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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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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娜读书报告更至2021.8.21

第三组  吴娜(7.25—8.21)
【书单】
《德国社会主义》
《犹太人与资本主义》
《为社会学辩护》
《社会的构成》
《自反性现代化》

《自反性现代化》读书报告
《自反性现代化》这本书由贝克、吉登斯以及拉什三位社会学家合著,在这本书中,自反性、破除传统以及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是他们共同的焦点,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有共同也有差异,但都非常具有启发性,能带给人们很深的思考。
一、    自反性现代性是什么?
1.    现代性是什么?
关于现代性很多学者都有相关的论述,对于现代性的制度诊断,也有不同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影响现代世界的主要变革力量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并提出无产阶级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提出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来解决现代性的危机。涂尔干把现代制度的性质归结为工业主义的影响,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巨变主要是因为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力刺激,认为劳动分工使得导致道德个人主义产生现代性危机,需要通过职业道德来重建集体意识;韦伯认为现代性危机要从“合理化”来寻求答案。齐美尔在论述价值与距离时,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物是和我们有一定距离但又可获得的事物,而货币就是我们克服距离的一个中介或者工具,而现代性的问题在于,货币本身是我们通向目标的手段,是人与其目标之间的媒介,现在却逐渐变成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货币这种从手段到工具再到主体的终极目标的这种地位转变,导致了现代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功能越来越扩张,而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功能越来越被排挤和压缩。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于欧洲,并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
看了这么多学者、大家对于现代性的论述,实际对于现代性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比较模糊的感觉,就我自己而言,现代性是对现代社会本质、性质的一种界定,至于这个本质是什么或者说导致现代社会本质危机的根源是什么,目前我还给不出自己的回答。
就社会的发展阶段而言,学者们区分了传统社会、简单现代性社会与后现代性社会。传统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或者说是涂尔干笔下的机械团结的社会,以共有结构为主体,人们共享意义,集体意识占主导地位;简单现代性社会是一个法理型社会,集体结构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共享着利益;而就后现代性的性质,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吉登斯等人认为是自反性现代性、鲍曼认为是流动的现代性、布尔迪厄的自反性社会学以及阐释性自反性等等。
2.自反性是什么?
在知晓什么是自反性现代性之前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自反性”。
贝克区分了“反思”与自反性,认为自反性不是指反思,而是指“自我对抗”。由此出发,贝克认为现代性的理论可以分为反思理论和自反性理论,认为现代性的反思理论简单地说就是相信社会越是现代化,能动者越是能够获得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的反思能力并据此改变社会状况,在这里反思意味着知识,而且人们相信科学以及知识的进步和获得可以让人们变得更加幸福、社会更加进步,这实际上是在简单现代性阶段社会学家的一种相对乐观的看法,那个时候的他们并没有想到,在盛现代性阶段真正带来危险的恰恰是知识与科技,是现代性自身。贝克认为自反性是一种自我对抗、自我消解,认为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越是深入,工业社会的基础便越是受到消解、消费改变和威胁,而这一过程是可以超越知识和意识,在没有反思的情况下发生,这就是反思和自反性的不同所在。与此同时,贝克认为反思与自反性理论都有一个主要的后果——个人越来越独立于结构,同时认为自反性理论是包括反思理论的。
吉登斯对自反性的定义和贝克类似,强调现代性的自我消解、自我毁灭,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终结时代”,同时又认为现代性在毁灭传统的同时又在重建传统,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社会”
布尔迪厄把自反性看做是系统地未被考虑到的范畴,而这些范畴本身便是我们自觉的社会学习俗的前提条件。与贝克和吉登斯不同,布尔迪厄认为反思对象不是社会结构,即反思对象不是制度性的或者其他结构性的规则,自反性的对象是“未被考虑到的范畴”,这些范畴不像社会结构那样容易接近,是一种分类范畴,吉登斯对自反性的认知实际上是一种关于习惯范畴内的有意识行动的本体基础的社会学,是自反性社会学。
2.    自反性现代性是什么
总的来说,学界目前关于自反性的理解可以分为认知自反性、美学自反性、阐释性自反性等不同的理论视角。
(1)认知性自反性
以笛卡尔、边沁等人为代表。认知性自反性属于启蒙现代性,是一种实用的个人主义,交谈方式以话语为主,以概念为中介,强调普遍主义伦理,重视规范、兴趣以及程序主义,是现实主义的理解模式、以命题真理为主。
(2)美学性自反性
拉什提醒大家的是不光要注意自反性的认知维度,也要注意到自反性的美学维度。在自反性的美学传统中受批评的对象是盛现代性的不幸的整体,是通过细节表现出来的盛现代性的普遍概念,细节被理解为是美学的,不仅包含“高雅艺术”,也包含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美学。美学自反性属于美学现代主义,是一种表现的个人主义,交谈方式以解构为主,以摹拟为中介,强调非认同伦理、他者伦理,重视解构、权力以及知识,是一种明确的否定。
拉什认为自反性现代性首先是结构自反性,在这种自反性中,从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其次是容我自反性,在这种自反性中,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自身。
(3)阐释性自反性
以歌德、海德格尔等人为代表。阐释性自反性注重的是社群、我们以及传统,通过固定于当地的习俗来获取真理,交谈方式以沉默为主,强调排他主义伦理以及同一伦理,重视价值需要以及实在好处,是阐释学的理解模式,注重披露性。
4.自反性现代化是什么?
