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中的金钱
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人被束缚在一个住所或者一处地产上，他的个性与这个社交圈子融合在一起。现代解放了人，给人以自由，将个性独立出来，又赋予实际生活内容客观性，“在技术上、在各种组织中，在企业和职业内，事物自身的规律越来越取得统治地位，并摆脱了个别人身的色彩”。这一分化过程受到了货币经济的影响。中世纪，以物作为标准界定一个人的成员资格的方式随着货币经济的到来逐渐被抛弃、不再发挥作用，因为货币从一般等价物中抽离出来，取得了独立客观的形式。货币可以衡量任何物的价值，渗入物与物的交换过程。换句话说，任何事物的价值都可以被转化为货币，从而在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交换中，货币作为中介独立出来，并且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货币经济瓦解了自然经济时代所特有的人身与物权关系之间的这种联系。在任何时候，货币经济都导致在人和具体某种特定性质的事物之间出现了货币与货币价值这种完全客观的、自身无任何性质可言的媒介”。“由此，货币一方面制造了渗透到所有经济活动中的前所未有的非人格性，另一方面创造了一种同样提高了人格的独立和自主”。因而，货币经济取代了中世纪生活共同体式的法人团体，使任何以经济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新兴联合体成为可能，从而，成员与成员的关系直接或间接通过货币表现出来。可以说，货币“勾画了一条贯穿联合体涉足的生活内容的全部路线”。
货币的一般等价功能，解除了物对人的束缚，人取得了拥有、享有物的自由。借助货币，人们可以享受任何形式的价值，而不用再拘泥于一种固有形式。但是，货币也给人的生活带来了些许空洞和缺乏实质的生活意义。货币表达和抽离的只是事物在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而忽略了它相对于人的主观需求而具有的意义、以及它本身所有的独特的内在价值。“货币经济始终要求人们以及货币价值对这些对象进行估价，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地同事物中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我们的时代正在接近这种状态，而与此相关的现象是：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的一般等价功能仿佛一个夷平过程，将任何事物的价值简化为单一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侵蚀了事物在生活中的核心和意义、对主体的价值（需求）。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过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逐渐从中介、手段成为目的。人们用货币衡量一切，将事物的品质简化为对量的计算，人对外物的评价标准异化、单一化，人的创作创造方式迎合货币的经济意义，人的生活风格千篇一律。从而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正是所谓麻木不仁的态度，即人们对事物的微妙差别和独特性质不能再作出感受同样细微的反应，而是用一种一律的方式，因而也是单调无味的，对其中的差异不加区别的方式，去感受所有一切”。

货币与现代生活风格
I
正是因为货币经济的到来，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变化，理智性才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生发成参天大树。一句话，货币带来了人的理智性。货币作为一种手段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的发生逻辑纳入人的意志过程中；意志不过是人的一种心理形式，处于盲目且被动反映外在于自身的内容、关系、逻辑的状态。意志把握了货币在客观世界中的运作逻辑，形成了一种心理能量——理智性。因此，“理智世界不过是对世界内容完美程度不同的表现”。作为一种手段的结果，理智“能够无一遗漏地全面掌握所有这些关联的精神，也能够掌握最佳的精神手段”，同样也为世界确立了目标。终究，世界内容是完全中性的，“如果没有意志参与到客观世界中，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目标”。那么，理智性就可以被视为对货币的内在逻辑的反映，并取得了相对客观和独立的形式。从这一点出发，作为两种相关的存在，理智性与金钱（货币）取得了相似的特征：客观性、普遍有效性、无差异性、无特性意义上的无规定性。至于货币对现代生活风格的影响，其实我们上述分析就已经在论述这一现象了，其核心是理智性的形成，这是相对于中世纪西方社会“比较容易冲动、孤注一掷、听凭情感决定”的心理特征而在货币经济时代产生的心理特征。
金钱创造了理智性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并驱使它一并变革现代生活风格，尽管理智性取得了相对客观和独立的形式，但殊途同归，两者只不过选择的路径不一样，最终发挥的作用和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即将货币估算的功能加入人的生活，“教导人们对每一种价值锱铢必较，从而迫使一种更高的精确性和界限的明确性进入生活内容”。至于两者怎么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分析上述货币与理智性的相似的特征。
货币的一般等价功能将事物的价值抽离出来，通过唯一的方式表现出来，尽管赋予了人自由，方便了贸易往来，但是简化了、事物的价值，降格了目的序列的层次，夷平了人际关系。“金钱用残酷的客观性衡量一切事物，这样确定的价值尺度决定了事物之间的联结，产生了涉及一个由客观的和个人的生活内容编织在一起的网”，“这个网被充斥一切的货币价值粘连在一起”。货币与一切事物的一般等价属性，使其成为目的序列上一个可以停留的固定点，可以毫不受限地与任何事物交换，即拥有货币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任何一件他想要的事物。因此，过往，人们对事物价值的追求，对主观需求的满足，转变成了对货币的追求；货币从一种中介和手段变成目的，而“生活中的一切组成部分越来越转化成手段”，人的行动“以无限制的幅度围绕着它摆动”。或许，过往，人们的目的是星辰大海，是五彩缤纷、绚丽多彩的生活需求，但是，现在，货币成了这一切多姿多彩的固定点，人们将自己的目光从星辰大海、浩瀚星空中收回，苟且地滞留在了眼前的木桩上。但是这个木桩不仅除了象征经济形式的意义之外代表不了任何别的颜色，而且限制了人们对星辰大海的追求甚至是想象，也就是说，人们对未来的设置不再事先确定，而是用货币充斥，“不再根据个人激情的合适与否，只根据一种客观的合适与否对行为进行区别”。
客观的货币不会拒绝任何利益群体的使用，同样地，“理智的内容，除了完全偶然的复杂情况外，并不考虑实际生活内容常常拥有的那种嫉妒导致的排他性”，它不会拒绝任何人获得的理智的自由和要求，相反，“只有在理智内容中，我们借助在概念及其逻辑联系中运动的语言，才拥有了一种适当的、相对不受个体偏好限制的手段”。这其中蕴含着另一种话语意义：获得货币的人恐将落入货币的套路，拥有了理智性的人将被理智支配。“正是因为人的关系建立在纯粹理智的观念和秩序上，不考虑无法证明的意志和情感强调的东西，它们才会不承认个体间任何先验存在的区别”。这就为利己主义铺设了道路，因为从纯粹理智的角度出发，“一切无私的动机不是被看作同样自然和原生的动机，而是看作事后纹饰的动机，或是人为培植的动机。结果，出于自私利益的行动被看做真正和完全‘符合逻辑的’”。这当然是错误的。
最后，计算功能进入现代生活，成为衡量世界、调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标准，“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巨大的计算样本，用一个数字系统来捕捉事物的过程和质的规定性”。齐美尔用少数服从多数的例子来佐证这一观点，他称之为“民主的夷平”，即“个人选票的绝对价值或者质上的值，缩减为纯粹数量意义上的单位”。这种唯理智论的测量、计算和务求精确的本质将原本意涵丰富的、可容纳多数人选择自由及其特有的情感情绪的公众生活扁平为用数字数据所代表的精确性，毫无疑问，这看似完全中立的结果实际上只是表达了某些确定的、片面的内容。理智的这种算术精确性、无条件的理性规定性折射到了事物身上，“一种用于确定对等和不对等的可靠量度、一种用于商定和约定的明确性就进入了各种生活因素之间的关系”。
II
主观世界与自然世界的互动，创作了社会世界的物质文化产品和具有文化价值的文化形式。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生活的价值“通过超越自然的力量和观念内容，从而变成文化”，它就是“文明化的自然”。经由我们主观世界中的意识、理智发出，通过大脑和身体对象投射和付诸实践，将自然世界的事物改造，使之超出自身纯粹的界限，成具客体形象或者形式：诸如家具、机器、工艺品和书籍等物质文化产品和诸如语言、习俗、宗教和法律等客观文化形式。因此齐美尔说，“文化理想的本质就是，它扬弃了审美的、科学的、伦理的、幸福论的、甚至是具有宗教成就的内在价值，从而将所有这些都作为要素和组成部分，整体纳入超出自然状态的人类本性的发展中”。一句话，人类根据自身情感情绪、理智创作了客体，而一切物质文化产品和客观文化形式都是对人主观世界的机械反映。但是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劳动分工导致的客观存在的知识材料的惊人扩张远远超出了主观世界可以接受和理解的范围，换句话说，主观世界只能接纳客观世界中部分的文化内容。
“无论我们将自己的认识看作外在事物的一种直接作用，还是看作一种纯粹内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所有外在对象不过是精神因素的一种内在形式或者关系，只要我们的思想可以算作真的，我们就总是将自己的思想视为一种对客观要求的满足，是观念模板的临摹”。主观世界的认识方式是以观念形式将事物内化。劳动分工、工业时代加速揭露这一特征，就是说，无论如何，主观精神世界只能以有缺陷的方式理解外在于自身的事物。更准确地说，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都具有各自的有效性的规范，只有人的实践生存才能联通两者。不借助人的行动，即便主观世界形成再完美无瑕的行动计划，自然世界都无动于衷，丝毫不受影响。劳动分工将原本有单个人完成的产品生产过程分解为不同人合作完成的过程，它的这种分解不仅仅是生产过程，更是对客体统一性的分解。“产品的意义不是来自生产者的心灵，而是来自它与不同来源生产出来的产品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其残缺不全的性格，产品缺乏类似心灵的特征”。
艺术品是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对立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无论劳动分工是否产生影响，艺术品的创作过程都能充分体现创作者完整个性，因为它自始至终都是出自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实践行动，保留着这个人精神力量的完整的统一性。恰恰是因为它对劳动分工的影响，所以才能有所保留而这种特性，而遭受劳动分工作用的其他文化产品的生产则与此截然相反，不仅逐渐疏远主观精神、脱离个体心灵，而且会取得相对客观和独立的形式，从而在专业化趋势下，自身价值及这种文化产品的主体的价值被消减、损害、夷平。如现代婚姻取得了固定的形式和生活习惯，其中家务的分配、家庭结构、伴侣责任与义务等都倾向于对女性价值的损害，而女性追求自由、教育、菜场等的个性受损，实际上实在一种不平等不公平的环境中生存；如现代国家“详细界定了个人投入国家领域的范围”（科层结构、责任分工、职责明确），但相对于君主国家，却是将对国家、人民的关注分散，尽管它取得了高于个体的客观形象。当然，劳动分工将更多的人纳入统一生产过程，只是削弱人类整体之中的个人的价值，而不是单个的具体的人的价值，因为它取之于单个人的价值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囿于专业化生产过程的个人也只是将自己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加入生产，而客观化的文化产品与形式在现代社会成具了统一体，取得了自主封闭性，与整体人类价值相对立，并超越了个体存在。
劳动分工之下的人并不是无意识的，其内心对时代的客观文化运动具有感知和反应，他希望外在于主观世界的客观过程能够契合自己的兴趣、情绪。齐美尔认为，货币作为交换手段的介入在夷平一切的同时也沟通了客观的和主观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它在贬损一切个性的同时也将个性框定在某种程度和特定范围内，避免个性的其他部分泄露，在固定个性形式的同时也使之避免变幻莫测的形式的干扰。这或许是一种双重优势。因此，齐美尔说，“货币是所有这些东西趋于无差异和外在化的象征，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不过，货币也以这样的方式成为最内在的东西的看门人，后者可以在自身的范围内独立发展”。

货币在性别关系中的作用
I性别关系的变迁  货币在性别关系中的作用
原始部落中的买卖婚姻是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相适应的性别关系形式，如同个性化的婚姻形式与较高的文明阶段相适应一样。群居生活的原始部落为每一个部落成员提供保护，因此氏族集体就是每一个氏族成员的行为准则。彼时，交换女人是社会团结的象征，而女人应该毫无抗拒地尊重氏族集体的安排。当女人具有价值这一观点被意识到且被广泛认可，买卖女人就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种买卖婚姻中，女人被视为“纯粹的类”，被当作“非人格性的东西”。女人的物化、受到剥削和压迫使她的父母地位得以提高，使男人的价值得以凸显，当然为此，男人必须体贴地对待女人。在某些部族社会，买卖并不受认可，而是以礼物的交换解释，或许在他们看来，金钱买卖女人是一种深重的压制，但是这是事实。礼物都蕴含着更为人格化的东西，也是通往进步的性别关系的桥梁，礼物的交换是男方的礼物付出和女方父母礼物的回馈。在这种交往中，男人被赋予保护的义务，女人也是处在良好的地位。货币的出现在许多方面恶化了这种婚姻形式，大大减低了女性的地位和处境。足够数量的货币将其对人性价值的压制与剥夺反衬的微不足道。毕竟，在金钱面前，任何事物原本的价值、丰富的意涵都会被夷平，而女性的地位也不会例外。货币经济时代，劳动分工重新区分了性别关系，男女之间的责任、义务，即所谓通俗意义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规则被限定，而女性的经济价值丧失了实质，因为这种区分将女性的行动领域限制在家庭内部，她们被视为供养者、依靠男人生活。“嫁妆的普及开始于正在兴起的货币经济”，而“男女劳动领域分离的越严重，嫁妆也就必然随之越广泛地形成”。卖淫是货币最严重地贬损了性别关系，将人的尊严降低至最低点。货币在卖淫中充当回馈，在这种暂时性关系中抹去了一切见得人的痕迹。通过货币支付这种方式，“人们同任何事物都最彻底的断绝了关系，犹如在获得了满足之后同妓女断绝关系那样彻底”。
II
人们在以复数形式谈论诸如吃喝、有规律的生理和心理活动、自我保存和类型化的逻辑功能的时候是将其视为一般性活动，不将它与个体性相联系。然而在性贡献（geschlechtliche Hingable）方面，情况则相反，性行为被视为涉及女人内心世界、最能体现其个体性的行为。因此，齐美尔认为，在女人身上，“物种性的东西和个体性的东西是共生的”，也就说，女人既更能比男人体现人类一般性机能活动和逻辑功能，又更能展现女人最本质和最富个性的东西。“女人的本质——人们至少可以概括关于女人的一般看法——很可能表现为：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由此延伸，与更为分化的男人相比，女人或许“更能彻底、更毫无保留地把她的整个个人投身给这样一种核心功能、这样一种其自我的一部分的贡献”。那么，我们可以说，彼时的男女关系及分工情况应该是：男人受到劳动分工的作用更大，在社会层面承担的责任更大，对于社会整体来说更重要，而女人则被赋予更多的家庭劳动；因而男人处于支配地位，女人依靠男人生活。而恰恰就是以上两种原因，在货币经济到来的时候，女性整体地位被降低，整体价值受贬损。在卖淫行为中，男人将自己价值中的一部分投入，他们也只能投入一部分，而女人则几乎将自己的价值全部投入，这也就是俗话中“找乐子”的社会学意义，而对卖淫的妇女来说，这是她们收入乃至生活的来源和全部。通俗讲，男人将性行为视为一种激发自身激情、提高工作意志的手段或者一种休息和享受过程，而女人则因为受困在家庭之中，性行为对她们而言就是家庭责任的一种象征，她们只能尽最大可能的将自己的全部激情投入。更为甚者，货币以冷漠的方式放大占据优势地位的男人，将全部价值中的一部分反馈给女人。当女人全身心的投入到包括家庭责任中去的时候，男人只是给予金钱作为汇报，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货币只能象征事物在经济意义上的价值，代表事物整体价值的一部分，那么，毫无疑问，上述做法是在侮辱女人的人格、贬损她们的价值。如果女性是占据优势的一方，当她以货币作为馈赠或者回报的时候，她就是喜悦的、享受这种行为的。
劳动分工会加剧包括性别对立的一切二元之间的对立关系。文明的进程在某个阶段受之驱使朝着个体化方向演进,“正是这种具有分化特征的文明进程使金钱成为相互对立的客体的尺度和等价物，由此产生的冷漠和客观性使得金钱显得越来越不适合协调个人价值”。但是货币尚且没有替代物，只能任由其夷平，抵消人的价值。
III
这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多是对以上内容的总结，以下仅简述：
齐美尔认为三种因素导致了金钱婚姻：
首先，经济动机在婚姻中的根本性作用。
其次，男性的社会优势和支配地位。
第三，征婚广告放大了买卖婚姻的金钱特征。征婚广告只能通过个人最明显、最准确和最令人信服的特征刊登出来才能得到青睐，而不是将最个性化的特征，吊诡的是，前者只能是金钱。因此，征婚广告在消除择偶过程中的偶然性、为个人婚姻需求创造无限增多的机会的同时却忽视了最为致命的一点：“恰恰对于那些真正最迫切需要征婚广告的阶层来说，金钱财富的这种真正方法论的优先性使征婚广告变得不可能，因为它使征婚广告打上纯粹金钱兴趣的烙印”。

