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主题: 任田甜读书报告2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任田甜
级别: 新手上路


精华: 0
发帖: 2
威望: 2 点
金钱: 20 RMB
注册时间:2020-06-06
最后登录:2021-12-09

 任田甜读书报告2

2021年11月读书报告
权力与话语
福柯不赞同权力集中于政府、国家机器、君主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受到假象的蒙蔽,所谓领导权只是权力的一种效验,并不是权力本身。那种认为可以通过摧毁权力机器去推翻现存政权的想法是幼稚的,因为即使真的摧毁了权力机器,也还是触动不了权力,权力关系的网络马上又会原封不动的在新形势新条件之下重现。福柯所讲的权力,不是指保证一个特定国家的公民服从的一组机构与机制,不是指与暴力对立的以法规面目出现的政府手段。权利首先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存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并构成自己的组织;权力是通过无休止的斗争和较量而转化、增强或倒退着的过程;权力是这些力量关系相互之间的依靠,它们结成一个锁链或体系,或者正相反,分裂和矛盾使他们彼此孤立;最后,权力如同它们据以实施的策略,它的一般构思或在组织机构上的具体化体现在国家机器、法律条文和各种社会领导权中。
《性经验史》从性这一问题出发,探讨权力与话语、知识之间的关系。在福柯看来,话语即权力,权力产生于话语机制,它在话语的运行中运作,体现于一切关系之中。福柯认为,性的观念是基督教带来的,这一观念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又是权力运作的条件。二者互相作用的结果,导致了性的展布,也带来了权力的播散。中世纪的告解手册中的忏悔涉及到对性行为整个过程作全面的回溯,到17世纪时,人们越来越谨言慎行。然而语言净化伴随的却是告解范围的扩大,新的牧礼提及性的方方面面,压制肉欲,将其批判为罪恶的根源。基督教牧礼正是试图对欲望施加一种特别的影响,控制欲望的同时影响人们,引导人们去信仰上帝。除此之外,有关性的主题在文学中也有体现。到18世纪初,政治上、经济上、技术上都出现了谈色论性的鼓动,福柯认为其他机制的支撑与补充促进了大量关于性的话语机器运转。权力机制通过“公众兴趣”的作用,从道德的角度和理性的角度把性话语提上了日程。“人口”作为国家的财富,作为一个经济与政治问题也得以突出,性在这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分析出生率、结婚年龄、合法生育与非法生育、性关系提前的程度、性关系的频率、使性关系导致生育或不能生育的途径、未婚生活的后果或禁律的影响以及避孕措施。18世纪的话语认为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国民的人数、正直、婚姻、家庭状况,而且取决于每一个个体如何利用自己的性。
由此看来,话语是在内部进行调整,赋予内部事务秩序及意义,本质上便是赋予它有产生意义的权力。话语也是权力争夺的对象,权力玩弄被压抑事物的方法便是让它在话语的外缘活动,或者说为它创造另一种话语,为他提供一种说话的机会,所以,一方面被压抑事物必须受到压抑,另一方面,又必须时时露面,时时伸张自己的意义。于是,被压制事物又在另一种意义上得到了权力。因此,被压抑事物虽然受到权力的“监视”,话语却也得以增多。

权力与知识
   福柯认为,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传统的想象,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
现代刑事司法体系中存留着“酷刑”的痕迹,这种痕迹没有完全消失,而是逐渐被非肉体刑罚体系包裹起来。如果说最严厉的刑罚不再施加于肉体,那么就必然施加于灵魂。总之,自从18世纪和19世纪的重要法典所规定的新刑罚体系实施以来,由于一种普遍的进程,使得法官审理罪行以外的某种东西,使得他们的判决也包含了审判以外的某种内容,审判权力也部分地转移到了审理罪行的法官以外的其他权威手中。《规训与惩罚》这本书论述了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政治肉体”把惩罚看做一组物质因素和技术,它们作为武器、中继器、传达路径和支持手段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而那种权力和知识关系则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这种权力是施加在被惩罚者身上的,更广义的说这种权力的对象是被监视、训练和矫正的人,疯人、家庭和学校中的儿童,被隔离的人以及被机器所束缚、工余时间也受到监视的人,这就是这种灵魂的历史现实。他与基督教神学所展示的灵魂不同,不是生而有罪并应该受到惩罚的,而是生于各种惩罚、监视和强制的方法。这种现实的非肉体的灵魂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因素,它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权力关系早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