“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的毁灭的对象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但是,要注意的是这种自我消解与自我毁灭从根本上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是自身的掘墓人”不同。首先,创造新的社会形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或者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而是资本主义的优势方面,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果实。其次,削弱社会结构的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而是正常的现代化过程和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在贝克看来,自反性现代化应该指的是这样的情形:激进现代化在悄无声息中到来,社会经济秩序良好无损,没有发生革命却来到一个新社会。这显然和马克思的观点并不相同。想得到的加上熟悉的等于新的现代性。
自反性现代化指导致风险社会的后果的自我冲突,而这些后果是工业社会体系根据自身的制度化标准所不能处理和消化的。
二、自反性现代化的后果
1.自然的终结以及生态危机
现代性带来自然的终结,自然沦为“人造的自然”、“社会化的自然”,再也没有纯粹的人类尚未踏足过或者未经人类改造的的地方,自然成为乡村的近义词,成为城市中的公园一角。人类在把自然变为社会化自然的同时,由于过度的开发自然资源以及现代化发展的各种污染物排放,终究给人类自己带来了危机性的后果——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自然资源匮乏各种极端气候等等问题,这些现代化发展的结果终于成了现代化发展的限制条件,人类也终于迎来自己胜利果实的“未预料后果”。而在环境问题治理上的一个矛盾的点是,先发展国家需要对目前的生态危机负很大责任,然而,生态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共同治理。先发展先污染的国家并不一定愿意在全球生态治理中担负更大的责任,后发展国家也并不一定愿意牺牲自己的发展机会,以至于全球生态治理成为一个公认的政治正确的同时,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2.破除传统——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
吉登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社会”,现代性对传统具有毁灭作用,一方面,现代制度不断对外扩张,通过全球化过程实现普遍化;另一方面,与前者结伴而来的还有诸多内部变化过程,这些过程也可称为现代性的激进化。这些内部变化过程是传统的撤离过程,是对传统的发掘并使之问题化。这个转变的次序如下。首先,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日常决策与全球性的后果之间的关联不断的加深,遥远的事件或力量可能会影响甚至决定地方性的活动,全球化侵入地方。除此之外,个人的日常活动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其次,知识与控制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对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及其许多传人来说,人们拥有关于社会和自然界的信息越多便越能控制它们。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控制权是人类幸福的关键。而这种情况在盛现代性阶段发生了变化,在自反性现代性的世界里,使我们遭遇危机的不是其他恰恰是我们积累的关于我们自身和物质环境的知识。在这种具有风险的世界里“知识”也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在传统社会中对于权威的信仰以及在简单现代性阶段对知识自信消失了,在这里,知识是多元的,人们在不同的专家间进行选择,知识又是矛盾的,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最后,现代性在重构日常生活中重构着传统,现代性的全球性实验与现代制度在日常生活的渗透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与不确定的时空扩展交织在一起的不仅有地方社区而且有私人生活的细节和自我。这种日常实验不仅反映了传统的角色变化,而且射击到了与自我及身份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牵扯到日常生活各种各样的变化和调整。
那么,现代性既然如此彻底的毁灭传统,那么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没有传统的世界呢?不,因为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不断重建传统,现代性与传统的合作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是非常关键,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社会”,那么,这种后传统社会和传统社会有着哪些不同,或者说,现代性究竟在哪些方面破除了传统?吉登斯给出的回答是我们可以从象征和仪式的特定形式来加以考察。首先,从传统的本质来说,吉登斯认为传统就是重复,它代表着一种与“理性探索”相对立的程式真理,与强迫心理有着相通之处,而现代性作为强迫性,提供一种重复的情感动力,这种重复是我们固守在已知世界中的一种方法,是避免自我暴露于异类价值观或生存方面的一种手段,为我们提供一种确定性与本体性安全感。在现代性中,过去不断延续,但它并不是以传统的方式被积极的重构,而是常常以近乎因果的方式主导着行动,加以社会性的概括,强迫性实际上是没有传统的传统主义。其次,从传统的象征来看,传统是身份属性的媒介,具有权威性。在传统社会中,权威属于传统的守护者,而在现代性社会中,权威属于专家。在具体情境中,守护者通过对传统提供解释来获得权威,而专家则是由于成功的占有了外行所不具备的具体技能和专业知识,从而在行动的具体领域中,在信息与技能层面相对于外行成为权威。此外,传统与专门知识虽然都是权威的来源,但有着诸多不同,专门知识是抽离性的,非本地、无中心,专门知识依靠的不是传统的程式真理,而是对知识的可矫正性的信念。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可以说,在专门知识统治之下的所有形式的本地知识都变成了来源于别处知识在本地的复合物。最后,信任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以前,传统对时间和空间拥有优先审视权,信任依赖的是近似于凝固的“时间与空间上”固定的社会交往关系。而在现代社会时空分离、脱域机制以及专家系统的发展,集体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得人们的信任不在依靠面对面的交往,而是依靠抽象系统以及专家知识。吉登斯认为这种脱离了传统的信任机制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稳定的,因为这种抽象系统中的信任是与集体生活方式的易变模式密不可分。,且抽象系统本身在现代性条件下也具有抽离性。
总的来说,在吉登斯看来,过去并不是被保存了下来,而是在现代的基础上被不断地重建。这种重建过程部分是个体性的,但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是社会的、集体的。霍布斯鲍姆认为现代性中的传统是“创造的传统”,“古代的材料被用于现代的目的——特别是为新兴的权力体系创造合法性”,虽然吉登斯不是特别赞成这种说法,不过,我个人觉得这种想法也是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思考。
3.    风险与不确定性
自反性现代性所带来的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这种风险与不确定性在贝克与吉登斯看来无处不在,问题在于现代性是如何使现代社会成为风险社会的或者说这种不确定性的来源是什么,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的世界,以及我们如何在这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寻找本体性安全感。
首先是风险社会,这个概念是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发展的自我先回问题变成了从潜在的威胁出发对已获得的标准进行重新制定的任务。风险社会的风险来自于工业社会的高度发展的不可计算性,这种风险是控制和秩序的工具理性逻辑受其自身动力盲目牵引的形式,它总是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并且具有无限可再生性以及多元性。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无处不在。在风险社会,决策是具有风险的,在过去,决策可以由对传统的信赖来加以做出,而现在,人们的视野随着风险的增长而变得逐渐模糊,科学的普遍合法性以及专家权威受到质疑,专家的可信度大大降低,人们需要在专家之间进行选择,这就意味着风险不仅预示着决策,而且还最终在根本意义上解放决策。
风险该如何规避呢,风险是不是平均分配的呢。风险对穷人和富人是公平的,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许多风险,而且有些风险像自然灾害、生态危机等等它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风险也是不公平的,穷人和富人在应对风险的能力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风险在无视阶级差异的同时也具有阶级差异性。
生活在这个风险社会中,人们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吉登斯称这种“不确定性”为“制造出不确定性”,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正式由人类知识的增长创造出来的自反性。
最后,实际上可能由于阅读中的思考不足,还有很多问题的答案尚未得到合理的解释,像自反性现代化的媒介、主体以及动力,亚政治、制度自反性以及风险社会与自反性的关系等等原本想要写的很多东西都没写出来,还是有很多遗憾,也给自己之后的读书报告撰写带来一定的经验与教训,还是有想要写的点就立刻写,不要拖,拖着拖着就忘记了。

第三组:吴娜(5.10-6.22)
【书单】:
《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论》 第三卷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自然辩证法》

现代性读书报告(吉登斯 未完结)
吉登斯按照文化与认识论的视角,对现代性作出一种制度性的分析。关于现代性很多学者都有相关的论述,对于现代性的制度诊断,也有不同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影响现代世界的主要变革力量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并提出无产阶级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提出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来解决现代性的危机。涂尔干把现代制度的性质归结为工业主义的影响,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巨变主要是因为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力刺激,认为劳动分工使得导致道德个人主义产生现代性危机,需要通过职业道德来重建集体意识;韦伯认为现代性危机要从“合理化”来寻求答案。齐美尔在论述价值与距离时,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物是和我们有一定距离但又可获得的事物,而货币就是我们克服距离的一个中介或者工具,而现代性的问题在于,货币本身是我们通向目标的手段,是人与其目标之间的媒介,现在却逐渐变成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货币这种从手段到工具再到主体的终极目标的这种地位转变,导致了现代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功能越来越扩张,而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功能越来越被排挤和压缩。
