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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致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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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致浦读书报告 III (更新至2022.04)

=============2022.04=====================
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创作完成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对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反思基础上,米尔斯对社会学研究发展的未来进行展望,对于新兴研究者也提出自己的期望。

一、社会学的想象力:为何与何为?
相比于传统社会,当今世界发生了诸多结构性的变化,这种非个人性的变化将会更为深刻且持久地影响着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然而,现代人在私人生活中往往没有建立或没有意识到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信息和理性思考能力,更需要的是一种心智品质来解决个人担忧和焦虑。吉登斯将现代人的这种普遍的焦虑归为:反思性现代性条件下,焦虑产生于个体去超前思考及预期与当下行动有关的反事实的未来可能性的能力和必要性。应对这种个体的焦虑依赖于某种心智品质,它能够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米尔斯将这种能力称为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学的想象力为何?”,在米尔斯看来,这种想象力也是一种视角转换能力,从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从某一学科到另一学科、从自己视角到他人视角,并观察两方面之间的联系;
为了回答“社会学的想象力何为?”的问题,我们需要明确,想象力的成果之一是:在当今时代,任何人只有将个人的经历放在社会历史发展序列中,知晓相同境况所有个人的生活遭遇,才能理解自身的命运从而把握时代机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使命与愿景是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和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两者的联系。显然,经典社会分析家们均对此进行积极回应,他们充满想象力的探索要求自己不断提出并回答三类问题:①社会的整体结构、组成要素和形成秩序为何?②从历史和人类进步的角度如何看待此类社会的基本特征?③该社会下占主流类型的人及被形塑的“人性”为何?想象力的另一成果是区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前者涉及个人生活经历和有限的社会环境,后者则要在整体的历史社会的各项制度中考察。依托纯粹私人领域的方法无法解决结构性议题,而个人的问题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要理解许多个人环境的变化,我们要超越这些变化看待他们,要想清楚地认识并且敏锐的运用它,就要从大量不同的环境中捕捉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因此,在面对愈加复杂的结构和联系中,为了保持清明,人们就必须要具备这种想象力。米尔斯所处时代的“焦虑”是个人困扰,“淡漠”是公众论题,制度更多地干涉个人生活选择和质量提高,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社会科学越来越成为时代文化共同尺度,社会学想象力越来越成为珍贵的心智品质,米尔斯质疑了旧有的共同尺度(物理学的文化涵义)并且以明确社会科学对当时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为成书目的;
社会学研究工作有三个主要发展方向:①以孔德和马克思、韦伯、斯宾塞为代表的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理论;②以齐美尔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者的“人与社会本质”系统理论;③倾向于对当代社会事实和问题经验研究的社会学。社会学的独特性可被理解为是对这几种传统趋势的偏离,但它的前景仍然要通过这些趋势去理解,社会学的传统完整载负了整个社会科学前景,并部分实现了它。实际上,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发生很多偏向。

