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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泽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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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泽惠读书报告(更新至11.26)

读书报告(一)
《学术与政治》
学术与政治这本书主要分成了两大部分,一个是以学术为业,一个是以政治为业。二者并不是分开论述的,第一部分有个“学术与政治”的小标题成为了本书的书名。这也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部分,现实中文艺界、学术界都曾有过与政治立场相挂钩的例子。也因为他们在学术中、在文艺工作中公开谈论政治,阻碍了其在原本专业的发展。人是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的,但如韦伯所说党派政治不属于课堂。如果谈论民主应当谈论其不同形态,运行方式,以及不同生活条件下的结果,还应当与非民主政治制度加以比较。因为课堂上,老师如果作为政治演讲者,他面对的是一个听众被责令沉默的地方。文艺工作者也是这样的处境,他们是公众人物,有自己的追随者,当他扮演文艺工作者的角色时谈及政治就会具有煽动性,这种煽动比公众场合下的政治演讲多了更多的盲目性。
首先韦伯的这两方面探讨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联,套用文中舍勒对这个时代的描写“一方面是’官方文化群氓的支配范畴’,另一方面则是市民趣味的、下意识的奴化形式”。许多思想家认为这是信仰的颓败反而不是最严重的的问题,而是思想本身也失去了自信,它无法有力说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
正因为这个时代充斥各种思想的碰撞,撕裂感、矛盾随处可见,因而韦伯特别强调了“价值中立”的原则,即要严肃,理性,诚实的面对这些价值。
在论及学术这一“业”时,从整体性的范畴来诠释学术的理想模型,(1)科学作为一项“职业”,它“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2)科学工作的性质是纯粹的、独立的和理性的。(3)作为方法论,它是以形式演绎的或归纳的方式去追求专业化的知识。
在谈到政治这一“业”时,涉及了政治及其初衷,近代国家的支配权类型和政治的伦理问题,如何才能合理的行使权力等问题,无不体现了韦伯的政治关怀。政治,是一个团体围绕着权力进行斗争,争取权力的分配的努力。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国家。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抗衡与一国之内不同政党或派别之间的明争暗斗。而“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这种垄断权是国家对人支配关系的保证。行使支配权的纯粹类型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就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极端的个人崇拜近代国家的支配类型是法制的支配,合乎法规的,对违法—惩罚机制的遵守,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受到天职召唤”的职业政治家,即以政治为业的坚定的具有鲜明色彩的价值立场的领袖。职业政治家的政治初衷的构建跟信念伦理是有一定联系的, 遵循责任伦理并不是无视信念,而是目的—手段的结合。这也正是职业政治家与权力政治家的不同。职业政治家具有三种前提性的素质:(1)不脱离实际的激情,献身于一项“事业”的激情;(2)具有作为这项职业的行动指南的责任心;(3)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保持一切意义下的距离感,使自身保持内心的冷静。并且追求真实的权力,在不顾他人反对而行使自己意志的同时,为自己的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而不是权力政治家的为权力而权力,缺乏责任心与客观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够说他是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而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混乱时,仍能坚定自己的信念并为之承担自己的责任,“才能够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如何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如何做好这两种“业”,这本书给了我很大启迪。但是仍需深挖这本书所要传达的思想,感受韦伯的深意。