一、现代性的特征
上面这些学者都倾向于一某种单一的主导性因素来阐述现代性,吉登斯则认为现代性是多维度的,历史发展也并没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他以他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对现代性的内涵及诸多后果从制度上作出了分析。具体来说,他认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于欧洲,并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断裂,他所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理解现代性的断裂性,是我们分析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并诊断今天它对我们产生的各种后果的必不可少的开端。这种将现代社会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文明形态便签的速度更加申诉,这在技术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它还渗透进了其他领域;其次,断裂体现在变迁范围上,社会巨变的浪潮席卷整个地球,全球联系在一起;第三,是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某些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并不能简单地从此前的历史时期找得到。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具有双重性。包括“机会方面”与“危机方面”,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在带来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这种“生产力”扩展具有大规模毁灭环境的巨大潜力,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现代性的风险性,现代性的反思性,)
二、现代性的动力机制
吉登斯分析了现代性的三个动力机制:时空的伸延和分离、脱域机制、对知识的反思性。
时空分离是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具有极端重要性。首先,时空分离是脱域机制的初始条件;其次,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其合理化组织提供运行的机制;第三,与现代性相连的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依赖于“嵌入”时间与空间的各种模式。
所谓社会系统的“脱域”,吉登斯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实践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吉登斯主要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脱域机制,第一种是象征标志,第二种是专家系统。象征标志,吉登斯指的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可以将信息传递开来,而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象征标志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如象征政治合法性的符号,再比如货币符号等。吉登斯认为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依赖于信任,认为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相连,而信任在这里被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一种抽象能力。这种信赖建立在原则的正确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的信赖之上。信任体现在具有风险的环境中,凭此人们可以不同程度的防范风险。
至于现代性的反思性,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吉登斯称之为“行动的反思性监测”。吉登斯认为,知识在被反思性的运用于社会行动时,会受到四类因素的渗透。一是权力的分化,一些个人或者团体比其他个人或者团体对某些知识的应用更为得心应手(或者知识与权力结盟,知识为权力服务);第二是价值的作用,价值与经验知识是在相互影响的网络中彼此连接的;第三是未逾期后果的影响,运用关于社会胜过知识的结果,会超出那些用此知识去实施改变的人们的种种预期目的;第四是双向阐释过程中社会知识的循环。
三、多维度的制度维度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基本的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和监督体系,由此所导致的全球化也有四个维度: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军事秩序。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于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主导性角色,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民族国家体系:认为其主权存在是受反思性监控的,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全球化本质的一方面是,民族国家体系发展过程中存在主权的此消彼长过程;
世界军事秩序:由于战争的工业化特征,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各国都以彻底的方式将其军事现代化,两次世界大战表明了地方冲突演变为全球性军事介入的事实;
全球劳动分工体系: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二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极大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加强的情况下如何管理其经济的困难。
四、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与全球化交织的现代社会有着不确定的风险,带来一系列后果:
1.去传统化:
1.    影响深入自我的核心:《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2.    自然的终结:
同时,吉登斯认为,同时卷入到现代性进程的四种运动(劳工运动、民主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可以化解这些风险,从而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光明的前景。


第三组:吴娜(4.10-5.10)
【书单】:
《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论》 第二卷在读
《奢侈与资本主义》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奢侈与资本主义》读书报告
桑巴特在这本书中详细分析了奢侈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阐述了资本主义在形成过程中出现的财富聚集和过度消费的现象,并通过一系列的分析了比较、大量的统计数据。论证资本主义是从奢侈中产生的。
一、促进因素
桑巴特认为城市的扩展、宫廷享乐之风的兴盛、爱情的世俗化引起了社会中道德价值的变化,促进了奢侈的出现
1.    城市的扩展
作者用消费的观点阐述城市的起源与结构,认为消费是城市建设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我们探寻这些城市迅猛发展的原因时,我们发现推动城市建设的因素与我们从中世纪集镇发展中找到的动因是同类的。城市的扩展基本上应归因于消费向某个国家的城市中心的集中。正是消费的集中带动了城市的早期发展,这样的发展在萌生中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催动下四处产生,而与各个地区独特性无关。”桑巴特认为以王公、高级教士、贵族、“金融业上层”即新贵族,为主的消费人群,聚集于某地,进而形成最大的城市。
2.宫廷享乐之风
作者介绍了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宫廷的生活方式,并强调女性对宫廷生活的重要作用,得出宫廷生活的三个要素:漂亮女性、奢侈消费、炫耀自身价值。接着,作者论述了宫廷生活方式在社会中的扩展。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通过掠夺东方、发现非洲贵金属富矿、向地主放高利贷、以及奴隶贸易等方式获得了大量财富,完成了财富积累。拥有巨额财富的中产阶级不甘心自己当前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与旧贵族相结合,促成了新贵族阶层的出现。经济上没落的旧贵族需要中产阶级的财富以维持其优越的生活;在经济生活中获得成功的资产阶级需要旧贵族在身份上的认同。旧贵族的奢侈享乐的生活方式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这种需要耗费大量财富来维持的生活方式给了资产阶级提高其政治地位机会。从中可以看出,宫廷对于世俗生活的影响在于给了世俗生活者一个炫耀自身、证明其生活价值的一个渠道,宫廷生活方式更是成为旧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证明自身地位的文化符号。
2.    爱情的世俗化;非法爱情,高级妓女
桑巴特介绍了中世纪以来爱情观的变化,合法神圣的制度化的爱情转变为自由享乐的肉欲的爱情。这种爱情观念的转变,源于人们在追寻奢侈消费的世俗生活中,冲破原有的完全理性化制度化的爱情观念,人们追求非法的,肉欲的爱情,在这一时代,一种自由纯真的爱情生活达到了全面高潮。然后就是走向某种高雅,接着是放荡堕落,最后是变异倒转,消费与爱情观念相辅相成,奢侈的生活催生出自有的爱情,对爱情的任意追求推动财富的积累。
人们对于爱情的观念由合法化制度化转变为享乐化、非合法化后,出现了介于受尊敬的女人与淫荡的女人之间的新的女人阶层。非法的爱情成为一种潮流,一种上流社会炫耀身份,实现价值的手段,情爱艺术为人们所认同,与宫廷无关的高级妓女应运而生,奢靡生活盛行,爱情与金钱挂钩。上流社会离不开情妇,风流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
在这里,桑巴特实际上是将奢侈与性联系起来分析了奢侈的起源。在桑巴特看来,奢侈起源纯粹的感官快乐。所以在性要求自由表达的地方,奢侈现象突出,促进财富长,财富以货币的形式积累;而性要求受到压抑的地方人们将财富储藏、缺乏进取的动力。
二、奢侈的发展
