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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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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娜新帖·,更新至2021.11.24

第三组  吴娜(10.15—11.21)
【书单】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实践理论大纲》
《国家精英》
《精英的兴衰》
《现代人与宗教》

<监控、暴力与民族主义.
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吉登斯根据资源掌握的多少以及权力的掌握程度划分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以及民族国家三种国家形态,并认为国家的历史演进受到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主义以及对暴力工具的集中化占有这四种“制度丛结”的共同影响。国家形态塑造了制度丛结的同时也成为其结果,这个过程中存在三个内在矛盾:民主与监控的矛盾;主权与暴力的矛盾;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矛盾。
一、    民主与监控的矛盾
要理解吉登斯民族国家理论中民主与监控的矛盾,首先要了解吉登斯是在什么含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的。
(一)民主与监控的概念
1.民主的概念
“民主”是一个经常被使用又难以对它进行定义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吉登斯是在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将“民主”等同于“多元政治”。多元政治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包含了“政府对政治上平等的公民的偏好所做的持续性的反应”,选举系统对于保证诸如此类的“政府反应”是根本性的,但并不是唯一的,维持多元政治的主要机制还在于创造它的程序手段以及申诉场所。对吉登斯来说,包括在申诉场所中的,不仅有议会、听证胡和法庭,还有影响政治决策的辩论得以展开的任何场所,尤其是印刷业以及电子媒体。吉登斯认为多元政治依赖于一系列权利的存在,吉登斯称这些权利为“公民身份权利”,主要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经济权利。公民权利是得到法律保障的个人权利,譬如相互之间自由建立关系的权利,自由居住的权利,以及在被指控“越轨”时享有言论和辩护自由的权利;政治权利,即个人作为投票者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或者更直接地介入政治实践;经济方面公民权利是关于国家的每一个人享有最低生活标准、经济福利与保障的权利。
总而言之,吉登斯所认识的“民主”经过“多元政治”这一中介而与一系列的公民身份权利相联结
2.监控的概念
吉登斯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监控:一是指组织或机构通过收集和储存其成员的各种相关信息和资料而形成的监控,二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对其所属成员的活动实施的各种直接监督。两种形式的监控密切相连,因为对组织成员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储存本身就有助于直接监控能力的提高,而直接监控也有助于掌握所要监控对象的各种相关信息。这两者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但从吉登斯对它们的分析来看,两者是属于不同领域的监控形式,前者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主要体现民族国家的监控能力、形式和特征,而后者则与资本主义的劳动合同联系在一起,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的监控能力和形式。
此外,吉登斯认为公民身份权利的发展不应该被看做是一个自然的进化过程,很少存在不经冲突就由国家权威进行的让步,应把这三个公民身份权利理解为冲突和斗争的三个舞台。这三个舞台中,每一个都与不同类型的监控相联结。公民权利体现治安方面的监控,政治权利体现国家行政力量的反思性监管方面的监控,经济权利体现生产管理方面的监控。吉登斯把治安方面监控的轴心归结为法庭。法庭不仅仅是公民身份权利能够申诉维护的场所,它同时还与套完整的警察、 监狱等监控机构联系在一起,通过它们的运作,“越轨”行为得到控制。行政方面的监控表现为依靠议会民主等制度发展起来的国家行政权力。生产管理方面的监控是与工作场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斗争的主要机构是工会。
(二)民主与监控的矛盾
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提出,在民族-国家与多元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生的关系,所有的民族国家天生的倾向于成为民主国家。对民主的回应需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依赖于国家行政能力,国家行政能力又与国家对其内部的监控能力密切相关。公民权利是多元政治的基础的话,高度监控就是其得以实现的条件。吉登斯认为监控的密集化,是现代社会及整个世界体系中组织发展的基础,也是迈向民主参与的趋势和压力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国家的行政能力与监控水平是紧密相连的。而“高度监控”是民族国家行政能力提高的原因的同时也是其结果。
