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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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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玥的读书报告Ⅱ (更新至10.15)

这个月读了社会网络学派和文化社会学两个领域的书籍,分别写了读书报告。

从感情共振到单向责任: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公众参与 
哈贝马斯曾对公共参与表示了深切的担忧。他从公众参与的质量和作用层面剖析了十九至二十世纪美国公众参与走向衰落的过程,以经济为主的物质利益取向主导了当时美国公共领域的氛围,公共领域成为不同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手段和媒介。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广泛建立起福利国家制度后,哈贝马斯预见了西方国家未来将要面临的三种合法化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文化危机,警醒世人重建古典公共领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秉持着“包容他者”的态度,建立各方合作体制机制,敞开胸怀,互相包容,尊重平等,承认差异,最终目的是建立起“世界内政”。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同样关注到公共领域衰落的问题。他更多从公众参与的数量及原因展开分析,研究视角聚焦在二十世纪的美国社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美国社区普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邻里有爱,和谐融洽,公众参与度高,个体之间维系着以业缘、地缘建立起的亲密关系,可以称之为“感情共振”的公众参与。六十年代之后,特别是到了九十年代,公众参与的数量大幅下滑。政治参与上,投票率下滑,居民对政治和时事的兴趣下降,公职人员的数量也急剧下滑;宗教参与上,居民从事宗教活动的次数下降,宗教发展呈现出衰败趋势;工作参与上,工会入会率下降,社会范围内工作稳定性降低,个体之间的功利性连结多于情感性连结,交往活动缺少“温度”,老师对学生负责,医生对病人负责,专业分工不断细化,职业分化明显加深,增强了彼此的陌生感,可以称之为“单向责任”的公众参与。总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个体之间不再慷慨和信任,社会参与度大幅下降,总体上维持着松散的社会网络,个体之间的依赖性和凝聚程度很低。
作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解释公众参与度降低这一现象。个体参与社会交往的目的是“互惠”,即短期的利他和长期的利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的公众参与包含着感情取向和功利取向两个维度,个体获取社会资本也是建立在这两个维度基础之上。感情取向脱胎于特定的先赋性因素,如地理位置、血缘关系、历史因素等,与我国传统乡村的“乡土性”类似。功利取向是指社区居民的互助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个体在帮助他者的时候为的是换取日后被帮助的可能性。在感情取向和功利取向的引导下,社区居民交往的数量和质量很高,建立着亲密的社会网络,获取相当丰厚的社会资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公众参与几乎找不到感情取向的影子,基本呈现出功利取向一元化。个体之间的交往过程是纯粹的利益交换,“负责”是彼此交往的原则,虽然个体在这样松散的网络中也能获得社会资本,但作者认为这样的公众参与并没有导致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这将导致社会范围内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在社会网络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少数群体将攫取丰厚的社会资本,从而实现优势地位的再生产;而占据劣势地位的大多数群体将获得少数社会资本,处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资本被以功能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取代”的现象,作者剖析了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公众参与的衰落与现代社会中个体承担着沉重的时间和经济压力有关。经济利益成为个体活动的必要条件,为了在同等条件下获取最大收益,个体只能加大时间投入,时间也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时间和经济压力带来的紧张感促使社会参与减少。其次,人口的流动与扩张影响着公众参与。以美国为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城市化,农村、城郊的原住民纷纷涌入繁华都市,传统的地缘关系遭到破坏,个体的社区意识受到破坏,彼此难以建立亲密的社会网络。甚至后来出现了逆城市化,社会生活私人化等趋势,加上汽车拥有率的提高,种种主客观因素催化了人口的频繁流动,使得公众参与缺乏社会基础。再者,科技与大众传媒的发展也使得公众参与度下降。科技是延伸人类的感官的手段,随着科技进步,人的主体性越来越强,科技为人类服务的意识不断深化,社会范围出现了“新闻、娱乐个人化”的趋势。量身定制成为广大科技工作人员和媒体受众的第一需求。这种一对一的服务难以规模化,加剧了娱乐个体化的趋势,个体享受着量身定制的媒体服务使得在信息获取方面的时间成本更低,这是公众参与作为信息渠道不具备的优势。最后,代际更替是公众参与减少的“罪魁祸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与九十年代参与公众活动的主体发生了改变。这种历时性探讨利用的依旧是个体与社会二分法,是将社会置于主体地位,代际更替导致了社会层面的变化,还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不变,研究焦点在两代不同的行为主体上。本书中作者采用的视角属于后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新的公众参与主体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公众参与的减少仅仅作为一种现象表现出来,症结在于代际更替后两代人的不同。

社会资本一直作为社会学界的重要议题,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社会资本对于个人、家庭、社区、社会来说,都是正向外部作用的,其中最突出的是节约交往成本。关于这一点,格兰诺维特关于找工作和关系人的研究十分经典。找工作主要有三种方式:正式渠道、个人关系、直接申请。格兰诺维特的研究聚焦在个人关系方面,并认为个体高度依赖现存的个人关系来获取工作流动机会的信息。通过建立时间(微观)+效用(宏观)、两个维度的因果模型,力图发展一种中层理论,弥合以往研究以微观:个人生涯为主与以宏观:就业结构为主的鸿沟。研究发现寻找工作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结合统计数据不难发现,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关系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家庭-社会型和工作市场型。在个人的社会网络图谱中,可以根据感情强弱可以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家庭-社会型隶属于强关系,工作市场型隶属于弱关系。统计数据显示,弱关系是人们获得工作流动信息的有效渠道。强关系所链接的资源与行动主体已掌握的资源高度类似,有时难以获取新颖的信息,弱关系则不同,因为与行为主体保持着低度的重复性,有更大可能链接着不为主体所知的工作流动信息。与行为主体建立并维持弱关系是一门艺术,对个人职业生涯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将视野放大,以组织为单位来看,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网络关系,不同地位的组织拥有非等量的社会资本,这进一步影响组织的行动策略。为谋求更好的发展,不论个体还是组织都将尽力维持并提升其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获得更丰富的社会资本。格兰诺维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了现代化与职业分化等问题,与上文中帕特南关于公共参与降低导致社会资本分配不均蕴含严重后果的思想不谋而合,进一步佐证了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