二、批判:社会研究中的诸多偏向
第一,批判帕森斯为代表的宏大理论;米尔斯总结了帕森斯《社会系统》的重要思想,通过一种完全理解概括解释将帕森斯的抽象语言具体化,研究宏大理论概念组合和分解,通过对帕森斯标准和约束、共同价值和社会期望解读进而概括了《社会系统》全书大意:在社会系统中,个人彼此参照进行行动。这些行动基于共享的价值标准(以得体、实用的方式行为的标准,也可以称之规范)而十分有序。依照规范行动的人在相似情况下往往会做出相似的行为,体现一种具有一定结构的社会规律。米尔斯陈述自己观念,将社会规律看做一种通过社会化和社会控制来达到目的的社会均衡,对于维持一种社会均衡下仍有不守规矩社会成员时,作者建议做一项经验研究来发现问题;宏观社会理论家往往立足于一般化思考,在解决问题时没有于不同抽象层次来回穿梭,尚未回落到历史性和结构性的特殊社会情境,所以往往具有不现实性,在其句法结构上浑浑噩噩,构造一种“分类体系”,而不是努力系统地、清楚有序的方式定义手中的问题,并提出现实问题解决方法。在名词定义是往往具有隐含意义,实际上是在建构一个概念王国,让社会学家关注点成为专门化领域。帕森斯通过定义,把所有制度性的结构转化成一种道德领域,更确切地说是转化成一种符号领域。帕森斯称的“价值取向”和“规范性结构”的东西与合法性支配符号有关,符号通过社会相关性与心理相关性成为人们排斥或服从某一权力安排的合法性基础。米尔斯认为,帕森斯基于美国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构想了价值取向的规范性结构不合理,他认为建立在符号基础上的“规范性结构”具有相对独立性不是准确和可信的。共同价值建立在证明了制度正当性和人们制度性角色扮演的社会价值前提下,也就是掌握了制度新秩序合法性,才能加深我们的理解,而帕森斯一开始掌握这一价值,并以此来解释社会构成和统一性。在另一个极端社会存在,人们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放弃规定角色,却也不享有支配者价值,这种强加的纪律下,也不一定破坏社会结构。这也证明,“规范性结构”的建立对社会整合不是必须的。对权力结构维持和发展,权力很轻易实现,对于意识形态只是权力合法性辩护的手段。米尔斯提出人们丧失了对主流价值的忠诚,又没有获得新价值情况下对权力冷漠。帕森斯的“权力等级”企图通过角色期望互补性假设权力合法性已经获得,而忽视了社会冲突存在,这种观点企图理想化和排除社会变迁和历史因素遗留下来的差异性和冲突可能。帕森斯的宏大理论没有对一个现实问题做出本质性的陈述,而所做陈述充满判断意味,他的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来弥补社会变迁和冲突说明的不足,为了求全而导致内在理论相互矛盾。对于社会秩序建立方式来看,米尔斯认为不应该通过高谈阔论作为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应当对不同文化制度性秩序进行经验研究从而做出比较全面的结构化解释,不存在让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统一性的“宏大理论”和普遍性的体系,对于社会秩序问题答案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帕森斯的“系统性”的东西没有用于更精准完整的表述可以为人们认识到的重要的问题,而是脱离了具体、经验和实际的空中楼阁。如他在注释中所言:帕森斯《社会系统》中的一半是晦涩的用词、四成是教科书式社会学,余下的是意识形态的运用。
第二,批判抽象经验主义研究;作者认为抽象经验主义也试图逃避社会科学的使命,如同宏大理论盲目崇拜概念,抽象经验主义也引致了方法论的抑制。如果没有结构情境,采取一种舆论研究的抽象经验主义者的视野和术语就没法被用作阐述社会科学问题。涉及到“政治研究”问题时,抽象经验主义者不大接受这些东西。作者认为,抽象经验主义研究者们固步自封于自己的认识论里,注重研究细节,而缺乏对细节形成的规范形式的足够关注。抽象经验主义特征并不体现在那个实质性的观点或理论,不根植于新概念和社会事实上。抽象经验主义研究区别于传统研究,这种研究风格与行政相随,其学术特征在于利用科学哲学来辩解其实际研究的不足。这种科学哲学有根植于致力于建构认识论的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导致其抑制,没有应用传统社会学的经典研究方式,而是借助自然科学哲学进行了权宜性修改。方法专家通过方法论的抑制来实现自己的专业化,从而助长了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化进程,这种专业化仅仅基于对方法的应用,而不考虑问题、内容和领域。依据拉扎斯菲尔德的看法,社会科学具有其独特的方法论,这就是社会学家成为一切社会科学方法论专家的可能性。社会学作为了一系列专业化“社会科学”的助产士,社会学从“社会哲学家”和“个体观察家”到“有组织、充分发展的经验科学队伍”的转变,需要通过四个转变实现:(1)关注重点由制度史和观念史转到具体的人类行为,避开结构问题,偏爱情境。(2)不单独研究某一事物,而要建立联系观点,把它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米尔斯认为此处更强调统计意义上的理解。(3)研究必须偏向于重复出现的社会情境和问题,例如政党选举等常规事务。(4)注重研究的非历史性,把握当代的研究。由此社会学家兼具科学和行政管理者身份、工具制造者和解释者身份。社会学家通过统计调查促进了哲学向科学的转变。米尔斯批判很多时候作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抽象经验主义研究取得的成果贫乏同时也提出来社会学家研究受到时间和经费限制,往往会为商业和行政服务,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研究风格和研究成果,并指出社会科学基金的独立对社会学研究意义重大。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好对盲目、无资料建构的理论进行经验研究的检验,不能作为哲学的粉饰,但也不能将结论作为对统计或其他形式信息的回应。在经验研究中得到的是信息,将具体的经验研究作为更大的学术体系的检验点十分重要,也有利于发展处大批经验成果。为了弄清楚结构问题,我们需要一种视野开阔的多的经验主义,而抽象检验主义会回避系统的研究历史,拒绝比较,着眼于小规模区域,并且趋向于心理主义。在一般的抽样调查中如果受到客观条件限制,得不到结构性的信息,就要适当的从历史导向的研究中获得。作者认为任何一种研究都是由思想来推进,并且由事实来限定的,对每一个社会研究应该进行敏锐的检验。我们尽可能在研究中保持精确的态度,但不要墨守成规,受到方法论抑制,注重统计仪式的学者拒绝评论社会,但是“事实”范畴易变性希望我们有有活力的思想来支持研究。
社会学研究问题与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内部所发生的事情有真正的相关性,存在逻辑上的关系,从总体观察到深入研究必须要回应时代问题。不能教条式地运用和过度倚重理论和方法某一端,否则学术将一无所获。如果只有宏大理论表现出来了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以及抽象经验主义所表现的形式的、空洞的精巧,使人们确信对人类社会知之甚少,这时候经验研究就体现出了可贵性。我们介绍了各有偏重的宏达理论研究和抽象经验主义研究后,经典研究也成为米尔斯批判的陷阱之一,它反复阐述实质问题、完整回答的方式进行研究,忽视了概念演绎和理论关照。
第三,批判形形色色的实用性和科层制;这两部分主要针对美国社会学研究中的各种偏向,集中在四五两章分析;首先,米尔斯提到了自由主义实用性,诸多美国学者受自由主义政治风气的影响,强烈倾向于研究经验性的细节和情境问题,着重于分散关注点。将某一社会事件起因归于大量、分散而细微思想,由此陷入自由主义实用性的视角,此类视角往往迎合了一定程度的权威,成为一种道德化的情境社会学。例如,“文化滞后”为进步主义者所青睐,他们往往关注问题忽视评价,缺乏对利益团体和决策者所处地位的考察,过滤掉政治意义,进行零碎化运用。他们看来是“问题”的往往是符合美国中产阶级期望规范的;除了上文中的老的实用性,还有好几种新的实用性,例如工业关系中的“心理学化”以提高生产率,在作者看来,自由主义实用性往往是空洞的,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常常是一种政治宣传,重在将失调转化为调适。相对而言,新实用性则服务于制度,社会学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服务于决策者而逐步技术专家化,非政治化,科层化,削弱了学术创新力;社会学在实际发展中沾染了科层制气质,具体表现为:①将社会调查每一步都标准化和合理化,学术操作过程科层化了。②如此学术操作使得对人的研究集体性和系统性的,发展与公司财务部门一样的合理化的例行规范。③研究小组成员培养新的心智品质,包括政治和学术两方面。④涉及到科层组织服务对象的任何目的,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原组织的政治观点。⑤促进原科层组织效率、声望和普及程度的提高,由此,科层制气质渗透进入文化、道德和学术生活领域。在这一部分,米尔斯通过教育、就业、科研、政治、社会管理、学院派系等诸多方面控诉了社会学的依附性对社会学想象力的养成带来的重重阻碍。米尔斯对大学的分析一针见血,研究发起人、学术新手在科研过程中分居不同的位置,在分工的原理下从事不同的专门且细致的工作,后者中缺乏背景的学术新手因过早地服膺于学术体制,体现出心智局限性。在大学机构,学术政治俨然混为一体,官僚主义作风、学术派系林立、声望竞争激烈、为求升迁而迎合权贵等取代了象牙塔的真实纯粹,风气恶化。
米尔斯看到了自己所生存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类生活的多样性,主张以变迁的宽阔视野,剖析大的历史背景,关注组织各种社会情境的社会结构。相比于学科间的细密分工,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研究亟待借助于多学科视角综合推进。结合历史溯源、贯穿个人生活历程的现实制度和对个体所扮演角色所做考量才算得上是综合性分析,这种方法才能体现出研究者的心智能力。在米尔斯看来,社会科学家更多地作为他们所处时代的独立研究者而非统治者或其僚属,需要将个人困扰转化为可供理性探求的社会议题,他们必须扮演好这种角色。

