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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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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华豪读书报告第二贴(更新至2021.11.21)

2021.10.16—2021.11.20
【书单】
1.《宗教社会学》二刷
2.《现代人与宗教》
3.《儒教与道教》
4.《人类本性与现代秩序》
5.《单身者舞会》
6.《国富论》上
7.《自然辩证法》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1.作者在导言中即谈到遗传与本能。
作者通过提出问题:我们的生活模式会不会改变我们给孩子的遗传?通过分析这一问题暗在讨论马尔库塞人口理论。书中如是说:但是为什么不把选择变成一种有意识的理性的活动,就像我们改良家畜品种那样?事实上,一门新的科学,优生学即研究种族改进的科学正在兴起,并且正在寻求某种方法,来刺激繁殖人们希望的人类遗传特征的类型而阻止人们所不希望产生的那些类型。这样做有许多困难,而且我们不清楚能期望获得多少成果,但我们一定并且应该取得某种成果。应该对所有的儿童进行科学检验,以查明那些弱智的或者说那些智能绝对低于正常的儿童,然后研究他们的家族,探明这些缺陷是否遗传。如果证明是遗传的,有这些缺陷的个人成年之后就应被阻止生育继承他们低智能的后代。目前,因为我们对此问题的忽视和粗心,大量有缺陷的儿童来到世上,从而影响到社会。另一方面,受过教育和富有的阶级表现出一种被称为种族自杀的限制生育数量的倾向。这种限制看来部分是为了享受财富带来的安逸和奢侈,部分是因为更大社会抱负和自我发展的愿望。
2.暗示与选择
与其他智力生命的功能一样,既可以从个别的角度去看,也可以从普遍的角度去看。因此,我们根据不同的观察点:从个体角度考虑行为或从群体角度考虑行为,得出个人意志和社会意志的不同概念。但是它们之前不存在真正的界限,它们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的表现。我们能够做出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是以某种方式对普遍生活中产生的诸多暗示的综合;选择对生活又产生作用。所以选择既是原因又是结果,因而是社会性的。
3.社会交往对个体观念的影响,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发挥个体观念。
既然交流的需要是如此原始和基本的人性特点,我们就不能把它看作是与思考和生存的需要分离的或是它们的附加物。每一个人都在自然的活力驱使下努力向别人表露他愿意表露的那一部分生活。这是自我保护的手段,因为没有表达,思想就不能存在。想象中的对话——即进行没有可视可听的反应的刺激的交流——可以在很长的时间里满足意识的需要。确实,对思想活跃但十分敏感的人来说,限制交流是有益处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比在批评和反对的持续干扰下更能清楚地表达,更能独立地发展。正因为如此,艺术家、文学家和一切爱思考的人都喜欢独立完成他们的作品,直到作品完全成熟。当然,迟早必须要有反应才行,否则思想本身就会消失。如果没有新的经验的哺育,想象最终会失去创造出对话者的能力。
在我看来,把动机划分为利他的或利己的,不管有没有第三类,如自我——利他的那一类,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不能想象对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不存在任何特别地与其他动机区别的利他主义的动机:我们一切高级的在社会中发展的情感,都涉及不定的个人形象,都可以联系着自我感觉或一切唤起这些情感的人的特征。未通过交流和想象升华为情感的感觉并不比动物的感觉有更多的自我意义:它们与社会的人,不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都没有关系,而只能属于底层思维,不能混淆感官和社会的自我。我在后面将说明我们若不想到他人,就不可能想到“我”,“我”的观念是在交流和联系中发展起来的。
根据这种观点,社会仅仅是人的思想中集体的一面。每个人的想象都被看作是许许多多的人的影响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有生命的不断发展着的整体,是社会的一个个别的部分;意识和想象作为一个整体,即在最广泛的角度被视为贯穿所有时代的一种发展和组织的人类思想,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的本质所在。
《自然辩证法》:书中从运动、热、电、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角度运用辩证法的方法抨击了形而上学与封建神学,从而印证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观点,促使人们科学的了解世界,促进科学的发展。
《现代人与宗教》
1.齐美尔论宗教
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中都包含着一种宗教因素。一切宗教性都包含着无私的奉献与执着的追求、屈从与反抗、感官的直接性与精神的抽象性等的某种独特混合;这样便形成了一定的情感张力,一种特别真诚和稳固的内在关系,一种面向更高秩序的主体立场——主体同时也把秩序当做是自身内的东西。“宗教”一词的原始含义是人群因某种一致性而形成的凝聚,但人群毕竟是由个人聚合起来的。在西美尔看来,当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具有融升华、献身、神圣、忠诚于一体的特征”,就是宗教性的关系。
如果说一个人一旦被茫茫无涯的痛苦所捕获,那么他的存在状态通常显示出他好像整个就是痛苦的化身;如果说,我们可以称一个完全被激情控制的人最终成了激情的化身,那么同样,只要上帝获得了某种绝对性,他看上去似乎也就成了这种绝对性的实际化身。【这里,宗教的基本潜力为了显示出来,所以它能够消除那些相对性对它的局限】(或许可以反过来这样认为,这些规定性,就其绝对性和纯粹性而言就是上帝,这与从相对角度和它们同其他规定性的混杂角度来看它们是经验现象完全一致)。所以,有关世界是一种整合性的观念——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现象表现得永远都是及其片面、及其零散——就其绝对性和纯粹性而言,针对的一种自足的存在,我们称之为上帝:只有有限物和无限物才会要求有个支柱,撇开这种功能不谈,这个支柱本身也是一种存在;相反,绝对物则摆脱了这种制约而变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根据追求绝对整合性的虔诚情绪所选择的不同材料,上帝可以是整个世界的整合性;跟第一种情况中所说的同源现象的相似性一样,社会集体的相互作用也能促使形成超验的整合性概念。从基督教的宗教文化立场来看,上帝观念的这种起源,即认为神灵是社会整合性的绝对化,显得有些狭隘和奇特;这里,神灵一方面是指一切此在,特别是一切灵魂此在的神灵,社会集体本质上固有的离心力在神灵面前显得毫无作用和无关紧要,也就是说,它与神灵的意义直接相对抗,所以在无所不包的人性概念中注定要被束之高阁;另一方面,基督上帝又是个体的上帝,个体同他之间的必然联系并没有扩大成为集体的内在立法。【在其上帝面前,个人完全是自负其责——基督代人受难,只是把这种责任降低到个人能够承受的程度】(个人在其上帝面前完全是自己对自己负责)。
有一种古老的观点认为,上界是经验的绝对化。在这种观点在这里失去了其感觉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意义:正如后一种思路十分单纯地认为的那样,如果不把作为超验范畴和超验力量的宗教生命活力当作根本,并依据其整个规律,不是根据我们从它身上寻找出来的某种规律来使既有物发生超越,那么,经验永远也不会获得超验意义。只是,宗教虔诚充斥外在存在,为的是在它们身得以成型,把一切外在的实体扔到一边,依靠其纯粹形式来表现它自身的纯粹性。更确切地说,客观形态的“宗教”无论在哪里,可以说都还携带着那种外在物质。作为质的灵魂的存在,作为宗教的生命过程,宗教虔诚有着独特的命运,即它要想从某种外在存在中获取到仅仅只是其自身的具体形式的形态,就必须从自身中走出来,这种命运倒使我们想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模式。但是,正如已经讲过的那样,宗教生命过程的厄运就在于,它一旦与另一种此在打上交道,就无法再将它彻底摆脱,而只有在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当中,它才会真正成为最纯粹意义上的宗教,它使自己成长为客观宗教所依赖的世俗形式、理性主义以及社会—经验形式,一直都可能混杂着其零碎物质。在我看来,只有当我们把宗教“进步”理解为:它不是成为一种越来越完善的宗教,而是不断完善,最终成了宗教,也就是说,它越来越纯粹,最终只能成为宗教,发展概念才能运用到它头上。我不想涉及这样一个方法论问题,即“整个宗教”说到底是否堪称一个真实的主体,或许,把自己的信仰作为最高的绝对信仰加以尊重,也促使把它解释成是一步一步逐渐形成的最高的相对信仰。
宗教从不太成熟走向比较成熟:即宗教只会变得越来越纯,宗教范畴本身不断地摆脱其他冲动或走出其他世界,实现自我成型。宗教范畴本身不断地摆脱其他冲动或走出其他世界,实现自我成型。宗教范畴一旦真的成了宗教,它也就“永远达到了其目的”——不管是祖先崇拜还是多神主义,是泛神的神秘主义还是壁垒森严的一神论,都是如此;现在看来,宗教成熟性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不同个体实现这些宗教风格和宗教生命可能性的深度和广度、力度和热情有所不同。
2.论宗教的起源
关于宗教起源,有着种种说法,认为它不是源自怕和爱,就是源自需要和自负的自我意识,或是源自虔诚、依附感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可是,所有这些说法恰恰都把最关键的一点给忽略了:即这些经验情感为什么突然就跨进了宗教境界?回答可想而知,事实上也很贴切,无非是:这些经验情感在量上增加到一定程度,便发生了质的改变,于是,宗教意识便出现了。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宗教虔诚在其所有这些有关宗教起源起源的推论中,都已被悄悄地预设为前提。这样的话,我们不如一开始就承认,它是一种不容进一步划分的原始品质。在此前提下,它与所有这些起源之间的关系或许能有更加明确的意义。因为,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灵魂的形式紧张状态和一般活动方式——当然,它们是极其模糊不清,极难准确表达的——它们在不同意义上确定了灵魂过程的具体品质。只是——我在这里只能再稍做提及——所有那些因素,诸如爱和怕、依附和献身等等,似乎都太具体了一些,要想依据心理逻辑把精神结构转到一个抽象的理想层面上去,我们或许应当把握住更加普遍、更加纯粹的基本活动功能和内在基本联系。果真如此,这些基本活动和内在联系就将决定比较特殊的情感、命运和旨趣——包括宗教的和社会的、艺术的和伦理的——展开方式。可是,在希望得到精神表达的灵魂此在的聚聚散散之中,在灵魂此在基调和欲望、失望、反抗、平等等普遍动力的有节奏的变化当中,我们虽然不能找到那些具有独自塑造世界能力的伟大范畴,诸如实践以把握住这些范畴所建构起来的世界的现实关系和逻辑关系,把握住它们之间相同的运行规律,把握住一方对另一方的预形和影响,有关这些内容,本文只是浅尝辄止,揭示的也是某个特殊领域的局部情况。
3.作者分析宗教的唯一来源:
宗教就其来源来看,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态,恰恰相反,宗教成型后表现得多么完善和整合,而是每一种动机都要超越其发生领域,并与其他动机相碰撞,这样就形成了那样一种新的宗教形态,而这是任何一种动机独自所无法产生出来的。这就充分证明,整个灵魂冲动范围内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宗教的“源头”:不管是怕或爱、祖先崇拜或自我神化、道德冲动或依附情感——所有这些理论中的任何一种要想确立宗教的根本起源,就将无错无疑;不过,如果它们只想确定宗教的某种起源,那倒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我们从其说处于彼岸,毋宁说就在其此岸的各种关系和旨趣中寻找到某些宗教契机,也就是说,揭示出有望成为独立的成熟“宗教”的开端,那么,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宗教的形成和发展。




