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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李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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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方读书报告(更新至2021年9月19日)

【书单】(2021.6.22~2021.9.19)
1、《不正常的人》
2、《必须保卫社会》
3、《词与物》
4、《临床医学的诞生》
5、《规训与惩罚》
6、《亲密关系的变革》
7、《实践感》
8、《男性统治》
9、《自我分析纲要》
10、《国家精英》
一、《必须保卫社会》——【法】米歇尔.福柯
    1.我们被权力强迫着生产真理,权力为了运转而需要这种真理。真理本质上属于力量关系、不平衡、边缘化、战斗和战争。什么是真理?没有一定的真理,而只有被宣传的真理,当权力需要这种真理来进行统治时便创造出真理来。福柯说“真理在非理性和野蛮这一边,而理性完全反过来属于暂时和凶恶,解释法律和历史的话语在此就完全反过来了。”最开始,人类的本性是掠夺(非理性和野蛮),胜者在胜利之后为了维持胜利,在统治关系中得到利益,于是想尽办法使游戏不再继续进行下去,便设法创造真理和法律来进行统治,通过让败者产生归属感以及忠诚、宣扬和平等方法,使战争的游戏不再继续。
    2.通过抬高义务的身价和增强力量的光辉从而束缚人,控制人,使人目眩眼花。一方面是法律的面目:权力通过义务、通过宣誓、通过法律来束缚;另一方面,权力有神奇的功能、角色和效力,权力使人目眩眼花,使人固化。
    3.统治权总是通过下层人形成,通过怀着恐惧的人的意愿形成。
    4.布兰维里耶将战争作为分析器,在战争和侵略的背后表现了军事制度,在军事制度之后是国家的整个制度和经济。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
    5.“大学的首要作用是挑选,不完全是挑选人,而是挑选知识”。我们接收的知识都是经过挑选的,我们很可能是生活在信息茧房中,四周是知识的墙壁。

二、《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法】米歇尔•福柯
    1、认识就是严格地讲话,并且如同精神的进步所规定的;讲话就是一个人尽自己的所能并符合一个由那些人强加的模式而认识,这个人与那些人有同样的起点。
    2、进入言词联系体系,这是科学最原始的本性,而从其第一个词起就成为认识,这是语言最原始的本性。话语一旦说出口,这便是你的认识,话语是你思想与认识的表象,无心之语也是有心之语。
    3、货币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就被限定了。这是任意的关系,因为这不是金属内在固有的价值赋予物品以价格;即使没有价格的物体也能用作货币,但它必须具有特有的表象性质和分析能力,它们使得它能在财富之间建立起平等和差异关系。(福柯看重的是货币的表象性质与能力,齐美尔注重的是货币的中介功能)
    4、立法应注意两件事:禁止金属转移到国外或用作铸币以外的其他目的,并确定关税以使得关税能使贸易平衡总是确定的,支持原材料的进口,尽可能防止制造物的出口,出口制造品,而非食物本身,食物的消失会导致缺粮和诱发价格的上升。
    5、“人文科学”并不存在于任何事关人的地方,而是存在于凡人们在无意识所特有的维度内对规范、规则和意指整体进行分析的任何地方,这些规范、规则和意指整体向意识透露了其形式和内容的条件。科学是一种认识,这种认识通过言词表象出来,而词与物业只是意识、认识和存在的表象。科学是通过词与物将意识、事物及其之间的联系表象出来。语言只是词之表象,自然只是存在物的表象,需求只是需要的表象。为语言、自然个体和需要及欲望的对象确定了某种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就是表象的存在方式。

三、《临床医学的诞生》米歇尔•福柯
      为了维护医院和医学特权,需要建立一个既符合自由主义原则、又符合社会保护必要性的结构—所谓社会保护具有暧昧的含义,既是富人对穷人的保护,又是保护富人来对抗穷人。若社会动乱,富人也不可独善其身,富人不能对穷人冷眼旁观,但是更不能把权力交给穷人,所以富人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穷人的同时,又要警惕压制穷人,防止民众运动。临床医学为了认识而观看,为了教学而展示,但这对病人难道不是一种沉默的暴力吗?这里隐含着一种微妙的权力(富人出钱治疗穷人,主要原因之一是穷人所得的病富人也可能会得,所以要从中吸取经验防患于未然)。要想治疗自己所患的一种疾病,必须有其他人用他们的知识、资源和怜悯加以干预,一个病人只能在社会里治疗他的疾病,所以把某些人的疾病变成其他人的经验,使痛苦展示出来,这样做是公正的。富人与穷人在组织临床经验方面有潜在的契约条款。临床教育是穷人为富人同意向医院投入的资本而付出的利息;这种利息应该理解为高利贷的利息,因为它作为一种补偿,对于科学来说是对象利息,对于富人来说生命利息。个人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又是自己认识的对象,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这种有限物的游戏在知识中的颠倒。

四、《规训与惩罚》米歇尔•福柯
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
1、16世纪,在刑事案件中,确立事实真相是君主及其法官的绝对排他的权力(派生出惩罚权的“主权者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属于“民众”)。我们不能把公开处决仅仅理解为一种司法仪式,它也是一种政治仪式。惩罚权是君主对其敌人宣战权利的一个层面,也是强制索取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补偿的一种方式。公共处决具有一种司法——政治功能,它是重建一时受到伤害的君权的仪式。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建权力,它也是展现武装的法律的一种仪式。
2、18世纪,关于惩罚权力运作的新策略,目标是:使对非法活动的惩罚和镇压变成一种有规则的功能,与社会同步发展;不是要惩罚得更少些,而是要惩罚得更有效些;或许应减轻惩罚的严酷性,但目的在于使惩罚更具有普遍性和必要性;使惩罚权力更深地嵌入社会本身,所以惩罚从公开判决转变到更加注重人道性。惩罚权已经从君主的报复转变为保卫社会了,犯罪者成为社会公敌。法律用人道的方式对待“非自然的”人,这不是由于考虑到罪犯身上隐藏着某种人性,而是因为必须调控权力的效果(经济理性)。“人道”是给予这种经济学及其锱铢计算的一个体面的名称。把惩罚减到最低限度,这是人道的命令,也是策略的考虑。在旧体制下,犯人的肉体变成国王的财产,君主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和自己权力的效果。现在,他将是社会的财产,集体占用的有益对象。所以改革者总是主张将公益劳动作为最佳刑罚之一。
3.观念学派: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把表象分析确定为肉体政治学的一个原则,这种政治学比酷刑和处决的仪式解剖学要有效得多。惩罚的符号—技术,杀鸡儆猴,新的肉体政治学——监禁。