三、立新:激发社会学的想象力

除了上文提到的米尔斯着力批判的东西,他也给出了合理的建议并给出帮助读者激发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方法,并为研究者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米尔斯在书中提到了治学与读书的方法,就学术创新而言,他认为应当养成良好的阅读和记录习惯,在阅读有价值书籍时要做大量笔记;在遇到问题时,要建立大量的学术档案,把个人体验和学术活动结合起来。学术新手要尝试不停地列出论题,不断记录和修改学术档案,保持学术目标明确。建立和维护学术档案的过程就是米尔斯所说的学术生产的过程,我们应当发挥想象力,以使学术档案从模糊到清晰,将学术与个人生活结合起来。
第二,如何激发社会学的想象力呢?作者给出以下见解:①重组学术档案是一个途径,需要清理毫无关联的文件夹,将其内容混在一起,然后重新分类;②以游戏的态度对待不同论题的短语和句子,放飞你的想象力;③在既有分类的基础上,寻找一种新的分类是引致富有成果的进展的开始,造成交叉分类的习惯。在这一过程中遵循简明性和系统性的要求;④思考另一极来更好地洞察你所关注的问题;⑤想象力的释放有时以通过故意颠倒你的比例而获得成功,这就要求我们在交叉分类过程中,使用是否形式来思考某事物的极端面向;⑥善用比较研究帮助组织历史资料;以上几点是米尔斯结合切身体会给出的建议。
第三,米尔斯认为研究者应当相对独立地决定自己所研究的问题,不让官方阐述公共论题或个人困扰决定自己的研究,保持自主权于科层气质的保守主义实用性和道德多元的自由主义实用性中。他也反对学术研究中的装腔作势行为,在社会学研究者中存在着一些信仰自然科学的人,他们痴迷于探寻社会学的科学性,在研究富有生机的人类社会时,高度依赖并建立了呆板的程式,崇拜方法和技巧,这正是米尔斯痛斥的行为,极大地压制了想象力的发挥;当然也有在毫无必要情况下以晦涩语言和繁复术语来表达观点的作家,米尔斯认为这种行为必须确定能增加表达的准确性和清晰度的前提下发生,有助于扩大感受力范围,而非故弄玄虚;在研究过程中,以历史的真实性而非主观臆想为有力例证的充分条件;突破小情境研究,关注各种情境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可以选取适合情境进行细节研究,但务必从理解情境和结构间的相互作用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善于对世界上曾有或现有的各种社会结构进行比较以实现充分理解;始终关注有关人性的一般观点,这样有利于补充并形成你对历史、人物交叉的社会问题的看法。将人看做社会和历史的参与者而非孤立的部分去理解,这将有助于分析人类社会形成的方式。以上观点均是米尔斯面对美国社会学的问题提出的自己的看法,在今天也有很强的适用性。

四、思考

通过对社会学想象力部分内容的阅读,我发现用社会学想象力的观点解释现代社会的部分现象具有可行性和重要性。其实现代社会是建立在迪尔凯姆所说的有机团结上,在社会这一架构方式上,个体间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合作化关系。中国问题中所说的冲突往往是在这一承认个体地位和价值为主流观点的社会上形成的一种建立在权威上的服从,建立在信息可获得性的差异化的冲突和社会对其成员生存的强大向心力的三重作用下。举例,医患关系是建立在病人对疾病信息和治疗方式的不清楚前提下,形成了对医生专业地位的服从,这种服从也为医生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铺平了道路,医生对于高额提成和奖金的追求是其理性行为,这种奖励的实现也是个体价值的体现得到社会认可。所以医生为了达到目的多售无关紧要的药物和多做无关紧要的理疗也是道德约束的无力性的体现,整个过程中是理性和个人价值主导的,这样进入了第二阶段,也就是从个人层面进入制度化层面,信息获得的差异性导致病人理性的局限,包括就医、选择药物、理疗的信息缺失,导致了病人对医生形成了理所当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认同,这种认同是出于理性和道德的,而事实却不然,这就导致了双方冲突。但是社会对个体的向心力作用下,当个体对社会给予的生存条件在可接受的范围是,这种向心力就从其他领域以一种文化形式对个体重新整合,冲突的内部化解。直到有相当数量个体对权威地位和社会制度进行集群性挑战时,此时社会极有可能通过转型或解构方式完成对组成社会的大部分个体权力诉求的实现。以这种个体层面的权威地位和社会层面的制度设置,最后评判社会向心力是我对现代社会问题的一种初步思考,笔者认为,当代社会的冲突在于个体行为的理性化和权威地位形成的普遍化而引发的。

浅谈西方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

前言
根据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假说:人类思想的第一次爆发发生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中国、印度、西方相互独立地完成了结构相似的文明革命,早期哲学家相继涌现,推动神话时代走向了终结;同样,14世纪的文艺复兴思潮、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和17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相继打破了人类思想中的桎梏,推动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在诸如此类的全人类思想解放运动中,知识分子都充当了重要的历史角色,无论是保守者还是革新者。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知识指数级增长,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被尘封在经典里,翻开经典,都有梦回觉醒年代之感,如品醇酿,回味之时,不觉沉醉。
因此,我为本文设置了如下四个问题:(1)将学术或政治作为志业的知识分子该如何做?(2)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3)如何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去认识和研究呢?(4)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知识分子角色经历了那些转变呢?
带着这些问题,在自己有限的知识基础上,我补充阅读了相关学术经典,以期从中寻觅答案。

