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该书的创作背景在序中已有介绍，成书时期位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形成初期，因此，我们可以在该书中读到如异化，工资，地租，类存在物，货币等议题。
从全书结构来看，笔记本一和笔记本二是基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而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心议题为工资与地租。
笔记本一的核心议题是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关系。开篇马克思便指出：工资决定了工人和资本的关系，由于工人在其他领域难以转化自己的劳动，因此工人从属于资本，而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固定成本相对稳定，资本家在竞争过程中只需要降低用工成本，不断降低工人的工资，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这就早就了工人的损失与资本家的优势地位。工资恒大于利润恒大于波动对地租的影响，就表现了这一关系的本质。
也因此，无论资本遭遇了多大的风险或是获得了多大的利润，这种关系都决定了工人阶级的不利状态，具体来说，社会财富在不增加的情况下，工人人数饱和，而超过了这个数量的工人则注定死亡，社会的衰落也会导致工人的贫困；社会财富增加则会加重资本对工人的剥削，资本与工资都在上升，最终导致产品与工人的对立，而分工的增加却导致人和机器的竞争，工人的工资也会被压榨到最低。
劳动价格比生活资料价格更稳定，就造成了物价增长会和工资的增长相抵，而工资下降却造成工人难以支付生活支出。
工种的区别造成了工业部门利润的不同，导致了工人阶级中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资产阶级所关心。而基于无论社会财富的增减工人都无法逃离悲惨命运的推论，马克思认为，工人不分工种都会面对贫困，甚至工资的涨跌不会与社会繁荣相关，导致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同，阶级难以联合。
资本的不断积累，表面上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却一方面决定了工人相互竞争，过度劳动和寿命锐减的命运，另一方面导致了分工扩大，小资产阶级破产（资本积累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讨论地租的时候被反复提及）而加入工人阶级。
关于资本的利润的讨论
资本的实质是对他人劳动的私有权，是一种积蓄的劳动而工人自己的劳动却是不能储备的，其实质是实在法所规定的一种“购买的权力”，相应的，人们依靠实在法继承基金和资本实际上就是继承了购买的权力，而继承得来的资本所带来的利润也会归于资本。
利润的决定因素：资本的价值，利润同资本保持比例；主管薪资与资本的比例，资本与工资保持比例，再同预付原料成比例。利润率是利润在资本中的占比，居于除意外损耗的补足的最低利润率与吞没了全部地租（不支付地租）且将工资压至最低的最大利润率之间。价格处于市场价格之上，而制造业保密这一事实。随着生产费用的下降，竞争中也会压低价格或降低有效供给，最终导致垄断。以纺织业为例，土地的增加、行业中的资本抽离和再加工都会造成利润的上升。
由于利润在资本中占比相同，所以大资本利润的上升速度快于小资本的上升速度，因此，小资产阶级的利润在竞争中不断降低（相同的境况也发生在小地主身上），利息也随之下降，这会导致小资产阶级的不劳而获消失，小资产阶级放弃资本家身份（羊毛商人层层分级），投身实业部门。
资本的扩大会造成产品增加，但也会造成生产过剩。
关于地租的讨论
地租是私有财产的根源，是由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斗争确定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掠夺，土地本身的价值取决于土地的肥力及其位置。人口、交通、劳动和社会状况都会成为影响因素。这一部分承接了对国民经济学的扬弃，国民经济学认为私有制下土地所有者与社会利益一致，并假设（1）土地所有者与社会增长有利害关系（2）土地所有者与农场主大部分利益敌对（3）工资的下降和土地租金的上升互为因果，并将导致工资的最低限度（4）并将引发工资下降、资本竞争、工业发展和生产过剩（5）土地所有者与其他人利益敌对，包括他自己。得出规律（1）生产食物地租调节其他地租，使得小地产阶级沦为劳动工具（2）资本相等情况下，则拥有较富饶土地所有者取胜（3）矿产的贫富取决于同劳动力下的矿物量（4）土地市场价取决于利息。基于此，马克思认为，当地租低于利息时，会出现无人购地的情况，地租也会一落千丈。地产会落入资本家之手，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差别将会消失。封建土地占有包含土地作为异己力量对人的统治，农奴和继承者都属于土地，领主的权势同土地占有结合，土地的统治不直接表现为资本的统治，是封建地产给与了领主称号，作为领主财产的农奴是政治性（尊重、财产）和温情的集合，领主不力求最大收益。随着封建制的接替，地产的根源是卑鄙的自私自利，表现在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对其所有者的统治，没有领主的土地如同没有主人的金钱，其实质是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地产通过分割扬弃垄断，通过所有制将垄断普遍化，这将导致一大批人以不同于工业的方式因财产而没落下去，大地产和土地居民陷入一种敌对状态，土地居民投入工业的怀抱，而工人阶级在这个过程中被榨干到赤贫，最终引发革命。这个论证也反驳了人人都能够成为资本家的可能。
竞争会导致地产分散到许多人手中，而人们也服从工业资本权力，地租下降，地主和农场主融为一体，部分农场主成为无产阶级。
工业必然以垄断形式和竞争形式走向破产，以使人们学会信任；地产必然以垄断或竞争的方式走向灭亡。
关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此部分为全文之核心：关于私有财产对劳动的异化的讨论不仅仅贯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反映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现象学的批判。
工人终将成为最贱的商品，贫困同生产影响、规模成反比，竞争导致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想对立。劳动的现实化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实际情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非现实化。自然界提供了劳动的生活资料（广义）和工人的生活资料（狭义），经过对劳动的占有，自然界不再成为劳动的对象，自然界也不直接提供生活资料。工人作用于生产对象即是劳动的本质，劳动的外化表现为劳动不属于工人本质，因此劳动使工人否认自己，劳动只能使工人在劳动外感受到自己，被迫劳动促使工人只能将劳动视为满足其他需求的手段，因此工人会在强迫下劳动，逃避劳动。异化分为自我异化（工人对自己的被统治）和物的异化（工人对劳动产品的异己、被统治）。异化的劳动导致了人自身的异化和人的活动的异化，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了类生活的目的，因为人和动物的却别就在于人的行动有意识、全面、方式多样、尺度多样，这决定了人是类存在物，而他自己的生活是其对象，而异化则夺去了人的类存在物构成的类生活（自由、有意识的生活，劳动是生产生活），因为异化劳动使人类的本质变成了异己本质、生存手段。人与人之间相异化，即人与人的对立，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对自己的关系的东西，也适用于对他人、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国民经济学也注意到了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事实，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能成为对他来说是现实性、对象性的关系。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是实践，人通过异化的劳动异化了生产对象和人的关系（占有）。这种关系表现为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马克思特别阐明：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而强制提高工资不能使工人和劳动得到尊重；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会导致社会从私有财产种解放出来，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着普遍的人的解放，这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着重认为是买卖、竞争、资本和货币导致了异化/外化的劳动）
