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5-6日常与自我（戈夫曼）
回答“我是谁”“别人眼中我是谁”这一类存在性问题是人类永恒的哲学命题，对自我的定位和世界的感知是构建我们经验和意义的本质动力。自我定位要回答的是作为具有意识的生命体“我是谁”的问题，是解决”我“在这个世界如何行动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一、生命意义溯源

生命哲学广泛传播于东西方各国，关注生命存在的本质、价值、意义，试图通过生命经验事实和精神意义体会探索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个体生命是人类的具象单位，综合生物学和社会学定义，生命是物质与能量的有机整体。一方面需要以具有实体的细胞、组织、器官等物质基础作为生命存在的现实载体和单位结构，另一方面，人脑与各个器官在协调组织下会创造一种简单生物学之上的非物质能量结构，能够超越非人类生命的本能驱动局限，创造人类范畴之下的价值目标和意义追求。人类生命的延续不是简单的复刻重叠，而是生命有机体与经验能量的使动性双重进化与调适，可以通过感知和反应与外在世界进行互动。物质观和超越物质观的定义是生命哲学的两种基本思想，现有的生命哲学定义普便认为生命是基于物质但又超越物质的有意义的生命体。维持生命存在的条件一方面是食物、气候、安全稳定的环境，另一方面又受个人主观意愿和他人意志干预因素。早期的哲学家回应生命定义问题主要有神造论、自然掌控论等观点，认为生命是自然或超自然力量恩赐的一种现实存在形式，世人活在自然和神明的庇佑之下，追随自然和超自然力量并对其保持敬畏和感恩是个体生命意义的全部体现。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可能是最早的一种意义寄托形式。作物种植社会，人们往往需要一场盛大的祈雨仪式来连结自然，希望通过特定的动作流程就可以让掌控自然的神灵保佑一年的劳动丰收，并且在秋冬季节相应举行的感恩庆典，共同酬谢自然的馈赠。但自然并不总是能够保佑作物丰收，人们逐渐认为自然之神并掌管一切，或者人类没有足够虔诚致使自然忽视或惩罚人类。

至此可以发现人类向外求诸生命意义的源起和惯性，从自然崇拜走出之后人类又进入了抽象世界的宗教指引，认为自然之外还有神明，人类不能够挣脱一切现实条件和生存灾难，但神明可以，神是人类对自我生命完美的理想类型，个体永远不可能成为完美的个体但却可以追求完美，完美便被不断强化在一个人类主体客体化之后的意义对象，承载个体生命的寄托。有首古诗这样表达自己对理想目标的崇敬和追求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常直接的表达了过去个体对超出自我水平的理想对象的态度。这也是埃米尔·涂尔干用集体意义解释共同的宗教领袖的原理，只不过涂尔干是出自集体团结与秩序稳定角度看待超自然力量的实用功能。

二、生命意义的回归

马克思和齐美尔可以说都是率先提倡向内探求生命意义的代表学者。马克思主张工人个体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结构性和人为的不平等，挣脱一切阻碍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枷锁，实现一切生命可能，生命的意义在于自由和解放。齐美尔认为生命存在的片段属性与现实性经验是生命的本质意义。任何生命个体都有超越属性，可以借助中介工具感知和反应外界。货币符号是日常生活中典型的中介工具，对一切价值差别进行夷平，金钱货币可以转换成物质材料、非物质服务以及实现社会身份阶层的流动，成为可以通往一切现实目标的桥梁，人们不再是上帝的奴仆，而逐渐成为了金钱的奴仆。齐美尔试图惊醒世人，贴近生命本质的只能是生命，生命的意义好比人的彼岸，货币、经验、时间都只是通往河对面的桥梁，要想触碰到生命本源，就不能一直停留在桥上，标志着在学术上学者们逐渐重视着生命意义回归自我。