一、传统命题:学术与政治

作为欧洲文明之子,马克斯·韦伯有着传奇的一生,他的阅历之丰富令人慨叹。一方面,他先后任教于弗莱堡大学、柏林大学、维也纳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发表过多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作,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另一方面,韦伯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失败后,韦伯与德军指挥官鲁登道夫进行辩论,要求他向协约国献上头颅,以挽回德国荣誉。另外,他也曾作为德国代表团顾问前往凡尔赛参加和平谈判,是一位充满爱国主义的政治学家。每一位知识分子都要面对从事学术与涉身政治的冲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希望从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谈起,或者说,他的现身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对第一个问题作出回应。
在学术为业中,韦伯提到了有志于从教的知识分子将会面临学者和教师角色的冲突,而现代大学同时包揽了研究与教学两项工作,这无疑对刚入职的年轻学者提出挑战。如韦伯所言,在学术过程中,才干可能并非选拔的决定因素,如若遇到晋升不公之时,如何坚守学术志业?如何应对灵感缺乏的问题?面对学问的实用性不足时,如何发掘其内在价值?如何在这个永无止境且自己成果肯定会被后人超越的工作中不断追寻意义?在教学过程中,如何防止将政治立场带入讲堂,避免将自己异化为先知和鼓动者?韦伯指出,政治不属于课堂!以学术为业有如下好处:其一,给我们技术的知识,通过计算而非祈求神灵,崇拜偶像等方式支配我们生活、外在事物和人的行为;其二,给我们思想方法、思考工具和训练要从学问中获得;其三,让我们保持自身理智和头脑清明的前提下,尽到启人清明的职责。生活在“祛魅”时代的理性世界,如果一个人决意以学术为业,那么在他经历过现行制度重重考验后,仍然能以之为趣,满怀热情地献身学术事业的同时始终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在价值多元化时代保持自身的理智和清明。当然,也有的知识分子希望“以政治为志业”,他们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来发挥自己的禀赋,否则就需要通过担任新闻工作者或者党工参与政治,背负着“受雇文人”的心理压力。志业政治家不仅要抵抗诱惑,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克服虚荣心,他们中的佼佼者拥有某种卡理斯玛式权威以防止平庸,本身必须是切事热情的、具有责任感和冷静的判断力。最后,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应当具有将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很好地结合起来的能力,不能以追求某种价值为由不顾行动的悲剧后果。如果可能的话,他也要像学者那样尽量保持客观,运用所学知识形成冷静的判断能力。
韦伯对于理想的政治家和学者的要求极为严格,两者遵循的道德标准亦有所不同,没有哪个知识分子能够同时参与学问研究和政治行动,否则会伤害两种职业的尊严,或者两种职业彼此妨害。韦伯在自己的志业演讲中提到了知识分子在选择学术和政治两条道路时将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例如,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思想独立性与职位依附性;理想主义与现实境遇;思想的整体性发展和专业化分野;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等。这些极富洞见的评述在后来的知识分子研究中被其他学者反复提及并加以验证,历史也表明,实践之帆并非总能在真理之风中高扬。

二、西方知识分子的角色

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充当何种角色呢?两位经典作者带来自己的理解,其中兹纳涅茨从宽泛的定义出发,建立了知识分子角色的类型学;萨义德在知识分子保持批判性和相对独立性方面给出建议,对自由知识分子的角色有所期待。

2.1实然的分类
波兰社会学家F.兹纳涅茨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回应了“知识分子的社会类型”问题,建立知识人扮演社会角色的各种类型,研究支配其行为的规范模式。知识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特定的社会角色,有自己的“社会圈子”,即自己思想的听众或提供服务的受众。后者对各类知识人抱有角色期待,并对其满足期待的程度和实际行动作出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奖惩,给予知识人一定的社会地位,使其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不同类型知识人依此进行分类比较。例如,教士和信徒之间因某种超凡脱俗的宗教价值凝聚起来,前者享有一定的收入、地位和声望,同时也积极履行角色职能,依据特定规范行事。作者将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分为四种类型:①技术顾问:从事实用性知识研究及检验的人,包括工艺专家、技术领导、技术专家、自主发明家。②圣哲:分为保守派和革新派圣哲,以常识为研究对象,通过施加价值判断,以期为本群体、教派所提倡的文化秩序之优越性提供理论辩护。③学者:这部分以神学院到现代大学的时代演变为背景,将知识人分为神学学者和世俗学者,后者包括真理发现者、组织者、贡献者、真理的战士、知识散播者。④探索者:真正在创造新知识的人,事实发现者和问题发现者。
从兹纳涅茨的分析中,我发现:其一,从技术理论到实际应用,从宗教信仰到人文关怀,从理论建构到优化创新都有知识人的身影,人类社会从其始源到其终焉都将依赖于知识的累积所带来的深远持久的推动力。其二,在知识更新过程中的模式化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价值判断和价值中立的关系也有待商榷。其三,作者在分类中当然存在角色界限不清或职能交叉的情况,但总体上给我们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多重角色冲突下的知识人将采取怎样的社会行动值得思考。

2.2应然的讨论
若要论及“知识分子应该是怎样的人?”和“自由知识分子将何去何从?”的问题,著名文学理论家萨义德给出自己的回答: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乱现状的人。因此,他们常常是不受待见的人,是被放逐的人、流浪者和边缘人,如同马克思一样。首先,知识分子应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人,有能力向公众和为公众代表,常常站在正统和教条的对立面,不屈服于权势或传统者的言行,其存在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代表真理,代表人类的良心。例如,知识分子在协助民族社群建立本民族认同感的同时,也是人类普遍价值的维护者,不能罔顾本国的对外殖民史,甚至为所犯罪行进行辩护,知识分子应当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地站在维护公平正义的一方。其次,萨义德非常重视“批判”的价值,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更不愿意从事偶像崇拜等工作,因为在人类进步过程中所有的“偶像”最终都会被打倒的。然后,面对这个专业化时代,政治力量越来越涉入文化生产的全过程,“假装客观”的专业知识分子成为时代主流。自由或个体知识分子面临着专门化、权力集团、自由市场的多重挑战,作者认为可行的方法是成为“业余者”,不为奖赏和职业计划所动,远离名利场,献身于投入公共空间的观念和价值,做到真正的客观,这里有些过于理想化了。最后,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宣扬,代表特定看法和观念、意识形态,期望他们能在社会发挥作用,而非追求纯粹的学问,抽象的科学。因而,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不仅在学术(技术)上有突出的才干,在道德上作出自己的表率,而且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善用语言有效沟通。显然,这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在他努力破除西方人对于东方的刻板印象和文化偏见时得以体现,《东方主义》就是这位知识分子的斗争成果,他的学术人生也是斗争的一生,贯彻了知识分子彻底的真实。

三、“理念人”与美国社会

不同于前文中的广义知识分子定义,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采取了狭义概念,将所研究的知识分子限制为那些“为理念而活”的人,也即“理念人”。探讨近似“纯粹”的社会学类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制度化背景,此项研究不包括他们的远亲——脑力技术人员和专家。作者从生活条件和社会制度出发,分析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然后对工业化的美国社会知识分子生存状况进行了系统考察。