2021.9.12—2021.10.16
【书单】
《后民族结构》
《包容他者》
《合法化危机》
《通往奴役之路》

《后民族结构》
繁荣背后尽显阴霾
       像霍布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上述三种政治发展趋势足以说明,战后几十年是值得庆贺的“黄金岁月”。但是,最晚从1989年开始,公众就意识到了这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些社会福利国家制度至少取得历史性政治成就的国家里,失望的情绪正在逐步蔓延。世纪末,被社会福利国家制度驯服的资本主义出现了结构性的危机,没有任何社会关怀的新自由主义重新开始抬头。霍布斯鲍姆用晚期浪漫派的笔调评述了充满刺耳的技术音乐而且显得绝望的时代氛围:
        短暂的20世纪结束了,却留下了一堆问题,没有人能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人声称能解决这些问题。世纪末的人们在全球性的迷雾中为自己开拓出了一条通往第三个千年的道路,他们知道的仅仅是,一个历史时代已经结束了。其余的,他们一无所知。
       在信仰与知识章节,作者谈论了文明与宗教的矛盾与冲突。自杀式袭击的凶手把作为文明标志的交通工具当作谋杀的武器,以反对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壁垒。我们从穆罕默德*阿塔的遗嘱中得知,是宗教信仰促使他们这样去做的。对他们而言,全球化的现代化是最大的撒坦。而电视屏幕中的画面也使目睹了这场世界末日般灾难的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圣经》中的画面。美国总统在最初的反应中所使用的复仇语言,在我看来,也带有《旧约》色彩。仿佛是,疯狂的谋杀行动触动了世俗社会最深处的一根宗教之弦。一时间,所有的犹太教堂、天主教堂、清真寺均挤满了摩肩接踵的人们。但是,这种隐性的一致并未使三周前纽约体育场上的公民宗教哀悼团体也相应地采取仇恨的立场。
《包容他者》
一、移民政策后隐含的沙文主义。
        自从美洲发现以来,特别是自19世纪全球范围内移民急剧增长以来,绝大多数要求移民的,都是因家乡难以生存而想到异地谋求职业和逃避贫困。这种情况今天依然存在。为了阻止来自东方和南部的这样的移民,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正在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以实行福利沙文主义。
        从道德角度考虑移民问题,我们不仅要考虑到生活在安定富足的社会中的当地居民的利益,也要兼顾那些到异地他乡寻求保护,亦即寻找其做人尊严的人的利益——他们不只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移民问题之所以在当前语境下显得异常突出,是因为移民人数远远超过了希望接纳的数量。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即道德要求之外,同化是否还有法律要求。
       有充分的道德理由说明,移民是合乎道德要求的。一般情况下,人们离开其土生土长的家乡,并非轻率之举;原则上讲,逃难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们亟须帮助。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大和电子大众传媒的发展,国与国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向难民提供援助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从索马里维和一事就可以看出,联合国已经开始承担起诸如在全球范围内保护人的生存这样的政治职责。第一世界由于其殖民历史以及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对原住民文化实行的灭绝政策,更应承担起其义务。此外,还应当指出的是,从1800——1960年期间,欧洲人占据了移民人口的80%,并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也就是说,通过移民,欧洲人的生存状况比起其他移民以及留在当地的原住民有了较大的改善。以此同时,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欧洲向外移民对欧洲各国经济状况的好转起到了关键作用。反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涌入欧洲的移民对于欧洲的重建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总之,说来说去,欧洲都是移民潮的既得利益者。
       以上所列举的道德理由以及其他与此相关的道德理由,如果还不足以证明西方应当保证个体有权提出移民要求,那么,至少也应当说明,西方有实行自由移民政策的义务,以便向移民开放自己的社会,并根据现有的接受能力来制定入境数量。打出“船已满了”这样一种想把移民彻底拒之门外的旗号,使我们感到他们根本没有诚心去设身处地地替移民想一想,比如说,想想看那些驾着时刻都有沉没危险的小船试图逃出恐怖的印度支那的“船民”。欧洲人口急剧下降,而且,从经济角度来看,欧洲也同样离不开移民,所以说,欧洲的承受能力显然没有达到极限。此外,自由主义移民政策的道德论证表明,不应当根据接纳方的经济需求来规定移民的数量,也就是说,不能只接受那些“受青睐的技术专家”,而应当寻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标准来制定移民数量。
二、书中论现代法律的形式属性。
        自从洛克、卢俊和康德以来,一种法的概念不但在哲学中,而且在西方社会的宪法实践中也逐渐形成。这一概念被认为同时说服了强制性法律所具有的实在性和保障自由的特征。按照合法化要求,所制定的法律应该保障所有法人都享有同等的自主性;反之,立法的民主程序应当能够满足这一要求。这样,实在法的强制性和变易性,与提供合法性的立法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便建立起来。因此,从规范的角度看,法律理论与民主理论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概念上的内在联系,而非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联系。
        初看起来,这好像是在玩哲学游戏,事实上, 这种内在联系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日常法律实践的前提之中。因为,在法律的有效性模式中,国家法律实施的事实性与立法程序论证力量的正当性相互交织在了一起,这种立法程序按照要求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它为自由提供了基础。
当然,这样立刻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规则随时都可能被政治立法者改变的时候, 应当如何来论证规则的合法性呢?宪法规范也是可以改变的;甚至连宪法自身宣布为不可更改的基本规范(以及所有的实在法),同样也会遭到被废除的命运,比如在政体发生更替的时候。只要人们能退而固守基于宗教或形而上学的自然法,那么,实在法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便可以用道德来加以控制。实在法是有时间限制的,它在法律等级体系中一直都从属于永恒有效的道德法,并接受道德法的引导。但是,在多元社会中,各种同一的世界观和具有集体约束力的伦理早已分崩离析,撇开这一事实不论,现代法律只是由于它的形式属性便拒斥后传统道德的直接控制,而这种道德可以说是我们所仅有的东西了。



