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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祖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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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祖远读书报告2(更新至2021.5.9)

4月份读书报告
关于社会关系的思考:
为什么从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起因是是思考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差异。最明显的差异在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但对社会的认识却进步的不那么明显,或者说难以对社会有明确的认识,因为社会更难预测。我将这种社会的难以预测性部分归因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传统社会学理论中的关系(整体和宏观)
经典社会学理论里,处处都体现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在所有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最为重要,结合马克思对阶级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阶级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秘密和它为什么产生了特定形式的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原本是嵌入更广泛的制度形式,如家庭、或亲属关系、政治纽带或宗教中的,只有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关系日益脱离这些制度形式,并界定了阶级关系。资本主义将市场关系和金钱关系引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彻底破坏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传统社会纽带,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劳动关系和以利益为导向,以市场为中介的不断累积所塑造的,社会关系的商品化为其典型表现形式。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控制,非资本主义阶级被消灭,无产阶级日益扩大,二者矛盾日益尖锐且不可调和,而最终的结果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恶化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强,革命终将发生,后者利用国家权力剥夺资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重新使经济服从于社会的控制之下。这与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关于经济、政治行动都是嵌入于社会之中的理论相似。
韦伯主要探讨的是经济与宗教的关系(这里的经济与宗教等是包含于社会之内的)。他把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体系的发展动力与受宗教精神启发的工作和自我控制的精神气质结合起来,后者韦伯将之称呼为禁欲主义,它引导人们活在当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现代力量,是一种新的动力系统,它一旦启动,就将改变全球各地的传统社会。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起点在于道德秩序的变化,具体的说,就是以行动和世俗成就为导向的禁欲主义在这个世界上确立起主导地位。
与马克思类似,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认为,货币重构了人的关系,货币已经成为一种以抹杀个人个性的方式来建立远距离的人际关系和组织社会关系的抽象手段。因为货币鼓励并支持仅仅狭隘地关注社会交换中那些对其基本功能最为重要和实质的方面。货币使人从个人化的人格依赖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自由,使个人能进行各种富有成效且完全不带人情味或个人色彩的互动,货币使得互动关系的重点放在了功能上。但齐美尔同时也认为货币对社会关系的这种重构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就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而言,大都市的产生使得其居民在感官上感受到了“永久性的过度刺激”,为了更好的防止个人被“现代城市生活压倒性的客观力量摧毁”,都市里的居民都普遍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而货币则很好的承担起了这种摆脱个人化的人格依赖的作用,更加非人性化。
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和涂尔干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具有相似性,都表达的是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即从一种关系到另一种关系。像共同体的社会关系是基于爱和自由,典型的是家庭、邻里、村庄和友谊,而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是基于交换和契约,典型的是大城市。机械团结建立于相似性的基础上,处于机械团结社会里的成员关系是以共同情感和信仰为纽带;有机团结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上,有机团结社会里的社会关系是由不同的职能分工塑造。在我看来,无论是从共同体到社会,还是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其反映的不仅仅是二分法强调的那种两种社会关系形态,或说理想类型,更是一种现代性的进化连续体。这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的观点也有所不同。一个新理论之所以被选择来取代旧理论,与其说是其为真,不如说是因为一种世界观的转变。科学中的进步并非通往单一真理的简单直线,我们所说的进步,体现在去追求更为恰当的世界观,和更为融洽的与世界的互动。但无论怎样,变化产生的背后都要考虑其时代语境。
从传统到现代:社会关系变革的时代语境
