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人类社会命运的新进路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
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本书的书名是这些近似因素的简略表达，这些因素也使现代欧洲人能够去征服其他大陆的民族。在有人开始制造枪炮和钢铁以前很久，这些因素中的其他因素便以导致某些非欧洲民族的扩张。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这种优势总是在欧洲一边，而不是在新大陆一边，为什么不是印加人发明枪炮和钢刀？这些问题是关于终极因果关系的探讨，也是本书的主题
——贾雷德.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是著名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教授的一部科普性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逻辑清晰的研究性著作，该书已经问世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于1998年获得了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书奖。该书是理解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进展，它记录了现代世界及其诸多不平等所形成的原因，在解释人类文明社会以前的史前史方面也有重大贡献和惊人发现。下面笔者对该书做一评介。
我们知道，对于世界上的不同地区的各个民族来说，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很不相同的。这些差异构成了世界史的最基本的事实，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始终是不确定的和有争议的（1页） 。作者开篇即如是说。关于现代世界的差异问题可以再次系统的阐述如下：为什么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某种别的方式呢？例如，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杀害、征服或消灭欧洲人和亚洲人呢？（4页）有一种解释列举了使欧洲人能够屠杀或征服其他民族的直接因素——尤其是欧洲的枪炮、传染病、钢铁工具和工业制成品。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显而易见，这些因素都是造成欧洲人征服的直接原因，然而，这种假设是不全面的，因为它只提供了确定直接原因的一种近似的（初级阶段的）解释。作者最想追问的终极原因是：为什么最后带来枪炮、凶恶的病菌和钢铁的竟是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印第安人？（13-14页）
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也是这本书的主题。作者试图找出一个历史发展和演化的最广泛的模式，作者认为，汤因比虽然对人类社会的不同的区域比较研究有重大的贡献，但是也没有认真讨论他所认为的最广泛的历史模式的问题。在汤因比的尝试后，全世界对历史因果关系的综合研究已经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冷遇，被认为提出了一个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14页）所以，我们目前缺乏这种终极解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知识缺口，因为最广泛的历史模式仍然是这样原因不明。（15页）作者强调，在解释世界的不同区域和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平衡方面，在对历史的广泛模式有了某种令人信服的、详尽的、得到一致同意的解释以前，大多数人将继续认为，种族主义的生物学解释终究是正确的。对他来说，这似乎就是写这本书的最强有力的论点。
所以这种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科学解释和知识积累上的，也是有很强的实践性的，这正如作者所说的：虽然这本书归根到底是要讨论历史和史前史的问题，但其主题不光是具有学术性，而且在实践上和政治上也是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这些冲突产生了回响，而这些回响在经过许多世纪以后仍然没有消失，并且在今天世界上的某些最混乱的地区仍活跃地在继续。（5页）
作者坚信，的确存在着适用于历史的广泛模式，而寻找对这些模式的解释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24页）。而为了去认识这一历史的广泛模式，所以作者虽然研究和表述的是历史，但所用的方法则是科学的——尤其是诸如演化生物学和地质学之类的历史科学的方法。同时，为了避免引起误解，作者一开始就声明: 我对人类社会的各种地理差异进行调查研究的动机，不是为了赞美一种类型的社会和贬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而完全是为了了解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7页）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本书的内容，那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该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由3章组成。第一章提供了一次关于人类进化和历史的旋风式的旅行，从大约700万年前我们刚从类人猿分化出来时开始，一直延续到大约13000年前上一次冰期结束为止。我们将追踪人类的祖先从我们在非洲的发祥地散布到其他大陆，以便弄清楚在那些常常用“文明的兴起”一语来加以概括的事件开始前世界是什么情形。结果表明，某些大陆上的人类发展经过一段时间后取得了对其他大陆上的人类发展的领先优势。第二章简要的考察了岛屿环境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对历史的影响，从而使我们探究过去的13000年中大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做好准备。作者通过考察发现，关于现存人类社会的与环境有关的差异性问题，波利里西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第三章通过同时代的目击者的描述，再讲一讲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诸如的遭遇，从而向我们介绍来自不同大陆的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作者本章中叙述皮萨罗成功的在印第安社会中横扫的时候指出，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本书的书名是这些近似因素的简略表达，这些因素也使现代欧洲人能够去征服其他大陆的民族。在有人开始制造枪炮和钢铁以前很久，这些因素中的其他因素便以导致某些非欧洲民族的扩张。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这种优势总是在欧洲一边，而不是在新大陆一边，为什么不是印加人发明枪炮和钢刀？这些问题是关于终极因果关系的探讨，也是本书的主题。（60-61页）
作者在接下来的两大部分中就主要围绕追求终极原因和终极因果关系而展开。
