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2024.4.27-5.27）
《卡比尔民族学研究三种》
《实践理论大纲》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现代性与大屠杀》
犹太人何以毁灭？
提到大屠杀，我们对它的解释可能归咎于病理学，是疯狂的谋杀者心理变态，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无良的罪行，或者归咎于一个民族遭遇偶然的不幸与灾难，认为它是独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还有将其归结为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一次断裂，是文明化社会偶然性的突出事件，并没有任何值的过度关注分析的地方。学界对纳粹政党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从心理学、病理学、历史学与社会学表象与本质悬浮的视角来剖析，看似对大屠杀分析的透彻与明亮，触碰到邪恶事件的源头自以为是地并沾沾自喜地觉得这件人间悲剧不会再次上演，那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现代性社会文明独有的特征使我们身边潜在危险性爆炸式增长，他们不是一次性的产品，他们只是在一次爆发之后蓄力待发，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到来，大屠杀亦是现代化的产品。
1.两种方式贬低、误解与轻视大屠杀对文明、现代性以及现代文明的社会学理论。
（1）将大屠杀看作只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是独属于犹太人历史中的一个事件。用最普通的方式将大屠杀说成是欧洲基督徒反犹主义的顶点，归于种族或者宗教歧视与敌对的目录之中，这是将大屠杀化简为一个单独的“单元素集合”是一个不会在此重复的片段。这种方式不能让我们增加对社会正常状态的理解，无法对现代性的历史趋势、文明进程、社会学研究的基本主题进行正统的理解与进行任何有价值的修正。
（2）将大屠杀看作是广泛常见的社会现象中的一种极端，是一类让我们反感的现象，但是我们还不得不忍受它，大屠杀的惨无人道涉及的是人类原始的、无法磨灭的自然禀性，是大脑中古老且受情感去支配的那个部分。这样，就将大屠杀从社会学所关注的领域中排除了除去，它是种族和宗教仇恨完全合乎逻辑的产物。
学界各领域都对大屠杀有所研究，但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实行的大屠杀并没有在学界取得与它强大地毁灭性与如此程度地苦难性相当的关注度，还有甚者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通过纪念性的仪式和与仪式相伴随的并给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不但没有为深层次的分析大屠杀留有空间，更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信息媒介将原本有限的分析更局限性的进入公众意识之中。大屠杀的起因与它本身一样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与一段有限的时间内，在此之间归因集中于他的德国性，其党羽的惨无人道，其公众的道德冷漠，其无理的反犹主义，这样也就将罪行与原因等同起来，将大屠杀传递给今天的我们的教训埋藏起来，这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与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
鲍曼意识到这一可怕的危险，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中不再向我们提供任何有关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因为这项研究已经卷册浩繁，成就惊人。他关注于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与潜在的可能性在社会学的核心领域进行修正，当前社会学将大屠杀事件边缘化，鲍曼力图将大屠杀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这才是他写此本书的目的。在此书中，鲍曼颠覆了并深化了我对大屠杀的认识，他从纳粹政权、犹太人种、现代化社会三个宏观视角展现犹太人何以毁灭，它是前现代向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是犹太人与纳粹政权的同气连枝，是现代文明道德混乱与技术手段冷漠的产物。那么，究竟犹太人如何被毁灭的呢？
谈到犹太人，在我个人的印象中，它是一个神奇且神秘的人种，涂尔干与韦伯都在他的著作中谈到犹太人，他们对犹太教进行分析，不同的是他们所引用的犹太宗教所达到的目的不同。涂尔干也认为犹太教是一个特别的宗教存在，在《自杀论》中，涂尔干从社会团结与失范的角度而非病理学与心理学的角度来向我们分析自杀现象，较为有趣的是，他将新教与天主教与犹太教相比较，他认为犹太教徒的自杀率最低，因为犹太教的宗教教义与团体规则更加严格，有更多的约束和对生活的指导的条条框框，这是由于犹太教注重宗教教育，内部存在较高的教育水平，教育对宗教和社会团结也发挥重要的作用。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讨论了他的核心论点即某种宗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选择上的亲和性，宗教对资本主义产生是起推动作用的，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不在于资本与金钱的问题，而在于是否有创造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基地叫从犹太教中产生，韦伯认为犹太教留给新教与基督教的伦理是从巫术与一切非理性的救赎追求当中解放出来，追求现世的行动和高度理性化。而这恰恰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犹太教自认为是与上帝缔结过条约的选民，将来要成为地上的支配民族，所以他们自愿隔离，成为客族，而这并不在禁欲和原罪论。涂尔干和韦伯都从犹太人身上找到了他们想抓住的神秘影子，鲍曼也从犹太人自身找到其走向毁灭的原因。
2.反犹主义的普遍性
实施屠杀的德国人对犹太人似乎异常怀恨痛绝，德国民众的反犹主义相较于欧洲其他国家对犹太人的敌视来说要出色的多，但是将大屠杀归结于反犹暴力是笼统且苍白无力的，这一因素无法达到必要且充分的条件，鲍曼认为，要使大屠杀称为可能，反犹主义必须与其他一些机制相结合才能制造出爆炸性的后果，那些特殊的存在机制可从犹太人自身找出。
A.（民族国家）犹太人被敌视可以溯源至犹太人第一次大迁徙，他们与希伯来故土之间随着历史的冲刷也仅存在精神上的微薄联系，他们成为了无家可归者，是失去故土处于无根状态的流浪汉。吉登斯提到过，民族国家最大的特征是其拥有自己的领土且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拥有领土才能称为民族国家，犹太人被排斥在外。没有领土的人群不能被称为民族，只能被称为种族，而这是正是希特勒最痛恨的一群人。没有领土就意味着无法参与正大光明的，像堂堂正正的男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只能以卑鄙下流、偷偷摸摸的手段攫取领土，这是极其卑鄙可耻的。从这一角度来看，领土的主人会想方设法的除掉“外来客”，以保自我安宁与安全。随着现代化的到来，民族国家领土安全问题重要性的跃升，外来者是否对本国领土安全造成威胁（潜在的或者明显的）将成为统治者最先考虑的问题。犹太人不能称为民族，也没有自己的国度，还是潜在的危险者，这将承受着整个欧洲的排斥。犹太人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他者，在各国家是被隔离与驱逐的，他们被当地人通过特殊的符号与偏僻的居所隔离。他们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封闭边缘地区，同时遭受着国家社会的压制与排挤。
B.（宗教伦理）犹太人是基督教世界可敬的先驱，基督教从犹太团体中产生，同时又是基督教诋毁者，两者教义相冲突，犹太教强调上帝的唯一性与自身的特殊性，重视现世的福报，与基督教的原罪论与上帝救赎论相对立，对基督教构成了挑战，所以要想降低其危险性就只能将犹太人解释为不良企图与道德败坏者。基督教将犹太教称为异教徒，并将犹太人承认自己的错误像基督教低头视为任务。这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存在“粘性”，基督教的自我认同就成了对犹太人的逐渐疏远，产生于犹太人对他的抵制，与犹太教的较量又让基督教从犹太教中源源不断地汲取生命力，来促进自身的团结与发展。从宗教来看，基督教在欧洲世界占据了数百年，早已根深蒂固称为最高信仰，犹太教的存在对基督教是威胁和挑战，不仅威胁到基督教本身，也威胁到欧洲人内心信仰与归属，犹太人必然遭到排挤与打压。