4.在18世纪晚期,人们面对着三种组织惩罚权力的方式。第一种是依然发挥作用的,基于旧的君主制度的方式。另两种都基于一种认为惩罚权利应属于整个社会,应具有预防和改造功能的功利主义观念(所以监禁最终被采用了)。但这二者在所设想的机制方面迥然不同。广义地看,人们可以说,在君主制度中,惩罚是君权的一种仪式。它使用报复的仪式标志,对犯人的肉体施加报复。它是君主及其权力的物质表现。它是不连贯、不规范的,总是凌驾于自身的法律之上,它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强烈的恐怖效果。而主张改革的法学家则把惩罚视为使人重新获得权利主体资格的程序。惩罚不应使用标志,而应使用符号,即一系列被编码的表象。这些表象应能得到迅速的传播,并能最普遍地被目睹了惩罚场面的公民所接受。但是,在当时提出的监狱制度设想中,惩罚被视为对人实行强制的技术。它通过在习惯、行为中留下的痕迹,施展训练肉体(不是符号)的方法。它以建立一种特殊的管理刑罚的权力为先决条件。
5.a.战争在战略上是政治的延续。战略上,人们能够把战争视为国家之间政治交往的一种方式;战术上,人们也能把军队视为维持市民社会无战争状态的要素。 b.规训手段主要有层级监视(空间)、规范化裁决(准则、惩罚)、检查三种。 C.个人无疑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原子,但他也是我称之为规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 d.表面上,纪律不过是一种子法。实际,纪律应该被视为一种反法律。它们具有引进不可克服的不对称性、排斥相互性的作用。因为纪律在个人之间造成了一种“私人”联系,这是一种强制关系,不同于契约义务。 e.司法接纳监狱:因为在其中惩罚权力不再敢公开显示自己,而是默默组建一个客体现实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惩罚将做为治疗而公开运作,判决将被纳入知识的话语中。监狱是惩罚过失犯罪的,但是,大部分过失犯罪是在监禁中由监禁制造出来的。归根结底,是监狱使这种监禁得以无限延续。监狱使技术性规训权力“合法化”,它也使合法的惩罚权力“自然化”。 f.学校、医院、监狱等机构都往往行使着一种致力于规范化的权力。与其说它们是压制、排斥、制造边缘状态的机构的种种观念,不如说这一切这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

五、《亲密关系的变革》——【英】安东尼.吉登斯
      本书的写作逻辑是:避孕术的发明,导致性与生育的分离;性获得自主性,且以浪漫之爱为基础,女性同男性达成一种平等的纯粹关系;这种纯粹关系是一种民主化关系,最终个人生活政治的民主化导致对社会世界的颠覆性影响。最开始,在避孕术未被发明之前,性对于女性来说是及其危险的,因为对女性而言,进行性生活有怀孕的巨大风险,而怀孕生产又会带来生命危险。随着避孕术的发明,这种技术斩断了性与生育的紧密联系,性对于女性具有的威胁变小了,打破了女性对于性的禁忌,她们也开始从性的忍受者的角色逐渐向平等于男性的性的享受者的角色转变(当然这不只是因为避孕术,避孕术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男女平等的思想、经济与社会发展等也是重要的原因)。当性获得自主性之后,性不再是以经济条件为主要的基础了(在前现代欧洲,大部分婚姻都是契约式的,是以经济条件而不是以彼此之间的性魅力为基础)。这时的性主要是以浪漫之爱为基础。浪漫之爱在18世纪以后开始成形的,它具有理想化的特性,又吸收了激情之爱的某些要素(显示着激情之爱的是一种急切的渴望,极力要求从那种容易与激情之爱产生冲突的日常生活俗务中分离出来。同他人的情感纠缠是普遍带有渗透性的——它如此强劲以至于使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漠视正常的义务)。浪漫之爱把一种叙事观念导入个体生命之中——这种叙事观念是一种套式,从根本上延伸了崇高爱情的反射性,它从根本上是一种女性化的爱。浪漫之爱情节首先是由女人所发展,后来在某种程度上首先被女人消融。浪漫之士并未直觉地把爱的本质理解为与拓殖与重构自我认同相关的组织个人生活的方式。浪漫之爱的平等观源远流长,它内在于下述理念:一种关系可能是产生于双方的情感投入,而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社会标准。浪漫之爱在权力上是很不平等的,因为对女人而言,梦想浪漫之爱最后却使她们大多成了家庭生活的严肃附属者。融汇之爱假设了在情感的予取上的平等性,情感的予取越是平等,特殊的爱的维系也越是接近于纯粹关系的原始样态。在此,爱就发展到了亲密关系的程度,发展到了每一方都准备向对方推心置腹公开关怀与需要的程度,甚至伴侣彼此之间都十分看重,因而易受伤害。纯粹关系中存在着一种以忠诚为核心的结构矛盾。要长相厮守、共创历史,个体就必须把自己托付给对方。即是说,她必须在言行上为对方提供某种保证,使其关系无限延续下去。然而,当今的关系并不像过去的婚姻那样是一种“自然状况”,在没有极端境遇的情况下当然会持续下去。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某个特定时刻多多少少有些随意地提出终止关系,这是纯粹关系的一个特征。若让一种关系冒永久持续之险,那么,承诺就是必要的;然而,毫无保留地承诺意味着在未来遭受更大的伤害,如果关系破裂的话。承诺与遵守承诺是纯粹关系中的一种义务,如果没有这种义务,那么就不会有获得对方忠诚的这种权利。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适用于纯粹关系领域的这一规则是政治民主的基本律令。只有在对对方承担责任、把特权与义务相平衡的情况下,权利才有助于消解武断的权力。在关系中如在别处一样必须认为义务是可根据其内部协商加以修改的。亲密关系的可能性意味着民主的许诺,这一许诺的结构来源和纯粹关系不仅在性的领域、而且在父子关系的领域的出现,以及亲缘和友谊等关系形式的出现。民主所意味的不仅仅是自由和平等的自我发展的权利,而且还有(分配)权力的宪法限制。政治民主意味着个人有足够的资源以自治的方式参与民主进程,这在纯粹关系领域同样适用,尽管如在政治秩序中一样,重要的是要避免经济还原主义。民主愿望不必意味着资源的平等,但显然有那方面的趋势。民主愿望的确涉及包括资源在内的经过反射性协商的权利契约,将其作为关系的限定性部分。在异性恋关系中这一律令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男人和女人在可用的经济资源、生儿育女和家务劳动方面所负的责任是不平衡的。民主模式以这些领域里的平等为前提;然而,其目的大可不必是完全的平等,就如同据自治性原则协商的公平安排一样。任务与报酬的某种平衡将得到协商,致使每一方都是可接受的。劳动分工可以确定,但不是简单地依既定标准继承的、或由带给这种关系的不平等经济资源所强加的那种分工。
        此外,我在阅读到这本书的一些话语时产生了一些感悟。一是吉登斯说“家政的中心已从父性权威向母性教化发生转移。男人的统治靠法则,女人的统治靠劝慰”。这两句话让我想起另一句话:“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这句话展现的意义是说女性通过征服男性而征服世界。认同这句话的人认为女性不具备征服世界的能力,或者聪明的女性只需要懂男性、驭使男人去征服世界,自己坐享其成便可,认为男性的本性倾向于征服世界、统治世界、制定法则来稳固统治,而女性则天性是爱好和平、注重家庭、温柔慈善、不擅竞争与统治。但是这句话是出自男性之口,是站在男性视角的凝视(为什么女性不能靠自己力量来征服世界?为什么女性要靠征服男性来征服世界?),可能它符合男耕女织的时代,却并不符合现代。由于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需要越来越多的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此外,男女平等的思想也逐渐深入人心,女性也要外出工作,女性也要在职场与男性竞争,女性也要尝试征服世界,而男性亦是开始逐渐增加对家庭照顾的责任,洗衣做饭、养育孩子现在同样是男性需要承担的一部分,性别的分工不再如以往一样明确固定,其界限开始模糊。虽然不可否认,现在多数家庭依然是男主外、女主内,但是男女平等、分工逐渐去性别化,这将是不可抵挡的趋势,也将把女性从家庭解放出来,把男性从一味竞争中解放出来。二是在这本书的九十页至九十四页中,吉登斯找了一个案例——年轻女子格丽患有性瘾。