第二部分题为“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从第四章到第十章。这一部分专门讨论作者认为的粮食这一最重要的一组终极原因。第四章概述了粮食生产是如何最终产生了使皮萨罗取得胜利的直接因素，但是粮食生产的出现情况在全世界是不同的。作者指出，我们将会看到，从间接的意义说，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在不同大陆的族群是否或何时变成农民和牧人方面的地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们以后截然不同的命运（68页）。作者用下图表示了行程最广泛的历史模式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互相作用。而这些因素中的一个重要的终极因素就是粮食的生产。
这在作者在后文论述两个半球的碰撞（十八章）中进一步进行了强调和论述。作者认为，导致非洲和欧洲碰撞的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很清楚的，正如他们与印第安人遭遇时的情况一样，进入美洲的欧洲人拥有三重优势：枪炮和其他技术，普及的文化以及为维持和征服的花费巨大的计划所必不可少的政治组织。我们也已经讨论过，从历史上看，所有这三者都来自粮食生产的发展。（450-451页）。在粮食生产上具有领先优势的那些地区里的族群，因而在通往枪炮、病菌和钢铁的道路上也取得了领先的优势（88页）。粮食生产方面的这些差异，构成了欧亚大陆社会对印第安社会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的终极原因，在由此而产生的实现征服的近似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病菌、技术、政治组织和文化方面的差异（401页）。因此，第三章概述了欧洲征服美洲印第安人的直接因素，第四章则概述了这些因素从粮食生产这个终极原因发展而来。
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世界上某些地区的民族靠自己来发展粮食生产，另一些族群在史前期从这些独立的粮食生产中心学会了粮食生产，还有一些族群在史前期既不发展粮食生产也不从别处学会粮食生产，而是直到仍然过着狩猎采集圣火。第六章研究了只是在某些地区促使是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向粮食生产转变的诸多因素。接着，第七、八、九章说明在史前时代农作物和牲畜是如何从原来的野生植物和动物驯化而来的，而做这种驯化工作的早期农民和牧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可以用做驯化的当地一批批动植物的地理上的差异，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只有几个地区成为粮食生产中心，为什么粮食生产在某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出现的早。从原来的这几个中心，粮食生产向某些地区的传播比向另一些地区的传播要迅速的的多。造成粮食生产传播速度差异的一个重大因素原来竟是大陆的轴线方向：欧亚大陆主要是东西向的，而美洲和非洲大陆则主要是南北向的。
第三部分（从粮食生产到枪炮、病菌与钢铁，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继续论述由粮食生产这一终极原因而引发出的一些直接原因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粮食生产本身并不是直接的原因，而是一个终极的原因，在这部分中作者考察了这个终极原因是如何导致病菌、文化修养、技术和集中统一的征服这些直接原因的。
这从密集人口所特有的病菌的演化开始，对从终极原因到近似原因的联系进行了考察（第十一章）。作者发现，欧亚大陆的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和其他非欧亚大陆民族，比欧亚大陆的枪炮或钢铁武器所杀死的要多得多。相反，在新大陆，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危险的病菌在等待着未来的欧洲征服者。另一条因果链是从粮食生产到文字，文字可能是过去几千年中最重要的一项发明（第十二章）。在人类历史上，文字只经过少数几次进化，而发明文字的地区又是各自区域中粮食生产出现的最早的地方。所有其他有文字的社会也都经历了同样的进化，或是由于文字的传播，或者是由于文化的传播，而这种文化又是来自最初的少数几个中心之一。因此，作者指出，对于研究世界史的人来说，文字这一现象对研究另一组重要的因果关系尤其有用，即地理对思想和发明传播的方便程度所具有的影响。适用于文字的情况也适用于技术（第十三章）。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技术创新是不是完全依赖于少数发明家——天才，依赖于许多具有特质的文化因素，以致不能去了解技术的世界模式。事实上，我们看到，奇怪的是，大量的这类文化因素促使了解技术的世界模式变得更加容易了，而不是变的更困难了。粮食生产使农民能够生产出多余的粮食，从而使农业社会得以养活专职的从事手工艺的专门人才，因为这些人的工作不是种植他们自己吃的粮食，二是发展技术。作者发现，各大陆之间在面积、人口、技术传播的难易程度和粮食生产的开始时间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对技术的出现产生了种种影响，但所有这些影响都被夸大了，因为技术可以催化自身。欧亚大陆在开始时的巨大优势因此变成了自1492年起的巨大领先优势——其原因是欧亚大陆独特的地理条件，而不是那里的人特别聪明。（286页）除了养活抄写员和发明家以外，粮食生产还使农民能够养活政治家（第十四章）。随着稠密的、定居的、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口的出现，酋长、国王和官员也出现了。这种行政体系不但对管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领地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维持常备军、派遣探险舰队和组织征服战争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部分（《在五章中环游世界》，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把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讲的内容应用于每个大陆和一些重要的岛屿。第十五章研究了澳大利亚的历史，以及原来和澳大利亚相连，属于同一个大陆的新几内亚这个大岛的历史。澳大利亚是近代技术最简单的人类社会的所在地，也是其自身没有发展粮食生产的唯一大陆。澳大利亚的情况是对关于人类社会的洲际差异理论的一次决定性的检验。第十六章和十七章把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发展结合成整个地区的一幅图画，这个地区包括东亚大陆和太平洋诸岛。作者发现，中国粮食生产的出现，引起了史前期的人口或文化特征的几次大迁移，或两者的同时迁移。其中有一次迁移发生在中国本土，造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中国这个政治和文化现象。另一次迁移在几乎整个热带东南亚地区导致了最后来自中国南部的中国农民取代了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本地人。对研究世界史的人来说，东亚和太平洋各民族之间发生的所有这些冲突具有双重的重要性：这些冲突形成了现代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生存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经济权力正日益集中，这些冲突还为了解世界其他地方一些民族的历史提供了特别清晰的模式。
