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主题: 吴楠新帖,更新至20210130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吴楠
级别: 侠客


精华: 0
发帖: 31
威望: 31 点
金钱: 310 RMB
注册时间:2019-04-09
最后登录:2021-04-07

 吴楠新帖,更新至20210130

2021.1.30
【书单】
1.《后民族结构》
2.《合法化危机》
3.《包容他者》
4.《在自然主义和宗教之间》
5.《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6.《后形而上学思想》一半
7.《分裂的西方》
8.《喂养中国小皇帝》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旗手,哈贝马斯的思想纷繁复杂,融合了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涉及理论思想涵盖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在不同的研究阶段也有不同的切入视角,从最初阶段对公共领域的研究到关于哲学话语的语用学研究,之后逐步发展到对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上升到哲学的思考,并始终未曾脱离现实生活,并试图为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给予解答。
一,公共领域的研究
作为哈贝马斯理论研究的初始阶段,公共领域的相关思想也为之后的理论研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贯穿其研究的始终,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相关内容主要出自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
1.公共领域的发展:公共领域发展经历了多个时期,不同的时期公共领域也有不同的作用与特点。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对公共领域的研究是与政治参与密切相关的,此时的公共领域的主要方式是讨论,诉讼和战争。在欧洲的中世纪,此时的公共领域是一种代表性公共领域,凯撒和上帝就是其代言人,是一种所有权公开的代表形式,在这个阶段,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没有很明确的界限,王权和教权对于私人领域的入侵是一种随意性的行为,作为下层群众是被动的接受上层指示,并没有意识去与上层之间进行影响。这种公共领域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更多的只是该时期的公共性的一种代表形式或者表现形式,哈贝马斯说:”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社会,没有证据说明已经存在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公共领域,所谓的公共性,只是权力的一个公共表现形式而已。”(原文)在资产阶级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和市场之间逐渐分离,古典经济学是指导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加主张政府不能够去干预经济,在商品经济和私人劳动领域的活动完全是出于私人自律,努力的去保障自由竞争,使得商品按价值规律去进行,并坚信,生产者,产品和资本在完全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供需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因此,依据经济也将这个时期的领域进行了一个分类,把依照资产阶级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分离出来的市民社会划分为私人领域,而把国家权利划分为公共权力领域。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也产生了分化,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就是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的对抗中从私人领域中分离出来的。
2.公共领域是什么:现在的公共领域就是指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指的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存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内可以形成一定的公共意见或针对某一事件或主体进行公开的讨论。在哈贝马斯这里的公共领域指的是指具有公共性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现实的生活空间,公共领域的基础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哈贝马斯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构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与公共权力机构展开讨论。”