生命意义回归自我，就不能继续把命运悬置、托付给抽象的自然或超自然力量。吉登斯认为在非传统社会当中的个体拥有的选择机会要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日渐完善的社会民主制度和丰富的经验符号和专家体系等信息人类就更加洒脱自由，在信息和选择机会爆炸的时代，往往形成一种信任危机和选择焦虑现象，人们很容易就被定期更新的专业知识和信息指导弄得迷惑不清，最终只能通过悬置信任和延迟选择来保留自我权利。外界力量不再强迫个体尽快作出选择也是现代社会赋予个体自由权利的生动体现，个体也逐渐倾向于发挥自身能动性依照个人意志精心安排日常生活，形成一种自主选择的行动规划，呼应了韦伯提出的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社会行动都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主体行动，人们是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社会，除了宏观叙事大背景之下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抽象卷轴，还有微观个体对社会的诠释和理解，构成了物质与非物质宇宙结构的整体意义。

三、生命政治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同解放政治不同的是，生命政治倾向于通过非暴力手段在更小范围内甚至只是流转在个人日常生活的一种行为安排与规划。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时区别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阐明了政治解放只是实现人的解放的一个领域和一个部分，实现人的解放是所有反抗斗争的最崇高目标，对于当时甚至直到今天的犹太人解放问题仍然还停留在政治解放、意识形态立场、经商道德公平等问题，虽然努力一定会带来一些现实性的改变，但始终没有完全解决人类诸多现实性问题。越来越自由的个体对集体性的社会政治的敏感和粘性也在减弱，家庭规模缩小和传统力量对个人的控制减弱的同时，为个体提供的支持力度也在减弱，个体化伴随着一系列经济行动主体小规模化和新型小团体的出现，人们更倾向于对自己自愿选择的亲密关系、社团组织投入时间精力，通过合理经营达至自我与他人的理性和谐。人们的生活政治是散落在具体的日常当中，日常则是最接近生命经验现实的场域，人们追求的那种经验理性往往会在不同的场景呈现不同的现实面貌，既是客观场景的搭建，也是个体自我的呈现。戈夫曼用戏剧原理解释人们在生活当中的行为结构，演员、戏剧、观众是生活戏剧的基本要素。生活当中的我们一方面是扮演生活剧本的演员，一方面是这个已有的角色结构，我们在扮演角色，角色也在扮演我们。前台表演与后台后场准备的职业演员往往倾向于保持领域角色的统一性，虽然有一定的界限，但仍然避免不了后台会混入一些可能泄密的其他剧班人员或者观众，造成这一角色的信任危机。所以，很多时候的个体都需要将真实的自己和表演的场所分开，形成一种保护自我的屏障，在需要对外呈现的前台则是无穷尽的印象管理技术，通过加强自身对角色的理解、做好剧目保密工作和选择合适的观众等途径呈现自我表演的角色。

2024-5-28心灵、自我与社会（米德）
暂时放下对宏观理论的专注，我们将目光暂时转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一段被标榜为过渡时期的几位学者作品，今天是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乔治·H·米德以及《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1863年出生的米德接触到是自然科学发展极盛的西方社会，米德自身也有比较综合的生物化学等学科背景，在其社会心理学和实用主义等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论证中越能看到比较清楚的痕迹。和涂尔干一样，相较于把他们归为纯粹的学院派庭院社会思想家，他们在讲台上的身影更为活跃，但相对于涂尔干教学之余对自己思想整理之后系统成书成果可观，米德几乎没有任何体统著述，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文本材料都是其学生对其讲演材料的记录和保存。莫里斯评价米德“米德不是一个体系的写作者，这是因为事实上他始终忙于建造一个体系。“

一、社会行为主义理论

人的行动机制究竟为何？行动研究即使到了当代，也依旧是引人关注的命题。略早米德时代的华生认为人的社会行为是一种刺激-反应机制，只要通过行为演练就可以实现不需要意识的社会行动结果。在这样一种行为解释中，需要遵从整体先于部分，社会先于个体原则，因为我们所研究的动作存在只是被外部观察的那些部分，并且这些被观察到的部分是在自然的社会情境中的动作。个体发生某一动作在生物机械反应中代表了客观规律。华生的社会行为主义理论缺乏经验和内省元素，内省是一种个体性的内在意象内容，代入了除客观制约与动力机制外考虑了个体意识对环境的调适机制。

