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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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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赵芳读书报告2(更新至2021.10.18)

2021.9.12-----10.16
【书单】
《社会的构成》
《民族国家与暴力》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现代性的后果》

【感想】
福柯的权力理论

        不同于传统的君权权力理论,福柯的权力观另辟蹊径,从话语、知识、身体等角度入手,给我们阐释了一种微观的权力理论。相比起其他作家,福柯更加注重权力的发生和运作,他认为权力是无主体的,权力只存在于一种关系场域中,通过一种持续的微观方式对个体起作用。在《性经验史》一书中,作者将“性”作为管理生命为中心的权力的主要目标,讨论性经验中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方式;而《规训与惩罚》则以身体作为研究权力关系运行的支点,分析权力如何依靠制约身体的“规训”程序贯穿于整个社会中的。
一、生命权力
        这一权力的论述从“性压抑”假说开始,现代的性压抑源于17世纪,与资产阶级的秩序连为一体,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的事,被家庭夫妇所垄断,未被纳入生育和繁衍活动的性没有立足之地,所以性的动机正当性是与政治动机正当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不难理解这一时期运用压抑来说明性与权力的关系的原因,此举是完全有利于说话者的,话语权的掌控者以此来为自身谋利。
        作者在此背景下对“压抑假说”提出了三大怀疑,目的是为了把它重新纳入到17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内部的性话语的一般结构中,认为我们要考虑全部“话语事实”和“性话语实践”,找出话语生产、权力生产和知识生产的要求。三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坚持全部坦白自己性事的这一目标;古典时代以来,性话语不断增加,地位也不断提高,大家希望通过这种审慎的分析话语对欲望产生转移、强化、重新定向和改变多重影响。18 世纪以来,性就不断地激起一种普遍的话语亢奋,性话语在权力的范围之中,作为权力运作手段起作用。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是把性隐藏起来,而是在强调性是“秘密”的同时一直谈论性,性在语言被小心净化和大家不再直接谈性的情况下,落入了话语的掌控之中。19世纪和20世纪时性话语增加的时代,各种性经验四处扩散,他们不相协调的形式得到了强化,各种“性倒错”成倍的插入进来,性倒错更明显的被话语和社会机制所控制。最后作者呼吁我们必须抛弃近现代工业社会开启的性压抑不断增长的时代的假说。
        接着福柯提出要分析权力及其具体的和历史的运作,人们必须摆脱法律和君权的理论特权,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权力其实不是以法律和君权的方式管理性经验的,其中存在着另一种权力观。所以从权力出发分析,不应把国家主权、法律形式或统治体系视为原始给予,因为国家主权之类的只是权力的终极形式,作者认为应该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与它们运作的领域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因此权力是无处不在的,蕴涵在生活的琐碎之中,这种权力用目的观取代了法律的特权,用策略有效性的观点取代了禁忌的特权,用对多元和变动的力量关系领域来分析取代君主的特权。传统君权的最高权力的典型特征之一是生杀大权,权力是在生命、人类、种族和大规模的人口现象的水平上自我定位和运作的,17世纪以来,肉规训和人口的调整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表明权力的最高功能从此不再是杀戮,而是彻底的控制生命,以君权为代表的旧的死亡权力被肉体的管理和对生命的有分寸小心翼翼的取代了。生命权力是积极的和生产性的,一极是以人体为中心,它对人体进行训练,使人体的能力提高,同时也使人体驯服,这种权力生产出既有用又驯服的人体。这一种生命权力形式被福柯称为人体的解剖-政治学,它运用的程序是训练,人体最终被纳入经济系统中得以检验。另一极生命权力形式是以人口-生命为中心的,它形成于18世纪,它关注作为生物过程的人体,将人体作为繁殖生命的基础。福柯称这种生命权力为人口的生命政治学,这种权力以生命为对象,对人口进行积极的调节、干预和管理。一方面,对人体的规训机器纷纷建立,它们旨在生产和训练出有利资本主义发展的劳动力,这些规训机器是工厂、学校、军营、社团。另一方面,在政治实践和经济观察领域,对人口和资源的关系也作了研究,出现了人口学,观念学派的哲学等等。二者相辅相成,促进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性这个在权力关系中最沉闷的因素,正处于身体规训和人口调节的这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控制性经验的权力也是紧贴着身体的,不仅使得权力在运作中被给予了一种冲动,也使得身体的激动让权力扩张的更远。所以性是权力为了控制身体及其质料、力量、能量、感觉和快感而组织的性经验机制中最思辨的、最理想和最内在的因素。
二、规训权力
        规训权力是福柯的权力体系中影响力较大的一种,主要的观点通过《规训与惩罚》一书来进行阐述。旨在讨论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谱系。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的超常独特性。
        首先,第一部分以酷刑为开始,讲述了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的消失,惩罚对象的转换和新的惩罚技术的建立。这一时期的惩罚越来越有节制,不再完全以肉体的痛苦犯罪代价,而是将人的身体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惩罚运作的对象也发生了置换,曾经降临在肉体的死亡被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病学发挥了重要作用,把犯罪纳入科学知识的对象领域,使得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和执行判决过程和充斥着一系列的权威辅助。刑事司法通过这种不断的指涉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通过这种不断地嵌入非司法体系,不断的展开运作和为自己正名,它的命运不断的由知识来重新确定。这意味着一整套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已经形成,并且与惩罚权力的实践愈益纠缠在一起。
      随着司法改革的进行,人们确立了一种新的惩罚权力结构,提出惩罚必须以“人道”作为“尺度”基本法则,惩罚权力运作的新策略的首要目标:使对非法活动的惩罚和镇压变成一种有规则的功能,与社会同步发展;不是要惩罚的少些,而是要惩罚的更有效些;或许减轻惩罚的严酷性,但目的在于是惩罚更具有普遍性和必要性;使惩罚权力更深地嵌入社会本身。刑事惩罚应是一种普遍化的功能,人们不应从罪行的角度,而应从防止其重演的角度,来计算一种刑罚,人们应该考虑的不是过去的罪行,而事故未来的混乱。刑罚刑罚人道化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它引发了权力的作用点的变化:运用与仪器人脑海中谨慎地但也是必然地和明显的传播者的表象和符号的游戏,这时的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当作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确立的这种能够使对立力量的运动永远服从权力关系的障碍---符号体系,对意欲犯罪者和公众起到警示作用。
        通过加强符号系统及其所传播的表象,使得对人的改造将人重新确定为法律的权力主体的进程。因此规训“造就”个人,规训权力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它正在逐渐侵蚀那些重大形式,改变后者的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首先是分层的、持续的、切实的监督,使得规训权力变成一种“内在”体系,与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种机制的经济目标有了内在联系。典型的是监狱的建筑风格,全景敞视建筑直接地体现了“砖石纪律的智慧”,它能够使建筑物最直接地向权力机构敞开一切,它能使温和有效的全面监视一举取代暴力或其他粗暴压制方式,它能最直接地根据最新的人道主义的法典和教养理论来安排空间。这种建筑将全力汇聚到一个中心点上,形成了严密的、无处不在的、完全暴露的监督。其次是规范化裁决,在规训系统内部的出发是通过纪律来确立的,通过表现差异来实行奖惩,规范行为,使得肉体驯服。最后是检查,他将层级监视的技术和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通过书写机制加以分类、排斥和规范化。