C.（阶级斗争的牺牲品）犹太教教导信徒追求现世的行动与高度的理性，犹太人重视法律精神，所以他们常常是经济能手，善于经营计算，具有高度的理性判断。在前现代社会中，他们常常被卷入了阶级斗争中，成为地主贵族阶级的奴隶，变成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中间人，直接与农民接触，负责收租等不受农民阶级欢迎有低下的工作，变相的称为贵族阶级的民众仇恨的挡箭牌。于上，他们被带着蔑视与文化的厌恶来对待，受到地主贵族阶级的排斥与压迫，于下，它们被农民阶级所痛恨。如同三棱镜般折射出完全不同的形象，一种粗野的、未驯化的、野蛮的下层阶级，另一种是冷酷无情而又傲慢的社会上层。他们想通过努力认真劳动来证明自身获得他人认可，殊不知这是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的事实。他们就像一个不知自身早已失明的盲人，依旧想要在无尽的黑暗中寻找光明证明自己并不是瞎子，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D.（与现代性的冲突）犹太人在宗教与阶级上的位置，让他们比任何其他群体更加容易受到紧张与矛盾的影响，在现代化的到来造成的社会巨变中，这些紧张与矛盾不可避免。在社会剧变时期，现代性的出现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是秩序与安全的破坏，日常生活是受到干扰无法继续保持下去。而犹太人在这一时期以不可思议的转变融入进现代社会生活中去。他们大量购置房屋与土地，一些贱民等级的犹太人取得了有影响的社会地位，犹太人就这样被称为是现代社会的代表，卷入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性的冲突之中，被宣布是紧张和焦虑的携带者，旧的社会中的阶级将他们看作是制造混乱的罪魁祸首将其驱赶铲除。就像韦伯说的，犹太人与现代性资本主义之间具有选择上的亲和性，其理性的计算精神适合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在现代社会中，犹太人如鱼得水。然而，犹太的被排斥，连带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被排斥，即使金钱。
从以上分析来看，反犹主义的普遍性是有据可循的，犹太人与国家、宗教、阶级和社会的现代性不协调致使在欧洲被排斥的地位无法改变。反犹主义的普遍性让犹太人面临被屠杀的绝望境地时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从眼前消也无法撼动他人内心的冷漠。
犹太人的孤立无援状态也与社会化进程中人们对医疗卫生的重视相关。犹太人生活在边缘狭窄的隔离区，疾病传播即快又猛，当时医疗水平对新出现的疾病束手无策，犹太人又被贴上“疾病传染”的标签。尤其是希特勒执政期间采取的社会工程的种族主义，为保证纳粹变革的一系列社会工程顺利进行，“种族血统”是最关键的一环。犹太人种族血统的肮脏性必然影响其自身的纯洁，纳粹对无价值的、肮脏的生命进行强制驱除，制定了“消灭”“结束”等手段。社会工程是一个以科学为基础，朝向新的、更好秩序的目标概念中，犹太人天生是罪恶的，是“无价值的人”必然要被消灭。在纳粹政权的认知里，屠杀犹太人是理性的社会管理活动。
3.大屠杀为何进行如此迅速彻底？
A.信息技术
在种族灭绝之前的大屠杀从未进行的如此顺利，会有来自自身内部与被迫害者自身的反抗，以及世界各方的正义道德谴责，那为何在这次大屠杀之中，进行的如此顺利快速，各方都默认纵容纳粹的残酷，除了普遍的反犹主义鲍曼向我们展示了大屠杀的整个过程战略手段，它们本质上是现代性社会高度理性化的后果。
首先，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从物理空间的驱赶与隔离转变成身体上的消灭与现代性的经济理性有关。将犹太人从德国迁出所付出的经济成本与代价太高，不如进行身体上的消灭来的经济、效率，现代性的发展通过技术的极大进步轻而易举的将人的生命剥夺。吉登斯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性技术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危险性将无法计量。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信息技术越来越便利，这为纳粹大屠杀的方法极大的提高了效率。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可以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我们生活在更便利的时代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B.官僚体制
除了现代性的技术为大屠杀创造了便利，现代性的官僚制体系更成为大屠杀的利器。韦伯曾向我们揭示出官僚体系的危险性，冷酷无情高度理性的科层制，让人变成了失去道德的国家冷漠运行的机器。大屠杀是极其残酷的，亲眼所见之人会对眼前生命逝去时的惨状心生怜悯，可在大屠杀的实践中并没有唤起刽子手内心的丝毫柔性，这是因为他们是心理变态者吗，鲍曼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并且给出了完美的答案。正是现代科层体系的劳动等级和任务划分使得上层阶级的决策与下行执行的分离，机构的任务将下令者与官僚体系所做的工作隔开，让普通简单的决策所产生的极其恐怖的结果无法让决策者亲自感知，造成实践和精神上与最终的产品相分离。在官僚体制的严格的等级分工之下，除了连续的命令带来了实际执行任务时的亲身体验的缺乏，还使得整体的执行集团任务之间缺乏相似性，每个人只对自己的部分负责，对最终结果的抽象和纯粹的概念性知识是多余的，也就是对事件的结果不需负责，这使得个人的道德责任转化为技术责任。现代化的官僚体制使得对他人负责的道德感逐渐淡化，转变为对命令任务顺利完成的技术责任，从而使人性消失，整个社会缺乏道德关怀。官僚体制的特性在此降低了纳粹政权在屠杀犹太人的道德责任，限制了其内心的人性柔软。在官僚体制下的人被有效的非人化了，这种非人化又与道德的自我评价相互强化，公务员在忠实的履行职责时保持自己道德良知不受伤害，因为出色完成其任务就是其道德的自我评价，而非对他人的道德责任。官僚体制的行为模式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展出来的，它包含了在执行种族灭绝任务时被证明是必须的所有因素。官僚体制成为一个工具，不仅服务于人道的目的还会在某些时候被非人道的目标所利用，它只被用来按部就班的衡量最佳值，降低他们执行过程中的成本。鲍曼说，官僚体系有执行种族灭绝的内在动力，文明无法保证它所形成的可怕力量被道德的使用。这一点也不错。
C.受害者同谋
除了大力宣传反犹主义与犹太人的“疾病传染”标签，纳粹政权也在一步步的诱导犹太人合作。犹太人是“自愿”走上灭亡的道路的，这种自愿体现出纳粹政权邪恶和犹太人的无奈与绝望，弱小无助的犹太人别无他法。从这里来看，犹太人是极其可怜的，他们为了自保选择了最为理性的道路，然而正是这种理性让他们走向死亡。
希尔博格说：“‘命运’在于迫害者和受害人之间的互动。”纳粹的灭绝行动计划成本是相当低的，不仅体现在前面所说的技术成本，还体现在信息与策略成本。纳粹政权狠毒又精明，他们明白韦伯所说“卡里斯玛型”领导者的重要性，也明白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团结与自我认同的关联性，降级抵抗性资源的第一步就是灭绝犹太人的精英群体，让他们群龙无首，从而犹太人群内部无法达到一致的自我认同，最终犹太人如通散沙，随意把捏。纳粹政党在犹太人区成立了犹太委员会，并坚持举行选举，帮助他们提高威望。这不仅可以达到上述目的，还以极低的成本获得有关犹太人区的全部信息。
鲍曼认为犹太人处在一个悖论之中，相较于一般的种族灭绝而言，能够明确的把行动者分为迫害者与受害者，抗争是受害者唯一的理性回答，而在大屠杀中，这种划分被模糊了，被害群体被吞没在整个群里结构里，他们广泛的承担着任务责任，具有选择的余地。而选择与刽子手合作是他们理性衡量的结果，纳粹利用了犹太人的这种理性选择，但这种理性选择却将犹太人自身与死亡拽的更近。
犹太人强制被纳粹带进生与死的游戏，与迫害者同谋体现出他们想要活下去的渴望，纳粹在生死游戏中还设计了游戏规则，将犹太群体重新分类，通过这种残忍的划分，给纳粹的总体规划提供了合法性，使其行为残忍性可以被接受，也包括受害者在内。这种理性陷阱不仅存在犹太群体中，也存在于犹太人个体中。为了存活，犹太人的手上沾满了同类的鲜血，他们陷入纳粹设计的“拯救你想拯救者”游戏网络之中，他们为保全自我，把道德审慎抛在一边，随之而去的还有他人作为人的尊严。在为生存而起的争夺中，保全自我的价值也被戴上了合法性的王冠。作为大屠杀中的受害者，犹太人能够给予我们最大的教训是将理性的缺陷当作组织效能唯一衡量尺度。理性，并非是公允公正的法律判官。
大屠杀并非是现代文明进行上一次偶然事件，它是人类文明发展中必然的产物我们不应简单将其归咎于迫害者的残暴或者反犹主义的普遍性，它是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碰撞，是现代社会文明高度理性与道德责任缺失后果的呈现。大屠杀是严肃的，我们应当警醒，来重新审视现代化以及其一系列配套体制给如今的我们带来了哪些危险，又带走了哪些美好。
【书单】2024.3.24-4.27
《男性统治》
《风险社会》
《再生产》
《继承人》
《性经验史》
性
《男性统治》《性经验史》《亲密关系变革》