       上述问题的出现,促使我思考马克思提出的异化概念,是否这些问题是现代社会异化后的表现。伴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产品遍布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理性被急速放大,网络的普及,让各种思想传播更加便捷,科技本身没有判断对错的能力,这把双刃剑更多的取决于使用主体的主观性,在表面治安和平的局面下隐藏着威胁更大且无法及时预判的隐患。随着社会越来越发展,社会安宁更多的依靠人性与道德来自我规约。与原始社会面临的野兽与天灾不同,现今社会面临的最大危险可能是我们人类本身。在理性的驱使下,各个以国家组成的群体,为了防止自身利益受损,推动科技与军事的不断发展,建立强大的防御体系,最终创造出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武器,并运用此来巩固稳定自身的发展,但这种方式其实隐含着更大的灾难,随着国家之间的强弱差距越发明显,在全球范围内强国对弱国的剥削与掠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激发各种民族矛盾、种族歧视,人类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最终的敌人竟然是同类之间的角逐。
       基于以上总结,尝试初提出“逆现代主义”这一说法。提出观念是基于源于如上所说的伴随现代社会而出现的一系列新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或由于现代科技的不当与滥用而产生,或由于现代法律制度的僵化与偏离公正而产生,总之,是由于整个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伴随这种现代化问题的出现,是否会促使人们最终建立统一规约,共同选择返归传统,追求田园生活呢?





