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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路遥的读书报告3(更新至9.18)

孔德的思辨三阶段(9.18)
孔德关于实证哲学的论述是从那著名的三阶段开始的,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实证阶段。
这三个阶段首先是历史性的,是由远及近的。
神学阶段是萌芽和起源,从拜物教到多神论再到一神论,哲学渐渐脱离实物,更多的依赖于人们的抽象以及想象。在这个阶段上,人们的知识是最少的,但试图探究的问题却是最基本的,即这个世界的起源和终极,可以说正是无知促使了人们走向神学,唯有神学真正适合于人类的童年时代。
形而上学阶段中,神被实体或人格化的抽象物代替,这无疑是哲学的又一进步,但形而上学始终处于矛盾状态之中,它只能自发地进行精神方面尤其是社会方面的批判行动或摧毁行动,而决不能建立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归根结底形而上学不过是受瓦解型舰华冲击而变得软弱无力的一种神学,无法从神学那里真正接过接力棒。
实证阶段真正站住了脚跟,它不再单纯依赖于思辨,而是同样注重实践,并且它并非经验的简单堆砌,而是经过归纳演绎后的逻辑推断。
在此,孔德说明了实证精神的优势,这里的叙述显然与法国所处的时代有关。大革命之后,进步与秩序为人所重视,但这二者在当时的哲学体系下无法得到兼容,要么是为了秩序而选择了保守主义,最终是神学和王权的回归;要么是为了进步而选择了激进主义,结果是雅各宾派的血腥统治。
在孔德看来,唯有实证精神能够达成秩序与进步的统一,一方面它涉及到道德方面,有助于人们致力于建设良好的政权,从而维护秩序,并且它乐于中立,能够协调各个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实证精神重视主动意识,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联系到它对于学科的指导作用,它又有助于进步。
实证精神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结束混乱的唯一途径,但它同样面临着阻碍,那便是盲目而分散的专业化,它让人们更多关注于专业,而非哲学上最基本的那些东西。孔德提出采用一种普遍的教育,当公众明了实证精神的作用时,又可以反过来促进其传播,并彻底改变目前的科学观念。
至于这种精神的推动着,孔德看好下层阶级,他们长期为生计奔波,却也正因如此,下层阶级免受了退步派的戕害,同时他们希望通过改革而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自己不愿掌握政权。另外,上层阶级的财富和地位成为他们的累赘,这个阶级必须实时费心与名利,反倒没有时间去接受思辨教育。
在此孔德的三阶段又成为了一个阶级的概念,神学、形而上学、实证分别对应着上层阶级、中层阶级、下层阶级。
孔德的想法是,利用下层阶级的优越性,达到实证精神的传播,进而影响整个社会。
在此文的最后,孔德又介绍了他所建立的六门基本学科的序列: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并强调了处于末尾的社会学对于理性发展的卓越作用。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8.2)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一对孪生子,它们均是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渐进技术的提倡,所不同的是,前者较为简略和聚焦,而后者较为具体和拓展。
波普尔为何要反对历史主义呢?原因主要有二:对个人能动性的否定,对长期预测能力的肯定。
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存在规律的,规律是无法被更改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它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痛。”在自然规律面前,人即便不是无能为力,也是力所不及的。
于是,一种吊诡的现象产生了,限制能动性的与建立乌托邦的竟然是同一批历史主义者!
这种现象其实并不难解释,以柏拉图为例,他认为自己明晰了历史的规律,即一种无可避免的衰落,便竭尽全力来创建一个理想国,去阻止这一进程。马克思则正好相反,他发现历史规律之后,便意图宣传和推动这条规律,减轻“分娩时的阵痛”。
可无论如何,历史主义者在认识规律之后都会采取行动,去构建那与规律符合或不符的“理想社会”,而这种建构必定是整体主义的。原因很简单,这种宏观的建构原本便无法对微观细节进行关照,同时新社会的建立必须依赖革命,依赖对旧制度的彻底铲除。
整体主义是波普尔深恶痛绝的,他认为,一方面,认识只能从部分开始,没有一个系统综合的方法,在有限的认识之下进行整体的革命,只会走向绝路。另一方面,社会无法作为一个整体来控制和改造,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新的控制时,我们就又创造了一大堆需要加以控制的新的社会关系。
整体主义的试验是极为危险的,这种试验受制于各种条件本身就难以实施,而在发生错误时没有人能做出有效的批判,因为它太过宏大,无法针对局部的问题意义加以解决,为了继续试验,工程师只好充耳不闻,任由错误在计划中蔓延。
另外,如此巨型的试验必须依赖权利的集中,这种情况下人民容易走向被奴役之路。“整体主义计划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权力集中是容易的,但是把分散在许多人头脑中的知识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集中对于明智地运用中央集权是必要的。”“既然不能确定在这么多的人的头脑中的想法,它就只好消除个人之间的差别而使自己的问题简单化:他必须用教育和宣传来控制和统一人们的兴趣和信念。”我们在前苏联的历史上不难看到这副情形,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他们推行的仅仅是个人的意志,为此他们致力于消灭异质性。
波普尔认为,决定各个事件的动态系列连续发生的规律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以一个个规律去解释一个个静态现象。对于特定事件的解释需要普遍规律与特定条件的结合,但趋势的持续存在依赖的仅是特定的条件,历史决定论者混淆了规律与条件,将趋势当作了规律,从而忽略了特定条件的存在。就此而言,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是想象力的贫困,他们不能想象变化所依赖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
正因如此,波普尔提出一种渐进工程,它将仔细把预想结果与已取得的结果相比较,警惕改革中可能的不利后果,避免进行复杂的和大规模的改革。乌托邦工程与渐进工程之间的区别,与其说在于规模和范围,其实不如说在于对不可避免的意外情况的审慎和准备。它能够及时地进行调整,回应出现的各种问题。
从更高的一个层面而言,渐进工程实际上赋予了人们自由,赋予了选择的权利,真正实现了进步。人类的进步应该是“人们有自己的偏爱和有别与他人的自由”“有不赞同多数人和走自己的路的自由”。正是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波普尔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相通的。