第十八章又回到第三章里提出的问题，即欧洲民族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总结一下新大陆和欧亚大陆西部地区过去13000年的历史，可以弄清楚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只不过是两条漫长的通常互不相干的历史轨迹的顶点。这两条轨迹的差异表现在这两个大陆在可驯化的种植物、病菌、定居年代、大陆轴线走向以及生态障碍方面的差异。作者进一步指出：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并不像某些白人种族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与欧洲民族和非洲民族本身之间的差异有关。恰恰相反，这是由于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偶然因素所致——特别是由于两个大陆之间的面积，不同的轴线方向和不同的动植物品种所致。就是说，二者的不同历史发展轨迹归根到底来自他们之间的“不动产”的差异。（454页）。这就回应了作者在开篇中所指出来的：对这种种族主义的解释的反对意见，不仅仅好似因为这种解释令人生厌，而且也因为他们是错误的。（9页）
最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历史（第十九章）与新大陆的历史不但存在着悬殊的差异，而且也具有显著的相似之处。造成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冲突的那些因素，同样造成了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结果，欧洲人的征服并没有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建立大片的或长期的殖民地，只有非洲的南端是例外。具有更之久意义的是非洲内部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即班图人的扩张，这都是由许多同样的原因引发的。
后记题为“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列出了剩下来的几个问题，包括欧亚大陆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问题，与环境无关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以及个人的作用。也许，这些未解决的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确立人类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地位，就像演化生物学、地质学和气候学这类已经得到承认的历史科学一样。对人类历史的研究的确会碰到一些真正的困难，但这些已经得到承认的历史科学也碰到一些同样的挑战。因此，在这些不同领域中发展起来的方法在人类史这个领域中也可能证明是有用的。作者总结到：各大陆的环境有无数的不同特点，正是这些不同的特点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在他看来，有4组差异是最重要的：
第一组差异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
第二组差异是那些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而这些速度在大陆和大陆之间差异极大；
第三组差异与影响大陆内部传播的这些因素有关，那就是影响大陆之间传播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可能有助于积累一批本地的驯化动植物和技术。大陆与大陆之间的传播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因为某些大陆比另一些大陆更为孤立。
第四组差异是各大陆之间在面积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异。（455-458页）。
所有人类社会都拥有发明才能的人和创造性，事情恰恰是有些环境比另一些环境提供了更多的起始物种和利用发明更有利的条件。（459页）
由这四组差异组成的各大陆的环境地理以及相应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异也就是作者在开篇中所要追求的一个历史解释的最广泛模式。但是作者同时指出，他不抱任何幻想，不认为本书已经成功说明了各大洲过去13000年的历史。显然，要在一本书里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真正的了解所有这些答案，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何况我们并不了解。至多，本书确定了几组环境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进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和态度是十分公允的。
参考文献：【美】贾雷德.戴蒙德著，《枪炮、病菌与钢铁》，谢延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述评
一、背景与前奏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相继进行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三次论战,虽然具体内容不甚相同,但都是围绕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的,那就是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并进而改造中国社会。所以,这三次论战都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密切相关。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它的胜利更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本文试就这场论战发生的原因、论战的概况和主要内容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并提出一些自己的反思和看法。
这次论战是1935年初至1936年上半年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其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根源。韩凌轩认为，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是促使这次论战发生的根本原因；在经济方面,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经济的破产,是这次论战发生的诱因；在思想方面,国际上托洛茨基派思想的影响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与托洛茨基派的斗争,是这次论战发生的思想渊源（韩凌轩，1982：55）。除了以上三点以外，笔者以为，在此之前思想界所发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思想基础及其人员和条件准备。而关于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可以说是社会性质论战的直接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我们可以发现，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核心内容就是关于中国农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挽救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还是改革农村社会关系，中国社会的出路是解决愚穷弱私的问题还是反帝反封建的论争。