智能在动物世界中也经常能被看到。生物内在本能性力量能够应对来自环境的刺激实现生存，甚至会出现极具启发的集体性分工合作，如蚁群、蜜蜂生物在劳动中的优异表现，候鸟、鱼群季节迁移繁育等节律行为。只是对环境、资源、温度的简单官能反应，动物界也展现出了智慧和能力。对环境的调适和反应往往就是通过个体的行为姿态表达。表达情绪的面部表情可能是最为直观的一种姿态形式，但也有学者认为表情在姿态行为主义研究中可能是作为一种情感累积的安全阀，是个体在接收到自身之外的各种刺激之下做出的一种反应，在面部流露刚好是个体对某种情绪的摆脱。那这种情绪代表了什么呢？换句话说，这种姿态代表了什么呢？本质上代表的是一种态度。

行为姿态背后总会牵引着更为复杂的表象符号意指。生物官能给予我们一种联想能力，并且这种能力是人类发展抽象思维和区别个体自我与集体客体的基础。看到花对颜色、香味、形状的联想可能会引发主体对某一个具体的花的直接感受，表现出愉悦的表情或者想要折一朵装饰自己和自己的卧室房间。但这样的表情和行为倾向必定是基于某一种经验传统，可能处于生物动能，也可能是在人类实践过程中积累的惯性传统。联想规律又是和平行规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可以由花联想到颜色、香味、形状，那么就意味着颜色、香味、形状各自代表的具体内涵是与花并行存在的，无谓先有花还是先有红黄蓝绿、香臭、圆扁的区分。表意符号的平行致使个体的经验也具有平行性，个体在感觉经验与物理世界所发生的情况与有机体内所发生的情况存在差异，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允许了不同的行为主体与经验领域在互动中把非自身因素转变为自身因素。

二、自我与心灵

1.意识、联想

很明显，现在再看华生的社会行为主义理论将人的行动归为生物刺激-反应-调适的过程机制过于简单化，忽略了人的内省经验与意识能动性。在上面我们谈到了任何一个姿态背后都代表了某种想法，当这种想法在另一个人那里也引发了这个想法时，就有了超越个体的表意符号，能够承载某一具体类群的普遍意义所指。人类的意识优越性就在于将这些表意的抽象符号作为社会过程的桥梁工具，表达更为广泛的意义流动。意识停留在本体内部的，仅表现为人脑神经冲动的✌生理意义远没有超越本体之后的抽象情形影响重大，因为单单身体还不自我，只有当意识在社会经验背景中发展了心灵，它才成为一个自我。意识创造了个体自我与集体社会意义联想的可能。

在意识作用下的联想机制之下，模仿和语言的起源两种媒介要素在人类发展自我的的过程中意义重大。模仿行为发生，主要是因为人们遇到了相同的境遇或做同样的事之后的一种姿态复刻，人也具有一种模仿倾向，特别是人类复制有声姿态的模仿倾向极大的促进了人类自我意义与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由于某种刺激引起的反应这样一种说法对人的行为归为比较被动的地位，但具有意识的人类对有声姿态的反应是做某件事，人类也使自己产生了同样的倾向。人们往往对自己做出响应，恰如其他人作出响应一般。我们可以假定该响应必有某种程度的统一性，允许通过联想规律实现超越个体的思想交汇、行为交流和抽象符号表意。

2.经验

经验是过去生产生活的遗产和现在日常技术经验的积累和筛选，经验中呈现出一种普遍性，它至少可以重复无数次。个体的经验是个体对行动实践的图式化结论，能够将在某一具体事件情境的反应拓展到对于另一事件情境的反应，使反应在个体行动上的反应普遍化。当模仿、顺应机制大规模发生作用时，便会产生共同的社会经验判断，形成社会性动作，意义也是通过那个刺激自身采取另一个体的态度对对象作出反应的个体，产生于经验之中。米德把这种共同的社会经验判断成为“泛化的他人”，泛化的他人基于普遍共同意识判断，将个体之外的客体看作态度回应的靶，击中的靶心是社会行为主义当中姿态-顺应和特定社会动作结果的三重关系的意义逻辑结构。