2021.7.20—2021.8.20
【书单】
《主体解释学》
《不正常的人》
《性经验史》一、二、三卷

《主体解释学》
         福柯在论关心自己这一话题时写道:如果你想关心你的灵魂,因此,不要关心遥远的产业,而要关心最近的产业。这个产业就是自身。他说:必须“把目光转向对自身的沉思,即使是在逃避活动中。”这不是指智者的逃避和退隐,而是指时间的飞逝。在这个把我们引向生命终点的时间运动中,我们必须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以我们自己作为沉思的对象。
由于历史无法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那么真正的伟大又是什么呢?这正是他要说明的,他说这正是我们必须得到的。“人世间是否有伟大呢?它是不是指舰队雄霸海上,在红海四周遍插旗帜呢?是不是指当还有我们未蹂躏的土地时,我们在海上游荡、寻找未知的海滩呢?不:这是用精神之眼来看这个世界,这是对罪恶取得最辉煌的胜利。我们无法计算有多少人成了城邦和国家的主人;但是控制自己的人是多么少啊!人世间是否有伟大呢?伟大就是让自己的灵魂超越命运的各种威胁和承诺之上;而且,这与希望命运垂青与我们毫不相关。我们是否必须期望当我们的目光从天体景象转向大地时,眼前只有黑暗,就像当我们从太阳的光芒中走入牢狱的黑暗之中时一样呢?其中的伟大就是在逆境中保持坚定和镇静的灵魂,它如其所愿地接受一切事件。如果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按照神的命令发生的,那么我们不应该感到如愿以偿吗?其中的伟大就是看到命运屈服了;这就是记起自己是人;如果幸运的话,这就是对自己说这不会长久。伟大就是灵魂几近出窍;人的自由不是因为城邦的权利,而是因为自然权利。”在这些枚举中,(我漏掉了几段,这不重要),不难发现一些著名的原则。第一,克服自己的邪恶是重要的:这是控制自己的原则。第二,在逆境和厄运中保持坚定和镇静是重要的。第三,(我跳过了这一段,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与快感作斗争。这就是说,我们有三种传统斗争的方式:让我们改正错误的内心斗争;外在斗争要么是直面逆境,要么是正视快感的诱惑。第四,伟大就是不追求暂存的财富。而是寻求好的灵魂、良知。这就是说,必须在自身中,在自己的欲望中,在自己灵魂的能力中寻找自己的目标、幸福和最高的善。第五,重要的是走得毫无牵挂,灵魂几近出窍。在这三种斗争方式之后,还有对“好的灵魂、良知”这个终极目标及其标准的界定:人把握修身关系必要的性质和内涵的标准就是人准备好去死。
什么是我们的身体呢?压迫灵魂,以便折磨它。身体压制灵魂,压迫它,把它锁起来,但是哲学出现了,而且它敦促灵魂在自然中呼吸;它让灵魂为了神的东西放弃大地。因此,灵魂自由了,飞了起来。长此以往,它就逃出了自己的牢狱,在天空中欢呼雀跃(通过天空)。因此,被关在自己悲惨的阴暗小屋里的灵魂,每次总是尽可能地扑向空中,以便对自然进行沉思。
让灵魂变得伟大,就是让它摆脱环绕它、固定它、限制它并让它可以发现自己真正本性、目的,也即自己对世界的普遍理性的适应度的整个结构和网络。通过这种训练,灵魂发现了自己真正的伟大,这是组织世界的理性原则的伟大。这种自由既不是指不把这些事物放在心上,也是指不为所有事物所动,这就是这种训练要造就的这种伟大。
         福柯进一步论述保持缄默的人:在他们保持沉默和听别人说话期间,被人称为“听众”。但是,当他们理解了最深奥的两件事(即缄默和聆听)(你们记得我上次告诉你们的,缄默和聆听是所有学习训练、精神训练记忆记下老师说的话)后,当他开始通过沉默来接受教育时,就被称为(即保持沉默),于是,他们就有权利说话和询问了,有权写出他们听到的一切,呈现他们的思考(说话与记录的权利是在沉默这一首要的和必要的阶段结束时同时出现的),他们就被称为数学家,意味着他们开始学习和研究这门科学了:因为古希腊人把“mathemata”称为几何学、日晷制造法、音乐和其他有点抽象的学科。
动物与人之间之所以存在重大差别,原因就在于动物不必关心它们自己。它们什么都有,而且如果它们具备了一切,那么这是为了它们能够为我们所用。如果我们需要关心动物的话,那么请想象一下我们的尴尬。因此,为了能够为我们所用,动物们在自身周围发现它们所需的一切。而人则是需要关心自己的生物(这是它的特点)。为什么呢?具体说来,这是因为宙斯、神把他们托付给了他们自己,赋予他们理性(随后我要向你们讨论它),它让人可以规定其他所有能力的用法。因此,我们是被神托付给我们自己的,这样,我们必须照顾好自己。
《不正常的人》
        书中论手淫的发展背后伴随着的各方势力行为动机。当然,也许有一个必要回答的问题,即:这场运动来自何处,它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人们把手淫当作重大问题使它浮出水面,或者至少把它当作父母和孩子之间关系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之一?我认为必须把这场运动重新置于这个单细胞家庭之建构的普遍进程之中,这个进程是我刚才跟你们说过的,它(虽然表面是封闭的)把一个采用了医学控制形式的权力引向儿童,引向个人,引向身体和行为。实际上,人们对紧密家庭所要求的,对单细胞家庭所要求的,对有形的实在的家庭所要求的,就是承担起对儿童身体的责任,它在18世纪末以两种身份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赌注。一方面,人们要求这个紧密的家庭照料儿童的身体,仅仅是因为他活着,因为他不应当死去。人们开始在儿童的生存上发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当然是原因之一,为了这些原因人们希望用家长对孩子进行的监视,家庭监视限定范围的、强烈而且持续的装置来取代关系大家庭软弱的、多形态而且复杂的装置。父母接触孩子,父母需要保护孩子,在保护这个词的两种意义上:防止他们死亡,还当然要监视他们并培养他们。孩子未来的生活就在父母的手上。国家对父母所要求的,就是用于维系家庭。父母和刚出生的孩子之生存的花费,不能由于孩子的早死而变得无用。因此,家庭对孩子的身体和生命负责:这肯定是原因之一,为了这些原因人们要求父母对孩子的身体给予持续强烈的注意。
作者认为,无论如何,应当把手淫运动放到这个背景之中。实际上,它仅仅只是你们清楚知道的一个更大运动的一章,它就是对儿童进行自然教育的运动。然而,这个在18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著名的自然教育的观念是什么?这种教育观念首要的是,教育应当完全或主要交给父母自己,他们是孩子天然的教育者。用人、家庭教师、家庭女教师等等,所有这些人在最好情况下也只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自然关系的替代者,尽可能忠实的替代者。但是,理想情况还是所有这些中介都消失,而父母事实上对孩子负起直接的责任。然而,自然教育还意味着:这种教育应当服从某种理性的方案,它应当服从某些规则,这些规则正好能够一方面保证孩子的生存,另一方面保证他们的培养和规范化的成长。然而,这些规则和这些规则的理性掌握在这样一些机构手中,如教育家,如医生,如教育知识,如医学知识。简单地说,整个一系列包围和俯视家庭的技术机构。当人们在18世纪末要求建立自然教育的时候,这也就既是父母与孩子的直接接触,小家庭围绕孩子身体的实体化,同时也是通过教育学或医学的理性和纪律形成的父母——孩子关系的理性化或可渗透性。在这样记录家庭的同时,在给它一个如此紧密的形象的同时,人们实际上也使它可以被政治和道德标准所渗透;人们使它可以被整整一种权力技术所渗透,在家庭旁边的医学和医生使自己成为这种技术的替代者。
         儿童的性,这是一个圈套,通过它,牢固的、情感的、实在的和单细胞的家庭建构起来了,在其掩护下,人们从家庭那里骗取了孩子。儿童的性是父母落入其中的陷阱。这是一个表面的陷阱——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现实的陷阱,但它是针对父母的。它是建构这个家庭的媒介之一,这些工具使人可以把孩子从家庭中间转移到教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空间中。它是这个虚构的硬币,没有价值,还是在父母手中的猴子的钞票(意思是空话,空头支票)。欺骗就是在这里,父母的权力掉进去了。虚构的权力,但是其虚构的组织使这个空间的现实建构成为可能,出于一些我刚才跟你们说的原因,人们坚持这个建构,围绕这个实在的空间,关系的大家庭变得狭窄和紧缩起来,在其中,孩子的生命,孩子的身体,既被监视又被重视和神圣化。我所理解的儿童的性,更与父母有关而不是孩子。无论如何,围绕这个可疑的床,现代家庭诞生了,这个被性照射和充满,并且在医学上忧心忡忡的现代家庭。



由性起始的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内部逻辑:福柯由儿童手淫这一问题出发,分析儿童手淫被视为疾病和逐渐受人们重视并同意将儿童送往学校接受教育的演变过程,揭示其背后为国家机器和医学诞生并发展的过程。这不禁令人更加以明白国家的客观性,改变以往对国家机器的盲目与百分偏见。国家本质上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在取得一定影响力之后,为了获得和巩固其地位, 必然想方设法地“得寸进尺”,想成为三头六臂,将其势力渗入每一寸土地。对于儿童手淫这一问题,国家与医学相互合作,成功的将国家的触手以一种神圣无可阻拦的触手扎根在每一个家族的血脉之中,牢牢捍卫了自身的统治。在孩子送往教育期间,父母千般不舍也要狠下心来割裂与孩子的教育纽带,将这一权力交予家族外部,而孩子在接受教育期间,国家将其观念无形之中灌输给孩子,这些孩子在接受教育之后返回自身的原有家庭,其内部早已接受了家庭外部的思想和观念,从而使得每个家庭都渗入了国家的粒子。