首先,科塞回顾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社会制度的变化,回顾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场所的历史变迁,指出其从“宫廷社会”的幕僚向思想启蒙的主力军转变,从贵族的依附者向独立自由思想生产者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助推身份齐平化和跨阶层交往的诸社会制度是“理念人”出现的重要条件,例如:沙龙、咖啡馆、科学协会、文学市场等,诸如此类的制度允许知识分子实现跨阶层的知识交流和文化生产,打破了知识分子之间长期以来相互分离的状态,密切同行交流,形成学人共同体,迸发创新和思想的火花。而且,他们也能谋得一份职业,赢得受众支持,提高社会地位,过上富足体面的生活。但是,书报审查制度或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出发,控制离经叛道的言论,维护旧制度,打压启蒙知识分子;或是从道德角度出发,对性压制和旧伦理的捍卫,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思想自然交流,然而这中负面的制度条件却促使进步知识分子的反叛,他们结成团体,寻找同盟,积蓄着推动社会革命的力量。
其次,在上文基础上,作者分析了知识分子与权力机构的关系,总结为五种类型:①掌权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革命时期,等到革命胜利后其核心地位被政治实干家取代。②知识分子充当君主的顾问:他们对既有制度存在幻想,希望以温和的改革完善统治基础,促进社会发展。知识分子顾问往往要面临“独立还是依附”的难题。如果依附于君主,他们将成为臣属、专家和技术人员,独立的话无法带来长久的信任与合作。③知识分子为权力合法化而努力:他们积极著书立说,或者发展新学说,或者努力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④权力批判者:在国内时局正常时蛰伏,等到非常事件发生时,他们会自发地团结起来捍卫真理与正义,反对反动政府和封建国家机器的暴力与迫害,例如德雷福斯运动中的知识分子。⑤求助外国者:对秩序的渴望,不满于本国政治或与本国文化格格不入,从时空角度批判国内社会某些方面的腐朽混乱,赞扬异邦社会之秩序与美德。结合上文可见,科塞主张从理念人与权力机构的距离探讨两者的关系。
然后,在对“理念人”做历史分析的基础上,科塞将目光转向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以此探讨知识分子群体的现状和未来。当时的美国社会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现代大学与科研院所林立,知识体制完善,商业传媒发达。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从官僚化的大众社会出发,分析得出“知识分子已成过时之物”的结论,从异化理论、知识分子官僚化、社会分工论角度论证美国知识分子为何越来越少,在缝隙中残存,个体自主性和创新力逐渐被磨灭,取而代之的是发达工业社会大量需求脑力劳动者、技术官僚和各种专家,日复一日地从事高度组织化、程序化的工作。另一些人则看到现代社会多元化的一面,认为复杂社会的精细治理必须依靠社会分工,文化生产领域的分工显著提高了产品质量,个体化社会发展也促进了人民自由选择职业,追求个性,多元化社会加强人们之间自主的文化联结。实际上,这两方面并不矛盾,知识分子群体的境遇也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侧面。
面对不同的看法,科塞对美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发现:传统的自由知识分子日渐减少,影响力下降;相反,学院派知识分子占大多数,体制内的职业收入使其能够不受市场影响进行自由研究,但也面临着晋升压力,专业化挑战,回应学生对技术知识的需求以及面临学术管理者的约束;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具备更优良的实验条件,但是长久以来在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投入不平衡、科学组织对研究课题选择的干预,阻碍具有广博知识的科学人才的出现;那些成为职业行政人员与特别官僚的知识分子在职责方面受到严格规定,他们会与政策制定者发生某中冲突,为政策的推行搜集数据,在科学决策方面发挥辅助作用;大众文化产业的知识分子则被湮没在科层制的分工协作体系中,相比于知识的创新和价值的实现,他们更关注扩展产品销路,在为大众文化服务中逐渐丧失判断力和自主权;
总体上看,作为移民国度,美国知识分子在来源和职业上均有多样性,在地理上分布较分散;知识分子向中心城市聚集的趋势明显,以及多元社会的文化交流增强了文化生产的集中化趋势,政府与大学的密切合作使得许多知识分子被吸纳进入政治体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美国知识分子的最终宿命似乎是被体制“招安”,异化无可避免,关键是该如何保留批判性和公共性,去除各种干扰,保留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四、知识分子的角色变迁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后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知识分子将经历怎样的角色转变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将首先分别引述吉登斯和鲍曼的相关著作来展现学习结果。

从传统到现代,断裂与延续并存,秩序的破坏与重建并举。现代性是指后封建的欧洲建立,在20世纪依然具有世界历史影响力的行为制度与模式。民族国家的兴起成为现代性普遍特征,在吉登斯那里,面对气候变化、福利国家、欧盟共同体等议题上,民族国家始终是重要的行动单元。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教会、手工业行会和地域、血缘共同体带给个体安全感的话,随着现代化的摧枯拉朽,这一使命部分或全部地逐渐移交给民族国家,生活其中的公民也逐渐认同这一事实。民族主义也将成为影响知识分子对国内、国际事务保有某种态度的重要因素,而且在国际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此项的权重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在世界经济和军事的竞标赛中,“人才强国”越来越重要,知识分子的立场多少会受到民族主义影响。
另外,现代社会充斥着不确定性,在自反性现代性条件下,出于维持本体安全感的需要,人们依赖于抽象系统以应对风险。抽象系统又包括符号标志和专家系统,后者是由众多专家构成的知识系统,其运行依赖于信任。吉登斯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理性化的发展,现代社会对于专业知识的需求大大增加,人们在日常决策中依赖于专业知识以趋利避害,摆脱了某位特定专家的代价是增加对同行其他专家或学派的依赖。相比于前现代知识分子或“理念人”,社会分工定义下的专家,是这样一位理性人,他在自己专长的领域具备胜任某一职位的技术能力,社会并不强行将他们与制度化的职业道德、理想信念或某种终极价值强行捆绑,这也是我对二者差异的浅薄解释。专家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对各种现代性风险的合理解释,并控制通往各种隐蔽风险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知识生产者的分工越发地精细化,我们生活在了“人人都依赖于专家,人人都想成为专家”的时代,专家对社会各领域的全面统治已见雏形。上个世纪70年代,丹尼尔·贝尔就预言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指出理论知识作为社会革新合政策制定的源泉,在职业分布上体现为专业与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的特点。专家治国在今天成为了现实,在此不加以赘述。
从现代到后现代变迁中,鲍曼认为知识分子角色经历了从“立法者”向“诠释者”的转变。现代性的展开(社会文明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掌权者的身份也从维护猎场看守者转变为园丁,现代统一国家也随之诞生。这一转变也标志着权力的社会控制的增强,从最初的放任社会生产发展到国家各项事务的统一规划。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归因于公众对于不确定事物的恐惧,需要借助知识来加以根除,用有知识的人自然拥有某种权力。知识求索过程中面临着不确定性的解释与再造,因此,权力与知识的结合成为历史的必然,结果如鲍曼所言:“权力需要真理,绝对的权力需要绝对的真理”。
在知识与权力共生的基础上,现代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角色在前现代向现代变迁中最终确立。启蒙运动一方面带来了理性主义和祛魅的世界,知识分子为建立“理想国度”而斗争,直到他们发现理性主义没能带来预期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另一方面国家极大地扩张世俗权力,对公众进行全面的监视与训导。知识分子“立法者”为国家统治合法性服务,从事意识形态维护、统治政策设计和民众教育的工作。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不确定性得以复归,知识也失去了赖以为生的确定性根基,后现代社会是价值多元的社会,也是现代确定性面临奔溃的社会,“一切知识将建立在流沙之上”。消费社会来临,市场建立新的价值评判标准,众多“宣讲者”的涌现挑战了知识分子“立法者”的核心地位,权威受到挑战,其维护者成为多余之物。“阐释者”因时而生,知识分子还可以在确定性的领域扮演“立法者”的角色,面对多元主义的世界,他们的作用转向解释者,为促进文化交流和共同体之间的沟通而努力。现代和后现代只是两种划分知识分子实践的历史时期,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两种角色在当今时代实际上是共存的。
总而言之,从传统、现代到后现代的变迁过程中,知识分子曾充当过封建领主合法性的宣扬者、专制君主统治下的“立法者”、理性主义的代言人、消费社会的“阐释者”。