疯癫的历史(8.1)
福柯的著作总是难懂的,但并非无法理解的,只要坚持读下去便能够逐渐抓住主旨,从而感受到这位社会学家思想之深邃。
《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博士论文,很多重要思想在此时已经得到了体现,比如知识考古学以及微观权力网。回想起来,《江村经济》也是由费老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来,类似的例子还包括《街角社会》。实际上一个人思想的深度,在博士学位的攻读阶段便足以看清。
在书中,福柯详细描述了中世纪以来疯人院的历史。在中世纪刚刚结束时,人们对于疯癫的印象与如今大相径庭,从《堂吉诃德》这本小说中便不难发现,虽然主人公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疯子,一位中世纪骑士的病态崇拜者,但关于他的描写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
可这一切立刻出现了转变,麻风在欧洲消失,而疯癫则取代了它的位置,成为被恐惧和隔离的对象。一艘艘载满精神病的愚人船驶离海港,将祸患带离正常者的区域。一家家总医院拔地而起,它们并非医疗机构,而是半司法机构,宣判人的疯癫,并将其隔离在围墙之内。
此时疯癫又有了其他的含义,它们让这一病症变得更为面目可憎。首先它与懒惰联系在一起,在基督教教义之中,劳动是人背叛上帝所获的惩罚,“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而懒惰是对劳动的反叛,是对上帝的第二次背叛,是为人所深恶痛绝的。之后疯癫又被视为一种灵魂的失调,是激情对身体的驾驭,疯癫者无法以理性与人沟通,他们是纯粹的一类,是一种不得不用缰绳进行驯服的野兽。
时间继续前进,人们的看法又一次发生了转变,疯癫渐渐成为一种病症,不过在具体的认识方面它经历了三个过程:
1.关于机体和道德渗透的动力学。
一旦头脑因过度敏感而变得盲目,疯癫便出现了。这种盲目被视作某种道德过失的生理效果,是一种应受惩罚的罪孽。
2.关于肉体连续性的生理学。
疯癫被视为与发热相同的疾病,可以采用物理的疗法进行治疗,比如冷水法与放血法。
3.关于神经敏感醒的伦理学。
在此时人们虽然模糊意识到疯癫与其他疾病不同,却无法将生理疗法与心理疗法完全区分开,因为那时尚没有心理学,例如,一些医生认为恐惧可以治疗精神病。
之后疯人院的建立是对疯癫进行管理的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通过监视以及道德责任的束缚,在疯人院中患者逐渐学会了自我克制,自我监视,自我驯服。如此一来,疯癫终于完败在理性的手下,精神病人被迫不停对自己进行审视,约束自己的行为。然而这样的治疗并未包含医疗知识,它仅是一种对人格的控制,是患者头上的一个金箍,可能有效,但它并没有真正治愈疾病。
从表面上看来,福柯仅仅是对一段历史的探索,但在其中我们不难发现疯癫背后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从中世纪的浪漫主义,基督教的重兴,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兴盛,功利主义的出现,时代的种种变迁都能从疯癫史中得到展现。另一方面,它描绘了一种权利谱系,从隔离到治疗再到规训,权力的运作方式不断发生着变迁,它越来越趋向于微观,越来越难以察觉,与此同时也越来越高效。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关于这一观点福柯并未过多展开,或许在阅读完它的另一部著作——《规训与惩罚》之后,我会获得更深的了解和体会。


单向度的美国(7.24)
众所周知,美利坚合众国仍然是这个世界上上最强大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矛盾在这个国家的境内消失了,相反,各种各样的冲突无时无刻不在爆发,阶层、种族、信仰以及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概念都能成为导火线。然而,我们又能看到另外一副景象,美国始终是社会主义最坚定的反对者,在这一国度中,社会主义的影响如此之小,尽管历史上曾经有麦卡锡这样的跳梁小丑借助着美国人对苏联的恐惧而煽动起一场反共高潮。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与《单向度的人》两本著作,虽然时间上有跨度,但基本的理念是相同的:别看美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整天将游行抗议搞得风起云涌,这种运动仍然是处于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之下的,是不具备本质威胁性的,而之所以出现这般景象,是由于物质上的增长窒息了对于革命的渴望。“在面对美味的烤牛肉和苹果派时,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化为了乌有。”
当然,桑巴特与马尔库塞的分析还是有所差异的。
先说前者,桑巴特更侧重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当下这种低潮可以用一种全球视野进行分析,但在当时,其中包含着更多的具体原因,比如两党制。两个巨大的政党窒息了第三党派的生存空间,而政党分赃制使得选举形成一种赢者通吃的局面,小政党完全无法从中获利,并且选举的巨额花费也并非它们能够负担的。
另外,宪法给予了工人阶级信心,让他们坚信自己的利益事由宪法保障的,人们可以通过舆论自由来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之中。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谎言,可无论如何,无产阶级认定革命是不需要的,一切问题可以在现有制度下得到解决。
相对而言,马尔库塞的分析更为具体,为什么物质的增长可以代替人们对于自由、平等的渴望呢?答案是这些词汇的“堕落”,它们可能仍然值得欣赏却已不值得追求,因为这些价值只是一种乌托邦。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定量、操作主义的盛行,使得那些无法被量化或操作化的价值显得不真实。同时,科学的兴起引导着一种价值中立,具有意识形态的词汇被以科学为名排除出社会。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科学是被技术性社会所操纵着的,其本身也是无法脱离主观性的。
文学艺术曾是价值孕育和传播的地方,但如今它们被大量生产成商品,从而不得不服从于市场的需要,交换价值取代了真实价值,关于一部作品的好坏,起决定性因素的是销售量而非口碑。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更多领域,例如性,它逐渐与爱欲相分离,成为了纯粹的冲动;教育,它不在致力于培养高尚的人,而致力于培养有用的人。
在词汇方面,语词的真正含义被掏空,成为了老生常谈,我们每天将自由、平等、博爱挂在嘴边,却无法对其进行定义,而有这些词汇所组成的句子也失去了意义变得空无一物。此外还有一个严峻的问题,一些词汇的概念遭遇偷梁换柱,比如民主,在一些国家被等同于选举权利,这实际上是对原意的篡改。
在思想方面也存在着问题,辩证的思维设立了“应当”与“是”的对立,提供了一种理解现实和超越现实的尝试。然而这是与操作主义相悖的,在如今的时代,辩证法更像是一种非科学,一种旧时代的残余,它所代表的双向度的哲学思想不得不在理性的更有效的理论和实践面前退却。
那么未来将走向何方呢?桑巴特的叙述中暗含着一种假定,在高速的经济增长,无可撼动的霸权地位消失之后,美利坚将会遭遇危机。而马尔库塞的结论更为具体,他对于单向度的社会秉持悲观的态度,虽然诸多的社会问题形成了对于历史的替代性选择的需求,但这种选择由于缺乏物质支撑,只能成为乌托邦。不过马尔库塞依旧保持了一点希望,那些底层人民的反抗仍具有着革命的性质,而社会批判则将作为这些人的支撑。“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暴力的另一种解释(7.22)
每位社会学家都有自己著名的社会学概念,而柯林斯尤以提出了“互动仪式链”而闻名,他认为行动不应该用心理因素进行解释,而应诉诸于情境。互动中所形成的集体情感,可以通过仪式的方式得到保存,而对这种仪式的体验使得这种集体情感得到扩张,基于仪式,人们可以共享情感。
在《暴力》一书中,柯林斯继续利用情境对于社会现象进行解释,他反对这一观点,认为暴力源自于人的本性,相反,柯林斯提出人们是拒绝使用暴力的,如今普通人对于暴力的印象乃是因为大众传媒中经过加工的娱乐型暴力掩盖了暴力的关键特性:冲突性紧张和恐惧。
实际上通过对于动物行为的观察我们便能对于上述的观点有所了解,动物在争斗之前往往喜爱虚张声势,例如张开自己的肢体或毛发,使自身显得高大,亦或进行嘶吼。当然,争斗总会发生,但我们可以看到,在此之前争斗的双方都竭尽全力去防止这一情况的最终发生。
在柯林斯的分析中,这种对暴力的紧张感和恐惧并非产生于对自己将受到伤害的预知,而来自于对自己内心倾向的一种压抑。最基本的紧张感在此被称为“非团结沉浸”,当人们试图对抗他人,他们便在对抗自己内心与他人和睦相处、享受同样的节奏和认知的倾向。在理论上进行推演之后,柯林斯又以最为常见的暴力部门——军队作为佐证的论据。
但暴力还是发生了,这是因为有着克服紧张的方法,柯林斯没有关心个体间的暴力,他将注意力放在集体上,人在长期紧张下会遭到扭曲,从而发动恐慌进攻,而它是“所有社会情境中最危险的一种”,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便是一例。
不过,柯林斯的解释绝不限于宏观层面,他的互动仪式链还能对微观现象进行分析。在争斗中,双方拥有着不同的情绪,每个人都力图将自己的情绪加在对方身上,并防止被对方情绪所浸染。这是一场情绪能量的斗争,强弱悬殊时便可能发生暴行。
能够就此加以解释的现象有很多,现举出最有趣的两例。
第一,百日床前无孝子。双方在互动中均要进行情绪能量的付出,同时力求获得等值的回报。然而在照料的关系中,照料者会经历边际效益递减的过程,因为他从付出中所得到的是同质的而且并非是必要的;相反,对于被照料者而言,他必须获得服务。如此一来,这个关系下双方的获得不相等,平衡必须被恢复,如果不是由被照料者提供条件,那么这一任务就由照料者完成,方式可能是照料的疏忽大意,更严重的则可能是家庭虐待。
第二,家暴。为什么男人在追求阶段总是甜言蜜语,结婚之后却成为了一个家暴狂魔呢?这种现象在各类报道或者文学艺术作品中常常有展现,人们倾向于将其归结于男人的“喜新厌旧”,或者“知人知面不知心”,但柯林斯以社会学的视角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在追求阶段,双方的性吸引力很可能都达到了顶峰;由于这往往是在双方事业初期,男性在收入上的优势还不是很明显;女性在性方面的筹码让双方在权力上相对平衡。”当然,这一分析无法解释所有家暴形式,毕竟有些一无所成的男人也可能作出暴行。
从上述两例中我们更应关注到的是交换理论的一种应用,在交换关系中落入下风的人,可以用服从的态度来弥补。
在以上两种现象中,弱势者经常对强势者的语言暴力表现一种服从态度,而这种态度并不总能获得安全,因为此时强力的那方完全控制了情境,暴行很可能发生。柯林斯认为暴行并非是突然的行动,而是在情境的互动之中逐渐产生的,如果受害者在初始时便果断采取行动,便有可能终止这一过程,当然,同样有可能加剧暴行的程度。
需要指出,柯林斯仅是在分析暴力的运作,其中并不包含谴责受害者的意图。
“所有受害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失去了他们的情绪能量,眼前的情境将他们放在缺乏情绪能量的位置上,也令他们成为显而易见的目标,被那些拥有了强大暴力情绪能量并在寻找受害者的人所捕获。”
所以,校园暴力中,被霸凌者往往难以改变自身的处境,因为针对同意对象时,霸凌者会更容易进入他熟悉的情境之中,这像是一种惯性。而相反,拦路抢劫则是风险极高的一种行为,因为劫匪通常要与不同的人互动,从而提高了整个过程的风险。
同时,这种理论也可以对于“日久生情”的现象进行解释,长时间的互动之中,双方情绪能量的获得达到平衡,处于一种舒适的状态,而与陌生人相联系时这种状态则要重新建立。不过,情绪能量强的那些人更容易获得这种平衡,所以他们可能显示出更多的交际倾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外向。