        在规训权力运行中,监狱作为一种彻底而严厉的制度,试图通过施加于人们肉体的精确压力来使他们变得驯服和有用,监狱作为司法机构中最隐晦的区域是这样一种方法,在它那里,惩罚权力不再敢公开显示自己,而是默默地组建一个客体现实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惩罚将做为治疗而公开运作判决将被纳入知识的话语中。总之,当个性形成的历史---仪式机制转变为科学---规训机制、规范取代了血统、度量、取代了身份、从而用可计量的人的个性取代了值得纪念的人的个性时,也正是一种新的权力技巧和一种新的肉体政治解剖学被应用的时候。

2021.7.26——8.20
【书单】
《心灵自我与社会》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社会学基本概念》
《乌托邦》

【感想】
现代性与个人

关于现代性,每个社会学名家都有自己的见解,吉登斯曾对现代性这个概念下定义:指从18世纪中期欧洲启蒙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特征是世俗化、理性化、民主化、个体化以及科学的兴起,这个概念基本涵盖了现代性的大部分特征。齐美尔更多的从个人的角度关注现代性的问题,通过个人身处现代性中的互动来凸显这个概念以及它带来的意义,充分体现现代生活给个人带来的影响。
一、现代生活中的个人
齐美尔认为社会完全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实体,也不是一种绝对的实体,社会现实是具有流动性的,他着眼于社会互动“偶尔生成的碎片”,认为我们全都是碎片。
我们接下来探讨两对碎片式关系。首先对于群体扩展与社会分化的关系,作者认为随着个体所在群体的扩展,存在和行动的个体性也在增强,社会越是分化,个体之间的依赖程度越强,同时群体的扩大加剧了个体间的竞争,导致个体的专门化,较大的社会群体能容许更大的分化和独特的生活风格。接下来是个体与大众的关系,社会群体的分化与个体的分化是直接对立的,大众行动比个体行动客观性、一般性,社会关系的持续互动则给个体归属感。同时现代个体会介入到不同的圈子中,圈子越大越鼓励个体自由,越小越限制个体自由,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越大的社群越具包容性。最后我们关注一下最能充分体现现代性的都市生活,都市作为一种现代生活载体,生活其中的人形成了独特的心理特质。由于货币女经济的通行,都市人形成了理智至上、精确计算的性格,同时由于城市的快节奏、包容性形成了人们傲慢冷漠、矜持保留、自我表现的性格。
齐美尔认为情感是人类汲取生存意义的源泉,社会必须奠定在情感的基础之上,积极的社会情感是凝聚的因子,其他因素均不足以维持个体间的关系,也不足以构成社会现实的基础。
二、货币
齐美尔关于现代性生命碎片的感受最多的体现在《货币哲学》一书中,他指出现代性的顽疾是生命感觉的萎缩,现代人身处的文化潮流是无限的,但是个人的吸收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个人所能吸收的东西与总量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于是产生了现代人典型的困惑:现代人存在于文化中,既无法全部吸收又不能简单拒绝,最终选择放弃个人文化专项事物的文化。现代生活的躁动不安导致现代人灵魂深处极度无聊,于是越来越多的手段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清自己的真正的终极目标,开始把某些受段当成目的,可能在心理上容易接受,但它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没有价值。因此货币从手段一跃成为目的,成了人们争相追逐的终极价值。
实在和价值使我们的观念成为世界的图像,在同一生活中,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但当我们的脑中不是简单镜像反映现实,我们便生活在一个以某种自主的秩序来排列现实内容的价值世界里,这是一种主观性的东西。而价值并非源于主体获得客体愉悦时刻完整的统一性,是源于主体和作为被需要的客体而存在于主体对立面的客体愉悦内容的分离,客体的愉悦内容只有通过征服距离、障碍和困难才能获得。我们把抵抗我们想要拥有它们的欲求的客体称为有价值的,而价值形成的过程伴随着消费者和其愉悦感之间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发展。通过一个客体被提供给另一个这种相互的平衡,每一个经济客体在另一个客体中表达自己的价值,这也就是交换,所以齐美尔认为交换是带有牺牲意味的,是一种对自己有利益的某种价值的牺牲,自己也获得了快乐。交换根源于某种价值,价值根源于某次交换,价值在障碍、放弃和牺牲所提出的意愿和满足之间的距离中发展,货币使抽象的经济价值具体化,它是一种存在的普遍形式的具体化,事物从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得到自己的意义。并且不论货币与度量的物品是否具有相同的性质,货币本身是否有价值,货币都是可以度量物品的价值的,它的有效适用群体规模越大,货币价值越高。
接着作者探讨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他认为在目的性行为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才把自身与其自身所在的内在的外在的自然因素区分开来,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自我与外在自然的相互作用,工具是为我们服务的,作为一个绝对价值、一种内在的、能对我们产生作用的事物,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手段。货币作为最纯粹的工具,在目的的相互作用中发挥作用,并不总是依赖特定目的,它作为工具的意义与目的是相互独立的,导致货币成为个人与社会阶层利益的中心,成为一切的等价物,最终沦为任何事物无条件的终极来源,在任何地方也都是无条件的终极目标。
正因为货币成为一切的等价物,它将物通过唯一有效的价值表达出来,和其他的特别意义分离,所以它促进了经济活动与人格的客观性和独立,货币的这种非人格性和无色彩性导致人变得麻木不仁,泯灭了事物之间的区别。在这种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现代文化是更加平等包容的,同时也是更加独立个性化的,货币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了人的自由,以偿命金为例,它将人从单纯的身体刑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通过偿金对犯罪行为进行补偿,但这种自由是一种消极的、形式化的自由,用货币来换取生活的积极内容,是一种对个体价值的出卖。所以我们要明白“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它是手段不是目的。
三、时尚
人际互动的本质支撑物是我们感官结构与感觉对象,以及他人作为客体向我们展现的方式与程度。而人属于哪个群体,除了基于超自然因素,还部分地受眼睛的影响,看到之后会下意识产生群体意识,眼睛比起其他器官更能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点。发现共同点后,人会倾向于模仿自己没有的或者比自己好的东西,在此意义上模仿可以视为一种心理遗传,是群体生命向个体生命的过渡。模仿时,我们不仅放弃了对创造性活动的要求,也放弃了对我们自己及其他人行为的责任。而时尚就是既定模式的模仿,满足了社会调试需要。
时尚作为人们试图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与个性差异魅力倾向之间达成妥协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它是阶层划分的产物,每一种时尚本质上都是某个特定社会阶层的时尚。时尚发端于富有的中产阶级,较低阶层几乎没有时尚,当低阶层模仿吸纳高阶层的时尚时,高阶层会创造出新的时尚,时尚使人们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与此同时,时尚总是只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运用,大多数人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一旦被大多数人接受,它也就不再称之为时尚了,所以它在被普遍接受和因普遍接受而毁灭间摇晃,具有开始与结束同时发生的魅力,处在过去与将来的分水岭上。
时尚是个界域广泛的概念,不局限于穿着,走在时尚前端的人拥有赞许和嫉妒的混合,对于天性不够独立又想使自己有点突出不凡、吸引人的个体而言,时尚时真正的运动场,它具有将社会服从变成社会差异形式的特点。从性别角度出发,女性是更为支持时尚的一方,因为女性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倾向于寻求一切相关的个性化与非凡性,时尚则提供了这两者的兼顾,是女性追求个性、表现自我的出口,有助于女性加入有特色的社会群体,获得公众关注,对女性在专业群体中缺乏社会地位作了补偿。正因为如此,妓女这个被消灭、忽视的群体一般会成为新时尚的先驱,以此来迂回的弥补在纯粹个人方式中被否定的个性。
