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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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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诗琪读书报告(更新至2021.11.19)

马诗琪 读书报告

阅读书目: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现代性的后果》
《自反性现代化》
《民族、国家与暴力》

自启蒙运动开始以来,以科学、理性、批判、原子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被开启,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对现代性做出了定义: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面临着更为复杂多样的选择与风险,社会科学必须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做出回应,对于沿袭传统并超越传统的现代性,社会科学也应给出自己的答案。本月的阅读第一是基于我自己的兴趣,大学四年内在日常生活中、考试中听说过、使用过现代性这个概念非常多次,但确实未能深入了解这个社会学的关键概念,也觉得自己没能把握到现代性的明确内涵;第二则是因为现代性话题一直并将持续活跃在新时代背景中,了解现代性话语及其相关思想,不仅能增加自身知识储备,对自身进步大有裨益,也有利于顺应时代洪流,多一种眼光和角度理解现代问题及现代性风险。

1.如何理解现代性
在上一段中提到过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给现代性一词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义: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这也是目前学术界较为普遍采用的一个定义。该定义明确的说明了现代性产生的时间及地点,并把欧洲作为现代性的发源地,认为现代性是从欧洲传入其他地区的。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是“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吉登斯把现代性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以及军事力量。资本主义指的是在竞争性劳动和产品下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工业主义指的是人化环境的发展,监督指的是对信息和社会督导的控制,军事力量指的是在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的控制,四个维度是紧密联系。共同发挥作用的,其中,资本主义是核心维度。

2.现代性的发展
任何新兴势力的产生发展都必然面临着传统力量的阻碍,只有当新兴势力壮大到足够与传统力量抗衡时,才能都到相应的发展。新事物的出现植根于旧事物的孕育,但却在旧事物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新时代的要素,因此是适应于新时代发展的,是进步的、创新的,因此,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是历史发展中不可抵抗的规律。现代性基于启蒙运动及工业化,仅仅在一个世纪之内就完成了对传统的重构和超越,带来了科学理性等现代化思想、实现了个人的解放。吉登斯所指的现代化不仅包含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以及军事力量四个制度维度,还包含了一种现代性的理念,它是启蒙、是发展、是解放、是反思,是现代人需要的精神,因此,现代化呈现出一种不可抑制的快速全球化趋势。在这种全球化扩张的过程中,吉登斯还提到了现代化媒介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发展可被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简单现代化阶段,二是反思现代化阶段,现代化由前一个阶段发展到后一个阶段,呈现出激进、批判等特点。这种现代化的发展不仅给现代社会及现代人带来了诸多机会,同时需要现代社会及现代人去承担相应的风险,“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

3.现代性的风险
贝克认为现代风险有诸多以往时代中所没有出现的特点:现代风险的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广、破坏力更大、难以察觉,需要以一种多元协同的方式进行治理。吉登斯对于现代风险秉持着与贝克相统一的观点,认为在接受现代性带来的机会的同时,应该积极回应风险,并将风险分为外部风险及人造风险两种,外部风险具体指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生理现象或社会现象是否发生,及其对人类的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和损失程度的客观不确定性。人造风险是由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人造风险指的是历史没有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的新的风险环境。

4.如何应对现代性
现代性的发展引起了三个后果:第一,自然的终结;第二,传统的终结;第三,因现代性发展中出现的不可预期的风险对人类的整体生存状况构成威胁。吉登斯认为不应逃避风险,应该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正视风险,把风险转化为发展进程中的机遇,构建现代性下的自我认同。
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与本体性安全紧密联系。他认为,所谓本体性安全是指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事件中,这种信心表现为对诚实或他人爱的信念。现代性背景下的自我认同建构需要重视两个方面:一是对自己的认同,二是对其他人事物的认同,必须通过对自身及现代社会进行不断的反思,才能构建自我认同,从而获取信任,克服原子化社会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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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诗琪(2021.9.13-2021.10.12)
书单:
《学术与政治》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支配社会学》
《社会学的想象力》

读《学术与政治》所思

1. 祛魅时代下的理知化
在《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中,韦伯提出了一个被广为引用和借鉴的观点:“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他以“祛魅”来总结时代特征,以一种冷峻的基调反对虚无主义,提倡“智性的诚实”,把工业革命之后人们逐渐从对神权的信赖和依赖之中解脱出来的状态进行了精准概括,受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影响,人们逐渐呈现出一种原子化的趋势,以自我为中心,思考自身在社会活动中的付出与收获并借此衡量可获得的利益,以所获利益与否以及所获利益的多少来衡量某种社会活动可进行的价值。这其实是人类行为风格的具体表现,现代人越来越倾向于以一种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世界,依靠经验的观察、缜密的逻辑以及严密的分析来体现科学、发展科学,由此,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越来越物质且清醒,往日“魅惑的世界”中的神灵、天地力量等“超验”的存在所带来的个体的敬仰与畏惧在慢慢瓦解。
殡葬改革便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以往人们依托于宗教、神灵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赋予种种宗教仪式与祭拜仪式,以求得“安身立命”之本。“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古代中国恐惧死亡,将死亡看作是一等大事,在有人去世之后,为了避讳,会用“走了”、“逝”等话语符号来代替死亡,余下的亲属会进行一系列长达数天的葬礼操办,各种仪式一丝不苟,遗体下葬的位置也很有讲究。随着科技进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人虽说仍旧重视丧葬,但对于丧葬仪式的态度也并非以往那么凝重,殡葬改革得以实施,个体无论是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简化的火葬形式,都意味着现代个体“仪式感”的削弱及理性程度的提高。韦伯同时提出了价值中立的立场,认为“祛魅”是不带有价值倾向的,并非祛魅之后的理性色彩一定是带来积极影响的,丧葬中的仪式被赋予了太多的感情寄托,个体若无情感和价值的依托,便会带来精神的“荒凉”,感到无助与绝望。