作者定义了奢侈,并描述了奢侈的性质。奢侈的定义: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必须弄明白什么是必要开支,可以有两种方法:主观评判与建立客观标准,这样,奢侈就包括两个方面;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量上的奢侈与挥霍同义,质上的奢侈是使用优质物品,在多数情况下两种情况是结合在一起的。于奢侈的性质,桑巴特将其理解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桑巴特进一步分析了个人奢侈与大规模奢侈。认为允许奢侈大规模出现的环境已经具备。所有的要素均已齐全:财富、性自由、人口中某些集团谋求优势的努力、对大城市生活的偏爱等,并详细分析了对奢侈发展尤为重要的两个因素。
1.对宫廷之风的模仿
作者阐释了宫廷以模仿的方式影响平民生活。桑巴特认为宫廷奢侈的生活方式极大影响了与宫廷有一定联系或一心以宫廷生活为榜样的一批人,包括与宫廷一样喜欢奢侈的整个富有的阶层,比如骑士与暴发户,即经过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新富人为主。作者认为对贵族奢侈生活的向往是新兴资产阶级贵族积累财富的动机。
2.女性在其中的推动作用
桑巴特通过对宫廷生活方式的深入剖析,将奢侈与女人,即女人消费与消费女人,结合起来,定性宫廷消费模式为奢侈性消费,而实现这种奢侈性消费的主要方式是性和女人。在女性的推动下,奢侈从一种宫廷的生活方式演变为一种兼容宫廷与民间的生活方式,奢侈走入大众世俗,奢侈成为一种有经济意义的生活方式,奢侈品产业为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奢侈产生资本主义
在论述了奢侈的产生与发展之后,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在资本主义的起源时期,奢侈扮演着什么角色?它是否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有,又是通过什么因素?作者用历史实证方法论证了奢侈消费的增长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桑巴特通过大量的数据证明,奢侈消费的增长是促进贸易(零售、批发)、农业(在欧洲、在殖民地)、工业(奢侈品工业、混合工业)获得发展并出现现代组织形式的决定原因。



2021.3.6-4.10 读书报告
《马恩选集一》
《马恩选集二》
《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
《德意志意识形态》
《哲学的贫困》
《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法国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序言
在这两本书中,马克思详细的分析了法兰西自二月革命以来的阶级斗争,用他敏锐的眼光审视纷繁乱象背后真正促使法兰西各个阶级做出行为选择的根本原因——阶级,不同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的物质生存条件。每个阶级都有其阶级行为逻辑,看似偶然选择的背后隐藏着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将这段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848年2月24号的——5月4号,二月革命,各个阶级普遍友爱的假象时期;1848年5月4号——1849年5月29号,共和国成立制宪国民议会时期;1849年5月28号——1851年12月2号,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一、二月时期——革命的序幕
在路易-菲利普时期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的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金融贵族,包括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真正的工业无产阶级是官方反对派的一部分,他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而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农民阶级都被排除在政权之外。七月王朝面临的财政困难使其一开始就依赖于上层资产阶级的财政支持,这个统治阶级不停地通过国债、铁路建筑等方式掠夺国民财富,使得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利益受损,有了联合反抗的可能。而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以及英国的普遍的工商业危机这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最终爆发二月革命,七月王朝让位于临时政府。
这个时期从路易-菲利普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七月王朝的资产阶级君主国让位给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时期革命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建立的政府自己都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同样,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宣布自己只具有临时性。临时政府按照其构成成分必然反映出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的党派,它只可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互相妥协的产物,这些阶级虽然共同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彼此对立的,每个政党都用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曾经促成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也满足的占有了政府中的绝大多数职位。当巴黎无产阶级还沉醉于为社会共和国开辟的伟大前景以及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已经在暗中集结、联合,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支持,即获得了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支持。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和谐与热烈背后,是各个阶级实际的背离和矛盾,对巴黎无产阶级而言等来的不是黎明的曙光,而是来自各个阶级的联合绞杀。
二、共和国成立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创立、奠定时期
这个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从1848年5月4日到6月25日,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遭受失败。
二月革命后,在无产阶级武装的威胁下,临时政府被迫宣布成立以普选权为基础的法兰西共和国,就像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后他们争得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像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是设有共和机构上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是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争取到了。这时,工人阶级的进一步斗争是争取劳动权,这个要求超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资产阶级不会答应。二月革命已经把军队逐出巴黎了,国民自卫军,也就是资产阶级各个势力的军队成了唯一的军事力量,但是它还是觉得自己不能对付无产阶级,有必要进一步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使一部分无产者和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资产阶级先是用金钱收买了一部分流氓无产阶级,再建立了一个国家工厂,让招募来的产业工人从事非生产性的掘土工作,资者阶级以国家工厂为靶子,暗中操纵舆论,使一切社会中间阶层的仇恨都发泄在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实际上已经失去和资产阶级搏斗的一切优势和重要的阵地,却沉浸在欧洲大陆革命不断胜利的浪潮中,而实际上,他们已经失去这种胜利。
无产阶级在6月22日进行了大规模起义,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是一次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而社会中的其他阶层,被沉浸在“秩序”的美梦中,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一起征讨无产阶级,六月事变失败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2)从1848年6月25日起到12月10日,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专政。在这个时期里他们起草宪法、宣布巴黎戒严,后因12月10日波拿巴当选总统而废除。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瓦解的历史,他们统治的结果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新的宪法实质上只不过是1830年宪法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这个宪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有两个头脑,一个是立法议会,一个是总统,并且,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关系的规定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宪法规定国民议会可以用合乎宪法的办法废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议会却只能用取消宪法本身,宪法本身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同时,国民议会把行政权分配给总统,并用民众选举的方式来进行总统换届,使得民选的总统和国民发生联系。12月10日的选举,是曾经不得不支付二月革命费用的农民反对国内其他各个阶级的表现,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这次选举得到了军队、大资产阶级、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巨大支持。
(3)从1848年6月25日起到1849年5月28日,制宪议会同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制宪议会灭亡。共和派资产阶级遭受失败。
共和派资产阶级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自己却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里的资产阶级群众指的是波拿巴和联合的保皇派,即秩序党,大资产阶级的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组建了巴罗内阁,以巩固秩序,终止临时状态为由,要求解散国民议会,并在全法国掀起了向国民议会请愿的运动,引入无组织的人民的力量来反对国民议会。