时尚心理的社会学研究
人的命运就存在于巨大的对立性力量的斗争和平衡之中。人类社会存在各种对立性力量的斗争，人类历史上存在的根本生活方式都能证明这种对立原则的确凿存在，同样也证实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生活形式“将持久性与稳定性的兴趣同变化和更替的兴趣统一起来，在普遍性与类似性倾向和特殊性与个别性倾向之间进行协调，是对社会整体的奉献通对个性的坚持达成妥协”。模仿是人在面对社会安排的对立性表现出的一种心理倾向，模仿为个人行动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标准和现成的、可直接采取的范例。齐美尔认为，模仿是对个体对群体的模仿。群体将群体行为方式交付给个体，使之摆脱同一选择的后果所导致的个人责任，但是个体的模仿也代表着个体的动机，齐美尔称之为“人的本质的一种基本取向”，即个体融入群体、个性融入一般性、平均性之中的欲求，它代表了个体对“变化中的不变物的一般性的追求”。“因此，它不是那种反过来寻找不变中的变化、个体的差异、独立性、从一般性中自我凸显的基本取向”。所以说，模仿与超越模仿中就存在这样一种对立性力量：个性的易变性、不稳定性与个性对群体性或者共性所具有的稳定状态之间的对立。时尚就是这个范畴的其中之一。
“通过某些生活方式，人们试图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于个性差异之间达成妥协，而时尚便是其中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齐美尔认为，时尚是阶级的时尚，是阶级划分、社会分层的产物。新颖的时尚总是依附于较高阶层或者阶级，并且在较低阶层或阶级的模仿中向下流动。所以时尚两个核心要素就是模仿和排斥。时尚是某一群体的固有特征，是其群体团结的象征，所以具有封闭性的一面，与其他群体的特征相区分。但是当时尚来源于外部时，它便具有了社会化效果。“时尚的外在起源尤其保证了时尚的新颖，或者说保证了与现存状态的差别，保证了急剧中断的更替”。齐美尔谈论的时尚就是外在起源意义上的时尚，具有流动性、阶层性，始终是一部分人具有引领地位，当全面流行开来，原有时尚的那种形式就不在是时尚了，因为它不再保持与众不同、引人注目，与时尚本质中的令人“赞同与羡慕的惬意感”相违背。
在现代社会，对于个体而言，时尚仿佛一座乐园。在劳动分工加持下，个人得到解放，时尚便成为他们“需要某种特定的彰显、注意和特殊对待”的心理诉求的表现形式。但是，自始至终，时尚都是一种群体内容的外在形式，内核永远是整体心理倾向和社会情感，无论个人对时尚的态度是认同还是否定，无论新颖时尚的形式是暂时的还是似乎要永存的，都无法掩盖这个事实，充其量是“一层持久性的心理微光”。
我的想法：
时尚具有时效性和普遍性，齐美尔之所以认为具有阶级性，是因为那个时期，只有“有闲阶级”能具有创造时尚的条件，而普通劳苦大众在资本家的工厂中忙碌着、累死累活可能也没办法养家糊口。把视角投向中国，尤其是融媒体、短视频崛起的时期，就会发现，劳动人民从来不缺乏创造时尚的智慧，缺乏的只是资源、平台和机会，一旦人民群众争取到这些东西，就会大放异彩。再者，劳动人民从来是真善美价值的承载者，朴实无华的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拼搏奋斗充分体现这一点，而这恰恰就是时尚的核心，即但凡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创意的和原创的、代表人的智慧成果的都能够被普遍模仿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必将是自己解放自己，打破特权阶级的枷锁，充分展现自己的智慧，人类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实现全面发展的社会。


玫瑰：一个社会性假定
小品文，立意于小说，无感想。
竞争社会学
其实没看太明白。
两种相互斗争、相互作用的力量及具有这两种力量的相对立的物，对于社会的统一性来说，都是必要的，并且发挥着的积极的作用。竞争社会学所要考察的就是两种相互斗争的力量是如何影响社会的统一性的？竞争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占有、损坏和毁灭，而是一方相对于另一方的优势逐渐扩大，能够得到第三方更多的青睐或者从第三方那里得到更多奖赏（钱财、名声等），以满足自身需求。因此，竞争所包含的斗争双方都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扩大自己的优势，不在对手身上多花费心思。这么看，似乎竞争双方的行动都只有自己的主观需求，但是两者追求的是同一个客观的目的，那么，竞争胜利就不是单方面的胜利，而是竞争双方所追求的目的所承载的客观价值的实现。“从团体的角度看，竞争将主观动机作为手段，只是为了生产出客观的社会价值，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则是将生产客观价值的东西作为手段，以获得主观的满足”。
“在一个社会中，双方的竞争的目标点大概总是赢得一个或者多个第三方的偏爱，竞争以这样的方式迫使竞争双方都尽可能地接近那个第三方”。齐美尔考察的是竞争的社会化作用：通过竞争，竞争者与被竞争者建立联系，而这需要以个人尊严和成就的客观价值为代价。两个竞争者是处于对抗性紧张之中，努力琢磨被竞争者最内在的愿望，体会公众偏好及其变化。竞争者依赖被竞争者，被竞争者也依赖竞争者，即竞争者需要被竞争者的关注、支持，被竞争者的情绪影响竞争者，也可以在竞争者之间选择，双方各取所需，彼此依赖。“现代竞争，人们称之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同时也是一切人以一切人为代价的斗争”。“人是最浓缩的和最为可用的产物”，“赢得人的灵魂的必要性一直在增长”。
“根据一个圈子允许的竞争的程度和种类，可以区分圈子的不同社会学结构”。齐美尔考察了家庭、宗教团体以及纯粹享乐目的的协会。具体分析思路没看懂……
竞争建立在个人主义原则基础上，具体的竞争者追求的是赢得自己的利益，而对竞争的对抗和反对思维则是“狭义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在看待整体相对与个体命运的价值的方式上，组织，或者至少思想上的趋势，是趋向于所有人共有的、包括所有人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为他服务”；“对整体而言的成功，并不是通过自发投入的力量之间的敌对较量获得的，而是通过来自一个中心的指示，这个指示从一开始就将所有人组织起来，使它们相互结合和相互补充，这种方式在一个国家的公职人员或者一个工厂的职工那儿得到了最完美的实现”。
齐美尔把社会主义看做是“生命技术”。
……

现在和将来的卖淫琐谈
货币对卖淫现象产生的影响的分析见见上述有关货币经济、金钱的特性及其对现代生活风格的影响论述。
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出，进入阶级社会后，女性被置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附属于男性，其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家庭范围内。至今，这种现象仍在社会主义社会遗留。之所以遗留是因为，观念顽固地在人头脑中遗存。这是卖淫现象产生的最重要的历史前提和社会前提。货币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币经济极限放大、恶化这种现象，资本主义充当推动力量不择手段地使用货币简化、夷平女性的价值。
“卖淫在高等文化中的必然性，建筑在男人的性成熟开端与精神、经济和性格成熟的时间差基础上”。男人必须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履行必要的社会义务，与女人相比，男人更多地像社会这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锯齿。所以，社会要求男人具有“精神、经济和性格的成熟”，甚至要求在成家之前就能够具备。男人的性格必须首先满足社会要求，才能够被允许和使人放心地娶妻生子。但是，“激烈的生存斗争使经济独立推迟的越来越晚，职业技术和生活艺术的复杂要求使精神的完全形成越来越晚”。于是，男人能够满足社会要求的时间越来越晚，但是身体本能却没有适应这种形势，性冲动年龄段不仅不会推迟，反而更可能提前。整个社会对性的需求与满足与日俱增、层层累聚，但被赋予的责任却越来越大，被允许满足的时间越来越延迟，那么，最终，社会上只能出现“畸形”性关系、性行为，即卖淫。由此回溯，在人类尚处于原始社会的时候，女人从属于一个部落，委身于一个男人是她履行社会义务、得以与男人结婚的条件。但是这种现象并没有所谓的不道德，因为对于群居状态的原始社会而言，履行对社会的义务是第一要务，在更早的阶段，甚至只有集体责任。所以说，“卖淫”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但是进入阶级社会后，个体化的加强，人从集体中脱离，货币削弱人的价值，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还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贬低女性的价值，贬低卖淫女的价值，殊不知，自己才是始作俑者。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没有克服货币的弊端，反而发展出了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无限制地将资本主义和货币经济的弊端方法用来贬低、奴役和压迫人。这就是齐美尔所谓的“现代社会盛行的一个特征是:一方面最彻底地取消这些人的道德条件，另一方面却向他们提出抵御诱惑的坚强性格和抵抗力量的最高要求”。
解决卖淫现象的关键是从社会意义上克服货币经济对人价值的贬低和资本主义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提高女性地位。“对一个有机体提出的要求越少，功能越简单，它就成熟得越早。如果女人将来能够摆脱压力，如果她们从未成年发育迈向最独特力量的验证，迈向千差万别的素质，那么跟男人的差别或者会消失，个人成熟的期限和男人一样会延迟到来”。
“在最低级的文化状况中，两种关系确实同时成熟，因此，男人和女人身上的性关系调整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最后，齐美尔认定，“根据发展的伟大规则，发展在自己的顶峰上，会以一种精神化的完美形式重复萌芽时的最初状态所具有的形式”。
思考：
从哪个意义上理解文化？见《涂尔干之后，齐美尔之中》，文化是指一切由人参与创造、以非物质形式存在、具有内在理念意涵的客观存在，诸如法律、道德、习俗等等。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前，所有文化都完全具有中立性，不偏袒男性、也不偏袒女性，但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所有文化内容都被打上了男性性别烙印，并且被男性权力客观规范化，取得了超性别的存在形式。
“剩女”现象
女性到了适婚年龄未婚。男性到了适婚年龄未婚也是剩男。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仅仅客观描述现象。找不到、没有合适的等确实因为客观原因成为剩女的女性是因为女性地位提高了。女性在财富、权力和声誉上占有，从而提高了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更多地承担了社会责任，更少被允许成家。社会的限制和要求多了，个性的发展和处理个性的自由与时间都被压缩，恰当处理恋爱和婚姻的时间错过了。处于主观原因成为剩女的女性另当别论。
卖淫女和小三、出轨
在一夫一妻制下，以身体为手段，满足他人的性欲，卖淫、做小三和出轨没有什么区别，就原因而言，也都是货币经济。在货币经济之下，女人因资本主义与货币经济对女性地位贬低的合谋而自我贬低，个人价值的完整性被金钱单一化、简化、夷平。金钱既是阻拦她们实现个人目标的拦路虎，又是督促她们尽快实现的润滑剂，即只有通过赚取足够的金钱，他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实现自己的目标，否则一无所有。资本主义之下的金钱就是这样玩弄女人。有小三会出轨在财富、声望和权力上都不占优势的人吗？如果有，我们就需要另行讨论以上论述。
爱情以纯粹内心好感作为确定标准，婚姻以信任和爱情的实现为基本条件。出轨是什么？破坏原本的好感和信任。为什么要出轨？原本的爱情和婚姻不能再给予好感和信任了或者说一方的内心爱情满意度和信任心不能被满足了。可是爱情和婚姻的成立是双方的好感和信任，这需要双方承担保护这份好感和信任的责任，自觉履行爱情和婚姻给予双方好感和信任的义务。一方的出轨是双方的责任事故，两个人没有一个把责任承担到位，没有把义务履行好。

卖弄风情的心理学
没有从中找到一个可以与现实对应的观点，似懂非懂的感觉。似乎阅读经典的意义就在这，你觉得没读懂，但或许只是你的一种感觉，一种无非在现实中找到能够证实和证伪的切合点，实质上，也只是时间问题，或者对于大脑的另一种机能而言，它读懂了，但却是生理上的读懂，在大脑的思考逻辑中留下了痕迹，产生了不可名状的影响。孙老师说过很多次，就像爬山一样，攀爬的过程就很重要，就已经在客观上证明爬的意义了。
卖弄风情是一种中间状态，处理对立状态的二元似是而非、相互交替的状态，一旦有一方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卖弄风情就结束了。“卖弄风情的本质就是：哪里存在爱情，哪里就存在拥有或者没有”。
为什么男人总觉得女人有所保留，即便在最亲密的委身和袒露心扉之后？这是因为，“我们文化提供给心灵内在性的构成方式和表达方式，本质上是由男性创造的，因此，不可避免地首先为男性的存在方式及其需要服务”。