一种“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正在诞生,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纪律及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它把体能变成了一种“才能”、“能力”,并竭力增强它。这种新的政治解剖学的发明是由许多不那么明显重要的进程汇合而成的,最初,它们是在中等教育中起作用,后来又进入小学、医院领域、军队组织。
全景敞视理论
文中提到17世纪颁布的关于瘟疫时期采取措施的命令,从这些措施中可以看出,瘟疫引出了规训方案。除此之外,19世纪有一个特有的现象,即将规训分割的权力技巧应用于以麻疯病人为其象征性居民的排斥领域,把“麻风病人”当作“瘟疫受害者”。一方面,麻疯病人被当作瘟疫受害者,个人化规训战术被应用到被排斥者身上;另一方面,规训通过普遍化的控制给“麻疯病人”打上标志,并调动起双重的排斥机制,不断划分正常人和非正常人。在一系列度量、监视和矫正非正常人的技术和制度的作用下,因恐惧瘟疫而产生的规训机制得以施展。我们可以看到如今规训非正常人的权力机制都间接的来源于此。
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是这种构成的建筑学形象,他提出一个原则:权力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
全景敞视建筑构造的基本原理: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暸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暸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暸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
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与被观看的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全景敞视机构十分轻便,没有铁栅、铁镣和大锁,只需实行鲜明的隔离和妥善的安排门窗开口。由此来看,被囚禁者呈现一种有意识地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的发挥作用。全景敞视建筑被视为一种纯碎的建筑学和光学系统,实际上是一种能够独立于任何具体用途的政治技术的象征。它在使用上具有多重价值,可以用于改造犯人、医治病人、教育学生、紧闭疯人、监督工人、强制乞丐和游惰者劳动。在任何一种应用中,他都能使权力的行使变的完善。全景敞视模式逐渐变成了一种普遍功能,它使权力变得更加经济有效,从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提高公共道德水准等方面出发,增强了社会力量。在全景敞视方案作用下,一方面权力得以在社会的基础中以尽可能微妙的方式不停的运作,另一方面权力是在那些与军权的行使相联系的突然、粗暴、不连贯的形式之外运作,由此保证了权力的生产性扩充。规训方法的传播不是以封闭机构的形式,而是表现为观察中心在整个社会的散布。规训不等同于体制或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可以被各种机构或体制使用。
总的来说,福柯所关注的不是权力顶层人群,而是选择那些不起眼的群体,如精神病人、监狱、声名狼藉者、贫困群体等,通过对这些主体的论述,揭示出权力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认为再合理不过的机制都是权力作用的结果,现代权力也不只是一个谁作用于谁的过程,而是一种生产性关系,人们不是被迫接受权力的指导,而是潜移默化的运用权力。

2021年10月读书报告
福柯的权力观(上传了部分)
在《疯癫与文明》这本书中,福柯所提到的“疯人”其实是非理性的象征,人们出于理性而抵制“疯癫”,由起初的放逐“疯人”,逐渐变为囚禁,以保证社会秩序的良好发展。社会上存在的这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不相容的背后,权力关系也在运作着。
从中世纪盛期到十字军东征结束,麻疯病院成倍的增加,有麻疯病人的城市遍及整个欧洲。王权控制和整顿捐赠给麻疯病院的巨大财产,麻疯病院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闲置也不断增加,其财产也被转交给穷人、医院等。麻疯病而后消退至消失,这不是长期以来简陋的医疗实践的结果,而是实行隔离,以及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切断了东方病源的结果。麻疯病消失了,麻疯病人也几乎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这些结构却保留下来。两三个世纪之后,往往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疯病人的角色。“愚人船”便是这么一个悲伤而又讽刺的载体,它行驶于城镇之间,搭载着那些神经错乱的乘客,目的地是空旷的农村,乘客们由此开始了自由而无望的流浪生活。疯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
17世纪产生了大量的禁闭所,失业者不再被驱逐、被惩办,国家承担起责任并以付出其个人自由为代价。在失业者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不言自明的衣物体系:他们有被赡养的权利,但是他们必须接受禁闭对肉体和道德的束缚。在经济危机时期,禁闭有着防范骚扰和起义的社会保护作用,在危机之外的时期,禁闭又有着为被禁闭者提供工作为民族繁荣做贡献的意义。然而,禁闭所的创立却起不到相应的作用,为被禁闭者提供工作的同时,会加剧其他人的失业,且额外成本更大。19世纪初,作为穷人收容中心和穷人监狱,他们在欧洲普遍消失了。