2021.6.20—2021.7.20
【书单】
《男性统治》
《再生产》
《继承人》
《国家精英》
《必须保卫社会》



《继承人》
    大学生们永远也不能完全摆脱他们出身的阶级,甚至他们的境遇与实践(后两者总是与他们的出身密切相关)。因为,作为知识界的新手,他们与所出身的阶级及与他们的境遇和实践的关系为他们自己下了定义。作为渴望知识的人,他们根据按自己的逻辑理解的知识阶级的模式,努力体验这些关系。他们把自己看作一种文化自由意志的主体,出于对中学纪律的反抗,经常出入电影爱好者俱乐部,购买唱片和电唱机,用各种复制品装饰房间,寻找文学或电影界的先锋。不管是政治性和文化性讨论,还是借用书籍和唱片,交往的内容并不很丰富,谈不上相互教育。这些交往的作用,看来至少是有助于对文化价值的承认。作为说情者和中间人,已经皈依的年长者带来新来的学生进入这一线必须进入的文化天地,否则那里有可能成为成人或官员的领地。
    人们知道,这一制度是通过竞争性考试来实现的,考试完全保证考生的表面平等,却以不具姓名的方式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文化面前的实际不平等。教师会考的辩护士们可以合理地论证,这种考试与建立在地位和出身基础上的选拔制度相反,给每个人以同等的机会。这样,就是忘记了考试所保证的表面平等只是把特权转化成了成绩,因为它使社会出身继续发挥作用,只是途径更加秘密而已。
    大学生作为青年和学徒,总是在探究自己是什么,并且由此而在内心深处关注他们所做的事,这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本质主义的伤害。至于教师,他们是学习成功的化身,具有不断判断他人能力的职责。他们通过不同程度的劳动从别人那里学到的能力和获得能力的能力看作个人的天资,这关系到他们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他们越是从教育制度中找到办法,使自己不去回头审视自身,从而怀疑自己作为个人和有文化教养阶级一员的存在,就越是如此。教师们往往出身于中产阶级或教师家庭,只有他们以知识阶级一员的身份部分占有资产阶级特权的时候,他们才更热衷于精美的能力神授论,为文化特权的武断性辩护。教师会考之所以有如此好斗的辩护士,可能因为它是这样的特权之一:它们能以仅与个人成绩有关并受到尽可能民主的(表面化的)程序保证的面目出现。
    因此,尽管大学和大学成功所暗含的这种理论与康德的成功伦理背道而驰,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驳斥它:全部的价值体现在超常儿童身上,学习过程的短暂证明了天资的雄厚。使按学习成绩排列的名次相对化的计划一出现,就不无矛盾地把贬低努力作为自己的武器:“死用功”、“走极端”等带有贬义的绰号都与能力神授论有关,它把工作和上帝的恩典对立起来,只是为了以后者的名义贬低前者。
    这样,人们就进一步理解了,对社会方面的差异和以此为基础的学校里的不平等的简单描述,为什么不是简单地例行公事,而是由此对现行制度所遵循的原则提出了疑问。教育系统的主要用户是特权阶级。揭掉文化特权的面纱,就驳斥了这些阶级以成功论个人天资时所使用的辩护理论。天资论的主要基础是看不见教育和文化面前的社会不平等。对大学学习的成功和社会出身之间关系的简单描述具有危险性,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使大学生根据能力神授论判断自己的成绩。下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把他们的所做视为他们的存在的简单产品,而根据只有助于预卜实现的预卜逻辑对自己社会命运的预感,只能增加失败的机会。因此,隐藏在能力神授论中的本质主义使社会决定论的作用成倍增加:因为学校中的失败不被视为与一定的社会环境有关,比如家庭环境中的智育氛围、家庭所用语言的结构或家庭所支持的对学校和文化的态度等,所以它自然应该归咎于天资的缺乏。实际上,出身于下层阶级的儿童正是这些本质定义所选定的和批准的牺牲品,而那些笨拙的教师(人们看到,他们不会对自己的判断进行社会学的相对化)就把人封锁在这些定义之中。这样,学校具有合法化作用的权威可以加重社会方面的不平等。因为,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对自己的命运过于觉悟,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又过于不觉悟,从而促进了自己命运的实现。
《国家精英》
    学校的精英群体就是集体信仰为特殊的命运选定的人群;从模态命运的标准来看,或者说,从最普通、最平凡、最正常的命运的标准来看,这个群体的建立所产生的效应就是建构了最杰出的命运,而杰出命运的征象就是最崇高、最难以企及人生轨迹。学业神化行为按照称号选定和建构起来的合法等级里集中的个人实际上构成了统计学等级,因此, 这里的统计等级是通过某种离散差来定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业上的神化行为导致全体当选者都期待着自身的圆满,然而,这种圆满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达到。这样,神化行为最终使得这个等级中的所有成员都全身心地投入,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只能处于远离那条康庄大道的社会轨道上。由于这种投入适应于最高层的社会轨道,因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他们致力于为自己提供新的力量,以便榨取新的投入——能够真正得到回报。其实,只需“读两页年鉴,随便运用一下概率,就足以使人相信,要想遇见一位巴黎高师的校友,在任何一所中学都比在某某大使馆、法兰西新期刊的鸡尾酒会,或者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舞会上要容易得多。”总之,任何一所中学的巴黎高师校友都比需要足够的声望才有资格前去吸一口气的场合要多。
    经过一番再思考,我们发现,在权力和特权永恒的再分配中,教学机构起着决定性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是通过两条相互区别、相互补充的途径来完成的:一方面,学校在某些学业类别之间分配它的学生(在统计学上,这些学生的学业类别与他们出身的类别是一致的),这一过程是通过推行在某些结构中被客观化了并且包含在习性之中的划分原则来完成的;另一方面,学校迫使学生将学业分类学运用于他们对专业、课程和学科的选择中,并以此来支配他们对于自己工作的评价;通过这样的手段,学校使学生投身于聚合与分离的无限劳动之中;在此,学业分类作为一种没有被承认的简单的社会分类学形式,渐渐地渗入到了学生的无意识中——这种渗透是通过长期以来从权威性评判那里延续来的经验和按照所有这些原则建构起来的对教学机构进行划分的经验来完成的。由此,教学机构通过行使任命权,参与了原本属于国家的对象征暴力的合法垄断,并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赐予某人一个学校出产的称号,实际上是一项进行合法分类的法律行为,通过这一行为,对社会身份或许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标志被颁发了出去(还要再加上这一法律行为对于职业的的限定,在这方面它的作用是巨大的)。至于社会身份,难道还需要再重复吗?社会身份一直就是社会差异,就是区别,有积极的,有消极的,事实上,社会身份与被神奇边界所分隔的不同群体间的不平等待遇是分不开的。这项权力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证书(学历证明,能力证明,等等),所谓证书,就是权力机构颁发的关于能力的证明,就是对证书持有者的技术能力和社会能力进行担保和认证的社会委任书,是以对发证机构的集体信仰为基础的的信誉称号。
《男性统治》:
     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须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让大家接受,无须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社会秩序像一架巨大的象征机器一样运转着,它有认可男性统治的趋向,因为它就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劳动的性别分工,是对两性承担的活动及其地点、时间、工具的非常严格的分配;这是空间的结构,存在着专属男人的集会地点或市场与专属女人的家庭之间的对立,或在家庭内部,照管炉火的男方与照看牲畜棚、水和植物的女方的对立;这是时间的结构,劳动日、农事年或生命的循环中断的时刻是男人的,漫长的妊娠期是女人的。
    因此,性器官的社会定义并不是直接付诸认识的自然属性的一种简单记录,而是以一系列定向选择为代价,或更确切地说,通过强调某些差别或盲目夸大某些相似性而得以实行的一种建构的产物。阴道作为倒挂的男性生殖器的表象,是玛丽—克里斯蒂娜·普谢勒在中世纪的一个外科医生的著作中发现的,这种表象同样遵循肯定与否定、正面与反面之间的基本对立,自男性原则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被提出之时,这些对立就通行了。因此,了解到男女被视为同一生理状况的两个高低有别的变种,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人们还不曾拥有描述女性生殖器的解刨学词汇,因为在人们的想象中,只不过组成的方式不同。