性自古以来，都成为大家广泛讨论且具有争议的论题之一。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同民族国家、不同人类文明都对性有着不同程度的要求与态度，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性进行理解与思考。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性是沐浴在时代的阳光之下被人们所认可和承认的，与随着基督教对性传播的禁止与压抑不同，那时人们对性的要求仅仅是程度与频率上的问题，对性经验并没有否定和批判。适当的性是正常的、必需的、合理的、有益的以及被承认的，过度的性则相反，他会破坏身体的平衡，对人产生不利的影响。性与身体即与自我联系起来。在这一时期，性从开始的带有宗教、神学色彩的领域中逐渐变得理性，他与心理学、神经学、医学相关联，通过对食物的数量、种类，对环境的干湿、明暗，对季节的冷暖，对时间的早晚都有严格的讲究与要求。在这一时期，对于性的要求不是压抑与禁止的，它只是对性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与标准，性是可以置于社会的光亮处的。
1.维多利亚时代是否是一个性压抑的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被认为是性压抑最严重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性被贴上了封条，深深的隐藏起来，成为社会中的禁忌，任何与性产生暧昧的话语与行为都被禁止。与17世纪前的坦诚不同，人们不再能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的谈论性，“一切没有被纳入生育和繁衍活动的性活动都是毫无立足之地的，都是不能说出来的”，性退居到家庭的卧室之中。它只具有工具理性价值，其目的只与以繁衍人类的生育行为挂钩，除此之外快感的追求与享受被否定与驱逐。
许多学者从经济方面对其进行诠释——维多利亚时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对劳动力有大量需求，而性行为对劳动力有损耗，对资本主义发展秩序、纪律精神产生破坏，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阻碍，所以在这一时期，性压抑是十分严重的。
性压抑具有两方面的指向，一则人们在公众场合谈论性是羞耻的，这是个体的心理层面；二则公众场合关于性的讨论是被禁止的，这是社会层面。两个指向实质上都是对在语言现实中进行了控制，强迫人们保持缄默、闭口不谈，将与性暧昧不清的话语字符从言谈中剔除从而达到控制有关性语言的目的。而在这一语言被逐渐净化和大家的闭口缄默之中，性落入了语言的掌握之中，话语又在有关性的词语不断扑捉中充实壮大了自身。在这一双向的过程中，性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谈论方式更加活跃于新的话语体系之中，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发出了最有力的呐喊，性获得了新的自由。从话语体系来看，话语具有双重作用，既是压制性的、否定的、排斥性的，也是生产的、肯定的与激励性的。这是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的核心涵义。从这一角度来看，福柯认为在维多利亚时期，性并非被压抑，而是更加亢奋。一些反常行为通过性话语遭到压制而获得另一种存在性，获得了具体的身份，有关性的话语在不断地繁殖增多，人们模糊的强调性是“秘密”的同时，热衷于讨论性。
维多利亚时代的性被认为是罪恶的，所以它激励人们在基督教的忏悔仪式上要坦白的“讲”出来，而且要事无巨细的讲出来，要讲细节、讲过程，而犯罪者在反复坦白的过程中也在重复回忆当时的享乐与快感中，在无形之中加深了话语权力对性的控制，有关性的话语在性压抑的过程中反而被激活，获得了反面肯定。
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也谈论到了他对维多利亚时代性压抑的看法，与福柯不同，他否认福柯的看法。吉登斯认为福柯这一理论忽视的历史主体的作用。维多利亚时代是蒙昧主义笼罩的时代，绝大多数民众没有接受知识的洗礼与打磨，在他们的认知与生活中，关于性话语的讨论只在知识精英间扩散，话语并不能对他们在成权力支配与压制。此外，福柯的理论有点笼统，福柯无法将普遍的性与性别分开来。女性相较于男性在这一时期受压抑程度相当严重，遭受着社会与男性的双重冲击。性压抑主要是对女性的压抑，性快感是男性与生俱来的，而性与生育挂钩，两者并未分离，性给女性带来的只有恐惧与死亡，在这一方面不能简单的说性压抑。
2.男性统治？
社会的规则、秩序是由男性文化创造的，女性在性别的权力游戏永远是失败者。这不仅是由男女生理构造不同造成的，还被社会构造出的复杂机制维持、固化。那么我们常常呼吁提高女性的地位，高举性别平等的大旗，如何能够实现性别平等呢？（在现代社会中，性别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样态，如何让人们认同尊重同性、异性、其他性别的情感模式，做到所有性别平等）吉登斯与布迪厄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路径。
性别不平等是男女生理器官构造出的不平等，是自然的。在《性别统治》中，女性生殖器官被认为是下等的、阴暗的，是男性生殖器官的倒挂，在此基础上，女性自然处于男性的下面，是自然构造出的两性中的失败者。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在避孕技术还没被发明出来以前，女性遭受着社会与男性双重的性压抑，性快感是男性的特权，性给女性带来的则是恐惧与死亡。在社会的权力游戏中，女性处于权力的边缘，受男性的支配与统治。这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不平等。
强者总会想方设法地维护自身，获得其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防止两性游戏反胜为败成为弱者。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社会的秩序构造自然是用来维护男性的历史地位的，而且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布迪厄认为想要实现性别平等首先要理解为性别划分结构和相应观念原则的相对非历史化和永久化负责的历史机制是什么，这种历史机制就是由家庭、教会、国家学校承担的，并且还通过一些机制能够重新塑造与强化从自然与本质主义上抽取出的性关系重新纳入历史中，中止剥夺女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固化男性统治。无论哪种机制，其本质上就是对观念进行强化与固化，通过惯习、场域与资本固化权力，通过由其建立起来的政治团体对合法性进行维持，保证统治的永久化。布迪厄这一解释与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向我们描述的学校这一场域不谋而合，学校通过对教室、宿舍的布局，对课程的选择，对时间的把握与安排实现了对儿童性压抑的目的。那么，在男性统治如此稳固的社会中，如何提高女性的权力，又如何实现性别平等呢？布迪厄的想法是让妇女投入政治行动，参与社会运动，找到或者形成具有反抗性特征的组织，创造规定集体的组织和行动形式，特别要重视男性中利用的“象征暴力”这一有效工具。吉登斯认为想要实现性别平等，首先到达到性自主，通过避孕技术的发明，使得生育与性分离，从而使女性也有享受性快感的权力，从而获得自主性；此外，还需要两性交往达到一种纯粹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以浪漫之爱为基础上的，这种关系也是一种民主关系，个人生活政治的民主化会对社会生活政治产生颠覆，从而使得女性摆脱性压抑实现两性平等。
无论是吉登斯还是布迪厄，他们都没有简单的从社会表征潜层次上研究性别不等，为女性提出建议，他们都深入社会内部，找到两性不平等的症结所在，分析形成的机制，然后再对症下药。性压抑与控制也并非是由社会一方面造成，想要达到两性平等的目标需要破除多方面的阻碍，破除性压抑与控制并非是唾手可得轻而易举的，它是一件漫长而有穿透力的政治工作，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女性个体需要有平等意识，男性要做到尊重，社会要给予女性更多的机会与包容，个体、家庭、教育、社会、象征性的语言都是造成社会中两性不平等的根源，想要实现两性平等，自然也要想方设法从这些方面努力。
【书单】
《社会的构成》
《民族国家与暴力》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失控的世界》
《亲密关系的变革》
2024.2.21-3.21
1859年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21世纪，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与先前时代与众不同的时代，更称得上是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它是一个机遇与风险两极并存的时代，是一个多样性多元化的时代，更是一个变化发展迅猛激烈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新的社会体系，它不仅重塑着地球世界的新格局与新秩序，而且对我们个人生活领域也起到很大的形塑作用。时代的转变产生的新的社会特质被许多学者冠以不同术语，其中最常用的即为“现代性”。我们也是生活在现代性所带来的一切改变之中，那么如何理解我们的现代时代？吉登斯作为当代社会学家，其整体思想也主要围绕着现代性这一关键词来展开，对现代性进行深刻剖析，读他的书能帮助我们理解认识我们的时代。
一、吉登斯的现代性
1.何为现代性？