伯特将格兰诺维特关于弱关系的研究推向纵深,结合经济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的经典理论,采用“玩家-结构”双重视角,构建了精致的数学模型解析竞争的社会结构,提出了著名的“结构洞”理论,将“人”拉回本位,以自由理论代替了经典权力理论。伯特认为社会网络不是密不可分的,在未建立关系的情况下,直观地看上去社会网络存在缺失,密集的网络上有一个洞,十分突兀,这种缺失就是所谓的结构洞。如果行动者想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需要用心编织自己的网络结构。从数量上来说,行动者应该积极构建社会关系,努力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提高不同主体之间的凝聚力,为获取社会资本增加更多的可能性。从质量上来说,保持着紧密联系的关系人存在着同质性,行动者应当在密集的网络中增加非重复的联系人,允许必要的结构洞产生,丰富多层次的结构等位,才能实现利益最优。在有效原则和效率原则指导下的行动者才能在纷繁的社会网络中发挥充分的自主性,实现结构自治,占据优势地位。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公众参与是十分重要的,公众参与是个体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渠道,如今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锐减,社会上充斥着“原子化”的个人,阻碍了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如何重塑公共领域,提高民众的公众参与度,重塑乡土性,将是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文明的进程:人类行为文明发生学与文明社会发生学 
一、人类文明行为的发生学:从社会控制到自我控制
从中世纪开始,便已形成了明显的阶层分化。上层社会总是青睐标新立异的事物与行为,彰显自己的独特品味,凸显自身的优越地位,繁琐的宫廷礼仪便是其中之一。埃拉斯穆斯为当时的上流宫廷贵族量身定制出一套特有的行为手册:《男孩的礼貌教育》。书中事无巨细地详细说明了身为上流人士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注意的行为礼仪。当然,这也意味着当时人们开始将“自我”当作外在于思维的存在,具有了初步的自我意识。宫廷贵族对于这类行为规则的遵守使得这些规范更为“神圣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下层民众中愈加走俏。以日常行为为例,与中世纪前的社会相比,社会化规范的束缚力是一个加强的趋势。彼此之间开始留心对方的一言一行,每个人都活在他者的目视之下。类似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监狱”,社会监督的作用开始出现并加强。这种生活习惯与行为规范本身是顺应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生活需要,是外加于个体的。随着其在社会范围内的普及与强化,这些规范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逐渐确立起自身的合理性。父母为了孩子能够顺利实现社会化,往往主动教授孩子们这些行为规范,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自我约束力。如此一来,原先在外部强制下习得的规范最后在自我强制下顺利复制,从最初被动地接受过渡到主动习得。作者从历时性的角度,探寻了人类文明行为的发生史,描述了日常行为准则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这其中包含着市民阶层的宫廷化和宫廷社会市民化两个双向的过程。
二、文明社会的发生学:从个人独占到社会独占
或许可以从中世纪人口增长说起,人口增长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土地种植作物,对土地的渴望成为人们最初的行动动机。人口和土地的增多带来更多经济贸易交换的需求,货币经济逐渐取代了自然经济。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战争武器、交通运输等各领域的变革。独立的个体无法完成全部的生产环节,社会分工逐渐细化,个体之间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人人都想获得更多的资源,占据更丰富的资源,彼此之间必然存在着斗争的紧张关系。在自由竞争、力量角逐后,最后的赢家将获得全部的社会利益,特别是税收的集中,实现社会权力的个人独占。但是再有实力的国王依然难逃“有限理性”的束缚,一人无法掌管辽阔疆域内的大小事,只能将一部分权力移交下属,实现中央集权的统治。下属的各个权力集团必然存在着利益分裂,中央在各集团之间周旋,缓解其紧张关系,在社会范围内实现相对稳定,实现类似于古代中国的分封制。这样一来,集中化、独占化的支配权从个体移交给了社会,形成了社会独占的实质。从个体到公共,不仅是权利主体的变迁,也是文明国家发生的过程。
埃利亚斯在书中有言:“人们之所以重新记忆起这些概念,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东西借助过去的词汇得到了体现”。文明一词是本书的核心,作者说的“这些概念”所指的大概率是文明了。查阅了后才知道,本书的首版时间在1937年,那时正值法西斯势力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局势云波诡谲,作者在此时重提“文明”一词的深意不难体会,主要有两点:第一,文明尚未结束,它还在形成之中。不能说现在的人比中世纪的人更加文明,这不公平。受到当时的物质条件束缚,当时的生活方式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人类生活需要的,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加以批判。在这一点上,历史唯物主义或许能够给我们启发。第二,文明的进程是人类全体的浪潮。只要社会存在,必然有不同的利益团体,团体之间一定存在着利益纠葛,紧张关系不可避免,但是战争不是缓解紧张的唯一法门,人类应该积极探寻更有效,更和平的手段。如何看待自我,如何看待社会?将是人类永恒的议题。