瘾是指一种被迫从事的模式化的习惯行为,停止这种行为会引起无法控制的焦躁(上瘾是对自我的放弃,即暂时放弃对那种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情况下常见的保护自我、认同的做法作反思性的关注)。吉登斯对性瘾的这个案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很明显的社会工作个案工作的特色,层分缕析格丽性瘾的原因——格丽父母都是酒鬼,父亲把四个女儿都奸污,格丽通过接收父亲的性要求来保护自己及姐妹免受毒打,格丽尝试揭发父亲恶行,却反受到父亲更大报复,所以格丽认为在一个她对其实际影响有限且可疑的世界上,性给予了她一种控制手段,通过不断的性来在男人控制的社会环境中寻求认可。对格丽的治疗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种长期的依恋关系,让格丽能够有安全与信任感,能够完成自我认同。三是关于信任与本体性安全。吉登斯对信任的定义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信任是与“本体性安全”密切相关的,本体性安全指的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它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所以若信任没有建立起来,后果便是存在性焦虑的持续,故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信任的对立面是存在性焦虑或忧虑。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在于本体性安全和信任都与时空有巨大的关系。而亲密关系其实也与距离关系巨大,亲密并不是被另一方所吸纳,而是知道他(她)的特点并使之与自己的特点相适合,向另一方开放却需要有个人的界限,当有足够的信任与安全感时,便能形成开放而保持界限的良好关系。

六、《男性统治》【法】皮埃尔.布迪厄
      1.一种放大的图像
a.“为了思考男性统治,我们甚至冒险求助于本身即统治产物的思想方式。”我们生活在男性统治的社会,我们的思维方式很大部分也可能是男性统治下的思维产物,如果不跳脱出来,我们很可能用男性统治下的思维来对男性统治进行思考。 b.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须为自己辩解。在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让大家接受,无须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但是女性却很多时候需要为自己辩解。比如,女性如果在婚姻中被发现不是处女,那么她需要解释为什么她不是处女。但是相对而言,男性就很少需要去解释。)社会秩序像一架巨大的象征机器一样运转着,它有认可男性统治的趋向,因为它就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 C.强调统治持久地在身体上打下的烙印和通过这些烙印所起的作用,并不是为这种认可统治的极其恶毒的方式提供武器——这种统治旨在将妇女受到压迫的责任推卸到她们自己身上。被统治者把从统治者视角出发建构的范畴用于统治关系,因此使统治关系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 d.当象征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获得大致构成了可能的积累的唯一形式时,妇女是应该在免受侵犯和怀疑的情况下保留的价值,这些价值投入到交换之中,就会产生姻亲关系,也就是社会资本,以及有声望的姻亲,也就是象征资本。e.“男性特权也是一个陷阱,而是它是以长久的压力和紧张换来的。所谓勇敢,有时植根于一种懦弱的形式中。”所以要求女权(平权),不只是一种对女性的解放,也是对男性的解放,解放女性的生产力,释放男性的压力。
      2.“客观期待”尤以默许的形式被纳入仍有很大性别差异的劳动分工结构提供给女人的位置中。她们所受的贬低难以改变,因为这种贬低不出自任何明确的恶意,而是无辜地完全出于无意识。
3.a.在打扮上,男人是倾向于让人注意社会地位的社会符号而忘却身体,而女人则是倾向于张扬身体并使身体变成一种诱惑的语言。是因为男性凝视下,他们注重女性的外表,建构之下,女性也尤其注重自己的外表,对女人而言,身体是一种尤其重要的资本(如果有更重要的资本,那一定是优先展示重要资本)?那么对男性呢,他们的资本更多是表现在社会地位,权力与实力上。如果是女性统治之下,那会不会是女性更注重社会地位,而男性更注重张扬身体呢? b.在差别不那么大的社会里,她们被当成交换手段来对待,交换手段使得男人可以借助婚姻积累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婚姻是能够建立或多或少广泛或诱人的姻亲关系的真正投资。 C.我们所理解的性,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创造,但这种创造是随着不同的场及其特定逻辑的分化过程的完成而逐渐进行的。统治者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不知不觉地参与了对自身的统治。

七、《自我分析纲要》【法】皮埃尔•布迪厄
      布迪厄在这本书中描述了50年代初他进入哲学场时的可能性空间的状况,他从哲学转向人种学和社会学的求索过程,他的童年经历和寄宿生活。他提出:(习性)(资本)+场=实践,他的低微出生和学业成功结合而造就他分裂的习性,而这种习性与其积累的学术资本一起,在场中的引力和斥力的作用下,导致他独特的实践—通过对立面的协调,把宏大的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经验对象相结合。他认为,自我分析的关键在于批判的反思性。“我不止一次在生活中感到在一种最高的力量强迫下去做某件事,这件事让我付出了很大代价,但这件事的必要性只被我感觉到”,布迪厄虽然面临着自己难以改变与厌恶的强迫,但是并非去逃避这种强迫,而是参与进去,尽他所能去改变这些环境(比如,他作为媒体的抨击者,却频繁地在媒体上露面)。他问自己,为什么写作?最后听到自己的回答:为了让读者感受他的经验、困难、疑惑、痛苦,并通过一种现实主义的认同,获得更好的行动和生活手段。
理解,就是首先理解一个场,一个人与这个场一起并通过反对这个场而形成。场的作用一方面通过与全部或部分介入到场中的人(而且他们本身也是一种习性与一个场之间关系的许多不同或敌对的体现)的冲突实现。

八、《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一)学业分类形式
1.“正是教学机构的客观结构(如学科的等级)和社会空间的结构(对应性关系将这两种结构连接在一起)引导着旨在维护或改变这些结构的行动。问题在于将行动者与在结构的维护或改变中实实在在落到他身上的那一部分对应起来,尽管这个行动者并不一定是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主体。既然他只是一个内在化了的外在,那么,他就同意使自己成为表面上的行动主体,而这些行动的真正主体是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我们是结构塑造出来的,比如处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之中中的人,继承的资本和受到的教育是不同的,同一个结构之间的人会有很大的同质性,反过来,高度同质性得一群人又会加固这个结构。只是处在底层结构的人,如果意识到了这个事实,才会想着跳出结构并改变对他不利的固有结构,但是属于结构之中有利地位的人却会想方设法加固结构,底层结构的人要跳出结构更是难上加难。个人的确能够发挥主动性,但是在底层结构之中的个人,首先是难以意识到自己需要去努力发挥主动性,其次是不知道该怎样去发挥主动性,所以他们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主动性呢?