学校里,贵族子弟靠着大把的钱币
跃居王室百合花徽的高台。
吹着口哨,哼着小曲,心里装着各自的情人,
身披无知做成的铠甲,胸怀财富筑起的自负,
二十岁的加图们胡乱行事,
昏昏无所求。《裸露的玫瑰花盆:揭去面纱的法国国会,1789》
    初看《国家精英》书名时脑海中的初印象为该书大体可能是在讲解国家精英形成过程和体系,但是在看到引言语时,感觉到这本书并不是单单的讲述某一精英形成体系,而是在于揭露阶层固化、暗含在教育中使得社会出身继续发挥作用的背后体系。毫无疑义,不管是当时还是在当下,总是会存在人们口中的“好学校”和“差学校”,在教育的过程中学生们被潜移默化地贴上了各种教育经历的标签,而这种标签又会对于学生群体产生作用,推动在这种场域中的学生整体不自觉的向这种标签看齐,教育分割线也就越来越明显,而众所周知,在学生小时候进入所谓“好学校”的能力大部分并不是由学生自身努力获得,而是家庭之间,阶层之间,财富之间的力量。会考标准对于所有学生都是统一的,看似平等的竞争机会其实早在学生漫长的受教育过程中已经慢慢变得不公平,竞争平等的面纱下隐藏着阶级固化和劝退下层阶级的面目。
    教育真的公平吗?前不久火爆全网的一句话“寒门再难出贵子”,一出现便迅速流行开来,到底是因为它戳中无数人的内心还是遭到无数人的反驳呢?在从小到大一场场选拔型考试中,对于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和富裕家庭出身的孩子一视同仁、相同标准,实则已经做到大环境下的相对公平。这无疑也体现出制度优势。教育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从我国封建时代的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西方早期的骑士教育、教会学校,教育一定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我国的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所以教育的功能弱化其划分阶层,更多在于启迪民智、培养公民。反观西方制度,从封建王朝过度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为一个国家的少数群体,其颁布的律令更多也在于维护其统治和保持阶级鸿沟,所以其教育体制当然也表现出赤裸裸的冷酷,双轨制和昂贵的学费无形之中使得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看似公平、开放的教育海平面下隐藏着深不可测的马里亚纳海沟。


2021.5.11—2021.6.20
【书单】
《为社会学辩护》
《现代性的后果》
《疯癫与文明》
《词与物 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临床医学的诞生》

《临床医学的诞生》、《疯癫与文明》:
    医院不仅由于自身构成一个封闭、污染的领域而制造出疾病,而且在它身处的社会空间里制造出更多的疾病。这种隔离原本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却使疾病易于交流,使之无限地繁衍。
    给病人创造一个单独的空间,其结果就是以一种含混而笨拙的方式来保护和维持疾病。当人们放弃这种做法时,疾病相生、贫困加剧的链条就被打破了。
    随着启蒙运动的到来,死亡也有资格接受(理性的)光芒,变成哲学精神的一个对象和知识来源:“当哲学把它的火炬传送给有教养的人们,它就最终允许人们把搜索的目光投射到人体的僵死残存物上,而这些曾经是蛆虫食品的狼藉残存物就变成了最有用的真理的丰富来源”。尸体由此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嬗变:对幽暗的敬畏把他判给了腐烂过程和阴暗的毁灭;在只有冒犯才能揭示它和把它置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大胆行动中,尸体成为真理图像中最明亮的因素。在原先钻出幼虫的地方吐出了知识之丝。
   但是,这种透明的普遍化形式却留下一块晦暗之处,即语言的地位,而语言是要素体系中最不可少的要素,它应该是它的基础、它的证明,同时又是它的灵敏工具。这种缺陷——孔狄亚克的逻辑中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就使得许多旨在掩盖这一场域的认识论神话乘虚而入。但是这些神话已经把临床医学引入一些新的空间。在那些空间里,可见物变得越来越浑浊,目视面对的是模糊不清的物团、无法辨识的形状以及黑色石头般的肉体。
    随着临床医学的发展,医院这一体系也在逐渐的的完善,病人们被集中安置在医院这一单独的空间,在有效避免传染的同时,却使得疾病易于交流,使之无限地繁衍,医院所处的社会空间里会出现更多的疾病。但是,这种分类隔离治疗方式能够将疾病控制在小范围内,减少了大规模的传染病出现机率。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在研究疾病的同时,疾病也在不断的发展进化。虽然现代医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从以前所谓的重症中恢复过来,但是人们也在面对着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新型疾病,疾病的种类和症状变得更加复杂,现代化的发展与疾病是相伴相随的,人类索取自然取得的利益和自然反馈给人们的灾难、疾病都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快速发展变迁的时代中,人们是否还记得当初发展的初心呢?整个人类社会仿佛是一台机器,最初是人类推动着机器的前进,但是当机器高速运转的时候,人们是否还能有力量继续操控机器,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呢?
    不可否认,分类医学确实促进了人们对疾病分类的了解和研究,促进了各种专门治疗药物的出现,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在分类医学中,疾病具有与生俱来的、与社会空间无关的形式和时序。疾病具有一种“原始”性质,这既是其真实的性质,又是其最规矩的路线;它是独立存在的,不受任何干扰,它显示了自身本质如同植物叶脉的有序脉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也就产生了西医难免遇到的发展瓶颈,即它没有认识到疾病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其特定部位产生的问题不一定单纯是这一部位的损坏,其治疗只见其表而未见其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通病也是随着分类医学的发展而来的。反观中医,自古就讲究阴阳结合,五行相生相克,将人体看作一个整体来把握病情,其更有利于治标治本。但是中医的发展体系和分类没有西医完善,前者治疗的内在逻辑不能够像后者那样完全可以用机理和数据公式表明出来,所以遭到部分人的不信任。中医有着上千年的发展历程,而西医有着精确的实验数据,所以就引出一个问题:当今时代,在时间和数据之间,究竟应该如何选择。
    虽然临床医学发展至今,其体系逐渐完善,羽翼日益丰满,各种先进的医疗设备与详细的分科治疗已经深入人们内心,让普通大众对临床医学百般信任,但是不知不觉中人们的生活被数字所支配。大数据、精算师等职业不断涌入人们的生活,临床方面的科研成果也在利用精确的数字准确率述说着高效的治疗成效。不错,利用大数据确实能够让大家看到其成效的治疗效果,但是殊不知正是大数据无形之中让大众的个性被逐渐抹平。我在此不是质疑大数据的不准确,而是反对对于大数据的完全膜拜状态。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医疗治疗成功率都是利用大数据表示出来的,在就医问诊时,人们当然希望自己也是那治疗成功的大数据中的一份子,谁也不想成为个例。但是,大数据真的有如此之完全准确么?难道说,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只有从众才是唯一选择?不能另辟新径取得成功?难道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一味听从育儿专家的指导,就一定都能培养出天才少年?可见,大数据只能起到辅助性作用,真正的主体还得靠人们本身。同样在临床医学中也是如此,任何完美无瑕的手术都可能存在风险,我们正处在一个风险社会之中,科技在带给我们便捷的同时无形中人们自身也在承受着背后的风险,只不过不同于科技大爆炸前的时代的是,这一风险被大数据掩盖在一片安静祥和之中以至于大家没有察觉到。临床医学的诞生是靠着大数据堆积出来的,在其背后同样也存在着像治疗精神病患者采取的电击、长时间浸泡等带些违背人道主义的做法,这种疗效的产生是有其内在科学依据还是依靠患者对其手段的惧怕导致的暂时隐忍发作呢?科学这一词如今虽然已经步入寻常百姓家,但是又有多少人是真正的正确对待科学呢?头条百科中这样解释科学:科学,是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知识系统,是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但凡是知识就会有其严格的适用范围和框架,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化,外在条件总是会变的,所以科学也总会有相对的局限性。用这种态度认识科学之后,方才能持有平和心态面对生活。


