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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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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晓丹读书报告(更新至2021.12)

大都会的精神——西美尔现代性研究中的三重断裂2021.12

托尼斯读西美尔时说其书有着大都会的气息。大都会有一种怎样的气息呢?是灯火通明的喧嚣与繁华,还是熙熙攘攘的热闹与拥挤;是蒸汽轰鸣的烟尘滚滚,还是人声鼎沸的叫卖吆喝。西美尔的究竟从大都市中瞥见了什么?
都市的功能是为我们时代内部历史与外部历史的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人角色界定方式的不断纠缠提供斗争与和解的舞台。西美尔的在大都市中看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断裂即现代矛盾的缩影。
一、都市与乡村:作为研究工具的断裂
虽然社会发展是一种持续性的历史概念,再加入地区发展的变量后,类型学意义上的二分法仍具有横剖研究的价值,由此西美尔对现代性的精神生活进行了分析。
都市概念表明的首先是一种区隔,即不同于乡村生活的场所。西美尔以生活节奏和精神基础建立了城市精神与乡村精神的类型。“在乡村,生活的节奏与感性的精神形象更缓慢、更惯常性、更平坦地溢流而出”。而这种感性的基础表达为心灵的传统力量。乡村生活的精神基础来自传统,而传统的稳定性与深远性形塑了乡村生活的感性基调。
与乡村生活完全不同,都市生活表达为一种速度感即“内部与外部的快速而持续的变化”。这种持续性地刺激融入在都市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里,“街道纵横,经济、职业和社会发展的速度与多样性,表明了城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与小镇、乡村生活有着深刻的对比”。而在城市里感性的传统力量已经无法应对持续的刺激,“他用头脑代替心灵来做出反应”。相较于韦伯的祛魅,西美尔从都市生活节奏的维度挖掘了理性发展的原因,接下来西美尔对都市精神的进行了分析。
二、现代性的进路与退路:精神的内在断裂
在西美尔笔下,乡村生活的基本样态是一种熟悉的小群体,人们交往的原则是基于对个性的了解。在经济交换的领域中,“生产者与顾客相互熟悉”,经济交换是基于熟人身份的互惠行为,也正如西美尔所说,是存在于一种“小群体的经济心理学领域”。
在韦伯的观点中,商业市镇的形成与货币经济的发展离不了干系,并为理性的官僚制奠定基础。而西美尔从货币经济的角度出发,建构了一种理性的都市性格。而理性正是现代性前进的方向。
与乡村相比,作为繁荣的经济交换中心,大都市的精神就是基于一种匿名性的生活,人们并不直接与生产者见面,而是经由市场来满足需求。这种间接的生活方式将一切个性隐藏。处在市场中的个人,与其说是与不同的商家打交道,不如说是在与金钱打交道。锱铢必较才是市场交换的核心,情分与身份由此被隐藏在金钱之后。并且作为手段金钱其作用就是追求共性即抹平一切价值,将其量化成为数字。“它把所有的品质与个性都转换成这样的问题:几多钱?”正是交换的集中与货币经济的发展,韦伯理性意义下的可量化、可计算的理性成为了都市场域中精神核心,即基于贸易与货币经济的亲和而带来的理性精神。这种由经济交换而诞生的理性催生出了一种与人情脉脉格格不入的“金钱性格”。
在现代性大刀阔斧前进的同时,从这种金钱性格中,西美尔发现了在进路中的倒退,即在物质财富高度繁荣的大都会中却产生了最落寞的情绪即——厌世。工于计算、准时,在量化的世界里,一切都变成了数据性的表达,就连心灵最深处的人格结构也同样被沁入。货币流通的法则被赤裸裸地、强硬地卯进日常生活的结构之中。一方面,都市生活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无穷多的刺激,人的感官应接不暇变得迟钝;另一方面,一切质的部分都被夷平,手段与目的相互混杂,一切近在眼前的表象都与生命的最终价值紧紧相连。这种张力把精神最终消磨殆尽,变成了颓然厌世的状态。金钱这个在价值上表现为中性,在生活序列中表现为手段的白纸,彻底成为了世界图示的底片。
但在这种消极到极点厌世性格里,在这种精神上的退路中,西美尔发现了作为现代人的自由。“对于大都会的这些典型危险——冷漠、千篇一律的表现、厌恶——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它们其实也在保护着我们”。伴随着货币经济带给我们的大规模交换的可能,间接性的生活成为都市的特征。比起小圈层的生活来看,厌世这种性格与都市的社会形式具有更好的亲和性。
从个性的意义上看,厌世即是对社会生活的一中逃离,而在乡村精神的生活中,这种选择即在群体生活中抱有退路,这种自由无疑是被全方面压制的。从需求层次来看,乡村精神的所有生活与小群体的身份无法脱离,从为满足生存需要的经济行为,到实现共同体价值的社会化形式,个性层面被推挤至角落里。以至于“只能在自己家里像暴君那样才能补偿在社会中被压抑所造成的痛苦”。
这种被社会压抑的痛苦深刻表达了除理性外现代性进路的第二个方向,即个性化与自由。在一种依托身份而形成的小团体中,社会关系虽然是基于个性建立的,但其生活形式却完全是集体性的。在这种“个性化人群与去个性化的城镇”的斗争中,体现了现代性之断裂的精神内核。
三、劳动分工:社会发展的断裂
涂尔干从劳动分工建立了一种变迁意义上的类型学,即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的。社会从共同体的组织形式中,经由劳动分工最终能获得以职业伦理为依托的现代组织形式。与涂尔干对社会结构的关注不同。西美尔将焦点置于精神与文化领域。他认为现代文化的发展是以凌驾于精神文化之上的物质文化的主导地位为基础的,而此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将个人置于专门化的境地之中,这种专长性即是断裂的真正根源。
从社会层面来看确实带来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大都会就是例证。在西美尔的视野里,大都会并不是具体的地域象征,而是作为一种超越自然界限的功能载体。“城市的天性是其内在生活波及遥远的国际与国内地区”,经济活动将城市的边界模糊:劳动分工提供了丰盈的物质产品,商品的流动将距离磨平,货币交易成为勾连地域的脉络。由此,在个体意义上,都会的理想类型即表达为生产功能与消费功能的载体。而这种以经济活动为内核的生活方式的理想类型,在社会结构的上层带来的是一种共性的文化精神,即上文谈到的“金钱性格”。“在各种可见的国家机构中,充满着具体化与非人格化的精神”。
但在个体层面,在都市“巨大、冷漠、非人格化”的力量面前,个体变成了物质生活中的“一个小齿轮”。在这架现代性的物质文明的机器里,由于都市这种集中的生活方式,劳动从以自然为对象,变成对关注如何机器内部的其他“齿轮”碰撞。在城市中,生存所需求一切资料全部转化为货币,并且由于功能区域的集中以及市场供给的模式,个体再也不是面对自然而攫取,而是如何更好地取代他人以生计。由此,都市或者说现代生活又在个体层面需求一种不可替代的独特性。
社会发展的潮流中,社会与个人的生存逻辑发生了断裂。共性与独特性的力量同时存在,而都市正是这种断裂交汇展示的舞台。
作为古典三大家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即是现代社会的境况,涂尔干以整体论的视角揭示了社会变迁,韦伯从理性的扩张为现代性深深忧虑,而西美尔则站在现代文化的断裂之处对个体生命进行关怀,我想这也就是大都会气息所真正寓于之处。