2. 外在环境与内在使命
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韦伯所提到的学术的意义,学术无法解除我们抉择的负担,无法代替我们承受抉择的责任和危险,但提供了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结果可能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应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怀抱着信念和信心,始终相信其具有值得奉献的价值。演讲的一开始,韦伯就从美国和德国的大学制度入手,对比年轻学者学术生涯的外缘条件。在美国,基于市场的平等交换原则,教师与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所教授的知识仅仅是被交易的对象,并无其他无可逾越的权威,在交易的过程中附着其上的价值也在剥落。而德国大学传统下,教师首先是一个学术贵族,这一身份意味着他对学生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这种不对等意味着,如果一个教师想要在课堂上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学生往往很容易被煽动。一般而言,德国学者的事业是建立在金权取向的前提之上。
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目前中国的大学制度,老师在做学术的同时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课时要求,创新知识与进行知识输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不仅如此还需面对着评教的压力,评教的结果与劳动报酬相挂钩。在学生选课的过程中,也不乏对老师的评价讨论,从给分、好过等标准入手,考试得分本该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却成为了评判一个老师好坏的标准,很少有人会把老师的学术素养、课堂所获知识的有用性作为选择课程的重要标准,严格的老师甚至还会在选课系统中被否定。这种外部环境实在是非常打击学者的自信,对于那些把学术当作天职的人来说是一种内在生命的伤害。韦伯也强调过“然而就学术本身的观点来说,我再重复一遍,将来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被别人超越;这不仅是我们共同的命运,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然而面对“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面前,而既不怨怼亦无创痛”心中亦无波澜的人是少之又少的。
现代世界价值多元,各种观点繁杂横生,没有人可以对学术的终极意义这一问题给出一个肯定、圆满的答案,学术的意义存在于每个个体内心的召唤之中,在自我的实践之路与不断试错中,韦伯在追求真实、保持思想清明的同时以热情的心灵与清醒的头脑直面挑战,怀着踏实的英雄主义献身于学术事业、观察广泛多元的世界、积极“入世”,实在值得我们去反复思考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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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诗琪(2021.10.13-2021.11.19)
【书单】:
《桥与门》
《货币哲学》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论美国的民主》上册
《国民性》

“国民性”之理解与思考
关于国民性这个概念,我国学者已有相关总结:周晓虹提出“国民性”又称“国民性格”或“民族性格”。一般说来,国民性指的是一种群体人格,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的性格总结,是一国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与行为特征之总和,它赋予民族心理以质的规定性。袁洪亮进一步将国民性确定为“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是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英格尔斯对于国民性的的定义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民性的重点是共有性。部分学者认为社会性格的首要标准是社会组织对它的需求性,也就是特定社会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性格,而英格尔斯认为国民性应该代表着一种众数人格结构,“社会需求性”或“与文化的契合性”不应包含在国民性的概念中;第二,国民性的构成部分是一种相对持久的人格特征,比如认识自我的方式和处理挫折的行动模式;第三,国民性是一种多峰式众数。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社会或者一个民族中不只存在着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性格,“多峰式众数”的研究方式不仅在实践经验的角度更具意义,同时也在理论研究中更加有优势,能够避免在描述国家人口时犯下同质化倾向错误。总结而言,英格尔斯提出了“国民性”的理论层面的定义:一个社会成年群体中具有众数特征的、相对稳定持久的人格特征和模式。
在书中英格尔斯也对不同国家国民的态度、价值体系和心理状态进行了对比考察。通过系统的分析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经济体制对一国国民性的“形塑”作用,对比了德国、俄罗斯以及美国三个国家的国民性,提出了“德国精神”、“俄国人格”和“美国性格”:二战期间德国国民性的两个重要构成要素:一是“情感的、理想的、积极的、浪漫的”要素;二是“有序的、勤奋的、注重等级、方法,服从、合群,物质主义的”要素。两种要素自身不具有建设性或破坏性;俄国人最深刻、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就是需要,包括归属需要和依靠需要,享受群体中的爱与安全感,乐于与他人交流并建立联系,在个体之间保持着一种舒适的距离,既不隔绝也不疏远。除此之外,他们更加清楚自身行为的基本倾向并愿意服从和体验这些倾向;美国社会中的国民常常充满希望,为自己的社会制度感到骄傲自豪,并具有积极、独立等美德,不过分在乎外界和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具有社会信任,愿意与他人进行积极的交流合作。
除了比较研究外,英格尔斯采用了变迁的视角来论述国民性,认为在社会结构与政治体系之外,经济的增长与社会制度的完善都会带来国民性的变化发展人们对于物质水平的期望逐渐上升,但与此同时,“下降的是个体对美国社会基本制度的信心”,这种期望与现实制度的悖论在当今中国也十分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相对落后的社会制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工业化与现代化虽然改善了生活质量,带来了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但单纯物质条件的上升必定会面临幸福感上升的“高原期”。在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与窘迫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过程中,国民性研究开始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社会性格,造成了中国社会心理的变化,这种“中国体验”的出现也将为未来的国民性研究增添中国元素和中国色彩。
[ 此贴被马诗琪在2021-11-27 17:56重新编辑 ]
Posted: 2021-06-29 16:26 | [楼 主]
刘海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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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的很有条理性,继续加油哦!冲冲冲
Posted: 2021-07-21 12:57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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