时尚作为一种大众行为,它消除了羞耻感,同时它也是多变的,但是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性弱化了阶级壁垒,第三阶级占据了优势地位,为了便于低阶层模仿,时尚产品不如之前奢侈,持续时间也更短了,因此更新频率加快了。如今时尚朝着越来越少依赖个体、独立化的趋势发展。
四、卖淫
说起卖淫,大众的普遍认为这是一种罪恶活动,是一种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但是齐美有不同的见解。首先,他认为卖淫是有其存在基础的,即男子性成熟的开端与他们智力、经济和性格成熟的开端之间差异,使得男子合法地拥有一个女人的时间推迟,性冲动又较早的苏醒,所以卖淫活动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从“绝对伦理”的角度来衡量卖淫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不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是男性的社会需求推动了卖淫的存在,可社会对女性在性行为上的容忍度更低,社会正义用谴责不幸的方法使不幸的人更加不幸。
卖淫是不以感情为前提,只限定在性行为上的一种关系,通常通过货币交易来完成,通过货币这种等价物,把人贬低为纯粹的工具,消除了个体差异,使得个性平等,卖淫活动本身也更加稍纵即逝、干脆彻底。
可是只要婚姻存在,卖淫活动就会同样存在,所以我们应该从一般的社会和文化状况的相互关系来评价它。首先卖淫是一种牺牲生活,妓女们是代替社会的男人们所犯下的罪孽遭受惩罚的替罪羊,是社会罪孽的产物。除了认识到卖淫是一种弊病外,更要认识到由它引起的道德败坏、犯罪等才是最重要的弊病,这种弊病也来自于由特殊地位引起的排他性的金钱交易。接下来要意识到只要婚姻作为两性关系的绝对目标,卖淫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恶行,但在一个人道社会,卖淫存在的前提是提高妓女的地位,重视妓女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最后,卖淫的地位取决于它唤醒的感情,未来卖淫的悲剧不会消除,但人们不应再将这种悲剧的牺牲品看作个人过错的主体,而是看作社会过错的客体。



2021.6.23----2021.7.25
【书单】
《共同体与社会》
《社会学的想象力》
《精英的衰落》
《权力精英》
《污名》

【感想】
关于污名

一、污名是什么
对于污名的理解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作者认为当我们初次见到某人时,因为一些自认为不好的特征赋予某人一种虚拟社会身份,他由此受到轻视,这种身份就是贴在某人身上的污名。从定义中可以看出某人污名的由来与自身令人丢脸的特征有关,这些特征与我们认为某类人应该怎样的成见不吻合,所以污名反映了一种特征与成见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让人蒙受污名的特征包括:身体残疾、性格缺点、种族、民族和宗教方面,这使得本可以在普通社会交往中轻易为人接受的人,因为拥有的这些特征迫使别人注意到,让人产生厌恶的感觉,并认为他的其他特征也具有欺骗性。这种来自日常生活的成见减少了污名者的生活机会,常人为了给自己的行为做辩护把污名者的自卫反应也当作问题正当惩罚。
但是污名问题不是一直存在的,只有当所有人都认为某类社会成员应该支持一种社会规范并且履行它时,污问题名才会出现,当自我达不到这种自我要求时,这种分裂才会让人产生羞耻感。蒙受污名者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也会做出一些努力,但是污名者对自身处境作出的反应并不会让他获得正常地位,只是作为一个有污点但是努力转变的存在,在转变过程中,由于蒙受污名者急于改善自己的处境,往往容易蒙受欺骗,甚至走上极端,这是正常社会对于污名者不利的一面。另一方面,污名者可以利用污名来解释自己在其他领域遭受的失败,污名这时起到挡箭牌的作用,污名者也会把当前忍受的苦难当作一种祝福,让他更懂得人情世故,同时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认识到常人也有的局限性。但我并不认为这些对于蒙受污名者是一种好处,如果可以,他们应该更希望自己是一个常人。
你可以假想一个场景,当有一位污名者在场时,你是否会感到不自在,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这种场景中,不管是一句问候还是行为你都要斟酌再三,太过谨慎,害怕引起污名者自身不适,太放肆也怕别人觉得自己不礼貌,在这种情况下,常人和污名者都会因为各种原因感到不自在。所以为了感到更加舒服自在,污名者组建了属于自己的社群,他们因为对自身困境的认知经历相似、对自己看法的思想转变过程相似,所以是道德生涯相似的人,他们都是自己人,交流起来也不用太多顾忌,在这种社群,他们和常人一样进行交际。当然在这种社群中也存在一些并非污名者的“明白人”,他们或者因为理解污名者的处境而和他们打成一片,或者作为污名者的家人、朋友而受到连坐,这些人作为社群与常人社会的连接者而发挥作用,从而促进社群的发展。
二、身份管理
当一个人的真实身份和虚拟身份之间存在差距时,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常人提前已经知道了这种差距,那这个人就是一个丢脸的人;另一种是当这种差距暂时不为人所知时,他就是个会丢脸的人。这两种类型的人应对的身份管理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再说到污名符号,它作为一种传达社会信息的标记,蕴涵的意义可能会随着时间流逝没有那么明确,但它传达信息的功能没有改变。同一标记对于不同的群体意味着不同的意义,所以标记没有一致的可靠性。
对于污名而言,不同类型的污名传达给别人的程度是不同的,我们要将污名的可见度和它的明显、刺眼和可能被感知的焦点区分开,污名可见度是污名者采用不同态度进行身份管理的依据。在进行身份管理之前首先要对不同的人进行鉴定,包含三种模式:明确记号/标记、人的全套特点是独一无二的、人的核心本质不同,前两种与个人身份相关。将一个人的前两种信息进行收集记录,形成一种供别人了解自己的自我呈现方式,即传记,这种个人身份给某个人和他人画上了分界线,人们会根据他人是否对自己的传记信息知情而进行身份管理。污名者看到了作为常人的诸多好处,也会尽可能在不知情者面前去伪装,开始双重生活。在这种意义上名人和污名者对身份管理很相似,名人由于经常活在媒体的报道和镜头下,他们的生活暴露在大众视野中,所以对于自己的言行要求高于常人,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会更倾向于“立人设”,人前人后过着双重生活,来维护自己的光鲜亮丽。作为污名者,这种双重生活一旦被别人看破,很容易会产生敲诈或者威胁,对于名人来说,一旦被人抓住前后不一的把柄,人设崩塌,遭遇的影响会更大。
所以“装”的人要过一种随时可能崩溃的生活,因此也付出了高昂的心理代价,变得高度焦虑,对一些别人觉得自然而然的社会情境更加关注,为了防止信息泄漏,装的人要运用一些信息控制的技巧。第一种对已经成为污名符号的标记进行隐瞒,第二种是把自己蒙受污名的标记呈现为伤害程度低的另一特征的标记,第三种是只对一小拨人透露自己的污名,在另一大群人面前伪装,知情者这时既是协助者也是最大的威胁者。为了减少信息泄露的机会,装的人要尽可能的与别人保持安全距离,学习装对于污名者而言是道德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会处在两种依附关系的断裂感中,身心交瘁。除此之外,另有一些污名者不会设法伪装,但善于打掩护,尽力约束自己容易成为污名的缺点,将刺眼程度最小化,这种方法带来的心理压力更小,但污名者对自己要有很强的克制力,时时关注自己的缺点是否暴露,紧张程度高于常人。
三、污名的普遍性
污名并不仅仅来源于上文提到的几种方面,即使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常人,也有偶尔会蒙受污名,他们和经常蒙受污名者一起形成了一个连续体。
我们生活的社会存在诸多符合一定社会身份的规范和秩序,作为生活在其中的个人,难免会违反规定或者达不到规定,当某人不遵循一群人共同拥有的社会规范时,我们就认为他的行为产生了偏常。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某人并没有违法他自己所属的内群体的社会规范,但是他加人了其他群体,和他们一起形成了一个亚群体或小环境,这时他相对而言属于社会的越轨者。这两种情况在常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们为了防止被贴上污名标签,和污名者一样需要进行身份管理,所以污名管理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特征,这是一种双重角色无处不在的社会过程,每个人都参与这个过程,污名者和常人在角色扮演中会产生互动。
四、农民工的污名