18世纪开始对禁闭进行批判,其中政治批判提到:一方面使疯癫成为禁闭权力的象征及其在禁闭世界中的荒诞而又使人无法摆脱的代表,另一方面是使疯癫成为各种禁闭措施的典型对象。于是,疯癫既是压迫的主体,又是压迫的对象,既是压迫的象征,又是压迫的目标,既是这种压迫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性的象征,又是证明这种压迫中的一切既合理又必要的辩护。在经济学家看来,人口是十分重要的,财富不仅出自农业劳动,而且出自工业加工,甚至出自商业流通。然而,禁闭影响经济发展,影响劳动力市场,是一种有害的财政支出。
在对禁闭进行批判的同时,贫困作为更深刻的危机出现了,禁闭由此失去了经济支撑。贫困变成了一种经济现象,不是游手好闲造成了贫困,而是贫困导致了游手好闲。人们致力于消灭贫困,却发现贫困这一角色是必要的,它不仅不可能被压制住,反而使财富成为可能。福柯在书中提到:如果穷人多劳动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商品。贫困包括两个因素的结合,一是商品和金钱贫困,这是与商业、农业和工业状况相联系的一种经济形势;二是人口,这不是一个受财富波动支配的消极因素,而是一种直接影响经济形势和财富生产的力量,因为正是人的劳动创造财富,至少是传送改变和增加财富。
对“疯人”这种非理性的排斥,经历了一个放逐——疯人与罪犯共同关押——专门看护的过程。福柯揭示了该过程最后一个阶段——精神病院——的非理性,并指出了其中所体现的权威观念。他重新评价了大众对于图克工作的正面评价:解放精神病人,废除强制,创造一种人道的环境。福柯认为,图克的休养院将疯人的罪过变成秩序中的一部分,使负罪感成为疯人本人的一种意识,一种与看护的单向关系。疯人最终恢复理性,然而恢复的过程中却失去了自我,把自己变成他者的客体对象。图克还为疯人准备了社交活动,参加“茶话会”,他们作为陌生人扮演着“理性人”。休养院强调家庭观念,用家庭把精神病人看护起来,表面上是看护,实际上是异化。法律上赋予疯人未成年地位予以保护,同时也意味着剥夺了疯人的公民地位,剥夺实际自由。监视与审判也是精神病院的重要因素,看护有一种权威,他们可以在异常情况下命令病人,看似没有强制措施的精神病院,并不意味着非理性获得解放,而是意味着疯癫被制服。
相比图克的疯人院,皮内尔的疯人院是一个立法领域,一个道德教育场所,疯癫一直被禁闭在道德世界中。医生在疯人院内代表着父亲和法官,代表着家庭和法律。疯人与医生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合作关系,这种结构变成疯癫的核心,成为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一个缩影,即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的疯癫与无序的关系。
在精神病院中医生代表着父亲和法官的角色,同时也代表着家庭和法律。良好的教育、高雅的风度、敏锐的洞察力使得医务人员赢得病人的信任,继而产生尊敬和服从。他们获得支配疯人的权力,指挥和管束疯人的行动,偶尔也会动用强制力量对不服从进行惩罚。这种医疗实践实际上是对秩序、权威和惩罚的古老仪式的一个补充。疯人与医生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合作关系,这种结构变成疯癫的核心,成为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一个缩影,即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的疯癫与无序的关系。

2021年8月读书报告
《金钱性别和现代生活风格》
关于金钱
关于金钱,齐美尔有一句名言,即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金钱是我们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是我们追求某种生活品质的必经桥梁,我们无法也不能在这上面做过多的停留,这时候看清楚自己的初心,能够不为金钱所迷惑,做到继续前行才是最重要的。
金钱确实有一种魅力,让人们乐此不疲的追求。从文化来看,现代文化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一是平均化,即通过同样条件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到一起;二是独立化和自主化,即强调最具个性化的东西(这点我们在时尚中也可以体会到)。货币便为平均化和自由化两者建立了联系,首先,劳动成果可以体现为货币,并用货币来支付,这种特性历来被看作人身自由的一种手段和支持;其次,用钱税取代义务,将人身从那种义务加在它身上的枷锁中解脱出来;除此之外,收钱和销售,也与同样的双重结果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人们认为将拥有物转化成货币是一种解放,一方面人们通过货币获得想要的东西。人们通过金钱可以满足自己的愿望,用金钱为事物标价,使得事物有了统一的可获得的方式。通过金钱可以获得的对象的范围大大增长,这使金钱获得了中心地位,他作用于现代生活中许多具体事物中。
货币与现代生活风格
现代风格的理性特征受到了货币制度的影响。劳动分工摧毁了为专门的主顾生产的这种形式,在劳动分工的作用下,不再为专门的主顾生产,于消费者而言,产品的主观色彩消失,生产不再受个人制约,商品变成了一种客观的给定物,也就是说,劳动分工将创造的个性从被创造的作品中分离出来。随着劳动分工的专业化,交换关系也日益复杂,中介就变得尤为重要,由此来看,经济中包含更多的关系和责任,他们并非直接互惠的。