3.延迟反应

人类的反思智能区别动物的生物智能。反思智能的本质就是对自我进行组织。在官能神经的物质基础之上人脑可以通过神经突创造意识反应，能够对实际引起某种反应的特征识别。自我组织引导人类个体进行理性的社会行动，发展出对刺激的分析能力，形成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双向信息获取倾向。理性的行动需要人类摆脱像动物那样的本能刺激性的直接反应，在特定情境发生之时，人类对环境、主体、条件、目的和现实方法的联想会让人类延迟对当前刺激作出直接反应。如人要行进到某一条河对岸，人类首先是确定了“到河对面”这一个行动目标，接着便可以继续联想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看河水深浅是否可以直接跨过去，或者沿河岸观察上下游是否有现成的桥梁石墩，或者河道够窄足以支撑跨过去，诸如等等的目标与方法确定的思考能够给个体反应留存更多的可能性，是个体顺应一般环境和改造环境的最有效手段。

三、符号与社会

1.普遍的符号

我们已经知道事物-观念与表现行动的结构性相应，这三重关系分别代表了客体对象、能动意识与行为改变发生的要素机制，并且人类的行为改变是在神经系统暂时性与预见性对选择的悬置，也就是延迟反应。延迟反应就像是在一整套可能的反应以及对特定刺激的各种反应的组合中选择某个反应，通过某种信号标识对各种可能性进行联想，这就是人类一系列的符号。人类用这些符号指示某些特征，并在指示那些特征使把它们从其直接的环境分离出来，使一种关系清晰地呈现出来。如在森林当中看到了熊印，我们可能会产生恐惧、害怕等情绪反应，但实际上我们怕的不是这些印子，而是害怕会有熊出没。

可以说语言和文字是人类符号工具系统发展的最伟大成就，通过语言表达，主体便会对意义控制机制，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心灵”。语言和文字都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过程中发展出来的，那么心灵也只能在社会过程中才能得以产生。只有当在社会过程作为整体进入或者说出现在该过程所涉及的任何一个特定个体的经验之中时，心灵才在该过程中产生，社会过程先于个体心灵存在。

2.泛化的他人

社会过程孕育了心灵，也催生了自我的诞生。自我是在社会经验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自我的一个特征就是把主体和其他对象与身体区分开来。自我是具体的，是立足于不同社会过程经验中的个别化呈现，但是社会整合与统一下的自我也是一个完整的自我的不同侧面。这里有米德两个重要概念区分，即“主我”与“客我”。主我是承载自主意识的本地，而“客我”则是在个体互动与交流情境中他人对自己的反应，交流提供了一种行为形式，使得有机体或个体可以成为他自己的对象。自我作为可成为它自身对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并且产生于社会经验。

自我产生的背景可能是动物之间包括某种合作活动的姿态会话、语言符号的使用、以及在玩耍和游戏活动中。姿态会话是比较简单的个体行为刺激反应机制。语言符号的使用发展了人类抽象思维与普遍意识，而在玩耍和游戏活动中，主体特别是儿童可以通过模仿、角色扮演、行为训练、规训学习中表达自我，控制个体人格的发展。玩耍和游戏过程中儿童动作会受到其他人态度的制约。一个有组织的共同体或社会群体，使该个体的自我获得统一，我们便把这种统一过程称为“泛化的他人”，这个泛化的他人的态度就是整个共同体的态度。

3.社会情境经验

人类的社会属性意味着个体有机体的经验与行为总是一个较大的社会整合的组成部分。社会是以个体基本的生理-社会为组织内容，用广义的环境定义，人类生存在自然中同时又创造者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种说法是有机体对环境的利用和控制，人类以自然为资源和工具对象进行生产生活。另一种说法则是将人类归结于进化论，个体行动是一种机械自然发展的一部分。我知道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社会环境中，人类思想与交流构成社会基础并发挥独有的社会功能。米德认为个体与他人交流的原则在于要求他人在自我中出现，他人参与了自我，通过模仿、角色扮演等实现个体个性补充与集体共性整合。集体共性整合形成的制度与习俗礼仪、道德本质上都是泛化的他人的一致普遍性成果。民主、宗教当中的认同与友善部分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态度，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行为倾向在他自身唤起的行为态度倾向的反应，如果没有另一个人的行为倾向，就不可能有民主、宗教和其他集体情感产生。这一就是一种个体行动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张力关系。