无论是马克思论述的资本导致的阶级关系的变化,还是韦伯经济与宗教关系的变化、齐美尔货币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化等这些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背后所反映的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期间的时代背景或曰先验条件。所以社会关系的建立宏观上要考虑其时代语境、经济语境,或者说社会关系的规范和期望。这就必须提到社会关系的静态一面,即结构性面向。因为结构转型重塑社会关系,个人的性格特征和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塑造的。这些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抽走了他们原本赋予其生活以意义的风俗、习惯,割裂了他们的身份认同的核心内容,当他们试图适应新环境时,这些变迁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就包括社会关系的变革。
转型带来的挑战:异化或者失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造成了五种异化,与自身劳动(生产过程)的异化,与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异化,与他人的异化(阶级疏离),以及与自己的异化,异化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涂尔干的失范则指的是由于日益发展的社会劳动分工和工业化社会中人们职责和行为的专门化导致调节社会行为的规范的缺失或崩溃(程序性规则不足以调节一个复杂和谁体系中的专门化的、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之间的互补关系),那些最该受到谴责的行为也往往因为成功而得到迁就、允许和禁止,公正和不公正已经不再有任何界限。(复习一下吉登斯对马克思与涂尔干异化失范的不同点的解释。二者的差异在于对自然状态下人的内在状态的不同理解。马克思异化是人天生是善良的,但被社会腐化了。涂尔干,失范:人天生是个倔强执拗的生命体,其自负自大的品行必须由社会来严格约束。---吉登斯)。但此处我强调的则在于人都处于的不正常状态。
从宏观到中微观的关系研究演变:
韦伯、涂尔干、马克思等人的社会关系更具结构性,而后来者更多沿着齐美尔关系主义路线(齐美尔的逻辑是,形式是多样的,那么关系自然也就是多样的)对以往的关系研究展开批判:强调的是关系的动态性、过程性(米德),反对静态的、目的性的观点。静态的观点如有学者批评马克思的各阶级的层次关系是封闭的。如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天然对立,且二者矛盾不可调和。目的性的观点如韦伯的担忧。韦伯在对现代世界的除魅的分析中也担忧,我们的活动和实践趋向于理智化、计算性、由技术来定义,以工具为导向,并服从于手段---目的的标准。并且,像经典社会学家所建构的各类范畴、理想类型都是对复杂社会现象的一种剥离和抽象,但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发展,文明的不断进步,任何个人都难以触及、理解完整的社会,而只能触及其片段,所以宏大的关系分析不再适用。而关系的动态性、过程性正是对这种宏大分析所产生弊端的一种克服和超越。宏大的关系分析如上个月读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就预设了单一的身份观,把人置于某一文明圈、宗教圈之内,把丰富多元的个人所见到某个单一的维度,多元的联系和活动被抹杀,所以分裂就被无限放大。这种宏大的社会关系归属、身份归属不再有意义。而选择的关系越小、才越能看见真实生活。
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认为,自我是逐步发展的,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社会经验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即是作为个体与那个整个过程的关系以及与该过程中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结果发展起来的,比如在自我产生所必要的社会条件,玩耍中,儿童必须采取所有其他参加者的态度。原因就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随着旧的生活方式的崩溃和新得生活方式的出现,意义的不断再产生需要个人身份认同的不断更新,因为个人和群体始终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过程性的、动态的互动关系关注的是微观层面的社会关系涉及从炽热亲密的浪漫关系到冰冷凶残的种族屠杀,包括人际吸引,助人、偏见、攻击、冲突和和解等。此处考虑的是正向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社会交往,或者社会互动。齐美尔认为社会交往的基本支撑包括忠诚和情感、善意、信任、信心等社会心理范畴。但这些社会情感在文化的日益物化或客观化发展面前逐渐改变了。。就像经济人理论认为,人与人的基本联系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私自利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交往关系的类型与程度都发生改变。知道与不知道,了解与不了解,都仅限于人们向建立的关系的需要,而我们往往对要与我们建立关系的个人所知甚少。
所以哈贝马斯要重新构建交往理性,强调在人与人之间、主体之间达成相互理解,规范交往行为。交往行为中的理性是一种新的理性,传统意义上,理性大多被用于人类认知和掌握客观世界上,而交往行为中的理性是一种动态的,双向交流的理性。(不展开)。
回到最开始,自然与社会的区别,在这里的部分原因则可能在于社会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权力。拥有权力的行为主体能够思考、谋划并因此具有逃避、反抗权力以及策略性地运用权力,所以可能社会关系的前提条件完全相同,但所产生的关系类型、特征及表现也会完全不同。由社会交往关系中的权力联想到中国社传统社会,维持社会秩序所使用的力量不是普遍主义的法律而是由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等所产生的道德和习俗。莫斯的《礼物》也承认了社会权力的关系性。莫斯认为,礼物的交换促成了特定的社会关系,但同时礼物交换中的“礼物之灵”导致接受馈赠就有义务回报,礼物的馈赠和流动表现看起来是自愿的,但其中也体现了一种社会权力关系。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的主我与客我(宾我)的关系(包括库利的镜中我)也体现了一种社会控制。因为客我指的是我们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从而建立起一种社会建构的,有意识的自我形象。
后现代社会中的跳跃性关系