女性文化
自父系社会建立，男性权威就渗透到生活各领域、全过程之中。我们社会的文化并非没有性别，而是牢牢地贴上了男性权威的标签。男性文化不仅由男性权威创造，而且由男性权威捍卫，即为什么在较多的岗位上，男性更受欢迎，因为男性根据男性的生理特征、心理特性创造了它们，当然得挑选男性来担任。那么，从这个意义出发，女性文化就是根据女性生理特征和心理特性创造的文化，一种文化只有从一开始就是根据女性的特征被创造出来的，女性权威才能逐渐形成，适合于女性的社会需求才能增加。在现有男性文化中，正是因为缺少适合女性特征的社会需求，才会导致女性运动的兴起。
重新划分工作整体，即用新的工作或者至少原则上新的方法解决现有男性权威对女性特征的客观压抑问题能够为女性文化开辟新的路径。男性文化是这一过程的必经阶段，通过男性文化，“女性将分享男人的教育、考验和权利，她们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为自己特有的工作能力赢得基础、材料和技术”。女性特性借助客观的女性文化渗入男性文化之中，与男性文化并存、融合，“就此而言，男人和女人之间灵魂上的区别仍然有可能日趋狭小、不断减少”。“日趋精微的过程引导审美观在许多地方从鲜明的对立转为柔和的和谐，从形式和表现方面粗暴的极端对立转向平缓的过渡”，而女性恰恰就是借助这种具有生产性的细微差别丰富自身客观文化，与男性文化交融，创造新的文化内容与形式。

性别问题中的相对与绝对
I
社会的男性秩序“本质”和女性被支配的现实在以上《女性文化》已经阐述清楚，它是本文的前提。以下从男性权威的形成过程论述：
男性对女性确立了优势地位后，借助权力地位绝对化自身，使之成为人的一般性，又通过分化作用将男性本质表现“上升为一种超出男性的特别性，成为中立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的领域”。同时，“每一种建立在主观的权力优势基础上的支配，一贯希望自己找到一个客观的基础，也就是说：将权力转化成法律”。“男性的东西绝对化为客观的和实质的权威标准，即不仅属于男性的经验性既定事实，而且来自男性的、为了男性而提出的观念和理想要求，都成为超性别的绝对，这对评判女人产生了严重后果”。男性之所以能确立优势地位，是因为劳动分工将男人的价值整体分割到分工链条的各个阶段，家庭、职场都只是承载男性的一部分价值。女性被排挤到家庭，守一方寸土，守住了女性整体价值，幸免于被分割。片面化的男性价值要求女性价值的互补，要求女性价值对男性价值的劳动分工迎合。因此，男性在家庭以外基本处于无差别状态，只有在家庭之中才能感受到性别特征，生理意义上、支配秩序上，而女性只有在家庭之中才具有性别特征，全部价值的性别特征。这是男性性别特征的相对性和女性性别特征的绝对性。齐美尔称之为两性的“类型悲剧性”。
男性悲剧性在于“有限的成就与无限的要求之间的关系”，即“创造的无限的内在要求同实现这种要求的内在不可能性先验地联系在一起”。女性的悲剧基于男性本质，被视为男性秩序的手段和工具。

思考：
性别对立问题存在于阶级社会，即前社会主义社会。男性秩序掩盖了阶级社会统治秩序的本质，即统治阶级对包括一般男性和女性的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男性秩序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有意煽动性别对立的把戏，愚弄被统治者，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罢了。男性秩序，看似是男性获得了对女性的地位优势、权力优势，实际上不过是统治者抛出一点蝇头小利就迷惑了作为被统治者的男性群体。在男性秩序中，一般意义的男性群体并没有获得实质上的益处，女性群体更没有获得，反而是在两者之上的统治阶级收获了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削弱了被统治阶级的力量。归根到底，普通男性群体不过是合谋者和自我愚弄者，统治者能够利用的工具，并且与女性一样是被统治对象，只有统治阶级才是社会的主体。
资本主义社会并非煽动性别对立的始作俑者，却是恶贯满盈者。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将阶级社会无形的暴力施加在女性身上，对女性体形、仪态、身体部位等的过分要求和摧残，进而将男性统治力量威慑安置在女性心理基础之上，造成了女性心灵上的脆弱以方便奴役。如果说，在这两种类型的社会中，女性尚能守住家庭作为自己的大本营，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则失守了。女性也被投入工厂，遭受完整的价值被分割（这里的价值并非马克思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而是指社会层面对于女性的需求，需要女性发挥某些作用），但不仅不能像男性享有同等劳工待遇，反而遭受男性的嘲弄、压迫；同时，卖淫女被建构成为家庭妇女的替代物，即资本主义与货币经济狼狈为奸，将女性的肉体被当作普通商品出售以满足男性性欲，女性的整体价值虽然得以保留，但是被简化为经济价值、被夷平。吊诡的是，资本主义的性别对立由于货币经济的粉饰，它对人的价值最大化扭曲、异化，对人最残酷的压迫、奴役不但没有遭到最充分的抵制，反而受到了认同，收到了被统治者的合谋。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社会与过往一切社会类型的区别就是非阶级性，将人民主体性作为一切的出发点的落脚点，而不只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性。资本主义不是阶级社会的始作俑者，是阶级社会的“集大成者”，过往一切阶级压迫的手段被资本主义变本加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内容和形式。但是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的糟粕也有所遗留，并具有不同的形式与内容，这也是需要克服的。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克服过往一切阶级社会的糟粕特性，如压迫性、奴役性、剥削性。这种不平等理念已经渗透到阶级社会的各方面、全过程，并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所遗留。必须要在上述层面的文化意义上克服阶级社会的文化内容与形式。提倡人民性，不论男女老少，都具有创造和创新的权利，都是历史、社会的主体，都不允许被任何形式的阶级力量侵犯和压迫。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面前，在人民主体性面前，一切二元对立的问题都是阶级社会的把戏，都能找到解决的路径：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把握住了这一点，因而取得了先进性，带领人民过上了好日子。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视一切为工具和手段，用它们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实现阶级特殊利益。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民的利益是一切，除此之外，再不允许存在任何特殊利益，当然，这个目标需要过程。但是中国共产党正在朝这个目标迈进。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特殊利益，将自己作为实现人民利益的“服务型工具”，甘愿放弃自身利益、牺牲个人生命，做伟大无私的牺牲者、奉献者、服务者！

II
历史和现实的力量关系赋予、强化被客观规定的男人的特权地位，并且它支配着两性关系。男性特性被建构成人的一般性的象征，但是“女性特征的本质并没有相应地同男性特征构成纯粹的对立，而是更多地被当作一种自为的存在、一种由自身规定的东西，同时也是人性的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就一般性意义上，女性被视为男性的补充，但在具体层面上，女性则被视为与男性相对立的存在。在我看来，实质上，男性对女性的一般意义的建构纯属一厢情愿，完全没有根据女性的特征来对女性进行准确界定，因而才会导致在具体层面上，对女性个体的不了解，将其视为对立物。女性本就是一个整体，齐美尔认为，女性存在的根源和整体是她的母性，这是她与宇宙、世界整体的相关联的统一体存在的特性。如同艺术品一样，女性从属于通男性的关系，被男性建构着，但是它自身的内在意义，尽管受到这种男性秩序的限制，但是保留了完整性，显示出自身最原初意义上的同世界和宇宙相关联的价值所在。因此，在与男性的对应关系中，女性形象只是相对的统一性，是男性视角、男性秩序之下的男性单方面建构的统一性，因为男性作为人的一般性的存在，所以女性看似被统一于所谓人的一般性之中，作为男性的补充。实际上，女性自身的整体价值并未被所谓人的一般性所发现。
“一方面，男人是绝对，这种绝对不仅仅意味着男性，还意味着客观性，以二元性为代价赢得的超越所有主观性和对立性的规范高度，另一方面，女人是绝对，这种绝对也不仅意味着女性，而是仿佛在主体和客体分离之前，以实质的、静止的完整性承担着人的类特性的统一体”。

读鲍曼
（一）思考：从文明的视角反思资本主义制度，阐释社会主义制度的超越性和先进性。
1.二战中，德、日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已经昭示，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再作为人类文明的代表，而二战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屡屡曝出的种种丑闻，更确凿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以人类文明的先进体现自居了。一个需要全面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时期要到来了！
纵然，资本主义制度在推翻封建制度、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提高生产效率和改进生产工具等方面具有先进性，但是其固有的殖民扩张、暴力血腥、贬损和夷平人的价值、少数人压迫和剥削多数人等野蛮性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以崭新的方式亮相世界，不仅吸收了前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优秀成果，如继承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工具以及相配套的上层建筑，而且克服了它们所有的野蛮性，如避免了殖民扩张、暴力压迫、少数人的统治等，同时，更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大多数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诉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2.反思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的糟粕性：
逻辑起点的伦理恶性：霍布斯“利维坦”，思想者对非思想者的鄙夷、控制
阶级性：阶级统治，少数人特殊利益凌驾于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之上
资本主义社会的革新性在于生产方式的改进（经济上的），而糟粕性在于政权组织形式，继承并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压迫性和剥削性，尤其充分利用了劳动分工的思路，设计出了一套控制和监督现代统治机制，分担责任、分散风险，在决策与执行不断增加中介的同时也疏远、模糊了道德伦理原则。
（1）狭隘资本主义的霸权主义出发点即为一元，实则是圈地自封：
狭隘的哲学家、政客集团的受到狭隘限制的、惯常的和重复的实践活动以及这些实践活动导致的偏见、错误的判断、愚昧，回头来造成了他们自身和其后裔所处的社会整体意识形态的狭隘。他们自以为生产知识，是高贵、居于高级地位的，便将知识生产能力相对匮乏的他者视为处在低级地位的人，认为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理论扩充并凌驾于他者之上，使之在整个社会蔓延就能够达成社会整合。当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所建立的社会行将没落时，他们的深受其害的后裔抓耳挠腮、苦思冥想，以为掌握了拯救社会的密码，即打破前辈们的普遍认知和根据这种认知建立的单一社会价值原则，殊不知，自己仍在前辈们的视野中、限制中兜圈子。当他们前辈建立了一种普遍性认知视角并将之强加在他者群体之上而不允许另外的认知视角产生之时，就注定了终将灭亡的厄运。因为，从一开始，这种普遍性认知就不是代表了多数人，而是少数人，而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认知和社会始终是能反映大多数人生存、生活和发展诉求的认知视角，因此，纵然这些后裔建立再多的多元认知视角，只要不跳出少数人的圈子，就还是在前辈的限制中兜圈子。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跳了出来，而且，无论所谓的多元视角再怎么看似具有生命力，只要偏离了人民性，就不会真的实现长治久安。这些多元视角的结局终究会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马克思主义终究实现宏观思想的一元性，当然，马克思主义因地制宜的多元性是在这一元性的框架之下的。
（2）分析突破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本质属性：
人民性：致力于大多数人生存、生活和发展诉求的满足
阶级性和反阶级性：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即致力于大多数人生存、生活和发展诉求的满足都是同志，统一战线；凡是有悖于这一目标的，要尽力团结到统一战线之中，绝对反对这一目标的，才要打到。
逻辑起点的道德善性：关注人身上契合社会进步的创新创造作用、真善美，注重人民幸福、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
3.西方理论程式和话语套路：
（1）以西方社会为背景，沿袭西方哲学社会思想发展脉络和逻辑，具有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哲学色彩、西方中心主义乃至文化霸权主义；
（2）资本主义框架之下的理论和话语的再生产终究逃脱不了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和奴役的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在这一逻辑必然性之下，一切文化生产与再生产都是灭亡之前的垂死挣扎和回光返照；
（3）强烈的阶级意识、少数人的特殊利益，对大多数人的忽视是西方理论与话语的致命伤；逐渐远离基层、远离现实只会将思想理论建立成为空中楼阁，即便抽象、具有深意，也是模糊的，是脱离广大群众的。
（4）福利国家与消费者社会
福利国家的实质在于为资本主义生产保障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和储备，是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名义上的福利只是保证生存，实际上掩盖了价值增殖和阶级剥削。
消费者社会：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工厂生产效率极大提高，逐渐淘汰了一批又一批工人，需要的是更少的劳动力和更多的消费者；于是，下岗工人被哄骗着超前消费，购买或不必要或质量劣等的产品，以实现资本家的利润增加。
从福利国家到消费者社会的转变，是阶级剥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价值增殖的换汤不换药，甚至是更为残酷的、更加不负责任的剥削。在福利国家阶段，如果工人不能被投入生产过程中，或许还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存；可到了消费者社会，统治阶级设置了严苛的福利领取的条件，将越来越多的下岗工人赶出了福利范围，并看似具有同情心地提供了新的消费方式——信用消费，实则是为工人阶级、普通大众设置了新的消费和债务陷阱之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不仅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和责任，而且还将风险与责任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且配备了权力和法律手段进行监管。
（二）后现代社会的行动模式
前提：涂尔干将社会标准作为道德标准，即凡是在社会中不能够被验证的便是不道德，反之才是道德。道德失去了自身属性，被社会规则左右；当现代社会控制技术和机制被发明出来以后，道德独立性丧失的程度加剧了，因为道德价值被技术价值代替，原本产生于人际交往之中的质性的善恶被技术和机制的效率和速度替代，综合评价体系被单一的任务、指标的完成数量和速度代替，科层制之间不断被增加的中介和随之产生的社会距离模糊了目标的明确性。行动者与行动对象的社会距离增加了，前者对后者的处境和后果变得不可视化了，后者在前者那里逐渐简化和抽象，沦为一种类型。
思考和行动的逻辑起点 逻辑目标 逻辑中的道德（逻辑伦理）
人的行动，除了目的和手段，也应该注重行动的逻辑起点，即行动的动机的和目的性，行动应该遵循伦理准则，他人不能是被利用的手段与工具。
后现代社会的行动应该道德、法律和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即实现最优解的行动。
人的需求，尤其是作为或者符合大多数人、生存、生活和发展要求的诉求，应该被作用采取行动的个人动机和集体行动目的。在理想状态下，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上述的行动的最初动机。它包括衣食住行等等各方面的基本阶段和更高阶段，但是将贪婪的、不怀好意的欲望排除在外。伦理道德的作用在此就是一则教化人、引导人由自为、自在向自觉转变，克制欲望、知足常乐，二则在人的关系网络和是社会环境之中发挥约束人、限制人的作用。尽管道德伦理的作用十分分散，没有正式的机构和组织、也不被赋予行政权力，但是当具有自觉性的人的数量增多从而或者伴随一个有更高自觉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环境形成的时候，它所具备的道德权威力量是最具约束力量的，而且，它也是约束人的终极力量——随着个体化真相（再整合和再聚合）的到来及强化。
作为实现行为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是具有优越的效率的理性化程序、机制制度，而他人作为参与者、合作者共同操弄、监督制度的实施。那么，这就意味着，法律和道德或者公序良俗作为两种监管力量被引入其中。行动的进行几乎是透明的，同时为了防止公平或效率的单向极端变化，必须要对法律、道德和利益负责，必须要在公正平等和效率之间权衡。