结语

本文简单回答了前言部分提出的四个问题,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志业观、社会角色、发展现状和未来、角色变迁等方面做了不充分的考察。叩响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大门,葛兰西、曼海姆、舍勒、哈贝马斯等的著作尚未被总结在内,但总体而言,这次探索是一个好的开端。
在大众传媒时代,我们也经常听闻“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有文化没素质”等诸如此类的说法;也在网络上看到“砖家”“叫兽”“公知”等诸如此类充斥着嘲讽的称谓;也曾为某些学界泰斗的深邃理论和个人品质所折服,对此顶礼膜拜过,不经验证就盲从盲信。当我们观察日常现象并加以思索时,如果能结合已有经典,从中汲取能量,学习思考逻辑、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那将会极大地增强我们的洞察力和思想的定力,这种能力只有从经典阅读中才能逐渐获得。有了思维深度和定力,我们在面对重要议题时才不会成为立场不明的“骑墙派”或肆意宣泄的“网络暴民”。
作为新时代的知识青年,我们都要面临以下的选择:或者着眼于描述和分析社会现象并探究其成因,成为冷眼旁观者;或者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之间来回穿梭以寻觅人生价值,成为社会活动家;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与公共议题之间有天然的联系,什么是个人困境?只需要在个人成长的历史和行为中找答案。至于公众议题,则必须在公共领域发酵,充分地考虑人民群众的意见,吸收他们的实践智慧,需要体制内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中的“业余者”共同协商,有序参与。在我们的时代,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调动群众的力量,面对自由知识分子,务必以慧眼“察其言,观其行”,真正辨别出那些为国为民的理念人。在这个公共领域日渐坍缩的时代,如果能涌现一批“为理念而生”,“为民请命”的公共知识人,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2022.03=========================
监狱:惩罚、驯服与再造

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
——(法)福柯

福柯从惩罚机制研究入手不断抛出问题并予以解答以推进各章节内容,最终为我们展示了监狱形成史的全过程,如其所言,监狱在当今时代业已成为取代其他惩罚方式的一种极为普遍的制度设置。福柯的真知灼见在当今剧烈变迁的社会亦然有很强的适用性,规训形式的多元化发展无一不是体现了控制力的增强,研究建立在以下前提之上:他同时考虑了惩罚的消极机制和积极后果,将惩罚方式视为一种政治策略考察,将权力技术学变为惩罚体系人道化和对人的认识二者共同的原则,探寻科学知识进入法律实践与权力干预肉体的内在因果关系。

一、惩罚权力

(一)惩罚演变

本书开篇便是18世纪中叶在法国巴黎上演的一幕街景:因谋刺国王而获罪的达米安被当众处以酷刑,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在这一时代十分普遍。最早的惩罚权力体现在外在的压制性,你可以在绞刑架和它的“猎物”中体会到这种野蛮的肉体暴力。行刑过程中,司法机构通过在公开仪式上为民众还原部分犯罪细节,引导罪犯其断气前能承认并忏悔恶行,道出全部真相并证明司法判决的公正性。事与愿违,经常性的酷刑激发民众的极端情感,在他们眼中,处决者和罪犯身份倒置了:后者常常会博得群众同情和赞扬。最终,这种名为终结罪恶的政治仪式带来了极为不确定的后果:它从君主利益出发,忽视了底层大众声音,成为点燃公众暴动的导火线。受刑者也铤而走险,借机公开发表“反动”演讲以煽动民众,对抗君主专权。这种君主制下的惩罚权力常常附着于君主肉体,他的个人性决断带来司法不公和诸多特权,与司法独立和公正判决的发展方向相悖。

18世纪晚期,仍然存在着三种主要的组织惩罚权力的方式:①旧君主制下的肉体酷刑,以使用报复的仪式标志为特点;②面向社会的,建立在表象技术学之上的,被福柯称为“惩罚剧场”的方式,则建立在一系列被编码且可以迅速传播的表象之上;③监禁基于在剥夺人的行为自由、强制劳动、严格的时间管控和空间隔离之上。这三种方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被混合使用。

19世纪初期,肉体惩罚的大场面消失了,司法节制时代就此开始。到世纪中期,惩罚的重心不再是作为制造痛苦的技术的酷刑,其主要目标是剥夺财富和权利,今天的社会也可以从一种惩罚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监禁和刑罚。从表面上看,犯罪种类发生很大转变,惩罚也逐渐向温和化发展。