由前文所述关系的动态性、过程性又可以联系到后现代,我将之称为关系的跳跃性。关键词如脱嵌、时空抽离、脱域、虚化、经验的传递性等。以传递性经验为例,传递性经验是通过知识信息和铜须媒体而形成的间接性检验,是一种不在场的经验,这种不在场超越了具体时空点位限制,具有一种开放的、多种选择性的趋势,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来重构社会关系。

12月书目总结(11月的先欠两天)
齐美尔《货币哲学》、《金钱、性别、现代生活》、《历史哲学问题》、《叔本华与尼采》
现代性的张力:个体性与一般性的矛盾与统一

齐美尔认为现代文化有两个完全相反的趋向,一方面通过在相同条件下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趋向于夷平化、平均化、包容越来越广泛的阶级;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强调最具个体性的东西,人的独立性和发展的自主性。这段话无疑最准确地概括出了现代文化的最大特征,同时也是现代文化最令人惊讶的所在。无数社会学家也沿着齐美尔的道路对现代文化的这两个方向展开分析,但我们尚无法确定的是现代文化的这种张力所表现出的现代性特征和前现代社会相比是否是一种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还仅仅是需要进一步了解与习惯的新的社会现象。出于严谨性的考量,齐美尔先是详细考察了这种现代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呈现出的的诸多特征与形式,并着重分析了这种文化出现的背景与诱因---现代社会的货币经济的出现。
对于现代文化的上述两种相反趋向而言,齐美尔认为现代人并没有在二者之间维持好一种平衡,而是相反,将二者混淆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混淆在审美领域就表现为工艺产品的审美化,工艺领域和艺术的物质领域鱼目混珠(在文化的审美领域里,风格原则和艺术原则正好对应于一般原则与个性原则。这两种审美知觉将艺术世界的客体分为两类:工艺品和艺术品。工艺品代表了一般的原则,即风格,往往具有实用的功能,可复制而又不损失其性质。而艺术品则无任何实用功能,是自在自为之物,不可复制),推翻了工艺增进个体性中社会层面的发展的功能,另外一个后果是,无视风格的形式和形式的普遍规则。过于强调个性的一级,文化消费者就会失去一般性的审美规律的支持,从而难以开发自己的社会个体性,没有了普遍接受、认可的标准规范。
这里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齐美尔借此对主客观文化的分析,主观文化是最高目标,显然,没有客观文化也就没有主观文化,而客观文化却可以部分独立于主观文化。因为客观文化可以被创造出来,而主体并未充分利用。其相互作用可称之为,客观文化的主观化与主观文化的客观化。齐美尔认为,客观文化的意义即在于为个体所内化,客观文化的价值即在于促进人类的自我完善,否则就是没有意义和价值。但现代社会条件下,主客观文化的理想关系难以实现。客观文化失去了其培养人的功能。主客观文化关系断裂,相互独立。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导致了文化悲剧的产生,文化悲剧的发生一是客观文化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发展,一是主观文化固有的局限。客观文化的无限积累和增长,知识爆炸,形成了自己的内在逻辑,沿着分工的标准不断繁衍。但主观文化却不能以同样的速度和规模发展,因为个体的接受能力有限,时间和精力有限,加之主观的选择性。所以主客观文化的发展极不对称。面对客观文化的霸权,现代人的选择能力变得麻木,无能感、无助感上升,所以人异化了,得不到应该有的培养。文化本是创造出来的,用以整合促进创造者的主观领域,并传承于随后而生的个体,但正是由于主体的文化创造活动,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人类别无选择,只能生产和接受文化。为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奴役。
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齐美尔认为,社会的发展就是在一般性与个体性这两极之间来回振荡,随着社会分化与劳动分工的发展,现代社会逐渐由特殊主义走向普遍主义,个人所在的社会群体也不断扩大,因此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规范也日益带有一般化的倾向。个体越是挣脱狭小圈子的束缚,则人类的发展越是带有普遍的品质和道德义务。而普遍人性观念的出现,为原先陌生的人治安建立联系提供了基础。对个体而言,人与人互动时,存在双重的而又相互矛盾的规范的约束:即既要形成一种独特的和各不相同的人格,又要为这种独特性寻找社会承认。这里存在的一个基本的矛盾是,社会群体的分化与个体的分化直接对立。前者要求个体尽可能的专门化,相反,个体的分化则正是拒绝专门化。群体的分化处于效率的考虑,要人尽其用,而个体的分化则导致自我意识的觉悟,为追求人格的完善和显示与众不同的个性,拒绝片面化与工具化。现代个体所面临的的另一个问题:分化和与他人相似的倾向。现代社会是大众社会,即是人数多,也指存在着一种大众心态。而拉平的过程是向下的。所以大众是幼稚的乌合之众。低级的模仿起到关键作用,成为许多大众现象的根源。但问题不是如此简单,苛求分化也同时存在,这就涉及到时尚的问题。
一方面,就其作为模仿而言,时尚满足了社会依赖的需要,它把个体引向大家共同的轨道上;另一方面,它也满足了差别的需要,差异倾向、变化和自我凸显,在这一点上,时尚总是阶级时尚,是阶级划分的产物。通过某些生活方式,人们试图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与个人差异魅力倾向之间达成妥协,而时尚便是其中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时尚一方面意味着结交同等地位的人,另一方面意味着这些人作为整个群体排斥地位较低的人。一旦较低阶层开始养成这种时尚(向较高阶层看齐),较高阶层便会远离这种时尚,转向新时尚,以作区别。
时尚起源于群体外部,这保障了时尚的新颖、更替,或者说保证了与现存状态的差别。时尚的本质在于自由一部分人领导时尚,整个群体不过跟风而已。一旦时尚流行开来,就不能称之为时尚了。时尚的魅力在于其圈子的狭隘性。
时尚能给某些给个体以优越性,让其作为整体的代表,感到自己负载着群体的精神,因为领头位置刚好是他所体现的公众趣味最终所要达到的顶点。“时尚英雄”体现了社会欲望同个人化欲望之间某种奇特的平衡关系。每个模仿者都分有了“特殊物的拥有者”与“潮流引领者”的情感状态。抵制时尚的作用亦如是。
货币经济出现的基础与前提:
而这种情况发生的现实基础则是货币经济的出现与在当下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货币经济支撑着现代文化的两个相反取向,而大都市则是货币经济发挥作用的货币经济发生作用的外在容器。