文化内容的专业化也渗入了日常生活中,在19世纪左右,不论是社会较低阶层还是最高的教育阶层,对于住房设施、生活用品、装饰物品等的需求都相对而言是简朴的、耐用的。随着文化内容的客观化,大量形状独特的物品出现很难再有单一物品的独特性。在精神方面,越来越多的非个性文化客体的出现,人们倾向于接受一种完全反个人的生活秩序的思想,这个世界上具有自己愿望和情感的灵魂就越来越少。
正如时尚哲学中所提到的,时尚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将模仿与区别结合在一起,将一致的魅力与更替的魅力以一种特别的比例结合在一起。齐美尔认为,每一个时尚究其本质而言都是阶级时尚,每次刻画的都是一个社会阶级的特性,这个阶层以其外表的相似,对内统一联合,对外排斥其他阶层。一旦较低阶层试图模仿较高阶层,接受了后者时尚,前者就会抛弃这个时尚,设计新的时尚。因此,只要有社会差别的地方,自然而言就会出现时尚。相比几个世纪之前,现代的时尚少有奢华昂贵,生命力也更加短暂,其原因便在于:今天的时尚涵盖范围更大,今天的时尚让较低阶层的人觉得更容易模仿。时尚较少依赖个人,个人也较少依赖时尚。
劳动分工决定客观文化的发展,参与生产的灵魂越多,具体产品中的灵魂越少。劳动分工是货币经济的一个后果——首先是因为将生产过程分解成许多部分的操作,就要求一个运作绝对精确和可靠的组织,努力劳动结束以来,分工就只有在给工人常服货币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其次,由于货币产生的本质缘由,随着生产越来越专业化而变得越来越有效。借助劳动分工这个中介,生活风格就取决于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也和货币交易联系在一起。金钱促进了客观精神和主观精神双方面的关系,他对生活风格有着重要意义。

女性文化及货币与女性
在《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本书中,齐美尔论述了他关于女性文化的看法,他认为人类文化本身就是具有性别差异的。首先他对社会现状进行了分析。男性文化覆盖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领域,男人们创造了工业和艺术,科学和商业,不仅如此,这些领域也尤其需要男性的力量。同时,许多赞美的词语都具有男性特征,而贬低的词语则具有女性特质,比如说我们形容一个人勇敢坚强会说“男子汉”,而形容一个男人矫揉造作却会用“娘炮”这个词语。这就好像在说明,凡是男性的东西都是宝贵的东西。除此之外,社会中的许多行业都刻有男性印记。如木匠和装修这两个行业都被视为男性的职业,虽然它们包含很多女性也能够做得好的工作,然而占支配地位的劳动分工和劳动合作需要的是男人的体力劳动。在立法方面,我们仅仅拥有“男人的法”,因而我们感到这是普遍的法,妇女们经常反对司法的准则和判决,绝不总是意味着对整个法的某种陌生,而是意味着对男人的法的陌生。
继而,齐美尔提出真正的文化问题,即妇女争取自由是否会产生新的文化品质,这需要根据职业进行重新划分,或者发展某些新的变化。这就涉及到了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对整个职业的工作效能进行重新分配,让那些特别适合于女性工作方式的要素结合为一些特殊的、分化的局部职业。这里面临一个大的难题,即能否像迄今为止的文化活动产生于男性的本质一样,也可能从女性的本质产生某一种文化活动。在这里齐美尔认为,首先,她们必须参与男人们的教育,各种考验和各种权利,因为只有采取这种形式,她们才能为她们特殊的奉献可能性找到基础、材料和技术,只有外在的平等实现之后,才能考虑综合的要素。同时,在明显相同的基础上,要培养和感觉出两性区别的事实,培养女性特有的文化活动。最后要探索女性生活心理方面的节奏,探索女性生活普遍的、富有节律的形式。取消不平等不是给所有身高的人垫上同样高度的垫子,也不是因人而异的垫上不同高度的垫子以消除高度差异,而是去掉挡在人们面前的那堵墙,也就是障碍。
货币在性别关系中的作用
买卖女人
齐美尔认为,买卖女人是以一种带有社会化的方式进行的,相较于抢亲这种更加粗野的方式而言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新郎要求每位家族成员承担一份迎娶新娘的费用,这些费用甚至会分配给新娘的家族。买卖女人原初阶段的意义之一在于社会团结,过渡到更加文明的阶段之后,增添了女人价值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把女人视为一种有用的财物,为得到她们需要付出,人们热爱他为之而付出的东西。由此可见,买卖女人一方面是对女人的剥削、压迫和物化,另一方面却也提高了自己、父母群体及男人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是因为女人自身有价值,而且也因为人们花钱购买女人,所以她们有价值。再往后,婚姻中增添了人格化因素,礼物代替货币陪嫁。
卖淫
卖淫使女人丧失尊严,金钱为性事支付,用金钱来抵消某种价值,唯有付出金钱一方能够获得优势地位,,获得金钱一方通常被认为是受伤害和受侮辱的。
然而在许多原始文化中,卖淫根本不被人觉得有损个人尊严或社会地位。在古代亚洲,所有阶层的女孩都会为了赚取结婚嫁妆或献给寺庙珠宝而卖淫,她们既不会因此而失去尊严,而且之后的婚姻生活也不会因此而有偏见。在这种低级文明中,女性的性看法与金钱是不相冲突的,这里不强调个体,忽视灵魂的重要性,卖淫这种商品可被金钱化。


2021年7月读书报告
《时尚的哲学》
感觉社会学
