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路遥读书报告7

《一九八四》，现实主义还是杞人忧天
作为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的影响力早已不限于文学领域，它的大名频繁出现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各种社会科学著作当中。
就故事情节而言，《一九八四》并不复杂，在大洋国、欧亚国、东亚国三足鼎立的世界里，主角温斯顿是生活在伦敦的大洋国公民，同时他还是这个国家执政党"英社"的外党成员（非核心成员），并在国家机关“真相部”工作。
大洋国实行着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在种种极端手段之下，每个“英社”党员都成为柏拉描述中这个国家完美的护卫者，他们如狗一般对内忠诚对外凶恶。
然而温斯顿是这种体制下的异类，他质疑统治的合法性，厌恶极权向往自由，于是他反抗，然而面对无处不在的老大哥（英社党魁），温斯顿是渺小无力的，于是他失败。在主线之中，温斯顿与茱莉娅的爱情又为整部作品添了些许浪漫主义，同样也让最后的失败多了一份悲情。
整部作品中作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便是"英社"的统治了，奥威尔入木三分地描绘了极权主义是如何得以维持的。
无处不在的电屏与话筒，歇斯底里的侦查队以及如蛇蝎般躲在暗处窥视的思想警察，这些举措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每位英社成员——老大哥在看着你！
可即便如此，温斯顿依然心存侥幸，尽管他时常如惊弓之鸟般担忧着思想警察的出现，却又从未停止过暗地里的"不法"行径。受到主角的感染，读者也不免放松了原本的警惕，以为再过严密的统治也会留下缝隙，仅需时时注意，便能轻易逃过那一双双监视的眼睛。
第二部中温斯顿与茱莉娅的幽会更加深了这样的印象，甚至令人感到英社实际上有名无实，它或许能控制成员的行为举止，却无法左右思想感情，说不定许多党员心中都存在着不满，只是惧于老大哥的淫威而不敢公开，而这种统治或许终有一天将要终结。
不过事实证明，一切都是幻想。第二部的末尾，温斯顿和茱莉娅落入思想警察手中，这时他们才知道，两人所有的行为，那种种不端早就被组织所注意到，只是自己还浑然不觉。事实证明，挂满街道的宣传画并非虚言，老大哥在看着你。
故事进入第三部，温斯顿掉入了更深的深渊，他不畏惧死亡，思想警察也明白这点，但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比死亡更可怕的事物了，比如信念的崩塌。在一遍又一遍的折磨后，温斯顿到达了崩溃的边缘，他接受了英社的虚假宣传，成为了地地道道的"良民"，并在电屏中宣布战争捷报时彻底"觉醒"，高呼"老大哥万岁！"在此刻，温斯顿的肉体还依旧活着，灵魂却早已死亡。
细数"英社"的控制手段，具体可以分为外部与内部两种。
在外部，"英社"树立了两个敌人，即敌国欧亚国（有时又是东亚国）和反叛者戈斯坦因。
与敌国的交战一方面能够转移社会矛盾，激发民族情绪一致对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消耗不断增长的国内资源，使得公民长时间保持低水平的生活状态，从而消减反抗的可能。
内部的反叛者同样让人同仇敌忾，并且效果更甚，正如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所言，比起外部敌人我们更痛恨内部的叛徒，也正因如此，"英社"定期举办针对戈斯坦因的仇恨会，不断调动成员的情绪。
不仅如此，在仇恨会的形式下，成员们的情绪能够得到充分调动，书中温斯顿如此描述："掩盖自己的感觉，控制自己的表情，做别人在做的事，这些都属本能反应。"而勒庞也在他的名作《群体心理学》中指出，处于群体之中，人更容易被氛围所感染，从而失去以理性进行自我判断的能力，最终成为乌合之众。
在内部，"英社"也采取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明面上的监视系统，即散播各处的电屏与话筒，另一个是隐匿的监视者，秘密警察以及其他老大哥的忠犬。
从技术角度而言，电屏分布的广泛程度使得监视者不可能掌握利用该设备所收录的所有信息，因为无论何时，监视者永远是少数。但这并不妨碍监视的进行，因为电屏是一个单面镜，被监视者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处于监视之下，为了避免风险，他们时刻都得保持谨慎。这种情况如今已司空见惯，比如考场中的考生，便处于类似的情境中。
这种监视方式源自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所设计的圆形监狱，如下图。
在这所监狱中，狱卒位于中间的高塔内，所有牢房中的情况他都能一览无遗，而相对的，犯人无法观察到狱卒的举动，因而必须实时遵守牢规，这样的监狱也被称为"全景敞视监狱"。