货币经济的出现反应的是理智至上的价值观念。货币经济瓦解了自然经济时期的人身与物权之间的关系。货币和货币价值是完全客观的、自身无任何性质可言的媒介。货币经济在人和财产之间造成了一段距离。需要中介来联系。货币一方面创造了一种渗透到所有经济活动中的前所未有的非人格性,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同样提高了的人格的独立和自主。货币流动虽然造成人们的分歧和疏离,但其交换也创造了经济圈内的一种十分强烈的纽带,彼此更加相互依赖,相互交织。货币为所有人创造出广泛的共同利益水平,为直接的相互理解提供了基础,为方向提供了一致性。总之,货币在自由与联合之间建立了一种崭新的关联。同他人的外在联系摆脱了人身特征的烙印,能使得人的客观经济活动同他的个人色彩、自我相分离。
劳动成果可以体现为货币,并用货币来支付,这种特性被看作人身自由的一种手段和支持。用金钱可以买下所有个人的义务,但同时也放弃了权利和重要性。虽然一方面认为将所有物转变为货币是一种解放,借助货币,可以以任何形式享受事物的价值,而以前,价值只能固定在一种形式上,且受它储存和使用条件的制约。但另一方面,这种自由也意味着生活的空洞和缺乏实质的生活意义。如人身依附的佃农,虽然看起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能从事有用的工作,一个指明方向的生活内容。一旦没有土地而有钱,就会失去了这个方向和内容。
货币经济使得对象的品质不再受到重视,货币价值成为唯一有效的价值,人们同事物中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导致的现代感受就是:生活的核心和意义消失了,满足感降低。虽然世代并未完全陷入这种状态,但正接近中,体现为: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事物本身也贬值了,丧失了其更高的意义。金钱是“低俗”的,因为它是一切的等价物。这是一种夷平的悲剧:只有个别的才是高贵的,但是最高的东西总能下降到最低因素的位置,但最低因素几乎无法上升到最高因素的位置。千差万别的事物都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损害。富裕阶层的“麻木不仁”就是这一事实的心理反映,即人们不能对于事物的为表差别和独特性质做出细微感受的感应,而是千篇一律用“值多少钱”,不加差别的方式来感受。货币导致了对具体事物的超越,相信金钱的万能。货币也就从纯粹的手段变成最终的目的。现代社会的幸福渴望的增长,受惠于货币的力量和它造成的结果。而“贪婪”是因为有了一句可以用于概括一切值得追求的目标的通用语。货币成了现代生活的永动机。
价值—货币—符号表达
价值与货币:
对货币的讨论必须与价值交换和符号的演化相联系起来。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是一种纯粹的功能的具体化。货币的功能才是其本质特征。这对经济领域意味着货币的经济价值不需要假手物质实体,仅需交换便可获得。货币因其功能获得价值,这对文化领域意味着,货币成为了价值的缔造者和符号表征,货币即价值,或可称为价值的流动。
齐美尔认为价值存在于意识之中,并不是客体的性质,而是保留于主体之内的判断。这就将价值与客观存在相区分了。客体要想拥有价值,除了应具备某种程度上的稀缺性、广泛性、恒久性以外,更重要的是主观上的需要、付出代价、耐心等待、劳动以及放弃其他东西的相对价值等。主观价值的客观化借助的是交换过程,在交换中,事物彼此相互表现其价值,且增加了价值的总量。价值与价格相互追随,影响因素还有交换的环境与条件的相对稳定性,且价格在利益的客观价值与主观愉悦之间划了一条分割的线。
原始社会缺乏交换,是因为交换缺乏客观的标准,一个努力与收获之间的可靠的标准,人担心受到欺骗,直到人能把自己的活动客观化。交换的客观性、超个人使得那些强有力的个性不得不抹杀自己,所以被贵族所厌恶,商业被鄙视。但另一方面,交换支持了人们之间和平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接受了一个超个性的和标准的规则。如礼物的馈赠只有当它可能是互惠的时候应该被接受,这就揭示了交换的规则:必须得有相应的交换,东方社会中,如免费的帮忙、不要报酬的朋友等。交换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主观活动,其结果依赖于两个当事人的精明、热心与耐心,而非对象及其被超个体的关系决定的价格。而齐美尔认为,交换行为应该被置于文化的发展整体中,为社会所决定,这样个体爱能够足够地了解对象以及它们自己的价值,并从而能够决定各个情形下的交换比例。这里交换是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一种原初的形式以及社会生活的功能。
货币与符号:
除了交换以外,齐美尔也认为经济价值的“公式”也应该符合现实世界的“公式”,经济必须在一种相对主义的世界图景中排列。而从现代相对主义世界图景中去了解、解释对象必须通过趋向于运动、发展的的现代科学的方式。相对主义世界图景意味着,虽然各种的命题的真假只能基于完全确定的与普世的标准前提,这就意味着存在着一个等级式的认识序列,而这种等级序列中必定存在着一个终极源头能为序列中其他成员的合法性提供标准,且自身不需要证明,但我们依然要认识到,对于一个更高级的而言,这个前提也可能仅仅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
货币实现了度量、交换和表征价值的功能,但其自身的物质性价值却在面对其功能性价值时不断逝去。货币不同于一般的度量工具必须具备与度量对象相同的性质,如长度的量必须有长度。货币度量价值的功能并没有因此而赋予自身以价值物的特性。一般来说,经济概念越不发达,度量就越是涉及所比较价值之间直接的、物理上的关系。各种初级社会中,视价值等量为数量等量的倾向被转换为一种语言的表达,这种倾向显然是在形成原始价值时的一种强有力的、来自感官印象的因素。
货币之纯粹符号特征的发展:在那些原始文化中有对对称性的要求,它也限制了货币交换活动,较大的货币被用来买较大的物品。只有在文化发展更高阶段,才可以允许数量上的相当不一致性与能力、意义和价值的一致性相对应。货币从它最早所具备的直接性以及物质性的形式最终演变为一种理想化的形式,即现在它只行使其体现在某种符号表达形式之中的作为一种理念的有效功能。
货币的符号化发展似乎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趋势中的一种要素。文化不同阶段的发展区分:一方面在什么程度上以及在哪一点上这些阶段与那些关乎其自身的对象有一种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这些阶段在什么程度上使用符号。因符号产生的生活方式的区别:宗教需求的满足是通过象征性的仪式和规则,还是以个体直接通向上帝的方式;人们表达彼此的尊敬是通过已建立的规范(这些规范通过特殊的仪式表明了相对而言的身份),还是通过非正式的礼貌、友谊和尊敬;购买、协议和契约的履行仅仅是通过使其内容被知晓,还是通过严肃约定的外在符号使之法律化和受到约束;理论知识是直接处理感性的现实,还是通过一般性的概念或形而上学的符号处理感性现实的载体。人类历史在这些区别之间的波动(在符号与现实之间的波动):一方面现实的符号表征不断增多,而同时,作为一种相反的趋势,符号也日益被解析和归约到其本源基础上。近几个世纪,符号与对现实的情绪态度之间达成了一致。但现代,这种联系又被消解了。就像下流的表征与下流的展示并不是一回事;对现实的知觉则必须与艺术存在于其中的符号性的世界区分开来。应该指出,一种象征符号体系的大肆流行,既是文化发展的原始朴素阶段的一部分,也是文化发展较高和较复杂阶段的一部分。正式这渐进的发展使得我们从认识领域的符号中解放出来,又使得我们在实践事务中增加依赖他们。