而这些问题在前期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已经凸显了出来。“动力派”与“新思潮派”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判定，也相应地对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比如，任曙就引用一系列的数字来证明中国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而严灵峰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文中也认为，“中国旧式地主，因商品侵入已经同他们的农民一起破产了。现在的地主是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的地主，是新的地主，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同城市资本家剥削工人一样。”（温乐群，黄冬娅，2004：189）。学稼在他的《资本主义发展之中国农村》中也声称，中国统治阶级利用封建形式去剥削被统治阶级，是“设保剥削”的胜利，要研究剥削的性质，应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着想，不能由剥削关系方面去检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先有生产关系，而后有剥削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的存在，不是后者决定前者。再简单些，先有生产后有分配。所以他认为张闻天从剥削方式来说明中国经济性质是很错误的。孙倬章也认为，中国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但却还存在封建势力。张闻天则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中对这些观点给与了有力的回应。（温乐群，黄冬娅，2004：190-196）。当然，这场论战的发生，也与3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密切相关。比如，1930年陕西大旱，饿死人就达300万人以上。中国农村经济的日益恶化，引起了整个社会的不安和国内外人士的关注。
对于如何摆脱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困境，当时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主张：一是以金陵大学卜凯教授为代表的大农场经济论，二是农村复兴委员会提倡的“银行资本遐想”和“农村合作运动”，三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主张。除此之外，还有主张发展手工业来挽救农村经济，发展副业来摆脱农村破产等诸多主张。但总的来说，上述这些主张都未直接涉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问题，所以他们也没有直接成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直接参与者。当时，关于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主要在中共的理论工作者和托派 份子之间进行的（温乐群，黄冬娅，2004：197-198）。
关于这场论战的真正前奏是在《新中华》杂志上开始的。1933年7月下旬，《新中华》杂志第一卷第14期上，发表了四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刘梦飞的《中国农村经济的现阶段——任曙、严灵峰先生的理论批评》。文章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了任、严两人的研究“挂着唯物辩证法的招牌，而实质上具有形而上学或机械论的倾向”；同时又从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土地问题与租佃关系两个方面的分析，驳斥了任、严二人认为资本主义已在农村中取得支配地位的观点。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目前中国农村经济的特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一时尚不能发展，而固有的旧的生产方法又在崩溃的过程中，其所表现的具体形态，即是由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经济”。接着，严灵峰与任曙在《新中华》18期上又分别发表了《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的商讨》和《论中国农村现阶段的性质》两文，对刘的文章进行了回应。而刘在第23期上，刘梦飞又发表了《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之商榷》的文章，对任、严的某些观点进行了再次回应。同时就在这一期上登载了作为后来论战的主将的钱俊瑞（用陶夫直笔名）的文章《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之研究》一文，这篇文章对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农业经济特征和农村经济成份作了一些具体的分析。作者没有拘泥于驳斥严、任等人提出的一些枝节观点，他建议“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讨论进于更具体的更深刻的阶段”，要在运用正确方法的前提下，“广泛地掀起一种实际研究的运动”（温乐群，黄冬娅，2004：198-200）。
二、大论战
《新中华》杂志上的唇枪舌剑的讨论，揭开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序幕。它是30年代初“新思潮派”和“动力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直接延伸。而紧接着更具体，更深入的讨论转移到了两个比较固定的人群及其派别和战场之间进行。
1934年9月，王宜昌在《中国经济》上发表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一文，接着，他又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从农民上看中国农村经济》、《从土地来看中国农村经济》和《从农业来看中国农村经济》三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王宜昌系统阐述了它对中国农村的看法。他的这些论点，从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到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都奠定了“中国经济派”的基本立场。1935年1月，王宜昌又在天津《益世报》的《农村周刊》48期上发表了《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批评了《中国农村》创刊号中《怎样分类观察农户经济》一文中从农村的生产关系来划分农村各阶级的观点。王宜昌在文章发表后还写信给《中国农村》编辑部，要求他们“表示意见”，“中国农村派”立即起而应战。1935年3月，《中国农村》第一卷第6期发表了钱俊瑞的《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一文，针锋相对的批驳了王宜昌的观点，薛暮桥也写了《答复王宜昌先生》一文。双方论战正式大规模展开（左用章，1990：16-19）。站在“中国经济派”方面参加论战的有王宜昌、王景波、张志澄、韩德章等,他们以邓飞黄主编的《中国经济》杂志为中心,称为“中国经济派”，在“中国农村派”方面的有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余霖、周彬、陶直夫、赵梅僧等,他们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发行的《中国农村》杂志为阵地,称为“中国农村派”。站在“中国农村派”方面的还有日本人玉木英夫。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第一、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和对象问题；第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第三、中国农业改造的道路问题。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中国农村会性质问题。
