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姝璇读书报告（更新至2022.05）

            《社会学研究方法论》
在社会学还未单独单独成为一门学科以及未完全脱离哲学的背景下，涂尔干提出把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专门的研究对象，提出了研究社会现象的多种方法，推动了社会学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本书第一章首先对社会现象做出了解释和界定，通过举了大量的生活中的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了到底什么才算是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并不是说社会中发生的一切现象，社会现象具有特定的性质，并且通常带有强迫性，是外界的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产生的现象。第二章主要是说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准则是把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而不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去研究，作者在文中批判了一些学者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去进行社会研究的行为。第三章主要对于规则现象与不规则现象进行了区分，作者分析了健康与疾病对于人寿命的影响，得出事物为数最少的现象不能用来做事物标准，判断规则现象和病态现象的标准也会随着种类的不同而变化，在同一种类中，规则现象与不规则现象也根据种类本身的情况而定。而对于我们是否正确区分规则现象与不规则现象，作者也给出了检验的方法，并以犯罪问题为例介绍了区分方法和检验方法的重要性。第四章主要讲述了关于确定社会类型的准则，在社会类型既定的情况下才能确定一种社会现象是否规则。作者介绍了两种划分社会类型的方法，根据社会组合的程度和根据社会各部分之间及其整体凝聚力程度来划分。第五章讲述了关于解释社会现象的准则，要想确定一种事物变化的真相，不能只了解人们的倾向与意愿，还要考察引起事物发生的原因以及带来的后果，区分清楚原因和功能两个问题。一种社会现象只能通过其他的社会现象来解释，当然个人的心理现象不能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第六章讲述了关于检验社会现象的准则。比较方法必须坚持因果关系的原则。共变方法才是最适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共变方法只有在严格认真运用时才能得到准确的研究结论。第七章是结论。作者总结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征：社会学独立于哲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必须把社会现象当作社会事物。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一、  关于现代文化中的金钱
齐美尔在这部分中提出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在内心中，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标，但是齐美尔指出，金钱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获得其他物品的纯粹手段，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当代社会也是一样，许多人忙着追求“财务自由”内心却焦虑空虚，仍如齐美尔所感叹的“正是这种自由，有多少次同样也意味着生活的空洞和缺乏实质的生活意义！”
二、  关于货币与现代生活风格
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对于现代生活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方面的风格由客观文化相对于主观文化的优势决定。，也就是说金钱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能给我们的生活添加了许多颜色，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的内容，齐美尔认为金钱促进了客观精神与主观精神之间双方面的关系，它对生活风格的重要意义，不但没有被这些事实否定反而得到了强调，不但没有被反驳到，反而得到了证实。