三、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立宪共和国是在1849年5月28日随着立法议会的开幕而开始其正常存在的。这整个序幕充满着秩序党与山岳党之间、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喧器的斗争,这个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从1849 年5月28日起到1849年6月13日正。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
如果说1848年的6月23日是革命无产阶级起义的目子,那18496月13日就是民主派小资产者起义的日子,这两次的每一次都是发动起义的那个阶级的典型纯粹的表现。
在工人的革命力量被消灭的同时,民主主义共和派即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共和派的政治影响也被消灭了,他们的代表者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山岳党,他们同资产阶级共和派一起在六月事变中攻打过无产阶级,这实际上破坏了他们自己赖以成为一种力量的背景,因为小资产阶级只有以无产阶级为后盾才能保持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阵地,使自己陷入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中,所以,他们最终被资产阶级无情的抛开。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者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山岳党和社会主义者采取了联合行动,社会党与民主党,公认的党与小资产者的党,结成了社会民主党,即结合成红党,山岳派起到了议会中的革命代表着的作用。山岳派在6月11日企图发动的起义是“纯理性范围内的起义”,即纯议会内的起义,当日在国民议会投票后,山岳当与工人代表秘密开会,后者提议13日进行起义,山岳党拒绝了,它不能使自己丢掉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被自己的盟友束缚住了,相信了山岳党的话,认为山岳党在议会席位和军队方面占优势,也许山岳党自己也信了。法军炮轰罗马事件后,12日,山岳党的控诉书在议会中被否决,拒绝接受结果的山岳党退出了议会,从议会走到街上,结果使自己失去了力量。山岳党发布了“告人民书”,小资产阶级举行了一次所谓的和平示威游行,后来被强力驱散,集结的山岳党人逃散了,山岳党在议会的影响和小资产者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六月十三日事件就此落幕。
6月13日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一个时期,小资产阶级徒然反抗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为了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自己曾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不断进行阴谋活动,在六月事变中拼命攻击无产阶级。6月13日这一天摧毁了它的反抗,而把联合保皇派的立法独裁弄成了既成事实。从这时起,国民议会就只是秩序党的救国委员会了。
(2)从1849年6月13日起到1850年5月31日止。秩序党实行议会专政。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失去议会制内阁。
6月13日后,秩序党击败了山岳党的势力,但是山岳党的残存势力回到议会,与秩序党进行了再一次的斗争,在1830年3月10日的选举中,山岳党获得了各省的多数票,军队也投票表示支持六月起义者,这带给秩序党强烈的不安与恐慌,这次它对付秩序党的武器是——普选权,废除普选权,这是秩序党的最后结论,也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结论。秩序党选择通过废除普选权来击溃山岳党以维护自己的资产阶级专政,攻击普选权,那它就为新的革命提供了口实。联合的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抛弃了他们联合权力的唯一可能形式,抛弃了他们阶级统治的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即抛弃了立宪共和国,后退到了低级的、不完备的、较软弱的形式即君主国,将自己埋进了坟墓。
(2)    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2月2日止。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在彻底击溃山岳党的势力之后,秩序党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资产阶级专政,而当秩序党的统治越稳固,其与波拿巴的矛盾和冲突就越强烈,此时,之前一直隐藏在秩序党和其他阶级背后坐收渔翁之利的波拿巴终于走上前台。而这时的秩序党不仅要和波拿巴进行斗争还要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秩序党由两个派别组成,一是正统派,代表地主的利益,二是奥尔良派,代表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的利益,两者虽然都是保皇派,但支持不同的王朝,秩序党在内部存在着分离,根本上不是波旁王朝和奥尔良王朝的对立,而是其资本的对立,是城市和农村的对立,地产和资本的斗争,是由其所依存的不同的物质生存条件所决定的。所以,秩序党所进行的一系列调和两个王朝的矛盾以协调党内两个派别之间斗争的努力是完全没用的。
秩序党和波拿巴的斗争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最终,秩序党倒台,波拿巴获得胜利。
(a)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月12日止。议会失去军队总指挥权。
(b)从1851年1月12日起到4月11日止。议会重新支配行政权的企图遭到失败。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同共和派和山岳党联合。
(c)从1851年4月11日起到10月9日止。尝试修改宪法,企图实现融合和延长任期。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
(d)从1851年10月9日起到12月2日止。议会和行政权公开决裂。议会正在死亡和崩溃,被自己的阶级、军队以及其余各阶级所抛弃。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覆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对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模仿。
马克思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流氓无产阶级,在他与秩序党的斗争中,他用金钱所收买的流氓无产阶级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波拿巴代表的确是小农阶级,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代表的是保守的农民,而小农的政治行为表现为行政权支配议会,国家支配社会。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以保证农民顺利无阻的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割,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致富的条件,而在本世纪的进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困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么,他的拙劣的模仿是注定要失败的。
四、思考与讨论
在阅读的过程中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马克思的语言真的是深刻又辛辣,同时思维真的是非常清晰,法国这段历史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错综复杂,但是马克思娓娓道来,将各方各派分析的淋漓透彻、精彩非凡。
2021.1.9-2.9读书报告
《经济与社会》上下
《古犹太教》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神圣家族》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大致赞同摩尔根对史前时代的分期法,把史前时代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再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又把这两个时代中的每一时代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马克思在摩尔根的描述的基础上对每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相应的生产工具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马克思从考察易落魁人的对偶制婚姻(亲属制度)出发来研究家庭。马克思认为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但是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是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同样,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当家庭继续发展的时候,亲属制度却僵化起来,当亲属制度以习惯的方式继续存在的时候,家庭却已经超过它了。不过,我们也可以根据历史上所留传下来的亲属制度,同样确实地断定,曾经存在过一种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业已绝迹的家庭形式。
马克思认为原始历史上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其内部 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而在这种逐渐排除血缘亲属结婚的事情上,自然选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按照摩尔根的意见,给出了以下几种家庭形式:
1.血缘家庭。在这种家庭形式中,在这里婚姻集团是按照辈份来划分的,在家庭范围以内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是如 此;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这一家庭形式中,仅仅排斥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用现代的说法)。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这种家庭形式的进步在于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关系。
2.普那路亚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在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性关系之外,也排除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这一进步,由于当事者的年龄比较接近,所以比第一个进步重要得多,但也困难得多。这一进步是逐渐实现的,大概先从排除同胞的(即母方的)兄弟姊妹之间的性关系开始,起初是在个别场合,以后逐渐成为惯例,最后甚至禁止旁系兄弟姊妹之间的结婚。按照摩尔根的看法,这一进步可以作为“自然选择原则在发生作用的最好说明。不容置疑,凡近亲繁殖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婚姻当作惯例和规定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