个体与社会:社会行动系统的变迁

一、社会行动系统的基本元素:行动者、资源、规则
行动者、资源、规则三者共同构成了社会行动的基本要素。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在社会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每位行动者结合实际情况及社会规范等条件的制约,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目的是获取更多资源,实现更多利益。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利益。行动者自身掌握的资源和利益反映了其实力,实力决定着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的不同地位,因此资源的流动影响着社会结构。行动者不仅控制着一些有利资源,还期望通过已有的资源获取更多资源,并且可以根据意愿对资源进行单方面的转让。规则是社会成员的“共识”,是一个宏观的、硬性的框架,每个成员的行动不应超出框架之外,规则对行动者的行动起到示范和约束的作用。总之,这种社会交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相对合理的配置,使社会达到均衡的状态。
当个体,或者说自然人以获取利益为目的,以信任为基础,将自身的控制权转交给其他人或组织时,就产生了权威关系,该自然人或组织将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发声。权威关系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共同的权威关系和分离的权威关系。传统的公社与工会是典型的共同的权威关系,公社与工会作为权威,其权利行使的目的是使被支配者获益,如工会的各种福利活动,是外向型的、利他的。近现代的科层组织与代理关系是典型的分离的权威关系,科层组织运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被支配者的利益,而是获取一定的报酬或补偿,是内向型的、利己的。伴随着社会发展逐渐走向复杂化,权威关系的数量不断增多,功能不断重叠,组成了权威系统。权威系统可以分为简单的和复杂的权威系统两种。中世纪的封地制度属于简单的权威系统。在这一制度下,“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社会资源较为分散,权威的能力有限。现代法人组织属于较为复杂的权威结构,这是代理人不再局限于自然人,而是以职位为基础,社会资源较为集中,权威的强度和效度均有质的提升。

二、社会行动系统的变迁:从原始性到现代性
社会行动系统经历了从原始性行动系统到现代性行动系统的变迁。
原始性行动系统最大的特点是乡土性,这种类型常见于人类社会早期及封建社会阶段。地缘和血缘在人们行动逻辑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家庭是行动的基本单位,自然人是行动的主体,人们的行动大多为了换取物质资源,行动的控制权还在个体手中,只有极少数的委托-代理关系。当既定目标的获取存在困难时,自然人倾向于继续追求目标,改变外部环境使其适应自我。如农业社会中的农民在耕作的过程中如果会建立灌溉系统保证作物的正常生长,从而实现收获粮食的目的。规则对自然人的约束来自两个方面,内部的社会化和来自外部的惩罚措施。如今,原始性行动系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许多功能和作用被现代性行动系统所取代。
现代性行动系统最大的特点是现代性,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的纵深发展以及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开始涌现。自然人的力量难以抵御现代化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于是自愿或不自愿地移交自身的控制权,法人组织成为社会行动的主体,社会资源成为行动交换的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法人的代理人是自然人,但是在理论意义上,两者并不完全重合,自然人仅仅占据法人组织中的职位,对该职位负责。当既定目标的获取存在困难时,法人组织倾向于放弃目标,改变目标和利益,使自我适应客观条件。规则对法人组织的约束来自法律法规,来自外部。如今法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数量越来越多,作为权威,地位越来越高,自然人与资源的直接使用权逐渐分离,对法人的依赖程度加深,法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对法人行动系统的反思
不论是原始性行动系统还是现代性行动系统,本质都是为了集中资源,实现利益。但是行动主体从自然人到职位的变革是深刻的。曾经深刻讨论过职位的社会学家是韦伯,在《支配的类型》一书中,他指出“科层制通过协议,以理性为取向,制定章程并要求人们尊重章程。应用一些规则,维护团体制度规定的利益。统治者发号施令,以制度为取向(非人格化统治)。服从者作为团体的成员,只服从制度,且在管辖范围内。明确的职务等级,有专业培训。行政管理班子的成员不占有实际的行政管理物资和生产物资,办公室与住所完全分开。任职人员不对职位占有,根据专业资格(专业知识+公务知识)任命用固定的货币支付报酬”。科尔曼认为韦伯忽略了行动者的目的取向。现代法人组织也是按照韦伯畅想的官僚制逻辑建构起来的,虽有异同,但是无可避免的,法人没有跳出官僚制内在的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不足之处。近代以来,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中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是典型的法人组织。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可以分为两类,以自然资源为主的物质环境和以人造结构为主的社会环境。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加快,物质环境不断缩减,在个体的行动逻辑中起到的影响越来越小,人造的社会环境范围不断扩大,逐渐深入到社会的毛细血管之中,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决策。面对新的社会现实,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急需解决新的问题。
1.个人私利与法人公职的关系
法人组织运行的基础是职位的确立及相关规范,但是最终由自然人占据相关职位。当自然人面对抉择个人私利的诱惑与社会公职的责任的问题时难免产生纠结。如何避免个人最大限度获取利益使得法人行动目标无法实现呢?科尔曼提出了一个判断标准,用来衡量个人是否利用公职谋取私利:“任何行动权都有相应的拥有者,如果权利的拥有者不是所有者而是委托人,代理人转让这一权利的条件是使所有者获利”。简单的说,就是看占据职位的自然人的行动有没有给委托人带来利益。目前大多使用事前控制和事后控制两种手段对占据职位的自然人进行监督和控制。事前控制包括组织运行的各种规范条件,组织决策的各种程序等,避免职位权力的滥用。事后控制主要是在决策实施后对效益的评估,如果达到目标,即被认为合格,准许通过,如果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则面临着被驳回返工的可能。
2.家庭与法人的关系
现代法人组织取代了传统家庭的很多功能和责任。在原始性行动系统中,家庭是重要的行动单位,承担着诸多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教化儿童和赡养老人两方面。在这一行动系统中,父母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陪伴儿童,帮助儿童顺利实现社会化的全过程,能够给予儿童更多的社会资本,代际关系十分亲密。当父母年迈,子女承担养老义务,属于“反馈模式”的养老类型。在现代性行动系统取代原始性行动系统的过程中,个体的思想观念发生转型,生育意愿降低,家庭规模逐渐缩小,核心家庭成为普遍的家庭模式,到了后现代时期,甚至核心家庭开始分裂解体。行动系统的大厦似乎开始从底部开始坍塌,家庭中存在着文化冲突、教育冲突、代际冲突。现代化的社交媒体为子代带来更丰富的信息,个体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的频率更为迅速,子辈与父辈之间一般秉持着不同的文化观念,这种差异有时难以调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首先推动了男性离开家庭从事劳动,后来也催化了女性与家庭的分离,这样一来不仅父母没有闲暇陪伴儿童实现社会化,也不利于两代人亲密关系的培养。再者,现代性行动系统中出现了许多教育机构和养老机构(“接力模式”)为代表的法人组织,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家庭需要承担的责任,但是相应的配套措施还没有完善,从而加剧了教育冲突和代际冲突。
3.国家与法人的关系
国家兼具原始性行动系统和现代性行动系统的二元性质,跨国公司作为现代性法人的典型代表,具有单纯的现代性行动主体特征,二者在自然人和商品流动方面存在着固有的分歧,这本质上是民主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冲突。一方面,在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活动中,自然人、商品等经济要素的流动速度和范围均有所扩大,自然人在经济交换的过程中实现理性决策和行动,获得以货币为主的效益作为回报。另一方面,国家作为全体国民的代理人,目的是以总体生存取代独立生存,不能一味纵容社会元素任意流通,必须运用强制力对经济系统进行干预,在主权范围内实现资源相对合理的配置。这种强制力主要表现在税收和再分配两方面。通过税收这一手段,国家明确了企业法人的责任和义务,增加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企业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社会效益。再分配将资源合理调配,保障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分配权利和生活质量,从而实现社会整体层面的生存与发展。在这样的国家-市场关系中,特别是国家再分配手段在全球范围的受用后,国家与企业法人的矛盾开始激化。再分配是一种保障和兜底的措施,变相地削减了初次分配的价值,助长了个体的懒怠思维,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增长。