三、  关于金钱婚姻
齐美尔指出金钱婚姻似乎是一种慢性的卖淫行为，由于男人的社会性优势，在卖淫中起作用的一般是多阳具性，这实际上贬低了女人，女人对男人的依附性要远远超过男人对女人的依附，没有爱情进入婚姻对女人来说更充满危险。并且买卖婚姻从根本上，尤其是女人被买卖的情况下，导致了女人最悲惨的结果。为金钱为目的而结婚的男人并不像出于相同原因而结婚的女人那样，要出卖自己身上那么多的东西。
四、  关于性别问题中的相对和绝对
在齐美尔所处的年代，女性还并未走向工作领域，基于此齐美尔敏锐地发觉了性别关系中不平等的哲学上的形式关联，男人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上升到客观性的形式中，由此超越了性别特性的对抗事实。因此，对男人来说，这种性别特性就只存在于与女人的关系中。但对女人而言，性别特性乃是一种绝对、一种自为的存在”，“这种绝对在同男人的关联中只能获得一种外在的表现，一种经验上的实现。由于这种关联反映的就是女人的根本存在的现象，所以在其自身范围内，对女人来说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通俗地讲，女人更多地依恋具体的男人，男人更多一般性地依恋女人。
五、  关于现在和将来的卖淫问题
齐美尔认为货币是现实生活中最没有个性的东西，而卖淫意味着当事人没有将自己最独特、最有个性的东西放到比这个可以换取上千种劣等品的交换媒介（指货币）更高的位置上。货币越来越没有个性，可以用它来购买越来越多的东西，但是人却变得越来越有个性，用货币来购买这种最有个性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有失体面，正如我们当今社会，明星赚的钱越来越多，但是他们为什么也会去为卖淫事业做出“贡献“呢？为什么明知道事情一旦泄露还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齐美尔也指出关于卖淫存在必然性的论证是基于”将来的女人在婚姻上比男性更早成熟，以至于因这种期限的推迟出现给男人带来的困难，对所有女人而言都不存在”的假设之上，如果女人将来能够摆脱压力，个人成熟的期限会和男人一样延迟到来，女人也会面临在禁欲和婚前生理满足之间的选择。这样一种两性条件方面的平等情形下的卖淫问题已超出齐美尔的想象，但却更符合我们当代社会的情形，卖淫问题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程度。
《时尚的哲学》
一．    感觉社会学
齐美尔指出人与人的联系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无论是稍纵即逝还是持续很久，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发生。也许是微不足道，也许是非同寻常。我们之所以可以进行人际互动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引发了感官效应。我们通常通过自己的感觉来认识其他的人，对于我个人来说，也通常是以自己的第一感觉来给一个人下定义，由于我们过多的依赖于我们的主观感受，因此一个人的表情，语调，甚至身体姿势，往往造成了我们对这个人的喜恶，以及我们自身的兴奋抑郁，激动或是冷静，所有的这一切并非是为了他人的承认，评断，而是全然自我的，更确切的说，这种对人的感官存在的反映将他人隔绝在自我之外。
在人所有的感觉器官中，注定只有眼睛才能完成一项十分独特的社会学任务：个体的联系和互动正是存在于个体的相互注视之中，注视是最直接最纯粹的一种互动方式，射向他人的视线与对他人的观感本身是具表达的性的，他人注视的眼光，在人与人的注视中，脸又是首先会被注意到的地方，我们的所见往往是由听闻来解释的，这就解释了一个看得见而听不见的人比听得见却看不见的人更容易感到迷惑，茫然。
耳朵是一个纯粹的利己主义器官，它只能从外界获取信息，却从不透露自身想法，耳朵传递的是个体各不相同的情绪，想法与冲动的瞬间外在表达，以及主管与客观生活的对立，而视觉的非完善性也导致了这一不同，个体更多地看到了一个人与别人共同得到地方，而这种共性靠听是听不出来的。总体来说，随着文化的发展，感官对远距离事物的感受力越来越强，我们变得不仅短视，而且感觉迟钝，然而我们却对周围的事物非常敏感。
二．    交际社会学