污名具有普遍性,在生活中地域的污名、身份的污名、疾病的污名......时有发生。农民工这个称谓,既是这个群体的代名词,也是个带有“污名化”的标签,提到这个词大家脑海中出现的都是文化水平低下、穿着朴素、生活困难的形象。这种污名造成了不平等的对待,他们成为相对城市人来说的边缘人,围绕着农民工群体的污名不是单一维度的构建,而是多种合力的作用。
首先在外形上,衣着打扮过时、行为方式粗犷等特征与城市居民格格不入,很容易被辨认出来,使得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居民,加之工作的特殊性,他们多是和自己人打交道。所以这个群体被贴上了“落后”“素质低”等等的标签,形成了对他们的刻板印象。接下来,不管在城里人还是农民工自己的认知中,他们都是作为外乡人而出现在城市中,他们占用城市资源、破坏城市卫生,是城市文明的入侵者,很少有人正面论及他们给城市带来的贡献。甚至在媒体和学术研究者笔下,农民工多数被塑造成可怜、悲情的形象,各种农民工讨薪、出事故、生存环境艰苦的信息满天飞,更加强化了农民工是一个不同于我们的群体的印象。最后,在权力体系的运作下,自古以来,就形成官民相对的思想,农民被贴上“贱民”“刁民”的标签,在现代,由于户籍制度、农业助力工业等等的政策,更加加剧了城乡二元对立,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成了城市建设的牺牲品,发展机会没有保障,甚至他们的下一代也被贴上“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的标签,污名出现了代际传递。
农民工的污名来源于多个方面,所以要消除这种污名必须要多环节一起出力,接受他们成为我们的一员,让他们获得完整的发展机会和公正的对待。   



2021.5.14—2021.6.22
【书单】
《货币哲学》一二三卷
《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社会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感想】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是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印利安纳学派代表人物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撰写的,她是美国著名行政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会长,美国中西部政治学会会长,该书是对公共池塘资源如何有效治理的探讨。本书着眼于小规模公共池论塘资源问题,在大量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论,从而在企业理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理论,同时,也为面临公共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路径,为避免公共事物的退化、保护公共事物、可持续的利用公共事物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就如作者所总结的:“本项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必须同时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变量加以组合,即(1)增加自 主 组织的初始可能性;(2)增强人们不断进行自主组织的能力;(3)增强在没有某种外部协助的情况下通过自主组织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能力。”并且用于中国的公共治理、借鉴。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制度分析和理论研究相结合,作者首先对已运用于许多自然资源治理政策分析的基础进行评判,接着列举治理和管理这些资源的成功的以及不成功的实例,最后着手开发更好的认识工具,以摘清为管制许多不同类型的资源而设计的自主治理制度安排的效能和局限性。奥斯特罗姆的创新之处是把整个体制看成是互动的公共机构构成的体制,而不是由一个人控制的单一的体制。把公共当局看作是—个多元的体制,而不是单一的。
作者首先描述了三个经常用来为主张政府或市场解决方案提供根据的模式。第一种是公地悲剧,即任何时候只要许多个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便会发生环境的退化。由于财产所有权为大家所有,这时候就不会有人愿意去保护财产,只想尽可能多的攫取财产。该模型最初是为了说明普遍性的人口膨胀问题,但后面被用来描述各种问题。第二种是囚犯困境博弈,该模型假设所有对局外人都拥有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博弈,并且都知道博弈结构和选择结果。只要选择背叛策略,境况就会有利于选择者,但这种情况达到的均衡并非帕累托最优。当双方都选择合作时达到的结局是帕累托最差的,所以个体理性反而导致了集体非理性的结局。第三种是集体行动逻辑,即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会自愿的为促进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动。但是奥尔森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除非一个群体中人数相当少,或者除非存在着强制或其他某种特别手段,促使个人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否则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将不会为实现他们共同的或群体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作者也认为,所有的公共池塘资源的中心问题都是搭便车问题。任何时候,一个人只要不被排斥在分享由他人努力所带来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动力为共同的利益做贡献,而只会选择作一个搭便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地悲剧”、“囚徒困境”等模式是危险的,因为当其以隐喻作为政策的基础时,那些为分析的目的而被假设为固定不变的约束条件,在各种实际场景中也被忠实地认定是固定不变的。这两种情形中的参与者,奥斯特罗姆认为其行为被预先假定在实践中并被设定无能为力的,最终结果是,特定情况下的公共事务总是得不到关怀的必然的悲剧性结果。
然后,对这三个模式提出一些理论上的和经验上的替代选择,以具体说明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存在的各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是以利维坦为唯一方案,也就是完全的中央集权,它认为在一个杂乱的世界上,如果想要避免毁灭,人民必须对外在于他们个人心灵力量的强制力表示臣服。为了避免公地悲剧,对自然资源系统实行中央政府控制的政策。但是运用集中控制实现最优均衡,需要一定的条件:完全信息、监督能力强、制裁可靠、行政费用为零等。第二种是以私有化为唯一方案,也就是在资源公共所有的地方,实行私有制。但是流动性资源不好分割,无法实行私有制,同时公共资源私有,所有者要承担更大风险,更多费用。接下来作者提出无论哪一种模式都不是唯一方案,存在许多不同问题和许多不同方案,建立新的制度安排是不明智的,作者在实际场景中了解更多方案,并非所有制度不是私有就是公有,有些成功制度冲破了僵化分类,在现实中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作者提出了替代方案,即第五种博弈:牧人双方事先谈判,平等分享实际产草量和协议费用,各自执行他们自己的合约,执行者执行对局人同意的部分。参与者根据自己手中的信息设计自己的合约。现实中也有自主治理公共财产成功案例,阿兰亚近海渔场就是其中之一,在渔场治理中,渔民被分割在不同渔场,对所有渔民来说最佳点捕捞机会均等,同时实行合理的监督方法,捕捞权利界定明晰,官员合理参与。这一系列的治理措施带来了渔场治理的成功。从以上各种解决方案可以看出,过于简化和理想化的制度无法实操,但基于隐喻的政策方案有时会导致有害的后果。政策分析人员虽然对使用有限的模型分析问题抱有怀疑,但是依然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无法摆脱它的困境。
作者试图把许多"新制度主义"学者所使用的策略与由生物学家为促进从理论上更好理解生物世界而开展的经验研究中所采用的策略结合起来。在本书中,参考框架中所有可能的公共池塘资源。研究的对象将限定在小范围的公共池塘资源上,其位置坐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受其影响的人数在 50 人到 15000 人之间,这些人的经济收益极大地依赖着该公共池塘资源。这些公共池塘资源主要有;近海渔场,较小的牧场,地下水流域,灌溉系统,以及公共森林。由于它们的规模相对较小,通过认真研究, 便较有可能透过令人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 辨识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和变化过程。由于所涉及的个人的大部分经济收益来自公共池塘资源,他们都有强烈的愿望去解决公共问题以便能持续地提高他们自 己的生产力。 在这些情形中,为自主组织所作的努力可能有点被夸大,但那正是我研究这些情形的原因。此外,当自主组织失败时,并不是因本书所研究的公共池塘资测源的类却是有局限的;(1)是可再生的而非不可再生的资源;(2)资源是相当稀缺的,而不是充足的;(3)资源使用者能够相互伤害,但参与者不可能从外部来伤害其他人。因此。所有不对称的污染问题都不包括在内。