2024-6-4现代性的自我与他人（库利）
查尔斯·霍顿·库利，美国人，1864-1920，三大作品《社会组织》《社会进程》《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其中最后一本《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最为著名，集中体现了库利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想观点。

古典四大家之后的过渡时期大多数作品可读性可以说是一种截断式的上升，也可能是我自身刻意回避了帕森斯那本最让人头疼的《社会行动的结构》，还没有真切进入到过渡时期对前期时代社会学理论思想流派的抽象系统建构，所以也还没深刻感受到纯粹理论语言带来的酸涩为难，让这三个月从齐美尔转向福柯再转向安东尼·吉登斯之后才真正回到过渡时期之后的阅读，似乎过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在阅读吉登斯有关社会民主主语与自由主义社会理论三部曲期间，因为在此之前以及综合吉登斯所有著作下的论述背景都涉及到了现代性并且尤为关注现代性社会背景下的自我认同。从抽象的社会概念回归到具体个人自我的定位，古典时期众多学者都想建构出一种能够解释整体社会的唯一理论或者主线动力，关注的命题主要都是由经济、政治、国家、宗教、组织等抽象又宏观的概念组成。少部分学者没有将自己的学术志向写成一种解释社会的百科全书，而是以某一方面，用具体的案例、现象论证某一社会规律或其存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过渡时期也许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特征。而这五天读的学者库利，其学术理想也并不是想要给我们建立一个能够解释一切、包含各方面的绝对科学，他的学术观点及其鲜明，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意识、情感、物质生产、历史创造，都是个体与社会的对话，人是生活在具体时空社会过程的，其个性发展虽然受遗传因素影响，但他人、环境方面的因素对个体本性与能力的发展影响更为普遍、广泛和深刻。

一、社会与个人

斯宾塞在1852年发表的《社会静力学》和后面达尔文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极大地催化了进化论、遗传学及其在人类社会过程中的解释。细胞学说揭示了人类作为一种碳基生物个体与整个自然生物系统中的有机联系，人在自然环境中与其他非人类生物一样有着遗传特征和对环境调适的能力倾向，并且由于意识推动之下的互动活动，人类有着除了自然环境之外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先于生物个人，这是能够被现代自然科学证实的。那么社会环境是否也是先于个人存在的呢？答案可以说也是的，但社会是在人类个体与个体之间产生了交流、互动情境之下发生的，需要超过一个单独的个体单位的共同活动，社会代表了一种非个人状态。由于这种非个人状态对个人的客观存在、个性培育、能力发展以及与他人交流互动的影响过于深刻，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对于我们一直需要动态生活和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的。卡尔·马克思认为人类因为劳动才摆脱了动物的纯粹本能，劳动是在远古狩猎民族萌发的合作意识就已经呈现出集体的团结智慧。

我们说任何一个人与人类整体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一个人都融合了人类整体的基因、记忆、文化模式，人类整体是跨越了时间流动和空间界限的文明状态，个体本性上都带着对人类整体的情感归属。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社会和遗传的渠道从中吸收养料，依赖每一个个人，因为每个人都给整体生活贡献了不可代替的部分。个人更是不能脱离人类整体，遗传因素和教育已经构成了他的生命，个体在具体的情境中想象和创造社会，也塑造着自己。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论证最后的结论就是：一个离弃社会的个人若不能保持对社会的想象中的把握，他就只能像一头聪明的野兽那样生活，在周围的自然环境中锻炼他的大脑，但明显的人性官能定会消失或者停止发生作用。