    社会交往所遇到的突出问题，即属于个体的特殊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与社会环境相协调的问题，现在只有通过社交性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处于特殊的需要和利益，人们联合在一起形成了经济团体，血缘亲族，邪教组织或者抢劫团伙，抛开这些团体的内容来看，这些团体使个人与团体联系起来，消除了成员的孤独感，当然我们应该用积极的情感去推动交往，不能仅仅因为孤独就加入不正当不合法的集体组织，要正确的处理问题。在这部分中齐美尔讲到提高财富和地位，学识和名望，特长和有点在社交性中是起不到作用的，对于这点我认为这些因素对于社交还是有影响的，在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人往往更喜欢和有钱有能力的人交往，而拥有财富和名望的人本身也会吸引许多人前来交流等等。
三．    饮食社会学
在这一部分中，齐美尔从原始社会人类的进食方式讲起，原始的人是不会在固定的时间吃饭的，而是不定时的，哪个人饿了，就自己去吃，而到了中世纪，普通的饮食却在人们的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出现了饮食等级制，每个人必须按照一定的次序进食，如果不按照次序就会被惩罚。齐美尔指出制定餐桌礼仪是非常有必要的，餐桌上的礼仪的规则与其根据美学原则进行的标注化过程，是饮食社会化的结果，饮食美学是建立在超个人层面上被规范的。餐桌礼仪从生理学角度上看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它使我们在进食时不会受到干扰，情绪不易激动。
四．    空间社会学
在这部分中，齐美尔阐述了游牧和一般被称为移民的那种迁移，对于游牧来说，漫游是其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永无止境的循环的往复，而对大多数的移民来书，他们更多是处于游牧与固定的生活方式两者之间。游牧民既是劫掠者又是被劫掠者，他们的生活没有那么安定，没有根基，以至于他们对于外来的抵抗力较弱，不如定居在一定土地上的人联合起来强大，游牧民族处于分散状态缺乏严密的组织，但是专制却集中于欧洲历史上游牧民族大迁移中，显然，游牧民比农民更倾向于专制思想，原因是这些游牧民在分散的个体间想象出一种亲密的空间和动态的联系。游牧民族从一开始就隐藏了他们的差异感，这种差别对他们来说是必须的，但是在不稳定的环境下，为了同时存在的生活倾向，他们又需要一种社会均等。漫游的方式就成了这种基本关系的支持者，漫游的团体更需要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与支持，因为他们之间共同的兴趣，爱好比固定的团体更易于改变。
五．    宗教社会学
宗教社会学从宗教的产生的心理特征，宗教观念的主观情感价值和客观真理价值方面阐述了宗教的本质特征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宗教形成在一定心理层面，维系宗教的是宗教性，宗教性要求成员服从、统一、团结，同时成员们用自己的忠诚、情感推动了宗教的发展。宗教作为精神现实当然既非已经完成了的事物，又非兼顾不变的实体，尽管其中有许多传统内容的积淀，它更是一种需要灵魂与每个瞬间自己来创造的活的过程。正如文章最后一句话所说的只有宗教存在于自身之中，他的深邃和热情已从一切知识的源头中划分出来，这一切安全性才能使所有的宗教感情的力量得到证明。
六．    时尚的哲学
    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即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时尚的本质是由分界功能，再加上模仿功能构成的，这一点特别明显，在此情况中时尚向邻近的阶级暴露自己。时尚的变化反映了对强烈刺激的迟钝程度，越是容易激动的年代，时尚的变化就越迅速，只是因为需要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的诉求，而这正式所有时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然后随着冲动力的减弱而渐次发展，这个事实说明了为什么真正的时尚中心总是在较上层阶级之中，时尚总是只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应用，他们中的大多都处于接受的路上，一旦一种时尚被广泛的接受，我们就不再把它叫做时尚了。时尚的魅力在于一方面使既定的社会圈子和其他的圈子分离。另一方面，它使一个既定的圈子更加紧密，还在于受到社会圈子的支持，无论时尚因素的扩大，还是丢弃，在这些按原来就有的细微差别内，时尚具有不断生产的可能性。
《男性统治》
第一章一种放大的图像