(原文)在哈贝马斯看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从私人领域中孕育的,是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的中间地带,是由个体化的私人通过对公共事物的讨论聚集起来的群体,这个群体形成一种对话的力量,即形成公共舆论去与公共权威去抗衡。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由公众,公共舆论和公共场所三个部分构成,在阐释公共性时更多去采用了洛克和卢梭的观点解释,同时也借用康德,马克思去阐述公共舆论。这里的公众具有三个前提,即遵循自愿自由的原则,可以畅所欲言,表达他们的看法和观点;在对待公共事务的时候具有超脱私人性质的普遍利益;并且是具有一定数量的人群的集合体。公共舆论是以对话为基础的,以理性的批判为前提,目的就是对上层权力通过批判和监督对其产生影响,从而约束国家权力。公共场所就是进行以上活动的一个综合的实际场域,是公共舆论的表现方式,公共场所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逐步的发生变化,由最初的沙龙,咖啡馆,剧院等逐步拓展,以至于后来新闻媒介在公共领域发挥重大的作用。
3.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最先在英法两国出现,首先萌发于文学领域。公共领域的侧重点也发生了转变,由最开始的艺术领域转入文学领域,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文学作品在商品市场上流通,通过沙龙,咖啡馆和广场演讲等形式将其需求不断传播,在文学方面也形成了文学的公共领域,例如俱乐部,新闻界等。最后上升到政治层面,之后,公众这一群体开始承担起公共批判和监督的功能,至此对上层的公共权力产生影响。正如作者所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但私人要求这个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去反对上层权力机关。”
4.公共领域再封建化:公共领域的衰弱出现在十九世纪,在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时,产生你了三种趋势: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逐渐融合,国家干预手段逐步强化,出现了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国家与社会由有了联系,变得紧密;社会领域和内心领域逐渐分化;从文化批判地公众转为文化消费的公众,此时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也丧失其批判监督的功能。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政治批判和监督功能逐渐丧失的这种背景下,为了恢复这种监督和批判的功能,哈贝马斯去试图构建了交往行动理论,将公共性推至各个组织,形成相互可以理解的共识和普遍认同,促使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二、涉及危机的阐述
1.四种危机倾向:现代技术的增长,管理和控制的过度强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当中存在着的四种危机倾向。除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外,还包含文化危机,行政系统的合理决策和有效协调。这四种危机倾向主要体现在《合法化危机》这一书中,关于这本书的逻辑线条还是蛮清晰的的,感觉更像是对题目进行了一种拆解去进行的层次分析,危机的出现是外在表现与内心体会双重作用的结果,对于主体的主体性和控制力的剥夺是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解决危机的切入点。就个体而言,当其日常生活受到影响,自我认同受到威胁的时候,会产生个人危机,就其社会而言,一个社会系统运行的瓦解,制度的崩溃都会造成一个社会的危机。社会科学的危机应该把握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的关系。系统整合更多从主体出发,强调主体的控制能力,而社会整合更偏向于从整体角度出发,从制度系统去克服外部环境,维持其界限的能力。社会整合更多与外在自然相联系,系统整合则更贴近内部自然。外部自然的社会化借用生产力,在生产过程中被占有,用遵循技术规则的工具行为去捍卫自身。内部自然的社会化用规范结构来促使自身社会化,遵循有效规范的交往行为。
社会组织原则为社会进化提供可能性的依据,原始社会倾向于亲缘系统,由家庭保持着社会和系统的整合,传统社会实施政治形式的阶级统治,那权力和功能交给国家,靠法律来进行调节,危机多来自于内部矛盾,合法性的丧失导致阶级斗争,危机社会整合,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不再具有统治地位,转而移交给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经济问题威胁到社会认同,表现出的控制问题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在经济系统方面,建立三部门模型:私人部门,公共部门,竞争部门。