人际互动中离不开的就是感官效应的联系,包括气味、声音和外观等,齐美尔特别强调了眼睛的独特作用。在人类的所有感觉器官中,注定只有眼睛才能完成一项十分独特的社会学任务,个体的联系与互动正是存在于个体的相互注视之中。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讲,眼睛的作用首先体现于面部表情的含义,就像初次见面时,人们总是习惯于从一个人的外表获得信息,建立初印象。“认知”这种具有特殊社会学意义的类型以眼睛为媒介,又以脸为决定性因素。眼睛的注视最为纯粹而又缺少客观性。相较于眼睛而言,耳朵接收信息是单向的,它只能接受信息,而无法反馈,而眼睛的交流却是双向的,既能获得信息,也能够表达。
齐美尔提到,随着文化的发展,感官感官对远距离事物的感受力越来越弱,对自身周围的感受力越来越强,我们不仅变得短视,而且迟钝。
饮食社会
进食行为具有排他性的自私性,比如盘子就是个人主义的产物,盘子表示部分食物已被分出来,盘子的圆形强调了这一点,圆形线条是排他的,把它的内容集中在自身内部,盘子象征秩序。
进食原本只是单纯生理意义上的,是外在的,在社会学意义上,饮食将自己以一种具有审美意义、更加系统化且更加超人的形式组织起来,于是就出现了一整套关于饮食的规则,这套规则不是针对食物而设立的,它关心的是消耗事物的形式。饮食的标准化辖制不是为了外部目的而服务,从中看出的是“唯物主义者的个体自私性经由饮食的社会形式这种过渡状态体验到的一种超越与转型”。如果说时尚是阶级的分野,那么我认为餐桌礼仪的社会化也体现了阶级的差别,礼仪等级的森严与否体现着阶级等级的高低。
餐桌礼仪的规则与其依据美学原则进行标准化的过程是社会化的结果。餐桌交谈应当既优雅的当又保持宁静,话题不宜太过专门化。为了吃饭而聚集在一起,以这种方式为中介,一种超越了进食的纯粹自然主义社会化体系就形成了。
时尚
关于时尚,齐美尔指出“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有着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它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模仿功能和分解功能构成了时尚,模仿既追求社会一致化,又追求个性差异化。模仿可以说是对个性的追随,没有自身的创新,能够消除孤独感向某个群体、某个特征靠拢。模仿允许有目的的和有意义的行为,可以把它界定为思想与无思想之间的产物。我们常常说时尚是一个轮回,它总是最先从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发源,而后人们开始模仿,一时之间成为普遍现象。就时尚的模仿而言,既是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迎合,又包括了不定期的活跃的变动。这种变动一方面是不同于昨天的标签,另一方面是等级性的表现,社会较高阶层通过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并且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新的时尚。等级观念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时尚也不例外,保证时尚的独一无二性能够彰显等级的“威严”。然而,就像上述所说,模仿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阶层越是接近其他的阶层,来自较下层的对模仿的寻求与较上层的对新奇的向往就变得越加狂热,货币经济的流行必定会加快这个过程并且使它变得显而易见,因为时尚的目标特别接近于纯粹的金钱拥有。
正如文中所说,模仿是时尚的重要构成部分,这就表明时尚有着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于它广阔的分散性和彻底的短暂性之间的对比。既能够起到圈子之间相互区别的作用,也能够起到圈子内部更加紧密的作用,阶级更加鲜明。齐美尔指出,时尚受到社会圈子的支持,一个圈子内成员需要相互模仿,模仿可以减轻个人美学和伦理上的责任感;无论通过时尚因素的扩大还是丢弃,时尚都有不断产生的可能性。
书中说到“我们并不会根据时尚的指令来决定是否穿宽裙或窄裙,理长发或短发,戴彩色或黑色领带“,对于这一点,我持有异议。时尚被创造出来并一步步的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我们无法阻止也无法避免的事情,可以说我们身上所穿的衣服样式、颜色、材质等都并不是我们所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时尚”精挑万选的结果。就像是产品选择了我们,而不是我们的需求选择了产品一样。有时,丑陋和令人讨厌的事物居然变成了时尚,这也许就是时尚的力量。



2021年6月读书报告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面对搭便车行为的自主治理,即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感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必须同时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变量加以组合。即:(1)增加自主组织的初始可能性;(2)增强人们不断进行自主组织的能力;(3)增强在没有某种外部协助的情况下通过自主组织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能力。”
1.理论模型