2.对偶制家庭。对偶婚是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这一阶段上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不过,多妻和偶尔的通奸,则仍然是男子的权利,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很少有实行多妻制的;同时,在同居期间,多半都要求妇女严守贞操,要是有了通奸的情事,便残酷地加以处罚。然而,婚姻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解除的,而子女像以前一样仍然只属于母亲。
4.专偶制家庭。它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的 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而确定这种生父之所以 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专偶制家庭和对偶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关系要牢固得多,这种关系现在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赶走他的妻子。对婚姻不忠的权利,这时至少仍然有习俗保证丈夫享有,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权利也行使得越来越广泛。马克思认为从群婚向专偶婚的过渡主要是由妇女所完成。古代遗传下来的两性间的关系,越是随着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从而随着古代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失去森林原始生活的素朴性质,就必然越使妇女感到屈辱和压抑;妇女也就必然越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贞操的权利,取得暂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这个进步决不可能由男子首创,这至少是因为男子从来不会想到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放弃事实上的群婚的便利。只有在由妇女实现了向对偶婚的过渡以后,男子才能实行严格的专偶制——自然,这种专偶制只是对妇女而言的。
由此可见,专偶制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 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可能是他自己的并且应当能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可见,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 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
这样,我们便有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 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专偶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
在论述家庭形式的同时,马克思还探讨了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认为在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大多数或全体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来自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户经济是原始时代普遍流行的妇女占统治地位的客观基础。而当经济进一步发展,氏族的财富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财富的增长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这就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强有力的打击。以母权制为基础的共产制家户经济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家长制家庭公社经济。马克思认为这种家长制家庭公社是实行个体耕作以及起初是定期的而后来是永远的分配耕地和草地的农村公社或马尔克公社从中发展起来的过渡阶段。在通过对易落魁人的氏族、希腊人的氏族以及雅典人的国家的详细描述后,马克思认为最早形式的氏族是经由普那路亚婚姻结合而成,而国家是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机关来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同时受这些国家机关支配,因而也可以被用来反对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各种形式的更替,基本上已由摩尔根描绘出来了;马克思所要补充的,是引起这种形式更替的经济内容。

第三组:吴娜(12.6-1.8)
《法律社会学》
《印度教》
《世界经济简史》
《共产党宣言》
《儒教与道教》
《历史经济学的逻辑问题》
第三组:吴娜(10.20-11.20)
【书单】:
《支配社会学》
《支配的类型》
《消费社会》
《在野之学》
《经济与历史》
《法律社会学》在读

支配社会学读书报告——经济余暇与金权政治化

研究问题
韦伯政治社会学的起点是支配与服从这对概念,出于经济利益、习惯、感情、理想等因素都可能发展出支配,但是支配者为了使自己的支配可以长久的维持和延续传递,最关键的是必须为自己的统治找到正当性的信念,即正当性基础。【1】
基于不同的正当性基础,韦伯将支配分为法理型型支配、传统型支配以及卡里斯玛型支配这三种纯粹类型。法制型支配的以理性为基础,传统型支配以传统的神圣性为正当性基础,卡里斯玛型支配建立在被支配者确信支配者本人具有超凡的魅力品质。【2】韦伯强调这三种统治类型只是理想类型,在现实中并不纯粹,而是相互混杂,存在着各种变体。
韦伯详细论述了这三种支配类型的本质、前提条件、行政结构、权力划分、变体以及它们的经济社会影响。在论述过程中,韦伯提到官僚制支配和卡里斯玛型支配的一个内在倾向是金权政治化,在官僚制支配这部分韦伯并没有叙述其原因。在卡里斯玛型支配这里花了些许笔墨,认为卡里斯玛型支配的一种内在倾向是以纯粹经济的资格来取代卡里斯玛资格,其原因是,因为富裕者具有更多的经济余暇,再加上他们的人为自我强化,卡里斯玛的教育进一步被富裕者所独占。卡里斯玛的支配阶层成为一种纯金权政治的独占阶层,政治权力成为一种“贵族伴随义务”。再加上之前读韦伯其他书目的时候韦伯也多次提到了经济余暇对占有政治权力的作用,比如在《学术与政治》这本书中,当论述职业政治家和群众政治家时,韦伯认为群众政治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有才气、有责任感,和律师一样没有固定的社会分类,但最后,在政治这方面的职业命运却并不光明,往往难以取得领袖的位置,因为他们通常缺乏余裕,也就是经济余暇【3】;此外,在《非正当性支配》这本书书中,韦伯在论述门阀支配的本质时,认为经常召开的市民大会,对没有经济余暇忙于生计的平民来说,是一种负担,因此较少的参与市民大会,城市于是成为望族实际支配、贵族独占、闭锁性的支配【4】。在韦伯的其他著作中,这样类似的论述并不少见。由此,在阅读韦伯关于政治的论述中,经济余暇对政治权利的占有和使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此外,韦伯在支配的类型以及支配社会学中,在论述官僚制支配的社会影响时,认为官僚制支配有一种内在的金权政治化的倾向,这里韦伯并没有详细论述深层次的原因,韦伯同样认为,卡里斯玛型统治具有一种金权政治化的倾向,如上所述,这种政治倾向是由经济余暇造成的。因此,在这篇读书报告中我希望可以探讨一下经济余暇对政治占有情况的影响,主要以金权政治化为例来进行展开。
竞争性解释
(一)金权政治的概念
金权政治, 是指公共权力在违反法律和社会共同认定的规则的情况下与财富进行秘密交易并被财富所腐化的政治现象。金权政治的原义是有产者的统治或者按照财产分配权力的政体,在这样的国家里,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的情况按照财产状况来分级制定的,这符合阶级社会的历史逻辑,体现出是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这一思想。【5】
历史上,“金权政治”作为一种带来腐败的现象一直广受民众的指责和反对。到了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性得到了加强,通过实行分权制衡限制了绝对王权,并把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加以分化,,这样,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公与私的界线更加清晰。与此同时,大部分国家实行了不论公民财产多少均有权参加选举的普选制,并推行大规模的“福利政策”,建设“福利国家”,用种种方式来提高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以此来模糊其阶级属性,缓和阶级矛盾。在这种功利主义的福利政策与民主政治的影响下下,现代社会的金权交易以一种隐秘却可靠的方式运行。但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并没有被这种“甜蜜的外衣”所迷惑,认识到金权政治是政治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尽管人们对金权政治及其伴生品“腐败”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金权政治仍然是资本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的属性,并且,由于相关的监督制度的不完善,以及金钱与权力之间的亲和性,使得腐败在世界各国不同程度的蔓延开来。

创新性解释
在支配社会学这本书中,韦伯用经济余暇来解释政治支配权力最开始的分化情况,用“经济余暇”来解释“金权政治化”的起源,认为富裕者具有更多的经济余暇,再加上他们的人为自我强化,卡里斯玛的教育进一步被富裕者所独占,卡里斯玛的支配阶层因此成为一种纯金权政治的独占阶层,政治权力成为一种“贵族伴随义务”。这是韦伯的一种创新性的解释,首先,很少有学者关注金权政治化的起因,这是韦伯的独到之处:其次,较少有学者关注“经济余暇”在政治权力划分中的重要作用;最后,韦伯独创性的将“经济余暇”与“金权政治”联系起来,解释官僚制以及卡里斯玛型支配内在的“金权政治化倾向”。
经济余暇的概念,韦伯并没有进行特意的解释,看书的过程中也在思考韦伯所说的“经济闲暇”到底是多和少的区别还是有和无的区别,因为这好像是“坐食者”才拥有的,最后,因为想到律师和新闻记者都是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一个可以成为职业政治家一个却不行,还是将“经济闲暇”理解成多和少的区别。
余暇在汉语中的意思是指闲暇的时间,在这里,我将经济余暇理解为:人们在进行满足自身生存生活所必要的物质生产之后,所剩下的可以用来进行其他活动的时间及物质财富。在这个层面上,经济余暇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概念,这里的其他活动,包括政治活动、文化活动、休闲娱乐等。
四、解释过程
在韦伯关于支配的论述中,他认为官僚制和卡里斯玛型支配都有一种金权政治的倾向,并用经济余暇来解释这种倾向,那么理性为基础重视法律规制的官僚制和以超凡魅力为基础本质上反经济的卡里斯玛是如何发展以致导向金权政治的呢?