发条橙:道德疫苗的失效(7.15)
对于疫苗,我们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通过外部刺激的输入来激活人体中的免疫功能,这一项发明让无数人免遭恶疾的侵蚀,而它的辉煌成就也让人产生了这样的好奇,相同的原理是否可以移植到其他领域呢?
实际上这样的实验早已开始,在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里,男孩们要经过残酷的训练,通过定量分配食物使他们学会忍受饥饿,通过只给一件单衣让他们学会耐寒,通过各种肉体惩罚让他们学会忍受痛苦。最终,在经过一系列折磨之后,从前孱弱的孩童成为了坚强的战士。
而同一时期的雅典城中,一位智者则有更为大胆的想法。柏拉图希望自己理想国中的战士们,不仅可以在置身苦难中学会勇敢,更能够在置身快感中学会节制,最终成为兼具勇气与道德的崇高守卫者。
在影片《发条橙》中,柏拉图的理想被继承,一场旨在培育道德感的实验就此开始。
电影的主人公阿历克斯是个无恶不作的少年,抢劫、强奸、杀人,他比你能想象到的任何罪犯都要更坏。
这个崇尚暴力与色情的罪犯终究没能逃脱法网,被捕后亚历克斯面临14年的漫长刑期。幸运(抑或说不幸)的是,他可以选择成为“厌恶疗法”的试验品,以免除牢狱之灾。毫不意外,亚历克斯选择接受治疗。
所谓“厌恶疗法”,可以称得上一种道德疫苗,它通过强迫试验者观看大量色情、暴力影片,使得他们对这些非道德行为产生厌恶(一种免疫系统),从而重新恢复健全的人格。
治疗看似非常成功,亚历克斯完全失去了以往对色情、暴力的喜爱,甚至无法在遭到伤害时进行反击。
看似试验达到了目的,可无论根据电影还是小说,这场治疗都是失败的,正如作品名字所展示的那样,我们无法运用机械论治疗道德上的缺陷,正如我们无法给橙子拧上发条一样。
疫苗可以抵御的是生理上疾患,却无法抵御心理上的疾患,因为人并非巴甫洛夫的狗,在刺激与反应之间还夹杂着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
《发条橙》与著名的霍桑实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揭示了一个真相:科学在人的管理上是多么无能为力。
然而社会的发展也让我们不得不考虑另一个问题,强行实施机械原则后造成的人的异化,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为符合科学要求的机器部件,正如在《摩登时代》、《美丽新世界》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样,虽然他们与《发条橙》一样是颇有年代感的作品,但其中反映出的现象离我们却并不久远。


智子(7.13)
在著名的科幻小说《三体》中,三体星人为了能够顺利侵占地球,利用智子锁死了人类基础物理学的发展。于是,尽管在应用科学上成就丰富,人类的科技永远停留在量变的层次而无法形成质变,最终无法抵挡三体文明的侵略。
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甚至范围还要更广泛,不只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当中基础理论也日益停滞不前。
虽然智子足够强大,却总也无法干涉到人的思辨力,那么当下的情况应作何解释呢?
各类科学或许真的进入了瓶颈期,但这不足以成为最终的解释,而日益完善的科层制度或许才是罪魁祸首。
回顾历史时不难发现,以往自由的知识分子不复存在,如今的知识分子更多寄生于体制之下。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单打独斗的话这些知识分子大多会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地步,体制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与它的竞争都是螳臂当车。
当然,处于高校内的知识分子仍保持着相对的自由,但他们毕竟是学校科层制度下的一员,不得不服从于体制的偏好,即对效率的喜爱。
在理性支配的世界中,研究同样是一种投资,资源会全部并且迅速地流向那些容易获得收益的领域,也就是应用科学的领域,这就不难解释实用主义在美国的昌盛。
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少资金的支持,想要做出成果定然困难,而更糟糕的是,知识分子同样是理性人,他们必然流向资源丰富的领域。
需要注意的是,整个过程不仅是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诸多规则的设立为上述发展保驾护航。对数量的极致偏爱使得机构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有着诸多硬性要求,成果必须又多又快地出现,知识分子不得不每日面对着Deadline的威胁,这种情况下投身于耗时漫长的研究是绝对非理性的,在自然科学中,应用科学得到推崇,而在社会科学中,期刊发表的重要性远高于著书立说。
如今的情况实在讽刺,没有外来文明的侵入,人类却亲手锁死了自己的发展,将科学关进理性的牢笼。此时应当警醒,自由带来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多。