开篇作者引入了“公地悲剧”、“囚犯的难题”和“集体行动的逻辑”三个理论模型,通过模型指出特定情况下的公共事务总是得不到关怀的必然的悲剧性结果。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小范围的公共池塘资源,其位置坐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受其影响的人数在50人到15000人之间,这些人的经济收益极大地依赖着该公共池资源。这些公共池塘资源主要有:近海渔场,较小的牧场下水流域,灌溉系统,以及公共森林。通过对这些案例的研究,作者力图理解在搭便车和违背承诺的诱惑大量存在的情形下,人们是如何为集体利益而对他们自身加以组织和治理的。
但是这些模型只是一些使用极端假设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论。当特定环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设时这些模型可以成功地预测人们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结果,但是当现实环境超出了假设的范围,它们就无法预测结果。在规模较大的公共池塘资源环境中,缺乏沟通,每个人都独立行动,没有人注意单个人行动的效应,改变现有结构的成本就很高。在那种环境下这些模型对预测人们行为是有用的。但对于本书研究的重点--规模较小的公共池塘资源中资源占用者的行为,这些模型就几乎派不上用场。在这种情形中,人们经常不断地沟通,相互打交道,因此他们有可能知道谁是能够信任的,他们的行为将会对其他人产生什么影响,对公共池塘资源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趋利避害。当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居住了相当长时间,有了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互惠的处事模式,他们就拥有了为解决公共池塘资源使用中的困境而建立制度安排的社会资本。
完全依赖模型作为政策分析基础这一做法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陷阱,这就是学者会因此认为他们是无所不知的观察家,能够通过对系统的某些方面的规范化描述,领悟复杂的动态系统运作的真谛。有了这种自以为万能的错误自信,学者在向政府提建议时感到非常得心应手,而政府也相信学者的模型是万能的,能够纠正一切场景下存在的不完善的问题。在一些特定层次的问题的论述上。我们必须珍视霍布斯、孟德斯鸠、休谟、斯密、麦迪逊、汉密尔顿、托克维尔和其他许多伟大学者以往重要的理论贡献所提供给我们的分析手段。
2.制度研究
作者首先对其所说的公共池塘资源情形和个人在这种情形中的选择作出界定。公共池塘资源这个术语指的是一个自然的或人造的资源系统,这个系统大得足以使排斥因使用资源而获取收益的潜在受益者的成本很高(但并不是不可能排除)。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权利可以被限制为一个人或一家企业,也可被限制在同时使用资源的多个个人或许多由个人组成的团队的范围内。这里研究的公共池塘资源是由多个个人或许多企业使用的。把那些计划和安排公共池塘资源提供的人称为“提供者”,而使用“生产者”这个术语来指实际从事建造、修理或采取行动确保资源系统本身长期存在的任何人。
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占用和提供公共池塘资源的决策和行动是广义理性人在意识到自己处于复杂和不确定环境后的决策和行动。一个人在任何特定情形中的行为选择取决于他如何了解、看待和评价行为的收益和成本及其与结果的联系,面这些结果也同样有着复杂的收益与成本的关系。组织占用者就公共池塘资源问题采取集体行动往往是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事情,既有外部来源,又有内部渊源。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不顾道德规范、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因此,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是所有占用者在试图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时必须面对的一种可能性。然而在一些环境中无所颜忌的机会主义行为严重制约着本不需对监督和制裁协议进行大量投资便可合作完成的工作只有得到重大收益才能使高成本的监督和制裁活动有价值。因此,减少监督和制裁活动成本的共享规范可被视为用于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社会资。
2.1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
