同时放。据说，以前都没有守夜放炮的习俗。我父亲认为他是第一个在半夜放炮的人，后来大家都开始放起来。半夜还要包饺子，吃饺子。可是这个需要婆婆带着媳妇来完成，现在媳妇都成了远道来的娇客，基本就免了。过年必须祭祖，农村在堂屋祭祖，城里人在院子里或路边上划一圈来祭祖。祭祖本来要磕头，但现在就不磕头了。今年我父亲忽然也改变了做法，不在堂屋祭祖，也改成在门外院子里烧纸。说是烧纸弄得堂屋里都是烟和灰，影响吃年饭。被我妈和我批评后，说明年改回去。我叔叔在没有添孙子时，也要在晚上来过年，前年添了孙子，就不来过年了。
    初一，到舅舅和姨家拜年。除了喝酒，就是赌博。广德人赌博和宣城人赌博的方式不同。宣城人更喜欢打麻将，用一种比较文雅的方式赌，但广德人更直接，一般人在家里和熟人玩，首选抓鸡，次选二八杠，三选斗地主，四选打麻将，最后是八十分。就是打麻将，规矩也不同，宣城人麻将的规矩要更复杂，我迄今没有记住。所以，到棋牌室里去看，广德的棋牌室里主要是老人和妇女，宣城的棋牌室里中青年男人要多一些。这大概就是太平天国战后，宣城保留了更多的本地人，并且宣城作为地区首府，官僚文化和文人文化积淀比较厚吧。我一开始让老表们陪我打八十分，但大家兴趣实在不高，只好陪他们来更快的，体验了抓鸡和三人斗地主。喝酒是尽兴而归。人常说，赌越赌赌越薄，喝越喝越厚，两者能否中和？
    初二，给小姨家拜年。中午后，姐姐和哥哥都到了。嫂嫂在城里打理自己的饭店，没有回来。初三，离开广德。还有很多家没有去，要下次回来再去，尽量要走到。有些长辈自己不在家。比如二舅到深圳给自己儿子帮忙了。三舅到深圳给自己两个儿子带孩子了。堂姨夫没回来，小叔进城了。四姨夫到广州自己女儿那里去了。晚辈纵然有心，长辈也未必有人。
    初三中午到宣城，见到夫人的小姑夫，他们喊作“姑Dada”，这是吴语。他本来在家种地，后在本地养鸡，再后来到新疆养鸡，逐渐发展到搞种鸡场，现在的规模算得上是乌鲁木齐种鸡场的第一家。了解了民族矛盾方面的事情。他的儿子学的是机械。大专毕业就在本校当老师。不想继承自己父亲的产业，准备从学校跳槽后，到一个机械厂当工人。说自己没有学过养鸡。我说你应该向农民工学习。
    这次回家还了解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安徽试点给老人发养老保险，却引起了农民的不满。60岁以上的人每个月55元。我父母亲都达到标准，对党的政策十分感谢。但说到有些老人却很恼火，为什么呢？因为村里宣传时，说如果老人的儿子也是农民，那么就必须给自己儿子和媳妇也办了保险。办这个保险，要交100元钱。然后老人自己要照相，交工本费15元。这样一来，每两个老人都要跑去照相，然后交130元钱，然后去取照片。虽说照相时就能拿到一张银行卡，卡里有两个月的养老金110元。村里说，如果不给自己儿子媳妇交钱，那么以后这个卡里就不会加钱。有些老人就说，这是作弄老人。万一自己交了钱，以后还不加钱，怎么办？岂不是还亏了20块钱？因此有些人就没有去办。村妇联主任也没有办。有个老人就到村部去吵。说有的村根本就不要我们出钱，你们没本事就不要搞什么保险。还听说有人打电话到中央了，了解政策。村干部也不解释，也不把文件公布，要办就办，不办拉倒。这里的问题是，村里的捆绑式动员手法，有问题；其次，村民不信任村干部，对自己儿子也不放心。他们对生活中的风险太敏感。如果儿子不把钱还给老人，等于成了老子给儿子交养老金。好事却没有办好，真是遗憾。
    这次回家感受最深的，是农村的住宅建设达到了一个高潮，实际上村落形态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总的格局是中心村和路边村的建设有很大的发展。中心村现象值得研究。村落是一个生产与生活并重的空间，现在正在强化生活的内涵，弱化生产的内涵。或者说，传统的村落是适应小农经济的村落形态，正在加速转变成一种适应农业规模经济的村落形态。