二、选择与暗示

社会作为一种非个人的集体状态，就给个人存在确定了一种一定会与他人产生互动并对自己造成影响的基本前提。无数个个人组成了社会，社会又反过来塑造了无数个个体，我们说后者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处在不同时代和性质的社会状态对个体个性的调适和勾勒。我们身处在一个抽离我们自身控制的社会当中，涂尔干将这种抽离自身的社会控制形容那些能够起稳定、团结社会秩序的家庭、宗教、工会、教育（学校）等等制度和文化单位，是一种对个体产生制约的社会事实可能性。对于有形的社会制度制约，吉登斯认为个体之间不同的观点、态度差异对个人意志无形的冲击更令人震撼。对身体的禁锢如果没有在意志觉醒的状态下就不算是磨难，因为它可能并没有引起个体平等、自由的欲望主张，也就不会产生强烈的反抗情感。当宗教、家庭、国家等权威被现代自由与科学质疑、把人解放进自由世界之后，个体反而会对过去的不平等的遭遇或者现在还未实现的自由产生更为激烈的不满。吉登斯认为这种不满是现代个体在自由状态下丰富又不确定的抽象符号与专家体系指导对作出选择的焦虑，在库利这里，也表现出了个体生活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的选择会受环境、他人肢体动作、表情姿态、情感态度的暗示并对选择行为产生影响。

无节制地进行选择活动会使人筋疲力竭，许多人也会因此以某种形式重新或者主动完全屈服于纪律或者权威。现在的纪律和权威系统除了国家、法律等具有合法性强制执行的现实形式之外，以参考、指导、引领或者简单的宣传为口号的态度价值又充盈着强烈的暗示性。人不可能永远有能量和精力让自己的意志和思考保持高度灵敏，当意志和思考综合的中止时，个体就极易受外界暗示性影响。但库利用个体主动意识状况区分了暗示和模仿，认为前者是在描述了现实世界中具有众多引导性质的综合环境，但从这些众多引导方案之下的作出选择的个体仍然具有主动权，后者的模仿是一主体对另一主体的跟随和复制，更为被动。吉登斯对身处各种抽象符号与专家系统之下的选择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的个体普遍呈现了焦虑情绪，并且很大一部分在对社会上众多的参考方案保持怀疑之余保持“信任悬置”态度。在这里，库利认为个体虽然身处充满各种暗示的社会环境中，但其自身（包括儿童）具有的自主与理性是可以支撑自我耐心地、开放地尝试思考生活的普遍规律，个体在各种社会接触中确定他人形象，并且进一步通过确定的他人形象来明确自我，个性就是在自然、社会生活与习惯的影响下逐渐形塑的。

三、想象：形而上的社会交往媒介

身处自然界的个体天然有着可以直接感受生态形色气味的官能感应，既是一种生物本能，也是获取资源、感知自我真实存在的需要。当个体共同生活组成社会后，又逐渐发展出除了肌肉、感官活动之外更丰富的情感需要，渴望通过交流产生的连结和支持。库利认为同情是人类最为深沉和最具代表性的情感。我们不取狭义的那种带有”怜悯“或者其他”柔情“意味的的同情概念，而是将同情看作是一个广义上指一切积极的意识的同化过程，而不仅仅是相似性。只有通过人际交往发展的对他人的观念就是一种同情的能力，即进入他人意识和共有他人意识的能力。通过语言啊、眼光或其他手段与他人的交往，意味着与他人或多或少产生了彼此的理解或者交流，获得共同点并且了解他的观念或感情。只有同情发生的时候，个体才能进入周围的生活，才能有意义地生活。“个体对自身之外的客体的联想和注意开始发生时，与自我的对话便产生了”。

联想和注意周围生活受个体情感和能力的影响与制约。情感型的人比那些冷静型的人更生动，丰沛的情感能够支撑个体更为敏感地感应自身之外的经验暗示，对周围地环境和其他人产生更多的联想。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我们扩展了我们的内心经验，在内心的推理论证和经验积累过程中逐渐形成对他人的观念。我们熟悉的他人真实是由他们赋予生命的我们的某一部分思想，是他的出现或对他的回忆能唤起的某一部分情感，这些自我的思想和情感都是来自我本体对这个世界的想象，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交流的最形而上学的媒介。对他人的观点结论是在交流生活中产生的，人们彼此之间的想象是社会互动的事实，从而，社会学的一方面任务就是观察和解释人们彼此之间是如何想象的。