与以往相比,我们现在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以符号形式来包容、凝缩和表现生活经验,因为原始阶段的符号意味着绕远和浪费精力,但在文化较高阶段则意味着合算和节省精力。与朴素符号体系相比,抽象符号可以被称作是第二级符号,当第二级符号在实际生活中日益替代了实体性的事物和价值的时候,知道我们生活的理智能力的重要性也就被提高了。在人类关系领域内,一种更快捷和准确的抽象过程优势很大。如今天仅仅可以通过签字、手势、暗示等表达就可以保持一种关系,之前却必须要很多解释。
经济化力量与物质影响日益增加的原则导致越来越广泛的以符号与象征表征的经验,这些符号与象征与其所表征的内容并无关系。价值操作日益通过符号来实现,这些符号越来越失掉了与其所在领域中的特别现象之间的物质关系,从而成为单纯的符号。这预示了文化在朝向理智性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精神过程的强化和根本的方向的重新调整。生活在本质上是建基于理智能力之上的,而理智能力是精神力量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理智能力和抽象思维的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在这个时代里,货币越来越变成一种纯粹的符号,就其内在价值而言变得越来越中性。
而符号的日益分化导致,多少的问题与什么的问题在心理上分道扬镳了。在数字的建构中,人们日益关注质的内容,即其数量关系上。最后,知识的理想被看作是把现实所具有的一切质的范畴都消解到纯粹量的关系上。这种对量的特殊化和强调使得以符号化方式来处理事务变得更加容易,因为那些在内容上不同的东西可能会在量上一致。如纸币的表征。货币的创造依赖于此,因为货币是以数的形式来表征纯粹的量,而不管被衡量价值的对象所有特殊的质如何。货币功能真正得以实现的基础就是归约为量,以支持价值符号进化。


10月【书单】
1.《社会的构成》吉登斯
2.《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吉登斯
3.《象征交换与死亡》鲍德里亚
4.《生产之镜》鲍德里亚
5.《恶的透明性》鲍德里亚
6.《断片集》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中的物品与秩序

关于物的社会学。物的秩序变化,体现出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其中涉及到生产的变化,交换的变化,劳动的变化,媒介的变化,最终的落脚点是对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从现象到本质,从经验到理论,从具象到抽象。就像一篇大的论文,在层层递进。
鲍德里亚思想的起点是对物的秩序的研究开始的,分析的是人类与物的关系(是什么、如何产生的、程度如何等),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与人际关系系统。关注的是消费社会中物体系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在精神深处所产生的消费的需求意象。终结:物的形式从实用功能性、象征性中解放出来。物在象征面向消失了。
客观化的物:
传统空间环境中,物同时具有功能性与道德规范意义。摆放家具的方式反映了一个时代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忠实形象。所有的家具尽管功能各异,但能紧密地融合与整体,功能单一,等级标签,参与一个道德秩序凌驾空间秩序的整体。每一件家具在它各自的层次内化其功能,呈现其象征,如此,房子便完成了家庭这个半封闭团体中的人际关系整合。其结构为建立在传统及权威上的父权体制关系,而其核心则是凝聚个成员的复杂情感关系。家具和物品的功能首先是作为人与人关系的化身。
注:和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物品和家具并非不具有如反映人的等级、差别的功能,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这种关系。
主观化的物:从功能性中抽象出来的物品。
古董、收藏品亦如是,物品系统化的主观过程中的意义解释:其中的时间符号也表现了时间的文化标志。古老的物品脱离了功能的系统论述,回应的是另一种意愿:见证、回忆、怀旧、逃避。品味、好奇心、荣耀、社会性论述将收藏品带到一个更宽阔的关系中。嫉妒:对物的占有的最深沉满足,在于物对他人所具有的的价值,也在于使他人感到沮丧。将美的事物禁闭起来,以便独自享用。为什么是物表达了这种象征价值关系,或社会地位?后天获得的物质性的符号能卓越表达出血统、出身和爵位等先天获得的社会地位。
对客观化的物而言,现代物品在功能上的解放:随着个人与社会及家庭关系的转变,家具物的风格也跟着转变,空间布局也改变了。这种改变创新非任意为之,其更注重可移动性、灵活性和方便性而是对空间的非自愿适应的结果。
传统空间充满道德规范,现在的物不再强调这种道德规范意义。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从风格的角度看,很多社会生活中的每一细节,都带有一个统一风格的印记,我们日常生活的特色,反而是对逝去的风格的怀念,同时是它的缺乏以及对他的顽固追求。现代家具呈现的,是结构已被破坏,却未被重建---因为没有任何别的事物出现,来弥补过去的象征体系所负载的表达力。但进步之处在于,更加弹性,与个人的关系更自由(即对多样化、自由、弹性的风格追求)。
有何意义?反映出他在社会关系中拥有更多不受束缚的空间。但这只是一部分的解放,是摆脱束缚,而不是真正的解放,因为这只代表了解放物的功能,而不是物的自身。物仅有发挥功能的自由。所以因为物只是在功能中被解放,相对的,人的解放也只是停留在作为物的使用者的阶段。
还提到了与陈设与气氛的关系:也即需求与文化的关系(即与陈设相对应的文化)。对于陈设的技术需求总是伴随着对于气氛的文化需求。
气氛价值:色彩 传统色彩具有心理和道德上的暗示意味。色彩暗喻着已被编码的文化意义。色彩长期被赋予罪恶感,到晚期才能庆祝它的解放。它和功能物的解放的时代相同。在气氛体系里,色彩摆脱了外在拘束、道德考虑或是自然,只在回应气氛的演算这一命令。色彩不再强调单个个别的事物,而是更抽象的价值,冷暖色调。作为文化符号而言,这些本身异质多元的材质已成为同质,它们也因此可以构成一个具有严密一致性的系统。抽象化过程使得它们彼此之间的无限组合成为可能。在现代场域里,技术的发展使得劳动者(人)能够将物分割为不同的功能和功能集合,这里又涉及到人与技术(机器)间的关系:目前,某些工作所需要的准确度和柔软度,仍然只有人的手势才能提供,但也没有任何事物阻止我们去想,技术以它不断的演进,有一天会达到完美的模仿,而已一个人工制造的智性世界取代自然世界。在一个物品的机制中,各种技术物品倾向于独立于人的干预,各个部分以结构的方式合为一体,在他们彼此之间组织起来,在其一致被简化的实践中,人在其中的责任不过是施行机械化的操纵,而此一责任,有一天机器甚至都可以自己承担。
以上种种导致物的形式从实用功能、象征功能中解放出来。物象征面向的终结。
物的意识形态意涵:工业社会以来。
社会体制把他们的地位赋予物品。
现代物品的地位受到模范、系列(先有模范,后有各种学习、仿造的系列)这一组对立的管辖。但前工业社会并不一定,因为前工业社会中所有的物品间有较高的同质性,其生产模式为手工,功能上未专业化,形式的文化范围也没有后来广大。我:古代的物也有意识形态意涵,只是范围小,未能扩展,如紫色、黄色的物,只在极小范围内流行,且缺乏变化。