四、更远的畅想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经典议题。科尔曼认为前人的研究没有将二者当做一个整体,总是运用孤立的视角分别研究人与社会,往往以个体为单位,观察个人行动,然后进行简单的聚合,形成关于社会行动的研究结论,难免导致偏颇。于是,科尔曼致力于借用经济学中的“合理性”等概念,分析行动系统内部的变化过程,重新理解人与社会这两种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行动系统怎样运行,怎样共存。他认为作为微观的个体与作为宏观的社会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转变的,力图通过关于行动系统的研究弥合微观与宏观之间的鸿沟。
操持着深切的社会关怀,科尔曼为社会科学确立了新的目标和任务:重建社会科学,用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指导社会现实,从而重建社会。科尔曼关注到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新型社会结构,即人工构建的社会环境逐渐取代传统的原始自然环境,也是其他学者研究的现代性问题。在这种新型社会结构中,产生了诸多新的问题,经典社会学理论已经无法对这些现代性议题做出可行性的回应,迫切需要社会科学进行“自我革命”,产生新的社会理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系统中帮助行动者把握更多的确定性,科尔曼关于行动系统的研究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社会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研究,一类是应用研究。理论研究构成了社会学的基础知识及概念结构,应用研究是“理论照进现实”的过程,将社会学知识和概念应用于社会行动领域。与理论研究相比,科尔曼更加重视应用研究的价值。其中,从全国性到全球性的社会结构变迁是影响应用研究的主要因素,应该保障这类研究的主体地位。
具体来说,科尔曼提供了有两个可行的方法。第一,改进调查技术。这主要针对哥伦比亚学派的调查统计研究,社会变迁不是个人行动的简单聚合,不能把研究局限在个体水平上,应该以个体行动为出发点,探究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等。第二,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多学科的合作,为社会学研究打开思路,更好地回应社会问题。



小结:结构功能主义(7.25)
一、云端: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
从理论体系来讲,通过对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韦伯四位大家进行理论内容与方法论的分析,帕森斯认为四位大家是殊途同归的。四位都没有忽视遗传与环境对人们行动的影响,都从手段-目的的层面分析社会行动,都认为行为背后存在着终极价值体系。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帕森斯提出在分析社会行动时,出发点是“单位行动”,“单位行动”包括行动者、行动目的、处境(条件和手段)、规范性取向(为什么采取该行动)。
从方法论上来讲,关于社会行动已有的分析大多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上,具体划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将一般理论单纯的具体化;第二种是特殊主义的经验主义,认为具体事物的细节知识才是客观知识;第三种是直觉主义的经验主义,强调阐释具体现象的独特个性。这三种经验主义都是不可取的。通过对四位大家的理论溯源和方法论探究,不难发现经验知识的发展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性,所以帕森斯并没有彻底抛弃经验主义,认为在分析社会行动时应该坚持分析性的实在论,由此弥合实证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沟壑。在这一分析方法中,又可以具体分为描述性层面和分析性层面。任何具体问题不仅包括“恒定的素材”,还存在特殊的“变量”。运用分析性的实在论时,不仅要描述现象(是什么),还要针对事件的特殊性展开分析(为什么)。同时不能忽略行动的伴生性,在理解单位行动时也要结合相关行动进行理解。