民主与监控的矛盾就在于,“监控”是民族国家为了提高行政能力更好地回公民的权利要求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技术手段,是为了公民身份权利的实现,然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高度监控”往往同时扮演着侵害公民权利、阻碍民主政治实现的角色。对公民的各种信息的收集和更新,有助于公民权利实现的同时,也将公民的隐私权、自由权置于政府的监控之下。现代组织中,无论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大部分日常生活场所(如工厂和办公室),还是在更具整体性的情境(如监狱和收容所),人们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能受到或多或少的持续性监控。
吉登斯又用“控制辩证法”的概念来强调,面对统治阶级的“监控”与控制,处于从属地位者并不是完全被动的,统治形式总会留有一定的“机会”,发挥人类的能动,在这里,每一类的公民身份又都是斗争的杠杆,能够用来对抗控制。
二、    主权与暴力的矛盾
(一)    主权的概念
吉登斯是在民族国家对内与对外关系这两个层面上来理解主权概念的。首先是在民族国家内部,主权意味着国家在国内事务中所享有的最高权威,国家有独断性地处理国内事务的一切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在其领土疆界之内享有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财政权以及对暴力工具的垄断与控制其次,是主权在民族国家对外关系方面的涵义,这主要表现在民族国家所享有的独立权和平等权上。吉登斯认为“现代国家的主权发展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国家间关系的反思性监控。无论是国家主权的巩固,还是民族国家的普遍性,都是通过扩展了的监控操作才得以成立的,监控操作保证了“国际关系” 能够展开。“国际关系”不是前民族国家之间建立的关系(没有它们这些国家也能维护其主权),它们只是民族建立的基础”。从中可以看出,民族国家是处在民族国家体系之中的,它的主权必须被其他国家承认,否则它就丧失了主权,也不能称之为主权国家。
综上所述,民族国家要维护自身的主权就必须处理好对内与对外两方面的关系,实现对内的最高权威以及对外的独立于平等。
(二)    内部绥靖——暴力的隔离与集中
民族国家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依靠法律以及对内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就民族国家对内主权而言,民族国家通过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实现了“内部绥靖”。具体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与法制相联系的各种暴力形式在民族国家内部使用频率递减;从劳动契约这个阶级体系的轴心消除暴力并获致使用暴力手段的能力劳动军事从直接介入国家内部事物中撤离,各种示众性惩罚的消除。国家为了维持统治将其制裁能力从公开使用暴力转变为渗透性的使用行政能力。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民族国家得以实现“内部绥靖”,实现对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也带来了暴力从国家内部事务的消减,暴力成为维护主权安全的工具,但这不意味着暴力完全退出了我们的世界,我们遭遇的是比前人更恐怖的暴力威胁——军事暴力。
(三)    军事暴力
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中,而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组织,民族之间相互承认主权和领土安全是民族国家体系得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在民族国家体系中主权的实现又依赖于军事暴力,军事暴力成为民族国家对外维护主权安全的一种基本手段。但是,就军事暴力给民族国家和全球安全带来的恐怖影响来说,军事暴力不但不能真正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反而让我们生活在一种全球性军事暴力威胁中。吉登斯认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军事社会中”,晚近时期军事暴力与工业主义的结合,带来了“军事工业化”,这种发动工业化战争的手段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拥有的军事势力都要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传统帝国。这种用军事暴力维护主权的结果就是每个民族国家都是黑暗森林里“携枪的猎人”,但是枪响之后,没有赢家。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的各种地区性战争来看,在战争面前,民族国家的主权不堪一击,即使是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美国也是如此。尤其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拥有的强大的破坏力,使每个民族国家趋之若鹜的同时,也将整个人类置于毁灭的边缘。
简单地说,主权与暴力的矛盾就是民族国家为了维护主权而求助于军事暴力反而被军事暴力所威胁使自身以及整个人类处于更危险的境地。在持续不断地将科学运用于提高军事技术的全球性场景中,由于拥有发动工业化战争的手段,因而民族国家参与并推动着整个世界体系的普遍军事化过程。未来能否容纳这一过程,抑或能否比前两次世界大战更加惨绝人寰,未定之局。
三、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矛盾
民族-国家、民族以及民族主义这三个术语,其用法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这三个术语是同义词,在这里,我们把它们区分开来再深入分析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矛盾。