齐美尔《宗教社会学》及古典三大家在宗教起源、社会对宗教作用的比较 2021.11

齐美尔在《宗教社会学》中通过《论宗教社会学》、《宗教的地位问题》、《论宗教》三篇文章,对现代社会中宗教处境问题、对文化本质及现代文化冲突进行思考和解读。
齐美尔拒绝了宗教与社会的二元区分,他认为“社会是如何可能”与“宗教是如何可能”的两个问题是一体的,社会上生活现象位于一切宗教的彼岸,要从生活来理解宗教,最重要的就是用一种极其世俗化、极其经验性的方式解释超验观念。最初在低级文明社会中的社会生活形式就是风俗,人与人相互接触中在纯粹精神层面上的相互作用奠定了共同基调,发展为独立的客观存在,这就是宗教。社会是人与人的“交互作用”,即两人之间或通过第三者形成的生活关系。而所谓社会形式是连接社会中人与人的互动因素的规则,风俗、法律、道德和宗教都是这类作为社会的人际互动秩序的形式。宗教即一种社会形式,意味着它是实在性的,反过来说,社会作为人的互动关系, 本身就带有宗教情感和宗教冲动等宗教因素。
宗教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它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关系有何不同?齐美尔认为宗教的社会功能在于提供了社会整合性的绝对形式。所谓宗教关系是指,个体之间互动而形成的情感转化为个体与某种超越体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建立在个体对他者的理解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信仰是宗教的本质和核心,可是信仰最初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出现的。人类交往实践的日常内容或最高内容往往都把心理形式的信仰当做支柱,以至于最终产生了一种“信仰”需要,比如顺从关系是建立在信仰他者的权力、地位、不可抗拒和善。社会现象和宗教现象如此接近,以至于社会结构注定具有宗教特征,宗教结构则表现为那种社会结构的象征和绝对化。齐美尔提出了社会学的上帝观念:上帝是最高的、最纯粹的整合。