2.学业分类活动建立了行动者的社会属性和学业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学业位置本身又根据教学、教学机构、学科或专业的等级而等级化了。处于等级化了的学业位置上的行动者的序列反过来又构成了将继承所得的资本转化为学业资本的主要机制之一。惯习:在社会关系上结构化了的生物学个性特征。
(二)圣职授任礼
1.精英的产生——精英学校:负责对那些被召唤进入权力场域的人(其中大多数都出生于这个场域)进行培养,并且对他们加以神化的机构。神化行动其实就是要在社会的连续性中开凿一系列或多或少有点专制性的鸿沟,并且通过象征性的工作使之合法化,因为象征性的工作可以使它们被承认,被证实,并且使它们符合一切事物的本质和一切存在的等级。通过设立边界,将那些在经受了学校的所有重要考试之后,被选拔出来的人与普通人区分开来,这样,学校就建构了一个“精英群体”,并且通过分离行为,赋予这个群体通常只属于神者的一切特征。如此建构起来的群体限制越严,排他性越强,其象征资本的意义越大,垄断一旦得到认同,就会转化为精英。教学机构通过行使任命权,参与了原本属于国家的对象征暴力的合法垄断,并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赐予某人一个学校出产的称号,实际上是一项进行合法分类的法律行为,通过这一行为,对社会身份或许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标志被颁发了出去。
2.制度化的仪式——a.跨越分离“大众”与“精英”的界限,其前提条件是决裂,甚至是背弃,正是无数的差异性偏离造成了社会轨道的重大偏差。每一次学业神化行动只是加深最初的裂痕,并且把这种裂痕同时建立在现实中和意识里。 b.苦行主义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品质正好可以证实人们控制本性的能力,也可以此证明人们控制那些不善于控制自己本性的人的能力。所以若是我们一直放纵自己,那就是把控制自我的权利交到了别人手中。 c.将一个人划定在一个本质卓越的群体里,就会在这个人身上引起一种主观变化,它有助于使这个人更接近人们给予他的定义(是贵族就得行为高尚)。
(三)名牌大学场域及其变化
学业资本本身主要是通过继承所得的文化资本而与家庭的社会地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1.结构的状况——a.具备相同或者类似习性的同窗之间的持久的较量只能强化每个人的习性和已经达成共识的价值准则,进而增强对自身价值的信心。 b.群体精神是社会资本的建构条件,也是群体共同拥有的资源,它能够使一体化了的人群中的每一个成员分享其他所有成员以个人名义持有的资本。c.关注结构、关注确保结构的永恒与变革的隐藏机制,这就是人们得以超越偶然性幻觉的关键所在。 d.那些在地域上和社会关系上都偏离中心,兼备各种不利条件的人往往被迫接收选择,而这种选择实际上就是一种延期淘汰。所有这一切或许都是由于信息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的。指导或建议常常只会进一步强化他们(在社会关系上建构起来)的癖性。越在底层越容易故步自封。 e.他们信守的是名牌大学造就精英群体这样的简单理论,却忽略了被名牌大学神化了的预先存在的社会差异。
(四)权力场域及其变化
力量代表了正义
1.a.权力场域是按照一种交叉状的结构排列的:根据主要的等级化原则(即经济资本)构成的分布与根据次要的等级化原则(即文化资本)构成的分布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交叉”。 b.再生产策略包括繁衍策略、预防性策略、狭义的经济策略、社会投资策略、婚姻策略、社会公正策略等一系列的策略。社会投资策略: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建立或维持人们短期或长期能够直接调动和使用的社会关系。社会公正策略:目的在于通过运用这些策略使霸权及其基础(就是说,支撑霸权的资本类别)得以合法化。
(五)国家权力与支配国家的权力
1.合法化环节的延长——a.霸权必须得到认同,就是说,必须使人们接受和认可它所不具备的东西:“统治者就是统治者”(或者说,“权力关系就是力量关系”)。合法化行动的象征性效能是作为神化者和被神化者所认同的一种独立性发展起来的,也是作为被塑造起来的一种权威发展起来的。当机构和有关的行动者之间涉及的物质利益和象征利益的所有实际关系或者看得见的关系都被隐藏起来,而且认同行为的主体本身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这时,象征效能就达到了最大的效力。 b.公众对某一行为或者某一有关的事物所赋予的意义或者所认同的价值,往往能够带来极为现实的后果:继承权、家庭补助金、残废抚恤金、病假,等等。


【书单】(2021.5.11~2021.6.21)
1、《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2、《疯癫与文明》
3、《社会的构成》
4、《自反性现代化》
5、《超越左与右》
一、《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安东尼.吉登斯
20世纪70年代,为了重建现代性理论范式,吉登斯对三大思想家的著作进行反思,系统总结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三条明显主线: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理性化。
1、    马克思
(1)异化
异化是《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生产过程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的形式,工人“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劳动者的生产能力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不断提高,他却越来越不能控制其生产出来的产品时,异化现象也就产生了。马克思主要从这几个维度来讨论异化的问题: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无权处置其产品,由于他生产的产品都为别人占有,他也就无法从中受益);工人本身的异化(工作成为达成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既然所有经济关系同时也就是社会关系,那么劳动的异化也就必然带来直接的社会后果(货币促进社会关系理性化);人类生活在一个与自然界积极交互的关系当中,技术和文化既是这种交互关系的结果和表现,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小生产者与其产品控制之间逐渐增强的异化的历史,即他被剥夺生产工具以及相应地完全依赖于在市场上出卖其劳动力的历史。
(2)阶级
马克思强调,阶级并不是收入群体,而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面向。阶级是一种由个体之间关系所构成的群体,这种关系指的是生产方式中个体对于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关系。通过这种方法,会产生出一种两分阶级关系的模型:所有的阶级社会都是围绕着一条划分为两大对立阶级的基线而建立起来的,一个阶级处于支配地位,另一个阶级则处于从属地位。
(3)意识形态