边沁的思想在著名的法国思想家福柯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福柯认为，这种监狱所实现的不仅是一种外部监视，更重要的是它完成了一种自我规训。处于时刻可能被监视的情况下，犯人逐渐将外部的训导转变为自我规训，从而在内心中搭建出一道防止越界的壁垒。在这种情况下，监狱的目的不在于惩罚犯人，而在于改造犯人，通过自我规训让他们有了重新获得回归社会的可能。
自我规训的手段并不限于监狱，实际上福柯也关注到了另外一个更为我们所熟悉的场所——学校。从正面的意义上而言，在校园内学生经历了初步的社会化，适应了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
（在此多说一句，关于叛逆期，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它来自现代性施加给青少年的社会压力，反应了现代社会与人性的撕裂，而玛格丽特·米德的研究结果为这一看法提供了支持，在未经历现代化的社会中，并不存在叛逆期）
而从反面的意义上来讲，学生被强制灌输了意识形态，它往往会是错误的，即马克思所言的，服务于统治者的虚假的意识形态，学生失去或至少部分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变得更乐于拥护统治。
无论如何，上述教育只能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可是在大洋国，这种教育达到了极端，学校不再向学生教授知识、培养能力，而仅仅致力于灌输意识形态，并且是最糟糕的意识形态。在此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早早便成为了"英社"的爪牙，他们勇于揭发一切"不轨"行为，并且毫不缺乏大义灭亲的胆识，他们没有亲情与友情，只有对老大哥的忠诚才是最高贵且最朴素的情感。
如此政策下，"英社"成功将一大批孩子和年轻人培育成兢兢业业的盖世太保，至于那些没有接受过类似教育中年人，它则另有妙计。
核心在于"双重思想"，也就是同时接受两种相矛盾的信念。大洋国许多政策是似是而非的，人民一面过着艰苦的生活，一面听到"今年生活水平再次提高百分之二十"的广播，政府表面道貌岸然，实则男盗女娼。在自相矛盾的社会里，只有学会接受这种矛盾，一个人才能称为合格的公民。
培养"双重思想"的途径有三，自然（战争）状态、篡改历史以及推广新语。
自然状态是契约论中所假定的一种史前状态，不同学者对该状态有着不同的阐述，在此特指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霍布斯的巨著《利维坦》中，这位政治哲学家认为，自然状态是人与所有人战争的状态，因为每个人都具有死于暴力的恐惧，因而他们必须先发制人杀死对手，以此赢得更多生存的机会。自然状态在《一九八四》中没有被提及，但"英社"所造就的社会与霍布斯的描述别无二致，人们无法相互信任，率先示好的一方处于劣势，人与人只能处于无休止的战争中。由此，友谊、亲情、爱情通通被抹灭，能相信只有自己，处于社会的人没有了任何依靠，他所能指望的只有"英社"。
篡改历史则比较容易理解，它由温斯顿所在的"真理部"完成，这一行为维护着"英社"和"老大哥"的光辉形象，在他们看来，只要摧毁了所有档案，历史就将有当权者任意书写。
新语是以英语作为基础，更为简易的语言，其中删去了大量的词汇，其目的在书中也借一段对话明确提及：“你难道看不出新语的全部目标就是窄化思想范围吗！到了最后，我们将会让思想罪变得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
相较于前两者，新语是更高级的形式，它更鲜明地反映出"双重思想"的最终目的，即“终止思考”。没有人能一直存活在矛盾之中，如果被迫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人便会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甚至是欲望，他会发现，终止思考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当一个奴隶比作为一位自由人轻松得多。在所谓"康复治疗"后，温斯顿也达到了这样的状态，他发现遵从'英社'的决定是多么的美妙，全盘接纳所有的一切，只要不进行思考，便没有矛盾，自己只需相信老大哥就足够了。
前面提到的战争，也部分服务于"双重思想"。所有的思考都是奠基在一定的物质保障之上的，正是有了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古希腊的思想文明才如此璀璨，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民窟中，怎么会诞生出苏格拉底这样伟大的学者？
最终那些中年人全部成为唯唯诺诺的奴仆，以死亡的状态生活着的他们从内到外都活像一只只甲虫。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萨姆沙因为变成了甲虫而遭到了家人的厌恶和遗弃，而"英社"则致力于培育更多的甲虫。