(一)官僚制向金权政治的变形过程
韦伯认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正当的领导人物,存在为了政治而活和不是依赖政治而活两种取向,其中,为了政治而活的领导阶层被处于金权取向而被纳入到政治系统。当然,这种金权式领导阶层的存在,并不能说明他们因为本身有足够多的金钱就不会去利用自己拥有的的权力而为自己的私人经济利益服务,也不意味着依靠政治为生的政治家就会只着眼于自己的生计,而忽视理想。这里,韦伯的意思是,依靠政治为生的政治家,因为没有资产,位于社会的经济体制维持的利害关系之外,存在一种无所顾忌政治理想主义。而为了政治而活的政治家,因为本身有资产,会有意无意的着眼于个人生存的经济安全(这里很容易联想到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不仅因为他们代表先进生产力,也因为他们本身一无所有,所以也不怕失去)。因此,韦伯认为,用非金权的取向争取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即他们可以从政治的经营或者自己所在的职位中取得按时稳定的收入。这种依靠政治生活的职业政治家也分为两种,纯粹的俸禄人或受薪的官吏。这样发展下去,国家和国家的官职逐渐成为纯粹提供俸禄的机构,普遍的官僚化带来的职位的增多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职位所代表的稳定的收入来从事政治,这种趋势促进了近代官僚体制的发展,专业官僚开始兴起。
官僚制是一个具有合理规则的制度,具有一种“非人性”、“不问对象是谁”,被支配者的服从针对的是规则,而非对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官僚制是一种基于抽象规则的支配权行使,是一种对于权利平等的要求。官僚制最先出现在军事领域,即军事官僚化,其结果是兵役从有产者转移到了无产者身上,出现军事经营管理的官僚化,之后官僚化向其他领域扩散。官僚制的出现和大规模的发展以货币经济和财政的出现为前提,这两者使得包税制度成为可能,提高了被支配者的纳税能力,官僚的报酬主要以俸禄形式发放,官僚不得占有职位,须要将私人事务与公务区别开来,出现俸禄和俸禄的官职组织。又因为国家行政事务量的扩展和质的变化,以及官僚制专业化、切事化、效率高等技术优越性得以大规模的扩展。官僚制是将“共同体行动”转化为理性且秩序井然的“结合体行动的特殊手段”,而韦伯认为结合体行动要优于任何类型的与其相对抗的“群众行动”或“共同体行动”。在官僚制大范围普及之后,即有一种不可或缺性,出现一种官僚机构永续发展的倾向。这种“不可或缺性”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并不导致权力的扩大,而从无产者中选拔官员可以扩大支配者的权利,可以扩大官僚制行政的支配范围。这种选拔就是依据专业知识来选拔官员,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专业知识带来的高效率、专业化、规范化,成为支配者统治的有力工具;二是官僚以隐秘其知识与行动来逃避批判,甚至与支配者斗争,从支配者手中夺取权力。
官僚制的快速发展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其发展对经济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由于官僚制以专业的知识为基础,往往是技术专家和专业行政员掌握了官僚机器,这种以专业知识为导向的行政,会促进等级拉平化,客观上有助于促进社会平等;其次这种不问对象是谁的制度会使得不受私人关系影响的、理性化的精神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官僚制的支配结构促进一种理性主义的生活方式,促进理性的切事性以及“职业人”与“专家”的发展,也即官僚制对教育以及教养的本质的影响;其次,官僚制的经济影响取决于掌握官僚机构的势力所指示的方向,其结果经常是一种隐秘的金权政治的权力分配。
在官僚制的发展过程中这种隐秘的金权政治的权力分配是如何形成的,其中有哪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其中是不是有其内在的自身结构性的影响?首先,官僚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它的出现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其从产生到发展以及之后的前进方向,都内在的蕴含了资本主义对于金钱、对于财富的追求;其次,韦伯认为官僚制的最顶端必然有一种非纯粹官僚化的因素,具体的表现则在于,官僚制的一些本质属性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发生微妙的变质,官僚制的支配基础是理性,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回出现一种“卡里斯玛化”,官僚制的“非人化”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被“特殊化”所减弱;此外,在近现代社会,出现了官僚制的选举,而选举的一个重要的规则是,由于费用过高,因此选举所产生的费用由参加选举的人自行负责,这个规定首先限制了经济闲暇不够的大部分人,还为金钱与权力结合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契机,出现“政治献金”现象,或者资本直接扶持自己的“代言人”上台。
(二)卡里斯玛型支配向金权政治的变形过程
卡里斯玛型支配建立在被支配者确信支配者本人具有超凡的魅力品质,它是由人群对于异常事态的集体兴奋、以及对英雄性的归依而形成的,与官僚制“日常性的结构体”以及家父长制“日常生活的自然领导者”所具有的恒常性不同,卡里斯玛代表了一种“超日常的需求”、“超自然、“脱离现实性”,它拒斥理性的、有计划地赢取钱财,拒斥理性经济,与一切有秩序的经济相对立。这样看来,卡里斯玛型支配与金权政治应该是相距甚远,那么,卡里斯玛型支配到底是如何走上金权政治的道路上呢,这就要涉及到卡里斯玛型权威的不稳定性日常化、即事化。
卡里斯玛型支配的支配者要在生活中不断确证其力量,证实其能够为信奉者带来幸福,要对被支配者负责,证明自己是神所意指的支配者,以此取得其支配的正当性。卡里斯玛型支配的权威基础实际上在于被支配者对支配者个人使命的纯事实的确认。在这个过程中,支配者需要不断地向被支配者证明其“超凡力量”,一旦支配者无法证明其特殊性,则无法维持其统治,这种权威是一种不稳定的力量。
出于深层次的经济动机,支配者及其门徒这些现存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秩序而位于特权地位的阶层,寻求正当化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就是寻找将此种地位由纯粹的现实的势力转化为一种既得权力的秩序并将其神圣化。他们希望将被支配的卡里斯玛福气从一个随机降临在个人身上的恩宠转变为一种日常性的持久的拥有,在这个过程中,卡里斯玛的力量与传统的力量相互渗透的现象较为常见,它们两者的力量都奠基于对具体的个人权威的神圣性的信仰,且权威对被支配者来说都是不容置疑的;这两种权威都奠基于对恭顺关系、恭顺义务的归依上,而这种义务总带有某种宗教的神圣性;这两种统治的支配结构的外在形式也很类似;因此,这两者之间转化的渠道是流通的。