行政系统角度国家机器用总计划调节经济循环;创造和改善利用剩余资本的条件。合法性系统角度,不再是保证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而是积极的介入再生产的过程。阶级结构方面,传统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形式可以分辨出各个统治集团,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明显的统治被匿名形式的私人政治权力所取代。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被重新政治化,阶级关系的政治形式却没有恢复,这样就引发了一系列的失衡,经济增长抽象认为提高人类劳动的生产率,通过技术,越来越多的利用资源所引发的生态失衡;人类所服从的规范缺乏合法化的运作,动机也缺少有说服力的解释,所带来的人类学失衡。以及生产力技术所引发的国际失衡。在对危机的倾向分类中,分为了四种危机:由价值规律决定的经济危机,主要体现为雇佣劳动和资本交换在结构上的不对称;由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为主要表现的政治危机,合理性危机是产出危机,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协调履行从经济系统获得的控制命令,例如不能合理的支配税收。合法性危机是投入危机,在经济系统发出控制命令时无法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水平,例如不能合法的征税;社会文化危机,即动机危机,各种危机要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会表现出来,一切的合法化的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必要的动机。晚期的资本主义潜入了合法化的危机,经济的增长不是为了全民的普遍利益,而是为了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但这种追求成功的期望需要与合法化的需求配套,而缺失的合法化就需要与这种期望相配套的需求来弥补,当弥补的需求无法满足新出现的期望,就会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出现。社会文化的危机归类为动机危机,但是动机并不是完全从社会文化系统产生出来的,首先,传统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削弱并逐渐瓦解,此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丧失掉自己的基础,最后在如今占有支配地位的文化都围绕着科学主义,现代机械复制艺术和普遍主义道德定型的,这些致使社会文化系统发生彻底的变化,变化了的文化输出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劳动的需求,因此,引发动机危机。

2020.12.6
1《性经验史》
2.《福柯的生死爱欲》
3.《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4.《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5.《在野之学》贺雪峰
对权力的再深入
单说权力更多被视为一个偏政治性的概念,在对权力的划分也分为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宏观权力更多的是从国家层面来涉及,其中心是统治阶级,并且有且只有一个核心主体,这样的宏观权力具有集中性,权威性和支配性三大特征。微观权力则是相对具体的存在于各个阶层之间的权力,会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学校,监狱,工厂,科技,知识等领域,这样的微观权力呈现出一种动态的,调整的状态和过程,而不是要破译出人所拥有的特权。微观权力的核心是关系,微观权力是多种关系的集合体,社会是由多种关系组成的,而多种的关系总包含着微观的权力。微观权力不是一层不变的,随着社会力量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关系的优劣决定着微观权力的主导权,劣势权力就会变成权力的实施对象。微观的权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权力也不会停留在某一方式或者某个人手中,微观权力像是纵横交错的网络,是匿名的,无主体的,和流动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的主体,都处于权力的网络中,当然,当居于弱势权力时,就会成为权力的实施对象。微观权力随着力量的大小不断变动主体和地位,以此进行着权力的交替,每个人作为权力关系的一个点,随网络流动而流动。权力在运作过程中有基本的运行策略,之后逐步演变成规训,逐渐呈现出规范化的趋势,会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等手段实现规训。