在第二章中,作者开始构建自己的分析框架,研究假设:作者能了解与某些更大环境相关的自主组织和自主管理的过程。研究策略:研究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的新制度主义者的策略。研究的中心问题: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的诱惑的情况下,去的持久的共同利益。首先对公共池塘资源进行定义:自然的或人造的资源系统,这个系统大得足以使排斥因使用资源而获取利益的潜在受益者的成本很高。公共池塘资源的权利由多个个人或多个企业使用,拥挤效应和过度使用问题长期存在,公共池塘资源的提供和占有的集体行动问题也一直存在。而且对于使用合用公共池塘资源的人来说,他们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独立决策取得的收益总和要低于协作,应该采取集体行动。所以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面临的组织问题是:把占用者独立行动的情形改变为协调行动以获得较高的收益或减少共同损失。所以作者考察了企业理论与国家理论是如何解决相互依存情形中的独立行动问题。但是对于面临集体行动问题的委托人如何解决新制度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相互监督问题依然没有完备的理论。最后建立起研究框架,把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所面临的问题分为:占用问题(如何配置固定的、时间独立的资源单位量,以避免租金散失,减少不确定性和权利分配中的矛盾)和提供问题(集中在对资源本身投资的时间依赖特征和效益特征),提出对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及相关的集体行动问题的分析应是多层次分析,因为技术和规则是不断变化的,
接下来作者开始对实例开始分析,在这些现实情景中;(1)占用者已经为控制对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设计、应用并监督实施了一一套自己的规则;(2)资源系统以及相应的制度,都已存续了很长的时间。本章所分析的制度中,存在时间最短的超过 100 年.历史最长的已超过 1000 年。这些制度已经接受了多次旱灾、水灾、战争、鼠疫和各种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变迁的考验。我们将要考察的是瑞士和 日本的山地牧场及森林的公共池塘资源, 以及西班牙和菲律宾群岛的灌溉系统的组织状况。在这些案例中,资源占用者设计了基本的操作规则,创立了各种组织去对他们的公共池塘资源进行操作管理,并按照他们自 己以往在实行集体选择与宪法选择规则中的经验,随时修改他们的规则。
案例对自主组织群体解决承诺问题和互相监督问题提供了借鉴一部分。对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基本相似点所做的分析,虽然只建立在有限案例的基础上,却可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所谓设计原则,是一种实质要素或条件。它们有助于说明这些制度在维持公共池塘资源、保证占用者世世代代遵守所使用的规则中的成功原因。这些设计原则对公共池塘资源及其相关制度的存续性提供了—种可信的解释。这些设计原则能影响激励,使占用者能够自愿遵守在这些系统中设计的操作规则,监督各自对规则的遵守情况,并把公共池塘资源的制度。安排一代代维持下去。设计原则包括:清晰界定边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这两者是一套完整设计原则中的组成部分,要一起发者作用,才能使占有者)制定或重新制定强有力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认可、分权制企业。在一个多层次的分权制企业中,对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加以组织。所有更复杂、存续时间更长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都满足这最后一条设计原则。
第二批的案例是关于人们自主供给新的制度来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作者考察了管理位于大洛杉矶地区南部一系列地下水流域的制度起源。最后一批案例是失败案例,对它的考察是为了以便这些假设能够符合制度变迁失败的情形。
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大多数成功的案例制度安排都是公共体制和私人体制的多方面的结合。同时制度模型远未反应出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其本身的效用也是有限的。要进一步推动理论发展之前的三个模型都是特殊模型,并非一般理论,只有当现实条件接近模型中的假设时,这些模型对结果的预测才是成功的。
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相互监督问题的解决策略,这三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组委托人不可能自己解决,不过在实践中,已经有人解决了这三个问题。而如何在理论上总结概括实践中这些人的行为成为研究公共池塘问题的学者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正如她所说,理论与实践都是重要的,“理解个人如何解决实际场景中的特定问题,要求采用从理论世界到行为世界,又从行为世界到理论世界的策略。没有理论,人们决不可能理解作用于不同情形中的许多外在现象的一般的基本机制。如果不利用理论来解决经验难题,理论工作只能对理论本身有所创造,很少会对现实世界的状况有所反映”。因此需要通过对理论校正的方式来解决理论预测与经验观察的不一致的问题。作者提出了分析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框架,认为人们对遵守下列准则会做出权变承诺。
1.规定有权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一组占 用者(设计原则一);在公共池塘资源系统中,人们因为经常性的沟通产生了信任,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建立较为复杂的制度安排。
2.考虑公共池塘资源的特殊性质和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所在社群的特殊性质(设计原则二);
3.全部规则或至少部分规则由当地的占用者设计(设计原则三);
4.规则的执行情况由对当地占用者负责的人进行监督(设计原则四);
5.采用分级惩罚法对违规者进行制裁(设计原则五)。当所制定的准则符合这些规则时。人们就会作出谨慎、有利和可信的承诺。 只要:(1)大多数处境相同的个人作出同样的承诺。(2)采用这一一策略的长斯期预期静收益大于采取占 支配地位的短期策略的长期预期净收益,人们就会遵守所作出的承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环境下的个人通常会采取权变策略,即根据现实条件变化采取行动方案。由于共有规则是在符合每一个人的预期收益的情况下,经过大家的商量、同意制定的,因而在自治组织的初始阶段,每个人可能都会遵守规则。但是当违反规则所得到的利益高于遵守规则所得到的利益时,他就有可能违反规则,除非这种行为可被人觉察并受到制裁。因此,遵守规则的权变承诺只有存在监督的情况下才是可信的。
总的来说,此书中的一些经验是值得借鉴和反思的,总而言之,《公共事务的管理之道》无论是在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来说,都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很值得尊重。笔者也会在以后的时间里,反复研读此书,望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2021.4.12—2021.5.12
【书单】
《消费社会》
《单向度的人》
《现代性的诊断》
《时尚的哲学》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感想】
《消费社会》  鲍德里亚  符码控制下的真实之死
把所有经济上的满足都给予他,让他除了睡觉、吃蛋糕和为延长世界历史而忧虑之外,无所事事;把地球上的所有财富都用来满足他,让他沐浴在幸福之中,直至头发根:这个幸福表面的小水泡会像水面上的一样破裂掉。-----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