在这两者的结合中,卡里斯玛的本质被抛弃,卡里斯玛被那些所有经济与社会权势的拥有者当做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用以正当化其本身财产乃是源于卡里斯玛的因而即为神圣的权威,卡里斯玛成为“既得权力”的法理根源,成为日常的构成要素。而卡里斯玛在领导选拔也即指定继承者这个问题上的发展又将其导入法理规则与传统的轨道。被支配者希望卡里斯玛的“担纲者”一直存在的这个渴望,一旦获得满足,便意味着卡里斯玛向着日常化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不断更新的肉体化身造成卡里斯玛的即事化,接受召唤的担纲者被寻获的方式,必须有系统的依据某些显现出卡里斯玛特制的标志,至少显现是根据某些规则。这些规则,如多数原则,使得卡里斯玛的支配结构及其决定继承者的方式,步入选举制的轨道,选举过程受到传统规范的束缚,受到被支配者的赞同的限制,被支配者的赞同成为一种正规的选举程序,选举的经济成本与雄辩的卡里斯玛结合,卡里斯玛向着代议制方向发展。
卡里斯玛的即事化,使得卡里斯玛从一种独特的个人的天生禀赋,成为有可可转化的、可让渡的、可追求的一种资格,这种资格不是附着在个人身上,而是联结在官职或制度性的组织上,而“不论对象是谁”。最为熟知的情况,是相信卡里斯玛可以通过血缘纽带来进行转。卡里斯玛成为一种可以用手段进行转移的即事性的资格,这也就意味着卡里斯玛资质可以成为教育的对象,于是出现了卡里斯玛教育,用来培育卡里斯玛能力,出现骑士教育,形成了圣职教育的精神主义。但是,接受卡里斯玛教育的人本身是需要脱离农业经济生活生产的,而且接受圣职教育本身也所耗甚大,平民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接受卡里斯玛教育,卡里斯玛教育由此进一步被富裕者所独占,卡里斯玛的支配阶层由此成为纯金权的支配阶层,政治成为一种“贵族伴随义务”。卡里斯玛由此从一种反经济的力量转变为一种以金钱为导向的金权政治。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穷困者整日忙于生计,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金钱来接受卡里斯玛的圣职教育,从一开始就被迫退出了卡里斯玛的资格竞争。
五、结论启示
韦伯用经济余暇来解释政治支配权力最开始的分化情况,用“经济余暇”来解释“金权政治化”的起源,认为富裕者具有更多的经济余暇,再加上他们的人为自我强化,卡里斯玛的教育进一步被富裕者所独占,卡里斯玛的支配阶层因此成为一种纯金权政治的独占阶层,政治权力成为一种“贵族伴随义务”。韦伯对经济余暇与金权政治的论述不多,其中却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觉得在物质财富得到极大满足的今天我们拥有很多的“经济余暇”,我们不会像卡里斯玛下的被支配者一样,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我们真的拥有很多的“经济余暇”吗?就算我们拥有很多的经济余暇,那么我们是如何分配它的呢?金权政治化这种隐秘的趋向有没有出现呢,如何去避免权威政治向金权政治的转变,如何去应对金权政治带来的危害?
首先,我们真的拥有很多经济余暇吗?看起来我们比历史上的人们拥有了更为丰富的物质生产,我们不必忍饥受冻,我们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但是,我们依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工作,去996,我们拥有的经济余暇远不足以支撑我们以“政治为业”,或者有人说,我们可以去考公务员,去以“政治为业”,那么,这种依赖政治而活使我们成为的是官僚制下的职业官吏而不是韦伯所说的“政治家”。
其次,就算我们真的拥有足够多的经济余暇,我们是如何分配它的呢,在现代社会,我们拥有多种娱乐方式,大众可能并不那么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利的行使状况,或者所关注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真正的权利。就像托克维尔在谈论民主、平等与自由的关系时所说的那样没有自由精神的平等是一种平庸之恶,在对平等带来的福利的诱惑下,民众让出自己参与公众事务的权利,只关注自身利益,致使政治事务出现真空,给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那么,金权政治化这种趋向有没有出现呢,毫无疑问,从历史上它诞生起那一刻就再也没有消失,只是通过一些政策措施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无论是像美国那样纯粹金权政治的社会还是其他权威主义取向的国家,拥有财富的人在拥有经济地位之后一定不会就此止步,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追逐利益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他们会凭借自己的金钱来谋求自己的政治地位,或者以隐秘的方式与政治势力结成联盟,为自己更长远的经济利益铺路,这也是腐败和“政治寻租”现象一直出现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至于如何避免金权政治以及腐败现象,从经济闲暇的角度来说,“高薪养廉”大概是一条可行的道路。而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行的“从严治党”、“制度建党”等一系列反腐倡廉措施也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此贴被吴娜在2021-10-16 17:36重新编辑 ]
Posted: 2021-01-23 14:22 | [楼 主]
严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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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加油
Posted: 2021-05-17 17:02 | 1 楼
王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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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
Posted: 2021-10-22 20:43 |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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