对于现代性的缘起学界有许多的争议，因为无法将其精确到具体的哪一天，所以准确标明现代性的起源年代是困难的，但大体上都将现代性看成是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以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新的世界变化。关于导致现代性出现的缘由即现代性发展的动力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存在以下两者观点。其一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将现代世界变革的主要动力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带来了一种与先前社会极为不同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具有扩张性质，表现出对物质世界的大规模控制并以前所未有的的方式同人类劳动结合起来，由此带来现代性的发展。其二是在圣西门的影响下的涂尔干将现代性的发展动力归结为工业主义的到来，蒸汽、机械大生产时代的到来促进生产方式的变革，产生了高效的生产活动形式，现代世界的急剧变迁产生于复杂的劳动分工，刺激工业对自然的开发满足人类的需要，促进现代性的发展。吉登斯也在其著作中提到了以上两者，也对上面两种观点进行分析，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资本主义追求的市场经济的扩张必然需求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进步（技术进步），带来工业主义的发展，而工业主义的进步必然为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提供不竭动力，工业主义与普遍的商品化所带的压力结合起来之后，为剧烈改变社会生活和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手段。在吉登斯看来两者的相互作用之下才能促进现代性的发展。
2.如何理解现代性？
理解现代性才能更好的把握现代性所带来机遇与挑战，那如何理解现代性呢？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与理性主义来对现代性的动力性质进行剖析，但是吉登斯不同于他们，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与之前社会不同的特质，理解现代性要从制度化上来理解。现代性在制度层面是多维的，每一个要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吉登斯所说得制度是在总体中时空延伸成都最大的那些实践活动。他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空的分离重组，导致社会体系的脱域；并且通过形象个人和团体行动的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和再定序。现代性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外延性与意向性两极的不断增长相互交联：其一就是时空分离重组造成的全球化带来的诸多影响，其二为现代性带来的个人生活的改变。想要理解现代性就要理解现代性的构成机制。这也是吉登斯所提出的结构化理论的主要核心内容。
3.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提出也回应了学界对于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争议，即到底是人的行为创造了社会，决定社会的发展还是社会制约限制了人的行为，从本质上说，这是“能动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的论战。吉登斯以上两者观点都存在重大的缺陷，所以他将这种二元论重新建构为“结构的二重性”，社会构成是结构理论的，是社会决定论与反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中间道路，这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结构化理论既考虑到人的能动作用与结构的要求又承认社会系统存在结构性特征，这两者主要的关键在于对时空关系的探究，都根基于紧密渗入时空中的社会实践。
什么是结构呢，吉登斯他将结构理解为持续不断的卷入到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的规则与资源，指的就是使社会系统中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舍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他们系统性的形式。结构化在不同社会中的恒定作用。结构具有二重性，与社会而言，社会的结构一方面对个体行动具有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又使得个体行动成为可能；于行动者而言，个体的行动既维持着行动又改变着行动。
结构化理论关注点在于社会结构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过程，人的生活形成于人们的实践，而实践的个人是有意识的，能够对自我的行动起制约作用，能够反思性的监管自我的行为。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对行动者的行动具有导向和规范的作用，行动者也根据自己的认知其采取适当的行动，去确认其行动涉及规则的合理性，行动者采取行动达到自己目标的同时也再生产出社会的结构。但是行动者的认知是有限的，所以行动者会遇到一些非预期性的后果，这些后果有反而会成为社会行动的条件。这就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二、马克思、韦伯与涂尔干的现代性
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为大家所感知和思考，马克思、韦伯于涂尔干也都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发展及产生的影响有所分析。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现代性，并对现代性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1.马克思——资本主义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产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标志的。资本主义起源于产品与劳动力的商品化，货币的使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的时空延伸能力，同时劳动力成为商品使得工人可摆脱传统的生产劳动空间，进入工厂工作，进入现代性的生产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在于获得剩余价值，现代性的发展动力源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的积累，他具有一种扩张性，跨越城市于国家扩展到整个世界，符合现代性所带来的全球性。马克思还认为资本主义带来的阶级矛盾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都是现代性问题的表现，资本主义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阶级斗争，而阶级都等也是现代性的一大表征。现代社会相较于传统社会，更加追求民主与平等，而阶级分化恰好正中下怀，也是资本主义斗争的主要焦点。
2.涂尔干——工业主义
涂尔干的思想主要受圣西门思想的影响，将现代性归结为工业主义的影响和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工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高度的社会分工，而现代社会本质上就是以工业主义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新型工业社会。工业主义的到来使得社会又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而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旧有的传统社会整合的纽带逐渐消散，新的社会纽带还未形成，造成社会成员缺乏道德信仰，失去行为约束，个人主义盛行于社会之中，破坏了社会团结。现代性的发展的关键也在于高度分工的基础上重建社会道德纽带，它是一个一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具有道德要素且呈现高度分工化的工业化的现代社会。
3.韦伯——理性主义
韦伯与马克思相同，将现代性认为是资本主义带来的转变，但是他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开剖析现代性，而是从资本主义精神的角度。韦伯将资本主义的起源归结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宗教改革中的新教伦理的天职观，这种观念产生出一种理性的精神态度，促进了选民日常经营活动的理性化和再生产活动的规范化。这种理性化就是现代性发展的表现。他认为随着这种理性化的扩张，社会将会被高度理性、冰冷的官僚体制所掌控，整个社会将生活在官僚制的理性牢笼之中。