当然异化和外化的概念是否一致，这一点显然是存疑的。马克思在论述占有表现的时候提出外化的表现是占有，而异化的表现则是真正得到公民权。而他在后面论述中有将二者并列，如异己者对工人、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1）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表现为外化、异化状态；（2）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实践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同他的异己者那里表现为理论态度（这里的理论态度，应该和之前的抽象是相同含义）；（3）凡是工人做的对自己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情，他对自己却不做。这也是为我们考量异化的表征提供了参考。
笔记本则将讨论重点放在了私有财产与私有制上。
马克思开篇批判了国民经济学的观点“不重视人，只关注利息”，他们将工人的生命也视作商品，似乎资本和工人是一种共生关系，但事实上工资却与利息成反比，这一点导致了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降薪谋求更大的利益。私有财产分为劳动，其实质是一种活动的生产，导致了非存在物的产生，和资本，即人的活动对象的生产，而规定性的消失导致了劳动同资本的对立走向顶点，最终将导致私有财产走向灭亡。国民经济学的成就在于指出地租是最坏耕地和最好耕地间的利润差距，推出土地变为资本，而地租变成利息。
工业形成时期，资本尚未自由，而工业和获得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结果。动产宣称带来自由和博爱，和原有的封建地主制下的浪漫派形成了强烈反差（奴隶和食财恶棍，坐享其成和无知的垄断者），这样的抨击事实上具有现实来源：奴隶作为领主的财产，确实受到了领主的保护，而领主没必要将他们压榨殆尽，这一点也为他们博得了美名。但事实上，奴隶变成了工人，地主变成了租地农场主，工厂主和资本家。
私有财产关系（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两者直接/间接统一，相互推进；两者对立，排斥，引起剥削；两者同自身对立，这是一种敌对性的对立。
马克思在最后还补充了资本的概念，资本包含自身与利息，利息包含自身与利润。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也是劳动。
笔记本三的主题是私有财产和劳动，以及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
开篇回顾了国民经济学与重农主义对私有参禅的论述：国民经济学以私有财产为主体，是人的一部分（财富的外在、无思想的对象性应当被扬弃，这是对人的否定）；重农主义认为农业仅是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中被认识，劳动才是地产的主义本质（国民经济学却认为财富的本质是一般劳动，是在于其主体性存在）；马克思认为，地产是一种私有形式，工业是一般劳动得到承认，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开关形式，因此私有财产依靠工业化完成时才完成了对人的统治。
对共产主义的讨论，马克思认为，有产和无产的区分事实上是资本与劳动的差别，二者辩证统一，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客体化的劳动，而共产主义面对的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莫尔等人的共产主义具有双重形态：财产关系上消灭非所有人的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强制抛弃才能，物质直接占有，将所有人视为工人，私有财产依然是共同体和物的关系，以动物形式反对私有财产提出的共妻制是粗陋毫无思想的，排他婚姻转向普遍的卖淫关系，完全是出于嫉妒和贪欲；政治属性，民主或专制，废除国家。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通过人并为了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
马克思在之后转向了对共产主义的讨论。历史的全部运动是共产主义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共产主义被理解、认识的生成运动，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生产的运动的感性的表现。对私有制的扬弃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社会）的复归。宗教属于意识领域，而经济属于现实生活。在社会中，自然界是人呵护人性存在的基础，人的自然存在才合乎人性，而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的本质的统一。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作为现实存在物的理论存在，我们应当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与类生活互为特殊的或普遍的方式。
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社会生活，在思维中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
类存在：人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存在，死亡是类对特定个体的冷酷胜利。
私有制将人与世界的关系简化成为占有，实质上是对对象的占有，对象的人的现实占有，这构成了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导致感觉被异化，一种拥有的感觉代替。扬弃的目的在于使感觉和特性在主客体上成为人的，别人的感觉、精神也为我所用，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对象成为人的对象或对象的人，人不再在对象中迷失自己，人成为社会的存在物。对象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对象成为他的自身，人在思维，以感觉的方式在对象的世界中肯定自己，而社会人的感觉不同于非人社会的感觉，通向人化的自然界，人的感觉为人自己的，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的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通往这条道路的途径是实践。
真正的自然界：通过工业形式。虚假的自然界：抛弃唯心抽象物质方向，仍是人的生活的基础。
感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认识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语言作为思想的生命表现要素，具有感性性质。贫富导致了本质活动（激情）的感性爆发，引发了本质活动。存在本身是个抽象问题。整个所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值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社会主义并非无神论（对非实在性的反对以设定人的存在），而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现实生活是人不以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实现一样，因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只是其中介。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这个哲学的批判
费尔巴哈的功绩是证明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黑格尔认为宗教学和神学是异化、实体，绝对不变的抽象，而哲学是对宗教学和神学的扬弃，重新扬弃了肯定的东西，重新恢复了抽象、无限的东西。最终宗教和神学恢复。（但是这反复扬弃的终点又在哪里呢？）
感觉确定的、以自身为依据的肯定是同这种肯定直接而非间接地对立着的。
现象学的包含（A）自我意识【1】意识（1）感觉确定性或“这一个”和意谓（2）知觉活具体特性的事物和幻觉（3）力和知性，现象和超感觉世界