奥斯维辛与南京(7.12)
细数纳粹分子的累累罪行时,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绝不容省略的。然而,这样惨绝人寰的屠杀为何会出现?战后人们一直寻求着答案。
早期的解释无外乎三个方面,纳粹分子多是以杀人取乐的暴徒;德国反犹主义严重;屠杀犹太人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
虽然以上几点都有各自的说服力,却都经不起细致的推敲。
首先,纳粹分子,即便是在集中营担任刽子手的那些,大多都是心理正常的普通人。
其次,反犹主义在整个欧洲而非仅在德国盛行,莎士比亚的名作《威尼斯商人》便可佐证这点,而德国的反犹主义并不算突出。
最后,从犹太人处获取大量财物是屠杀的结果而不是动机,如果瞄准着经济利益,有比杀戮更合适的方法。
之后的学者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汉娜·阿伦特便是其中一位,在参与了关于艾希曼的审判后,她得出结论,对于这个战争犯对犹太人的屠杀是一种在制度之下的“平庸的恶”。
鲍曼则沿着阿伦特的足迹,同时借助韦伯关于工具理性的描述,作了更具社会学色彩的分析。
与埃利亚斯相反,鲍曼认为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人类已变得更文明,超我并未通过制度化战胜了本我。科层制度的发展让人们失去了以往对价值理性的重视,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具理性排除了道德的存在,这种情形下屠杀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在工具理性的指导下,排除犹太人只是一项命令,人们无需考虑这个命令正确与否,只需思考如何高效完成任务。刚开始时纳粹仅仅是驱逐犹太人,或者划定隔离区,然而这种方式成本太高,太不经济,于是屠杀成为唯一合理的方式。
当然,现代性的作用不止于此,在技术的发展中,屠杀工作被不断细化,大多数人只是从事着文书工作,他们并没有亲自举起屠刀,这使得道德的影响力变得更加微弱。
但仅有工具还不够,屠杀的开始必须要有动机。纳粹那些极端口号是难以感染群众的,不过通过隔离、种族主义宣传教育等方式,纳粹在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建立起一道鸿沟,让犹太问题变得毫不重要,这便为屠杀铺平了道路。
“通往奥斯维辛的道路由仇恨筑成,但路上铺满了冷漠。”
鲍曼的分析很有价值,但比起纳粹的屠杀我们更熟悉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而上述解释在亚洲战场显然失去了力量。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残暴绝不亚于最凶恶的纳粹分子,可他们的行为并非基于某种工具理性,而是情境的产物。
根据柯林斯的研究,人在争斗中会产生紧张感,正是这种紧张感限制了争斗的恶劣程度,不过这种紧张感可以被克服,其中最坏的一种方法便是恐慌进攻。
在淞沪会战中,日本军队遇到了中国军队的奋勇反抗,在战争中紧张感不断加剧,最终在攻下南京之后全盘崩溃,所有的限制被打开,日军进入了“道德假期”,惨无人道的屠杀就此开始。
然而,这并不能作为日军屠杀暴行的借口,这仅是从社会学视角的一种分析。恐慌进攻的确或在紧张感积聚后爆发,但爆发的程度与形式与进攻者本身有着很大关联。日军高层首先下下达了屠杀指令,事后对于滥杀无辜也未作有效制止,必然难辞其咎。日本军人以各种残忍手段折磨中国百姓,与当时日本的文化不无关联,也说明日军军纪的差劲。另外,日军的慰安妇制度使得士兵对妇女普遍缺乏尊重,下克上的风气屡见不鲜也让屠杀一经开始便无可挽回。


互动仪式链(7.11)

柯林斯是涂尔干和戈夫曼的传人,而他的描述也让戈夫曼这位戏剧论社会学家的价值得到了体现,看似戈夫曼仅是在对日常的生活做出分析,但其中包含着一种社会学观点,即情境影响着行动,正因如此,虽然关注微观领域,戈夫曼的研究仍是与涂尔干一脉相承的。
回到柯林斯,他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向经济学取经,从人与人的互动开始,这种互动产生了情感能量,它成为一种货币,在互动中产生,并且为人所需要,而为了合理地获得这种能量,仪式被建立起来,即互动仪式链。
柯林斯认为,通过这一理论可以将所谓“非理性行为”纳入理性之中,因为理性不再限于对物质的追求,对情感能量的追求也包含在内。
这种理论带来的是一种分析对象的改变,个人行为不再是关注的焦点,行为时的情境获得重视,因为情境是最有力的影响因素。
总的来说,柯林斯将微观与宏观联系起来后,倾向于以宏观的角度进行展开。
在《互动仪式链》中,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内容。
日益发展的新媒体技术并不能代替身临其境的参与,因为无论是哪种方式,参与的器官都仅有一部分,一些感官如嗅觉无法参与其中,而这点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比如说如今比较火的吃播,有些播主在路边小摊饮食,屏幕前的观众看到那津津有味的咀嚼可能认为那小吃再美味不过了,而实际情况可能是,那道街上卫生条件堪忧,食物的香味中还夹杂着各种说不清的异味,人群的嘈杂加上炙热的温度让人完全丧失饮食的欲望。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不仅能看到感官部分参与所带来的局限性,还能发现,作为观众我们是被动的一方,我们只能观看作者希望我们观看的那些场景。屏幕上只有播主大快朵颐的画面,而周围的情况却未能表现出来,于是观众被误导,误以为播主推荐的是一道值得品尝的美食。
在结束理论建构之后,柯林斯还从几个方面入手,通过实例来验证自己的理论,这部分内容类似于涂尔干的《自杀论》。
在社会分层中,我们可以再次发现情感能量与货币的相似之处,情感能量储存量的不同,使得各个人的地位有所不同,而储存量的差异,通过仪式表现出来,例如在一场会议上,地位低者要担任端茶递水的职责。

神秘感(7.10)

“神秘感”,由社会学家库利所提出的这一概念是一道再合适也不过的名词解释题目。人们不会去崇拜他们熟悉的事物,而会去拥护某类偶像或戴着假面具的人,正是这些人与我们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让他们显得深不可测,并且使我们的想象力变得无比活跃,通过想象力的塑造,这些人具有了一种神秘的魅力。
了解概念后,应用起来是极为简单的,日常生活中便不难见到例子,比如学校内为老师所特设的公共设施,教师与学生的隔离使得前者能够更有效地展示其权威。
从理解到运用,似乎学习的过程进行得完美无缺,学生熟练掌握了库利所使用的概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库利对于神秘感的使用,其意义绝不仅在于解释一种现象或提供一种认识手段,他意图用这一词语来表现社会性对于人类本性的影响。
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这本书中,存在着诸多类似的例子,个人与社会是相互塑造的,或者说是一个整体,即使是最个人化的词语“我”,包含的意义也会涉及到社会性,因为“我”是从对他人的认知中诞生的。与此相关的还有敌意、竞争、良心、自由等等。
因此,了解的程度倘若仅限于词汇,则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作者想要传达出的理念,从这点而言,想要知晓社会学家的观点与态度,非得阅读原著不可。

