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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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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香莲读书报告(11.29更新)

一政治事件下各方的私心——读孔飞力《叫魂》

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件荒诞事故,在乾隆盛世年间,本是某些地方的流民和乞丐的零星骗局,却被乾隆解读成了要颠覆朝廷的大阴谋,于是发动了全国大清查,造成了一场震惊朝野和民间的大恐慌。霎时间,谣言弥漫、诬陷栽赃、严刑逼供、人人自危,却在无数冤案之后不了了之。作者笔力深厚,其中生动而细致地剖析令人感佩。这一事件就像多棱镜,将无论是作为帝国的君主乾隆还是各地的官员以及小老百姓们各自的算盘都反射出来。

弘历——满族政权安全与权威的捍卫者
尽管叫魂事件发生时据清兵入关过去已200年有余,此间清王朝已经深谙帝国治理的方式和逻辑,构建了一个稳定的繁荣的政权,史称康乾盛世。然后作为异质文化的满族,在面对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积淀深厚的汉民族,它始终是敏感多疑而又不自信的。它自认为只是靠武力征服了汉族,并没有得到民众内心的认可。从掌权伊始,弘历的曾祖父福临便颁布了削发令,强制要求男子按照满族的生活习惯剃光前额并在后面蓄辫。这是一件充满了仪式感的事,代表着汉人的臣服,代表着对满族统治的认同。到弘历继承王位,他又面临着一些新的威胁——汉化和谋反。

于是,弘历先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文字狱,“通过揪住文人们隐射攻击“满人根基”的种种文字上的偏差对他们大开杀戒。”以歌颂满族的种族尊严和维护满族统治的威权。同时,江南文人们的才情以及江南地区的富庶让满族统治者们“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地区而起的。这就正好给了弘历由头去发动运动式治理去整肃整个江南地区,从而收拾掉那些他认为已经腐化堕落的资深官僚,威慑住他认为可能会造反的、威胁社会稳定的老百姓——他们通常是无经济收入和无家可归的乞丐和和尚。在处理叫魂事件的整个过程中,通过他的御笔朱批所用的字眼便可知,他并不信任和足够欣赏他任命的行省官僚们,对地方官员的的办案力度和速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刻薄训斥。直接导致了地方官员难以应付他的责备和指示,也就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发生。在明知整个事件纯属乌龙之后,乾隆并没有澄清和承认他的判断失误,而是拿下了他想要拿下的官员们以实现他对官僚集团的控制。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政治制度可分为制度和法术。所谓制度,指执政而言,大抵是出之于公,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所谓法术,是指一些事情和手段,多数出之于私,因此没有恰好的节限。清代大体延续明代的制度并且加上许多满洲部族政权的私心。部族政权,即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手里,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有元和清朝两代,元代的蒙古人和清代的满洲人代替读书人管理国家。清朝表面上仍然是士人政权,通过一种法术将满洲部族凌驾于读书人之上,属于部族专制,对待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部族政权是既压迫又讨好的。而弘历在处理叫魂事件的过程中是不是夹杂了许多满洲部族政权的私心呢?作为贤明君主的他又为黎明百姓们切身着想了多少?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官僚——夹缝中求生存的“媳妇”
对皇帝而言,妖术的发生可能颠覆他的政权;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妖术带来的是切实的恐惧感;而对于中间层面的官员而言,他们想做的是保护自己的政治前途,小心翼翼、胆颤心惊的应付着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以免让自己的仕途走到尽头。

在官僚君主制中,君主对官僚是有常规控制的,包括日常工作效率的监督和指导每三年一次的京察大计。而弘历对这些常规控制是失望的,因为官员们会“共谋”,互相包庇。所以弘历会有一些特殊的考评制度,包括机要报告、宫中陛见制度以及礼仪仪式上的控制等。

这些看似严格的控制手段并不十分有效。整个叫魂事件的过程中,有学识和见识的官员们的心里是最清楚整个事件实质上是谣言的。皇帝的旨意一道道下来,面对皇帝的专制权力,高层官员们并非完全按指示去做,明里暗里采取一些方式抵制,将政治问题转化成行政问题,使政治事件常规化,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而面对底下报上来的一件又一件的妖术案件,低层官员们严正以待,采取了过度对待的方式去查明已经了然的真相以缓解百姓的恐惧。