二、下坠: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一、如何对待经典?
一般的社会学教材或社会学史都是简单地按照年代列出理论,在默顿看来,这是“历史的合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史。如今不难发现许多理论史很难为理论发展和社会研究提供帮助,因为简单的历史的堆积没有体现具体的研究过程。以往的经典理论体系之所以经典,其精华就浓缩在就在于其研究方法中。默顿认为如果想继承前人衣钵,必须重视对经典的研究方法的学习和体会,这样才能做出出色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理论体系发展至今,有其特殊的连续性和间断性。连续性是指后来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是进一步的深耕与发掘;间断性是指后来的研究与经典研究相比出现了不同的取向,是对学科领域的新的探索。不论是连续性还是间断性,本质上都是人为建构的。默顿认为需要将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及其理论进行区分,如早期、中期,并用专业术语表达彼此的相似性,如“重新发现-先前发现”、“预见-预示”等,这样才不至于磨损经典与现代理论的色彩。
社会学有着明显的人文色彩和科学色彩。一方面,社会学与人文科学保持着亲密的联系,重视对经典著作的一手了解,传统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学逐渐吸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引入了定量研究方法,将一些经典理论推到了前沿。社会学中这两种研究方法构成了本学科的基础研究方法。
对于一个社会学家而言,已有的海量研究成果与自身独创性的研究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开展研究不能忽视经典理论的作用,但是也不能过分崇拜经典理论,研究者需要把握一个“度”。“对前人的理论持有非批判的崇敬”,盲目地、不加选择地迷信经典,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无法做出创新性、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然而,将经典理论全盘否定也是不行的,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高更远。对经典的忽视将导致自身研究的庸俗化,丧失学科的专业性。优秀的社会学家往往能在“博学”与“原创”之间找到平衡。
无疑,经典理论应当得到重视。首先,经典理论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范例,奠定了基础,是智慧的结晶。其次,作为初学者,只有在把握经典理论以后,才能做出成果。如果自己的研究与经典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意味着当前的研究得到的确证,证明了研究的可行性,是可以往下进行的;如果自己的研究与经典相悖,这时候需要反思,可能是发现了新的研究取向,也有可能是研究走向了歧途。总之,刚入门的社会学者需要多读经典著作,受到社会学的熏陶,才能启发新思想,更快更好地成长起来。

二、中层理论
回望历史,物理学已经走过了数百年历史,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无数物理天才的不断推进,物理学的理论与应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较为成熟,但是物理学仍未形成总的理论体系。默顿认为社会学也是一样,更不必说社会学的历史与物理学相比更为短暂,任何学科总的理论体系都是需要时间与积累,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现有的期待建立总体系的声音大多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默顿批判了这种观念。
的确,现有的理论体系无法应对所有的现实问题,总体系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社会学的出路在哪里呢?默顿提出了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两步走”战略:第一,“创立能够接受经验研究的特殊理论,这种理论包含着一组能推导出经验概括的假设”,即中层理论;第二,逐步发展概括化的概念体系。
举个例子:显功能与潜功能。对于社会事实功能的显潜划分是出于“避免自觉动机与客观效果的混淆”这一目的:首先,潜功能层面的分析可以将研究推向纵深发展,指向富有理论成果的探索领域。其次,潜功能的发现可以丰富已有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如消费过程中,炫耀型消费的研究。最后,显潜划分可以防止朴素的道德判断替代社会学分析,如对政治机器的认识,不仅是一种结构语境,还意味着亚群体的出现。任何政治结构不仅需要关注亚群体的合理关切,还不能对亚群体“赶尽杀绝”;亚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又反作用于政治机器。结构与功能是相互作用、相互维系的。沿着这样的思路,就不会武断地做出“正确\错误”的划分。

三、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
1.理论对经验的影响
社会学理论体系目前尚未建立,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由于学科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不能奉行简单的拿来主义,将物理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社会学中。但是目前的理论成果对于经验研究还是具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的,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学理论并不是给经验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而是一种科学程序的逻辑,这与建立中层理论的现实相呼应。目前,社会学的概念逐渐明确、清晰,甚至出现了历时性的修正,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还需要继续推进与整理,形成学科的系统化。
2.经验对理论的影响
经验不仅仅是检验或证明理论假设,还促进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创立理论,修订理论,转变理论(研究程序的转移研究焦点: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促进了大众传播的研究),澄清理论。

四、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关系【知识社会学】
以知识社会学为例,欧洲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是运用定性研究方法的典范,美国关于大众传播的研究则运用了定量分析方法。
欧洲的知识社会学致力于探索知识与人类社会中诸要素的关系,重视经验的分析,寻找本真和意义,并认为“真理也是受社会的限制”,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探索“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宏大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克思、涂尔干、舍勒等人。这些学者往往“单枪匹马地战斗”,最终的研究成果大多是“新思想的发现”。美国的知识社会学学者的研究多与实际问题相关联,重视海量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内容分析和反应分析),进行宣传或影响的评估,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作为辅助,以团体或组织为单位展开研究。研究结果往往注重实用性,是中观甚至微观的。
两种研究方法各有利弊,默顿认为应该促进两种方法的融合,才能推动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当前我国社会学界也存在着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分野,甚至出现了研究方法鄙视链,这是危险的。好在意识到问题的学者人数不断增多,已有人开始探索定量与定性两种方法的结合,将来有望突破研究方法上的瓶颈。

五、结构功能主义研究
前人的研究多把个体置于与社会对立的位置,认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对抗式的,社会失范的原因在于社会结构阻碍了个体胜利冲突的释放。默顿拒绝了这种观念,认为广义的社会环境可以划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在经济活动领域,个体文化目标与社会制度性规范之间的脱节导致失范。
个体适应的类型    目的       规范(手段)
1.遵从    +    +
2.创新    +    -
3.仪式主义(降低目标,态度消极)    -    +
4.退却主义(逃避,非社会化,如流浪汉)    -    -
5.反抗    -    -