而福柯主要关注的是微观的权力,他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去揭示权力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权力的流动性也在社会关系的链条之中。权力在运作的时候,会有直接的生产作用,因而不断衍生出生活中的规训机构,如:监狱,学校,军营等。这些都是权力话语的产物,这些机构注重效率,强调纪律性,有特定的组织方式和惩戒手段。另外,权力在运作的时候,会使得个体和权力相互抵抗,例如在社会中常常会禁止色情,但大量色情产品仍然存在。此外,权力他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在很大一部分都是由隐性政策推动的。还有一个特征是权力与知识相联系,我们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就是权力在支配的时候,正如原文所说:不是知识的主体生产了知识去帮助权力反抗权力,而是权力知识贯穿于其中的过程和斗争,决定了知识领域的形式和可能。
福柯在揭示权力运作的特征的时候,引入了话语这一概念去参与社会的架构,福柯的权力也无法离开话语。性作为一个话语载体也是权力话语的一个说明。在18世纪开始,对性的谈论逐渐增多,产生了大量的性话语,使得引起了一种性自由的错觉。但性话语的蔓延的同时也在各方面规范着性。在医院,对于同性恋这一群体,大多是需要对其进行诊断,并进行相应的治疗。同时,性话语也在学校出现,而学校会使用一系列的教育和管理来压抑青少年的性行为。总之,话语就是围绕一个主体的一系列论述去构建新的主体,而权力在构建过程中运行,所以说,话语是权力的载体。不同的机构,个体都可以产生话语,本质上是生产关于这一主体的一系列知识。现代医学是一种话语,所有的医学知识例如:对人的认知,对疾病的判定和治疗,都是话语所产生的知识,而权力主导知识的生产。此外,权力不仅是自上而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机制,是在相互关联的系统中去持久运作的机制。
20201022
1《不正常的人》
2.《词与物》
3. 《知识考古学》
4.《规训与惩罚》
这个月开始阅读福柯的作品,提起福柯,就必定避不开权力,知识,身体,话语等,同时会配合各种规训手段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节中去,个人角度还是蛮喜欢福柯的,至少,他活的真实,可能他也活出了大多数人不敢活成的样子。本次读书报告就结合看过的书籍先简单的进行一下梳理。
通过对福柯的整体阅读,更多的是在建立福柯式的权力话语体系,不正常的人中,关注的是身体的话语,强调权力是如何通过身体的表征进行深入,词与物则关注的是话语的表现形式--及表面话语是如何建构的,综合来看,这两本书阐述的尚未真正上升至权力层面,只是对权力的逐步摸索阶段。
词与物总结了人的三个特点:生物属性,话语属性,和劳动属性,生物属性对应时间层面,话语属性对于空间层面,劳动则实现了时空的统一,通过提炼这三个特点来证明人的存在特性。人的存在时客观有限的,话语是思考的表现,以此来使得人类得以延续。生命的长度回决定思考的长度,思考由话语来表现出来。
不正常的人从精神病学的发展角度引出身体这一表征。首先福柯概括出刑事精神病鉴定的话语特点:要有直接或间接的司法裁决,要求有资格的专家在科学内部系统的阐述,还要有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在19世纪发展出一种内心确信原则:不能在完全肯定之前判刑,只有法定和有资格的证据才是有效的,同时需要任何人确信的证据才能是有效的。在19世纪,疯癫才和犯罪联系起来,最开始就是一种反常性的行为开始出现,这被精神病学拿来作为缝合司法和医学的重要概念。从此,反常和危险开始联系起来,精神病学鉴定的话语在医学方面的不足成为精神病学的理论核心。精神病学的鉴定话语使得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相互连通,同时,医学和司法之间的对彼此的权力也不断地提出要求:必须让每一个上刑事法庭的人经过专业精神病专家的检查,针对反常和危险,使得一些特殊的法庭存在。由此产生了一种规范化的权力,以规范为目标。在早期阶段,针对麻风病人大家都会表现出一种排斥和消极的态度,经过一个阶段的发展,当出现鼠疫等情况时,则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进行分区控制,这也是一种权利的发展。在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将不正常的现象归纳为三种:畸形人(人兽同体,阴阳人),需要改造的人,和手淫的儿童。生理的畸形引发了一种道德的畸形,使得群众自下而上去毁坏社会契约,还有大量罪犯的产生。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促使了新的惩罚机制的出现和发展。最开始,对待不正常的人,凡是对他人,社会造成危害的,遵循残酷原则,权利主体是君主。之后发生了一种转变,权力的主体不再是君主,惩罚的对象也变成了犯罪的原因。新的惩罚权利要求犯罪的主体理性,行为理性,和动机理性。在此,法律和医学有了一个相应的分工,把犯罪的理性交给法律,犯罪的非理性交给医学----扩大了精神病学的权利。对于精神病权力的扩大,精神病学还引入了本能的概念,关于本能的阐述也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将精神病学纳入行政体系,将权力,知识普遍化,第二,视角重新回归到家庭体系,并将其医学化,用家庭的爱去弥补缺失的部分,最后,用精神病学对不同政治运动的参与者进行病理学分析。相应的引发了一系列的后果:疯癫的统一化,是对整个人产生影响,不存在部分的疯癫,疯癫也被认为是自觉与非自觉的混乱。精神病学侵入整个的行为范畴,用更普遍的权力知识和技术,对不正常的人和行为进行分析和干预,同时,精神病学的干预领域也极大扩张,形成了家庭领域加法律系统,同时也要求了新的话语,知识,和技术。