人类一切活动成果都离不开互动与交流，互动即形成了基本的社会秩序，也塑造了个体个性。以想象搭建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他人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其实非常常见。未被征服的自然在人类很长的一段历史中都是神秘的，宗教世界和来生彼岸也是神秘的，没有被我们直接体验的他人经验对我们来说也是空白的，我们对外界的认知很多时候都是靠想象搭建，并且在理性和共识之下形成一种稳定的秩序文化。齐美尔把这种稳定的秩序文化形容成为蓬勃发展的客观文化，在韦伯的思想中则体现为确定科层行政制度。吉登斯认为人类从绝对国家到民族国家转变也是人类对个体归属与边界的想象定义发生了转变。孔德、涂尔干认为这样一种秩序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力量，对个体行为形成规范性制约。我们的共同体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我们需要培养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2005），他人是被“泛化”的客观结果（米德，2005）生活的族群与边界也是以想象为基础（巴斯，2014）等等各种思想观点与库利这里认为的人类连结媒介在于想象都产生了对话。

四、社会情感与个体自由

非个体生活状态下社会情感的产生是必然的，由想象产生的情感联结在人类之间呈现出众多表现形式。同情了理解是搭建互动的基础，但互动又会产生从众、敌意、愤慨、恐惧、崇拜、自尊、自卑等更为复杂的情感形式，但库利认为这些情感无论怎样变换形式和色彩，其本质终究是个体单位对周围他人的想象，并且在社会过程中这些情感形式差异明显。成年人的情感看起来和儿童的情感不一样，并不在于情感本身，而在于通过和更复杂的思想体系接触，感情的表现形式被修饰了。并且现代生活也倾向于培养每个人的想象力，去理解各种各样的人的情感和行为表现。

（一）敌意：保存自我与扩张自我的动力

直接的身体攻击或者间接的暗示挑衅都有可能引起敌意，敌意是一种激发斗争的能量，把情感动力化作保存自我和扩张自我的行动。敌意会阻止个体对周围对象的顺从、认同，甚至会产生对抗，反对某一对象所持有的观点和行为倾向。敌意如果进一步发展，会呈现出超越个人单位的愤慨，愤慨在理智的指导下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意识在未被道德准则时会激起那些持我们所尊重意见的愤慨，人们通过既定的被社会接受的正确标准控制敌意情绪。

（二）从众与英雄崇拜

从众是为了保持某个群体确立的准则而做出的努力，确定的准则是集体道德与良心的产物，表现为稳定的社会秩序。在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战乱时期，施加给个体从众的压力比稳定的社会秩序要小得多，因为在标准未确定的状态下个体的个性和能力会被平等看作是道德和良心的可能性之一。确定标准之后，社会秩序越稳定，对个体个性的责难可能就越是强烈，因为个体已经逐渐发展出可以跟随他人经验而节省精力的倾向。从众如何实现呢？这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领袖和优秀者的存在。人的情感所趋向的人格都是理想化的，在人格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可能的优势理论、心理趋势和社会暗示逐渐确立了我们想要实现的标准，通过跟随成功的对象来靠近我们的目标。领袖和优秀者就是作为我们大多数人想象、努力的对象，承载现实中最深刻的本性与我们所拥有的力量相结合，是强烈自我、专注自我的理想结合体。我们的崇拜对象就是我们想象的理想标准。

（三）良心与道德衰落下的个人退化

什么是良心？什么是道德？现有观念可以归结为正确的就是合理的，放在动态的、不局限于个人私欲的利己倾向而形成的一种整体秩序感。良心和道德并不总是由习惯控制，本质上是由经验、想象，通过力量画的形式对自我理想进行搭建，最终的落脚点是对自我的回归。道德、良心的集体对个体行为进行惩戒和规训，其本质上还是对话性质的，这种对话是基于同一理想形象的共识，即存在与社会过程与秩序当中，又在健康的个体个性完整中表现出来。在库利看来，自由等于个体能够获得正确发展的机会，能够超符合我们理想的理想目标发展的条件。我们的理想目标以我们共同搭建的社会秩序为现实载体，代表了更为先进和高级的理想形式，社会秩序可以说是个体实现自由的理想环境。但社会秩序并不笼统概述了全部的个体，总有遗传和环境的好坏造就不同个体发展的可能性差异，优势一方的个体代表了社会秩序总体特征或成为集体崇拜的偶像和领袖引导社会向好的方向进行改变，未能适应社会秩序的遗传与环境劣势一方就可能面临各种艰难，呈现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