民众——底层人民的互相伤害者
回望整个叫魂事件,最令人心寒的在于底层人民相互之间的敌意,他们互相陷害,冤冤相报。在叫魂幽灵的发源地德清,慈相寺的和尚们为把进香客从与他们竞争的那个寺庙吓跑而欲图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更有甚者,他们虚构了一个容易为人们相信的故事,即一伙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是一场戏中戏,每一出都用民间的恐惧来做文章。除了丑恶的妒嫉,还有无耻的贪婪:县役蔡瑞为从萧山和尚们身上勒索钱文,也编造出了可信的罪证。

书中的脚注有一段引言:“1982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
处于不同时代的两件事有着相似性。如果出于底层的小民们都没办法怀揣着善良互相对待,还能指望君主和官僚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吗?


《社会学的想象力》读书报告
      初次接触米尔斯是在西方社会学的社会冲突论中的权利精英理论,他提出在美国社会中,在经济、军事、政治占据高位的财阀、军阀以及政客或多或少的结合在一起组成了权力精英,他们的决策决定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趋向,左右着美国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普通大众被剥夺了对公共事业的一切影响力,被迫依附于他们所不能控制的各种力量。可见米尔斯对当时社会的悲观态度,同时自己也有相似的感触。我们从小到大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其实作为普通人的我们,都是按照既定的轨道不断前进的,我们的好像没有很多的自主权,就像之前读的一本书中所说的“生而为人,尽是社会结构中的囚徒。”于是乎在想我们真的要成为笼中困兽了吗?有何可以突破或者说摆脱的方式吗?米尔斯的这本《社会学的想象力》给出了一些答案。
      米尔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人们看清世事,使人们对社会结构的观念有敏锐的认识并敏锐的运用他。在米尔斯看来,每个社会学家乃至社会科学的学者,都应当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
在书中的第二章至第六章,米尔斯以一个“批评家”的姿态对当代社会学研究几种流行的趋势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第一种批判的是宏大理论派,米尔斯认为宏大理论家存在于毫无实际意义的空中楼阁之中,缺少经验的考察。宏大理论以一种很空洞的形式对与一定历史范畴内的社会结构有关的事情进行预测,把高谈阔论当作是调查研究。米尔斯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宏大理论的代表作《社会系统》是陈词滥调——“百分之五十是晦涩的用词,百分之四十是众所周知的教科书社会学,另外百分之十是意识形态的运用。”
      第二种是对抽象经验主义的批判,米尔斯认为抽象经验主义存在“方法论抑制问题”——只考虑社会科学邻域中专业化的的进程,注重统计的仪式感,而不考虑内容、问题以及领域。社会科学家成为了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学家。并且指出小范围抽样调查所得出的结果简单加总,并不能达成对国家阶级结构、地位和权力的完整认识。同时,米尔斯还对“经验研究”得出的数据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它们所做的调查只是碰巧获得了商业价值和基金的支持,所以得到的数据和结论也会迎合“投资者”的需求。
      第三种是对社会学形形色色的实用性进行批判,米尔斯认为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已经被异化了,成为了行政机器内的专家,给本该独立的科学研究赋予行政色彩——为当局摇旗呐喊。社会科学家们不关心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们,它们更多的与社会上层相联系,逐渐失去了学术的独立性,更多考虑的是行政上的实用性。许多学者通常会建议当局使用被人们认为不怎么会引起混乱的手段来实现给定的目标;但其实更多的情况是,如果不改变整个制度框架,处于非特权位置的群体和个人很难实现这些目标。在本章的最后,米尔斯意味深长地说到很多学者都是在出卖自己,但是更多地是他们连出卖的高度都达不到——因为他们没东西可出卖。