社会上大部分阶层生活于系列性产品之中,而其形式和心理价值则指向社会少数人生活中的模范产品。在使用系列产品时,虽然会经验到心理的挫折,达到模范地位的境地的门径有物质上的困难,但人们总会隐约或明显地预设其模范的存在。
同理,模范也不再固守于种性式的存在(虽然其并未失去阶级上的地位),而是被整合于工业生产之中,朝向系列性的流通开放。,也宣称自己是功能化的,且理论上人人都有得到的权利。选择: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我们所拥有的选择自由强迫我们进入一个文化体系之中。这个选择因此又似是而非之处: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种自由来感受,那么我们一般不会感觉到它是一种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而且,通过它,是整个社会强加在我们身上。选择这一辆车而非另一辆,您或许把它个性化了,但做选择这个事实本身,却使我们进入了整个的经济体制之中。消费物品的不断增多使社会把人的选择能力更容易地转移到物品身上,如此便消除了个人需求这一潜在的威胁对它具有的危险性。由此可以看出,个性化是通过物品和信念的个性化,来更佳地整合个人的一项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概念。边缘性差异:每一件物品都不会宣称自己是系列性产品,而把自己当成是模范,以一个差异来使自己区别于他者。边缘性差异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差异。
模范的意识形态:在消费社会中,我们在物品面前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由于所有的物品都遵循同样的功能化要求,于是便建立起来了表面上的平等。
但是有新的不平等取代了传统的不平等。
新的等级关系:物品/广告体系不能构成一种语言,所构成的主要是一个符号意义构造体系,不能建构个性,知识它制定和分级,不能建构社会关系,只将它分割为一个等级分明的目录。它将自己形式化,成为社会身份标位的普遍体系“地位的符码。它驱逐了其他所有的体系符码,构成了一个普遍的符号。随着竞争的扩大,更大的社会动态,社会团体的加速流通,语言的不稳定性和它们的增多,都是的有必要设立一个清楚、直接、普遍的社会识别符码。在一个陌生的社会,地位符码满足了知晓他人的生存需要,富起来一个必要的社会功能。
然而,这是一个功能化的语言,但它在象征的和结构的层次则是贫乏的;符号和价值完全地客观化和社会化却不会导致真正的民主化。相反,价值参考单一化中所具有的强制性,似乎只是使得区别的欲望更加强烈。
物/符号体系的功能:远不是在象征一个关系,它大大溢出了人与物品的关系和个人间的关系,延展到历史、传播和文化的所有层面。被消费的只是理念。

消费社会
西方的社会结构转型
首先是丰裕社会,才会有了系列和模范。
消费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不仅是人和物之间,也是人和集体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消费的是什么?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过去只是在购买、拥有、享受、花费,这些都不是消费。消费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在于把我们所理解的所有消费行为的元素组织为由表达意义功能的实体;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从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它是一种符号化的系统化操纵活动。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变成符号。物品被消费,但被消费的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他的差异。
物品变成了系统中的符号,这种身份转化,同时也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变,它变成了消费关系。物品成为任何人的关系必要的中介者。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关系不再为人所真实体验,它在一个符号----物中抽象而出,并且自我消解,在她之中自我消费。
消费无法克制,其最终原因,便在于它是建立在欠缺之上。物无尽地增殖,为的是随时填满一个缺席的现实。
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被物所包围。堆积和物以全套或整套的形式组成。各种产品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相互暗示着更加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诱导消费者。商品被赋予了文化符号的意义。
产生的一系列后果:
增长的恶性循环:集体开支:消费社会并不以个人支出的急剧增长为特征,它伴随的是第三者尤其行政部分为个体利益所承担的支出增长,减少资源分配不公。社会等级的分离:集体设施的开放性导致了对穷人情感上的拒绝。当这些设施要对所有人开放时,对最弱小者的筛选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进行。为所有人能够利用而做出的努力,往往从一种反映社会等级的分离上表现出来。就是说,在真正平等的情况下是不需要这些努力的,如分摊各种指标实际上就是指明了谁是弱者,或曰社会是不平等的。
危害产生于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后果与消费结构的本身;消费社会的主要代价就是它所引起的普遍的不安全感;产生的文化危害无法统计。
消费的社会逻辑:福利的平等意识
福利革命是未完成的主张平等但未能如愿的革命的遗嘱继承者。所以,民主原则便由真实的平等如能力,责任,社会机遇、幸福(该术语的全部意义)的平等变成了在物以及社会成就和幸福的其他标志面前的平等。这是地位民主,电视,音响汽车民主,表面上具体实则十分形式的民主。福利国家和消费社会通过增加财富总量,从量上达到自动平等和最终平衡的水平,即从所有人的福利的一般水平来消除人们之间的矛盾。共产主义社会也是用财富的形式平等替代了交换社会的透明度,用福利革命取代社会政治革命。增长的社会来源于能够维系物质丰盛和福利神话的平等原则与维系特权和统治秩序的根本必要性之间的一种妥协。
但失调和不平等并没有减缓,而是被移位了,产生了新的社会分离。如,健康权、空间权、健美权、假期权、知识和文化权。只有当不是人人都拥有土地的时候,才会出现地产权。新鲜空气权,意味着新鲜空气的损失,意味着其向商品地位的过渡,意味着不平等的社会再分配。这突显出消费的等级机构,即消费是一个与学校一样的等级机构,盲目崇拜物的逻辑就是消费的意识形态。物以及那些超越其功能的一切只是模仿了社会本质---地位,这种命定的恩赐只能属于一部分人。
就消费社会中的工业生产而言,垄断和差异化生产同时存在。抽象地来说,垄断和差异在逻辑上是无法兼容的,但实际上二者的共存反映了差异并非真正的差异,它们并不能给人贴上独特的标签,反而只表明了他对某种编码的服从。