4.吉登斯——制度维度
在吉登斯看来，古典三大家的现代性理论都存在化约论的倾向，都把复杂的现代化社会化约为单系的向度，把社会变迁的动力归结为单一的动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古典社会学三大家的思想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他们的思想是为当时社会具体时空情境的分析。吉登斯个人的思想亦是如此，在现代性飞速发展的社会中，他将现代性从四个制度维度来理解：1.资本主义2.工业主义3.军事力量4.监控
1.资本主义
吉登斯继承了马克思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企业存在激烈的竞争与与大规模的扩张性，对持续的技术创新存在需求，经济关系对国家其他领域存在支配作用，国家的发展受制于资本的积累，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不是将资本主义看作是现代性发展的唯一动力。经济因素与其他四者相互促进的，甚至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的扩张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和商品带来的经济规模是现代性得以发展的基础。
2.工业主义
吉登斯认为不能将工业主义仅仅看作资本竞争的附属物，他也是塑造现代世界的独立力量，是人类拥有改造征服自然的能力。但是工业主义的发展并不全是与涂尔干所说的带来好的一面，工业主义在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先前社会所没有的灾难，一则是造成了环境的破坏与生态的灾难，一则是工业主义与军事力量相结合，生产出毁灭性的核武器，其破坏力无法估量。
3.监控
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中，监控对民族国家与多元政治发挥着重大作用，监控是权力的媒介，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但又不限于政治领域监控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它主要存在两种监控力量：1：书写文字记录2：监控。书写强化了时空的延伸，使社会关系达致口承文化所无法实现的更为广大的时空延伸。监控是为了行政目表而对信息进行核对和整理，与直接作为监管的监控密切相连，行政力量通过对信息编整，操纵它得以产生的情景，从而取决于对人类行为所事实的协调与管理。反思性监控的出现，使国家行政权力越来越集中，加强了中央对国家的管理，这极大的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4.军事力量
吉登斯认为，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都没有注意到军事力量在形塑现代性社会方面存在的巨大影响，军事力量这一制度维度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现代社会中军事力量与工业主义的结合，形成了当代社会的“军事工业主义”，使我们进入了核武器时代，极大的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性质，也带来了极大的毁灭性后果。
三、现代性所带来的改变
读过吉登斯的大多书目后，我们可以发现他关于现代性著作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集中于宏观的民族国家社会方面，另一方集中于微观个人生活领域。现代性的出现带来了全球性，同时也冲击了传统的风俗习惯，完全改变了日常生活中最个人层面。吉登斯主要将其概括为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两者也与其结构化理论的内容相关。下面我将从结构化理论来看待吉登斯的现代化产生的影响。
1.解放政治
首先，在解放政治方面。吉登斯主要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类型概念出发来探讨了现代性，所以理解现代化在国家政治方面所带来的影响，最直接的就从国家形态的变化——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来理解。它是通过将境内的民众从他们传统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重新给予他们一种新的认同与身份，再把所有的国民纳入反思性的监控体制之中。
现代化所带来的最突出的影响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一先前社会截然不同的现代社会，其主要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吉登斯将现代社会看成民族国家。在传统国家中，阶级分化十分明显，表现为城乡之别与贵族与平民。上层阶级住在城市，权力机构也集中在城市，国家的行政控制也被局限于城市之内，对于乡村的联系较为松散，国家只有边陲而无国界，更没有对军事力量的垄断权力。而19实际出现的民族国家有界限清晰的国界，随着文字记录、监控等反思性监控体系的发展，民族国家的行政权力越来越大，不仅局限于城市地区。除此之外，现代社会更加关心群里与资源的差异性分配，服务于争议平等与参与的伦理所具有的论断。这些转变的推动力在于生产关系的变迁、行政力量的增强、公民观以及全球化的发展。
2.生活政治
现代性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现代性的社会涌入了大量的信息与选择，人们对个人生活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可以自由的选择个人的生活方式。吉登斯认为，个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作为反抗剥削与压迫的一种手段。在《亲密关系的变革》吉登斯认为，妇女遭受到严重的双重性压抑，一边来自社会对性的普遍压抑，另一边是男性对女性的性征服与控制。而现代性的到来冲击以前受到压抑的性关系，将性与生育相分离，女性获得一种自治，更加考虑到性别和爱欲，更加渴求平等与尊重。性的解放与平等使个人生活大规模的民主化成为可能，与全球政治秩序中的民主可能性之间形成对称。
现代性通过民族国家以及全球化的力量，对时空进行了抽离重组，促使人从特定的情形中脱离出来，进入一个新的交往方式之中。而时空抽离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的危机。现代性的批判理性也会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出现了怀疑意识。同时，知识越来也专门化，多元权威并存，人们会困惑与自我的选择，风险意识会成为人生的体验。在此情况下，个体对自我的生活更加详细的计划与选择，并且追求更加纯粹的亲密关系，来抵御这些风险。个体有意识的对自我生活把握，但外在于个体的现代性创造了力量延伸的空间，现代性制度具有高度的外延性，个体对生命的规划越自觉，现代性的控制力就越强大。
四、全球化
“我们从来不能成为我们自己历史的主人，但是我们必须找到驯服这个失控世界的方法”，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中》这样说。想要驯服这个失控的世界，了解全球化是必需的。全球化是现代性最突出的特征，体现着现代性的强大的外延性，脱离的了传统社会时空的局限，使得不在同一场域与情境中的人与物相连成为可能。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使世界上的所有人、所有国家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生活“在其中”，整个世界体系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趋势。
全球化它不仅产生了向上的拉力，促进整个世界高度整合和发展，各地区协作更加便捷，也产生了向下的推力，制造先前社会从未有过的风险。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所带来的全球化所带来最大的风险在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军事力量与工业力量结合所产生的毁灭性的现代化战争武器——核武器。现代性的发展具有不可估算性，谁也无法预知昨天科技的进步将会哥今天或者明天带来什么样的以及何种程度上的后果，而这种后果将波及世界任何角落里的生命、存在物，世界是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书单】
《货币哲学》
《生命直观 形而上学四论》
《社会学 社会化形式研究》
2023.11.26-2023.12.27
齐美尔说：生活只成就这无数可能性中极小的一部分
<货币哲学>
提到货币,大家肯定最先将其定义于经济范畴中,如韦伯般从经济制度来对货币于金钱进行分析,或如马克思般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对其批判,然齐美尔另辟蹊径,并非从货币的社会经济机制来分析,而是从货币制度化的现代发展对文化及人的内在生活这一角度.这也是他的货币文化-现代性理论的要旨.