        第四种是对学术中的科层制气质的批判。科层制气质渗透到学术领域属于实用性和抽象经验主义的“进阶版”——把社会调查的每一步都标准化、合理化,注重研究的集体性和系统性。故而大学也成为了一套研究性的科层组织,有具体详尽的分工,研究程序固定化,研究的目的是给有权威的计划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使权威更有力、更具回报。米尔斯指出,科层制往往抑制学者的想象力,使学者丧失其个人自主性和社会、政治的自主性。年轻学者缺乏人文修养,被局促在单一视角、单一词汇、单一的一套方法之上。值得一提的是,米尔斯在此章中直白而生动地描述了大学学术圈里派系、学派之间的斗争形式与现状——派系内部互相搭便车,派系之间互相斗攻击,排斥独立学者,学者们已然成为了长袖善舞的政客。
        在科学哲学这一章中,米尔斯指出以“自然科学”的名义限定我们的研究是胆怯的,一流的社会分析家要避免僵化的程序,不被所谓的方法和理论所控制,解放社会学的想象力,成为一名自觉的思想者。抽象经验主义过于追求过程和细节;而宏大理论又无所依托,更多的经典研究应该介于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之间(个人理解:类似于默顿的中层理论观)——研究既包含了对所观察日常环境的抽象,抽象的方向是面对社会与历史结构的。米尔斯还指出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需要我们努力地了解这一行业中所包含的所有内容,学者们要广泛地、批判性地交流各自的努力。
      批判了各大流行趋势进行了批判之后,米尔斯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指出了他认可的研究方向。
      其一是关注人类的多样性,理解多样性的广度和深度;注重比较性研究,包括理论的和经验的。在学术层面,不过分强调社会科学系科化,因为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都需要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
      其二强调对历史的运用,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以及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而很多社会学流派放弃了这一经典传统,或者只将历史作为一个有“仪式感”的历史背景概述,这样的概述通常是毫无意义文字的堆砌与拼凑。在米尔斯看来,历史学可以鼓励人们开拓眼光,把握社会结构中时代的关键事件。强调社会学科本身就是历史学科,我们要理解一个社会,就要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研究其历史根源、机制,尽量根据当代的特征在当代的功能来解释他们。同时强调历史特殊性原则同样适用于心理学,因为从历史中去把握,我们才可以尽可能多的去了解到人的多样性。
      最后米尔斯强调理性和自由。米尔斯指出,在我们的时代,理性与自由两种价值处于危险之中,理性组织增多,个人的实质理性却没有增加。普通人变成快乐的机器人,因为大多数人运用理性的机会被扼杀,出现了不理性的合理性,人们盲目地沉迷于这种合理性中,不断地被异化。所以米尔斯指出社会科学的学术职责在于阐释自由和理性的理想,用理性和自由改造社会;社会科学应当是一种公共的智力工具,关注公共论题、私人困扰以及潜在与二者之下的时代性和结构性趋势。社会科学家们在做研究时要保持的独立自主性,不断的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论题,并将公共论题转换为它们对各种类型个体的人文上的意义。在研究中和生活中充分展示社会学的想象力,使受教于他们的人得已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培养可以自我修养的公众。捍卫理性和个体性,使之成为民主社会的主流价值,从而对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结构产生影响,实现古典价值。这也是米尔斯给出的突破结构囚笼的答案。
      谈及大学具体的文科教育,米尔斯给出了一些方法,比如注重感性,训练读写技巧和争辩技巧(包括自我思考和辩论),从而帮助学生确定他真正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同时增强洞察力,成为能自我教育、自我修养的自由而理性的个体。不禁想到陈寅恪先生的那句题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的文科教育还有很长很远的路要走,或许这也只是米尔斯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毕竟在此书中他以一种疯狂的态度向各大主流趋势开炮了。希望我们可以向这个理想靠拢。