也即,对差异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别丧失的基础上的。它取消了人们之间的真实差别。当代垄断性生产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也一直是关系和差异的垄断性生产。在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作为符号和差异的那些深刻等级化了的物品面前没有丝毫平等可言。
消费的理论:作为生产力象征和控制的消费
西方社会已经从过去的生产过程中的奴役转向了消费社会的控制,即通过消费意象对自我的吸收,使人们认同于消费社会,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合法性的基础。
选择不是偶然的行为,从社会角度看,是受控制的,而且反映了他所处的文化模式。消费者在工业体系里被强加了选择的自由。需求体系是生产体系的产物。需求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的满足首先具有附着于这些价值的意义。表面上以物品和享受为轴心和导向的消费行为,实际上指向的是其他完全不用的目标:对欲望进行曲折隐喻式表达的目标,通过区别符号来生产价值社会编码的目标。消费的真相在于他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就像亲缘关系并非建立在对血缘和血缘关系,对某种天然条件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任意的分类命令上一样,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乐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生产和消费是出自同样一个对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对其进行控制的巨大逻辑程式的。消费者的需求和满足都是生产力,如今它们和其他(如劳动力)一样受到约束并被合理化。消费受到生产约束和生产周期约束的支配。消费是(通过对消费个体进行分化作用)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有利因素。消费在此成为了社会劳动。消费者被要求并被动员为劳动者,就像今天在生产层次上那样。消费者虽然享受着种种丰盛和舒适,但在潜意识中却发现了自己成了新的被剥削者,因此便表现出一种“疯狂的自私自利”。
消费的符号逻辑功能
对女性自我满足的邀请的广告,在这里女性变成了自我满足的集体文化范例。女性以为是在自我创造,其实是在自我消费。这里的逻辑是:不仅与他人的关系,而且与自己的关系都变成了一种被消费的关系。女人之所以进行自我消费,是因为他与自己的关系是由符号表达和维系的,那些符号构成了女性范例,而这一女性范例构成了真正的消费物品。广告中,女性被邀请自我讨好,男性被邀请选择和竞争,对自己高要求。女性在国民经济中没有影响,不被视为生产力,她在支配者家庭物品等二级标志的同时,自己依然是一种标志。因为她的正式无用性,她的受人供养的隶属地位使他委身于名望力这样的价值。
背后的原因:身体的社会学
美丽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身体,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现在无论在何种文化中,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都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以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财产的普遍地位同样适用于身体、社会实践以及人们因此而产生的心理复现表象。传统秩序中,农民就没有对身体的自恋投入、戏剧性认知,而有的只是由劳动过程及与自然关系所导致的一种工具式视角。如美丽的功用性:美丽之于女性,变成了宗教式的绝对命令。美貌并不是自然效果,也是道德品质的附加成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身体的符号是上帝选择和救赎的符号,这与宗教伦理相距并不遥远。
我:身体社会学,身体作为一种媒介可以与多种社会学视角相结合,人权力、消费、监控、在社会学领域内,身体一直被当做一个客体加以形塑。涂尔干自杀论,分工论、韦伯的新教伦理,马克思的异化,福柯的权力、性、布迪厄的区隔、吉登斯的亲密关系、哈贝马斯的、马尔库塞的爱欲、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身体意味着什么?身体的演变:农业社会中的工具性作用,灵与肉可以分离;现代社会中身体需要保养,自我关爱,自恋。美学范畴增多。身体是消费和投资。
消费社会不仅意味着财富和服务的丰富,更重要的还意味着一切都是服务,被用来消费的东西绝不是违单纯的产品,而是作为个性服务,作为额外赠品被提供的。微笑之做作:自发的、象征的、相互的人际关系的丧失是我们社会的基本事实。由是,人们增加了使人际关系在符号形式下重新回归到社会循环轨道上取得系统过程,并参加了对这个符号化关系、人际热情的消费。如迎宾小姐,广告女郎都把额外赠品,把通过制度化微笑来为社会关系上点润滑油当做现世使命。他通过一种真实模拟过程,在没有亲近的地方,在人们之间或者人们与产品之间,营造出亲近的氛围。功能化的人际关系。
但这一巨大的关切机制并不能掩盖商品社会铁的规律,社会关系的客观真相,即竞争,增长的社会距离感。且这一机制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机制。它的目的是生产关系,却必定要同时生产和再生产出距离感,交流障碍。这反映出丰盛社会的一个矛盾:源自封建传统的“服务”概念与占统治地位的民主价值之间的矛盾。今天的价值是民主的,这就造成了服务层面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其实践是与个人的形式平等不可调和的。每个人都关心并操纵,每个人都被关心并被操纵。这便是新道德的基础。团体的兴趣不仅在于其生产的东西更在于其中的人际关系。其本质上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看是生产出关系并同时消费它。
丰盛社会的混乱:
暴力:纠缠丰盛文明的不再是物资匮乏的威胁,而是脆弱性的威胁。这种威胁关系到个体及集体机构本身的平衡这种威胁之所以存在,是通过被消费了的、包装了的、同质化了的暴力的这种转手,这里的暴力是没有危险的,就像头条上的血或性并不会损害社会道德秩序一样。它们仅仅证明了这种秩序是充满矛盾的,这种平衡是不牢固的。丰盛并非天堂,并非从道德向富裕之理想的非道德的跳跃,而是被一种新道德支配着的一种新的客观形势。客观的所,这不是一种进步,而仅仅是另外某种东西。我们的思想根植于以往的贫穷,不平等和经济灾难之中。从贫乏时的精神状态过渡到丰盛时的经济状态何其困难。
丰盛社会中的暴力是曾经被需求的总体积极性取消、掩盖、删除了的欲望的消极性在行动上的突出表现。是一种双重性逆模式,或曰欲望双重逻辑的割裂,即由象征功能的丧失而积累起来的隐忧,演变成混乱和无法控制的暴力。暴力本身不再是历史的、圣化的、礼仪的或意识形态的,必须看到这中暴力在结构上是与丰盛相联系的。所以其不可逆且总是迫在眉睫,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