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须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让大家接受，无需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社会秩序像一架巨大的象征机器一样运转着，它有认可男性统治的倾向，因为它就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性器官的社会定义并不是直接付诸认识的自然属性的一种简单记录，而是以一系列定向选择为代价，或更确切的说，通过强调某些差别或盲目夸大某些相似性而得以实行的一种构建的产物，男性与女性性器官之间的明显差别，扮演的远非人们分配给它们的创立者角色，而是一种社会构造，这种社会构造根源于以男性中心为根据的区分原则，而这种男性中心的根据，本身就建立在男人和女人被指定的社会地位区分的基础上。
男性社会正义论的特殊力量源于它兼有并凝聚两种社会活动：它将一种统治关系纳入一种生物学的自然中，将这种关系合法化，而这种生物学的自然本身就是一种被自然化的社会构造。象征构造的作用并不限于一种严格述行的命名活动，这种活动引导并构成了表象，从身体表象开始：象征构造作用处于身体的一种深刻而持久的变化中，也就是说处于时间构造的一种作用中，并且是通过这种作用完成和完善的，这种时间构造针对身体尤其是性的合法用途强行规定了一种有区别的定义。两种性别中的每一种都只是相关的存在，都是区分构造作用的产物，区分构造的作用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它对于将一种性别变成队里性别的社会区分实体，也就是说，变得男子气而非女性化，或女性化而非男子气是必要的。确切的说，培养作用或者建构作用，导致了身体的这种构造，这种作用只是相当有限的采取了一种清楚而有限的教育作用形式。
象征财产经济中的妇女：男人得到普遍认可的优先权表现在社会结构以及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客观性之中，这些活动建立在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的客观性之中，这些活动建立在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的一种性别区分的基础上，这种区分给男人最好的部分，同时，这个优先权还表现在所有习性固有的模式之中。在象征交换经济的逻辑中，更确切的说，在亲缘和婚姻关系的社会构造中，存在着文化分类中男性被赋予优先地位的原因，亲缘和婚姻关系的社会构造赋予妇女作为交换物的社会地位，交换物是依照男人利益确定的，因而注定要促进男人的象征资本的再生产。
男子气概与暴力：男性特权也是一个陷阱，而且它是以长久的压力和紧张换来的，这种压力和紧张是男人在一切场合展示男子气概的义务强加给每个男人的，有时甚至发展至荒谬的地步。男人和女人是相反的，女人的名誉基本上是消极的，只能得到维护或失去，女人的美德依次是贞洁和忠实，她们总是面临受侵犯的危险，但是她们也会因为拥有弱者的所有武器而变得强大，比如狠毒的阴谋和巫术。，因此，一切都促使把不可能实现的男子气概的理想变成一种巨大的脆弱性原则。这种巨大的脆弱性，自相矛盾地导致人们有时疯狂地投身所有男性暴力游戏。男人害怕自己被逐出无弱者的男人世界，被逐出所谓的强者世界。正如我们所见，男子气概是一个相当具有关系意义地概念，它是面向和针对其他男人并反对女性特征，在对女性且首先在对自身的一种恐惧中形成的。作者对胡塞尔关于性别划分的自然态度和信念态度的说法，认为胡塞尔并未看到深层的机制，作者认为是客观结构与人认识结构之间的一致，世界的进程与人们对它的期待之年的一致性，促成了与世界的这种关系。

第二章对被掩盖的衡量的回想
    男性中心的无意识的社会特征并未真正被排除，而是沦为一种一般的和普遍的，从未具备社会特点的家庭结构，这种回想针对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无意识的系统发生和个体发生，这种无意识是一种集体历史和个体历史归并的痕迹，这种痕迹强加给所有行动者，男人抑或是女人，即它的强制前提系统。从而系统的产生了被区分和能进行区分的习性。
作为贵族风范的男子气概：
尽管卡比利亚社会为男性中心的无意识冲动提供的理想条件大部分遭到了破坏，男性统治已经丧失了某种明显的，直接的东西，但是，建立这种统治的某些机制，比如建立在社会空间的客观结构与这些结构无论是在男人还是在女人身上产生的配置之间的因果循环关系，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事实上，将男子气概与贵族风范相提并论毫不夸张，盎格鲁所说的双重标准在对男性活动和女性活动的评价中建立了一种根本的不对称，同样的任务，假如由男性来完成，就会是高贵的和困难的，而由女性来完成，就是微不足道的和不引人注目的。