（三）关于不确定性的一点思考
1.不确定性的由来
分工在社会生产领域导致了流水线的诞生，在社会生活领域导致了科层制的诞生。诚然，在理性观念付诸实践之初，混乱不堪的生活确实被规整井然有序。然而，随着理性实践范围不断扩展及其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并没有按照预设构建和运转。精细的分工渗入生活的各个角落，依照理性设计的社会机制牵制着人们的一举一动。现代科层机构向自身边缘和底线再三退缩，即在不断增加的数量面前，机构放弃了单一的质量追求，被迫将其目标肤浅化，而规则程序照旧，要求机构成员按部就班。就这样，社会成员在不自觉地状态下被安排进了社会机制，个人生活追求被社会机制目标替代。伴随生活的非理性因素被理性排挤，个体对生活的反思被情感表达和情绪宣泄替代（这是一件诡异的事情，即在个人的生活世界被理性侵占的情况之下，唯独人的情绪没有向理性转变，反倒是停留在了生理层面），丧失了思考能力的人也丧失了对生活的自主意识。当一个人缺乏生活的自主意识的时候，他就找不到生活的目的、意义，更不用说完成生活的规则和程序了。在社会化大生产将集体拆分为个体，并将每一个个体投入到不同环节的帮衬下，个体生活的不确定只会越发强烈。
社会化大生产导致了个体化，理性的现代科层机构加剧了个体化，而当科技创新创造出了新事物、新场景、新平台等时，个体化才会被凸现出来，因为面对新的世界，人际交往模式也需要新的创造，那么从集体中脱离出来的个体，在需求被压抑了很久、终于有机会得到满足的时候，在面对自己和他人时，却手足无措了：对现实生活和未来规划的缺乏，对每一个行动应该做出的选择的迷茫，对言行举止背后的意义的无知……
总之，个体化的不确定性在于个体的主体性缺失了。在消费时代迷失了，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个人反应的时间缩短了；在现代科层机构中被安排了，人们按照所给定的目标、规则和程序形式，个人思考的时间不见了。
2.不确定性的后果
鲍曼对不确定性的维度的分类：新的世界无序；普遍的非规则化；作为邻里或家庭第二道防线的安全网被弱化；生活的碎片化、人的短暂记忆、社会的易变性和非决定性。从个人层面看，不确定性的表现是缺乏对当下生活的关注和对未来的构思与设计、选择和行动的恐惧和迷茫、对风俗习惯、言行举止等所蕴含的意义的无知……总之，不确定性是有待组织的混乱和集体缺乏自主意识的状态。个体的个人性强化和集体性弱化，实则都是假象，因为个体离开了集体，就是能力的分散和变得脆弱，而这正是因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更能在分散中发挥凝聚作用的集体的缺席。所以这个集体要发挥文化、道德伦理的作用，要将各色人等纳入共同的信仰和目标之下，要发挥领导、组织和协调作用，甚至具备最高权威。
劳动分工促进功能分化，也强化了功能协作；这种建立在职业划分基础之上的群体的分散，虽然将个体导流到不同领域，但也埋下了强化个体合作的种子。因为个体化带来不确定性，人稍微脱离群体、社会或者关系、机制就会飘忽不定、踌躇不前，恰恰说明人是社会的动物，高度依赖他人、人际关系和社会整合机制，个体自觉性和自主意识的欠缺。因此，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不确定性愈加剧，愈能证明人的自觉性和自主意识的薄弱，也愈说明尚且需要一个领导力量的引领。同时，在整体文化自觉性建立起之前，任何排斥整合、聚合的行动、技术、制度都是加剧个体化。从这一角度出发，个体化是后现代社会的假象，而更高强度的聚合、集中和强化才是未来。
分工带来的分化使每个个体都有足够的自由做出不同选择和决定，因为每一个个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一般地，他们不会轻易地就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是顽固地保护它——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所以个体怎么才能凝结到一起，通过什么方式表露和满足相互团结的需要？——强大的外部吞噬力量使个体无法承受的时候，凝结的意愿会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个体前所未有地感到需要重新组织一个集体，团结起来，共同抵御重大风险挑战。
2.教育系统与不确定性
（1）教育系统在分工中的衰落和退化
劳动分工导致社会分化、个体化。个体化背景之下，个人自身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权利与需求得到前所未有地重视，而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这一权利的实现和需求的满足提供了多样化的方式和工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自媒体的兴起更是将这一趋势推倒了新的高峰。到与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以更具可能性的方式使人能够更容易具备信息、技能相反的是，教育相对地落后了。教育需要长时间的投入方能培养人才，这一特征与现代化要求相悖。当人们通过非教育方式即可获得满足自身需要的技能和信息时，教育当然就会被丢到一边去了。
但是这一趋势之中也隐藏着可拯救教育的机会：引进多元化和包容性，以更高强度的培养方式、更严格的要求培养更加符合社会要求、更能抵御时代风险挑战的人才。
（2）教育系统参与了不确定性的制造
教育系统也参与了不确定性的制造中，它使我们与现实脱节，保持朴素的天真，甚至养成逃避现实的性格。但从长期来看，我们所接受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使我们为社会建设带来全新的特征，当我们成为社会主力时，我们就可能前所未有地实现理想社会。
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教育系统的另一面开始显现。
幼儿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出生后的三到五年内，一个人就会被送进教育系统，一直到大学毕业，这个过程至少花费16年。在这16年的时间里，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社会交往方式、兴趣爱好等等很大程度上受到教育系统内部的成员（老师也好、家长也罢，亦或同伴）的影响而定型。由于相对地与社会隔绝，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们更多地是从课本——这些前人按照既定的同时也是理想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创造的知识的载体上获得对他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认识，而周围的同伴——这些很大程度上和我们出于相似家世、类似成长环境的人，与我们一样，都是正在认识外部世界并且相对于外部世界是陌生人的人，即便我们间或从阅历丰富的老师口中了解到外部世界的与课本知识有出入的特征，也无济于事，因为这点零星小雨冲垮不了教育系统坚固的大坝。相反，教育系统坚固而隔绝的大坝对我们所实施的分离措施使我们与社会的其他身份群体区别开来并获得极其具有辨识度和与众不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使我们成为一个完全暴露在其他群体目光之下的“透明人”——我们的思维方式、知识储备、对社会的了解都那样被熟知而被视为天真幼稚。晴天时，这种暴露可以促使我们进行光合作用；阴天时，这种暴露将我们完全搁置在随时处于危险乃至毙命的可能性之中——风雨来了，无所依靠，而更危险的情况在于，我们缺乏预测风雨的判断力以及遮风挡雨的自主能力。这不能不归咎到教育系统上。
不可否认，教育系统的完善与普及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其教书育人功能的稳健运转使一代又一代人得以鱼跃龙门。可当教育回避学生成长成才的核心目标，仅仅停留在教授应试技巧，它就已经偏离了甚至违背了“立德树人”的核心价值理念；教育无法妥善利用科层制度就会被科层制反噬，就会沦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变成阻挡人才培养的一面铜墙铁壁。
用物理手段建立一所学校、用围墙堵上四周无可厚非，因为它具有保护的功能；然而，用文化手段隔离一个群体、用教育的权力遮掩他们的口耳眼鼻实在是缘木求鱼。物理隔离尚且带来安全，而文化封闭能来什么呢？在快速变迁的社会面前，版本更迭缓慢的课本能给学生带去什么新颖的创新创造的刺激；在教育系统强势的计划、规章程序和既定目标面前，有自身需求的学生哪有张嘴伸张的机会？当我们走出校园，噢，仅仅走出高中时，我们从既定计划和目标的制度中走出来了，我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吗？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迷茫和不确定。面对这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面对许许多多新颖的热点话题和事件，面对社会的牛鬼蛇神、魑魅魍魉，面对太多太多的未知事物，一瞬间，我们迷失在判断和选择之中。这个世界从来都是潜在着更多的风险挑战，更少的天真烂漫，只要首先学会抵御、对抗风险挑战的判断力和应对能力，才能获得真正的天真烂漫。教育系统为我们做出选择和决定的强制机制，使我们丢失了思考、做判断的机会和能力，可它毕竟也交给了我们一些知识和方法——这些是我们进行抵抗的原始积累，并以此为基础做更多的知识积累和能力训练以最基础地能够自我保护。
3.个人自主性的污名化
应对不确定性时，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措手不及的状况，说明了个体自我意识和自主管理能力的缺失。这种缺失无可厚非，但是人们在面对这种缺失时不仅不自知，反而将其污名化。
如“社牛”、“社恐”。原本就是人在社交场合的正常的行为举止和心理状态（不卑不亢、合理表达和满足需求）被冠以极具褒贬意味的形容词，看似不吝夸赞或者贴切描述，实则暗藏和掩饰了自己的意识无知和行为无能，反而是对一种正常的社交心理和社交行为的污名化。