    住宅的样式也有新的升级。从解放前开始算起。第一代住宅，在大村里是徽派建筑。在小村里是柴泥材料茅草顶。第二代是土木材料，茅草屋顶或瓦顶。第三代是石头或砖瓦材料瓦房。第四代是大走廊平房。第五代是大走廊楼房，很快发展成挑檐结构楼房。第六代出现在90年代晚期，是非对称格局的楼房，房间大小不一，功能分化明显，但客厅仍保留有堂屋（祭祀）功能。这可以称为老式别墅。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第七代房屋。这种房屋有两种样式。第一种是外表三间对称，内部结构比传统大三间复杂，功能有细分。在外表上看中间一间有突出的门廊，旁边两间没有门廊。注重内部装潢。第二种是完全非对称的，无一定格局，高度个性化。注重内部装潢。客厅再也没有堂屋的功能。这两种住宅是新式别墅。可以这么来概括：原有的农民住宅是死人和活人共享的，是生产和生活并重的，但进入新世纪后，这第八代的房屋，只是活人享受的空间。如此，中国人在五千年之后，终于把自己的祖先赶出了家门。
    初三晚上就到了屯溪市。初四和夫人女儿上了黄山。雪景很好，但比较危险。坐汽车，然后坐缆车，直接把我们送到很危险的地方，总想到要保命。这种旅游方式，其实比较低效。就如同人们常说的，中国人的旅游是：上车就睡觉，下车就撒尿；到点就拍照，看了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是一步步地登上去的，那么感受肯定会好得多。
    同行的是烟草公司的贺经理，是个比较有趣的人。俗话说是比较拽，凡事都有自己的看法。在小城市，这么拽，还能当上国营公司的经理，不容易。
    初六，搭乘同乡的便车回到上海。这个同乡1999年来上海。先在一些公司里做会计，现在和夫人一起开一家财务咨询公司。目前主业是帮银行放贷。中小公司要贷款，向银行贷款比较难，但另有多种渠道。在小地方，银行的贷款能力比较弱，很多商业银行不敢或不能做投资贷款。如果是小地方的龙头企业，可以从政策渠道获得贷款。但如果是农民个体户或小企业，就很难有关系可以得到政策性的照顾。还有一种情况是，小地方的小企业与银行没有关系，但与大企业有关系，发展出联保信贷，让大企业为自己担保。可是，大企业如果不能从中得到好处，或者如果不是政府请他们帮忙，他们也不愿意干。结果小地方的小企业贷款就比较难。他们可以到信用社，贷个二三万。有时候信用社也要关系，那么就到寄卖行抵押财产贷个十几万、几十万，或者百万以上。还有一种放高利贷的，放给赌徒，赌徒如果没有抵押物，就拿老婆，拿自己的命抵押，那就是黑社会性质的高利贷。在大地方，银行与企业的对接也比较难，但由于大城市的银行有贷款的权力和任务，他们必须发展投资信贷，于是就发展出了我同乡的这种中介服务。由这个中介帮助寻找合适的企业，帮助准备各种材料，中介提取企业支付的佣金。问题是，这种贷款中介是否在所有地方的银行都可能隐形地发展出来？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这种贷款中介就值得深入研究。
    还了解到这样一种现象：在分税制后，钱收到上面，又从上面下来，下来是按照条条下来，但地方总想着把他们统筹使用。于是有些县市创办了一种投资公司，专业性地忽悠上面的钱，然后统筹使用。后来从网上了解到，这样的公司有3800多家，主要是争取银行贷款。这和四万亿有关，因为，四万亿的很多项目需要地方配套，可地方没有钱配套，就用财政抵押来贷款。这必然要助推房地产财政，否则不容易还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