关于宗教的起源,涂尔干和齐美尔都认为宗教和社会是无法分开的,他们都拒绝宗教和社会的二元论。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认为宗教是群体意识的产物,起源于集体行动。他从澳洲土著的宗教生活中发现其宗教生活是两种状态的交替,当人们进入集体的欢腾之中,这种欢腾造就了一种“意识”,人们被这种“意识”控制和推动,所思所为都与平时不同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不再是自己”的感觉。宗教观念正是诞生于这种感觉,诞生于欢腾所产生的“力”,换言之,宗教的本质就是群体意识,宗教生活不过是集体意识的表征而已。齐美尔认为宗教可以在社会生活的各种关系中找到源头。他认为宗教情感和宗教冲动不仅仅表现在宗教里,它们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人们在相互接触中,在精神互动中会逐渐形成一种基调,这种基调逐步提高直至脱颖而出,发展为独立的客观存在,这就是宗教。齐美尔对于宗教的分析是统摄于形式社会学的视角之下的,即宗教的本质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中。而韦伯从分析精灵信仰的神秘性入手,并得出结论超感官力量会介入人类的命运,安排神祗与人的关系推动了宗教观念的发生,指出神祗地位的确立力于人们的理性需求,因为他们要展示自己的、符合神之利益的业绩,然后要求适当的回报。韦伯关于宗教起源问题的分析是从个体出发的,他认为宗教的起源是最初对某些人或物所具有的卡理斯玛表达崇敬是此世性的、经验性的,后来具体经验被逐渐抽象化、神圣化,而当人们基于理性的意图去礼神时,宗教便已出现。
对于社会对宗教的影响这一问题,涂尔干认为为宗教奠定基础的社会就是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社会。宗教在其形象中并没有忽视现实,也没有对之作出不切实际的取舍。“宗教反映着社会的所有方面,任何东西都可以从宗教中找到。他认为,在构建宗教价值观的过程中,社会引导、塑造着个体,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创造了理想。因而代表理想世界的宗教并非存在于现实之外,两者之间并不对立、互斥。作为唯实论者,涂尔干把社会视为有思想、有能力的实体,认为社会可以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去调控个体的行动。在齐美尔看来,社会互动是宗教生成的基础。宗教所面对的社会既从前代承继而来,又经历着当下的变迁。宗教的发展是对社会的新陈代谢的反映,正所谓“情感活动不停地重新塑造着现有宗教”。他认为宗教世界与现实社会虽处于同等地位,但两者形式不同、前提不同。宗教对于其所身处的社会进行了重塑,从而赋予了作为此在的社会一种特殊的基调。“就此而言,齐美尔眼中的社会是平静的客体的角色,它不同于涂尔干所描绘的主动者的形象。”韦伯认为,社会虽是宗教诞生的基础,但不同的宗教对社会的表达是不同的。在他看来,宗教的社会性可以通过其担纲者折射出来。因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处境和需求,担纲者所处的社会阶层会影响到他们所发展出来的宗教的品格,并进而决定者其实践导向。他曾用极简洁的话语总结过世界诸宗教的阶层特性,“儒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官僚;印度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巫师;佛教,浪迹世界的托钵僧;伊斯兰教,征服世界的武士;犹太教,流浪的商人;基督教,流浪的职工。”是物质和理想兴趣直接地控制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希望得到回报。所以,宗教的生成和发展是其配合大众之需求下的产物。在韦伯眼中,宗教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欲求的理性社会。