贝克、卢曼、吉登斯风险理论
贝克“风险社会”（商务印书馆，周宪、许钧主编，贝克、吉登斯、拉什著，赵文书译《自发性现代化》）
自反性现代化：“创造性地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时代——的可能性，”，是“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的过程策略（P5）；它紧接着工业社会而来或者说之间在工业社会基础上产生，诚如贝克所言，“首先，创造新的社会形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我重复一遍——资本主义的胜利成果。其次，这也就意味着削弱工业社会结构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正常的现代化过程和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P6）这一现代化的结果被贝克称之为风险社会。
“工业社会被淘汰的另一面是风险社会的出现。这个概念指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P8），即工业社会逐渐产生了一些影响大众生活的问题和风险，可能导致一些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产生。它的到来是悄无声息地。“现代性从工业时期到风险时期的过渡是不受欢迎、看不见的、强制的，它紧紧跟随在现代化的自主性动机之后，采用的是潜在副作用的模式”。（P9）那么，风险社会就是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P10）它在三个方面带来了跨时代、系统性的转变：（1）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在现代化确立以后的逐渐消失，包括“非人类的自然和总的人类文化”与“文化生活方式和劳动资源”（P11）；
（2）威胁社会安全的问题的增加，超出社会自身理解范围的安全问题存在动摇社会秩序的可能性；
（3）“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某个团体的意义之源”的枯竭、解体、失去魅力。总的来说，这三方面的转变使人们生活在了“全球风险社会的骚动中”和“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相互矛盾的全球风险和个人风险中”。个人必须通过自己来感知、解释和处理问题和威胁，必须在威胁与矛盾中掌握“风险机遇”抉择；但是，个人往往难以做到，无法准确考虑到可能的后果。这就是风险社会的特征——不确定性：没有确定的解决办法，矛盾可以通过理性计算领会，但不能消除，没有人会提供解决办法，没有人告诉应该做什么，只有不该做什么。个性化与不确定性相对应，也是风险社会的一个特征，它意味着“工业社会的确定性的瓦解及为缺乏确定性的自我和他人找到和创造新的确定性的压力”。[ 《自反性现代化》P19]它当然不是个人自由的选择，而是风险社会到来所产生的强迫性使然，在此条件下，个人不得不从工业社会中的旧生活方式中抽离出来，而强迫自己对个人生活进行生产、设计。就西方社会而言，贝克认为，个性化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福利国家之中。当然，所谓福利国家，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周期性矛盾的一个缓解措施，是为了应对经济大萧条而进行的劳动力储备。鲍曼也指出，福利国家的实质在于为资本主义生产保障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和储备，是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名义上的福利只是保证生存，实际上掩盖了价值增殖和阶级剥削。在此之后，他又从“生态环境“亚政治”“工业社会的分化”等方面论述了风险社会的激变和专业知识的“失能”。总之，贝克在表达上述他一直强调的自反性现代化带来的威胁和不确定性。
我们可以归结如下，沿着工业化的道路，人类社会越加进入人工制造的环境和人为秩序之中，然而，本该意味着越加受到人类监控和控制的世界却遭到了来自现代性的“自我反对”。这便是生态环境、亚政治、全球化等激起的不受工业标准和现代制度约束的变化。或者，从个体的角度定位，它被称为不确定性的增加，特点是选择多元化、生活的风险与机遇并存。关于专业知识，我们也可以做如下总结：专业知识并非大包大揽，尽管它打破传统、具有重塑社会信任的功能并且“风险加剧了对专家的依赖”[ 《自反性现代化》P39]，但与传统习俗相比，它仅仅是个别专业领域的知识，无法为人们生活与生产提供全局性建议和指导。类似的观点，吉登斯在论述传统（指风俗、习惯等）与专业知识的时候也提及了。当然，这也丝毫并不意味着，它在“自反性现代化”中的完全失效。贝克提出了“圆桌会议”模式的应对风险的举措，它要求“工业界、政界、科学界和老百姓建立某些有利于达成共识的合作形式和论坛”[ 《自反性现代化》P38]，意在将各类型专业知识汇聚起来，、去工具理性秩序，促成对风险的预防和警戒，改善风险时代的矛盾情感并使之一体化。
由此，也可以看出，贝克“风险社会”以西方社会为背景，建立在资产阶级立场。但是究其对工业社会发展历程而言，风险社会这一判断没有谬误，其“风险”分析也存有合理性。就背景而言，中国社会没有对抗性矛盾，一切矛盾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风险社会”概念的利用首先就是去阶级、去对立、去意识形态。
卢曼《风险社会学》
风险属于现代社会理论范畴，与社会结构、规范期待与稀缺资源等密切相关，在诸如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组织等存在风险。卢曼认为，风险是必然存在的、不可控的，与机遇是同一区别的两个方面或者说风险与机遇存在于一个“区别”[ 卢曼所谓的“区别”我并没完全理解，应该类似于马克思的“矛盾”，是事物本身固有的。]统一体中。诚如卢曼所言，应该“将风险理解为在可能或不可能的中介下生成的一种形式。这一中介自身是一个两面形式”。（P111）说风险是不可控的、无法确切预估的，是因为（1）“所有的风险预估都停留在与语境相关联的层次上”，“人们是基于其想得到的结果来估计主要风险的可控与否”；（2）“人们知道的越多，便越知道人们不知道什么，这才造就了风险意识。人们计算得越理性，开启越复杂的计算，眼前便有越多边边角角涉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因此存在风险”。（P50）这就是说，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同机遇一样，凡是涉及人的举动、现象等都必然是风险与机遇并存；人们的风险预估是基于过去发生的事件，尽管它指向未来，但对未来风险的发生时间及其影响范围仍然是一无所知或者难以确定计算的；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知道的来计算，而不能根据自己的不知道的来预估，而且在过去事件中所存在的那些不为所知的现象或意外情况也影响着风险发生的概率，但是人们对此可能一无所知——那么，这就得出了上述结论。
风险与危险是同一个的概念的两个方面。在一个社会关系中，决定者的风险对于受波及者而言是危险，因为，对于决定者而言，尽管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决定可能带来什么，他可以用特定知识来“提高或降低可能满足可能性或不可能的要求”，但他总会承担未知带来的风险，而这对于受波及者而言，是确定的，在这一社会关系中，无论决定者如何做决定，这一决定总会带来风险，这些风险对受波及者来说总是确定的可知的危险——受波及者知道危险一直存在、早晚要来。这也就是卢曼将“风险被归因于决定，而危险则被归因于外部”称之为悖论的原因——风险与危险的区别仅仅是主体差异性造成了同一概念的两个方面。这一差异随着波及的普遍化与受波及者范围和规模的扩大而弱小，即决定者将越来越扩大受波及者的风险。因为受制于风险视角和危险视角，即决定者的风险相对于受波及者是危险，“决定者至少可以在做决定时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自信与保障都计算在内，而受波及者则有赖于相信他人会主宰局面”（P169）。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并发作用加以理解。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下，即便决定者和受波及者相隔天涯、远在千里之外，也存在处于同一个关系的可能性，即风险是塑造这一社会关系的中介——这也佐证了风险属于现代社会理论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受波及者所受的危险之缘由越来越模糊、不为其所知，那么他便会逐渐减少对决定者的信任。
以上论述并不代表，卢曼对风险社会学的关注仅限于社会关系领域；实际上，卢曼的“风险”渗透在组织、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科学等诸多领域之中，我只是选择一个相对容易理解和表述的例子来说明。
吉登斯 现代性与信任
“风险”并未直接出现在吉登斯的分析之中，但并不意味着它不是关键概念和理论。相反，他是以与风险相对应的信任为落脚点，从现代性的断裂入手分析。吉登斯的风险分析建立在他的行动理论之上。他认为，人处于行动流之中，人的行动处在时间和空间所构筑的区域和场所中，在特定空间中，人借助共有知识实现了行动轨迹的例行化，而“在例行化普遍存在的地方，行动的例行化很容易将行动者的普遍安全体系与互动中存在并作为共同知识而加以利用的习俗联系起来。所以，在例行化的社会环境中，行动者很少为符合习惯的行为提供理由，以回应社会活动过程中彼此提出的质疑，而且他们也感觉没有必要提出此类理由”。[ 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P232]由此可见，本体性安全高度依赖社会和物质环境。
从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分析中，可知，本体性安全至少有两种含义：（1）由对社会和物质环境可靠性的信任而生发的身体、生理和心理安全；（2）由熟悉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环境所维持的共有知识保证了行动者交流与表达等理解上的畅通无阻。与此相对应，本体性不安全也具有生理意义和理解意义两种，突发事件所引起的生理不安全会导致行动者对社会环境的不信任。而去例行化[ 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P233指“对日常互动中的理所当然特征造成抵消作用的影响力量”]则破坏了共同知识、传统的所具有的维系作用。“因为传统在时间的消逝中保证着实践的连续性，所以例行化与传统存在着密切关联，所有腐蚀或质疑传统实践的力量都可能加速变迁”。对此，吉登斯区分了三种破坏传统实践的情形：（1）从外部影响冷社会的情形，但没有传统信仰和行为模式被破坏，只是被其他传统取代；（2）出现了对传统的不同解读，它们相互冲突，在某种程度上质疑了传统存在的正当性；（3）传统作为合法化方式被否定，这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是最深刻地去例行化的潜在来源。由此可知，去例行化对传统的破坏导致了行动者的本体性不安全[ 《现代性的后果》：本体性安全是指“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当社会与物质环境突发某些可能威胁行动者身体安全和心理安全的事件时，行动者的行动可能会被迫中断，其对社会的信心可能受损，本体性不安全感增强。]，造成了人们对社会不信任。在这个意义上，外部风险是去例行化的客观原因，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断裂性所不可避免的。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下，在抽象体系及脱域机制的作用下，这种阵痛更甚。。首先我们需要明了吉登斯“行动理论”，诸如行动流、区域化、例行化等概念。传统的形成有赖于过去的行动（行动所遵循的原则、进行和完成行动所选用的方法与行动的结果）。行动彼时的选择、方法和结果经过时间的淘洗和沉淀，通过记忆、文本、口口相传以及人的身体等方式以仪式或习俗习惯、规则或制度等成为传统。它具有耐久性是因为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地被传递和沿用，这是一个不断存留的过程；它具有完整性和真实性是因为它形式上被不同时期或阶段的人塑造和革新，保留了核心内容；它具有仪式是因为这或许是它原本具有的神圣感和功能，使其发挥特定作用；它的守护者是其传承的载体，是其存留的关键因素之一，使那些不方便被记载的内容得以保留；它的约束力导源于它行动彼时的原则和方法，尽管时空情境变化，但原则与方法依旧。传统（确定而值得借鉴的行动原则、方法和后果）是小文化圈子所特有的习俗习惯风尚等，内嵌于前现代生活之中，维持这一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使其在特定空间中区域化、例行化，从而形成本体安全感，保持着对生活的信任。在传统社会成员所生活的社会中，一切都是熟知的，遵循和重复父辈们的生活方式即可获得最充分的生活确定性——传统就是几代人相安无事、平安度日的基础。但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中，抽象体系与脱域作用、全球化、专业知识等一方面瓦解传统及其维系信任与认同的作用，另一方面塑造着新的信任与认同。
“在一个抛弃了旧有的、传统地行事方式的社会，以及在一个完全面临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未来的社会，风险便成为有着重大意义的核心概念。”[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P104]人类从农业社会迈出，迈入工业社会之际，是人类踏上风险社会之时。依据吉登斯的分析，“工业化”“全球化”“脱域机制”和“抽象体系”是关键因素。
在抽象体系与脱域机制的助推下，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随时承受着远距离之外的欧美国家所发生的时间的影响，但是什么时候发生、发生多大尺度的事件、具有多大程度的影响等等不得而知，而这对于前者来说，无疑增加了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其中更暗含了风险。时空分离、象征符号的脱域都加剧着这种现象，也增加了风险。“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无论对外行人还是对专家而言，在特定领域中保持对风险和风险评估的思考几乎已经成为无时无刻不在的情形，并具有无法估计的特征”“专业化愈加细分和浓缩，人们在其中能宣称为专家的领域就越来越小；在生活的其他领域，这位专家将处于和他人一样的境地”。[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P116]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无法理解新问题、新现象及其意义，难以预知行动后果，更缺乏应对能力和解决能力，而作为专家亦与普通行动者一样，难以有效更广泛的行动后果及其意义，无法提供解答。风险评估与防范成了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自我的两难困境[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P176—187]则是这一过渡过程中结构化矛盾在个体上的显现，或者称之为风险对个体的影响。在晚期现代性条件下的世界中，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抽象体系及其脱域作用催生了多样化经验源，人们需要在很多的选择中确定行动的方式。两难困境就是个体选择“在自我层面上涉及了的各种各样独特的张力和艰辛”。它包括四种类型：统一与破碎[ 统一与破碎：“统一问题所考量的是在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程度激烈且范围广泛的变迁时保护和重构自我身份认同的叙事”，即确立对现代性的信任或重新塑造本体性安全感。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使远距离事件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似乎人们对远距离的人、事、物更熟悉更了解，而对身边的人、事、物的了解更模糊。无疑，这破坏了日常生活的统一秩序，加剧了人们对生活的陌生感和生活的碎片化。日常生活的破碎体现在多元化互动场景之中。每一个具体情境都对个体有不同的要求，要求个体适应它的规则和环境。尽管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个体的破碎和裂变，但是这也存在促进个体自我整合的可能性，使个体以积极的方式创造独特的自我认同。]，无力与获取[ 无力与获取：“当身处多元和庞大的社会世界时，个体会体验到无力感”。经验源多样化后，个体对自身生活的掌握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现代性条件下的多元互动情境，尤其是全球化及象征体系的脱域使个体对深入影响自己生活而发生在远距离之外的事件无法掌控。当然，人在多元互动情境中的多元选择也意味着多元机遇。]，权威与不确定性[ 权威和不确定性：宗教权威、本土社群和亲属体系等传统权威由可在多领域发挥引导作用转变为单一权威，退群在个别领域中。这是晚期现代性权威所特有的形式——专家体系的诞生。“传统权威之诸多形式变成了多数权威的｀某种权威｀，仅仅是无限多元专门技术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且在现代性条件下，非单一权威更多地指向国家权威和法律权威等具有强力批准和会受到认可的形式。除此之外，其余权威基本等同于专家建议。单一权威产生打破了人们秉持一个权威就可以畅通无阻地生活的可能性，增加的是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权威的怀疑。]，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 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现代化为自我的规划打开了一扇大门，然而这个过程却要在受商品化资本主义标准化效应强烈影响的条件下进行”。货币及商品经济夷平功能使生活世界表现出标准化的生活方式。人们对生活的享受受到消费主义的侵蚀，重形式重消费本身超过了对商品内容和自身需求的重视。肥皂剧以及媒体娱乐的其他形式以程序化的方式为人们自我叙事的构建提供了蓝本，将人们对生活的想象带入虚拟现实之中，从而满足了人们在“常态社会条件下所无法获取的真实满足感”。这在令人欣慰的同时也带来一丝丝不安和恐慌。当然，商品化过程的结果是选择的多元化，商品化本身并不等于标准化。人们在大众市场中总是能根据个人偏好和兴趣挑选自己喜欢的商品。]。
虽然全球化、抽象体系与脱域机制等都是现代民族-国家迥异于传统社会的特征，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它，但它们与重新塑造着当代人对社会的信任和自我认同，维持着他们的本体性安全。重塑信任、自我认同和本体性安全也是吉登斯“风险理论”最终落脚点。
吉登斯认为，“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抽象体系）都是脱域机制的类型；象征标志就是符号，能够传递信息，包括象征政治合法性的符号等，货币符号也是其中一种。两类脱域机制都“通过跨越伸延时—空来提供预期的‘保障’”实现脱域，都假定时间从空间中的脱域是时—空伸延的条件。可以说，“脱域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时间-空间情况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他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新的机会”。[ 《现代性的后果》P18]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抽象体系将以实体存在的物符号化，使存在于生活世界中任何可观察、可感知的事物具有象征意义，将这些具体存在物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提取出来，使即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也能理解他们所代表的象征含义。可以说，人的抽象思维在符号化实体存在的同时构建了生活世界为文化意义，使社会和物质环境在人的精神世界可理解。也正是这种符号化及象征体系的建立使行动者产生了对社会的信任。这也是吉登斯所谓的“再嵌入”[ 《现代性的后果》p68“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使这些关系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是抽象体系融入情境实现的信赖发展。
由以上论述可见：
三人都表达了“风险”出现在社会转型之际这一观点，不同的是，贝克紧抓工业社会的“风险”问题，认为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了工业发展负面影响的自反性现代化/晚期现代性社会。卢曼则与众不同，他高屋建瓴，认为风险属于现代社会理论范畴，表现在社会关系、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等之中，风险是固有的，时刻存在、处处存在，不可完全预知、不可控，人类只能在风险发生过后“亡羊补牢”。吉登斯则是将重点放在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的不确定性对人的自我认同的影响上，他在不同的著作中，分析了全球化、抽象体制、脱域机制、现代性和信任、自我困境等概念，指出了传统的消解所带来的生活的不确定性，有指明了抽象体系所具有的重塑信任的可能性，以他独有的方式表达了现代社会风险与机遇并存的观点。
个人思考：
现代社会“风险与信任并存”
我们不能说，现代社会完全是风险社会，也不能说不存在风险，而是风险性与信任性并存。世界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科技革命正在破坏和重塑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变迁进程；这充分证明了，全球化深入发展，全世界开放性与日俱增，开放是历史发展的趋势，风险也不可避免，与之相伴随。风险与信任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但不是唯二的。两者是一体两面，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
工业化自工业革命开启已经有二百余年，成就斐然，风险亦多样，时至今日，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正悄然集中性爆发，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生态危机、食品安全、气候变化、卫生医疗事件、隐私安全以及突发事件等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规模性、不确定性，威胁和危害着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生产生活、财产、隐私。尽管会使一个地区的突发事件或者恶性事件具有连锁反应，但全球化深入演进是必然趋势，全球化的成就大于风险；为了更好顺应和推动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了解风险的起源、运动变化过程与预防办法，未雨绸缪也好，亡羊补牢也罢，均为时未晚。风险研究很有必要！
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各地的紧密联系，也使面对面互动的信任外延至身体与空间分离状态下的信任或者说对陌生人的信任。当然，这与吉登斯所说的抽象体系及其脱域作用有很大关系。专家系统和象征体系的横向传播和纵深变革，建立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及其产物以及现代世界的信任，尽管世界各国制度、发展水平有差异，但几乎都分享着有关现代世界的“共有知识”，信任并参与着由工业化、科技化所造就的社会世界的形塑。如飞机、高铁已经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交通工具，智能手机、电脑是人们视频通话的首要凭借物，互联网社区、公众分享平台是人们冲浪、社交的必备。
开放与封闭相对，信任与失信相对。本土社会日渐开放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社会公共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隐秘性。现代社会“监控”机制为每个人都建立了完整的生老病死档案，从出生那一刻到死亡那一秒的信息都被翔实地记录了。社会“监控”系统的愈加完备，在为个人信息和隐私集中建立起数据库的同时，确实时时刻刻处处对外开放的；个人网络冲浪足迹、个人社交软软件账号等都涉及个人信息的登记录入，都使个人踪迹有据可查，尽管总是碎片化的，但终归是可查询、可调取、可追踪、可记录的。这使个人的私密性大大降低，使他者进入“我”的生活的门槛大大降低，当然，“我”进入他者的生活也更容易了——每一个“我”相对于“我”之外的个体都是他者。陌生人与“我”的生活之间交集增加了，这是两种生活节奏、生活方式、生活轨迹的交叉，也意味着生活更多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这种个体间生活联系的交叉会加强社会整体联系，诱导着日常生活对外界的开放，无论个体是否自愿；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个人带来安全隐患，但这种暂时性阵痛将随着社会相互信任的增强而降低到最低程度。
我们正处于暂时性阵痛之中，这是社会世界的短时现象，是因为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变迁；我们的日常生活正是社会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变迁的一份子。去隐秘性、弱隐私化将会席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大概需要一定时间。暂时性阵痛就是社会转型之际风险的发生及其引起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信任方面的心理变化，因为赖以塑造和维持本体性安全的传统知识失效，而新的信任源尚在建立之中；人们仿佛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对生活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多样化的生活选择迟迟无法抉择。但其实传统知识仍然具有效用，现代社会并非吉登斯所谓的“断裂”了。
现代性未曾断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累进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过程。任何一段历史时期的发展都建立在前一段历史时期的发展之上，这不仅指思想文化、制度、技术等的螺旋式积累，也包括根本上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积累过程。乙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是甲时段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包括甲时期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结果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并非断裂的，而是一以贯之，延续着传统。当代社会的迷茫和虚无并不是所谓晚近现代社会出现的新鲜事物，它完全可以导源于现代社会产生初期，导源于我们在道德与法律上的“缺课”。传统与专业知识的相同性恰恰在于那些指向人性和现实的真善美，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现在需要“补课”的正是将传统中的真善美落实到现代社会中。同理，现代社会的“再造传统”也具有类似的延迟性，只有在我们经历过专业知识所建议的若干生活之后，我们方能体悟现代性的内涵，确定对现代性的信任；在此之前，我们所更多遵循的仍然是传统方法和原则，而现代性则提供了物质性便捷手段和工具。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与专业知识维持着一种张力。我们并非在没有传统的世界中，而是在有赖于传统维系的社会中生活，此时此刻的我们的成长路程与我们所完成的行动皆有传统的参与。我们正是在传统与专业知识的张力中质疑传统和再造“传统”（向彼时行动中添加进新颖的原则、方法和后果）。那么，这在两者之间便可能造就“信任真空”。传统塑造的信念被专业知识的开放性动摇，但专业知识尚未被证实和广泛接受，没有塑造出新的信任。在怀疑与信念中，人迷失了；一方面，传统无法提供确定的生活准则，另一方面专业知识的多元建议指向了多元未知。缺乏对生活的信念，缺少对自我的认同，怀疑占据心头，迷茫、虚无与与之相伴随的摆烂、躺平、佛系成了人的常态。在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性的结构性矛盾就真实地表现在人在怀疑生活与自我认同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之中。结构性矛盾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是无法变更的事实；可行的办法是重塑自我认同和对生活的信任，在专业知识中选择一条确定的道路——它必然要站在传统的肩膀上，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美德和良好风尚现在都需要我们落实在现实行动之中。