教育导致左倾?(6.16)
《知识分子为何拒斥资本主义》,这是罗伯特·诺齐克的一篇文章,作者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思想倾向于左倾,并将这一现象归结为教育制度的失败。
诺齐克认为,学校对学生的衡量标准与社会对人的衡量标准存在着巨大差异,简而言之就是好学生不等于成功人士,这一点在人文学科之中表现最为明显。
原因在于,学生的优劣是由作为权威机构的学校提出的单一的指标作为评判标准的,而进入社会后,成功的秘诀则在于满足市场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多样且变动不居的。
那些人文学科的学生们习惯于服从老师的指令,高质高量达成既定目标,从而为自己赢得高位。可这只是保证了他们的应试成绩,却没有保证他们有着出色的能力。于是,离开校园后,这些曾经优等生便会处处碰壁,他们无法提供别人需要的事物,也就换不来地位与荣誉。
巨大的反差就此出现,但优等生们不甘于接受这样的现实,学校的经历让这些人形成了思维定式,他们始终坚信,自己是高人一等的存在,是这个社会的精英。既然错的不是我自己,那错的就是整个世界。
已经蜕变为知识分子的这些人拼命地运用着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反对着市场,渴求着对于社会的全面控制,渴求着社会变成一所按部就班的巨大学校,而那里便是他们的乌托邦。
诺齐克的思想十分有趣,当然,同样也漏洞百出。首先,“知识分子普遍左倾”这一观察是否属实?其次,学校的考核是否坚持着单一标准?最后,校园生活的影响真的会贯彻一生?
《乌合之众》的作者勒庞也发表过类似观点,不过他的看法比较中肯。
勒庞认为,国家靠着教科书制造出一大批有文凭的人,其中用得上的却只有一小部分,而其余的人便会因此憎恨国家,成为国家的敌人。正是从这点出发,他认为国家不应偏重于知识教育,还要着力发展起专业教育,因为创办学校的目的,是使其与社会对接而非撕裂!
当然,专业教育的发展存在着诸多阻碍,比如认为专科学生“低人一等”的歧视,这与教育制度有关,也与学校自身的教学水平有关。但至少从诺齐克的文章中至少可以获得反思,长达十几年的教育中,我们的能力究竟得到了多少提高?

勒庞的历史循环论(6·15)
Psychologie des foules,如果看到这个书名你的感觉只有陌生,那么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乌合之众》。
除去《梦的解析》,《乌合之众》或许是最为畅销的心理学著作了,而如此傲人的成绩中,这本书的中文译名实在功不可没。
正如刚刚所提到的那样,古斯塔夫·勒庞的大作,直译过来是“群体心理学”,那么看起来毫不相干“乌合之众”一词从何而来呢?这实际是译自英文版的“The crowd”,然而其中夹带了不少私货,因为crowd虽然有平凡人的含义,但并未包含强烈的贬义。
那么,抛开语言上的疑问,勒庞在书中描写的群众,的确是名副其实的乌合之众吗?
在加入群体时,“个体意识消失,思想与情感被引向某一确定的方向。”此时个体的自我意识丧失,易于受到暗示和传染的影响,这时他不再是自己,而沦为一个提线人偶。不过,群体虽不擅于推理,却擅长行动,他们可以轻易取得专制无上的权威,清除异议。于是,拥有超凡力量的群体意图将当前的整个社会彻底摧毁,将它带回到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去。
如此看来,勒庞对于群体并无赞扬之意,这点在书中的其他地方也得到体现。
“群体既没有思考能力,也没有推理能力。”但他们喜欢想象,“他们只能被形象所打动。”所以,“谁最了解激发群体想象力的艺术,谁就掌握了统治群体的艺术。”
那么,以乌合之众指代大众,真的恰如其分了。
这也符合眼下流行的判断,网络上秉持着各种观点而互相交锋的那些群体,他们是立足于自己的观点在进行征伐吗?无论是赞扬还是贬低,网友的评论里包含多少属于他们自己的思想,他们不是被冲动所左右的傀儡吗?
但结论不能轻易定下,仍有一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对于群体,勒庞的态度一直是暧昧的,尽管他直言群体“冲动、易变、急躁”,却又认为它的发展不可阻挡。那些目睹新势力崛起而深陷恐慌的中产阶级不值得同情,他们对群体的抵抗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无论是神的力量,还是人的力量,都不可能让河水倒流。”
之后,勒庞更是坦言:“我们不应该太抱怨群体总是为无意识因素左右,总是不做思考。”“他们倘时时思考与追问,也许就没有任何文明可以发展起来。”
理性有时同样是无力的,试想民国时期反对封建军阀的工人运动,若是大家都专注于成本和收益的计算,畏首畏尾不肯行动,恐怕工人阶级便要永远忍受被压迫的命运了。
总的说来,勒庞一方面认为群体会给文明带来诸多弊病,另一方面又断言眼下的发展趋势是无可更改的,尽管有一些措施可以影响到群体。最终,历史仿佛就是一场轮回,而一些现代文明(那些由群众大行其道的)已经达到了行将就木的阶段。
“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从野蛮走向文明,在随着梦想力量的失去,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
勒庞给出了诊断结果,却并没有给出治疗方案。但我们不必为此灰心,因为文明虽因群众而崩溃,新的文明仍会在废墟上崛起。


选举中的理性(6·9)

曼瑟·奥尔森在他的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了著名的搭便车行为,采用这一策略的行动者不付成本地享用了他人之利。在《国家的兴衰》之中,奥尔森将自己的理论应用到民主选举上,他认为公民对于政治的不参与反而是一种理性的彰显,是一种“理性无知”。因为在整个大集团之中,每位选民的投票带来的利益都十分有限,此时理性的行为应当是搭便车,而非花费精力去关注政治上的种种事件。
奥尔森的分析十分精彩,然而他并不是第一个根据理性来分析选举行为的,早在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便意识到了选举制度可能遭遇的阻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更多关注于财富的增长,再将时间花费到政治事务便显得不划算了。而这种理性的计算,终究会导致非理性的结果,即专制主义趁机篡夺了权力。
经济学家唐斯也持同样的观点,如果要民众参与选举的话,无疑是让他们以一种非经济理性的行为行事。
当然,为了鼓励民众的参与,可以采取选择性激励,并且党派越大对于这种激励的需要越迫切。对此,奥尔森是这样描述的:“对大集团而言,如果没有选择性激励,个人对集体物品供给的自愿贡献通常发生在个人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但不可能发生在个人贡献的成本很大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即便选民愿意投票,他们也不会花心思关注于政党的各类宣传,而是采用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如果想要选民真正重视起选举,非得采取选择性激励,但这种的激励通常又是难以达到效果的。
那么更换一个角度,从政党方面而言,民主选举也会遇到困难。
布劳认为吸引力是交换的前提,政党如果想要获取更多的选票,便必须使自己的政策能吸引更多群体,激进的左派与右派都是不受欢迎的,采取一种模糊政策是政党最为理性的选择,可是这种理性的做法恰恰妨碍了选民的理性选择,面对政党相差无几的宣传口号时他们会感觉手足无措,从而失去参与的热情。
在这场博弈中,大党不断模糊化自己原初的目标以换取选票,往往会适得其反,使得自己的支持者放弃投票还不是最糟糕的结果。政治行动不完全依赖于对利益的理性计算,它有时基本上是人们的情感和价值的表达性显示。在选举中,拥有反抗心理的选民更有热情参与投票,这时可能出现一种极端情况,即极左或极右政党上台。
上述情况与选举制度密切相关,在赢者通吃的规则下,小党很少有生存的机会。对投票率的关注与否,也会影响到选举结果。而在赢得议会席位的选举中,小党可以获得吸引力,因为即便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席位,它仍然可以利用在大党之间的博弈取得优势地位,迫使某个党派接受自己的利益诉求。

文明的进程(6·8)