一、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和对象问题。
1、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
这是论战首先争论的问题。“中国农村派”主张当时农村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生产关系，而“中国经济派”则主张应以生产力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王宜昌在《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中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生产力,极力反对“中国农村派”对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他认为，研究农村经济方面不能“只注意到生产关系的一面” ,“在人和人的关系的注意之外,更要充分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作为中国经济研究的“第一方向转换”。实际上，他是要以生产力的研究来否定生产关系的研究。韩德章与王宜昌相呼应,接着在《农村周刊》上发表了《研究农村经济所遇到的技术问题》一文,更直接了当的认为 “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应当从人和人的关系的注意转到人和自然的关系。”
“中国经济派”的论述,立即遭到“中国农村派”的驳斥。钱俊瑞指出中国经济派的“方向转换”混淆了农业经济学和农业科学这样两个不同的范畴。“农业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是农业生产的自然因素的配合与组成,而农业经济所要研究的却是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之上的农业的生产关系。”中国经济派将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变为人对自然的技术关系,“将农村生产关系这一种历史的范畴,把它从具体的社会环境脱离出来,变成空洞而永久的范畴。”（钱俊瑞，1935：85），“有意无意地把社会问题转化而为技术问题”。掩盖了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阶级实质。
与“中国经济派”相反,“中国农村派”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钱俊瑞指出“我们开宗明义第一句应当是说,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者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钱俊瑞，1935）其目的在于对“中国的农村生产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上面去探讨,从而规定一种新的能使生产力更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形态。”钱俊瑞在《评陈翰笙先生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一文中强调农村经济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在当时来说,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但生产力的研究,也是农村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这一点“中国农村派”没有给以足够注意。
2、怎样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关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分歧,根源在于“中国经济派”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基本原理进行了不同的解读。
“中国经济派”离开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对生产力进行孤立的考察,把生产力看作是“人对自然的技术”,从而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理解为“人和人的关系与人和自然的关系间的矛盾”。这样,就从根本上抹煞了生产力的社会性。“把生产力摈绝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之外,而把社会的发展归结到社会和自然的外在的矛盾。”（薛暮桥，1935：50）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上,他们只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王宜昌在引证这句话之后他说“此法则我则改说成生产力要‘冲破’生产关系,生产力使生产关系进步。”（王宜昌，1935）薛暮桥认为按照王宜昌的这种理论,由一种社会形态转变到另一种社会形态,似乎只是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不必经过变革生产关系的激烈的阶级斗争。
薛暮桥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说技术固然是构成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技术必须由劳动者来掌握,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自然因素或是技术因素,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发挥着‘征服自然’的巨大力量。”（薛暮桥，1935：50）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一般地说是生产力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但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对生产力起着巨大的反作用。“到生产力的发展达到某一阶段,即超过了这种‘生产关系容许着的限度’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遂由生产诸力的发展形态转化成为生产诸力发展的桎梏’。”（薛暮桥，1935：52）。
二、关于中国农村杜会性质问题