读书报告(二)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牛津大学出版社 甘阳译
在对韦伯思想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韦伯美国化”的现象,即谁掌握了对韦伯的解释权,谁就有望获得学术研究的权威地位。后来德国学术界逐渐群起纠正这一现象,开始把韦伯及其文艺意识放到韦伯本身的时代来考察。而了解韦伯应当对其做整体性的研究,社会学以前的韦伯也尤为重要,因为他的著作在主题上有着相当高的一致性。《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作为他第一阶段的作品,与其后来的一些作品在主题上都聚焦于德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困境。这是由于韦伯当时所生活的德国,在一战前后的欧洲都是一个后期的发展国家,这迫使韦伯不得不思考当时社会的社会处境并找出问题根源。
本书随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为题,但全书内容分为了四个部分,这是其中一个章节的标题,因其代表性而被选做了标题。其余三部分分别是“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德国走向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趋势”与“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无一例外的是,每一部分都谈及了当时的经济制度与发展状况,这对我们从经济方面理解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帮助。
韦伯认为古典国家的衰落不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这些外部因发生之前,古典国家就已经有了没落的趋势。在韦伯之前对于衰落原因已有诸多探讨,其一是“专制主义扼杀了古代人的心智及其政治生活”,其二是“统治阶层之间婚姻纽带的解体削弱了古代社会的基础”,还有人认为“大地产毁了意大利”,当然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解释也有。韦伯对这些观点的正当性进行了辩驳,之后分析古典社会结构的特质,他认为是这些特质规定了古典文明发展的轮回。韦伯首先以城邦文明为基础,分别论述了古典文明时期存在于本地间和国际间的交换经济及其局限性。之后,韦伯谈到经济的进步应当建立自扩大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当自由劳动占上风时,经济的进步首先要求市场的扩展,但当时的奴隶制并不允许这一进步的发生。古代西方,是非自由劳动占上风,经济的进步依靠的是劳动人口的稳定积累,因此奴隶就是庄园主的资本积累来源。韦伯之后对奴隶制展开了讨论,从罗马共和晚期与帝国早期时代大庄园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韦伯论述了庄园经营的两种类型,和当时奴隶人口的处境。关于奴隶处境韦伯从个人财产占有、家庭、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对奴隶自身是否能够再生产提出了疑问。并以罗马帝国衰落的转折点——条顿堡之战为例,指出战争停止造成的奴隶市场源头被切断,而导致庄园经营愈发困难的结果。之后衍生出一系列相应的结果,但都不是长久能够维持经济发展的手段,也是导致了古典文明衰落的原因之一。
关于“德国走向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趋势”的部分,韦伯也是一如常态的从土地、地主/雇主、奴隶/劳工等地产经济因素展开分析,论述了地产经济中的劳工关系随着社会发展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之后两部分不做赘述,虽然内含的经济逻辑读的过程中未能做到十分掌握,但其整体的分析框架和逻辑很有启发。
总的来说,韦伯这一阶段的著作虽然性质上更加偏向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社会学内容鲜有提及,但是研究过程所运用到的研究方法给予了很大的启示,即在因果分析中一定要厘清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如果把事件的果错当做因来分析,会与事件的真实面目产生很大的偏离,就更不可能得到正确科学的结论与分析。

读书报告(三)
《组织社会学十讲》
“市场”和“组织”之间形式的相互转变是以两种形式下企业经营的成本为标准,而具体是何种方向的转化则由交易成本中的协调成本和激励成本的两者各自所占比例的多少决定。关于协调成本和激励成本并没有确切的定义,笔者将其理解为协调组织间关系的成本和激励组织内部的成本。也就是说某项业务的交易成本有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组成,二者可以实现转化。
交易成本中的协调成本主要指的是签约费用、谈判费用等,此时费用高低的决定权更多的在他方手中,企业自身则更易于处在被动的位置。因为在这种交易关系中,双方处于合作状态,往往这种情况下,需要达成双方的共识,此时的成本不会是企业经营的最低成本。这就像商品买卖中,商品价格往往是均衡价格,而不会是商品可以实现的最低价格,因为交易达成的价格要体现双方利益。激励成本则是组织必须花费的成本,激励成本使得组织成员的个人利益和组织目标一致。这是组织为实现共同目的所必须花费的成本,只不过成本大小是不定的。
其实在大多数的经济业务中,企业仍保持组织之间的交易形式,很多企业一般都只经营一项业务,同时兼顾多种业务会给自身带来很大的经营压力。因此这种情况下,市场交易模式会更加的便利。但当企业生产包含多种要素时,协调多个组织所要花费的成本必然不是一个小数目。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思想是,在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作用的市场过程中,双方的行为同价格加以协调。人们只要在例行选择的原则下追求自己私利的最大化,市场运行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即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组织间的关系其实就类似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市场中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通过价格加以协调,人们只要在理性原则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便可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种市场关系完全排除了社会的关系。一个没有任何社会性的,只要实现个人利益便可完成市场或生产活动的行动者。但在市场模式下,两个组织之间的合同会产生信息的不对称性。阿罗提出这种不对称性会发生在合同签订之前和签订之后,此处为论述组织间的问题,签订之后的不对称性之后再做论述。在合同签订之前,这种不对称性会引起合作一方利用自己所知道的有利信息做出实现自身利益的投机行为。组织内部的隐形合同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对组织的行为产生了约束。除此之外,组织内部的“道德风险”问题可以通过组织设计来避免,组织设计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监督,二是激励。组织这一形式可提高规模效率;也可以提高范围经济的效率。
因此有时候将交易关系从组织外部转为组织内部,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有效降低经营的成本。周雪光在《组织社会学十讲》中谈到,这种转变将市场中的竞争关系变为了组织内部的相互协作,这种内部的协作在企业生产中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从而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台塑集团的老总王永庆在经营过程中提出“鱼骨理论”(在企业内部,任何大小事务的成本,要对其构成要素不断进行分解,把所有影响成本的因素全找出来,达到像鱼骨骼那样具体、分明、详细。然后,对每根鱼刺进行“瘦身”,力求做到最简),在这一理论的支撑下,他尽可能减少企业经营不必要的成本浪费,而缩减成本使用的主要经济手段就是将“市场”转变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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