【2】自我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性（1）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主奴（2）自我意识
【3】理性。理性的确定性和真理性（1）观察的理性，对自然界和自我意识的观察（2）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自身来实现。快乐和必然性。心的规律和自大狂。德行和世道（3）自在和自为的实在的个体性。精神动物和欺骗，或事情本身。立法的理性。审核法律的理性
（B）精神【1】真的精神；伦理【2】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养【3】确定自身的精神，道德
（C）宗教。自然的宗教，艺术的宗教，启示宗教
（D）绝对知识
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到达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
外化：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非现实本质
抽象：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也外在地把自然界作为抽象的思想来理解
精神是绝对知识，在抽象精神之前（人类学、心理伦理）的现实存在是抽象。
黑格尔的双重错误：现象学看作哲学思维的异化，以绝对知识结束讨论，把哲学家看作异化世界的尺度，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异化（包含自在—自为，意识—自我意识，主客体间的对立）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唯一有意义的对立构成其他世俗对立的含义，不是人的本质并以非人的方式在同自身的对立中的对象化。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在同抽象思维的对立中对象化，被看作异化的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
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不过是抽象中显示的占有，作品包含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潜在；要求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对本质力量的占有/理解）。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是精神本质，因此精神是人的本质，因此对象表现为抽象的意识，人表现为自我意识，异化的不同形式不过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而绝对知识是在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运动，纯思想的辩证法是结果
辩证法作为推进原则和创造原则的伟大之处在于（1）抓住劳动的本质，把人的自我生产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2）人作为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现实：通过显现自己的全部类力量，并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黑格尔哲学中“积极的东西”：独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类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黑格尔将抽象过程贯穿并形成绝对观念。绝对观念不再满足于充当种种抽象的总体，将扬弃自己，达到其对立面的本质，达到自然界，因此，抽象是无，绝对观念是无，自然界是某物。绝对观念将自己的绝对真理的特殊性作为自然界从自我释放用非存在代替自身的存在，因此决心抛弃抽象而去观察一番摆脱它的自然界，成为值观的抽象观念。逻辑学到自然哲学的过度，即抽象到直观的过渡，这些驱使哲学家厌烦，进而从抽象到直观，即对内容的渴望。异化终将回归本质，僵化与人、自然界（一切不适当概念的诞生地）联系而又不属于两者变为无主体的思维，其决心承认自然界为其本质并转而致力于直观，将自然界归于绝对观念。
对立物是以自身为根据的否定的东西和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的集合，自然界的目的在于抽象的确证，观念的外在表现为自然界，思维是本质而自然界是外化。抽象思维者承认感性，同在自身中转动的思维相对立的外在性，是自然界的本质，又是自然界的外在性。自然界必扬弃自身。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精神把自然界创造为自己的存在，而精神又在这个存在中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确证和真理。绝对的东西是精神，这是绝对的东西的最高定义。
私有财产和需求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下人的本质得到充实，私有制下，异己存在物王国扩展，新产品都是产生互相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为夺取敌对的存在物国家需要货币，货币力量与产品成反比，需求程度随货币力量增加而增加，量成为货币的强力属性，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货币的表现为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屈从于欲望，出于对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求的资料的精致化，同时造成需要的变化和简单化，如人不再追求新鲜空气，居住安定，肮脏成为了工人的生活要素，感觉不以非动物的方式存在，人类劳动的最粗陋方式重现，机械把儿童变成工人，工人变成儿童（机器迁就人的软弱性，把软弱的人变成儿童）。
国民经济学将工人的需要归纳为维持必须要的劳动说，认为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享受方面都没有别的需要了，并宣布这种生活为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而生存作为计算的普遍标准使奢侈（财富、空气、身体的需要）不可饶恕，禁欲要求且进行重置盘剥、禁欲奴役，积攒的资本越多，本质的存在越少，外化生命越多，生命本质越少。
货币占有一切却不愿意创造任何东西，活动泯灭于贪财欲中。看似矛盾的经济行为是国民经济学以自己的方式表现道德规律，其实质是以异化为本质，生产表现是表象，粗陋是本质，夫人以生产获得更大的利润。而自我麻醉，对需求的虚假满足，是一种在需要粗陋的文明中的真正享受的增补。
货币成为力量和目的，其具有政治性的生命力（地产、马和剑的交易）。
异化既表现在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占有物也表现在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其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
供挥霍的财富规定：享受着由于把他人劳动看作虏获物，把自己看作可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误以为自己的消费决定了他人的劳动；财富被看作手段，力量，其最终目的是享受。
利息的减少是其作为资本统治的征兆，也是资本的扬弃的征兆。
地租作为地租被推翻，证明土地所有者本身是唯一完全不生产的食利者，其政治特权不可能来自于他们的主要纳税人。地租税是对非生产收入征收的单一税。
分工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的类活动活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外化设定，其本质是劳动，但劳动若是被视作私有，分工即成为财富产生的主要动力。国民经济学认为分工同生产的丰富，分工同资本的积累是互相制约的。只有自由放任的、自行其是的私有财产才能创造出最有利和无所不包的分工，而分工、交换是人的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外化表现。
马克思指出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需要私有财产，但是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对货币的需求是不存在的，非现实的，无对象的，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而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注意：货币作为现实和观念的中介，将人和自然的本质力量进行抽象，形成不完善、痛苦的幻想，又将幻想变成本质力量，把个性变成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其特性想矛盾的特性；对于个人和以独立本质自居，社会的和其他的联系，货币具有颠倒作用，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