当今社会是一个物品极端丰盛的社会,我们被物所包围,从购物节的狂欢到节假日人山人海的景区,从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到购物软件上拉不到尽头的列表便可窥见一斑,这一切仿佛都在暗示你,这是一个消费社会。
身处在这个社会,没有人能独善其身,通过增长带来的物的丰盛使人们处于一种对现实满足的幻象和眩晕之中,这使得消费者沉溺于舒适中无法自拔。所以鲍德里亚认为消费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伦理,它正在毁坏自古希腊以来欧洲思想一直在神话根源和逻各斯世界之间维持的平衡。
符码 暗示意义 等级
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在丰盛之下,物以全套或整套的形式出现,几乎所有商品都提供一系列能够相互称呼、相互对应和相互否定的不同商品,因此,人们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这时,消费者和物品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当你购买购买一套衣服时,你同时也会选购搭配这件衣服的鞋子,甚至丝巾、项链等等一系列的配饰,这种观念好似一条链子,把所有商品链接成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这时,衣服、鞋子、配饰已经不是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它们之间相互暗示,引诱消费者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产生更多的消费动机,这就是一条不可见的暗示意义链条。
消费者之所以在这种暗示意义下产生一整套的消费欲望,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由符码制造出来的商品的意义和价值。人们在当今的消费中,注重的不是物的使用功能,消费需求的满足首先附着在物的价值上,即被制造出来的象征性的符码意义。所以消费靠符码而且在符码的遮蔽下存在着,它作为建立在一个密码基础之上的明确意义和交流过程,是为了让实际消费行为能在其中实现并具有意义。符号统治一切,物是符号的复制品。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阿迪、耐克、LV、爱马仕等一系列的品牌消费为例,如果仅从物品的使用功能出发,国产的回力、飞跃,普通的帆布包一样能满足我们的着装需要,但是消费者愿意花费更多价钱购买名牌,这一切是由隐藏在物品背后的符号价值来操控的,消费者购买的也不仅仅是物品,还有与该物品相匹配的身份、地位的炫示。
从这种角度出发,消费也作为社会分类和区分过程,人们把消费的物品当做突出自己的符号,或让自己加入理想的团体,或作为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参照来摆脱本团体。消费社会把物品分成不同的等级,而你消费什么就代表了你是谁,“符号”代表了这个消费阶层的身份、地位、形象、品味等等。当你看到一辆宝马轿车和比亚迪同时驶过,脑海中会自动将两辆车主人的地位进行归类,人们渐渐习惯戴着有色眼镜打量他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商品之间的关系,这是消费社会对人的异化。例如,有人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花重金打造自己的衣着、包包、配饰,通过外表的光鲜亮丽,彰显自己的品味和时尚,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上流社会流行打高尔夫球,年轻人纷纷跟风买高尔夫球杆,即使从来没有去过球场,就是为了在不经意间让人把自己归为一个更高的阶层。
这种追求名望和地位的消费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正是这种差异性区分了阶层,因此,在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作为符号和差异的那些深刻等级化了的物品面前没有丝毫平等可言,人们正是通过物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身份。而这种差异并非真实的差异,在大工业生产环境下,人们追求的个性只是远离大众的相对小众而已,我们与其他团体形成区分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所处的同类。所以在一个全面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所有的消费者都不由自主的相互牵连,这是一种无意识的一体化调节机制,符号杀死了真实。
所以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的意识形态作用为:
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人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人们进入游戏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只身代替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
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也是一种暗示性强制和符号控制的具体表现,随着广播传媒技术的进步,这种强制性得到了巩固。我们身处在一个被大众传媒包围的社会,但每日接触的广播、广告并非像看上去那样杂乱无章,广播技术传媒的发展实现了对事件和现实的剪辑,实现了信息的连续承接,强制性的造成了历史与社会新闻、事件与演出、消费与广告在符号层次上的等同,这些由传媒技术所承载的被任意剪辑、任意显像的信息构成了消费社会的总体“信息”。这些信息被用同样的编码规则进行了重新诠释后便不加区分的播发了出来,我们所“消费”的就是这种既具技术性又具“传奇性”的编码规则切分、过滤、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从这个角度分析,大众传媒并没有让消费者参照外界,它只是把作为符号的符号让我们消费。
在对消费者进行无意识的劝诱和强制的意义上,广告是最出色的媒介形式。它伪造了一种消费总体性,通过一种与媒介自身极其编码规则相适应的内在关系,透过每一个消费者而瞄准了其他的消费者,每一幅广告都强加给人一种一致性。因此,广告的大众传播功能出自其自主化媒介的逻辑本身,它让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
另一方面,广告既不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而是让人去希望,所以它是一种预言性话语,它使物品成为一种伪事件,再通过消费者对其话语的认同而变成日常生活的真实事件,在此,它是超越真伪的。广告的这种“自我实现预言”的模式就是反复叙事的模式,通过重复的命令式话语,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被控制。例如,我们平常耳熟能详的广告词“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通过反复叙事,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它赋予钻石至死不渝的爱情的象征意义,人们争相购买,钻石也成为了婚礼上不可或缺的物件。
身体
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便是身体。在现代,人类对身体的自恋式重新投入和开发达到了最大的程度,身体不再是宗教角度中的“肉身”,而是一种功用性的客体。如今,人们对身体的开发,依据的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
鲍德里亚认为:
人们管理自己的身体,把它当做一种遗产来照料、当作社会地位能指之一来操纵。
在对身体的重新发现中,个体把自己当作最美的物品、最珍贵的交换材料,因为生产的目的而被合理开发。女性作为最大的一个群体,追求美丽也是对女性的一种绝对命令,美丽越来越有市场价值,成为资本的一种形式,人们不论在精力还是财力上都加大了对身体的投入,各种广告标鼓励女性进行消费,从化妆品、护肤品到医美、整容,这这一过程中,消费者购买的冲动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随着身体一同被解放的还有对身体的侵略性冲动,身材的苗条是当今女性的共同追求,事实上,美丽和苗条是没有天然关系的,但那种强制性的、普遍的、大众化的美丽,那种大家在消费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美丽,与苗条密不可分。为了达到苗条的目的,人们甚至无节制的节食,走上了一条自我压抑和禁欲的道路,这种非理性的自我毁灭是对身体的完全反向侵略,对自身原则的强烈否定。
结论
在消费社会中,异化无处不在,操纵着整个社会,消费的过程不再是劳动和超越的过程,而是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消费者是内在于他所安排的那些符号的,人沉浸在符号的秩序中无法摆脱。如何在异化的社会中保持个体的主体性,找到真实的自我是我们应该反思的。

