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艳吉 |
2024-06-04 15:56 |
2024-5-6日常与自我(戈夫曼) 回答“我是谁”“别人眼中我是谁”这一类存在性问题是人类永恒的哲学命题,对自我的定位和世界的感知是构建我们经验和意义的本质动力。自我定位要回答的是作为具有意识的生命体“我是谁”的问题,是解决”我“在这个世界如何行动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一、生命意义溯源
生命哲学广泛传播于东西方各国,关注生命存在的本质、价值、意义,试图通过生命经验事实和精神意义体会探索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个体生命是人类的具象单位,综合生物学和社会学定义,生命是物质与能量的有机整体。一方面需要以具有实体的细胞、组织、器官等物质基础作为生命存在的现实载体和单位结构,另一方面,人脑与各个器官在协调组织下会创造一种简单生物学之上的非物质能量结构,能够超越非人类生命的本能驱动局限,创造人类范畴之下的价值目标和意义追求。人类生命的延续不是简单的复刻重叠,而是生命有机体与经验能量的使动性双重进化与调适,可以通过感知和反应与外在世界进行互动。物质观和超越物质观的定义是生命哲学的两种基本思想,现有的生命哲学定义普便认为生命是基于物质但又超越物质的有意义的生命体。维持生命存在的条件一方面是食物、气候、安全稳定的环境,另一方面又受个人主观意愿和他人意志干预因素。早期的哲学家回应生命定义问题主要有神造论、自然掌控论等观点,认为生命是自然或超自然力量恩赐的一种现实存在形式,世人活在自然和神明的庇佑之下,追随自然和超自然力量并对其保持敬畏和感恩是个体生命意义的全部体现。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可能是最早的一种意义寄托形式。作物种植社会,人们往往需要一场盛大的祈雨仪式来连结自然,希望通过特定的动作流程就可以让掌控自然的神灵保佑一年的劳动丰收,并且在秋冬季节相应举行的感恩庆典,共同酬谢自然的馈赠。但自然并不总是能够保佑作物丰收,人们逐渐认为自然之神并掌管一切,或者人类没有足够虔诚致使自然忽视或惩罚人类。
至此可以发现人类向外求诸生命意义的源起和惯性,从自然崇拜走出之后人类又进入了抽象世界的宗教指引,认为自然之外还有神明,人类不能够挣脱一切现实条件和生存灾难,但神明可以,神是人类对自我生命完美的理想类型,个体永远不可能成为完美的个体但却可以追求完美,完美便被不断强化在一个人类主体客体化之后的意义对象,承载个体生命的寄托。有首古诗这样表达自己对理想目标的崇敬和追求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常直接的表达了过去个体对超出自我水平的理想对象的态度。这也是埃米尔·涂尔干用集体意义解释共同的宗教领袖的原理,只不过涂尔干是出自集体团结与秩序稳定角度看待超自然力量的实用功能。
二、生命意义的回归
马克思和齐美尔可以说都是率先提倡向内探求生命意义的代表学者。马克思主张工人个体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结构性和人为的不平等,挣脱一切阻碍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枷锁,实现一切生命可能,生命的意义在于自由和解放。齐美尔认为生命存在的片段属性与现实性经验是生命的本质意义。任何生命个体都有超越属性,可以借助中介工具感知和反应外界。货币符号是日常生活中典型的中介工具,对一切价值差别进行夷平,金钱货币可以转换成物质材料、非物质服务以及实现社会身份阶层的流动,成为可以通往一切现实目标的桥梁,人们不再是上帝的奴仆,而逐渐成为了金钱的奴仆。齐美尔试图惊醒世人,贴近生命本质的只能是生命,生命的意义好比人的彼岸,货币、经验、时间都只是通往河对面的桥梁,要想触碰到生命本源,就不能一直停留在桥上,标志着在学术上学者们逐渐重视着生命意义回归自我。
生命意义回归自我,就不能继续把命运悬置、托付给抽象的自然或超自然力量。吉登斯认为在非传统社会当中的个体拥有的选择机会要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日渐完善的社会民主制度和丰富的经验符号和专家体系等信息人类就更加洒脱自由,在信息和选择机会爆炸的时代,往往形成一种信任危机和选择焦虑现象,人们很容易就被定期更新的专业知识和信息指导弄得迷惑不清,最终只能通过悬置信任和延迟选择来保留自我权利。外界力量不再强迫个体尽快作出选择也是现代社会赋予个体自由权利的生动体现,个体也逐渐倾向于发挥自身能动性依照个人意志精心安排日常生活,形成一种自主选择的行动规划,呼应了韦伯提出的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社会行动都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主体行动,人们是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社会,除了宏观叙事大背景之下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抽象卷轴,还有微观个体对社会的诠释和理解,构成了物质与非物质宇宙结构的整体意义。
三、生命政治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同解放政治不同的是,生命政治倾向于通过非暴力手段在更小范围内甚至只是流转在个人日常生活的一种行为安排与规划。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时区别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阐明了政治解放只是实现人的解放的一个领域和一个部分,实现人的解放是所有反抗斗争的最崇高目标,对于当时甚至直到今天的犹太人解放问题仍然还停留在政治解放、意识形态立场、经商道德公平等问题,虽然努力一定会带来一些现实性的改变,但始终没有完全解决人类诸多现实性问题。越来越自由的个体对集体性的社会政治的敏感和粘性也在减弱,家庭规模缩小和传统力量对个人的控制减弱的同时,为个体提供的支持力度也在减弱,个体化伴随着一系列经济行动主体小规模化和新型小团体的出现,人们更倾向于对自己自愿选择的亲密关系、社团组织投入时间精力,通过合理经营达至自我与他人的理性和谐。人们的生活政治是散落在具体的日常当中,日常则是最接近生命经验现实的场域,人们追求的那种经验理性往往会在不同的场景呈现不同的现实面貌,既是客观场景的搭建,也是个体自我的呈现。戈夫曼用戏剧原理解释人们在生活当中的行为结构,演员、戏剧、观众是生活戏剧的基本要素。生活当中的我们一方面是扮演生活剧本的演员,一方面是这个已有的角色结构,我们在扮演角色,角色也在扮演我们。前台表演与后台后场准备的职业演员往往倾向于保持领域角色的统一性,虽然有一定的界限,但仍然避免不了后台会混入一些可能泄密的其他剧班人员或者观众,造成这一角色的信任危机。所以,很多时候的个体都需要将真实的自己和表演的场所分开,形成一种保护自我的屏障,在需要对外呈现的前台则是无穷尽的印象管理技术,通过加强自身对角色的理解、做好剧目保密工作和选择合适的观众等途径呈现自我表演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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