作为被感知的女性存在：
在女性习性生成中，在它现实化的社会条件中，一切都促使女性的身体经验变成为他人的身体的普遍经验，这个身体不断承受他人目光和言语所实施的客观化，女性自我评价的确定程度是一个行动者从其社会作用中得出的，而且基本上是从身体的客观表象，即他人做出的描述性和规范性的反应出发构成的，男性统治将女人变成象征客体，其存在是一种被感知的存在，所以男性统治的作用是将女人置于一种永久的身体不安全状态，或更确切地说，一种永久地象征性依赖状态。所谓地女性特征不过是一种迎合男人真实或者假想期待地形式，特别是在增强自我方面，所以，对被人地依赖关系渐渐变成她们存在的组成部分。
关于男性观念的女性观念：
事实上，妇女男的拜托一切依赖性，即使不依赖社会游戏，至少也会依赖玩游戏的男人，以便把幻灭推至这种同情的境地，而对男人的幻象而言，同情有点恩赐的意味，相反。她们的全部教育都帮助她们做好准备简介地进入游戏，也就是说处于既是外在地，又是从属的地位，并像拉姆齐夫人一样，为男人的忧虑提供一种同时也产生一种具有极大安全感的温柔的关怀和充满信任的理解，这些情感的配置的原则存在于女人在统治的劳动分工中被赋予的地位。男性统治在物质中找到了最好的支持者之一，从统治关系中产生的思维范畴在统治者身上的应用促进了这种无知。
第三章持久与变化
性别结构异乎寻常地独立于经济结构，再生产方式异乎寻常地独立于生产方式
一部女性的历史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巨大地稳定性和持久性，如果这部历史要始终不渝地存在下去，无疑首先应该为有助于永久保持这些永久性的行动者和制度的历史留一个位置，而且是首要位置，这些行动者和制度包括教会，国家，学校等。国家通过公共父权制的规定和建立，公共父权制被纳入所有负责管理和调节家庭单位的日常生活机制中，现代国家将男性中心观念的所有基本原则都纳入家庭权力，尤其是确定公民身份的规则中。教会为具有万股的反女性主义观念的神职人员所支配，神职人员动辄谴责女人有失端庄的行为，尤其是穿衣服方面的，她们习惯于再生产对女人和女性特征的一种悲观看法。尽管学校摆脱了教会的控制，却还在传播父系制度表象的先决条件，尤其是被纳入自身等级架构中的先决条件，由于艰深文化是冲突的地点并带来了冲突，因而他也是性别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变化的因素：主要的变化无意识男性统治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尤其是女权主义运动带来的巨大批判作用，至少在社会空间的某些地区，普遍强化的恶性循环都被成功的打破。在所有变化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在性别差异的再生产中，与学校教育制度功能的决定性变化相关的因素，比如女性受教育人数的增加，经济独立女性的增加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重组家庭的出现以及新的性行为模式（比如同性恋）的公之于众，对于打破信念并拓展性行为方面的可能性空间，妇女处境的一种最重要的拜年话和这种变化的一种最关键因素就是女孩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数的增长，但是尽管女性地位有所提升，在同等条件下，她们得到的报酬总是比男人少，尤其是从比例上来讲，她们受失业和工作不稳定的影响最大，最容易被打发到兼职工作中去。除此之外，减轻家务劳动的技术工具的增加，比如扫地机器人，洗衣机，洗碗机等高科技的出现也推动了这种地位，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女性的双手，使得女性有时间空间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疯癫与文明》
欧洲国家的麻风病在逐渐消退，麻风病隐退了，但是它不仅留下这些场所，而且留下了一些习俗，这些习俗不是要扑灭这种病，而是要拒之于某种神圣的距离之外，把它固定在反面宣传之中，在麻风病院被闲置之后，有些东西无疑比麻疯病存留的更长久，而且还将继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疯病人形象的价值观和意向，排斥麻疯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这种形象必须首先划入一个神圣的圈子里，然后才能加以排斥。