全篇读来，如果你想把握“异化”这一关键词，建议从笔记本1的倒数第五段读起，“我们已经考察了一个方面”，虽然在篇末他对该概念的讨论戛然而止。而有关黑格尔的现象学不推荐阅读，阅读体验确实对得起标题中“手稿”两字，建议单提出类存在物相关部分阅读总结。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读书小结
本文结构清晰，行文明快。题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但着重写了波拿巴在登基前作为总统任内的主要事件，以及他和议会、内阁之间的矛盾，并揭示了这样一条事实即“路易波拿巴是小农的代表，而这个代表行使统治职能且不需要选举产生”。开篇描述了理论家为这场1848-52年革命而做的“依托前人的符号为改造自己、事物提供方便”景象，其实质是一场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令我们警示掩盖在繁华赞歌下的史实悲歌，理想式的主张与肥头大耳的路易波拿巴无论表里，毫不相符。二月革命看起来让民众获得了权利，但实际上给革命者带来了新斗争、新任务（而非夸大某项任务）以及对革命精神的重新探寻。同作为胜利者，资产阶级革命家沉醉其中，而无产阶级革命者进入反省状态。
文章花费了大片篇幅叙述了这场分为三个阶段的革命，马克思以旁观者的视角，将重点放在了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月革命时期，自48年2月24至5月4日以临时议会的选举改革为这一闹剧的序幕，表面上参与革命的各方力量都获得了利益，但旧势力却在暗地里集结，逐渐获得支持；第二阶段，共和国阶段，自4号持续到来年同月的24号，议会的参政范围缩小，无产阶级领袖退出、频繁更换，政党有也频繁更换同盟，但态度逐渐折中，采取一味绥靖退让的态度无法改变以资产阶级为核心的久日的统治，公共的利益被小群体的政党利益所压倒，公众成为政客的玩物。波拿巴在舆论攻势中通过镇压六月起义上台，直到十二月十日前，波拿巴获得了代表了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利益，由奥迪隆·巴罗领导的的秩序党的支持，但同时为日后的议会——总统矛盾的乱局埋下了祸根，总统依托宪法获得了更实际的权利（法国民众选举了总统，议会代表又在代表各个地区的民众，最终使得总统成为了国民精神的代表），由此，导致了议会权利的真空。另一方面军队权力过大且军队期望获得更大的利益
49年1月29日，波拿巴利用军队胁迫解散了议会，推翻了资产阶级理论家推崇的意图限制总统权利的总统责任法。资产阶级共和派难以维持局面，联合工人，组建山岳党以应对保皇派，以军队入侵罗马违反了宪法V为由展开了斗争，还搞了国民自卫队的非暴力游行，但很快，在军队的镇压下山岳派领袖出逃，无产阶级额街头流血。马克思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党派自身的天真，派别中缺乏切身的重大利益以及思维的惰性。但波拿巴的手段不止于使用军队和流氓无产者，他将给予了失势后的山岳派以议会席位，同时撤除了共和派在国民自卫队种的帮手，将之归于尚加尔涅操控，而且进军罗马的行动本身也使得波拿巴拉拢了僧侣进入他的阵营。
第三阶段，立宪阶段，六月起义被以极快的速度镇压，立法国民议会建立。
49年10月议会复会，11月1波拿巴罢免了巴罗，奥普尔组阁。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描述了代表行政权的内阁和代表立法权的议会之间的博弈，行政体庞大而复杂，权利和内阁的官僚们绑定，在保证了社会运转的同时，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这里他还提到资产阶级在立法方面的举动，一个是恢复征收葡萄酒税，一个是废除无神论，都是毫无意义的。1月18日，议会对内阁发起不信任案，当日内阁集体辞职，秩序党大权旁落。这里马克思用了一个词叫“议会迷”指代那些沉醉在议会之中，认为任何困难都会在宪法的法条面前迎刃而解，处在这样一种虚妄状态的理论家。现实就是在波拿巴拿着宪法赋予他的权利任意裁撤将军，反对议会的时候，议会却毫无办法。这场各方参与的闹剧在4月中才告一段落。50年3、4月举行了议员的补选，巴罗复阁。5月低，议会搞了个大动作，废止了普选，致使人们革命热情降低。但马克思的重点放在了波拿巴和议会的矛盾激化上（波拿巴试图让议会通过150万法郎的军费预算，被议会否决）。还发明了一个词“显贵的和卑贱的流氓无产阶级财政学”，指的是波拿巴妄图通过小恩小惠的财政政策拉拢军队与农民，具体措施有两个，一个是增加军官的补助，一个是设立农民贷款，表面上看似乎可以给这两个群体带来好处，实际上，从后面他12月20号案发的“金条彩票”事发的结果上看，这两项政策可能也是他用以敛财的手段。
8月11，议会休会三个月，由温和共和派委员会代行职权。期间，波拿巴检阅了两次军队，马克思将其在军中的支持者成为“野餐英雄”。后12月10日波拿巴成立了十二月十日慈善会，召集了一批流氓乞丐为他的称帝事业呐喊助威。28、29号发生了两件很吊诡的事情，前者反映了议会迷现象并暗示议会已经沦落成为党伐工具，后者则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博弈的产物。28号，议员莫甘由于负债而被判入狱，议会不干了，认为莫甘的入狱是一场有预谋的迫害行动，但后来他们又觉得应该声明自己“私有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原则，也为了能够以后顺利把山岳派送入监狱，最终默许了这个案子。马克思指出，这个案子体现了立法中出现的瑕疵——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总统却不会因债入狱，事实上赋予了总统侵犯私有财产的权利，这一点甚至可以引申为“宪法赋予了总统违反宪法的权利”。12月29，有个十二月十日会的流氓被一个叫伊雍的警察逮住，供出一系列针对内阁、议会高官的谋杀计划，议会提议设立议会警察，独立于警察体系之外，被巴罗认为是超出了宪法范畴驳回，双方最终达成的意见是议会警察的设立先由内阁总务（巴罗）签字再由议会总务同意。但是没过几天来年的18号，波拿巴又罢免了内阁，而后又就新内阁的人选在共和派、秩序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之间反复横跳，直到来年四月才任命了新内阁。
马克思将这49年——51年的内阁做了划分：非议会制内阁，超议会制内阁，反议会制内阁。在这个过程中，秩序党在他们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企图修宪，但是共和派坚决反对且他们掌握着1/4以上的席位，如果秩序党贸然采取简单多数的原则以谋求通过，他们必然面临违宪的情况。同时他们还幻想借用波拿巴的力量镇压接二连三的革命运动。显然，这一决定性因素直接导致了秩序党对各种波拿巴可能称帝的流言置之不理，这一行动又间接导致了波拿巴的称帝道路上一路畅通，毫无障碍，这次修宪直接导致了君主权利的恢复，党派的没落以及阶级的对立。7月19日宪法修正案通过，延长了波拿巴的任期，也给了波拿巴最好的借口，既可以为了拥护宪法精神废除议会，也可以为了议会精神废除宪法。此后8.10开始议会再一次进入休会期，而事实上秩序党又分裂回了对立两派，一派谴责他们的代表为了一己私利而修改宪法，一派为他们背叛了党派而恼怒，值得注意的是，各省议会委员会是拥护宪法的。
文末，马克思总结认为，波拿巴实际上只是小农的代表，虽然在法国，区域之间的流动已不再是问题，但小农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注定不与外界交流、不分工，他们与自然打交道，是一个阶级但却没有共同的关系。没有东西可以保证他们的权利不受到侵害，他们不需要选举产生什么领导者，代表者，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统领他们的统治者。文中还提到了一个名词，“拿破仑观念”，这个词和路易波拿巴具有密切的联系，概念包括：1、利用强加于土地的高赋税供给官僚系统；2、教士统治成为政府工具；3、军队占据压倒性优势。

相当不错！

开篇先以棉花产业工人为切入点，讲了他们面临的困境。棉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各个行业的发展。