自由何处寻?——读福柯《规训与惩罚》

最开始决定念社会学的原因之一是这个专业会给我们这些不具备很多智慧的凡夫俗子们一些启发,会去思考原本稀疏平常的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从而得到一些科学的解释。这是我认为的这门学科的魅力所在。福柯的这本《规训与惩罚》也给我带来了同感——惩罚原来是如此发生作用的,监狱原来是如此发展来的等等。
在本书的开始,福柯用极具文学美的文字描绘了一个犯人被除以五马分尸的场景,令人悚然之;接着放出了一份“巴黎少年犯监管所”规章,作息表上的要求相比前面的极刑是那样的温和,显得人道极了。关于这种变化按照凡夫俗子的逻辑就会得出这是现代民主、法治的发展以及对人权的重视的结果,可是真实的原因是如此吗?
福柯指出,发生了一种变化:“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在书中,公开处决具有如下的特点:首先是一种政治运作,在中世纪,君主即法律,违反法律等同于侵害君主,所以它是展示君主权力的政治仪式,也是国王对他个人受到的冒犯进行报复;其次,公开处刑的目的是以儆效尤,重振权力。使民众意识到最轻微的犯罪都可能受到惩罚,并且让其身临其境,产生恐怖感;同时公开处刑也是最穷苦的人声音表诉的机会,民众之所以聚集在断头台周围,是为了听到一个一一无所有的人咒骂法官、法律、政府和宗教。特权是属于上层阶级的,底层人民的最真实的声音在此刻才能得到表达。而公开处决的消失标志着对肉体控制的放松,既然已然放松,惩罚程度真的减轻了吗?那么人们是否就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呢?福柯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随着现代刑罚的发展和刑法的不断改革,惩罚的方式变得更加温和、更加人道。即使被显示肉体上的控制减弱了,但是对于人们的灵魂,惩罚的控制力在不断的加强。首先惩罚的的首要目标是对非法活动的惩罚和镇压变成一种有规则的功能,惩罚权力更加深入地嵌入社会的本身;其次罪犯由君主的敌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社会有权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他;再次惩罚变成了一种“人道”的权力经济学,基于经济理性,要计算刑罚和规定适当的方法;同时惩罚变成了一种表示障碍的符号,这个符号可以把一切行为变成符码,从而控制整个社会的非法活动领域;最后惩罚的依据不仅仅来源于罪行本身,还会综合考察被告人的性情、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历史、素质等等。总而言之,惩罚具有了更稳定、更有效、更持久、更具体的效果。
惩罚机制内化成了人们的观念,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间牢笼,牢笼里面是他固守的财富、荣誉、时间和人身的自由,一旦有着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这间牢笼就会外化成刑罚所设置的牢笼,他就会失去内心所固守的一切。因而他活得小心翼翼,并将尊重法律、热爱祖国、支持当局的观念传播给身边的人,惩罚机制的符号在人们的话语中得到了流传,通过使人们权衡利害而产生对惩罚的恐惧,遏制住了犯罪的欲望。由此,权力就自动的在人们身上起作用——听命于习惯、规定、命令和一直凌驾于头上的权威,成为“恭顺的臣民”。
规训更是通过纪律的形式更加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无论是在学校、兵营、医院、工厂甚至于整个社会的任何机构之中,纪律通过对生活和人身的吹毛求疵的监督,产生了一种世俗化的内容,把无所用处或者有害的乌合之众变成了有秩序的多元体,人们学会了服从、驯顺、正确的履行职责,人际关系也变得令人满意。监狱则是一种彻底的规训机构,它必须面对每个人的所有方面,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以及对犯人施展一种几乎绝对的权力。
社会变成了一种全景敞视模式的“监狱”。当一个城市出现瘟疫时,人们被隔离,被监控行程,被要求登记自己的一切,用秩序来打败瘟疫;现代科层制还建立了完备齐全的档案制度,里面有着一个人所有的历史以及有关这个人家族的历史,由此来评价他是否能胜任某项工作和是否有犯罪的倾向;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如同如来佛的手掌,人们怎么也跳不出它的演算——你在哪里,你需要什么,你的圈子有哪些人...它可以知道它想知道你的一切。我们的社会变成了一种残酷而精巧的铁笼,权力无所不在,处处可见,在过失、错误、犯罪发生之前就不断的控制和施加压力。福柯在文中如是说到“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景观社会,二是一个监视社会。”
那在这样一个境况下,我们该何处寻找自由,我们又为什么读人文社科——独立思考、敢于质疑,在权力的强压之下能自己做主的只有内心最深处的那点所剩不多的可以思考的尊严。
[ 此贴被刘香莲在2021-11-29 21:45重新编辑 ]
Posted: 2021-06-29 00:16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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