麻疯病消失了，麻疯病人也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这些结构却保留下来，两三个世纪之后，往往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疯病人的角色，我们将会看到。她们和那些排斥他们的人期待着从这种排斥中得到什么样的拯救。这种方式将带着全新的意义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延续下去，实际上，这种严格区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种社会排斥，又是一种精神上的重新整合。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想象图景上出现了一种新东西，这种东西很快就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这就是“愚人船”。当然，愚人船是一个文学词语，可能出自古老的亚尔古英雄传奇，此时，这个重大的神话主体获得了新的活力，在勃良第社会中广为流传，透过航行，穿上的人即使没有获得财富，至少也会成为命运或真理的化身。这种船载着那些精神错乱的乘客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疯人因此便过着一种轻松自在的流浪生活，城镇将他们驱赶出去，在没有把他们托付给商旅或香客队伍时，他们被允许在空旷的农村流浪。15世纪上半叶，纽伦堡有63个疯子登记在册，其中31个被驱逐，其后十五年 据记载，至少有21人被迫出走，这些仅仅是被市政当局拘捕的疯人，他们通常被交给船上，这样就使得他们的家乡拜托了他们，然而漂泊的疯人，驱逐他们的行动以及他们的背井离乡，都没有体现他们对于社会效用或社会安全的全部意义，大量迹象表明，驱逐疯人已成为许多流放仪式中的一种。这样，我们对疯人的出航及其引起的社会关注所具有的奇特含义就能更充分理解了。一方面，我们不应该缩小其无可否认的实际效果：将疯人交给水手确保他远离家乡，成为甘愿背井离乡的囚犯，但是，水域给这种做法添加上它本身的隐秘价值，它不仅将人带走，还有另外的净化作用，疯人乘上愚人船时为了到另一个世界去，下船时，他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因此，疯人远杭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如果我们承认昔日维护秩序的有形堡垒已变成我们良心的城堡 ，那么，疯人的地位无疑至今仍是如此。
在闹剧和傻剧中，疯人，愚人或傻瓜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不再是司空见惯的站在一边的可笑配角，而是作为真理的卫士站在舞台中央，他此时的角色是对故事和讽刺作品中的疯癫角色的补充和颠倒。在学术作品中，疯癫或愚蠢也在理性和真理的心脏活动着。木刻和版画将戏剧，文学，艺术已经描述的东西，即愚人节和愚人舞的混合题材，刻画出来，无可置疑，自15世纪以来，疯癫的形象一直萦绕着西方人的想象。疯人比死人更早地消除了死亡地威胁，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的愚人的呐喊战胜了中世纪莫桑广场墙上《死神胜利》的歌声。疯癫取代死亡主题并不标志着一种断裂，而是标志着忧虑的内在转向。形象和语言依然在解说着同一个道德世界里的同一个愚人而言，但二者的方向已大相径庭。
第一种疯癫形式止呕接踵而来的是狂妄自大的疯癫，但是这种疯人没有一种文学典型，他通过一种虚妄的自恋而与自身认同。属于道德领域的还有正义惩罚的疯癫，他在惩罚图闹混乱的同时还惩罚心灵混乱，但是它还具有其他力量：它所施加的惩罚会自动增强，因为它通过惩罚本身而揭示出真理。最后一种疯癫是绝望情欲的疯癫，因爱得过度而失望而失望的爱情，尤其是被死亡愚弄的爱情别无出路，只有诉诸疯癫。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疯癫总是与死亡与谋杀为伍，在塞万提斯的作品中，想象者得到意向是被狂妄自负支配着，这俩人是最卓越的典范，后来的仿效者往往是东施效颦。无疑，这俩人与其说是表现了自己时代已经发展了的对无理性的某种批判性的和道义上的体验。然而，疯癫很快就告别了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给它安排的这些终极地位，于是人们不再考虑疯癫的悲剧现实和使疯癫通向彼岸世界的绝对痛苦，而仅仅嘲弄其幻觉，这不是一种真正的惩罚，而只是一种惩罚的意向，因此只是一种虚张声势，它只能与某种罪行表象或死亡错觉相联系。
从任何意义上看，这个世界在17世纪初对疯癫是特别友善的，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使理性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