恩格斯综合了自己的观察与他人的研究，以衣食住行（他确实在住宅布局上，提到了部分交通问题）为切入点描述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其笔下的工人阶级社区肮脏、拥挤、堕落、疾病肆虐且贫穷（生活资料贫乏），甚至人兽混居，最重要的是，要被收租。公共设施和救助机构或匮乏，或形同虚设，一场被有产阶级合法剥削场景。（棉纺工业很重要，路易波拿巴和本篇都提到这事）贵族们无视工人社区，光顾中小资产阶级商业区，按照消费体验来塑造着城市外貌与格局，一切貌似繁荣，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与精致商业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规则的工业区房屋格局，恩格斯花了大量的篇幅描绘了这不协调场景（包括污水沟、厕所、狭窄混乱的街道、臭水沟、烟囱、垃圾堆），特别提到了大杂院，房屋混乱，（而且为了节约成本）十分简陋易损且抢手（天通苑地下室），最终指出，工业发展与规划缺失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而人们的目的只是多赚一点钱而已。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们的服装以粗布和印花布为主，难以御寒，质量奇差（魔鬼的尘埃—“其制造的目的是为了销售而非穿着”）。他们能负担得起的食物质量极差，且由于周日休市，这些易腐败的食物不仅受欢迎而且不得不成为餐桌上的主食（法律监管形同虚设，根本无法阻止此类食物买卖），街道上资产阶级被描绘出一幅贪婪形象——他们不断上演掺假骗局，穷人口袋里的钱被盘剥得一分不剩——而精明的大商人则（顾及脸面和信用）不屑于与这些骗子为伍（也不全是，315为我们打开了这部分研究视野，读这个事的时候正是冰雪蜜城被爆掺假的时候），当然，工人们最惨的不只是这方面，更要命的是他们的工作直接决定了他们的能不能吃到和能吃什么（土豆，土豆，只有土豆！），因为工人的竞争和人口的增长存在直接关系，使得他们中很多人不得不只能维持在最低水平的工资——勉强糊口，而一旦家里发生疾病（糟糕环境使得这无可避免地发生在主要劳动力身上），而这个家庭却无力承担时，便是“社会抛弃其成员”的时候。事实如此糟糕，以至于在这样的条件下，过的差都不是问题，要命的是不稳定且毫无希望。
布匹需求的增加提升了工资，吸引了劳动力，加上大规模产业盛行，这些拉力和推力使得小农成为了无产者。
竞争导致工人不得不领取那份微薄却难以维持生计的工资，并将自己的家庭牵扯生产之中。看似只要每个人都抵制生产，无产阶级就可以和资产阶级同归于尽，但是竞争使得不同国别，不同家庭的人都牵扯其中，希望好似就在前方——自己少拿点，恳求自己的其他家庭成员也领取微薄的薪水就可以维持这个家庭的生计——但是要时刻提防这被奴役的机会被别人抢走，而工人家庭的时间和精力也在这个过程中消耗。其结果就是，看似资本主义生产要求雇佣者达到一定教育水平却又不能太高，看似工人们能够领取维持生存的工资，但也仅限于最低工资。
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点：资本家需要工人并非出于生存压力，而是要盈利当市场需求十分大，那么工人之间的竞争非但会消失，甚至会演变成资本家的竞争，这时工资的数额则基于资本家的竞争，恩格斯称之为最高工资。
在现有工人人数满足市场上的生产需求的人数时，平均工资就产生了，金额稍高于平均工资，甚至取决于工人的需求和文化程度，因为此时是一个“劳动力的卖方市场”。尽管工资存在浮动和不同，但工资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借以对工人阶级奴役的媒介，工人们看似自由，但面对生存的威胁却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看似雇主和雇工可以相互开除，但这样的关系是不对等的。
供给上的任何变化都会因需求而抹平，让最少的人做最多事是资本的逻辑，工人的生存空间受到商品需求、人口数量、机器和自然力量的挤压，因此“工人之间的竞争总是胜过争夺工人的竞争”。这一矛盾来源于其自身及衍生风险（在逐利环境下人们无法预期市场波动，市场总是在商品过剩和商品匮乏之间游动），甚至波及国外，并导致了一批失业常备军（“多余的人”，他们有工作能力却只能在街上闲逛【工人区的“秘密”】，违法成为他们挑战社会的直接武器）和大量滞销的商品，与之相伴的是日趋昂贵的租金和食物。
爱尔兰移民（造成这窘困境地的另一个原因），他们迁徙成本低，忍受着更恶劣的环境且酗酒，占据了那些没什么准入门槛的岗位，“爱尔兰人不需要变成英国人，但英国人却会变成爱尔兰人”（他们的习惯影响了与部分他们打交道的英国人）。
总之，社会就是以上述的方式，有意识地使得工人阶级沦为不健康且活不长久的境地的，且无力改变这种情况。这里有个例子：工业污染空气，农民被就业吸引来城市，基础设施无力处理污染，造成移民肆意排污（不太对，也可能是他们原本的生活习惯造成的），环境的恶劣导致人们追求短暂的快乐（例如酗酒），而这份快乐也在频发的失业中丧失了。由于工作辛苦、环境恶劣，医治成本高效果差（一药医百病，里面提到对拔火罐的迷信和鸦片糖浆的依赖对我们今天也有参考价值），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和其混居状态，食物匮乏（给孩子吃烧酒鸦片），酗酒，导致肺结核、伤寒、瘰疬（ luǒ lì千万别查，恶心的一逼）、佝偻病肆虐，这些疾病不但侵蚀成人也在毁灭儿童（成年人把最廉价的生活方式（喂鸦片）强加给儿童或是将他们弃之不理）。
工人为什么道德沦丧？1教育体系与工人难以相容，他们或是无法或是拒绝去夜校，没有能力为自己决定或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工人家庭只能寄希望于宗教，于是，宗教教条取代了学校教育，并产生了一种狂热，而工厂主高估了他们取得的成就（显然，现代性在与工人家庭相脱节）。宗教教条取代了道德教育，工人阶级只能依靠对资产阶级的愤怒保持理性。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穷、道德堕落、无畏法律，上一秒获得的财富随时都有可能消耗殆尽，他们要么触犯法律，要么饿死自杀，“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 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没有这种愤怒的工人身上来加以判断：一些人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随波逐流，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帮助资产阶级把束缚工人阶级的锁链锻得更结实，而精神上还是处于工业时代以时代以前的那种停滞状态（参考《骆驼祥子》）；另一些人成了命运的玩物，就像已经失去外表的稳定性一样，正在丧失着内心的稳定性，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女人。—— 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是牲口。后一种人主要是促进了“恶习的迅速传播”，而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创造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后，却对这种现象愤慨起来。”
2强制劳动。分工可能降低了肉体上的紧张，但使得工作单一枯燥。在面对不得不工作后，工人阶级又要面对一个选项：是做资产阶级的拥趸，做一个好工人，还是一个反对者，一个坏工人？
3人口集中。这种宗教和教育水平下的工人阶级难以抵御城市生活中的诱惑（这里恩格斯引用并讽刺了尤尔的言论，把工人们对资本家的仇视说成是对“恩人”的仇视）。但是大城市也使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激增，与资产阶级的接触使得工人阶级远离宗教的荼毒，反抗意识萌发，而与资产阶级的距离又使得工人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移民的到来也使得这一过程加剧，他们暴躁的性格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产阶级最终同资产阶级分化，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文化，也形成了工人阶级的两面性：坏的一面酗酒（酒水消耗量—酒馆—当铺—家庭—高利贷—教会）、纵欲（资产阶级助长卖淫）、粗暴、不尊重私产，外在恶劣环境（工作艰辛+社会失序）影响家庭生活，导致相同的悲剧在下一代身上重演，犯罪率逐年上升，因此恩格斯得出结论：社会战争，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开始，目的是私利，维和、武力和法律作为手段，人被视为达成目的的工具。资产阶级面对这场战争展现出盲目自信，甚至连现实都难以认清。
带动工人运动的最重要部分就是棉纺工人。机器的出现带来了人口爆炸，当工人增加时机器的发展又减少了他们的岗位，即使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机器相同，但他们的成本远远高于机器，而这项成本终将尤他们负担，棉纺行业尤其如此，这也就解释了他们通过砸毁机器反抗资本家的举动。当手织工无法竞争过机器的时候他们便毫无退路了。成年男性的失业率更高，因为工种的特殊性，要求手指的灵活度，他们的工作便被女性和儿童抢走了，而女性的外出外出工作导致儿童无人看管（甚至倒逼男性专职家务），大些的孩童也被卷入工厂之中，家庭自然就分崩离析了。分工的变化也导致了两性关系的颠倒（维系社会关系平等的基础是财产关系的对等）（孩子当家），未婚女性不能从原来的家庭中学习到女性的职责，因此也难以组成家庭或在新家庭中扮演母亲、妻子的角色。人们，包括工厂主也就难以在拥挤的工作场所中察觉这些危机（恩格斯在这里没有细细说明，欠缺家庭和教育的工厂里工人们无论闲暇还是忙碌又能谈论什么呢？），恰恰是工厂这一场合导致了道德的进一步沦丧。