规训和惩罚从本书一开始就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惩罚方式,展示了惩罚体制的重新配置,最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酷刑作为一种公共展示的方式消失了。和直接施加在肉体的惩罚相比,现代的刑法体系的惩罚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从肉体惩罚转向对灵魂的惩罚。科学的知识作为一种话语,逐步侵入到司法领域,犯罪行为开始被解释,被定义,被区分,促使了新的话语体系的建立。最初福柯更多关注的是肉体,通过对肉体的惩罚来解释微观权力得到运作,接着其过渡到将惩罚的符号技术视为关注的重点,并归类了三种惩罚机制:君主制约下的惩罚,符号象征下的惩罚,以及强制性制度规定的惩罚,而最终的趋势也逐步走向了第三种方式。最后,阐述了最广义的惩罚方式--规训。整本书从一开始讨论对犯人的公开处决到监禁的普遍推行,引入罪犯的肉体去揭示微观权力的运作,通过分析惩罚机制去揭示权力对肉体的支配。
以上从具体内容的梳理的梳理角度揭示对权力的探讨,而知识考古学更多从方法论角度去进行批判和创新,通过与传统方法论的对比去总结出考古学的一些特性。传统方法论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对过去进行分析,去寻找涵义,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主观性,强调连续,归纳和整合,却也忽略了矛盾和不确定性,甚至造成知识的扭曲和割裂。考古学拒绝对知识,思想进行传统历史的方法,注重还原,还原到话语的本身,不去分析和探寻话语背后的意义,想法,也不主张总结归纳,不排斥矛盾和个性,就只是注重还原,在还原的过程中使自身得以回归,使知识丰富,复杂。历史重在通过记录的方式将其转变为文献,用文献的印记去说话,但其主观性使得所表达的东西是与本质无关的东西。考古学确实服从规律视为的表达,注重的是话语本身,强调差异性,也不会去扩散更深层次的东西。
2020.0915
书单
1.《再生产》
2.《遏制野火》
3. 《国家精英》
4. 《权力精英》
5.《世界的苦难》
6.《疯癫与文明》
7.《临床医学的诞生》
对精英的理解
在看到权力精英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构想,可能这本书的主体可能就在讲掌握权力的精英团体,甚至,精英如何被确定和筛选出来,精英如何逐步的去掌握权力的过程开篇的时候米尔斯就对权力精英进行了他自己的描述,他认为权力精英是由这样的一群人构成,他们居于某些相对集中且重要的领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掌控的权力。比如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因为这些人在相对重要的的领域内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这种地位和位置就赋予他们一种做出决定的权力,使得他们可以超出一些现实环境而在一个更高层面上做出决定。这些精英出于一种相似的目的而愈发的联系密切,构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并一起去做出一个更高层面即国家层面的决策。这里的权力更多的是一种决策权,这种权力的赋予也是由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即不管你的出身是什么,家庭是什么,职位是什么,你现在居于的位置就决定了你是否可以进入决策集体成为精英中的一员。
而这个精英团体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决策共同体我总结下来由以下的几个方面的因素,这个团体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等核心领域的支配权,这些领域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下层的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渗透日常的的各个方面,因而精英团体在这种程度上具有一种最高的指挥权,这种权力的赋予使得权力群体具有一种向心性,也促进了他们的团结。还有就是他们的位置使得他们的圈子具有一种共同的态度,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目的,并且圈子的融合和渗透也越加深刻, 从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分层机制这种分层和等级的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教育。这种通过教育完成阶级区分的现象在国家精英中有更为细致的描述。国家精英里就讲了法国教育体制下的各种关系,表明其本质上是通过教育这一合法化的途径去逐步的解开学校背景下的不平等假象,并且通过教育的再生产去不断地形成特定的符号权力,使得社会阶层按照各自的层级进行运作和转换,进而不断地巩固和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按照布迪厄的看法来说,大学教育已经是一种阶层固化和合理化的场所,完成阶级间的纵向流动是相对困难的,而国家精英也具有一定的分层,指的更多是名牌大学向国家输送的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的聚合就形成了国家精英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排异性就是阶级分层的体现。那这种分层是如何合法化的完成呢?