1、中国农村是资本主义还是半封建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最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农村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中国农村派”认为中国农村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关系的一定的发展，但封建的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仍然占据优势地位，中国农村是半封建的社会；而“中国经济派”则认为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已经瓦解了，它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了，中国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
虽然“中国经济派”总体都主张中国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但内部还是有些差别，分作了两派，分别以王宜昌和王景波为代表。王宜昌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是绝对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他根本否认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勾结和封建剥削的加强，也就是脱离帝国主义的侵略来谈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今日中国农村经济,已是商品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已占优势,土地所有形态已被资本制生产屈服了。”（王宜昌，1935：105）王景波则以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上的侵略和支配代替中国本身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假如我们的研究不以中国农村生产方式为主体,而以帝国主义统治为主体,我们就应该承认,‘中国身受国际资本的支配,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在中国已经占了优势。”（王景波，1935：159）。所以他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既不是在于打倒封建剥削，也不在于打倒资本剥削，一切都在于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他虽然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生产力的停滞和民族资本的束缚，但是他同时认为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和出路完全与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势力无关，因为一切都是帝国主义造成的，所以革命的一切目的都只在于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温乐群，黄冬娅，2004：219）。
对于王宜昌的论述,“中国农村派”指出,其根本错误除了抹煞帝国主义摧残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反动作用之外,主要地还在于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谁都知道,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单纯商品经济,直到劳动力也变成商品的时候,商品经济才完成其更发展更成熟的形态,即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这样说来,看见商品经济就以为看见资本主义经济,就象看见动物就以为看见人一样的糊涂。”（周彬，1935：65）在一般情况下,简单商品生产会顺利地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中国的商品经济虽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加速了它的发展,但是就整体而言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说王宜昌的错误是把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那么,王景波的错误就在于把中国受世界金融支配和中国已经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同起来。“中国农村派”指出“中国是不是已受世界金融的支配是一个问题,而中国的生产方式是不是己经资本主义化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周彬，1935：68）帝国主义国家尽管把中国拖入资本主义体系,使它成为提供高额利润的最好场所,可是半殖民地的中国本身并不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产生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
与“中国经济派”相反,“中国农村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已否占到优势的问题在这里应当看作在中国农村之中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否已占到优势的何题。”（周彬。1935：71）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那么我们应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农村里面虽然相当存在,可是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没有变成中国农村中一切矛盾的支配形态,而榨取剩生产物的基础,主要地还在土地所有。”（陶直夫，1935：24）绝大部分土地仍然控制在少数地主、富农手里,而广大农民则只有很少土地,或者没有土地,而不得不受着地主、富农的封建或半封建的剥削。这当然不是说农村生产关系在帝国主义侵入之后,没有发生变化,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了自然经济的破产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封建势力走向自身的否定。”（陶直夫，1935：11）相反,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紧密结合起来,残酷地统治了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村社会还是具有半封建的性质,在那里封建的和半封建的生产方式因此也是剥削方式乃由帝国主义维持着,半封建的势力与国内资本乃在外资的支配之下,结合地存在着。”（陶直夫，1935：22）
与农村社会性质相联系的是关于小农经营的社会性质的分歧。中国经济派从中国农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出发,认为“中国零细经营的发展,根本就代表资本主义小经营的发展”,即使零细经营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可是它们是在‘大规模生产之边余处’苟延残喘,并且以‘外在工人’的资格,替资本制生产服务。”（转引自陶直夫，1935：15-16）对于“中国经济派”的这种观点,“中国农村派”指出,中国的小农经营与美国北部和德国巴登地方的小农经营不同,无论在细小分散的经营面积、家族式的佃农式的农业劳动方面,还是在极度低落的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方面,“都表现出特殊的落后,在这里排斥着一切社会劳动合理的运用,排斥着使生产力发展的可能,在这里只是饥饿农民的火坑,而绝不是农业企业家的乐园。”（陶夫直，1935：15）至于所谓“外在的工人”说,更是站不住脚，如果认为小农是在“做国内‘商品生产之外的工人’,那么我们以为他们的错误,是在把国内资本制大生产的发展估计过高。因为在实际上,中国国内的大经营绝对没有发展到‘独占鳌首’,而让出些‘边余处,来,容小经营去挣扎。”如果所谓“大规模生产”系指国外企业而言,那么他们的错误就在于“忽视中国国民经济相当完整的存在”,“抹杀了中国国内内部的矛盾”（陶夫直，1935：16-17）,搞张冠李戴。中国的小农经营就性质而言,绝不是资本主义企业,而是简单商品生产和自给自足的小生产。