2021年1.14—2021.4.11
【书单】
《资本论》一卷
《资本论》二卷
《资本论》三卷
《共产党宣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
《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
《德意志意识形态》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感想】
马克思著作阅读感想
马克思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一生创作了浩如烟海的作品,马克思全集有50卷,每卷有800多页,非常庞杂。在读完马克思部分著作后,我将他深厚思想中偶有所感的小点进行整理,以形成此次的报告。
一、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思想作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使唯物史观得到科学验证和进一步丰富发展。全书共三卷,以剩余价值为中心,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批判,第一卷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在资本生产过程基础上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讲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分别研究了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以下,我们将对剩余价值在生产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究它在生产领域和工人劳动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现象形态。商品流通的直接形态是W-G-W,即为要买而卖,另一种形态是G-W-G,
即为卖而买,此时对商人而言,货币是垫支的,卖价要高于买价,货币也研究转化成了资本。这一形态也可以表示为G′=G+ΔG,等于原来垫支的货币额加原价值的超过额,也就是剩余价值。在G-W-G的流通运动中,货币是价值的一般存在方式,商品是价值的特殊存在方法,价值才是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以成为价值源泉的是一种特别的商品,即劳动力。劳动力是指肉体力和精神力的总体,它存在于人的身体中,存在于活的人格中,其发达通常会产生某种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价值表现为维持劳动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其次,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劳动过程是由人的活动,用劳动手段在劳动对象上引起预先企图的变化,劳动者的劳动是属于资本家的,劳动生产物也归资本家所有。价值形成过程指:商品的价值由在其使用价值中实现的劳动量,由其生产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和它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价值增殖过程即是延长到一定点以外的价值形成过程。剩余价值的源泉是劳动量的超过,是劳动过程时间的延长。在生产中,原资本价值会放弃货币形态,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因素,生产手段和劳动力。转化为生产手段的资本部分,在生产过程中不会有价值量的变化,叫做不变资本部分(C),转化为劳动力的资本部分,会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价值的变化,会生产自身的等价,一个剩余价值,成为可变资本部分(V)。生产维持劳动者生存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劳动叫必要劳动,时间为必要劳动时间,劳动者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叫剩余劳动,时间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加总构成劳动日,这是一个流动的量,在生理界限和社会界限之间变动。由延长劳动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为绝对剩余价值。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尽可能的延长劳动日,也就是剩余劳动时间,劳动者在劳动时间的划分中成了人格化的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历史上,劳动者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资本家为了延长劳动日,甚至发明了残忍的轮班制度,这一时期劳动致死的人口数量激增。劳动者与资本家展开了长时间的斗争,促使标准劳动日得以制定。
最后,标准劳动日的实行使得劳动日长度、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都确定了,要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只能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剩余相对剩余价值就是剩余价值由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产生,由劳动日二部分在量的比例上发生变化而变化。相对剩余价值会引起对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配置的革命,当劳动过程的生产方法改良后,劳动生产力提高,生产一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商品的价格必然要下降,劳动力价值也会降低,所以劳动力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相对剩余价值和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对于个别资本家而言,这种与技术变革引起的额外剩余价值在技术普遍采用后也会随之消失。
机械在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上是最为有利的手段,机械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不仅可以减低劳动力价值,减低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商品的价值,而且在机械的使用上,机械所有者使用的劳动将被转化为强度较大的劳动,机械生产物的社会价值将被提高到个别价值之上,所以资本家只需以一小部分机械的劳动代置劳动力一日的价值。但是机械的使用增加了工资劳动者的数量(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增加了榨取程度;使劳动者成了商人奴隶(出卖妻子儿女),失去了法律上自由的人格;创造了一部分过剩劳动人口;增加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
总之,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自古有之,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价值的生产突破了限制,建立在一大批工人的血泪之上,是以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和人格自由为代价的,所以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二、家庭形式的演变
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作者根据人类学家摩尔根对易落魁人的研究,从美洲的亲属制度出发,讲述了家庭、亲属制度的发展过程。
美洲易落魁人实行的是对偶制家庭,这是一种同现行的亲属关心相矛盾的亲属制度,在这种家庭中,男子亲生的子女和自给兄弟的子女都称他为父亲,男子姊妹的子女则称他为舅父,反之,女子将亲生的女子还有姊妹的子女都称为自己的子女,但将兄弟的子女称为侄子侄女。这一亲属制度为我们指引了一种更加原始的真实存在过的家庭形式,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是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变化。
由以上易落魁人的家庭可以看出,这种亲属制度同我们目前所盛行的家庭形式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之处总结来说就是在于每个孩子有几个父亲、母亲。所以我们从人类经历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出发,分析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几种家庭形式的演变过程。