即法国的名牌大学就担当起了这一重要的责任,在法国,名牌大学也称救世学校,或者庇护学校,因为这种学校里面有一种隐形的隔离机制,平民阶层通过惊人的才智才可以打破这种隔离,打进中上层阶级的世界,他们有一个相对合法化的途径就是 考试,但是这种考试机制本身就蕴含着不平等,考试所考的美内容是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记忆力,而这些对于上层阶级来说,与其说是才智不如说是家庭熏陶的结果,是经济基础上的能力,这种才智对于贵族来说,是生活,是惯习是自然而然,而不是刻意的训练。而下层民众能依靠的只是这种靠训练而来的才智,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贵族中的父母,家庭,决定了i接触的资源,学习的环境,决定了你的眼界和见识,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差异,这种差异的结构本质上就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产物,文化资本通过文化的再生产达到阶级垄断的目的。而这种文化资本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不是靠交易,转换或者传输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布迪厄说:那些有着丰富文化资本的后代从最开始就有了先天的便利,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因为除却文化教育外,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成为文化继承最好,最合法也最隐秘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下层民众怎么也企及不到的。因此,这种教育导致了社会的不断分层,阶层之间通过这种看似合理的文化屏障完成了他的阶级固化和隔离,学校也成为维持不平等的工具,进而巩固国家的社会统治秩序。
在关于教育的看法上米尔斯也有一定的见解,
在米尔斯看来教育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学校这一途径促进基本知识的普及,这种知识的普及使得每个公民具有识别和辨别的能力,在认识,了解的基础上去更好的参与到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使每一个公民通过教育获得参与的机会,从而促进每一个人的自我i发展。而美国的教育现状是将教育沦为上层阶级训练普通大众对国家中层和对权力服从的工具,这样一种现状的存在就使得无权的中下层群体被动的按照精英群体的意愿去学习,去遵守和去服从,学校也就逐步成为大众去进行技能训练和职位上升的一个载体,这样教育背景下训练出来的人才目标明确,训练有素且又忠诚,而在其他的方面却得不到自我的发展,也缺乏了一种独立的意识。这样的一种现状也就是米尔斯所指出的大众教育和公众教育的冲突。这种权力的金字塔也使得处于上层的精英团体,之中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各种力量更加团结,最底层的平民大众越加的松散和软弱,而中间阶层的议会,国会的人们更加中庸,而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缺乏启蒙没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挑起大梁,也无能为力。所以,美国的上层群体就通过这种权力的金字塔的固定模式去完成了阶级的再生产。
国家精英讲的是法国教育体制下的各种关系,本质上是通过教育这一合法化的途径去逐步的解开学校背景下的不平等假象,并且通过教育的再生产去不断地形成特定的符号权力,使得社会阶层按照各自的层级进行运作和转换,进而不断地巩固和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而这样的一个愈发固定的分级结构和再生产方式,在表面上通过学校和教育有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本质上是对阶层固化的精英再生产方式的探讨。这本书看下来就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可以通过大学教育完成阶层的晋升,促进阶层之间的流动,而按照布迪厄的看法来说,大学教育已经是一种阶层固化和合理化的场所,完成阶级间的纵向流动是相对困难的,而国家精英也具有一定的分层,指的更多是名牌大学向国家输送的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的聚合就形成了国家精英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排异性就是阶级分层的体现。那这种分层是如何合法化的完成呢?即法国的名牌大学就担当起了这一重要的责任,在法国,名牌大学也称救世学校,或者庇护学校,因为这种学校里面有一种隐形的隔离机制,平民阶层通过惊人的才智才可以打破这种隔离,打进中上层阶级的世界,他们有一个相对合法化的途径就是 考试,但是这种考试机制本身就蕴含着不平等,考试所考的美内容是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记忆力,而这些对于上层阶级来说,与其说是才智不如说是家庭熏陶的结果,是经济基础上的能力,这种才智对于贵族来说,是生活,是惯习是自然而然,而不是刻意的训练。而下层民众能依靠的只是这种靠训练而来的才智,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贵族中的父母,家庭,决定了接触的资源,学习的环境,决定了你的眼界和见识,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差异,这种差异的结构本质上就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产物,文化资本通过文化的再生产达到阶级垄断的目的。