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一书,实际是上下两卷,上卷主要阐述文明的产生,下卷则将国家社会的发生作为着眼点。
现今我们看到的种种西方礼仪,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并非在某一瞬间便诞生的,而是经历了演化的结果。
实际上我们也经常能够听到这样的传闻,中世纪的那些贵族,并没有很好的卫生习惯,加上长期食肉,他们身上总有着一股难以言说的异味,而香水正是为了掩盖这种尴尬而诞生的。
当然,中世纪并非文明的起点,而埃利亚斯之所以将这一时间作为自己研究的起始,乃是基于那时对礼仪规范的真正重视,即伊拉斯谟的《男孩的礼貌教育》的出现。另外,更过久远的资料的缺乏也是原因之一。
最初被称为“礼貌”的这个东西,是宫廷社会特有的,是作为贵族区分于平民的一种标志。从这点说来,它一方面类似于有闲阶级的消费,是一种特殊身份的象征;另一方面又与时尚有着相似之处,因为随着市民阶级的崛起,礼貌很快传到了宫廷之外,直到连一位普通的乡下人也认同吃饭要用刀叉而非双手。
然而,礼貌又是与时尚不同的,因为前者在普遍传播后并没有很快地创造出新的形式,因而它原本的功能消失了,或者说逐步被金钱等物代替了,人的成就和产品变得比他们的举止行为更重要,那段文明发展的进程也逐渐遭到了遗忘。
不过,在视野扩大到国际层面时,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仍存在着,在最先踏入“文明”的西方诸国眼中,其他大陆上的国家是粗俗的,有待解放的,这样信念的形成为殖民战争的发动提供了借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自称文明的侵略者却是再野蛮不过的匪徒,他们冲入北京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如今的圆明园内不仍残留着他们暴行的罪证么?另外,一向被认为落后的非洲,在欧洲人侵入之前也存在着强大的文明,可笑殖民者将这片大陆的辉煌摧毁后,还恬不知耻地声称黑人是不可救药的劣等种族。
我们了解到文明的扩展,但这仅仅是它在不同阶级中的传播过程,那么文明自身发展的动力又是怎样的呢?
20世纪的观察家总是抱持着这样的看法,某种行为的出现总有理性原因。但埃利亚斯指出,直到18世纪下半叶,在促使人们大幅度地自我克制的动机中几乎找不到所谓“理性的原因”,人们采取这种克制乃是出于自身的要求。而某种行为如果在卫生角度是正确的,这点只会巩固行为的意义,并促使其进一步发展。
在埃利亚斯看来,人们一直处于“超我”与“自我”的分裂之中,这种分裂由社会生活方式所表现出来,“这种分裂所达到的程度和它所具有的形式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即反映了文明的进程。”也就是说,文明正是这种分裂所推动的,文明即是一种扩大到社会层面上的自我克制。
从文明的进程观察社会的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之所以前者发展愈发缓慢,乃是由于国家的形成以及法律的不断完善,社会逐渐走向了稳定,虽然国家的形成建立在个人的自我监控性提高的基础上,但前者的建立使得文明逐渐失去了以往的功效。
下卷之中,埃利亚斯仍是以中世纪作为起始点,查理大帝的统一之后,欧洲一直处于同一与分裂的交替中,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究其原因,在于当时处于之中自由竞争的状态。货币没有大行其道的年代,国王意图获得权力,必须依赖领土的扩张,可扩张后王国内部总存在着一种离心力,一山不容二虎,继承人、功臣都想在其中分一杯羹时,最终会造成分裂。
这种状态伴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消失,原因在于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央集权成为可能。凭借着新的官僚体系,国王不再需要依赖于地方政权维护统治,君主专制就此诞生。
在击败贵族的战争之中,市民阶级的崛起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与国王形成联盟,共同击败贵族,并分享了最后的战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拿破仑是专制皇帝,他所实行的法律仍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而此时货币的发展使得贵族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去原有的影响力,反之,国王利用货币建立起强大的官僚体制,而掌握货币的市民势力也获得提升。
但最终,所有特权都在革命中归于消灭,因为它终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国家的权力已然形成,只是它不再专属于某个人或某个阶级,它的力量社会化了,私天下最终成为了公天下,现代的国家就此诞生。


《资本论》第一卷读书笔记的重新上传(5.17)