2021.04.11-2021.05.11
书单:《失控的世界》
《社会的构成》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为社会学辩护》

《失控的世界》:
        作者在谈论现代性时,认为传统与现代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如果由于一套既定的符号或实践是传统的,就认为它们一定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那就完全错了。时间的持久性并不是定义传统的关键特征,也不是定义越来越与传统混合在一起的风俗习惯的主要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作者认为传统并不是一定要消失的,认识到现代社会需要传统,这是完全理性和合理的。我们不应该接受世界应该废弃传统的启蒙思想。传统是必需的,而且总是应该坚持,因为它们给生活予连续性并形成生活。传统可能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而受到保护,而且这种非传统的方式可能就是它的未来。
        作者以“原教旨主义”为例,说明传统与现代的紧密关系。作者先说明原教旨主义并不是人们认为的一直存在,而是受到全球化影响而产生的。原教旨主义既不同于狂热盲信,也不同于威权主义。原教旨主义者提倡回到基本的圣经和经文本身,认为应该逐字逐句地阅读经文。原教旨主义给原来的传统卫士带来了新的活力和价值。原教旨主义指的并不是人们所相信的东西本身(如传统),而是为什么他们相信它或者他们如何为它辩护的。原教旨主义并不限于宗教方面。原教旨主义也并不主要是指更传统的文化对西方的抵制,即拒绝西方的颓废。原教旨主义就是对世界的和平与持续所依赖的对话的拒绝,而且从无歧见和异议。最后作者发表自己对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我认为,无论原教旨主义采取什么形式,如宗教的、伦理的、民族主义的或者直接的政治形式,把原教旨主义看作是有问题的都是正确的。原教旨主义有可能与暴力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世界主义价值观的敌人。
《社会的构成》:
       这本书作者从最细微的视角出发,从人的能动作用出发首先分析作为行为主体——人的相关动作入手,区分“有意”与“无意”的不同之处,然后分析人的日常社会接触和人格连续性的行为者在持续性再生产中生成的社会制度。
       文中作者对功能主义给予了一些批评。作者首先论述了威利斯的以学校非正式群体为例的案例:学校那些“小子们”在学校里一味作对的行为方式使他们想离开学校去工作。而工作会使他们实现久已向往的经济独立。除此之外,他们并不指望工作还能带来什么类型的报酬。他们在学校环境里发展形成的攻击性的玩笑文化十分类型车间文化,而他们离开学校后往往会步入这样的工作场所。这些孩子发现自己能够适应车间的生活,对于自己所获得的有限生活机会,这些孩子“似懂非懂”,这便产生了具有讽刺性的意外后果。而恰恰是这种后果,积极维持了那些参与限制他们生活机会的条件。看上去文化的典礼正好持续到将他送进工厂封闭的大门。或者,在今天更常见的是,使这些年轻人陷入一种比长期失业或半就业状态的生活。
        假如我们用一种功能主义的方式来复述威利斯的发现,那就会成这个样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教育具有将个人配置到职业分工体系中各个位置上的功能。”但是运用“功能”这个术语可能会引起误导,因为这意味着“不得不”是指某种需求,而这个需求正是社会系统的特性,以某种方式产生了一些力量,从而导致某种适当的(功能性的)反应。人们设立那帮“小子”所在的教育系统时,认为它的目的是促进机会平等。而它的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是维持了流动壁垒 。但教育部或者国家的其他领导机构并没有计划这么做。如果这些机构真想这样做,由铁腕的决策者深谋远虑地安排教育,以维持阶级体系,那么这一过程会和现状大不相同。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有的现代教育系统都包含了反思性调控的努力,这些努力所导致的后果又会对那些制定教育政策的人施加反作用。
        至于“小子们”的态度和行为,当然不是他们自己完全凭空创造出来的:他们借助了自己校外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同时还借助了整个工人阶级共同体在历史上形成的经验积累。那些偏离了学校环境中的规范和预期行为的孩子,有能力利用这些经验财富,改造其中许多内容,以影响学校环境。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参与再生产了那些范围更广泛的情境中的各种特征,但他们是以创新而不是机械的方式来参与的。根据规定,所有学校都必须向孩子们提供就业指导。就业指导主要是受心理学理论和心理测验的影响,在学校内部还是很受重视。威利斯指出,就业指导虽然笼罩着一层人人平等的光环,但还是强烈地反映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志向抱负。这些“小子们”取笑或者漠视就业讲座所发的那些材料。但这种反应还不仅仅是一种否定的反应,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洞察了工作的真正特性,而那些听话的孩子还死不认账。不过也许“小子们”真的有这样的洞察力。听话的孩子不得不“费劲地”学习,求得文凭,因为他们不知道投机取巧的窍门。要想在职场上混下去,需要胆量,能够决断,还要善于把握良机。我们不难看出,正是他们从工人阶级既有的劳动环境中耳濡目染并加工发挥的那些观点发挥了作用,使得这帮“小子”逐渐深陷他们离校后面对的那些环境。这些特性使行动者的教育优势可以兑现成分化的职业位置。有一些比较直接的方式,有钱就可以转变为教育优势,而教育优势又可以转换成优势职业位置。因此,私立教育可以用钱来买,而接受私立教育的人比那些受公立教育的人更有可能谋得收入较高的职业。但是,在绝大多数时候,货币、教育优势和职业位置之间的转换,所涉及的再生产循环通路都远为复杂。
不妨让我重申一下前面对行动约束的论述。首先,不管什么人,如果不是已经受到某种力量的“吸引”,约束就不会“推动”他去做任何事情。换句话说,即使限制行动历程的那些约束十分严格,我们的说明也应该蕴含着对有目的的行为的描述。
       布东曾经用一种与此大体类似的解释,来研究教育和社会流动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大大扩张。随着教育水平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和他们的学历的不相称的工作,也就是说,要是以他们所干的工作的正式要求来衡量,他们的学历明显过高了。这就导致了受挫情绪。布东指出,短平教育的失败可以从与囚犯困境类似的角度来理解。学生们意识到他们接受这种教育可能会面对哪些后果,从而作出了理性的选择,导致了这种次优的结果。
       学生所作的选择和囚犯困境取决于同样的事实,即每个人在选择时,都知道其他人也在根据同样的可能作出选择。学生实际上是通过长期教育,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机会,即使有些人可以通过选择短期课程以获得更多的好处。