《现代性的后果》
一、信任问题
（一）相关概念
P30信任：“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所蕴含的信任态度是建立在信任原则的正确性基础之上的，是对被社会确认和保证的知识、机制的信赖。
信任与风险相交织，能够避免行动的危险或者将危险降低到最小程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信任才会催生安全，即安全处在信任与风险的平衡状态中。
P18脱域
“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抽象体系）都是脱域机制的类型；象征标志就是符号，能够传递信息，包括象征政治合法性的符号等，货币符号也是其中一种。两类脱域机制都“通过跨越伸延时—空来提供预期的‘保障’”实现脱域，都假定时间从空间中的脱域是时—空伸延的条件。可以说，“脱域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时间-空间情况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他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新的机会。”
抽象体系将以实体存在的物符号化，使存在于生活世界中任何可观察、可感知的事物具有象征意义，将这些具体存在物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提取出来，使即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也能理解他们所代表的象征含义。可以说，人的抽象思维在符号化实体存在的同时构建了生活世界为文化意义，使社会和物质环境在人的精神世界可理解。也正是这种符号化及象征体系的建立使行动者产生了对社会的信任。
我的理解：基于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掌握与规划，人类活动完全可以依据两种方式（或按照对时间的规划——时刻表、计划表，或按照具体情境所规定的行为方式）来进行，而不必然按照时空合一的方式，即在被要求的时间内只能在固定场所做被规定的事；人类完全可以自行安排做事的时间和地点或者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由人自行做主。
（二）信任与现代性
P69再嵌入：“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使这些关系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当面承诺是“在共同在场的情形中，由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所维系与表述的信任关系”。非当面承诺是“在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者统称抽象体系）中的信赖发展”。情境仍然是重要因素。
陌生人（社会）：经常或间或发生不同程度的互动但知之甚少或者素未谋面的人；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往往转瞬即逝：一次眼神交流、一个手势、一两句话。（社会性）安全与信任就建立在无敌意与和谐的陌生人互动之上。这也揭示了陌生人互动的不确定性和社会性安全和信任的脆弱性。
我的理解：信任的产生与维系有赖于承诺——提供信任的合法性。就当面承诺而言，行动者的在场与潜在的行动者失信的后果共同增强了承诺的合法性，增加了信任；而非当面承诺，因为行动者的不在场，导致承诺的脱域，信任或将受损，但是抽象体系（专家系统和象征标志）的存在可借助维持信赖的专业知识避免受损。可是再嵌入或已经说明，行动者不在场，信任难以维持的事实，即便抽象体系能够弥补一部分不信任，但是非专业人士对专业知识的无知无法弥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再嵌入以“一种将信任固定于可信任性和同事间诚实性的手段”将行动者带回具体情境之中，重塑了信任。我想，抽象体系对弥补不信任的无力至少和抽象体系的自身建设也存在一定关系，如果专家系统内部专业问题、道德问题层出不穷，那么抽象体系的公信力就始终得不到信任。陌生人社会所塑造的安全感的可靠性一定要赢得公众信任——对陌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的信任（陌生人的修养品性、道德、外貌等都会影响社会性互动，最根本的是陌生人的行为举止及其所传达的观念），对破坏社会安全的行动者的惩处（行政系统塑造和维系信任的努力），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抽象体系的公信力）。
不信任与信息大爆炸存在紧密联系。信息大爆炸时代，人们对各行各业的了解增加，或许这些了解是朦胧的，但不乏精专深，尤其随着劳动分工的加剧。因此，在独属于一个行业或领域的知识乃至机密越来越多地为其他行业或领域的共享时，各行各业的后台就暴露成了前台、受社会注视。一方面，这有利于监督、检测（错误、不光彩行为、提高行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会造成七嘴八舌、众口难调的情况。当后台变前台时，这个行业或领域会掺杂进来非专业建议，固然不能否认这些建议的善意的出发点和潜在的创新性，但是也不能忽视它们的破坏性，尤其是在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非专业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干扰着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转，如果有人居心叵测、有意为之，那么这种情况更甚；居心叵测之人罔顾事实依据，动动嘴、敲敲键盘就可以搅动风云、引起轩然大波，而其后果是增加行政部门的工作成本（时间、精力和钱等），改变乃至破坏该领域及从业者的形象，更为严重的可能是被误导的公众、舆论发酵之后的集体性或社会性情绪失控、真理真相的正当性受损和虚无主义蔓延等——这些都将扩大对社会的盲目的不信任和削弱社会安全感。
（三）信任与本体性安全
本体性安全是指“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当社会与物质环境突发某些可能威胁行动者身体安全和心理安全的事件时，行动者的行动可能会被迫中断，其对社会的信心可能受损，本体性不安全感增强。
本体性安全至少有两种含义：由对社会和物质环境可靠性的信任而生发的身体、生理和心理安全；由熟悉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环境所维持的共有知识保证了行动者交流与表达等理解上的畅通无阻。与此相对应，本体性不安全也具有生理意义和理解意义两种，突发事件所引起的生理不安全会导致行动者对社会环境的不信任，也会改变他们对所熟悉的文化环境的理解和解释，如果事件的突发性剧烈乃至极具颠覆性，整个生活世界或将被改变，人们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和解释或被重新塑造。
那么，也就可以说，外部世界的可靠性引起行动者内在的信任以及行动者所构建的解释体系，而正是依据心理上的信任和文化上的可理解，行动者能够增强对外部世界的信心。（以下个人思考）从这意义上讲，我们能够解释清楚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宗教世界观却在伦理和实践方面提供了对个人或社会生活的解释，这些解释向信仰者们所描述的，是令人感到安全的环境……正是宗教信仰将可信赖性嵌入到事件与环境的过程之中，并且构筑其解释这些事物与环境的框架。”
二、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
1.资本主义：以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的商品生产体系——阶级分化和利益最大化。
2.工业主义：生产流程的机械化，依据规范化生产流程，平衡人的行为、机器与原材料的投入和产品的产出——机械化生产与投入产出比率。
3.监督机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口的管理，既可以是直接管理（监狱、学校等），也可以是间接管理——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
4.对暴力工具的控制：民族国家垄断暴力，将暴力机构化、工具化，使之成为服从调配的军事力量，避免暴力的无序和失控。
P52—55四个维度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渗透：
私人领域的有序生产和无序的社会化生产——这能说明监督在资本主义中的失灵；监督技术将军事力量置于国家的垄断之下，维系法律、控制社会越轨等；军事力量是国家“霸权”的根本性支撑（威慑性存在），对外的武装（攻击、防御）力量；战争的工业化，大批量武器的机械化生产；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之下，在高效率的机械化生产辅助之下，在两者的结合之下，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造、控制、破坏自然环境，人大批量地建造城市区域，开始了在人化环境中的生活。资本主义具有强劲的内在动力，也具有不稳定、永不安宁的本性，工业生产的技术创新不断提高效率、降低产品价格；抽象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一个连接点。同时，抽象劳动力的发展也构筑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对暴力手段控制之间的一个主要连接点；劳动契约的发明提供了形式合理性，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将阶级关系潜藏其中，避免了暴力的介入，便是工业生产获得了廉价劳动力，而暴力被集中到了国家权威中。
吉登斯提醒到，这些维度之中存在着时空伸延、脱域机制和反思特性——作为社会变革的条件而存在（从传统社会向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变革），正是这些条件，是现代性来的如此激进和迅速。
三、全球化的四个维度
1.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以资本主义经济企业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的国家占据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它内含阶级关系；经济相对于政治维持着“独立”地位，即资本不受政治约束；所以资本能够实现全球性扩张。
2.民族国家体系：追求财富增长；强烈的主权意识（这是区别于前现代国家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的主要因素）；权力集中。
3.世界军事秩序：战争工业化（武器生产与出售，战场是一门生意）、军事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和作战体系的分工与协作）；军事同盟；军事武器的全球性流动与扩张（包括武器设计与生产技术）。
4.工业发展：全球劳动分工的扩张——地区生产的工业化和专门化、生产链的全球分布与协作以及技术的转移；新兴国家的崛起；机械化生产的全领域渗透。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一、现代性与风险（第四章“命运、风险与安全”）***
“在一个抛弃了旧有的、传统地行事方式的社会，以及在一个完全面临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未来的社会，风险便成为有着重大意义的核心概念。”（P104）人类从农业社会迈出，迈入工业社会之际，是人类踏上风险社会之时。依据吉登斯的分析，“工业化”“全球化”“脱域机制”和“抽象体系”是关键因素。
在抽象体系与脱域机制的助推下，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随时承受着远距离之外的欧美国家所发生的时间的影响，但是什么时候发生、发生多大尺度的事件、具有多大程度的影响等等不得而知，而这对于前者来说，无疑增加了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其中更暗含了风险。时空分离、象征符号的脱域都加剧着这种现象，也增加了风险。“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无论对外行人还是对专家而言，在特定领域中保持对风险和风险评估的思考几乎已经成为无时无刻不在的情形，并具有无法估计的特征”“专业化愈加细分和浓缩，人们在其中能宣称为专家的领域就越来越小；在生活的其他领域，这位专家将处于和他人一样的境地”。（P116）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无法理解新问题、新现象及其意义，难以预知行动后果，更缺乏应对能力和解决能力，而作为专家亦与普通行动者一样，难以有效更广泛的行动后果及其意义，无法提供解答。风险评估与防范成了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自我的两难困境表现如下（P176—187）：
在晚期现代性条件下的世界中，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抽象体系及其脱域作用催生了多样化经验源，人们需要在很多的选择中确定行动的方式。两难困境就是个体选择“在自我层面上涉及了的各种各样独特的张力和艰辛”。它包括其中类型：（1）统一与破碎（2）无力与获取（3）权威与不确定性（4）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
统一与破碎：“统一问题所考量的是在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程度激烈且范围广泛的变迁时保护和重构自我身份认同的叙事”，即确立对现代性的信任或重新塑造本体性安全感。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使远距离事件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似乎人们对远距离的人、事、物更熟悉更了解，而对身边的人、事、物的了解更模糊。无疑，这破坏了日常生活的统一秩序，加剧了人们对生活的陌生感和生活的碎片化。日常生活的破碎体现在多元化互动场景之中。每一个具体情境都对个体有不同的要求，要求个体适应它的规则和环境。尽管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个体的破碎和裂变，但是这也存在促进个体自我整合的可能性，使个体以积极的方式创造独特的自我认同。
无力与获取：“当身处多元和庞大的社会世界时，个体会体验到无力感”。经验源多样化后，个体对自身生活的掌握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现代性条件下的多元互动情境，尤其是全球化及象征体系的脱域使个体对深入影响自己生活而发生在远距离之外的事件无法掌控。当然，人在多元互动情境中的多元选择也意味着多元机遇。
权威和不确定性：宗教权威、本土社群和亲属体系等传统权威由可在多领域发挥引导作用转变为单一权威，退群在个别领域中。这是晚期现代性权威所特有的形式——专家体系的诞生。“传统权威之诸多形式变成了多数权威的｀某种权威｀，仅仅是无限多元专门技术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且在现代性条件下，非单一权威更多地指向国家权威和法律权威等具有强力批准和会受到认可的形式。除此之外，其余权威基本等同于专家建议。单一权威产生打破了人们秉持一个权威就可以畅通无阻地生活的可能性，增加的是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权威的怀疑。
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现代化为自我的规划打开了一扇大门，然而这个过程却要在受商品化资本主义标准化效应强烈影响的条件下进行”。货币及商品经济夷平功能使生活世界表现出标准化的生活方式。人们对生活的享受受到消费主义的侵蚀，重形式重消费本身超过了对商品内容和自身需求的重视。肥皂剧以及媒体娱乐的其他形式以程序化的方式为人们自我叙事的构建提供了蓝本，将人们对生活的想象带入虚拟现实之中，从而满足了人们在“常态社会条件下所无法获取的真实满足感”。这在令人欣慰的同时也带来一丝丝不安和恐慌。当然，商品化过程的结果是选择的多元化，商品化本身并不等于标准化。人们在大众市场中总是能根据个人偏好和兴趣挑选自己喜欢的商品。
二、经验之封存：
在现代性条件下（其实就是社会转型时期），（1）现代生活与外部自然世界的分离，人们普遍生活在人造环境/人造场所中，（2）人为秩序或制度性体系将癫狂、犯罪、疾病和死亡安排进特定场所/特定领域，使之隔离于社会面之外，（3）再加上媒体的“虚构、杜撰或添油加醋”三种现象构造了一个新颖的人为环境，进而影响着人们的本体性安全感和自我身份认同。因为人们的既往生活经验不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人们必须要重新塑造日常生活经验。与吉登斯一如既往的分析思路一致，经验之封存的缘由与全球化、脱域机制和抽象体系等密切相关。
三、现代性条件下宗教复苏：
P183“在现代的时期，某些传统形式的权威还一直存在，宗教即是一例。的确，正是出于某些与现代性和怀疑之间的密切联系高度相关的原因，宗教非但不会消失，而且会有复苏之迹象。”
193“本应成为日益服从于特定知识和控制的社会与自然世界，却转而创造了一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相对安全的领域与极端怀疑和不平静的风险场景交织在一起。”
宗教复苏的条件是：风险性增强；本体性安全感降低。宗教提供了一种风险评估和防范的手段，尽管它仅仅以心理安慰的方式发挥作用。但对于一部分人而言，它足够指明未来生活的方向和道路，至少为个体制定生活规划提供了参考。