继而作者开始考察在公共池塘资源环境中人们所面临的一般问题:如何通过组织避免独立行动的不利后果。在最一般的层次上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组织问题:如何把占用者独立行动的情形改变为占用者采用协调策略以获得较高收益或减少共同损失的情形。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创立一个组织。组织工作是一个过程;一个组织只是那个过程的结果。一个由经营企业的人组成的组织只是从组织过程产生的组织的一种形式。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各能对实现集体行动的一种途径出解释。按照企业理论,一个企业家认识到,当人们存在一种潜在的相互依存关系时,就会有机会增加收益。企业家有着很高的激励尽可能有效地组织个人活动。企业家会试图规划与代理人的合同,以激励代理人为增加企业家的收益而工作,也会对代理人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对于不满意的代理人企业家能终上与他的合同。企业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出现新公共管理运动等,它把私有化方式推动公共物品治理的模式引入高潮。政府会采取比如招标的方式将一些公共物品保护责任和公共物品提供赋子市场中的企业。然而市场化过程中会出现欺诈和腐败现象,尤其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存在公平问题。公共物品提供传统上期望由政府来提供的。政府也是有可能将公共产品的提供转包给私营者并当他们不能获利的时候补偿他们。当政府负担不起支付合适的价格时,提出法规来允许合同商向服务受益者收费,这对于政府来说是相当诱人的。但这不可避免会引起严重的公平问题。
国家理论中指的是统治者而不是企业家,如果统治者具有使用武力的垄断权,便能采用强制作为组织各种生产集体利益的人类活动的基本机制。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中,组织集体行动的负担都是由一个人承担的他的收益与集体行动所产生的乘余直接相关。在两种情况下,都是由一个局外人对合作活动所必需的制度规则的供给承担首要责任。然而企业家理论和国家理论都面临三个难题:供给、承诺和监督。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殊属性,当前的治理主要是国家模式,许多基础设施都是政府投资建设。然而国家在治理中会面临信息不对称、规制困境、寻租、目标选择不当、集权膨胀问题以及行政费用会随着干预增加而导致费用增多等问题,国家模式下的政府公共物品治理往往偏离帕累托最优水平。奥斯特罗姆认为,在“公地悲剧”解决方面,如果没有准确可靠的信息,中央机构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其中包括主观确定资源负载能力,罚金太高或太低,制裁了合作的牧人或放过了背叛者等,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作者进一步对产期存续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公共池塘资源进行分析,并对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场和菲律宾群岛的灌溉系统的组织情况进行了案例分析,最后提出了制度设计的八大原则:清晰界定边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相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嵌套式企业。
作者认为,研究公共池塘资源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缺一不可。首先,理论不仅影响解释中所使用的特定假设,还影响问题的设计方式。目前,分析集体行动困境的学者,其结论之所以过分悲观,是因为他们所运用的理论假设存在着局限性,如他们认为囚犯困境博弈始终是基本的结构,并且一个层次的分析就已足够。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共池塘资源中个人所面临的博弈结构并非是单一的囚犯困境博弈结构,并且所面临的问题也包括占用和提供两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结构取决于基本参数的值,并因场景不同而不同。同时,现有的集体行动分析,一般只着眼于操作层次的分析。实际上,影响集体行动的制度并不只限于操作层次的制度。此外,除了要对规则进行多层次分析之外,还需要看到论坛与规则选择和执行之间的关系。最后,奥斯特罗姆教授还指出,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规则并非只有法律上的规则,实际上,非正式的规则,也可能是有效的规则。
3.案例分析
第三、第四章以成功的案例为基础,分析了公共池塘资源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制度何以能够长期持续,并且这些制度何以能够由当事人自主地供给的问题。作者考察了各种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及其制度安排的案例,公共池塘资源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失败的和脆弱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制度的特殊案例。包括公共池塘资源问题不断的土耳其、斯里兰卡水利开发工程、公共池塘资源问题不断的加利福尼亚地下水流域、斯里兰卡渔场、新斯科舍近海渔场的脆弱性等案例。在此基础上与前文所分析的成功的案例相比较,得出了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失败的制度原因。对于土耳其的两个渔场来说,它们在制度上缺乏第三章所概括的8项原则。斯里兰卡的科林迪奥亚灌溉工程只符合一条原则即边界清晰。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为公共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促成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制度建议。