2021.03-11-2021.04.11
书单:
《第三条道路》
《民族——国家与暴力》
《超越左与右》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超越左与右》
吉登斯在开始便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党政治现象: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由于其本身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们各自的反面。吉登斯为读者勾画出一个“反思的现代化”或“后传统社会”,他把这种后传统社会称为“全球世界主义秩序”。吉登斯写道:“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完全后传统社会的第一代,后传统这个词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后现代”。后传统社会不是单一民族的社会——我们这里要说到的是一种全球世界主义秩序。吉登斯的所谓“全球世界主义”,其基本内容就是他讲的“重构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这六点框架的主要内容是:(1)修复被破坏了的团结,即重构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关系,修复被极端利己主义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2)从左翼和自由主义的解放政治转入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政治”,关注人类在一个开放的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如何生活的问题;(3)结合反思社会的出现,推行积极的信任,提倡一种能动性政治,使个人与团体、国家与公民社会建立起积极的信任关系,以便解决贫困与社会排斥问题;(4)在全球化和反思的社会秩序中,克服自由民主制度的缺陷,建立一种对话民主的社会制度;(5)为建立一种积极的和反思的福利国家做好准备,并将其与解决全球贫困联系起来;(6)通过对话解决包括战争、价值冲突和性暴力等在内的各种暴力问题。他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方案,在左翼与右翼、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社会工作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种融合。不仅如此,他还把社会团结和稳定、生活和生存问题、民主和对话以及反贫困、反暴力等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构想,也是很有价值并具有时代意义的。

在分析政治激进主义的减退消亡后,作者认为更新过的政治激进主义在绿色观念和生态理论中还存在。布克琴认为,通过生态运动,激进运动能够得到拯救,甚至可以被深化发展。数世纪经济“发展”带来的大部分成就已经被人类与自然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态恶化抵消了。一个生态社会就是生态圈的平衡和整合将作为本身的目的得到保护或保存。这样的社会会推动人类团体以及自然中的多样性。他主张把权力大幅度地下放给地方、自治社群。这样做的基础是“小规模”的技术,“植根于生态学和无政府主义提倡的客观价值之中的伦理整体论”将成为这种行动的指导思想。绿色哲学既不是明确的右派,也不是确定的左翼,它们抵制主张所有事物都能够向更好的方向转变的进步主义,但是同时拥护某些其意义无法在社会主义的常规框架中产生的激进主义。从这种事实中我们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应该根据它的表面价值接受绿色政治理论,这种理论既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解决它们的方法。当然,存在着多种版本的绿色政治哲学,而且它们彼此间并非一致。

作者认为西方富裕国家不应将自身的发展模式全盘引入贫困国家之中以期待实现贫困国家的发展。“似乎没有一个人认为富裕的西方福利国家在未来要向世界上的欠发达地区学习。”作者认为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要实现一种彻底的福利政治就要从受到最严重剥夺的国家那里汲取许多教训和经验。现有情况下,大多数标准北方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现有的安排中汲取的。今天第三世界的资源和当初殖民地时期一样廉价,而且不用支付管理成本。一项更加彻底地改革方案,如果是从第三世界而不是第一世界的目的出发就必须打破这种僵局。新的方案必须解决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问题。这肯定是对现代性的挑战。基于此,作者提出了“可供替代的发展”这一观念以期解决这一问题。“可持续发展”不是集中控制经济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后者被逐出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发生在工业化世界的事情已经证明它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使问题更糟。它也不会是从其中推论出的一系列方案,它将是从一些地方或者许多地方的既有政策和活动中汲取营养的一种能动性的政治方案。

《超越左与右》

吉登斯在开始便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党政治现象: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由于其本身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们各自的反面。吉登斯为读者勾画出一个“反思的现代化”或“后传统社会”,他把这种后传统社会称为“全球世界主义秩序”。吉登斯写道:“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完全后传统社会的第一代,后传统这个词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后现代”。后传统社会不是单一民族的社会——我们这里要说到的是一种全球世界主义秩序。吉登斯的所谓“全球世界主义”,其基本内容就是他讲的“重构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这六点框架的主要内容是:(1)修复被破坏了的团结,即重构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关系,修复被极端利己主义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2)从左翼和自由主义的解放政治转入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政治”,关注人类在一个开放的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如何生活的问题;(3)结合反思社会的出现,推行积极的信任,提倡一种能动性政治,使个人与团体、国家与公民社会建立起积极的信任关系,以便解决贫困与社会排斥问题;(4)在全球化和反思的社会秩序中,克服自由民主制度的缺陷,建立一种对话民主的社会制度;(5)为建立一种积极的和反思的福利国家做好准备,并将其与解决全球贫困联系起来;(6)通过对话解决包括战争、价值冲突和性暴力等在内的各种暴力问题。他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方案,在左翼与右翼、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社会工作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种融合。不仅如此,他还把社会团结和稳定、生活和生存问题、民主和对话以及反贫困、反暴力等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构想,也是很有价值并具有时代意义的。

在分析政治激进主义的减退消亡后,作者认为更新过的政治激进主义在绿色观念和生态理论中还存在。布克琴认为,通过生态运动,激进运动能够得到拯救,甚至可以被深化发展。数世纪经济“发展”带来的大部分成就已经被人类与自然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态恶化抵消了。一个生态社会就是生态圈的平衡和整合将作为本身的目的得到保护或保存。这样的社会会推动人类团体以及自然中的多样性。他主张把权力大幅度地下放给地方、自治社群。这样做的基础是“小规模”的技术,“植根于生态学和无政府主义提倡的客观价值之中的伦理整体论”将成为这种行动的指导思想。绿色哲学既不是明确的右派,也不是确定的左翼,它们抵制主张所有事物都能够向更好的方向转变的进步主义,但是同时拥护某些其意义无法在社会主义的常规框架中产生的激进主义。从这种事实中我们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应该根据它的表面价值接受绿色政治理论,这种理论既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解决它们的方法。当然,存在着多种版本的绿色政治哲学,而且它们彼此间并非一致。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从这本书中主要了解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在此只作知识梳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上,从一开始就有三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取向,一种是以孔德、斯宾塞等社会学创始者为代表,并经古典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涂尔干发展后日趋成熟,他们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遵循着同样的方法论准则,都可以用普遍的因果律加以说明。社会学这门学科只有在认识到把社会事实当作实在的物来研究时才能诞生。因此,在理论取向上,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模式,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并由此开创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传统,且在很长时期里成为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另一种是以韦伯等古典社会学家为代表,认为社会现象有其独特的性质和规律,绝不能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而应确立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因此,韦伯将社会学的任务规定为试图对社会行动做出解释性理解,并由此形成了人文的、理解的社会学理论传统,且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批评与抨击。第三种则是由马克思开创的批判主义社会学理论传统,认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任务和作用就在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检视,其基本特征就是不断强调社会学批判的、革命的性质,强调理论和理论家在改造、变革现实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反对那种旨在维护、修补现存社会结构的单纯解释性的“科学”研究和把现代工业社会的既定现实当做合法的做法。主张以辩证的“总体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现实,即将社会现象置于社会的与历史的总体过程中,从它们在社会的与历史的总体过程当中所具有的地位与作用来确定它们的性质、意义,来考察它们的产生、变化和发展。
[ 此贴被郭华豪在2021-11-27 16:50重新编辑 ]
Posted: 2021-05-12 09:02 | [楼 主]
李碧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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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棒,加油,来催更了
Posted: 2021-10-20 12:40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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