(一)    民族与民族主义
1.    民族
吉登斯认为,“民族”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其反思性监控的源泉既有国内的国家机构又有国外的国家机构。民族与民族国家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只有当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时,固定的边界依赖于国家体系的反思性监控,民族才得以存在,另一方面,多元民族的发展又是中央集权以及国家统治得以在内部进行行政扩张的基础。
2.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这个词主要指一种心理学的现象,即个人在心理上从属于那些强调政治秩序中人们的共同符号和信仰。依恋故土、创造与灌输富有特色的理念和价值观,追溯特定历史中的“民族”经历,这些是民族主义反复出现的一些特征。民族主义心理学家将这些观念同个体的需要联系起来,认为个体置身于他们能够认同的集体的需要。吉登斯指出,虽然民族主义的心理学维度确实很重要,但是他更为看重的是民族主义的政治特性、意识形态特性、心理动力以及它特定的象征内涵。
(二)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矛盾
民族主义从其出现起,就与民族国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两者之间关系复杂。一方面,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相互依存,民族主义的出现不仅催生了民族国家的产生,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经常被用来动员整个民族共同体以支持国家政策,而同时民族国家又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民族主义中潜藏了破坏民族-国家团结与完整的强大动力。
两种情况的存在可以解释民族主义与民主-国家之间的这种矛盾。首先,虽然民族主义确实趋于明确地与国家的行政一体化相联结,但是,民族主义的情感边界与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并不一定完全吻合。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容易形成复杂多样的民族问题,加上民族主义分子从中挑唆,民族国家内部就会出现民族分裂、民族冲突等问题,进而提出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等要求,严重威胁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其次,民族主义独特的象征内涵造就了它的两面性,使它既可能有助于民族-国家多元民主的实现,又可能损害公民权利甚至将民族-国家导向极权主义。作为象征体系的民族主义内容与主权、公民权之间存在着系列的联系与张力,它们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理念导引的路径。如果民族主义基本上导向主权——尤其是在国家遭受大量侵凌争夺的环境当中,或者在国家强烈地整军备战之时——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发生一个排外的转折,即强调这个“民族”的超乎对手的优越性。于是,公民身份权利就可能发育孱弱或者大受限制,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则更有可能大受蔑视。如果公民身份权利更实质性地扎了根或者实现了,它们就会在“相反的方向上影响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刺激民族主义情感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民族国家若与启蒙性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民主体制尚可保存并得到发展。如果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则民族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将受到巨大的阻碍,甚至演变成极富侵略性的极权国家。
四、    相关思考
在民族国家形态演进的过程中,存在着民主与监控、主权与暴力以及民族国家与暴力三对矛盾,在解释了监控、暴力、民族主义如何与民族国家互动后,我对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思考。首先,监控、暴力以及民族主义这三个因素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在与民族国家互相塑造的过程中都对民族国家产生了“双重影响”,这种矛盾的影响当然来自于它们自身的一些特性以及与民族-国家独特的互动过程,但是,是不是可以说,这种双重影响是源于这三者的“工具性”。其次,监控、暴力与民族主义三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就像在“监控”与“暴力”之间存在的某种暧昧的关系,民族国家的监控密集化与其对暴力工具的垄断之间互相促进。更进一步地说,当暴力工具的使用与高度监控结合在一起、暴力以一种像鲍曼所说的理性化的方式被使用,会不会产生一种“平静的恐怖”,监控为暴力大开方便之门。暴力与民族主义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尤其暴力与富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之间。最后,监控是否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来源,如果是,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力?该如何去规范这种权力?