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处理中有两大重点:一是个人活动赖以发生的社会环境限制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这正是语言形成了人们的“实践意识”的含义。这让我想到了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人在环境中,环境塑造人,人又反过来影响环境。二是观念的融合与创立,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时代占支配地位的观念都是统治阶级的观念,观念的扩散严重依赖于经济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任何时期所盛行的思潮都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当代社会中,我们接触到的信息都是被操纵的,我们的三观可能也是被塑造的,话语权掌握在权势者手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2、    涂尔干
(1)社会分工
由于人口增长,但资源有限,所以人类要创造资源,于是便促进了社会分工,提高工作效率并有效节约资源。在原始社会中,社会分工程度低,社会凝聚形态主要是“机械团结”,以“机械团结”为基本凝聚纽带的社会具有一种凝聚体或环节结构:这种社会是由内部组织彼此相似的、并置的政治—家族团体(氏族团体)所构成,它或多或少是由团体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感所组成的整体,是一种集体形态。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有机团结逐渐发展壮大。在有机团结中,团结并不是单纯来自对共同信仰和情感的接受,而是基于劳动分工上的功能性相互依赖,它以个人之间在信仰和行动上的差异性而非同一性为前提。
法律规则可以看成是被认可的行为准则,惩处则可分为两个主要类型,一类是“压制性”的惩处,另一类是“补偿性”的惩处。补偿性法律逐渐取代压制性法律,这是个历史趋势:社会发展的水平越高,补偿性法律在司法结构中所占的比率就越大。补偿性法律的存在是以普遍存在的多样性社会分工为前提的,而有机团结的社会凝聚形态是以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前提,在此社会形态中,补偿性法律在司法中占比较大。
(2)社会事实
涂尔干企图运用“外在性”与“制约性”这一判断标准来界定社会范畴的特征。社会事实是外在的,一方面指社会的组织、结构、信仰和习俗等都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另一方面指任何个人都只是构成社会关系整体的一个单一元素而已。涂尔干阐明社会事实的第二个判断标准是:道德制约性的呈现。社会事实对我们具有制约性,惩罚手段适用于对付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但人们履行义务很少是因为害怕惩罚。大多数情况下,个人接受义务的合法性,因此不会意识到义务的制约性,但当个人要抵抗制约性时,那它立刻就会显现出来。
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提出“把社会事实看作事物”的关于实证方法的论点。要坚持把社会事实看作事物的原则以及客观性原则,就要求调查者保持中立态度。这种方法可能招来“过于重视一种现象的表面特征,而忽略了更加本质的内在特征”的批评,涂尔干的回应是:根据“外在”特征下定义只是一种初步的处理方法,其目的是要“建立起与事物的联系”,允许研究工作从可观察到的现象入手。
(3)民主与职业群体
涂尔干指出,随着劳动分工差异性的扩大,国家日趋重要,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是一个以负责提供和保护这些个人权利为首要任务的机构。持久不断的国际竞争会刺激把国家当做一个集体的共同信念的滋长,但可能国家活动的日益扩大最终会发展到国家成为一个官僚暴君的地位。如果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次群体未能发展壮大,国家可能会成为一个压制性的机构,与文明社会中由个人所构成的群体的利益相分离,所以涂尔干呼吁复兴职业群体(即法人团体),形成一种对国家抗衡的力量,使个人的权利受到保护。
3、    韦伯
(1)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阐明了资本主义精神的道德手段是从加尔文的宗教伦理无意中衍生出来,是新教据以同天主教隐修遁世的理想决裂的世俗天职观念中衍生出来的。它要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生活理性化与非理性的价值约束有关。
(2)主观性与客观性
韦伯对政治和政治动机的逻辑的分析建立在下列思想的基础上:政治行为可能取决于一种“终极目的伦理”或一种“责任伦理”。追求终极目的伦理的人往往把坚持某一种理想作为他们一切政治行为的目标,而不对手段进行理性思考,他们相信其唯一的义务是要确保意图的纯洁性。追求责任伦理的行动者不会完全为动机的完整性所控制,而是会理性地考虑为达到其目标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值得注意的是,要把追求责任伦理与实用主义区分开来,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把真理等同于在任何特定时刻都切实可行的东西。
4、    社会分工的未来
涂尔干认为分工的发展是根据专门化的综合结果而不是阶级制度的形成(马克思)来刻画的,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关注的是强制分工所导致的异化后果,而他关注的是由于经济关系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作为原来社会形态道德支柱的传统制度趋于瓦解,这是现代“危机”的主要原因。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与涂尔干其实关注着相同的问题:经济关系对现代社会的非道德性支配。生产的社会化作为一种手段,会消除使人屈从于经济生产而将其“非人性化”的各种劳动条件(技术性异化)。对此,涂尔干所注重的是个体在分化的劳动分工中的道德整合和整体团结,而马克思是把有效地消灭分工作为人类社会交往的一条组织原则。

二、《疯癫与文明》——【法】米歇尔﹒福柯
福柯认为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
在中世纪结束时,西方的麻风病消失了。但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那种挥之不去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却延续了下来。在两三个世纪之后,人们采用了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只是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接替了麻风病人的角色。这种排斥最开始是通过“愚人船”的方法,将疯人们放逐到其他地方(愚人船只是一个传奇),后面便主要是通过禁闭取代放逐。在17世纪产生了大型的禁闭所,但最初禁闭这种大规模的、贯穿17世纪欧洲的现象,是一种“治安”手段。在人们赋予禁闭以医疗意义以前,使禁闭成为必要的是一种绝对的劳动要求,是对游手好闲的谴责。在1657年,纯粹消极的排斥手段第一次被禁闭手段所取代:失业者不再被驱逐、被惩办;有人对他们负起责任了,国家承担了负担,但他们以付出个人自由为代价。在他们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不言自明的义务体系:他们有被赡养的权利,但是他们必须接受禁闭对肉体和道德的束缚。后来,禁闭的压迫功能与一种新的用途结合起来,给被禁闭者提供工作,使他们对民族繁荣做些贡献:在就业充分和工资高涨时期,它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在失业严重时期,它收容了游手好闲者,发挥了防范骚乱和起义的社会保护作用。禁闭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18世纪,对穷人、罪犯、疯子进行拘留;《人权宣言》公布后,只有已定罪的和即将定罪的罪犯以及疯人依然遭到禁闭;1790年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后,禁闭被明确用于某些服刑的犯人和疯人。