而这种文化资本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不是靠交易,转换或者传输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布迪厄说:那些有着丰富文化资本的后代从最开始就有了先天的便利,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因为除却文化教育外,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成为文化继承最好,最合法也最隐秘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下层民众怎么也企及不到的。因此,这种教育导致了社会的不断分层,阶层之间通过这种看似合理的文化屏障完成了他的阶级固化和隔离,学校也成为维持不平等的工具,进而巩固国家的社会统治秩序。
初识福柯
这个月阅读的是福柯早期的一些作品,就按照自己理解谈谈对这两本的一些认识。这两本书看下来更多的是以一种病理学的角度去进行切入的,讲述了从古代到近现代疯癫的变化与演进,以及伴随着治疗疯癫的医学的演进过程。疯癫也经历了一个无形到有形,从自由到不自由的发展历程,在最早的时候,疯癫并没有明确的被界定或者被区分,只是人类中存在的一些现象之一,也没有概念将他归类或区分,也没有对立物和他去做参照,是处于一种隐秘的状态。之后,愚人船的出现将疯癫推向了另一种的发展,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对这类人进行了放逐和处理,接着这一套处理的模式更加系统和规范,一些法令的颁布也使得疯癫与罪犯,穷人等划归为一类,在特定的场所中被实施了禁闭,就是这样的一种转变,使得疯癫被动的站在了理性的对立面,初步沦落成一种非理性的存在。之后随着治疗疯癫或者牵制疯癫的不断演进和医学的不断发展,疯癫引入了医学的领域,又被单独的划分出来,精神病院成为疯癫的载体被单独区分开来,他们也试图将疯癫从非理性的维度拉到理性维度的正常范围内,,现代精神病院不是针对病人的疾病进行治疗,而是试图对病人进行规训和控制,医院中的医生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工具,而不仅仅是一种治疗模式被看待。通过这样一个演进过程,精神病院最终对疯癫进行了压制,某种程度上也是理性与非理性的一种统治关系就被显现出来。而临床医学的确定也是经历了分类医学的过渡,通过引入空间的概念,将病人和医生放在同一个场域里面,医学是伴随着疾病发展的,而疾病的发现有着其横向及纵向的维度,首先,这个疾病首先是可以被发现的,医生发现疾病靠的是他背后所潜藏的医学知识和治疗经验,而其医学只是最开始有其固定的分类体系,即分类医学体系,将人所表现出的症状套用在已有的分类体系上。随着医学的丰富和新的场域的出现,病人和医生开始了更多的交流,随后,目视的交流就逐渐被联系起来,赋予了医学一个更新的视角,伴随着医学的发展,治疗的载体-----医院也逐渐发展起来,因为发生疾病的原因不是一个自然纯粹的现象,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医院就发挥了调查,研究,监督和指示的作用,确保环境的纯粹性,因为疾病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相关联,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引发的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医院就承担其稳定治疗条件的一个作用。随着医生和病人交流的增多,医学知识在与病人接触中也丰富了起来,通过专注和目视这种临床的交流促进了医学知识的正向积累,从而逐步建构了他自己的丰富性,临床医学的场域见证了知识的诞生,接受验证,和自我实现,与所有的医学经验相结合。而医院就变成了一种大学,临床医学学的知识更多的是技术导向,通过医生和病人的接触,疾病的症状就被显现出来,从而引发出了更深入的征候现象,征候与症状的发现就需要治疗者的看与知,看,即目视,观察,忠于直接事物的纯粹目视,不加以修改;用逻辑去武装祛除纯真性。观察过程中言说阶段和被感知阶段的交替。疾病把真相交给了看和听。会说话的眼睛成为事物的仆人和真理的主人。临床目视对疾病现象进行还原,得出来最真理的知识,这就是看与知。从对鲜活症状的了解到最尸体的解剖,医学之间又完成了一次大的跨越,借助时间的开放性去重构疾病系列的演变。生命,疾病,死亡构成了技术与观念上的三位一体。从死亡,从尸体的角度反观疾病的形态,疾病超出了症状和并发症具有了特有的形象和法则的生命。通过这一系列的发展演变,临床医学代替分类医学被建构起来,疾病的发展和对疾病的认识也逐渐通过医学被显现出来。
[ 此贴被吴楠在2021-04-07 22:52重新编辑 ]
吴楠
Posted: 2021-01-30 22:05 | [楼 主]
帖子浏览记录 版块浏览记录
三农中国读书论坛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读书会

Total 0.017014(s) query 3, Time now is:04-13 21:04, Gzip disabled
Powered by PHPWind v6.0 Certificate Code © 2003-07 PHPWind.com Corporation

鄂ICP备0502835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