自我身份认同：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于婴幼儿时期与呵护主体的互动，朴素地感知到自身的存在和自身需求，逐渐依据自身需要和呵护主体的行为来调整自身行为，进而进化自我意识，来实现对自我的再认识（身份认同）。可以说，自我身份认同是在自我意识在人际互动、社会和物质环境中得到确认的，是对自我在外部世界中的地位和角色的认识和认可。
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范围逐渐扩大后，自我根据外部世界的要求反思性认识和建立自我形象，且往往是持续的自我构建过程。外部世界的各种情境往往要求行动者按照所规定的行动框架和规则采取行动；在特定场景中，自我被赋予特定角色，需要不断根据场景内部的变化而适应不同的氛围，调整自己的行为表现。吉登斯指出，这往往是风险与机遇相伴随的。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1990年序言p29
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这样的组织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
公共领域，公共舆论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对立，与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在古希腊城邦社会，公共领域是公共政治生活，通过讨论和诉讼的形式管理城邦，或者通过战争和经济活动共同在城邦中生活。
（一）从代表型公共领域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代表型公共领域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没有具体场所；“公共”的含义也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公众、公开的意思，而是封闭式公共。它完全可以这么表示“代表型公共的领域”，即封建封建贵族就是社会、国家，公共，就代表了公众。所以，这个概念具有一种贵族中心主义视角的意味。
封建贵族具有垄断权，生活处在封闭空间之中，一整个生活都是特权阶级的生活，十分封闭，一般不对外展示。能够对外展示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并且借助于传播媒介，意在实行统治控制、彰显贵族权威、塑造威严，因而这种特权生活便被赋予一种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含义。这其中，贵族专属的被记录、被传播的特权发挥着作用，且不为普通人使用，换句话说，普通人不被允许具有编年史、生活史的权力，更不被允许传播个人生活经历。
伴随着金融贸易、市场交换的扩大，经济领域逐渐不再依附重商主义政策及贵族阶层的享乐需求，而是独立地追求经济利益、市场利润；相伴随还有邮政和出版这一类信息交换的兴起。经济领域的独立培养了商业阶层，信息交换行业的发展则促使了一个有教养有学识的市民阶层的扩大。经济独立和信息交换的发展促使贵族专属特权的崩溃，使贵族奢侈需求公开化，使公众能够有机会追求所谓的“贵族需求”，这便催生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一个公众可以发表、评论、公开日常生活、传播生活信息的领域，也包括一个公共权力场域。
公共领域是公开的、面向公众的、开放的，公众可以参与讨论、评论，也可以发表个人作品（音乐、绘画、戏剧等）。代表型公共领域之所以是“代表”，正是因为它还尚未满足公共领域的公开、公众、开放等要求，是因为它还是封闭的。咖啡馆、沙龙、音乐会等一系列新的机构的成立，催生了公共领域的发展以及一个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在这些机构中，公众逐渐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表达权利（发表、评论、讨论）。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是新的社会势力崛起的征兆，亦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的迹象和催化剂。
（二）资产阶级法治国家中充满矛盾的公共领域机制：
公共领域追求普遍自由原则，要求实现或满足所有个人的利益，原则上反对一切统治。然而，吊诡的是，资产阶级法治国建立了统治机制，并且使公共领域具有一种“代表型”的特征，即为市民的认定标准设置了经济标准，只有建立在一定经济条件之上的市民才能提出意见，或者说只有满足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一个公民才具有私人自主的资格，因为按着各种逻辑，一个满足了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市民才算的是有教养有学识，才有能力和有资格保障公共领域。这其实已经违背了公共领域“完全开放”的原则。议会制/公共权力机关不可不说是这种理念的建制化，它不仅没有消灭统治，反而依附统治制度。
（三）公共领域社会结构的转型：
1.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
“随着资本集中和国家干预，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这一互动过程中，产生出一个新的领域。”
这一趋势就表现在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国家对私人领域进行公共干预，如保护、补偿和平衡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影响私人投资和管理公共投资行为、干预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私人经济组织具有准政治性质、私法保障私人实施公共命令权力——私法公共化，公法私人化——公共权力的职责向企业、机构、团体和半公共性质的私法代理人转移。
2.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两极分化
（没读懂内心领域什么意思）
表现在家庭领域的变化和职业领域的独立。
家庭日渐脱离了社会劳动的功能关系，家长制家庭不再是一个生产共同体，换句话来说，以往家族式血缘共同体解体，谋生手段被外托或者不得不外移，家族不再负责家庭成员和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家庭不再提供完全的生存生活保障，只作为后路维持基本生存，家庭成员更多依赖家庭以外的工作领薪、接受公共保障；家庭成员日益受到外在力量的影响（或正向或负面），获得一种消费者的身份（市场经济赋予的新角色），并且越来越社会化。“家庭失去经济职能，与此同时，也失去了塑造个人内心的力量”（p183）——个人越来越受社会力量的影响，个人内心领域越来越不为家庭塑造。
3.从文化批判大众到文化消费大众
以沙龙、咖啡馆和读书会等公共机构为载体的理性辩论和批判在商品化大潮来临之后，逐渐让位于以大众传媒为媒介的大众文化报刊和将文化产品作为娱乐消遣的社会风尚。
“市场规律控制着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如果它渗透到作为公众的私人所操纵的领域，那么，批判意识就会逐渐转化为消费观念。于是，公共交往便消解为形式相同的个人接受行为”。（p188）社交讨论与大众传媒的集体活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交往形式，前者以沙龙、咖啡馆和读书会的形式聚集并形成公众，聚集即是公共批判、公众舆论，是理性地思考和反思，后者以看电影、收听收音机和看电视等为形式，无法形成公众，更倾向于同质化的信息获取，缺乏思辨。
这是因为文化产品的商品化生产、销售和传播本身就成了一种交往行为，其功能以娱乐消遣为核心；市场化行为通过降低价格、营销策略等使更多公众有能力购买文化商品，这使公众在舒服消费的同时被剥夺了批判能力，或者说“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此，公共领域变成了发布个人生活故事的领域，丧失了公共批判功能。
（四）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
1.从私人新闻写作到大众传媒的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性功能的宣传（广告）
在市场化、法律保障和技术更迭助推下，公共媒体成为一种公共商品，不再为政治束缚、受到严格政治审查，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也不再唯一小部分人所独享，而真正从事商业活动，追求利润，计较得失成本，为更多的普通人开放。随之，公共性亦产生了质的变化。
2.公共性原则的功能转换
公共性的变化在于：公共性的本质原本在于公众自觉在公开场合运用理性公开讨论、公开批判，形成公众舆论；而在上述作用下，利益集团借助大众媒体推行秘密政治，人为制造所谓“公众舆论”，其实是非公众舆论、伪公共性。在这种变化下，议会由一种公共领域转变为“一个能够让依照指示办事的政党代理人的聚会场所”，议员代表政党代理人、服从党的指示，通过议会展示其政治纲领，而不再表现“他参与到超党派的公共批判当中”。
3.人为的公共领域与非公共舆论：民众的选举活动
“通过展示和操纵而建立起来的公共领域，目的是要通过社会心理学设计和广告宣传把一定的符号和具体的动机联系起来，而且这种公共领域是直接面对那个相当庞大的｀没有明确意向｀少数，因为他们通常会决定选举的结果。”

 
《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的社会划分：
原始社会
阶级社会：文明社会——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
后现代社会
晚期资本主义的叙述模式：
经济系统、行政系统、合法性系统、阶级结构。
系统危机：“结构所无法解决的系统矛盾或控制问题”。
三种危机倾向：经济危机倾向、政治危机倾向和社会文化危机倾向；
四种危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四种危机，其形成原理：
1.经济危机原理P58
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出发点。为了延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发生，国家介入经济系统，干预经济运作过程、补充市场机制，“通过私人对社会生产剩余价值的占有造成非政治统治”。但是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只能够限制资本主义生产，而不能控制资本主义生产，更无法终止商品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哈贝马斯认为，干预主义的国家进入的是再生产过程，本身服从价值规律，并且变成了价值规律的执行机构，“因此，从长远角度看。行政行为必然会强化经济危机”。
2.合理性危机原理P68
国家在介入经济领域后，获得了有限的计划能力，作宏观调控，以避免危机发生。为此，国家扶持公共部门和垄断部门，以平衡供需矛盾，但这反倒使私人目的的生产日益社会化，加重了政府的财税负担。政府便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扩大计划能力、推行集体资本主义，以防止危机发生；阻止计划能力扩大，以维持资本主义存在。在这种两难中，政府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命令的执行能力，控制经济发展的能力出现了问题，这会引发合理性危机。
3.合法化危机原理P75
是一种社会认同危机。国家控制危机遭遇困难，这与它本身的一系列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利益的承诺相悖，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会因此遭受质疑，就会出现社会认同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p80）
4.动机危机原理P82
“如果社会文化系统发生彻底变化，以至于其输出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的功能要求，就说可以说动机危机出现了”。这是说，作为为社会提供劳动力、培养人才的社会文化系统如果不能使社会人产生正常的就业动机，不能使之具备与市场要求相匹配的能力，那么就会引起大量失业问题。