齐美尔先从社会生活入手来分析货币的本质.货币产生于主体的需求之中,主体需求的满足赋予对象以价值.这种价值是主观性的,在经济范畴中,交换能够使人的主观价值客观化,因为它通过把一个对象与另一个对象交换,使不同主体的需求得到普遍性的满足,超越了单个的个体实现客观化.货币就产生交换关系中,作为交换关系自主的表现形式,并且被需要的对象化为经济对象,建立了需求对象的可替代性,成为一般存在形式的物质化表现.货币可以来衡量对象的价值,那么货币自身是否存在价值呢?齐美尔认为货币具有实物与功能双重性,在现代生活中两种性质具有的分野越来越大,其实物属性逐渐被消解,功能化倾向越来也明显.货币越来也成为价值的缔造者与符号表征,它不拥有功能而是功能本身.就像我们生活中的支付宝\微信,他们呈现出我们财富具体的数字,但是我们却不能十分实在的感受到它们,只体现一种客观的符号表征.
货币交换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变得逐渐深入与广泛.货币不仅通过交换实现对物质世界的统治,而且通过交换实现对个体精神世界的主宰权.在物质世界中,所有事物都与货币产生联系,成为物质世界的中心散发引力吸引万事万物.通过货币将相距甚远\形态各异\甚至相互对立的事物连接在一起,将物质置于同一界限上,赋予他们一定的量,在物质世界中,他们只有数字上的差别没有质上的差别.事物也变得毫无风格与色彩.货币也使人与商品间的兴趣逐渐瓦解,扩大了事物与主体间的内心的距离,那些精神上遥远的东西当身体上接触到时,其实内心仍无法接近.
同样的,货币的这种中立性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疏远与冷漠,抹灭了人的内在与外在价值.人的情感一旦寄托于金钱之上,生命的感觉就会随之弥散,人变得只对钱有感觉,追求金钱就成为人生唯一的价值,金钱作为一种手段跃居于目的之上.其次,金钱贬低了人的价值,将个人最宝贵的\最隐私的东西来进行买卖与交换.货币个人的价值提供了一种数量上的概念,把人的价值化约为一种金钱表现形式,那些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和交换的在金钱的作用下变得一文不值,倾向于充当等同那些非同寻常的对象的一种符合要求的等价物.如书中讲的偿命金\卖淫行为\买卖婚姻等社会发展中的现象,人的价值在金钱世界中被否决与抹杀了.
货币哲学还探讨了金钱对现代生活风格影响,如时尚\性别分工\嫁妆\自由\脑力劳动,这些碎片化的描述都与金钱的制度化发展与演变息息相关.齐美尔在书中说现代生活与个人文化水平并不是齐驱并进的,个体文化水平存在滞后性,现代生活物质文化的提高,个体文化水平的进步却很缓慢,物质文化财富日益增长,个体生活只能通过日益疏离这种文化\以缓慢的步伐才能感受自身,并且现代文化对个体机制还有压制作用.货币使现代生活与事物之间的距离增大又变小,造成了人与人的疏远,社交特征呈现客观化的倾向,而这种客观化,正是现代都市所需要的,他对我们文化生活中的过分拥堵与摩擦是一种保护与协调.货币还使得原始性的生活周期节奏夷平化,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不讲究节奏.这些生活风格取决于主客观文化的关系,这又与货币交易密切相关.金钱交易体现着客观精神对主观精神的优势及主观精神的保留,独立自主的发展与提高.货币具有双向的作用,促成客观文化与主观精神两种可能:1.使得万事万物变得一是一样和外在化2.货币在自己的地盘独自发展,残留的精神自我会更加强大.一方面会使事物均等化\平均化,另一方面会使更加个人化\独特化.
读了<货币哲学>后,感受到货币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而逐渐产生一种异化的怪像.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货币确实造成了上述的那些消极的现象,但现代人似乎并持有非像齐美尔所说的那么极端的金钱观.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与之相反的悖论,假使过于追逐金钱就被称为”拜金主义”,很明显这是极具贬义的;人们普遍接受手工商品就是比那些生产流水线制造出来的产品更具价值,因为它蕴含个人价值更大;人们深知钱是越多越好,但现代社会的年轻人会为了拥有更多的假期而放弃高薪的工作,追求个体更多的自由与闲暇...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去看待货币呢,首先它是一个客观存在,与有机体一样从生命产生的那一刻开始发展壮大.它极具生命力与破坏力,霸道的将社会变为他想变成样子,但是这种改变仅靠自己是无法完成的,他与周遭的要素产生化学反应,不断反应\碰撞\刺激,最后经过调适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
人的价值与追求逐渐弥散消失,被冰冷空洞的符号与数字所代替,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的具体生命体验又算作什么呢?个体内在的情感与终极价值又是什么.