六、科学社会学研究
科学社会学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表达了其对社会的深深关切。
以科层组织中的知识分子为例。韦伯关于科层组织的结构、正负功能在此不再赘述。二十世纪以来,许多公共科层组织开始招募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成为一种职业类型。在科层组织的规训下,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人员别无二致,充当着工具人的角色。科层组织中的知识分子所做的研究与非科层组织的知识分子所做的研究有很大不同。科层组织中的知识分子不仅关注具体的、实际的研究结果,为组织提供咨询功能和技术功能,而且其研究必然带有个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这种色彩与研究者在科层组织中的地位相关,即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种书中提到的“实用主义”,研究者们都去研究与政策时事相关的课题,忽视了学科的主体性,滞缓了学科理论的发展。不仅如此,一旦研究结果波及到既得利益者,知识分子将与其产生冲突,甚至受到“报复”。当知识分子在科层组织中受挫,自主性受到打击,需要个人在其中做出选择和调适。
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科学的探索,科学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社会事实的基础上,政治规范与科学伦理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一方面需要维护科学的自主性,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另一方面需要将科学研究应用于社会现实,用利益相关的标准评价科学研究,甚至科学与国家利益挂钩。科学不能沦为政治的奴仆,社会也不能任由科学野蛮发展。漫长的历史可以证明,科学与社会的良性关系离不开双方的努力:只有自由民主的社会结构才能促进科学的进步;科学家需要保持科学的精神气质:坚持科学的普遍主义、共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





世界内政的建构 (6.20)
一、何为今日之危机:合法化危机与民族国家的暗淡前景
二十世纪初期的经济大萧条铺天盖地地摧毁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光环与荣耀,许多像哈贝马斯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发展到资本主义走上了前途未知的末路,需要迫切地完成自身的转型,才能重新往日的焕发生机与活力。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让人不禁想问,发展到中晚期的资本主义怎么了?
哈贝马斯力图构建一个社会科学的危机概念来解释这个问题:危机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是合法性危机。他认为社会系统的功能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分别对应着生产、控制、实现人的社会化三种功能。以年龄和性别为基础的原始社会主要面临着外因引发的认同危机,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面临的是内因引发的认同危机,而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则面临着系统危机。以自由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例,系统危机意味着社会系统无法解决经济控制问题。详细的说,资本主义面临着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其中,政治危机细分为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生产资料私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顽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与影随行。当经济危机爆发后,一旦政府处理不当,经济危机将转嫁成为政治危机。从功能上来说,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应对经济危机。然而措施的具体尺度难以把握,太紧,容易走向计划经济的左倾路线;太松,政府的宏观调控将成为价值规律的仆人。政府需要在松与紧之间把握尺度才能避免合理性危机。当政府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经济危机与随之伴生的社会问题,将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可与支持,失去合法地位,面临合法性危机。在发展到中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化成为主流。一方面,文化传统不断受到解构,民众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传统缺失的倾向,人们开始只关注关乎自身利益的事物;另一方面,教育也发生了异化,失去了本质的纯粹,社会上出现了“教育锦标赛”、“教育大跃进”、追逐名利等病态现象。种种因素造成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进一步埋下了政治危机的潜在萌芽。晚期资本主义的重要任务就是应对合法性危机。
换一个思路来看,哈贝马斯与吉登斯不谋而合,都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切入关注现代性问题。民族一词具有时空意义,追溯民族国家的历史,民族国家主要有四个特征:国家系统的掌握着税收,有明确的地域范围,有本土性的民族精神,人民主权。20世纪前的民族国家是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阐释的经典民族国家类型。20世纪以来,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民族国家这种组织类型遭遇到全所未有的挑战。现代化带来的是人口爆炸,劳动结构转变,科技进步等等。日新月异的变化一方面也表现出进步的一面,如两个超级大国冷战的对立方式避免了大规模热战的爆发;亚非拉诸国取得民族独立,世界范围掀起了非殖民化的浪潮;欧洲各国普遍开始建立福利国家,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境遇,等等;另一方面增加了人们内心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民众变得更加迷茫,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内心带来的创伤。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席卷全球,各国无法凭借自身的微薄力量应对挑战。首先,市场因素的引入造成政府在税收方面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降低,政府的控制力降低;其次,反核装置的建立与各类跨国组织的成立间接推动着国家的抵御主权受到侵犯,带来了超越国界的治理;再次,现代传媒的发展使得信息交换十分便利,多元文化背景下对民族精神造成冲击,民众的集体认同不再如传统时期那样稳定,凝聚力大大下降;最后,税收、再分配等方面的困境给民主合法性埋下危机的种子。民族国家的前景黯淡,民主的未来走向未知,民众的不信任是民族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唯一的进路:交往行动理论
晚期资本主义的进路在哪里?哈贝马斯不是唯一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那时,马尔库塞的一本《单向度的人》十分走俏,但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过于悲观,并没有汲取其太多思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现实,认为许多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已经不符合社会现实,解释力大大降低,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而是两者相互适应;随着科技在经济发展中不断占据中心地位,科技与劳动力一道成为剩余价值的源泉;这时的阶级冲突是潜在的,爆发在资源分配不平等处;等等。哈贝马斯认为需要重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给予经典理论新的阐释,才能更好的解释晚期资本主义发展遭遇的问题。于是,他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交往行动理论。
在批判了韦伯、帕森斯、卢卡奇、米德等人的理论成果后,哈贝马斯从重建实践合理性出发,按照“系统-生活世界”这条逻辑路线展开,从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社会化三个层面展开分析,确立了“陈述的语言行动(谈话)”的主体地位。