这里还举了（性质）1工厂奴隶制这个词来形容道德败坏和工人生存状态的恶劣，具体记述了学徒制、初夜权和夜工制，不仅道德风气败坏，还造成了工人们（尤其童工的）身体和智力上的残疾。当然，法律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些情况，但这一切势必会使得他们有沉溺与感官上的刺激，步上前辈们的后尘。（这里讨论了工厂制对人的形塑，家庭失格，儿童畸形，道德扭曲，女性被支配，甚至四十岁就被成为老人）他们饱受痛苦，但他们不敢耽误工作；他们不健康，他们的下一代也不健康（社会2020生育观念的具身实践）。恩格斯指出了法律的漏洞：尽管区别了童工和成年工人的责任，但事实上他们都无法为自己的伤病负责，利益驱动着他们不断涉险，直至惨剧发生，影响他们的家庭，这一切都应该由工厂主负责。（批判了尤尔的不实引用，腺质病在数据上被根除，慢性病却成了刻在工人身上的共同符号）虽然工厂法等法律颁布，但由于工人不愿直接对抗工厂主而缺乏效力。（即使如此微薄的进步也在托利党人打回原型，恩格斯还反驳萨德勒报告）
2无聊而又毫无空闲的工作左右了工人的身体和思想，严苛的工制和处罚也在压榨工人。奴役体现在工人们的投票权被剥夺，实物工资制（给工人高价劣质商铺的商品兑换券）和小宅子制（建房收高租，只要工人罢工，就把他们赶出房子），这样他们不仅把工人的自由控于自己的手下，也压制了工人的愤怒。
之后的篇幅考察了工厂制度在其他部门工人中渗透的情况。针织（棉纺为其提供原料）工人中流行眼病和瘰疬，却以工作不受时间限制为荣，住在生产花边的中心，挑花边和编结的儿童们百病缠身、疲惫不堪、缺乏教育，且不受法律保护。漂白工（有害身体）、染色工（工资低）、剪绒工（工资低、支出大、没自由）等都是工资被克扣，面临工厂主的剥削且没有法律保护，“如果你们不愿意在我的油锅里受煎熬，那你们可以到火里去散步”。金属制品业保留了学徒制，小师傅在与大资本家的搏斗中疲于奔命，女人被抽离家庭，男人被竞争搞垮，儿童更是凄惨——胃病（工资被盘剥、食物匮乏、工作外的迷茫感、纵欲、疾病、高死亡率、缺乏教育和道德感是恩格斯反复强调的）。陶器产业——羊癫疯、尘肺病。为资产阶级太太们制造装饰品的工作（女时装工和女缝工），给这些工人的健康带来了极其悲惨的后果。（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工人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和尊严势必与资产阶级为敌，热情打败了利己的理智和冷漠。工人运动的最简单形式就是1犯罪，虽然工人们内心赞许这种方式，但马上意识到这会引来社会的毒打。因此，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但这样的胜利转瞬即逝，在获得结社权利后他们索性结成2工会以规定工资和救助失业工人为职能，通过谈判、罢工、恐吓等方式保障自己的权益，但常常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而损害组织自身，经济衰退的时候工会自身难保，经济好转的情况下工厂主又不愿看到利润从自己手中溜走，或者受到其他工会抗议的波及，工会的对抗实际上是工会和工厂主的消耗对抗，总会有个别工人难以招架这样的消耗。工会的罢工是对消除竞争的一种挑战，但为了获得全面的胜利，需要他们团结一致，了解劳动的价值，消灭竞争。工会刺激了工人的个人报复行为，但由于工会对抗的无效性，使得资产阶级对工会的攻击具有合理性，显得工人就是无序和混乱的源头。这里提到尤尔的论证：资产阶级受到工人的裹挟，工人们获得的高额工资为罢工提供资金，而机器是为了对抗工人的罢工行为所发明的。还比较了法英的反抗运动：前者具有政治性，后者则以资产阶级为直接对象，因为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国的资产阶级坚信这一点。这里他批判了3宪章主义（成分地道）运动，在法律上看似实现工人的普选权和参政权，事实上却是资产阶级为了废除谷物法而利用无产阶级，最终在无产阶级试图恢复工资时，双方决裂，也导致了英国工人转向社会方式而非政治寻求出路。4英国的社会主义（批判欧文）提出了消灭贫困的方法，但对资产阶级过分宽容，原则抽象，看不到历史进程，学究气浓厚，任人宰割。解脱之路在于1教育，各个时期的反抗运动都自己出经费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来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2坚持工人主体，愈是被压迫的厉害，革命性愈深，就愈是反抗运动的主体。
矿业工人的处境也不容乐观，他们工资似乎很高，但不同地域的工资差距极大；被誉为勇敢的象征，但身体状况差的要命，工龄和寿命也很短，生命时时刻刻都受到威胁，还要受到层层盘剥，法律也被资产阶级把控（“工人控告秤不准要提前三星期告诉监工”），这里提到了工会斗争和罗伯茨通过法律手段为工人争取利益，但是还是由于工人间的竞争失败了（工人的觉悟和自制力表现在守法，不然早已经死球了），随之激起的镇压行动也意味着暴力革命可能是工人阶级的唯一出路。
农业无产阶级，以1雇农为主。战争、人口和技术发展助长了需求，当这些需求衰退后农业灾难随之来临，此后一度出现了一种雇主和雇农之间的宗法关系，甚至依附关系，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关系不再存在，2短工成为主流，加上机器的使用，女性和儿童将成年男性挤出了田间劳作，他们与城市里的同盟一样，缺乏教育，社会关系混乱不堪。另一部分就是3走私和盗猎者，他们更加反对社会，狩猎法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农业物产阶级最直接的反抗手段就是纵火（恩格斯引用了农民们对宗教的怀疑）——英格兰农民对抗大农场制度，威尔士农民对抗佃农制度，爱尔兰农民则面临土地分散导致的贫困和高地租，这只是面临了一种变相竞争，土地从大地主到小佃农之间层层分割，什一税虽然向土地所有者征收但他们却可以将税收摊派给佃农，他们的反抗行动表现为恐怖行动和反对与大不列颠的合并。这样，恩格斯就通过不列颠岛屿上无产阶级活动的各个部门，观察了他们的状况，并到处发现贫穷、困苦和完全不是人所应有的生活条件。不满情绪如何随着无产阶级本身的成长而产生和增长，看到这种不满情绪如何扩大起来并具有了组织形式；也看到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公开斗争。我们研究了决定无产者的命运、希望和忧虑的根源，并且发现他们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恩格斯指出出于自利的行动，无论态度、形式如何都难掩盖他们将人视为工具和用金钱衡量他人的事实。他们通过慈善机关掩饰逐利本质，和穷人做买卖，购买不被打扰的权利且无视穷人们正在遭受的苦难，通过反谷物法让工人相信劳动的价格和粮食的价格成反比，粮价低，工资就高，但这一红利马上就会由于竞争而消失。法律区别对待有产者和无产者，政治被资产阶级把持，还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新济贫法，人口过剩—不道德是人类的宿命，必然划分阶级，济贫鼓励穷人繁殖，损害了私人工业的发展，一切扼制人口增长的手段也就有了合法性（而无产阶级还期望通过劳动获得美好的生活），恩格斯运用“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比喻秉持着人口论的信徒对无产阶级的塑造——要么死，要么在习艺所做机械劳动（法律制度的十分完美可惜难以实施，这里的环境和外面同样恶劣），后者则促使了宪章运动的扩大并深入到农村地区。有产者和贵族们的态度，概言之，无产阶级不是人，不受到法律和国家保护。随着商业危机和国际贸易造成的市场供求的变化，英国工人受到更大的冲击，他们面临抉择：死亡or革命。共产主义超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接受的共产主义教育越多，革命就越温和，尽管其与资产阶级的敌对是无法磨灭的。最后恩格斯重申了他的主张：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复地的浪涛。那时全国都将真正响彻战斗的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 那时富人们再想采取预防措施就已经晚了。
文章详细论述了由棉纺产业发展带来的产业革命，以及在这样时代背景下的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和斗争方式，并揭露的资产阶级的伪善以及如何运用竞争和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文末指出了共产主义的超阶级性，教育和革命才是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给我的启发是其对无产阶级斗争方式的分类，不拘泥于形式，遵守的法则不是现代科学的分类法则，而是一种递进式的分类，并配合了史实说明，实属好活。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共同体与社会