2、怎样认识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
在农村阶级关系上,“中国经济派”把列宁对于俄国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机械地搬到中国来,认为中国也象俄国一样,“应当先划分‘地主与农民的对立’,再在农民中间划分‘企业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对立’。”同时,他们还把列宁用耕马划分富农、中农和贫农的方法机械地搬到中国来。王宜昌说“在俄国,生产力的耕畜是马匹,列宁便用以‘区别富农、中农和无产农’。在中国,耕畜的牛,耕具的机械与器具与化学肥料,我企图利用以划分农业生产形式及规模,从而划分农民阶级”（王宜昌，1935：108）。对于“中国经济派”的观点,“中国农村派”在回应时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封建或半封建的势力虽然已经起了质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并没有使那种势力变为资产阶级”（陶夫直，1935：11）中国农村就整体而言,并没有企业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对立。至于列宁用耕马划分农村阶级的方法,在中国则完全不适用。因为中国和俄国情况不同。第一,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以后,俄国资本主义获得了迅速发展,在农村日益分化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中国则不存在这种情况。第二,在俄国农民的村社里,只有地主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而广大贫苦农民却不能自由离开村社,不能自由出卖份地。他们因为没有耕马,不得不把自己微薄的份地出租给有耕马的富农。这样,耕马在划分俄国农村阶级问题上便具有头等重要意义。所以列宁说“最正确的办法,就是按马的多少来分富农、中农和贫农。”（《列宁选集》第一卷403页）中国的情形却不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绝大部分土地为地主、富农占有,广大贫苦农民则只有很少土地。所以,在中国划分农村阶级的主要标准应是土地占有,而不是什么“耕畜的牛,耕具的机械与器具与化学肥料”。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形态决定了中国农村阶级的划分只能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中国经济派”说这种划分法是“一团糟的分类法”,而“中国农村派”则说“在中国除‘一团糟’的分类法,再没有更合理的分类法。”（赵槑僧，1935：94）因为只有这种划分法才能反映农村生产关系的本质,“而且也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正确地估定各个农村阶层的地位、性质以及他们对于农业彻底改造运动所保持的态度,及其所能尽的任务。”（转引自王宜昌，1935：108）
四、关于中国农业改造的道路问题
“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的争论,归根到底归结为中国农业改造的道路的分歧,即要不要废除封建的和半封建的生产关系问题。“中国经济派”既然否认中国农村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就必然否认中国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土地问题,从而取消中国革命的反封建任务。他们说什么“资本分配问题才是重要的,土地分配问题在1927年大革命以后便过去了。”（王宜昌，1935：103）只要“推翻外国资本的支配并把土地加以彻底的改造,然后民族的生产力就可蓬勃地发展起来。”（王景波，1935：174）。
对于“中国经济派”的主张,“中国农村派”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钱俊瑞，1935：75）,因为中国全部的耕地,大约有百分之七十集中在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手里,而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这是农村中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生产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农村中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活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业改造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主要地是在铲除封建的秩序同时因为这种封建残余是被帝国主义所维持,所以反对封建主义跟反对帝国主义变成劳苦大众争取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任务。”（陶直夫，1935：3）。
五、简短的评述及启示
1、如何认识中国农村：理论还是田野？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我们可以惊人的发现一个事实：当时站在“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两派中的成员的身份以及他们认识中国农村的出发点和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农村派”的主要成员绝大多数出身农村、未受过高等学府的教育，但是，当时他们在陈翰笙的领导下利用中央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名义筹集了经费，在全国东北、江苏、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和广东二十四个县进行了长期的农村调查（温乐群，黄冬娅，2004：200）。他们在调查中边调查，边学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诸如土地所有制问题，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等做了详细的调查。他们是从具体的调查的资料中得来了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以及改造农村的道路的认识。而其实在他们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在对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进行着精细的研究和考察，他就是毛泽东，而他所用的方法也是农村调查。这里我们不妨稍稍简单的看一看毛泽东农村调查的概况。