三、当理论照进现实:话语政治
在公共领域面临分崩离析的前提下,如何能够能好抵御全球化的冲击成为哈贝马斯关心的问题。对比了流行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呼吁各方合作,敞开胸怀,互相包容,尊重平等,承认差异。对他者的包容意味着对他者他性的包容,既不同化他者,也不利用他者。重建一个风朗气清的公共领域,首当其冲的是政治公共领域,多方展开沟通与合作,培育健康的民主主体,构建“世界内政”。同时重视法律的作用,“用法律加以制度化的理性公用是保障平等自由的关键”,通过法律这一途径找到开放与封闭之间的平衡。以欧盟为例,欧盟目前是经济共同体,在政治上并没有结盟,各成员国保持对内主权。哈贝马斯并不满足于欧盟目前的结合,他提出要在经济联盟的基础上争取实现政治联盟,“欧洲需要一部宪法”,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中独善其身。世界也是一样,联合国没有确立政治上的合法性,作用有限,往往不能充分调配资源。需要建立世界共同体,各国对内保持一定的主权,对外的身份都是平等的,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受到同一标准的制度性约束,建立“世界内政”,自然,对话与包容是维持这种内政的两个关键词。

总之,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变革,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转变,从而在后民族结构的时代培育出新的民主主体;然后展开积极的沟通与磋商,通过法律的规范化,政治公共领域的重建,自上而下实现政治制度的创新,建立“世界内政”。这就是哈贝马斯为民族国家找到的进路。







临床医学的诞生(5.23)
        人们总说,外科是医学史上的王冠。有史以来,人类饱受疾病的威胁与摧残。人们对于医学总是保持着一些敬畏的色彩。沿着医学的发展脉络,临床医学逐步走上历史舞台这一线索,福柯引用了大量史学材料,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从空间、语言、死亡三个层面理解临床医学诞生的重要意义。

一、空间
        对于“疾病”一词,人类并不陌生。可以从两种意义上理解这一概念:纵向来看,用来描述疾病的含义;横向来看,可以用来表示同类疾病症状的互相转移。针对法国十八世纪医学体系进行思考,福柯对疾病构型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批判性的观点:十八世纪时法国医生看待疾病的视角是“历史”经验,对于一类疾病的认知是基于症状的相似形式,而不是疾病的本质,不是“哲学”知识;另外,重视疾病的表象,如图像,而不追问疾病产生的原因。在作者眼里,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空间化的过程。第一次空间化就是根据相似性对疾病进行分类,从此形成了分类医学。第二次空间化是通过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互动建立起来的,医生通过观察、敏锐感知病人的健康状况与病人建立“亲密关系”。第三次空间化是关于医学理论方面,医学界圈定一种疾病,将其封闭起来,进行医学干涉。
        临床医学并不是十八世纪才被人们发明出来,临床医学的产生由来已久,只是一直处于医学的边缘结构,直至十八世纪社会对“治疗技术”的需求迫切,政府迫于压力,开始探索医疗建构的改革,从此临床医学走上历史舞台,被人们重视起来。早期的临床建制多采用临床讲座的形式。临床讲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显示疾病产生发展的完整历程,但受众具有封闭性。二是讲座与医院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医院,主角是病人;在讲座中,主角是疾病。三是讲座的主要目的是传授知识,展现真理而不是发现真理。四是讲座由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是自上而下的,“用现有知识教育无知者”。五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讲座的内容会出现错误。
针对医疗体系,福柯上升到了社会、政治的高度进行讨论。首先,一个不同忽视的前提:在现代社会中,医学空间与社会空间有着高度重合。于是医生不仅仅在治疗疾病,帮助公民保持健康等方面发挥作用,还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与疾病做斗争的同时,也要与坏政府做斗争。其次,在西方,很多政府没有将医院财产国有化,以至于无法将紧缺的医疗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特别是社会底层民众,总是处于医疗救助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最后,医学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领域,作者肯定了政府对医生职业资格的限制,这样一来可以防止江湖骗子在社会上招摇撞骗,不良医生滥用职权等情况发生,有助于维护人民的利益。

二、语言
        对疾病的认识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症状和征候。症状指的是疾病呈现出来的形式,是表象。征候体现着疾病的宣告性,预示着疾病发展的可能性。像进入博物馆一样,在医院,医生诊断的主要方法是沉默的目视。福柯认为,经过目视,在意识的干预下,一切症状都是征候,疾病是可以用语言准确描述出来的。证实疾病真实存在的过程就是将疾病抽象成语言和数据的过程,是概念转化、一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遵循着特定的原则:首先,这个抽象的过程具有复杂性,但是可以利用已有的医学知识和认知结构把握这种复杂性。其次,这个转化过程遵循着相似性的原理。这里的相似性不仅仅指已知疾病之间的相似性,也指已知疾病与未知疾病之间的相似性。最后,这个过程重视频率的作用,需要利用数学、统计学的知识提高描述的准确性。也就是说,随着病例数量的提升,语言的准确程度也会提升。

三、死亡
        解剖学使人类从尸体的角度感受疾病的存在,使医学发展到一个更复杂、更抽象的空间里,在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福柯提出了生命、疾病、死亡三位一体范式。三者构成了一个三角形,死亡位于顶端,是观察病理现象的一个视点。
        首先,解剖可以帮助人们发现许多“可见的不可见物”,推动医学长足的发展:横向来说,不同的病理有不同的扩散规则。纵向来说,疾病的扩散具有不可扩散原理。然而也存在特殊情况,如癌症一类的长期慢性疾病会“钻孔渗透”,出现横向纵向的发展。病变也具有不同的性质:有一种组织向另一种组织的转变,如脂肪、黏液的增生;也有产生新组织的情况,例如癌症。通过解剖,人们接受了医学“认知与学习同步进行”的事实,了解到疾病的变化无常,已有的医学大厦需要不断修正。其次,解剖带来了症状和征候之间关系的变化。征候有时走在疾病前面,替无声的症状发生,如早期癌症的发现,帮助人们预防疾病。再次,解剖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之前,医生进行诊断主要依靠视觉,如今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感知构型:听觉+触觉+视觉。最后,从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分类医学是一个从细到粗,从个别到一般的维度;如今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凸显,医学更加精细化,注重个体病理的经验。