“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那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或个别的状态时它方是科学。”
马克思的思想虽然在他生平的不同时期有所差异,但总的说来所有的努力都志在研究发生在当时的巨大变革,弄清时代发展的方向,更重要的是提出能够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
上述那句话旗帜鲜明地彰显出马克思写作的要旨:首先,社会科学是阶级的,虽然存在着普遍的成分,当今的政治经济学总归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的。那么它能够被称作科学,完全奠基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一旦阶级斗争处于明显的状态,政治经济学将失去它科学的地位。从另一方面来说,无产阶级在斗争时要创造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而这正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
当然,《资本论》厚重的三卷(如果马克思没有过世肯定会有更多)是不能一言以蔽之的,在提出自己那著名的剩余价值之前,马克思需要阐述资本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有它们的相关概念,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大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
在货币与资本还没有出现之前,商品早已被人类所认识,马克思的研究自然是从此开始的。
商品之所以能成为商品,乃是因为它可以满足人的某种需求,从量和质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便区分出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如果将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桌子不再是桌子以及任何有用物,劳动便化为了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而这些物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的价值。
接下来,马克思又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用以价值量的计算,有了这样一个衡量标准必然要讨论交换,商品的价值必须在交换之中得到实现。原始的交换建立在相对价值之上,B商品的使用价值可表现A商品的价值,相对价值的扩大化使商品之间的联系不限于私人之间,而是形成了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被排挤出商品射界的等价物商品获得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
在早期,贝壳、石头都曾扮演过一般等价物的角色,而金银这类贵金属从中脱颖而出,与日益发展的交换中成为了货币。“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它们的使用价值二重化了,既可作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也可由其社会职能产生使用价值。
货币可以执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多项职能,而它在流通过程中总不可避免会出现磨损,因此经历了一场铸币的混乱时期,之后出现的是铸币的实际含量与名义含量的分离,而后货币逐渐成为一种符号,一种纯粹的象征。从中国的历史看来,首先出现当票,之后变成了真正的纸币,当然因为制作工艺以及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关系,它无法完全代替银子和铜钱。
纸币的发行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了流通的需要,便会遭遇贬值,明朝朱元璋因为滥发纸币导致其代表的价值远远高过了被实际承认的价值。而解放战争后期的国民党,则通过此种手段大肆敛财,致使国统区金融陷入混乱。
商品交换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商品的生产与运输需要花费时间,为了更有效地生产,出现了先购买后支付的情形,货币因而也获得了支付手段这一职能。而支付手段想要成立必须积累货币作为准备金,以便到时偿还债务,人们追逐货币不再作为单独的致富手段,而是追求准备金的增长。
商品的交换包括着两种方式,W-G-W和G-W-G,前者目的在于消费,后者在于交换价值本身,这一交换过程是一种价值增殖的过程,一个循环的终结便是另一个循环的开端,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价值增殖成为资本家的唯一目的,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活动的唯一动机。
韦伯提出的批评至少是有失偏颇的,自然,爱钱如命并永无停歇进行搜刮的人在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时代,但马克思所指的资本家与封建社会欲壑难平的财主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费尽心机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而前者则把货币重新投入了流通。
需要注意到,价值增殖并非由商品交换所完成的,商品交换总的说来还是等价物的交换(高利贷这种特殊形式除外),G与G价值相等,增殖的奥秘存在于生产的过程内。
就此,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的理论。
想要实现增殖,必须加入一个有魔力的东西,那就是劳动力。资本主义时代,很少会有人将自己的劳动力全部出卖,否则他就成为了奴隶。他会让买主在一定时期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类似于土地承包,农民拥有经营权利而所有权归于国家,劳动者拥有劳动力的所有权而让渡一定时期的支配权。
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想要生存便需要生活资料,便需要消费,便需要货币,若不出卖劳动力他必须占有生产资料才行,而无产阶级之所以为无产阶级,正是因为他们除了自己的身体一无所有,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这种一无所有,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家刻意导致的,如英国圈地运动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来到城市谋生。而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中,桑巴特也提到,美国拥有广袤的可供耕作的土地,使得那些工人不至于毫无退路,以此作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之一。
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必然要有其价值,而衡量标准则是“由生产这种特殊物品(即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这种时间又可化为生产劳动者及其补充者(家人等)的生活资料所需的劳动时间,这也就是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
为了工资,工人不得不从事劳动,由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他们又不得不尽力缩减自己生活的用度,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细描写了被压迫者们的悲催命运。
然而,工人们面临的还有身体以及精神上的困苦。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有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需要。劳动本应该使人成为他自己,人本应通过劳动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事实是,无论是19世纪还是当今,劳动者没有达到自由王国,没有为自己实现价值,而只是为资本家生产价值,并在这一过程中异化,成为了物。马克思指出,劳动不仅需要从事器官的紧张,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用的意志,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资本家则想尽办法,意图提高这种意志,实例有臭名昭著的“福特制”。
长期的肉体以及精神上的压力,使得劳动者逐渐失去了生活本身的意义,既然劳动无法获得价值,他们便开始寻找替代的方式。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其他描述两次工业革命的书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利用吸食鸦片、过量饮酒等方式进行着发泄。而资本家则借机斥责无产阶级为“道德沦丧者”,完全无视自己亲手造就了他们的堕落这一事实。在现代社会,经历了长时间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本身得到发展,剥削的方式变得更加隐秘,虽然仍作为被剥削者,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仍得到了提高。于是出现了新的状况,人们转向消费主义,世界进入消费社会。
消费社会并非以实体消费为主,更多的反而是符号消费。在青年群体中,对于名牌商品的追逐便是一例。不过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这样的消费并不会帮助人们实现价值,人们得到的只有更多的空虚,好像一只永远无法满足的饕餮,消费者会陷入这一泥潭而永远无法脱身。
回到《资本论》,既然资本家支付了工资购买了劳动力,那么他如何从中使价值增殖?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维持工人一天生活只需半个工作日(假设),而另半个工作日生产的价值则被资本家收去,成为了资本。
也就是说,劳动者实际生产的价值是超过(大多情况下是远远超过)资本家所支付的工资的,这点容易理解,毕竟好吃懒做的工人会被立刻fire。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残酷的一面,但反过来也可以反思国有制集体制所面临的问题,如何衡量其创造的价值,并且保证劳动者的积极性?进一步反思,即便公有制也是要拿走剩余价值的进行投资的,如何避免国家的剥削,如何避免假借国家之名进行的剥削?如我们所知,资本被政治上层垄断正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大型的国有企业没有造福人民,而是造就了不少腰缠万贯的资本家。
既然提到了剩余价值,必然要解释它是怎样出现的。
工人的同一次劳动实际上实现了两种结果:创造了价值,转移了价值。
转移的价值来自于生产资料,它不会高于生产资料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这也说明了机器等损耗的去向,它们被转移到了商品之中。因此资本家并未有所损失,自持提供了生产资料的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提供,因为这部分价值被自己重新得到了。
剩余价值则包含在工人创造的价值之中,如前所述,它多少依赖于劳动时间以及劳动效率,其中包含着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前者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获得,后者通过提高效率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获得。
初期的资本家多乐于采用延长劳动时间的方式,并涌现出理论作为支持,其中西尼尔的致命的“最后一小时”最为无耻。
在西尼尔的论述中,工人必须工作十二个小时,因为只有最后一个小时是在生产剩余价值的,失去这一小时资本家便没有了利润,甚至无法补偿机器的损耗,只能走向破产。
马克思对此荒谬观点进行全面的批判,遗憾的是,一百多年后的当下,仍不乏以相似方式为剥削辩护的现代“西尼尔”。
面对资本家的剥削,工人绝非甘受压迫的一方,他们进行着斗争,由于已经提及的原因,这场斗争十分困难。
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现代的工人拥有着人身的自由,却未必比奴隶幸福。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奴隶死去意味着财产的损失,虽然程度很低,但奴隶主还是会维护努力的一些利益。然而,由于大量剩余人口的存在,资本市场从不缺乏劳动力(当时缺乏社会保障的相关法规),资本家便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削,榨干工人体内最后一滴血。
与此同时,资本家也没有忘记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他们采用新方式来提高生产力,可一旦这种方式在行业内扩散,商品便会变得便宜,随之而来的是,工人自身也变得便宜。
从此点出发,工人的工资越发变少,购买力也越发减弱,与之相对的则是商品的大量生产,供需之间的矛盾最终演化成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
围绕剩余价值,马克思还作出了一系列的研究。
与单个个人工作日相比,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于是小作坊被取缔,大家集中在大工厂中,而协作需要指挥的协调,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
分工的发展,使得工作愈发细化,不再是每人从事一种工作,而是一人从事一项工作的局部操作,工人的专门职能被划分和孤立,而生产工具伴随这一趋势进行简化和改进。这种趋势使工作不再专业化,非熟练工人也可参与,从而导致两方面的后果。第一,劳动力的相对贬值,剩余劳动的领域更加扩大;第二,工人成为畸形物,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被压抑,变得片面,自身无法生产,于是只能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成为其附属物,同时智力上和身体上变得畸形。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分工将造福于人类,它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机遇而不致在同一领域内争得头破血流,但他没有从阶级地角度看待分工现象,导致完全忽视分工所造成的工人陷入更加恶劣的斗争中。
伴随着大机器带来的简单化还出现了新的现象,即女工和童工的出现,他们的价格更加低廉,并且更易于压迫,创造出的价值却是可观的,于是,新一轮残酷剥削开始了。而这种剥削也全然摧毁了工人阶级的道德,父母力图压榨自己的孩子,儿童成长得不到关爱而对父母也漠不关心,私生子的泛滥使得情形更为糟糕,最终造成了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景象。
资本家的“智慧”远没有就此穷尽,他们还发明了“小时计件工资”的制度,完全破坏了就业方面的任何规则。按照产品质量也就是劳动质量和强度支付报酬,如此便不需要监工,工人为了收入进行自我剥削。同时,资本家可以听凭自己的利益,使工人处于过度劳动或完全失业的状态。
劳动价格有可能提高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它总在一定界限之内。工人提供的无酬劳动量增长迅速时,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方能转化为资本,工资提高,无酬劳动相应减少,而达到一定点时,剩余劳动不足以正常供应资本积累,工资则会下降。因此,“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
除了资本家的剥削之外,工人还要经受房东、小店主的剥削。如房东提供质量差劲的住宿条件,这种状况至今仍能见到,工人们挤在狭小肮脏的贫民窟内;再如食品店老板售卖掺杂石灰的面包。
而一切的起源,资本的原始积累则更为残酷,它依靠着对土地的疯狂吞并,如羊吃人的现象;依靠着血腥的海外殖民,如三角贸易、殖民战争。人口贩卖、工人剥削、奴隶压榨、鸦片输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当然,为了资本的增殖,单单创造出无产者是不足够的,他们还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家,更重要的是,创造出属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从整个人类历史看来,资本主义无疑是进步的,尽管它筑建的辉煌是奠基在累累白骨之上。但其中固有的矛盾使得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
对于《资本论》的批判从未停止过,雷蒙·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中提出:《资本论》为在经济上证明资本主义因矛盾而灭亡,而是加入了政治因素才能得到解释。并且马克思无法解释经济计划化与国家消亡论之间的矛盾。达伦多夫虽然继承了部分马克思主义,却认为决定阶级划分的并非财富或者生产资料,而是“权威”。
种种误解和否定,有些能在《资本论》其他两卷或者马克思其他著作中找到答案,有些则只能依靠于后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无论如何,马克思提供了不同于韦伯、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道路,他的理论甚至直接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即使不给予更多,对于作为经典三大家之一的马克思,我们也应给予不亚于其他两人的关注度。