共同体的秩序源于两种情况：默认的一致，建立在意志一直的基础上，通过习俗和宗教产生（宗教神化习俗，导致了实在法趋向），根植于家庭生活；以抉择意志为前提，源自商业交换达成的协定【协定和交换何者在前】，合法性诉诸于国家权利，通过立法维系。
人的支援性活动和关系构成了人格，具有共同体精神的人联合，通过共同生活对抗人类社会堕入战争状态。社会采取的措施有：通过协定表达对战争状态的恐惧；国家通过立法和政治远离政治状态；科学和舆论指出和平状态的必然性和永恒性。个体本质一直孕育了抉择意志，本质意志随之依附，本质意志和抉择意志分别产生了共同体和社会、群众文化和国家文明。国家的统治实质是经济统治，是有计划的资本主义生产，由商人阶级主导，所有阶级想社会性群体转变。
日常生活条件变化引起了人的秉性变化，秩序变革和法的变革。共同体中，习俗、传统和信仰维系了社会，契约构成了社会基础，意志则由利益决定，法是秩序的主体。随着共同体向社会转变，习惯法变为实定法，公社、合作社和社团分解，行动体区分为国家和个人，人格的变化也导致原本对习俗等要素的有效性的支持消失。精神生活也被颠倒，其核心由幻想转变为思维，（实质是对看不见的神的信仰转变为对可见的自然的认识）源于群众生活中有教养者的超越的自觉意识的宗教联结了人的肉体和精神，随着科学主导人的思维方式而消解。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势必会出现，上层的人才具有生命力，为下层人制定行事标准。契约和、敌对等关系则被阶级关系所掩盖。城市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生产自己：扩展成为大城市；城镇在共同体中生存。大城市具有三重属性：商业城市；工业城市，作为资本和财富的增长并剥削劳动者的手段；科学与知识中心，艺术追求生计而被资本利用，意见思想利于传播。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城市形式，首都。为王庭所在政府中心的同时具备大城市的特征，并向世界城市发展——兼具所有民族的特征，货币和资本塑造法律和舆论。滕尼斯通过例举共同体中仆从和儿童作为继承人身份而获得自由和公民权为例，对比社会中通过财富确认人的标准，指出意志力在城市个人生活中受限，经营活动使得人与人分离，一方面财富被视为力量，货币机制维系社会运行；另一方面协定主导生活，法的适用对象普遍化，宗教和道德则志愿化，国家需要弥补二者缺位需要改造社会，手段是扩展法典、运用舆论（实质是为下层赋权）和扩充警力，工厂和酒馆就是这幅场景下工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劳动”和“狂欢”的极端生活。教育和舆论也是群众获得自觉意识的必要途径。
共同体产生于基于农业生产的邻里、宗教和村庄，城镇脱胎于家庭生活，实质是共同生活的空间性取代家庭的时间性原则，族群纽带被地区团结取代，城镇重要性也超越农业村庄组织，资源向城镇转移。理性超越动物性意志，人的状态反应在心理领域，介于动物性和植物性之间，个体上升阶段意志倾向植物性，下降则倾向动物性。动物性要素可以在心灵性和植物性中表现。乡村对应植物学和动物性，城市对应心灵性和动物性要素，随着社会发展，城市同时城市和消费产品，支配整体。
社会主义阐述资本-国家关系之中，功能最初为促进商业交往秩序，后转变为控制商业和劳动，会导致文明和社会被消灭。此前本质意志下的自由被限制，抉择意志实质视其衍生物为阻碍。滕尼斯通过比较雅典罗马古代文化与北欧现代文化，认为社会要素的每一部分都为整体发展起贡献或阻碍作用。日耳曼文化由罗马文化发展而来，伴随信仰，既可以视之为进步，也可视为退步。文化发展处的与往昔对立现象是未来研究的切入点。

滕尼斯这人能处，我提两点：他没有方法论上的突破，但有可能整体理论却指向了日耳曼文明何以不同的旨趣，文末也只是重申了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作为切入点的作用；完全是按照霍布斯和笛卡尔那种从原初命题指向情绪和法的推理思路。另外需要着重掌握两条线：共同体体现了本质意志，社会则体现了抉择意志；抉择意志及其衍生物阐述本质意志及衍生物，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否定后者，随着前者不断发展壮大，后者逐步被掩盖，但前者仍会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道德：完全就观念或心灵而言的人类共同生活的规则体系，其一方面是宗教表象与宗教力的表现和现实器官，同家庭精神的各种条件与现实状况、习俗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公共舆论的产物与器具，关系到人们在以契约为基础的普遍社交活动与他们的政治报复中产生的一切联系
家庭的生活=默认一致。人与其全部的新年包含其中。默认一直的真正主体是群众。
村庄的生活=习俗。人与其全部的性情包含其中。习俗的真正主体是公社。
城镇的生活=宗教。人与其全部的良知包含其中。宗教的真正主体是教会。
大城市的生活=协定。人凭借其全部的努力来订立协议。协议的真正主体是绝对的社会
民族的生活=政治。人凭借其完整的计算确立政治。政治的主体是国家。
世界性的生活=公共舆论。人凭借其全部的自觉意识确定公共舆论。公共舆论的主义是学者的共和国。
此外每个这样的范畴关联一个占优势的活动，还关联着同此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支配性的精神倾向
家的经济：它建立在喜好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人们对生育、创造以及维持感到快乐与喜爱的基础上。它的准则依据是共同领会。
农业耕作：建立在习惯的基础上：建立在人们合乎规律地重复劳动的基础上。风俗为共同劳动指明了标准和方向。
艺术：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上：建立在人们所接受的教育、铭记的规则以及自己所怀有的观念的基础上。在信仰中，艺术家的意志和他的任务以及作品结合在一起。
商业：建立在思虑的基础上：建立在专注和比较的基础上，计算是一切生意的基本条件；商业是纯粹的行动。契约是商业的风俗与信仰。
工业：建立在决定的基础上：建立理性地、有成效地利用资本和出售劳动力的基础上。规章统治着工厂。
科学：建立在概念基础上：规定并表面了它的真理或观点，进而转移到文学作品、新闻媒介，甚至公共舆论。

吉登斯在《全球时代的欧洲》中提出了构造“积极福利社会”的观点。在吉登斯看来，欧洲正在经历从传统福利社会向积极福利社会的转型：从目标来看，传统福利社会制度旨在消除贫困、疾病、无知、肮脏和懒惰，而积极福利社会则意图追求康乐状态、自由、健康、教育、繁荣和进取；从实现路径来看，传统福利制度试图由国家来承担个人风险，追求风险的降低，积极福利社会则追求对公民的赋权，从自尊和自主重新定以福利制度，并减少自我损耗的行为（酗酒、肥胖和性暴力等）；故而，在国家角色方面，积极福利社会也需要完成从支配型向保证型的转变。
其概念“积极福利社会制度”的实现路径包括干预主义与行动主义。干预主义即是建立在传统福利社会补救性措施上的预防机制。吉登斯特别强调了教育投入和社会公正的构建，意在确保公民的生活机会平等。行动主义则一方面批判了一贯的救济金制度，而要求任何时候人们能够自助，通过个人计划与目标稳定个人生活，并激活个人长远生活愿景与期望；另一方面则谋求公民社会组织在设计和执行福利项目中的参与，完成对除政府与企业的第三领域覆盖，而针对第三部门依旧需要树立明确的规范准则和信息的公开透明。
公共服务经常被理解为以国家为基础的各种服务，而公民是这些服务的消费者（公民消费者），可以通过外部权威监督服务的实行标准。另一方面，部分公共服务则是以市场配置的方式实施，消费者公民也以市场的方式“用脚投票”，服务的供给方也彼此构成竞争，相互监督。虽然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群的界限明显，但在一个社会中，尤其是强社会、弱政府的国家中，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受到外界冲击尤为强烈，公民社会的秩序与自由时时都被置于公司的威胁之下，犯罪和对公共利益的侵蚀也层出不穷。这里的表述显示了吉登斯对现有的公共服务状况潜在问题的隐隐担忧。
同时，作为社会服务的供给方，福利的输送过程会形塑消费者，而非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而改变。吉登斯提出了福利输送过程中常常遇到的几类问题：供给者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或信息滞后，福利输送过程具有极高隐藏成本，负责的官僚体系将福利受众排除在外，公民对福利体系的不信任等。这些问题直接威胁到了公共服务的个性化和合理化，甚至滋生除了维系既有福利输送体系的团结和权威。这里吉登斯回顾了二战后英国福利体系从“专业论”和“气质论”向意识到服务人员有自己的私利，并朝社会服务私有化供给的变迁简史。为了维系公共服务的选择和竞争，吉登斯提出供给多样性和有效竞争的重要性。
为了供给的多样性和公众的选择权利，吉登斯提出了激励的内嵌。首先就是要将用户的选择与声音同步，做到这点需要确保供需双方信息畅通与资金充足（有赖于具体制度的建立，如担保人制、信托基金）。其次是给予从事这类公共服务机构更多的政策倾斜（但倾斜标准和尺度尚需讨论）以使其能够调节政策成本。最重要的是，不应由服务机构选择其客户，以免造成社会排斥。