4.结论
最后,作者又回归于理论探讨,她认为现有的集体行动理论“不适于为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中的制度变迁提供政策分析的基础”,主要表现为三个问题:1.没有反映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和制度自主转化的本质;2.在分析内部变量是如何影响规则的集体供给时没有注意外部政治制度特征的重要性;3没有包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
最后作者用制度分析的方法,解释不同社群中的人们是如何形成公地治理的不同方法的。要分析一个制度选择的环境需要从人们对未来的操作规则进行选择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进行制度选择的人们也进行操作选择。当人们面对保留现有规则还是改变现有规则的问题时环境改变了,但个体没有变。因此,在考虑操作选择和制度选择时,应该使用相同的个体概念。制度选择环境中可供个人采用的基本替代方案有(1)支持继续执行现有规则;(2)支持改变一条或更多条现有规则。虽然可以同时考虑多种替代方案但最终选择是在一套替代规则和现有规则之间进行的。
一个较好的理论态度不是把规则变更的决策视为机械的计算过程,而是把制度选择视为对不确定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有根据的评估过程。这样才有可能从社会心理学家对制度选择过程中人类评估特征的实证研究中抽取有用的东西。因为在不确定的、复杂的环境中,所有人类评估都有若干已知的偏差。同时还应认识到,当存在资源恶化循环指标并被普遍认可作为未来资源损害度的准确的预测指标时,或当领袖们能够使其他人相信“危机”迫近时,人们便会愿意接受限制他们使用资源活动的新规则。例如,吉尔斯和詹姆特卡德根据几个实证研究提出,牧区养羊是用作生产奶,生产羊毛,还是生产肉会影响占用者较快意识到不利条件的能力。挤奶是每天的工作,牧人很快就知道产出量的变化。
与工期个偏正的的收优科政公相比,前费转快政公的算不仅要容易些而且有时会有实质的区别。所有占用者更为关注的是即时成本而不是未来收益。在决策者往往更强调预期损失而不是预期收益的情况下转换成本在占用者判断是否要改变规则时便具有了进一步的重要性。如果规则改革的预期贴现净收益并不大,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就极不可能为改变规则支付即刻发生的转换成本。对占用者没有能力为他们自己进行制度供给来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观点,我们显然已经能够加以驳斥。但是我们仍不能假定只要规则变革的净收益超过了净成本,占用者就会采纳新规则。与公共池塘资源相关的操作规则的变化所产生的净收益和净成本,并不作为独立的变量存在于世界上,使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或外部的官员们能方便地得到这些变量来进行简单的最大化计算。收益和成本必须由个人自己在高度不确定和非常复杂的、并因其他人的策略性行为变得更复杂的环境中去发现和评估。
总的来说,这本书着眼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研究,在大量的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论,从而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的理论,为面临公共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路径,为避免公共事物的退化、保护公共事物、可持续地利用公共事物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书中对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社区治理,也有很大的启发。只有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努力,才能解决公共事务的复杂性与政府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探索公共事务治理之道的本土化应用还需要各方进行大胆的实际尝试。
[ 此贴被任田甜在2021-11-25 16:42重新编辑 ]
Posted: 2021-07-04 20:50 | [楼 主]
王斌书
级别: dsgsdag


精华: 0
发帖: 14
威望: 14 点
金钱: 140 RMB
注册时间:2019-11-18
最后登录:2021-11-26

 

很棒
Posted: 2021-10-22 20:39 | 1 楼
帖子浏览记录 版块浏览记录
三农中国读书论坛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读书会

Total 0.023625(s) query 4, Time now is:01-21 19:11, Gzip disabled
Powered by PHPWind v6.0 Certificate Code © 2003-07 PHPWind.com Corporation

鄂ICP备0502835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