自由主义者的教科书(5.13)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奥地利人,一位自由主义者,奥地利学派的领军者。他一生著作颇丰,并且桃李满天下,弟子中最为出色的当属弗里德里克·哈耶克。
在他的名著《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之中,米瑟斯系统地阐述了自由主义的概念,他认为自由主义乃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遵循它便能使得国家进入繁荣。
第一部分当中,首先被叙述的是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
“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说,其着眼点和最终目的是促进人们外在的物质福利,而不是直接满足人们内在的、精神上的以及形而上学的需求。”
以上的话语或许会让人想起对唯物主义的错误理解,或者边沁的功利主义,但自由主义并非一种对物质主义的单纯追求。它不是低估精神上需求的重要性才将目光聚集在物质财富上,而是为了人们的内心生活发展创造一个外部的前提条件才强调富足二字。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米瑟斯的自由主义存在与社会主义相似之处——物质富足是精神富足的基础,然后又能马上发现两者的差别,因为米瑟斯反对政府的干预。“借助于政治上人为手段无疑可以使某些人变得富有或贫穷,但它永远不能使人感到幸福,永远不能满足他们最内在、最深层次的追求和渴望。在这方面,一切来自外部的辅助手段都失去了其功效。”
关于以上这点,一种关于自由主义的批评出现了:这种思想假定了“人是理性的动物”,然而实际上,人的行为中许多是非理性的,如此以来人们如何借助理智达到幸福?对此,米瑟斯认为,人虽然不是理性人,但应努力运用理性,使自己变得更加睿智。
这里涉及到米瑟斯思想很重要的一点,即他并不认为自由主义是尽善尽美的,只是秉持其他主义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糟。资本主义也一样,在这种制度下存在许多不公,但它仍是“必要的恶”。
也许有人会立刻站起反驳,认为米瑟斯的话语不过是资产阶级为自身利益考虑所做的虚伪辩护,但需要指出的是,秉持如此态度是无法从国外名著中有所收获的。
解决了棘手的问题后,米瑟斯继续对自由主义的盛赞:“自由主义是第一个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为了特殊阶层服务的一种政治倾向。”
于是,在米瑟斯看来,干预是万万不行的,它不仅浪费而且无法达到效果,反对自由主义的短视主张只会将资本分光、吃尽。唯有自由主义,“它所提出的方法是唯一适合并能达到这一目标(消除贫穷和痛苦)的方法。”但很可惜,它处处遭到反对,未能发挥其真正作用。
将自由主义政策下的不幸归罪于对自由主义的抵制,这并不罕见,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一众人均持相同观点。但换一种角度,借鉴波兰尼的观点,自由主义一直遭受非议是否反而说明了它与生俱来具有着局限性?
那么那种社会实行着自由原则呢?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资本家若要发财致富,唯一的途径是像他们满足自身需求一样来改善同胞的物质供应条件。”
意思十分简单明了,资本主义天然便倾向于实现“共同富裕”。证明公式则再简单不过,惟有在富足的社会中,资本家的商品才能有销路,他们的利益才能最大化。
既然自由主义的优势如此明显,米瑟斯必然拥有着十足的自信。他认为之所以有人反对这一自由原则,乃是由于精神上的病态,乃是“傅立叶变态心理”在作怪。
在此,政府的干预显得更加没有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事可做,更不意味着要倡导一种无政府主义。政府的第一要务便是保护私有财产,因为私有制乃是整个自由主义制度的基础。
而接下来米瑟斯又做出让步,提出只有在国家的进一步干预将导致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才会断然拒绝国家的干预行为。
国家的政治制度自然应当是民主的,关于民主,米瑟斯的主张是:民主是一种国家的宪法形式,即它可以保证在不使用暴力的前提下使政府符合被统治者的意愿。
暴力一直是自由主义者深恶痛绝的,因为暴力会滋生专制,暴力会破坏自由法则,所以它只能成为迫不得已的手段,“借助其思想(暴力反抗)获得政权的少数人必须始终如一地致力于利用思想的力量是自己变成多数。在此,政府应该保持一种灵活性,赋予公民足够的权力,“公民的权力不能被限制在这样的范围内,即当他们的想法与操纵国家的那些人想法不一致时,它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服从,要么摧毁国家机器。”
但民主并非大多数人参与统治,真正的统治者永远是少数,那么如何选出他们?米瑟斯提出采取择优原则,并且认为在自由主义下,这种原则可以自发实现,因为统治者唯有凭借自己的能力才可说服民众从而顺利掌权。即便有人凭借骗术上台,他的统治也绝对不会长久。

关于自由主义政策基础的叙述到此为止,接下来米瑟斯从各个方面对阐述的思想作出补充。
首先是经济方面,主要内容是自由政策的优势和干预主义的劣势。该部分与我们从前看到的那些西方学者的“老生常谈”并无太大区别。市场可以汇聚个人的信息,以“看不见的手”进行最有效的分配,而政府搜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且是高成本的。
不过,仍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其一,米瑟斯在反对社会主义时提出,在公有制下,任何劳动都无法计算,经济规律将在此失灵,我们无法判断甲、乙两人哪个更适合泥瓦匠的职位,于是分工就此消失。因为丧失了数字,理性也一并消失,经济的发展变得难以预见,社会将会陷入一片混乱。其二,关于私有企业的官僚主义化,米瑟斯认为它与政府中存在的相同趋势是不同的。政府不产生利润,因而无法对组织有效与否作出正确估量,无法对人员冗余与否作出正确估量。私有企业由利润作为主导,所以避开了政府在官僚主义中表现出的僵化以及面对困难时的束手无策。

其次则是外交方面。自由主义从来都是秉持和平主义的,理由在之前进行过叙述。即使是殖民主义,在米瑟斯看来依旧是得不偿失的,殖民只是沾满鲜血的统治。在此,民族自决应得到提倡,国家主权应得到确保。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各国所实行的政策并非是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的,国防预算的飞速上升,贸易壁垒的频繁设置,海外驻军的不断增长,种种举措完全背离了对自由的尊重。
正因如此,在米瑟斯看来,自由主义无法像其他思想一样,形成自己的一个党派,它并非是为特殊利益或特权服务的。
具有调节的有效性,又因为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占领了道德高地,自由主义的优势由此得到了充分彰显,而这正是米瑟斯写作此书的目的所在,尽管有着许多批驳的余地,但这本书无疑是一本成功的自由主义者的教科书。而在末尾,米瑟斯再次对自由主义发出盛赞:
“它(自由主义),没有党的鲜花,没有党的色彩,没有党歌,没有党的偶像,没有标志,没有口号。它只有事业和论据,而它们必定把它引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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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21-05-13 16:56 | [楼 主]
孙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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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Posted: 2021-08-20 19:01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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