传统福利政策注重社会团结，吉登斯以此构建了社会团结的三个维度：心理，指关怀他人的普遍态度；行为，或者说礼貌，是对他人尊重与区分；结构，指社区或一定范围内群体的亲密/分化程度，基于这一类职业或地区上的封闭而产生的社会团结，构造了一种消极的“我们感”，其基础是“接受处理的既定方式”和权力与服从的既定制度，当然这种权力关系随着民主化而逐渐削弱了，依赖关系也被协商所取代。随着新的公信力建立，消极的社会关系被积极的社会关系替代，在今天，对于通过战争形成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国家来说，社会团结显然需要基于心理、行为和结构的三维度提出新的含义，也由此引出了吉登斯的重要问题：福利社会应该如何对待移民？对于移民规模较小的国家来说，移民并不是主要问题，吉登斯提出以经济一体化作为指标衡量移民对于本国社会的潜在冲击，这里他联系了前篇“社会渗透”的概念，即移民劳动力相较本国劳动力的优势，来描述大规模外来劳动力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冲击，而就业市场直接影响了社会分配公正，且与福利制度直接挂钩，吉登斯借用布拉德福德的研究则展现了不同代移民所产生的社会分化。如何评价一个多元文化体系的成功？金里卡提出三个标准：非法移民收益少，粗鄙的文化形象少，移民带来的经济效益高。显然，对于每一个发达国家来说，在移民的用工问题上，不仅需要考虑不同技能的职业配额，也要考虑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即在确保充分用工的同时，本国劳动力既不用担心自己的职业被移民取代，也不用担心自己无法找到下一份工作。由此看来，所谓积极的福利社会制度不仅仅涉及福利制度本身，也需要多部门、多行业、多群体的相互照应。在文末，吉登斯就给出了他针对欧盟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建议：（一）重新确认多元文化主义，而非抛弃；（二）一定程度地开放劳动力市场；（三）细化反对种族主义政策；（四）制度干预主义的社会团结政策；（五）限制非技术移民，吸引技术移民；（六）结合具体情景治理不断扩充的福利问题，包括言论、询问和行动自由。

《关于电视》
精英和知识分子应当适当参与电视的内容创造和传播中。（事实上也是一种突破二元对立的眼光）
电视吸取受众的注意力（“公交车”），为了适应自身传播方式规训自身内容，分化群体：只从电视了解信息的人和阅读严肃内容的人。
以显而隐，“眼镜”，以戏剧化的手法突出记者所见，隐去其他信息，最终导致信息的同质化，信息失真（社会学者的同样困境），但影响力非凡，最终刺激负面感情。如同政治斗争，将部分世界观强加到特定人群身上。电视引起游行。
新闻的差别掩盖了相似性，原因在于新闻生产过程中的竞争。生产新闻的竞争逻辑部分源自生产的集体化。生产者没有指标参照，故而通过其他媒体的消息作为标的，信息就这样被同化了，销售也是同理，这种“镜子游戏”也构成了一个封闭空间，表现就是新闻反复提及和互相援引；相互审查，信息难以突围。是否传递信息也就交由同行决定了，收视率可以监测哪些信息更受人欢迎，决定了重复循环的消息是否突围，实质是一种市场行为，自19世纪中期的文化圈子起，那些批判的声音也会自成圈子，走向共同命运。人们成为了“快思者”，那么他们是否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思考呢？圈子的形成意谓着话语的垄断，依然服务于收视率：嘉宾扮演着对立者的角色，尽管他们本就熟识；主持人支配了秩序（隐含一种高傲：需要通过自己来判断或传达别人的话语），舞台地位不平等；演播台的组成更是如此，充满了演员和某些群体的自我辩解，其他人却成为了观察者；节目的流程固定，缺乏随机性又充满了扮演的对抗性，“演员”们支配了对话和流程，话题与结论终会走向他们的脚本。
（这部分缺少严谨性，他只是论证了电视能如此，而非只有电视如此。反观报纸和短视频，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傲慢，我是认为媒介可以暂时粗分为这三个阶段的）
收视率导致文化生产承受了经济压力（双向双面看待），拉大了新闻业现实和理想的差距。人人都是必然性和结构的木偶（描述必然性，揭示结构）。记者地位取决于所属电视台的地位，以及自己在电视台的地位。场即有结构的社会空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此空间内起恒定持久不平等关系，为改变这一场而斗争。（这种表现不应该被层级式考察，而且你没发现吗？布迪厄这块讨论已经将记者等同于电视台内的记者了）电视台间场的斗争表现为记者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又受场的限制。在电视尚不发展的年代，人们认为电视是文化和经济上的被统治者，如今却是统治者，报业尤其是严肃报刊难以抗衡。报纸具有提供消息和发表观点两类权威，《世界报》集两类权威于一体。（警惕“前所未有”和“历来如此”两类错觉）
通俗化的力量。媒介影响力越大，内容分化越小，越通俗。这种“随大溜”往往不为人们所希望，但似乎有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公众的思维结构——在推进这一切。（手段和目的被置换：如捐款的目的是收视率，媒体人总是标榜的道德的胜利、团队的胜利，实质上只是收视率的胜利。）媒体人变成小神师，告诉公众如何思考。记者操控着公共空间的入场券。新闻场的先决共识即保留那些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公之于众，使得新闻场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社会。其传播力和商业主导的逻辑造成了某种自发主义的蛊惑术，一种能够带来最大观众数的文化产品。
由收视率裁决胜负的斗争。实力决定机构间作用的形式，内容与经验之谈都是场的结构在某个场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人身上的体现，斗争的目的则是维持或改变场内力量的对比。一方面，文字记者为了进入新闻场必须委身求全；另一方面，新闻场为了收视率也向轰动性看齐，赋予无意义事件以有意义，或通过中蛊术可以炒作事件以获得商业成功。个人行为也为这种结构所钳制了。新闻场受到外部钳制，其对立代表社会群体的对立。商业主导的新闻场如此有利，那些反对它的力量宛如木偶剧。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参与者们对场注入的激情与冷静思考，在了解这股结构性力量的基础（在他看来是一个场支配着另一个场，如商业逻辑支配电视，电视支配新闻，新闻支配文化生产）上，布迪厄指出了自觉行动的可能，比如依靠道德在结构中的依托，规避种种欺诈。新闻场有可能左右法律（其他场）运行（蛊惑术取代内部批判）。场的实质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权利关系，知识圈中学者们也借助排名、期刊、奖项甚至媒介生存，这就欺骗了外行，圈子内成员相互吹捧，新锐难以发挥所长（对应产生两种态度方法：犬儒-顺从，斗争-医治）。【那么我们需要通过传唱以外的方式来评价学术的价值了】
合作。无法从同事中获得认可该怎么办呢？新闻影响。学者的声誉和权威被媒体加强（不失为一件好事，参考加芬克尔的博士论文），也是学者和记者的共谋，也是他们要选择阵营的原因（这样我们也对他们的自主性和他们口诛笔伐的那些人和事物产生了疑问），布迪厄认为那些更具有专业资本的人能够在新闻场中获得自主性（依靠观点自身的科学方法、依据进行的象牙塔里的争论-一种基于特定共识的讨论），而专业资本低的人却更愿意和新闻场合作。布迪厄总结了一条“伊达诺瓦法则”：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就越倾向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新闻业，屈从于它们的要求与指挥。
结果就是这失去自主性的知识分子被他律，即商业法则所支配，他律进入知识场。他举了一个废死案例，中心逻辑就是人们直接通过新闻场实现了民主权利，新闻将政治场和司法场拉到面对面的位界，记者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一面渲染新闻，一面谴责仇恨，自己则在这一过程中获利。
入场权与出场的责任。电视一面降低了场的入场权（布迪厄则旨在提高入场权），一面触及了最广大的民众（为精英主义辩护的嫌疑）。信息传播的最终目的应当是普通化而非平均化，人类优秀文化的成果应当被大众接受和理解，从小圈子中解放，而非单纯被选择性的摆放在场中。这一点也恰恰需要新闻场以外的力量加以协助，尤其是教育。
新闻的影响。新闻机构的自主性却决于收入与客户的集中程度，记者的自主性则取决于媒介的定位>自身地位和工资>生产信息的能力。权力机构控制着新闻场（当然新闻场也会构建权力，比如奥运转播，事实上是简化了的奥运会，把奥运会简单等同于冠军，通过新闻的方式影响国家的体育政策也可以说将个人喜好直接投射到公众视野中，将微观的世界与公众观点【混淆-割裂】“结构性遗忘症”，他在这里指电视塑造了一个与众人似乎无关的世界，“原子化”的世界，即潜在的民粹主义危机，尽管可以维持现行秩序）。
最清晰的出路在哪里呢？布迪厄：勇敢思考，不畏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