韦伯《宗教社会学》2021.10
      韦伯认为在影响人类行为的诸因素中,宗教思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一系列有关世界诸宗教的著作,韦伯一直在探讨:为何合理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只能出现在西方国家?阻碍它在其他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他认为宗教社会学所要研究的并不是宗教现象的本质,而是因宗教而激发的行为,因为此种行为是以特殊的经验及宗教特有的观念与目标为基础。
      在《宗教社会学》中,韦伯在用简短的几个词凝练出世界诸宗教的主要担纲者“儒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官僚:印度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巫师;佛教,浪迹世界的托钵僧;伊斯兰教。征服世界的武士;犹太教,流浪的商人;基督教,流浪的职工。”
      对圣象的崇拜只是对上帝尊敬的一种手段,无法制止礼拜者在预期事情不灵验时对圣象吐口水。对于信仰者而言,崇敬、礼拜等宗教活动已经完成在个人领域的努力,当个人努力有所回报即信仰者所祈祷的事情如其所愿,那么这种信仰就会延续。这与现阶段中国人对于玄学和神灵的态度相似:客观事物的主观预示结果与自我意识相符合或有利于自我,人往往选择相信,反之预示结果与自我意识相悖,“我命由我不由天”则是第一反应。而同样,在中国有显著成功的神会得到一批信徒的追随,“没有显灵”的神的庙宇就会慢慢荒废。人类陷于贫困、离乱、痛苦无援、无能为力的境地,很容易产生祈求神助的思想。像是复仇就被弱小一方看作是神的特权,当人越不能执行复仇手段,就越相信神能执行。“恶人自有天收”、“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诸如此类谚语成为弱小者安慰自己的灵丹妙药。在百度输入“恶人自有天收”,搜素到约2950万个相关结果,而相关联想问题前5位的便是“恶人自有天收是真的吗”。这种天赋特权的神圣感让一个人充满了力量和斗志,他自觉不自觉的已经把自己置身于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无形中他拥有了一件“正义”的武器——那就是对方是非正义的,总有一天会得到上天的惩罚。
       韦伯总结分析了身份、阶层与宗教的关系,“农民从不在理性伦理运动中担任担纲者;军事贵族难以成为担纲者;商人贵族的现世取向天然拒绝伦理性宗教;小市民难以产生;无产阶级最易受到感召;而知识阶级则最容易成为担纲者。”而女性之初就处于不平等的宗教地位,天然的被排除在宗教权力之外。在印度,种姓制度最坚定的维护这恰恰是低种姓,他们把此世的义务看做来世转运的先决条件;佛教把今世的苦做未来是福报的积累,宗教将未来作为联结的诡计,用泛灵论式灵魂轮回的说法将教徒束缚,这种方法将社会最底层的不稳定因素心甘情愿的固定在原处,使现世的人为来世的存在而努力,对现世处境逆来顺受,实现稳固统治。宗。回顾某些宗教教义或禁忌活动,最初目的都是将统治区域的人固定,重视差别,痛恨无差别主义,如设定一些难以改变或跨度较大的规则,从而加大人改变选择的成本。而这些规则成为习惯时,不论是否理性,在时间的催化演变下都具有神圣性。







书单
涂尔干
《自杀论》
《社会分工论》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与《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读社会学的经典书籍,我选择从涂尔干开始,除去《自杀论》《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些经典外,虽然我本身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但不论是参观基督教堂还是观赏宗教类壁画,甚至在游记中看到埃及金字塔、阿布辛拜勒神庙,心情总是非常的复杂,扑面而来的那种震撼和压倒性的恢弘气势,甚至有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在阅读涂尔干时,我对他对宗教的研究尤为感兴趣。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先对宗教的一些先导问题如基本概念作了阐释,而后从宗教现象的两个基本类别:信仰和仪式,也就是思想和行为,想和做两方面进行说明。在书中,涂尔干认为宗教是社会的,且“表达集体实在”,是集体心灵的必然结果,个人的信仰显然源于公众的信仰。他认为一个宗教体系倘若能够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就可以说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原始的宗教:首先,应该能在组织得最简单的社会中找到它;其次,不必借用先前宗教的任何要素便有可能对它作出解释。
在阅读此书时,我发现在宗教中很难见到女性的身影,她们总是被排除在宗教仪式之外:被认为有女性成分的动物是凡俗的;女性永远不应该看到膜拜仪式所使用的法器;司仪身上的图腾也不能被女性看到。这一切都是神圣的,而女性是凡俗的,任何仪式有关的一切都应该避开女性,更别提在《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中,女性在特别的生理时期被认为具有致命的危险,某些地区将她们关进边远的小棚屋隐居,某些地区将她们裹缠起来只留下嘴可以活动,这一种宗教性的恐惧感达到了这种强度,每月如此,反复数年,也许很难说在这些仪轨的最初出现的时候,可能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一种对血的敬畏,但久而久之发展到今天,大部分的现代人却从中汲取到歧视。
      在阅读到“消极膜拜 苦行仪式”这一章时,确实被他们对自己身体的残忍和狠心惊讶到了,人们认为通过苦行才能获得一定的功效,他们抛弃那些寻常的、针对某些人类需要的行为方式,竭尽全力使自身与凡俗事物分隔开来,变得神圣。他们禁食、授业、静修,他们接受痛打、烫伤、断指,认为能够增加非凡的力量。而我小小的揣测,在医疗条件几乎没有的原始社会,在苦行中活下来的人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生存条件,使自己与凡俗区别开来,进入神圣。这样他们才能对抗强大的自然力量,以此满足社会利益,完成社会责任。
[ 此贴被孙晓丹在2022-01-22 10:21重新编辑 ]
Posted: 2021-06-28 23:39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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