布迪厄的社会空间理论(4月)
——《区分》、《实践感》、《实践理性》

        学界长期存在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布迪厄力图弥合这种对立,他从韦伯“价值中立”寻找到灵感,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使实践服从于对“认识主体”的认识,“应该对理论认识的特殊逻辑和社会可能性条件进行分析”。布迪厄创造性地提出了场域、习性、象征资本等概念,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空间帝国。要理解布迪厄的社会空间理论,需要首先树立一个根本的前提:人们的许多行为是受习性支配的。习性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结构的产物。“习性将社会结构嵌入象征关系系统,并以一种新形式进行社会结构再生产。”个体习性的差异是由于每个人社会轨迹的特殊性。
        “习性是客观世界的隐喻,客观世界是无数习性构成的无限循环。”生活中习性无处不在,人们按照习性的逻辑展开行动的情况也无时不有。在家庭内部,亲属关系场域之间,人们的婚姻策略受到习性的支配。家庭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客观地决定了每个人可能的伴侣,人们通过婚姻再生产社会关系。为了维持现有的资本水平,人们充分展现了生物学上趋利避害的本能,努力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平行堂亲婚)。经济因素是婚配的决定因素。条件好的男性倾向于选择条件略低于自己的,避免婚后自身处于劣势地位;条件差的女性倾向于选择条件优于自身的男性,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目的。习性划分了男女两性的差异,让人们相似、相配。在学校场域中,学校体制重视文化资本的分配,由此保持社会空间的结构。阶级固化的真相躲藏在学校这一巨大的幕布之后,详见《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在科层场域中,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有形力量资本不断集中,经济空间统一(国家市场的创立),高效率税收制度的建立,信息资本(包括文化资本)的集中,文化市场的集中,甚至司法资本的出现等等,实现了从主观化的象征资本到客观化的象征资本的过渡——国家的诞生。作为国家精神,忠诚也是一种习性。人们对国家命令的服从不是对某种权力的机械归顺,也不是对某种秩序的自觉赞同,而是国家唤醒了人们身体内隐藏的性情倾向。国家通过产生与客观结构相一致的内在认识结构,使民众保持对国家精神的服从。
现实中,人们最典型的习性是生活趣味,布迪厄收集了大量的材料研究人们的生活趣味。在《区分》一书中,布迪厄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并进行了解答:通过消费产品的性质和消费方式得到的有教养的配置和文化才能是如何按照行动者的等级发生变化的,是如何在学校教育及学校教育之外的市场发生变化?趣味是等级的特别标志,趣味实现了区分,不同阶层的人对应着不同层次的文化资本和文化趣味。反之也是成立的,通过研究一个人的趣味,大致可以对应其占据的社会阶层。
        布迪厄区分了三种趣味:合法趣味;中产阶级趣味;民众趣味。合法趣味由上层阶级的人们拥有,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增加。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进行高雅的艺术活动,频繁逛博物馆和美术馆,聆听优质的音乐表演,休闲时间打高尔夫,有着优雅的用餐姿势。中产阶级趣味包括是艺术作品的次要作品,由中产阶级的人们拥有,他们是中等文化的主要消费者。民众趣味与合法趣味的对立最为明显,摄影在普通民众眼里是“浪费胶卷”;他们更多关注艺术作品的表象:美或丑,无法从抽象层面看到美学属性;他们用餐毫无顾忌,大吃大喝;有时为了生存需要拿身体当赌注。生活风格结构与社会位置结构吻合。当然,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出身和教育背景对个体的影响不同。布迪厄也指出,如今建立在信用、消费、享乐的享乐主义取代了曾经建立在节制、节约上的苦行主义。趣味受到资本总量,资本结构,以及两者在时间中的变化所影响。不同阶级会采用不同的策略来保证自己的优势地位,但当一切阶级都在互相追逐的路上,就会出现相对静止的画面,差距依然存在并保持平稳。
        物质生产与趣味生产之间具有一致性,生产场使趣味实现。

  齐美尔 《时尚的哲学》
        作者认为时尚是对既定模式的模仿,这种模仿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一方面是统合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分化的需要),满足了个性化、差异化的需求。时尚是社会分层的产物,具有象征意义。最新的时尚总是掌握在较高阶层人群的手中,当较低阶层的人获得这种时尚时,较高阶层的人将转而投入其他时尚之中,将自身与较低阶层的人区分开,货币经济在这之中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周而复始,不断轮回。

        习性带来的不仅仅是审美区隔,生活区隔,更重要的是政治区隔,人们在政治空间中的分布受到资本总量和阶级分布的影响。以读报纸为例。读者所处的阶层越低,其政治观点越倾向于相信所读报纸宣传的观点,这一点并没有在上层阶级中表现出来。或者底层民众在观念中预定自身的“政治无能”,“主动退出”政治民主游戏。这样一来,类似“幸存者偏差”理论,占据优势地位的上层阶级不断发声,不断宣传,减少其内部差异,动员潜在群体,扩大同类政治群体,合法性地位不断巩固。底层民众主动弃权,不发声,总是处于政治劣势地位。
[ 此贴被李东玥在2021-10-14 19:22重新编辑 ]
Posted: 2021-05-12 18:49 | [楼 主]
刘海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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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越写越好了,优秀!!
Posted: 2021-07-21 12:55 | 1 楼
孙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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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Posted: 2021-08-23 15:30 |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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