第三组  吴娜(9.12—10.15)
【书单】
《流动的现代性》
《民族国家与暴力》
《社会的构成》
《自我分析纲要》
《男性统治》

《民族国家与暴力》读书报告
监控、暴力与理性化
以往的社会学家在分析现代性时往往从单一维度,将资本主义或者工业主义视为现代性的主要驱动力,而吉登斯在分析现代性时,区分了现代性的四种制度维度,即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以及民族-国家以及军事主义,而这四种制度性维度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紧密相联的。在分析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吉登斯强调了监控以及暴力工具发挥的重要作用。民族国家普遍化之后,国家实现了“内部绥靖”,国家的内部统治不再依靠暴力工具的使用而主要依靠无处不在的“监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暴力已经逐渐退出了我们的生活,恰恰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被暴力所笼罩的世界。和传统国家不同,民族国家已经实现了对公民的高度监控和对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暴力工具的使用与高度监控结合在一起,以一种理性化的方式被使用,问题在于理性化的使用程序并不一定导向合理的结果,如何防止极权主义、如何预防“平静的暴力”?
一、    监控:传统国家vs民族-国家
监控是为了行政目标而对信息进行的核对和整理,它与作为直接监管的监控密切相关,可以控制着人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安排,在阶级分化的传统国家,这两种类型的监控联合起来的机会非常有限,使得监控在传统国家与在民族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
传统国家的本质特性在于它的裂变性,是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再加上传统社会交通技术不发达、信息储备能力以及沟通能力较弱,使得国家机器主要依靠于军事暴力来实现其内部的稳定,可以维持的行政权威非常有限,国家力量对人们的监控覆盖面小且水平较低。
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 “边陲”指某国家的边远地区(不必然与另一国家毗邻),中心区的政治权威会波及或者只是脆弱地控制着这些地区。而另一方面,“国界”却是使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得以区分开来和联合起来的众所周知的地理上的分界线,是使国家的主权得以分开的分界线。尽管在国界地区生活的群体,可能会显示出“混合的”社会和政治特征,但仍可辨识出,这些群体是隶属于这一国家还是另一国家的行政管辖。总的来说,国界是只在民族国家中才出现的,一是由于测量的精确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传统国家没有足够的行政力量来对边陲地区实行高度监控,而只能维持名义上的统治,并不能实现领土权、主权与行政控制的统一。
传统国家是阶级分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只有少数人在城市居住,大部分人仍然居住在农村中,过着与城市阶层完全不同的生活,农业生产有着相当大的自主性。传统国家的行政组织,主要只限于管理统治阶级内部的以及主要城市中心内部的冲突,在更大范围的社会生活中,支配人们活动的是习俗与传统,而不是代表统治者意志的法律。传统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起到重要作用的主要领域是内官、世袭机构的上层以及军事首领阶层,因此,在这种社会中,其社会整合并不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完全一致性”,而是依靠统治者和国家机构的上层精英对统治阶级的其他成员和行政官员行使意识形态霸权。
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带来了通讯与信息储存技术的飞速提高,运输的机械化、电子媒体的发明导致的通讯与运输的分离、公文档案活动的扩展以及行政所用的信息收集所用的收集与核查的大量涌现,所有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带来了时空融合、脱域的制度化,导致了传统社会裂变特征的消失,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信息社会”,民族-国家的行政能力提高,可以实现对其公民的高度监控,其统治能力远超于阶级分化的传统国家。
民族国家已经实现了对其内部居民的高度监控,这种监控无处不在,直接侵入个人日常活动的最私密的部分。吉登斯将监控与公民身份联系起来,认为公民权力权利体现治安方面的监控,政治权利体现国家行政力量的反思性监管方面的监控,经济权利体现生产管理方面的监控。这种集中化监控对国家的统治形式也带来极大的影响,国家实现了内部绥靖,国家内部统治依靠的是各种法律规范而不是暴力,各种暴力形式在民族国家内部使用频率递减,军事从直接介入国家内部事物中撤离,各种示众性惩罚的消除。国家为了维持统治将其制裁能力从公开使用暴力转变为渗透性的使用行政能力。
[ 此贴被吴娜在2021-11-24 10:52重新编辑 ]
Posted: 2021-10-24 21:54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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