血缘家庭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婚姻集团按照辈分划分,每一代人相互之间结成夫妻,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例证,但根据美洲人的血缘亲属等级也可以得出这一点。
第二种家庭形式是普那路亚家庭,这种家庭的特征是一定范围的共夫共妻,但妻子的兄弟和丈夫的姊妹都被排除在家庭范围之外了,同时孩子的父亲虽然不确定,可母亲是确定的。这种家庭经过发展壮大,子代发生了分裂,原始的共有家产得到积累,家庭公社渐渐壮大,后来的氏族制度很可能就产生于此。这一时期出现的抢劫妇女的现象也表现出了向个体婚过渡的迹象。
这两种家庭形式都实行群婚制,主要表现在杂乱的性关系上,但这种杂乱也是相对于目前而言的,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由后来的习俗规定的那些限制是不存在的,所以群婚制度是与从动物向人类状态过渡相适应的。在普那路亚家庭中,群婚制发展到了最高阶段。
第三种家庭形式是对偶制家庭,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但男子有多妻和偶尔通奸的特权,这意味着群婚制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一过程中,氏族在禁止血缘亲属结婚发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偶制家庭的出现是伴随着新的财富积累转为家庭私有这一结果的,财富的增加,一方面提高了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产生了有利于自己子女的继承制度。这一改变给母权制氏族以很大的打击,女性的地位持续贬低,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开始出现了,父权得以建立。
最后一种家庭形式是专偶制家庭,它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制家庭中产生的,它也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和对偶制家庭不同,专偶制家庭的婚姻关系是更加牢固的,婚姻的解除权只在丈夫一方,妻子完全沦落到丈夫的绝对统治之下,所以这种婚姻制度是男子对女子的单方面的专偶。专偶制是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财产集中于男子之手,妻子生育属于该男子的并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所以专偶制以保留和继承财产为目的。
后面两种家庭形式都属于个体婚的范畴,个体婚制是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伴随着女性被男性的奴役,这一进步中,女性越来越被剥夺了群婚的性自由,行为受到更严苛的约束。从这一角度来说,性爱的排他性只在女性身上得到体现,而个体婚姻以性爱为基础,所以由群婚到个体婚的过渡应归功于女性。
专偶制家庭自文明时代以来已经改进了,但要实现真正的专偶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恩格斯认为,当财富不再属于家庭私有,为社会所有时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女性的解放要依靠现代化大工业,鼓励妇女回到公共事业中,这样才能消除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属性,将财富集中于社会。同理,要实现充分的婚姻自由,也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如今仍对择偶产生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阐述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原理、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及其实现形式、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开篇作者先对德国的哲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德国的哲学在黑格尔体系的基础上产生,包含神秘主义,但德国哲学家的批判仅局限于宗教观念,没有人提出德国哲学与现实问题之间的联系问题。作者为了弄清其间的关系,先从一般意识形态讲起。
作者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个人作为物理上的肉体组织存在,同时与其他自然之间存在联系,在这种联系中间接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当人生产生活资料时,人与动物就有了分别。但个人是怎样的,是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的,生产活动的进行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交往的形式往往由生产本身决定。同理而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程度如何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内部交往的水平。在这三个因素中,生产力水平最集中的表现在分工的发展程度上,分工的发展阶段不同,个人的劳动材料、工具、产品的相互关系不同,因此,所有制形式也不同。根据分工的不同发展水平,所有制形式依次有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级所有制三种。所以,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
马克思也对进行生产活动的人进行了界定:是从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受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制约的个人。在这种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人本身出发,作者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意识,与此同时,德国哲学则相反,它从意识的角度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这种错误没有把意识当作意识本身来看待,他们所谈的“解放”也只是一种思想活动,马克思批判德国哲学的同时,提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所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这是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实践观的确立和运用。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之前的哲学都将唯物主义和历史完全脱离来了,没有意识到一切人类生存的前提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一切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共产主义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自觉的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前人的创造,认为社会状况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所以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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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21-05-12 17:52 | [楼 主]
刘海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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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写的越来越好了,进步明显。加油
Posted: 2021-10-13 14:52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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