福柯将疯癫分为浪漫化的疯癫、狂妄自大的疯癫、寻求正义惩罚的疯癫、绝望情欲的疯癫四大类型,但无论哪种类型,其本质都是非理性。虽然疯癫是非理性,但对疯癫的理性把握永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注:福柯认为贫困这一角色是必要的,原因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处于需求状态的人辛苦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

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
这本书主要讲了自反性现代化、破除传统、生态问题三大主题。
一、    再造政治: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初探(乌尔里希﹒贝克)
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它指这样的情形:工业社会变化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着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化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在自反性现代化阶段中,进步可能会转化为自我毁灭,一种现代化削弱并改变另一种现代化。
自反性现代化的基本论点是: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能动者(主体)所获得的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的反思能力便越大,因此改变社会状况的能力也越大。现代性的反思理论不等同于现代性的自反性理论:前者指社会越是现代化,主体越是能够获得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的反思能力并能据此改变社会状况;后者指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越是深入,工业社会的基础越是受到消解、消费、改变和威胁。
自反性现代化在何种条件下转化为何种社会危机?(工业化社会、自我反思性—风险、不确定性)贝克认为自反性现代化是指导致风险社会后果的自我冲突,这些后果是工业社会体系根据其制度化的标准所不能处理和消化的。产生并使风险社会成为现实的正是抽象化,而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的转变: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这些资源的存在是工业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但现代化完全确立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某个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正在枯竭、解体、失去魅力。
亚政治——个人重返社会。个性化意味着工业社会的确定性的瓦解及为缺乏确定性的自我和他人找到和创造新的确定性的压力,但它也意味着新的相互依赖,甚至是全球性的相互依赖。亚政治意味着从下方型塑社会,它区别于政治表现在:政治体系和法团主义体系之外的代理人也可以出现在社会设计的舞台上;不但社会和集体代理人,而且个人也可以与后者相互竞争,争夺新兴的政治塑形权。
根据普里特维茨的观点,我们在生态冲突中可以分辨出两种系统格局:一是封锁的对立格局,污染工业和受其影响的团体单挑独斗;二是援助的兴趣觉醒了,污染者和潜在的受害者之间的隐蔽的联盟变得很脆弱。第二种格局发展到何种程度取决于商业中的某些部分以及知识分子职业人士中的部分人转而扮演救援者和援助者的角色,他们发现生态问题可以作为权力和市场的建构,即可以作为权利和市场的扩展来看待。(生态不公的背后是权力、结构的不公)生态问题必须分解为其他问题:如技术、发展、生产安排、产品政策、营养的类型、生活方式、法律规范、组织形式和行政管理形式问题等。
二、    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安东尼.吉登斯)
吉登斯认为传统与记忆(特别是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传统包括仪式;传统与吉登斯称之为真理的程式概念的东西相联系;传统有守护者;传统有别于风俗,具有含有道德和情感内容的约束力。守护者与专家是有区别的,权威属于守护者的领域,专家是能够成功占有外行所不具备的具体技能或专门知识的人。专门知识分为许多层次,在专家和外行相遇的具体情境中,最关键的是技能和信息的失衡;在行动的具体领域中,技能和信息的失衡使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成为权威。传统与专门知识也区别巨大:专门知识是抽离性的(因为它建立在可以脱离情境而制定和发展的客观原则之上的),与传统相比,专门知识从根本上说是非本地、无中心的;专门知识所依靠的不是程式真理,而是对知识的可矫正性的信念;专家的知识积累包含着内在的专业化过程;专门知识与日益发展的制度的自反性相互影响,使得日常生活中的技能和知识被不断损耗并被重新配置。
三、    自反性及其化身:结构、美学、社群(斯科特.拉什)




三、《第三条道路》——安东尼.吉登斯
我们既需要知道自己想要创造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也需要知道向这种社会迈进的具体方式,吉登斯在本书中试图指出如何达到这些目标以及如何使政治理想主义再生。
1、    社会主义之后
古典社会民主主义(老左派):国家普遍而深入地介入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支配;集体主义;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加上社团主义;限制市场的作用,混合经济或社会经济;充分就业;强烈的平等主义;多方位的福利国家,保护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线性式现代化道路;低度的生态意识;国际主义。
撒切尔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新右派):小政府;自治的公民社会;市场原教旨主义;道德权威主义,加上强烈的经济个人主义;与其他市场一样,劳动力市场也是清楚的、明晰的;对不平等的认可;传统的民族主义;作为安全网的福利国家;线性式现代化道路;低度的生态意识;关于国际秩序的现实主义理论;属于两极化的世界。
“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其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2、    五种两难困境
(1)全球化——它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
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受到经济与政治两种影响的合理推动,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而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正在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发生巨变。
(1)    个人主义——现代社会在何种意义上变得越来越个人化?