从整体上看,自启蒙运动以来,酷刑越来越被看作是君主肆意专权和暴虐性情的结果和传统的野蛮残留物,而逐渐受到民众的排斥和摒弃。惩罚仪式有这样的发展趋势:示众场面消失和痛苦消除,由外在的公开仪式转变为业已装备惩罚权利的符号技术。然而,这样的刑罚显得更为人道,更少残忍和痛苦吗?事实并非如此,惩罚对象的转变不代表控制的全面退却,相反,刑罚宽松化保证了更好的控制效果。随着行刑过程在大众视线中逐渐隐没,人们更多地触及到审判和定罪这一过程,刑事司法论罪定刑过程也更为透明,拷问保留肉体酷刑的残余,在科学知识和司法技术的辅助下,惩罚权力由宏观层面向微观纵深发展了。惩罚权力的角逐落下帷幕:它经历了从君主消灭公民中反抗自己的“潜在敌人”到民众暴力和君主暴力的较量,最后朝着顺应公共权力发展的方向演进,惩罚权力的集中逐渐不适应历史发展趋势。

(二)作为惩罚对象的“灵与肉”:从分离到统一

我将对比不同时期,贯穿审判和处决中罪犯的灵肉关系问题。总的来看,灵魂与肉体不仅被作为司法审判和处决的客体来看待的,而且在一种政治技术学的视角下,促进惩罚中的灵肉结合能预防犯罪,成为一种政治策略。相关思考如下:

最初的酷刑以肉体为对象,旨在通过给犯人施加实在的肉体痛苦,因为犯罪被认为是对君主政治权威的冒犯,当控制权力与君主人格高度关联时,肉体酷刑就包含着君主打击报复敌人的动机。专制君主拥有法律之上的最高权力,非理性可以隐含在惩戒罪犯的王令中。刑事司法系统在操作化和处决执行过程中加入了后来被我们认为是理性的成分,为了博取君主欢心,肉体刑罚完全可以以带给罪犯最大痛苦为目的,这时候公私领域是高度混同起来。肉体酷刑与声张君权的至高无上、显示支配关系、宣扬恐怖、保持威慑力联系起来,这种方式的确引发了旁观者的恐惧。这种恐惧足以伴随着死刑犯的祷告深入灵魂,但是这种方式以惩治犯罪,消灭肉体为目的,不指望彻底改造罪犯,罪犯的灵魂和肉体在相当程度上是区别对待的。肉体是酷刑处决的对象,也是审判的对象,灵魂似乎置身事外,最多会受到道德或宗教上的评价:他骨子里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被上帝抛弃的灵魂等等。

百年后的状况截然不同,惩罚节制时代的到来也伴随着社会文明化和司法理性化进程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对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强调;总结下来,统治的社会基础和犯罪的划分标准及其类属均发生改变,“非肉体惩罚”获得长足发展。以上诸多现象显示出对肉体控制的放松,但是一种极为细密且广泛的控制力渗透了个体的意志、灵魂、欲望,由原来追溯肉体罪行到后来的审判灵魂。惩罚权力突破了肉体的防线,这时候它期望从根源入手重塑这些社会“异类”。社会生活对于囚徒们有或隐或显的影响,如果放任他们维持原有的社会交往,并留居原来的环境,那么这种改造将会是不彻底的。监禁很好地满足了这一需要:通过改造环境来矫正个体行为。从惩罚的视角来看,灵魂与肉体的再度统一成为可能,改造罪犯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审判过程中对于程序公正和技术精确性要求越来越高,任何判决都在证据充分、诉诸科学知识、专家指导、公众监督的情况下做出。在此过程中,罪犯的灵与肉均无所逃遁;处决过程不再是刽子手施加于肉体的直接暴力了,而包含一种灵魂技术学(医生、心理学家、法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等)的全面解析,二者再次统一起来,共同服务于政治技术学的操纵。

就惩罚对象来看:从漫长的中世纪,灵肉分离,通过运用宏观暴力消灭外在肉体,严厉控诉个人恶行来维护社会提倡的道德,以符合某种宗教教义和集体情感的需要;到启蒙运动及以后,惩罚逐渐致力于实现被改造对象的灵肉统一,结合科学知识和行政司法共同审判个体灵魂,旨在真正将犯罪的动机扼杀在摇篮中。而这种权力的进一步微观化,依赖于对肉体和灵魂的规训与监控。

二、规训权力

上文,本文分析了惩罚权力的温和化演变趋势,思考了作为惩罚权力对象的“灵与肉”从分离到统一的过程。规训权力就包括了对个体的奖励和惩罚机制,从肉体表面渗透到灵魂深处,从某些理想化场所向社会机体蔓延,规训社会形成时间较早,大约在17、18世纪。

(一)规训社会

罪犯们作为社会内部的破坏者,受到人们的厌恶,但是这不代表他们必须直面绞刑架。最初的惩罚权力为惩罚破坏者而“惩罚”;后来,合法惩罚的权力服务于罪犯的成功改造并重新融入社会,这就涉及到了关系网络的建立。相比于惩罚权力,规训是一种教养措施,也被称为“纪律”,其目的是使人体变得更有用和更顺从:“更有用”可以被解读为通过规训这种手段让个体从事某项职业和习得社会发展所需的某些技能,这建立在社会分工细化的基础上;“更顺从”则强调规训从来自环境的外在力量到体现个体内生性的自律,类似于埃利亚斯的“习性”养成过程,通过积累和学习逐步获得的,顺从对应于反叛,强调对现行秩序的接纳和自觉维护。

规训作用于肉体,并将其改造成具有如下四种特点的个体:①单元性:分配人的空间和所处社会等级来贯彻纪律,通过制定图表实现;②有机性:强调对活动的编码,将肉体和活动有机联系起来,通过规定活动来实现;③创生性:强调时间的积累来锻炼技术,通过实施操练实现;④组合性:强调通过力量的组合,尤其体现在战斗配合过程中,通过安排“战术”实现;由此,肉体成为训练有素且有用的了,纪律贯彻在改造肉体过程的始终。操控肉体的策略还需要通过三种基本手段来实现: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与检查;其一,就监视而言,军营是近乎理想的人为“监视站”,从建筑摆放位置、军衔等级高低、军事操练动作的量化规范等都体现出权力对于肉体的全面控制和对各项活动的周密安排。在环形监狱设想的基础上,金字塔型监狱更符合社会业已分层的实际,这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并不妨碍监视自下而上和横向的进行,监督无所不在。其二,规范性裁决:规范化有度量差距和分殊两种作用,它能将个体纳入整体,而后者是一个区分、比较的空间,也是必须遵循的准则;社会为个体成长设定标准,并划分等级,确定个体的位置,这种无休止的惩罚具有比较、区分、排列、同化、排斥等诸多功能。其三,检查:层级监视与规范化裁决的结合,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学生参加各种课业考试,这些考试就是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对应的:医生更为频繁的巡房、工厂的残次品检验等都是同样的手段。规训作为一种权力类型,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层次、目标,是一种权力物理学,被各种机构或体制广泛使用,进而被保留下来并渗透到其他方式之中。