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期间特别注重农村社会调查，这是人人皆知的，这从其留下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毛泽东，1982：11）中就可见一斑。毛泽东真正开始有意识的进行农村调查大致是从1927年3月开始的 ，当时毛泽东以国民党党部中央委员的身份到湖南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进行了32天的调查，主要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考察的后的作品是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后，他又先后做过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农村社会调查（毛泽东，1982：14），这些调查报告的部分在1937年以《农村调查》为名集结成书，解放后又于1982年增加部分篇目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重新出版 。而日本学者所编辑的毛泽东文献资料中又收录了毛泽东的《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湖南的农民》等短篇农村调查作品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主要运用开调查会和讨论会的调查方法来获取和收集相关资料，而在分析中更注重于运用阶级阶层理论来分析相关问题。在大量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还进行了调查后的一些理论分析和总结工作，关于这方面早期有《反对本本主义》，《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文献留世，而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理论文献中也时刻引用和闪耀着其前期农村调查的资料和报告的影子。毛泽东和“中国农村派”的理论工作者们都对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运用同样的方法作出了相同的结论和判断。归结起来，他们是从田野和具体的社会调查中来认识中国农村的，但是他们也并不是没有理论的指导的“朴素的经验主义”，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问题。而我们反观“中国经济派”的主要成员可以发现，他们中大都是大学教授或者学者，他们虽然也有人做过农村社会调查，在论证中也运用了很多别人做的调查的资料，但是，很明显，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从很抽象的经济学等理论来分析中国农村，从而得出了中国农村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如果我们抛开意识形态的争论来看这一具体的结论，无论如何讲，当时中国农村基本可以断定不是资本主义的农村。从这一反思中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同时，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新时期大家对于农村问题以及中国农村将向何处去的争论时，也许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应该去弄清楚当下的农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而这只有经过到田野中艰苦的社会调查才可能，如果仅仅在书斋中从理论中来勾勒中国当下农村的图景，那我们将犯当时“中国经济派”同样的错误，我们对于改造农村所提的对策也只能是无的放矢。这一点值得我们好好琢磨和反思。
2、仅仅是一种话语还是一种真实的所指？
目前，后现代的结构话语和气息充斥着中国学界，而“告别革命”和“一夜打回解放前”的说法成了很多人的“共识”，总之，是“革命无理”，谁要是说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还是做了些事情的，就会说为“学术跟不上潮流，或者信息落后”，或者扣上一顶“左派”的帽子。所以，对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以及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似乎成了一种仅仅的话语之争或革命宣传之争。回过头来看，当时在争论的过程中，“中国农村派”也确实是间接的受着我们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指导下进行的，而且在争论中也有一些在现在看来值得商榷的观点。但是，根据后来的社会道路的发展和革命实践，我们不得不问的一个问题是：当时“中国农村派”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判断到底有没有具体的社会事实的所指？抑或真是如“主流”们所认为的仅仅是一种话语宣传之需？如果我们把事情都安放回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而不是用我们当下的历史背景来审视和揣测当时人们对社会事实的判断，抑或相反，总之是一种错位的“历史嫁接”的方法来反观这一争论，也许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些对我们有用的认识。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把问题放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而不是后来者所假设的应然或想象之中，对于历史的主体和事件少一些苛责而多一些“同情性的理解”，这是我们当下看待中国二十世纪社会变迁所应坚持的科学态度。总之，对人类未来确定性的期待使我们有了对历史进行反思和清理的诉求。而前辈的反思给农村的改革和变迁提供了理由，却没有从理论上化解矛盾，它将难题留给了后人；革命先驱不自觉地告别一段历史，后人则应有清理遗产的自觉，基于此，曾经激荡的乡村才可能不再疑惑，真正走上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韩凌轩，1982，“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文史哲》第1期.
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8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日本），1983，《毛泽东集》，東京：蒼蒼社
左用章，1990，“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之论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1935，《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第二版
温乐群，黄冬娅，2004，《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阿荣，2004，《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来龙去脉》，《前沿》第3期
钱俊瑞，2002，《钱俊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薛暮桥，冯和法编，1983，《中国农村》论文选（上），人民出版社
——，1983，《中国农村》论文选（下），人民出版社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1934，1935，1936，《中国农村》战时特刊
新中华杂志社，1934，1935，1936，《新中华》，中华书局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