在<生命直观>一书中,个体内在情感是奇特范畴的根本动力(生命的超验与形成)(个体碎片化的范畴)(生命内在价值回归生命)
此存在即彼存在,无数彼与此的对立就形成了各种范畴,个体的生命活动就分散在各个活动范畴中,被各种范畴的目标\规则限制,成为片面的个体.生命的统一可以合理安排各种不同范畴的生命流动.
死亡之所以让生命沉沦,似乎是为例让生命内容的永恒性释放出来,无论生死,把握主体的现实具体的体验就是个体坚持内在价值至上原则,坚持个体原则.
【书单】《资本论》2023.10.23-2023.11.25
资本主义经济下的个人权力与自我的疏离
这个月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本书虽然厚度惊人，但是其内容的思路却十分清晰明了。简单概括《资本论》的内容，可以将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马克思主要向我们介绍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以及其是如何转化为资本的，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资本的流通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过程，第三部分则是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及利润率，资本家、工人与土地所有者对利润和收入的分割。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头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财富的元素形式”。所以他从商品出发，探讨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及其影响。读过这本书后，对书中产生了一个思考，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下，个人权力与自我两者之间并没有相互支持，反而两者之间出现了悖论。
一般来说，权力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影响力，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压迫性、强制性的意味，呈现出强弱大小某种量上的差异，也是两者在力量上的对峙。在社会权力中，一方的权力如果较之另一方强大，那前者对后者就会通过或明或暗的手段进行支配甚至剥削。在《资本论》中我们就会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就有支配权，通过各种非正当性手段对雇佣工人进行剥削与压迫以赚取剩余价值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甚至具有压倒性的力量，雇佣工人毫无反抗与的斗争的机会，或者是说，雇佣工人的反抗显得微不足道。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资产阶级处于权力大厦倾向与庇护的一端，而无产阶级则处于权力的另一端，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一个特征，社会资本与生产资料都掌控在资本家手里，而工人手里握有劳动力，但工人生命维持的需要，工人与工人、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竞争将劳动力变得越来越低廉，资本就占据生产的主导地位，我们也会发现，无论是封建奴隶制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拥有资本就意味着拥有权力，此刻，权力就成为他们压榨与剥削弱者的工具。
个人的权力是指个人有一定的空间支配自己的时间与意愿，个人所拥有的权力越大，用来自我支配与自我发展的时间就越多。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我们从马克思的描述中看到工人面临着资本家毫无底线的剥削，他们被安排在狭小且作业环境脏乱差的空间劳动，每天都处于过度劳动的状态中，所得的工资却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系，他们没有时间与金钱去实现个人的权力。肮脏与嘈杂的工厂、超负荷的劳动时间与强度、简单重复的流水线般的劳动，工人们在身体与精神上都遭受疾病的困扰，工人越来越精神堕落、体力衰退，变得无知、麻木与粗野，逐渐失去了人性。工人在这一情境下，陷入了生存困境，在人身上只存在着生物的本能，他们失去自我思考的空间，永远不会有自我实现的可能，资本主义经济下的工人个人权力与自我发是展无法实现的，两者出现分裂与疏离。
如果说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处于权力的被支配方无法实现个人权力与自我发展是一件能够理解的事情，那为何资本家也会面临两者疏离的困境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利益为导向的，资本家一味的追求剩余价值，追逐利润，追逐毫无意义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对他们而言只有赚钱是重要的，赚越来越多的钱是他们人生的最终目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追求，眼里充斥着对金钱欲望，个体的内在精神是空虚的，他们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只享受短暂的、片面的快乐，从来不思考关于个体的人生价值。
作为人，不仅有生存的需要，而且存在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人的价值都被物的价值所替代，人都被物化了，他们拥有权力，却与内在的自我愈走愈远。
关于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资本家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剩余价值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对资本家来说这是他财富的主要源泉，而剩余价值只能从劳动中产生，既然资本家出资购买的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具有对劳动力的所有权，那么资本家就会想方设法让工人在相应的时间内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商品。工人劳动的过程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就是为了赚取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这导致资本家对劳动力毫无底线的剥削，对工人毫无底线的压榨。马克思在书中揭露资本家为提高剩余劳动时间对工人进行的非正当的手段。其一，通过延长工作日的方面来延长剩余劳动的时间，通过日夜班的换班制度来昼夜不停的进行工作以及通过雇佣女工和童工来压榨廉价劳动力，马克思称这些以延长工作时间为目的的为绝对剩余价值。其二，当工作日超负荷遭到法律的限制时，资本家又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或者提高劳动的强度来提高剩余价值率，此即为相对价值。其三，资本家为提高生产效率，雇佣工人相互协作与分工，促使机器的产生，机器也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以上是资本家是如何贪婪的占有剩余价值，在本书的第三卷中马克思向我们揭示了资本家、工人以及土地所有者三者是如何对剩余价值进行分配的，剩余价值带来的利益只有一部分落入资本家的口袋中，还有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分配给工人，其余的则以地租的形式分配给土地所有者，这打破剩余价值全部被资本家占有的假象，原来充当剥削阶级的资本家也会被土地所有者剥削，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第二，关于工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体现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是资本家为了再生产玩弄的文字游戏。从表面上看来工资是工人所付出的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是工人应得的一定货币量，它存在着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两种形式。但实际上工资仅体现工人付出劳动的一小部分，工人为资本家付出的大量无酬劳动却不包括于其中。工人所得的工资是工人阶级生存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具有二重性——用来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工人的个人消费在一定的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要素，还是用来为资产阶级生产服务的。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的维持与再生产始终是再生产的条件，不仅从工人那里取得东西，而且从他给工人的东西中获益”，这诠释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智慧，说它是一种智慧，是因为它披上了公平公正的面纱来掩盖丑陋的无耻的面目。资本家给付工资也是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表现之一，资本家将剩余价值当作资本来使用即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用于简单再生产或者扩大再生产。
第三，关于就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就业是一个很“老大难”的问题，资本主义采取机器生产，机器的生产解放了人力，带来了大工业的生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进步。机器的应用对大资本家有百利而无一害，提高了生产力，节约了更多的可变资本，但也带来了工人与机器的斗争，激化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机器的到来一方面侵占工人的劳动机会，使大量的工人失业流于市场，从而工人间的竞争力变大，工人的工资更低，他们变得越来越贫困甚至饿死；另一方面，机器生产逐渐侵蚀了人的身体与精神、破坏了家庭关系，工人精神堕落、体力衰退，变得无知、麻木与粗野。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会产生许多新的部门，创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会吸收一些过剩的劳动力，同时有些产业部门由于本性的原因不会将手工劳动转化为机器劳动，会保存一些劳动力，机器大生产也会带来一种移民现象，工业国家劳动力的饱和使得多余劳动力无法向内生存，只能向外部扩展，但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向外寻找生存之道也并不是一种很理智的选择，那些新的生产部门也会走上其他生产部门所走过的路，所以工资的降低将变为一种普遍现象。