(二)作为规训对象的“灵与肉”:个人性的沉沦

在这一部分,福柯并未对个体灵魂的结果做太多叙述,他主要为我们展示了肉体怎样被驯服并顺从于既有命令的。但是,我关注到了“个人性”这个名词,因此,我希望通过个人性的沉沦来论述作为规训对象的“灵与肉”。福柯在文中提到了如下观点:
各种纪律的出现,标志着个人化的政治轴心被颠倒的时代,个人化程度也从旧君主制的顶点到规训社会的逐渐沉沦。规训制度中,个人化下降,权力的隐蔽运作使得受其影响的人趋向于更强烈的个人化:儿童、病人、疯子和罪犯总是最为个人化的人群,个性形成的历史—仪式机制转变为科学—规训机制。相比于社会,个人是其中的一种实体,但这种受到“规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实体是社会“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原子。个人的“灵与肉”是一种虚实的集合:一方面,肉体依然作为实体的存在,是惩罚权力和规训权力最重要的主体,是灵魂的载体,是从事各种经济劳动的生理基础。另一方面,灵魂作为虚存的部分发生重大改变,人旧有的个性自始至终都无法逃避被塑造的命运,张扬个性的结局是接受社会规训,后者无时无刻不监视者个体灵魂的活动。如果灵魂是肉体的牢笼,那么现在受到无期徒刑的是人的灵魂。这并非要为罪犯开脱,也不是强烈抨击权力的不合理性,恰恰相反,后者体现出不为人察觉的诸多合理性,这样才能不断渗透到灵魂领域,逐渐蔓延到全社会。

三、监狱与权力

监狱建筑的设计往往体现出全景敞视的特点:环绕着监督者的瞭望塔来安排单人囚室的位置,监视者在塔内,监视囚犯的同时不被监视,他们往往是监狱长、专家、正常公民等;囚犯则位于一种被监视位置且无法确知自己此刻是否被监视的情况。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带来了良好的控制效果和低廉的管理成本:囚犯会相互监视并反思自己的恶行。监狱是这样一种由来已久的惩罚机构,它将惩罚程序变成一种教养技术,将规训与惩罚两种权力混同起来。我们并不能明确地说出这种机构是为了某种确定的单一目的存在,就此已达成共识的是:监狱能够剥夺犯人自由、在空间上进行隔离、安排犯人在服刑期间进行持续工作(通过惩罚时间的延长来减轻个人所受痛苦的程度)。对内而言,它具有处置犯人的绝对权力并对其进行彻底地改造;对外而言,它被看作是某种机器,那些不正常的个体通过它的改造可以重新加入社会生产生活。总之,监狱是对罪犯的全方位规训机构,这不同于医院、修道院、学校、工厂、军队等,后者只针对其成员的特定能力加以训练。监狱是三种模式的结合:①实行个人隔离和建立等级关系的政治—道德模式;②把力量用于强制工作的经济模式;③进行医治和使人规范化的技术—医学模式;监狱体制也包含着四个要素:附加纪律的至上权力因素、对某种客观现实的生产的辅助认识因素、对某种必须用监狱加以消灭的犯罪倾向的不断诱发和强化的相反效应因素和追求“理想主义”而不断改革却与监狱规训运作同构的乌托邦复制因素。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福柯对于过失犯罪的论述:在逐年增长的囚犯人数面前,我们或许会质疑监狱对于打击犯罪的效用。但是监狱制度的真正功能是区分违法行为,分配和利用它们,但是它成功地制造了过失犯罪。过失犯罪者在政治和经济上危害小,这种现象在表面上看是边缘的,实际上受到监督的环境中制造的病态现象。过失犯罪构成某种能够监督的封闭群体,他们被打上犯罪的烙印而又不同于民众违法行为,孤立地在法律边缘游弋。警察通过雇佣过失犯作为密探来对居民进行不间断监视,使得人们之间进行相互告发,找到人群中的“罪犯”以进行普遍的治安控制。这里,过失犯罪成为权力机制之一,原本水火不容的执法者和违法者之间产生了共谋现象,而两者均与以监狱为中心的刑罚制度产生联系,过失犯罪能够成为实现统治阶级不正当的利润和权力流通的非法状态的转移和调动。

四、结语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福柯对于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理性精神的辛辣批判,这种理性一方面推动了科学知识的积累、人类文明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解放人的同时施加更为细密的控制,让我们再回顾一下福柯笔下的“人”。也许他关注更多的是不正常的人群,就我理解来看,两方面的变迁业已发生:
①从历史的纵向维度看:惩罚权力从宏观转向微观的运作取得良好的成效,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似乎满足于理性设计的安全牢笼,为满足后者的需要,人们遵守纪律并矫正自己的行为与灵魂的偏差,以期成为满足社会需要的“正常的人”。
②从规训社会的横向维度看:罪犯、疯子等这些边缘人与常人共同生活在这种规训社会中,然而他们的命运截然相反,这表明了个体的力量在与毛细血管式的权力网络对抗过程中必然处于下风,注定会失败的结局。普通个体时刻经过被标记、监视、检查、改造以符合权力需要,自然丧失了反抗能力,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后者的存在;权力关注那些有待改造的边缘群体,将他们隔离、放逐、排斥,使之保持沉默。人们所倡导和追求的一切价值,背后都有一套话语和权力体系在时刻起作用。
[ 此贴被赵致浦在2022-04-13 11:36重新编辑 ]
爱智慧,读好书
Posted: 2021-03-09 22:28 | [楼 主]
刘海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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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本的解读很细致,很深入,优秀!!!之后可以围绕专题的形式,尝试进行系统化的梳理,相信你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加油!!
Posted: 2021-03-09 23:13 | 1 楼
刘海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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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写得很好
Posted: 2021-11-24 14:47 |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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