在实践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强调国家在团结与平等的过程中的作用。集体主义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区别于保守主义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更着重强调“个人”。新个人主义不是“撒切尔主义”,也不是市场个人主义或原子论,而是意味着“制度化的个人主义”,它与传统和习惯从我们生活中消退有关,和市场、全球化冲击相关联。
(2)    左翼和右翼——当我们宣称这种区分不再具有什么意义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
鲍比欧认为左与右的区分核心是平等,所以其区分不会消失,站在左翼就是坚信解放政治。平等确实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机会,即幸福和自尊。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会由于未能使其公民最充分地发挥天赋和能力而损害社会自身。此外,不平等还能威胁到社会凝聚力,并能够造成其他的一些社会所不愿看到的后果(例如刺激了高犯罪率)。但是,随着全球化与科技的“双刃”性质的被承认,左与右的对立已不再尖锐。随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计划经济管理理论的衰亡,左和右之间的主要分界线之一已经或在未来将会消失。在现代,大量并不属于左与右范畴的问题与可能性渐渐显露出来,它们既包括生态问题,也包括与家庭和工作的特征变化、个人认同以及文化认同有关的问题。
(3)    政治机构——政治是否已经偏离了正统的民主机制?
贝克提出,对于政党和议会政治的兴趣的降低与非政治化并不是一回事儿。社会运动、单一问题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公民联合组织必定将在一个连续的基础之上,从地方政治直到世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关于这类组织能够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接替后者的作用、或者能够居于政党的位置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是既要在实践中、也要在法律上对不同的特定利益集团所提出的相互分歧的利益要求进行协调(不只是指中央政府)。
(5)怎样把对生态问题的考虑整合到社会民主政治之中?
生态现代化意味着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处于这种合作关系中的政府、工商企业、温和派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科学家们,在沿着更具有环境保护说服力的思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重建的过程中相互进行协作。向公民提供安全保障一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愈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增添了公民的安全风险。从生态问题中所能汲取到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需要对风险予以同样多的关注。
3、    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用这个术语指称的是社会民主的复兴,即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得不经常进行的阶段性反思主题的当下形态。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第三条道路抱持的价值观是: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世界性的多元化、哲学上的保守主义(走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纲领:激进派的中心、新型的民主国家(没有了敌人的国家)、积极的公民社会、民主的家庭、新型的混合经济、作为包容的平等、积极的福利政策、社会投资型国家、世界性的国家、世界性的民主。
新自由主义者想要缩小政府,社会民主主义者热衷于扩大政府,而第三条道路认为有必要重构国家,超越“把国家当敌人”的右派和“认国家为答案”的左派。问题不在于是要更大的政府还是要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使民主制度更加民主化:国家必须对全球化作出结构性的回应;国家应当扩展公共领域的作用,这意味着国家要进行迈向更大的透明度和开放性的宪法改革,并建立防治腐败的新措施;为了保持或者重新获得合法性,没有了敌人的国家必须提高其行政管理效率;全球化向下施加的压力使得用新的民主形式来取代传统的投票过程不仅成了可能,而且变得非常必要;没有了敌人的国家的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它们管理风险的能力;民主制度的民主化不能仅仅被当成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事,国家应当具有全球性的眼光,而向上的民主化也不应当停留在地区层次上。
4、    社会投资型国家
新的政治学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排斥在当代社会中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排斥,将他们排除在社会提供的主流机会之外;另一种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精英的反叛),富人的群体选择离群索居,从公共机构中抽身而出。进入到整个劳动行列对于消除非自愿性排斥极度重要,劳动为个人创造了收入,赋予个人一种稳定感和生活中的方向感,并为整个社会创造了财富。但包容性必须超越于劳动之外,一个包容的社会必须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还必须为人们提供出多样性的生活目标。传统的扶贫项目必须为以社区为中心的方式所取代,这些方式不但使更多的民主参与成为可能,而且还会更加有效。社区建设必须重视支持网络、自助、社会资本的培育,使这些因素成为促成低收入社区经济复苏的重要资源。与贫困作斗争要求注入一定的经济资源,但这些资源应被应用于支持当地的项目。使人们陷入福利之中不能自拔将会把他们排除出更大的社会,而通过减少福利来迫使个人寻求工作则会导致更多的人涌入本就已经十分拥挤的、低收入劳动力市场。社区建设则主要关注个人和家庭面临的多重问题,包括工作质量、保健与幼儿保育、教育以及交通。
福利国家的最主要难题是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这可能存在使人们对福利系统产生普遍依赖的弊端,可能导致道德公害的情势。所以吉登斯提出用“社会投资国家”取代“福利国家”的概念,这适用于一个推行积极福利政策的社会,其原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我们应该意识到,福利供给的重组应当与积极发展公民社会结合起来。
5、后匮乏社会
后匮乏社会和反思性现代化紧密相连,它是和这种现代化相契合的社会。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太多了——至少在社会中的某些领域或世界中的某些地区是如此,比如信息不是匮乏而是过量了,造成了“信息污染”的问题。地球是有限的,我们迟早会走到增长的极限,这是后匮乏社会显著的特征之一。后匮乏经济是这样的经济:在其中富裕产生出的种种问题并不能由于更加富裕而得到解决。它并不是指一个再也没有匮乏性物品的社会,它也不是指整个社会,而是指其中的特定方面或特定领域。

四、《货币哲学》——【德】格奥尔格﹒齐美尔