但无论如何，“英社”的规训是完美的，它一方面体现在小说中，主人公温斯顿在结尾彻底沦为了老大哥的信徒；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正如上文所展现的，许多规训手段真是存在于现今社会，尽管通常不如小说描写得那样极端。
无疑，《一九八四》属于一部悲观主义作品，但奥威尔也在其中埋藏了希望，希望在于群众。
群众处于阶级的最下层，他们被隔绝，被摒弃，他们的贫穷被认为是这个阶级所背负的原罪。对于群众的压迫到达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在革命中他们失去的只是镣铐，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然而奥威尔发觉了其中两个的困难，首先，群众不会主动反抗，如此便造成了一个悖论，"除非他们觉醒，否则永远不会反抗，但除非他们反抗，否则不会觉醒。"此时便需要先进的思想和现今的阶级作为领导，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在历史上便担起了这样的重任，尽管革命并没有在世界的每一处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另外一个困难更加实际，当满怀热情的革命者动员群众时，他如何能够深入群众？他如何能一直坚定自己的信仰？
“然而如果有希望，它就在群众身上，你必须坚信这一点，把这句话写下来时，听上去似乎合理，但是当你走在人行道上，看那些和你擦肩而过的人们时，相信这点就成了关乎信仰之事。”
这是《一九八四》现实主义的一面，在虚构人物情节之外，奥威尔结合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社会理论，由此才成就了这部作品。
然而1984早已成为历史，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或许可以庆幸，大洋国的统治终究没有建立。事实上这样的统治也不可能建立，或者说即便建立起来也必然面临崩塌。因为《一九八四》中否认了历史的连续性，纵然"英社"做了无数篡改，历史依旧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容割裂的，即使将所有的记忆一一抹除，正如日本漫画作品《进击的巨人》所描述的那样，人们依旧会通过探索得知历史的真相。
另外，"英社"的手段显然是无法达成的，单是维持每日的监控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英社"的核心成员即内党成员只有六百万人，而外党成员则有近四千万，再过高效的技术也不足以为这悬殊的差距作为支撑。何况，从东德的历史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将国家机器的全部只能都用在控制人民身上时，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最关键之处在于，现今社会早已发展出更加有效的规训手段，比如"消费主义"。美国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在造访中国后发表了这样一篇论文——《自行车之后是什么》，在他看来，技术也具有着意识形态的属性，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可能远超人们原本的预期。曾经的中国是自行车的国度，而现在则是汽车的国度，出行方式的便利化无疑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在另一方面滋生了享乐主义。陷入消费主义陷阱的不仅仅是从前卖肾买手机的年轻人，更是背上了房贷车贷的中年人，为了追求更美好生活，他们越发认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从而更加认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不平等的劳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加班的确是一种福分，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有足够的财力去满足因迅速发展而欲壑难平的内心。
因此，《一九八四》作为预言的落空或许并不值得庆祝，现代社会的规训手段有太多，以至于刚刚提及的消费主义甚至算不上最为重要的一种，与从前相比，它们变得更加隐秘却更加有效。不过有一个事实是不会更改的，希望在群众那里，他们需要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才会觉醒，而学者的使命，正是致力于揭示这日益复杂的权力关系，以促成这种觉醒。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无法跳过或取消某个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我们可以探索到自然的发展规律，并通过它"缩短或减轻分娩时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