 
《包容他者》
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共和主义民主模式，程序主义民主模式——话语政治。话语政治是哈贝马斯基于前两者的分析与批判而提出的民主模式。
自由主义民主：
“国家是公共管理机器”
“社会是私人及其社会劳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交换的系统”
“公民政治意志形成意义上的政治，其作用在于联合贯彻私人的社会利益，用以对抗国家，因为国家追求的是用行政手段行使政治权力，以实现集体目标”。
共和主义民主：
“政治是一种媒介，有了政治，自发的团结共同体的成员就可以意识到他们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就可以作为公民把已有的相互承认的关系有意识、有意志地发展和塑造成为一个自由和平等的法人联合体”。
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与共和主义民主模式是美国“共同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两者在公民概念、法律的作用等方面都有差异。自由主义民主认为，公民享有主体权利，主体权利是消极权利，即权利的行使、私人利益的满足与行政权力及其机构的运作有密切关系，公民只要在法律范围内追求私人利益，就不会受到国家非法干预；而“法律秩序的意义在于明确具体情况下一定主体所具有的实际权利”；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是策略行动者为了捍卫或争取一定权力而形成的，政治本质上就是“围绕着行政权力而展开的不同立场之间的斗争”。共和主义民主认为，“公民权主要是政治参与权和政治交往权，因而更多的是积极自由”，民主重在公民的自主、责任心、自决实践、集体共识以及形成一个自由平等的政治共同体；而法律秩序恰恰就是公民享有自由、平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生活的保障；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是公民通过公共交往达成的共识，政治是对话。
哈贝马斯认为，共和主义的优点在于，强调公共交往和社会自我组织，以此通过沟通达成共识的方式和效果值得借鉴，但是它将政治仅仅视作道德的自我理解问题是不够的；尽管这种自我理解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多元社会里，利益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无法依靠道德话语解决，而要依靠不同政党之间的妥协实现利益均衡。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的形成“关键在于交往前提和程序，它们赋予了制度化的意见和意志形式以合法化力量”。自由主义则认为“民主的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仅仅表现为不同利益之间的妥协”，而民主程序则是衔接国家与社会的规范性力量；自由主义强调私人利益的满足，强调通过法治的规范化积极地“为公民提供非政治的公共福利”。
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兼收并蓄，“在协商、自我理解的话语以及公正话语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它认为政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是民主的核心，但法治规范、民主程序也是必要的，并“用一种理想的商谈和决策程序把它们融合了起来”。话语理论超越了意识哲学的思维模式，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了“一种关于交往过程的主体间性”：它“一方面表现为议会中的商谈形式，另一方面表现为政治公共领域交往系统中的商谈制度形式”；它要求依靠程序的制度化表现和贯彻非正式的意见，使之从一种在公共交往中的共识转化为选举和行政决策中的规范力量——是交往权力转化成行政权力；它提出“团结”（团结就是公民自决实践中的凝聚力，是公民在自觉通过沟通达成的共识）这种新的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使之与市场（金钱）、行政权力共同满足社会的一体化要求和控制要求。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1.鲍德里亚的商品拜物教
鲍德里亚认为，拜物教所揭示的是“对于符码的迷恋”。并非是“一种实体和价值的拜物教”，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拜物教”，“能指的拜物教”。这与马克思的以物质商品崇拜为中心的拜物教不同（其实，两者是在阐释拜物教的两个层面——物质层面的拜物教和象征意义（文化层面）的拜物教）。消费者的物恋情结源自物的象征意义。物的象征内涵通过物质商品本身构筑关于其象征意义的系列，这个象征系列具有整合作用，牢牢地使消费者沉迷于一系列的消费之中。他以“身体和美”为例，分析了商品拜物教的逻辑。鲍德里亚认为，当下的美是反自然的，是一种所谓美的模板。当下的美是经过以化妆品、装饰物等商品粉饰、经过了“长久、专业化而完成的矫揉造作的杰作”。在商品消费逻辑及其所催生的消费主义的社会逻辑的作用下，围绕身体和美所产生的装饰商品、规训技术和观念迅速蔓延至整个社会。由此，身体的本性/野性被遮盖了，取而代之，消费主义所构建的符号遍及全身乃至毛细血管。
2.被建构的物及其价值
我们需要清楚辨别的是，象征、符号价值的含义。象征/象征意义，还依赖于物的实体，或者说象征只是物的使用价值之一，是物的功能之一，通过象征，物能够表现另一个与之相似的物；而符号，则是物的一种功能已经完全占据主导，主要用于炫耀性消费、社会区分、彰显地位等，它的使用价值、实用功能基本被放弃。符号的差异性价值则是在一个符号体系之中，用于自我标识、与其他符号相区分；符号各有差异，能够彰显地位、社会区分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商品实体经过工业生产体系被生产出来，而商品的象征意义、符号价值则从文化层面被认为地建构出来。生产与需求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则并不影响以上两个层面的“商品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对物的两种价值及其建构，鲍德里亚原话是，符号-物“是被个体主体将其作为一种符号，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符码化的差异来占有、保留与操控的”，“它常常属于并来自一种在某种符码中被‘符号化了的’，具体的被消解的社会关系之中”。他指出，物从实体转换成为形而上的符号，物的意指逻辑、人对物的象征性构建起到了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符号的变动也与此相关。鲍德里亚指出，“社会地位的上升与下降都必然体现在区分符号持续的涌现和消退之间”。符号价值依赖社会地位；处于某一社会地位的人会依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和建构相适应的符号，伴随社会地位的流动，符号和符号价值被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
3．对马克思的批判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市场化抽离物的具体内容，使之成为一种抽象的商品形式，而货币则充当一般等价物，用于各类商品的交换。鲍德里亚通过分析艺术品拍卖指出，马克思忽视了符号交换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符号。他认为，在同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符号和货币一样具有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能够将具体的产品抽离出来，而赋予其一种抽象的符号形式。但是与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的一般化、同质化生产不同，符号的生产是差异化的生产和差异性等级体系的生产。这是说，符号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体系化的、等级制的，被生产的符号之间是异质的、极具有个性和阶级标识的。如绘画。绘画就是一种符号，依赖于画家独特的创作行为，象征画家的独特性。鲍德里亚所作的分析是，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来，艺术价值的生产转向了艺术家自身行为的独特性，艺术创作愈加个性化，越来越依赖艺术家个人创作观念、创作方式、创作内容、创作技术等。依据艺术家创作的时间顺序，艺术作品组成差异性价值序列，作品的内容可能与世界无关，但与“同一个作者的其他作品相互关联”。正因如此，保护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异常重要。其实，这种艺术价值转向所揭示的正是艺术作品的个性化和符码化，即它之真假由作者的个性和创作风格决定。而作者的签字/印章变成了鉴赏艺术作品的关键。
鲍德里亚的上述分析，蕴含了一种矛盾。依据马克思或者常识，商品只有在被购买以后才能使用，商品的价值被货币这一等价物置换之后，其使用价值才能实现。就现代市场经济而言，这是公认的规则。鲍德里亚似乎，就是为了驳倒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来的，依据莫斯《礼物》、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对这一规则发起了猛烈攻击。他提出，需求，如同货币一样也是一种一般等价物。可在以绘画为例分析的时候，他指出，艺术创作愈来愈独特，愈来愈依赖画家个人风格，这与追求炫耀性消费的阶级的需求心理不谋而合。试问，在以彰显地位、品味为目的的消费中，需求是多元的——这一点鲍德里亚也承认，那么在多元需求的情况下，需求如何成为一种一般等价物呢，它如何才能像货币一样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呢？！符号价值也包含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之中，用来炫耀，使之成为符号的同时也潜在地使用它。
莫斯《礼物》中所描绘的互赠礼物的情景，是原始部落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礼物的馈赠以彰显赠送者的地位、名望为主，不考虑礼物的具体价值——彼时，也没有人发现和提出价值学说；以此形成的库拉圈也是一种人情圈子。难道鲍德里亚反对的是作为一种社会联结纽带的利益/货币？
在鲍德里亚的设想里，符号政治经济学所存在的社会环境是充斥信息和符号的“传播社会”，其中，大众媒介扮演了十分重要角色。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为建构及其反自然特征是鲍德里亚所批判的，似乎他所向往的，正如他对未来社会的规划一样，是回归到莫斯所描写的盛行无偿进行礼物交换的原始部落。为此，他在本书最后，倡导取消商品形式，瓦解交换价值，重建无偿回馈，改变社会关系形式，恢复言说的交互性。
对于大众媒介的作用，总结如下。大众媒介凭借技术手段，记录、剪辑、加工、传播并扩散从现实世界中捕捉到的局部信息，从而构建了一个符码化的世界。媒介凭借技术手段可以重置信息的呈现方式，如通过变换信息片段的先后顺序就可以呈现虚假的时间结构，通过拼凑片段就可以传播一个完整的故事。比较深刻的一点是，大众媒介受意识形态引导，也正是在意识形态（一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信息被抽象为一种符号。这里所说的符号是与价值观——人为建构的、由人参与构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从中读出，符号，在鲍德里亚眼中，是表现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而已。大众媒介之所以受意识形态引导，也正是人的参与，而人的观点、人为建构，在鲍德里亚看来，是反自然的——这是他所批判的。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
关键词：原逻辑思维，无处不感知、不留意神秘力量，服从互渗律，集体表象；我们的逻辑思维，因果关联，抽象联系，依靠经验。
社会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以研究原始思维见长。列维-布留尔的分析思路与涂尔干和莫斯一脉相承，都主张分析社会事实和集体表象，并且强调不能降低到个人分析层次。他在本书中就表示，原始民族的仪式、制度、神灵观念恰恰是他们“对集体需要、对集体情感的回答”。他的研究路径是通过研究原始人的制度、信仰、神话、风俗等集体表象和社会事务，来洞察原始民族的思维。他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服从互渗律，认为外界的一切事物，包括动植物、死者、空间等都与神秘力量互通或者说都蕴含一种神秘的力量；神秘力量是他们观察、认识和理解自然界、氏族社会的出发点、核心观念，所谓互渗律也就是神秘力量能够渗透到一切事物中。这与我们的逻辑思维大相径庭。列维布留尔认为，我们的逻辑思维尊崇因果律、矛盾律，是一种已经发生分化的思维，能够对现象进行抽象分类，比如按照种、属、科对动植物的分类，我们依据对现象的总结和经验来下判断、做决定。原始思维则是一种模糊的、尚未分化的思维，他们用神秘力量作分类，我们所认为的类属种不适合他们的思维，他们认为只有属于一个图腾集团的人、动植物，哪怕是已经死亡的人才归为一“类”。关于两种思维，他如此概括“客体和存在物的神秘属性构成了那个在任何所与时刻都显示出是复合的整体的原始人的表象的组成部分。后来，在社会进化的另一时期，我们叫做自然现象的那种东西显示了一个趋势，即变成除去任何其他因素的唯一直觉内容，那时这些因素将具有信仰的面貌甚至最终具有迷信的面貌”。（p35）围绕以上核心观点，列维布留尔开始了他广征博引的论证。
对影子的知觉，对身体的知觉，对人的肖像和人的名字的知觉，都受神秘力量支配，都遵从互渗律。原始人认为，影子、人的肖像、人的名字都与人本原相等，因为人是所在图腾集团的一份子，所以他也是该图腾的一部分，进而他的一切都蕴含这个图腾的力量，这是人本体与其影子、肖像和名字的互渗。这些感知“自然都来源于那些在原始人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并同时赋予‘野蛮人’所处的现实以及他们对这个现实的知觉以神秘性质的集体表象的趋向。”也就是说，原始人个人之所以以这种思维认识和理解外界，是因为他们的集体认知就是这样，他们所在的集体大于他们个人，必须服从集体。这与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所表达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些现象“对我们社会的即使是文化最低的成员来说，鬼神故事乃是属于超自然现象领域中的东西：在以这些鬼、魔力作为为一方和以由于普通知觉和日常经验的结果而认识的事实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界线。相反的，对于原始人来说，这条线是不存在的。”（p61）同样的道理，个体与其灵魂也具有这种互渗。互渗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原始人的“原逻辑思维感兴趣的首先是以这个动物为表现的神灵，是那个决定着动物与一定的人类群体的神秘关系的神灵”（p90）。以此类推，所有存在物、所谓客体都被视为有生命力的。而所谓万物有灵也是来自祖先灵魂或者图腾力量的传递，而是无缘无故。在此，就万物有灵论，列维布留尔发表了与弗雷泽、泰勒等人相异的看法。
我们的逻辑思维往往包含先前已有的分析及其概念、范畴或抽象术语，正是在对先前积累的材料整理、分析、分解和分类之后，才具有更进一步的推算和分析能力。我们的思维习惯于从表象中抽离其关联形式，进行概括、分析和雄杰，而原始思维并不做这种分裂活动，而是将表象之间的关联与表象本身放在一起。正因此，原始人的记忆“有非常高度的发展”，常常能记下非常细微又复杂且大量的事件。并不是说原始人不做抽象活动，他们的抽象与我们的抽象不同，更贴近表象，不做类种属的划分。更关键的是，这种抽象与神秘力量紧密相关，如果一定说抽象，那就是将抽象与神秘力量联系起来，即同一种事物形似并不同重要，如果与不同的神秘力量互渗，才具有了抽象性。神秘力量是他们“抽象分裂”的关键。
从语言洞察原逻辑思维。“社会集体的思维的本质特征应当在他的成员们所操的语言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p131）原始人的语言十分具体，往往使用专门的用语来描述或形容，如复数形式，他们有双数、三数等十分具体的词汇，乃至“对每一种树或鱼又有专门的用语”。同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原始语言中，人称代词或者指示代词拥有大量形式，以便表现主语和补语之间的距离关系、相对位置、可见程度、在场或不在场”。（p142）手势和肢体动作在描述事物时也都具有极强的专门化倾向。在计数上，也具有同样的倾向。他们尚未发展出成体系的数词，计算是在“1”“2”这类基数上累加，计算的方式对“人或物的一定种类的数-名称”进行累加计算，如数香蕉，就数香蕉数量，数动物，就只数动物数量，当然一般都很具体，具体到什么摆放姿势、什么位置等等，像列维布留尔所说的，他们“对种类的划分又往往取决于客体的形态、形状、位置和运动”。这反映了原逻辑思维的特征。“每当他想到作为数的数时，他就必然把它与那些属于这个数的、而且由于同样神秘互渗而正是属于这一个数的什么神秘的性质和意义一起来想象”。（p201）
列维布留尔还分析了原始民族的仪式。借助互渗律的思维原则，神秘力量渗透在一切是在、客体、整个部族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狩猎、捕鱼，还是战争、日常生活等都要举行仪式，以期告知图腾和神灵，祈求丰收，还会禁欲、斋戒、沐浴等以资证明，或免遭报复。在发展程度好点的原始民族中，还往往有一个被指定的人来充当互渗的中介，使他与神灵沟通，祈求赐福或者禳解灾难。“有时，这又是一个由于其出身以及受这出身制约的互渗而被预先规定的人”来主持仪式——这往往也预示神秘崇拜发展到新的阶段。图腾集团还会或在在世或去世的领袖中“通过适当的仪式来强化或者建立自然体系和有规律的世代更迭的这种被公认的能力”。这使神秘力量能够周期性更新、持久存在。
同样的，原逻辑思维下的死亡认知也别具一格。他们没有死亡的概念，他们认为肉体死亡的人，灵魂从中出离，仍旧与活人生活在一起，只不过他分属另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人的死亡是分阶段的，需要活人满足其需要，使其逐渐适应彼岸世界，否则死者可能借机报复。同样，人的出生也是如此，需要几个阶段才能被图腾集团接纳，否则，在没有完成所有仪式的情况下，新生儿即便被杀死也无妨。等他被完成取名、成年礼等仪式之后，他获得了与神灵、祖先、图腾的互渗，才被认为是一个完全的人，才能执行部族的正式成员的只能，否则即便七老八十，如果没有完成这些仪式，他也是不被接纳的。
最后，列维布留尔以原逻辑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总结全篇，结束论述。他认为，原始集体中每个成员的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紧密相关。“当社会集体与构成它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发展了，集体表象、集体的观念也就随之改变”，即“随着集体的每个成员的个人意识趋于确立，社会集体与周围的存在物和客体群体之间的神秘的共生感就变得不太完全、不太直接、不太经常了”。（p432-433）这一变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所有社会成员不在直接感知神秘力量，改由特定媒介与神灵、祖先互渗，如仪式以及负责仪式的“主管人”。列维布留尔认为，这使得不担任互渗媒介的其他家族、其他个人不那么关心互渗仪式，也不大有切身感受，意味着“趋向于把神圣的人和物与世俗的人和物之间的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稳定的差别确定下来”。（p441）社会集体因互渗媒介而发生区分，后者逐渐将神秘力量信仰从思维中抽离，“向着我们叫做‘概念’的那个方向发展”。这也预示着在对事物的感知中，智力因素、认识因素开始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而情感因素则被分化出来。换句话说理性认知倾向越来越明显，与非理性因素逐渐形成两元。要是这一点彻底实现，就要“使集体表象趋向于获得概念的形式”，即将事物的属性固定下来，保存在词汇中，使特定词汇能够代表一类事物。这种界定越清晰，概念越被明确固定。这是原逻辑思维分化的表现之一。但倘若我们因此而认定这是一种进步，那么列维布留尔立即就会给我们泼一盆凉水。他明确指出“不必把这个继续着的过程想象成进步的过程”，神秘属性仍旧保留并未人和物所固有。（p446）我的思维中会同时并存理性和非理性的观念和原则，两者各有涵盖，能够分别解释不同的现象。尽管这两者存在斗争，并且随着逻辑思维的进步，斗争越严重，但“逻辑思维永远也不能继承原逻辑思维的全部遗产。那些表现着被强烈感觉和体验的互渗、永远阻碍着揭露逻辑矛盾和实际的不可能性的集体表象，将永远保存下来”（p449），它们能够通过直觉、感知解释纯粹实证科学所无法实现的东西。而那些符合理性的知识永远是不断需要更新，“在经验的教训的影响下不停地扩展、限制在固定的范围内、变形、分解与重新结合”，否则概念就会变得空洞，使人抱残守缺。列维布留尔指出，“实际上，我们的智力活动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在它里面，原逻辑的和神秘的因素与逻辑的因素共存。”（p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