全书分为“分析卷”与“综合卷”两卷:分析卷是从一般生活的条件与联系理解货币的本质,分为:价值与货币、货币的物质性价值、目的序列中的货币;综合卷是从货币的影响说明一般生活的本质与构造,分为:个体自由、个人价值之货币等价物、生活风格。
一、分析卷
(1)价值与货币
客体的价值主要取决于需要(存在的世界是我的表象,价值的世界是我的需要)、稀缺性(差异性与特殊性)与某种程度的广泛性、经济性、恒久性。交换是克服对象纯主观的价值意义的起因,在交换中,事物彼此相互表现其价值。货币作为交换关系自主的表现,它将被需要的对象化为经济对象,并且建立了对象的可替代性,它作为一般的存在形式的物质化,依据之事物从它们彼此的相互关系中找到了其意义。
(2)货币的物质性价值
反对符号货币理由:货币与货物的关系并不是可精确规定的,内在价值补救了这一缺憾;货币符号之无限的可增性,相对主义对货币数量之绝对界限的漠然处之,以及由此导致的错误。
货币从物质到功能的历史发展。货币的功能:使商业便利,作为价值尺度具有稳定性,使价值流动和浓缩化。发展到后面,货币主要是行使其职能,而不注重其本身价值:“此乃信用,而非铜币也”。
货币向其一般职能特征的过渡:货币的价值建立在中央政治权力的担保上,这最终取代了金属的重要性。货币的贬值引发了它原来所依赖的统一的最大群体的解体和崩溃。货币所获得的价值在金属货币的情况中是一种补充价值,而在符号货币中却是唯一的价值。货币具有价值不是由于它自身是什么,而是由于它服务的最终目的。
(3)目的序列中的货币
对于实在的内容来说,究竟应该以其原因还是以其结果来认识和解释?以原因来解释则是因果性的思考进路,以结果来认识则是目的性的思考进路。目的必须与手段联结在一起,我们的行动是一座桥,它使目的内容从心理形式到现实的形式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目的性行动是处于自觉自愿的自我与外在的自然之间的一种互动。货币作为最纯粹的工具,它的位置就在各种目的的交汇之中,它作为所有可能性的价值实现所有价值的可能性。货币本质中有内在的两极性,它既是一种绝对的手段,另一方面对大多数人而言,它在心理上又是一种绝对目的,象征着目的论序列的终点。所以,货币是被提升至一种绝对目的的心理意义的绝对手段。货币的目的论地位造成了贪婪、吝啬、挥霍等心理后果。
二、综合卷
(1)个体自由
一般而言,任何财产都是自我的延展,是主体生命之内的现象,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是对意识存在的反射和情感的反射。自由是在对事物的占有中清楚地形成自我,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不涉个人的关系的载体,是个体自由的载体,因为它是这样的财产形式:它最有效地把个人从那种统一的束缚——即从其他财产占有形式延伸而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比如货币使得个人总体可以从其个别的劳动成果中分离出来(如公务员)。齐美尔认为,个体间的地位平等根本不是绝对理念,不是绝对律令,而是纯粹的手段,以去除特定的痛苦感,产生特定的满足感,重点是个体感受到平等。
(2)个人价值之货币等价物
实施固定不变的偿命金是出于保障社会和平,避免无休止的血亲仇杀的目的,这是一种心理学起源。但是随着社会的前进,对人的估价逐渐从功利主义的向客观的、绝对的估价过渡。人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价值,如果人们为了钱牺牲一切,那就是以一种占有的钱财交换了其存在本身。货币把事物安排到只有数量差异才能奏效的一系列现象中,凭借这一方式,一方面货币使事物彼此之间丧失了差异与距离,另一方面剥夺了它们拒绝与他者作对比而形成任何关系或任何限定的权利。
(3)生活风格
理智仅仅是对世界的内容或完美或不太完美的再现,它是一个中介,意志通过它来调整自己以适应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存在。货币到处都被视为目的,迫使众多真正目的性的事物降落为纯粹的手段。法律、理智性、货币,都对个体的特性无动于衷。

五、《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英】安东尼•吉登斯
    1.反思的现代化具有三大特征:全球化的冲击;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发生的变化;后传统社会的出现。
    2.结构的二重性:社会实践实质的反复性本质(为了超越“行动”理论与“制度”理论提出的),指社会体系既是社会行动的中介,也是行动结果的结构化特征。
    3.能动性政治:在存在社会整体关怀和目标的环境下,寻求使个人和团体完成任务,而不是国家为他们完成任务的政治。原教旨主义,固守传统,用传统守护传统。
    4.格雷认为对自然整体的关怀接近保守主义的主题(保护自然与保护传统二者密不可分,传统是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呢?)。保守主义与绿色哲学两者的共同特征是:对进步的看法带有怀疑论的特征,相信经济以自身为目的的增长是危险的,甚或是灾难性的,认为那些活着的人有责任建立一种把过去的死人和那些至今尚未出生的人联系在一起的观点;确信个人只有在公共生活方式中才能成长起来。
    5.老保守主义主张:等级制度、贵族政治、集体或国家优先于个人以及过分强调宗教的重要性。左派(以及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代表现代化,放弃过去,承诺一种更加平等、更加人道的社会秩序,而右派则反对它,重新回到早期的社会制度。
    6.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结合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然而推进民主化的不是财富,而是“承认人类自由这个完全非物质的目的”。自由民主通过“允许和保护他们的权利”“承认”所有的人。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彼此密不可分,因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个人自主的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经济吗?结合到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资本主义背后是自由民主的观念,自由竞争使得经济发展。而社会主义,推崇计划的集体经济,限制活力与创新)。
    1、商议民主:共识不一定是直接通过这样的讨论达成的,可以采取表决的方式;重要的是,参与者的判断是按照他们听到的和说出的东西作出来的。对话民主: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主权,这种交往构成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个人生活领域;社会运动、自助团体的增加;组织领域;全球秩序)。
    2、阶级:a.创造下层阶级的社会力量首先是结构性的,然后才是文化性得,但是一旦卷入进来,它们就会带来深层次的文化堕落。 b.福利计划有效实现的是社会保险的普遍化,福利与风险,也是减小社会革命与动荡的风险。大部分福利措施的目的是解决已经发生的事,而不是切断事情发生的根源,这是“国家失效”的主因。能动性的方法主要是预防(以吸烟为例):初级预防(未吸烟);次级预防(寻找吸烟替代物);三级预防(解决因吸烟的疾病)。 C.援助杀人的观点:援助会破坏地方传统与生活手段,破坏本土(比如搬迁);援助可能产生福利依赖。 d.尊重,甚至爱与纯粹地使用武力相比,是更有力的统治形式。可能更经常的情况是,男人一直用道德赞同和尊重来对待(守妇徳的)妇女,比如贞洁牌坊。
[ 此贴被社工李春方在2021-09-19 22:55重新编辑 ]
Posted: 2021-07-01 17:47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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