第四，最后，关于竞争。纵观马克思的资本论，竞争对社会劳动生产率、对商品的价格、对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对资本间的斗争都产生影响，马克思认为竞争关系充分展现出了资本家阶级的情谊与斗争。资产阶级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阶级，他们的精致的利己却能造成两方面的影响。其一，利己会让他们相互攀比，相互竞争，都想生产出比其他生产者更好更便宜的产品来市场上进行竞争，从而促进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其二，这也是他们的共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的利润是按照资本家的资本比例进行分配的，整个资产阶级会团结起来对剩余价值进行分赃，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情谊，每个资本家的利益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资本家阶级愿意共同收益，却不愿共担损失。
【书单】2023.08.24-09.1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
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布迪厄《国家精英》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
经济资本及其再生产的合法化
这个月读的书目比较跳跃，横跨了马克思、齐美尔、布迪厄以及哈贝马斯四位社会学家，且所选书目的内容更加没有直接关联，但在读过他们之后，分别对之有所感，所以还是尝试尽我所理解的将他们的内在联系找出来。
分别看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揭示了工资、资本以及地租的生产过程及本质，将三者的外衣扒开且毫无保留地进行审视。马克思认为三者体现着资产阶级与工人的斗争，而其都是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工资、资本、地租，这些看似普通简单与正常的定义，甚至还给人一种正义的错觉，实则都不过是资产阶级为隐藏其丑陋邪恶面目所戴的面具。齐美尔的《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读下来让我有种失落的感觉。金钱货币在最初的历史生活中只是充当着等价物的角色，是在物物交换的社会中为解决经济发展产生的交易困境而产生的产物，它应当是人类智慧的象征，那为何现代生活的发展的过程中金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人人追逐的目标，甚至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这司空见惯、必不可少的金钱货币，我们经常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理解凝视它对现代生活、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作用，而齐美尔从一种细腻的、文化哲学的视角来平缓向我们讲述他眼中的金钱对个人与社会带来的改变。布迪厄的《国家精英》透过对法国教育体制的分析研究向我们揭示了社会统治阶级将其资本权力再生产的合法化过程。那些有着雄厚的社会、文化、经济资本与象征暴力的贵族、大资产阶级以及高级政府官员，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的上层，资本与权力是其金字塔地位的保证，如何将社会地位世代传承下去并且合法的传承下去，他们就借助教育这一巧妙的构造来操作，从而使社会各阶层达成共识——认同他们共同的社会规则——“知识改变地位”，以此来隐藏资本与权力再生产的过程，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关于合法化，在《合法化危机》中，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蕴含着一系列的危机，而合法化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急迫需要面对解决的。在每种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其特有的危机形式，社会是否能够稳定的存在最终就是看在各社会形态转换过程中能否继续保持社会认同与共识基础。如果社会系统改变的过程中，个人对社会的政治制度丧失了信任，认同感与共识基础崩溃，合法化危机就会产生。
从对以上四本书大概主旨的总结，可以经济为主线对其在生产与合法化的过程进行解释说明，并且可以对“合法化”进行内容上的延伸扩展。那么，经济资本是如何再生产与合法化的呢？
经济资本就是金钱。金钱被转化为各种形式，被赋予了各种代名词，如“工资”“津贴”“报酬”“补贴”，这些符号标签都不过是金钱的又称。金钱也可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如“劳有所得”“买与卖的交易”“合法化继承”“租金收入”。随着社会价值观的演变，金钱从刚开始充当一般等价物用于解决交易问题到逐渐成为衡量万事万物的价值尺度，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与含义，其地位也发生了改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主要就对金钱的工资又称与资本的获得途径进行揭露。所谓的工资不过是为了掩饰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的合法化方式，工人为资本家工作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远不止工资所体现的金钱数目，它只是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的最低资本，工资的存在也是资本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因为资本家需要工人阶级得以再生产以维持一定数量的工人为其提供劳动。在这本书中，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马克思关于地租的表述。在我的理解中，地租就是土地拥有者将土地租给需求者以获得经济收入，是一种公平合理的资源利用过程。然而这种想法真的肤浅又幼稚，简单的地租背后还隐藏着土地所有者与租地农场主、以及工人之间利益纠葛，土地所有者会像租地农场主压榨工人汲取利益一样压榨租地农场主，马克思最终将之归结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
关于货币金钱，马克思认为货币的普遍性在于它被当成万能的，它能将个人与人的生活、社会、自然界联结起来，充当社会的粘合剂，还能够将纯粹观念性的东西转变为现实，同时它还具有颠倒性的力量，“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将一切事物都混淆、替换了”。齐美尔对货币金钱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一致，但是他与马克思对货币研究的经济视角不同，将货币当成一种文化现象来解读。金钱以一种客观、中立、平等的态度对待万事万物，赋予他们相应的价格——将其量化，而量化的后果就是将那些遥不可及或者毫无关联的事物像联结，高贵与低贱共存，一切都被平均化、夷平化。除此之外，齐美尔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金钱取代了人们曾经追求的美好事物，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目标，甚至成为人们盲目的信仰。一切都以追求金钱为目的使人的生活失去了其内在生命的个体精神价值，个人的灵魂充斥着空虚与无聊，金钱作为人们追求美好事物的手段最终称为人们追求的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齐美尔将这一现象称为“手段与目标的倒置”。在《货币、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一书中，齐美尔不单单探讨金钱本身，还探讨金钱与现代生活风格、性别关系、时尚之间的内在联系。齐美尔大胆揭露卖淫的深层本质——只不过是金钱交易、各取所需的结果，但卖淫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金钱的量化，将一切都变得可以权钱交易。
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对劳动及其产品支配的权力”，那么经济资本就是对金钱支配的权力。经济资本的多少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有关，同时也是一定权力的象征。大资本家在对资本进行管理时不仅要保证资本能够持续再生，还要想方设法保证资本得以合法继承，为自己的后代谋求社会地位与权力。在《国家精英》中，那些贵族或者大资本家就通过名牌大学所赋予的学业称号来对资本继承进行合法化的。每位学生身上带有其父母、家庭所具有的阶级习性，这些习性表露出他们所处的社会资本及其象征性的权力，会考这一看似公平中立的考试制度通过他们所表露的阶级习性对他们进行分类，具有相似资本与社会地位的人们相互簇拥在一起，通过进入名牌大学必备的会考与那些处在社会位置不同的人划出鲜明的界限，制造出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以此来维护自己的阶级地位，他们还制造出名牌大学与对他们有利的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具有他们阶级习性的知识分子，将社会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大资本家通过教育机构与学业体制来使其合法化，以维护自己世代的社会地位，这是对经济资本再生产合法化转化过程。谈到合法化，就想起所读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这本书，在书中，哈贝马斯主要探讨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是以市场为取向的，存在着竞争与垄断，需要社会各系统介入其生产的过程，最主要的就是行政系统的介入调整。而国家的行政系统干预过程会对个人与企业的自由造成破坏，这会导致人民对国家政府信任崩塌，如果社会文化无法促使社会达成共识进而进行统合，就会导致人民不信任政府，合法化危机就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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