疲劳:今后将会有一个世界性的疲劳问题,就像现在有世界性的饥饿问题一样。无法控制的传染性疲劳和我们谈过的无法控制的暴力一样,都是丰盛社会的特权,已经超越了饥饿和传染性匮乏。疲劳作为后工业社会集体征候,回到了舒适的“机能障碍”这一极为反常的场域。正如新暴力是“无目标”的一样,这种疲劳也是“无理由”的,并非源自体力的消耗。这种疲劳意味着(和暴力和非暴力一样的揭示功能):这个自以为且自视为总是朝着取消努力,朝着解决紧张,朝着更多的简单和自主而持续前进的社会,事实上是一个充满了应激、紧张、兴奋的社会,其中对满足的全面总结暴露出一个越来越大的赤字,其中个体与集体的平衡恰恰随着用以实现它的技术条件的增加而越来越遭到损害。消费的主人公们疲劳了。消费程式并没有实现机会均等和社会竞争的缓和,却相反我们通过消费知识来到一个更加普遍化、极权主义的竞争社会中。这种竞争表现在一切层面上,经济、知识、欲望、身体、符号和冲动。
消费世纪是彻底异化的世纪,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想和冲动。一切都被利益化和戏剧化了,即被展现、挑动、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畴。
消费的过程不再是劳动和超越的过程,而是吸收符号和被符号吸收的过程,它的特征表现为先验性的终结。没有灵魂、影子、复制品,没有存在的矛盾,只有符号的发送和接受,而个体的存在在符号的这种组合和计算中被取消了。消费者从未面对过他自身的需要,他是内在于它所安排的那些符号的。
我:鲍德里亚与福柯,说的都是社会控制,社会引导、控制着消费、时尚,进而就控制了人的行为与选择,实现人的社会化,消费是社会控制的有力因素。
较为具体,聚焦时下的社会,而后就开始抽象化了,从现实走向超现实。
生产之镜
消费社会下,劳动和生产概念还适用嘛?不适用,所以本书就是对生产的逻辑,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展开批判。可以归根为:在消费社会中,以生产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哲学批判理论,能否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是否应该重新找一个理论基础来直面当代社会。马克思以生产作为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是一种幻想,在幻想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恰恰是对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证明。就像儿童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幻想,把这个幻想作为真实的自我,完成了对自我的认同。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社会批判理论,实际上站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未走出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反而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认为真正能取代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是以“浪费”模式为中心的象征交换体系
通过生产之镜,生产图式,人们在意象中形成了意识。生产、劳动、价值,通过这些,一个客观世界出现了,通过这些,人们达到了对自己的客观认识,这是一种意象。在这里,人们通过劳动实现着对自身的辨认,在他的影子中完成着自己(他自己的目的),通过这面正在运转的镜子,这种理想的生产主义自我反思着自己。生产的话语与表现的话语是镜像,通过这种镜像,政治经济学体系在意象中逐渐得到反观,并被作为决定性的事实再生产出来。
认为在所有社会中,生产关系决定着政治、法律、宗教等等这种观点,就假定了在所有社会中,人类活动的联结方式是相同的,即技术、法律、政治和宗教总是必然地被分离开来并且是孤立的,由此外推到我们这个社会结构的历史总体性,这种观点是毫无意义的。从一开始,唯物主义的劳动实际上就是在再生产着自己,同时也是压抑着它的对象,使对象成为盲点,以整个防卫和无知体系来反对对象。这种唯物主义是在意象中工作,就像一个在黑暗的小巷中丢了钥匙的人,却在明亮的街上来寻找一样,因为他认为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找到这把钥匙。但实际上,在早期社会中,历史唯物主义只能发现我们的光亮中存在的东西,即手工生产方式(够狠的)。
为了发现超越经济学价值的领域,就必须打破生产之镜,因为在这面镜中反映着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
匮乏、必然性、生产的概念必须被打破,因为这些概念是政治经济学的螺丝钉(我们的这些思想根植于以往的贫穷,不平等和经济灾难之中。但目前的经济状态早已经从匮乏过度到了丰盛。从原始社会以及当下消费社会两个角度展开批判,即你的理论既不适用于过去,也不适用于当下)。对生产的批判:在生产原则的支配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完全实现了与自然的分离,理性产生于此,宗教信仰、万物有灵论都被视为迷信。科学、技术、物质生产造成了文明秩序的内在矛盾。但这种观点都过时了。这种分离所建立的并不是物质支配与生产的劳动伦理,而是苦行、受难和禁欲主义的伦理,描绘的不是生产的道德,而是固定的秩序。在自然的物质支配符号下,道德尺度被世俗化了。原始社会中,经济隐藏在亲属关系背后。生存和经济交换是象征交换的残留物。在象征交换中,关系是联结性的,排除了任何剩余:任何不能被交换或象征地分享的东西,都不会打破这种相互性,构建着权力。或者说,这种交换排除了所有的生产。
对匮乏的批判:象征交换与我们的经济相对立,我们的经济建立在无限制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建立在契约交换的非连续抽象的基础上。在原始交换中,生产从来不是目的或手段。如果没有回礼和祭礼来“抚慰精灵”,原始人就不会伐树或耕作。这种获取和回报,给予和接受是至关重要的。这是通过上帝将象征交换世俗化,其目的不是最终的产品。既没有以技术手段生产有用物品为目的的行为,也没有以神秘方式追求同样目的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不存在匮乏的原因,匮乏仅仅存在于商品积累的线性观念中。
必然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西方文化是第一个批判地反观自身的文化(开始于18世纪)。但这种危机的结果是西方文化的自我关照,并将自己理解为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其他的所有文化都被放进了博物馆,成为西方文化想象中的遗迹。西方文化将这些其他文化“审美化”,并根据自己的模式来解释它们,以阻止这些不同文化对自己的根本质疑。这种文化批判的局限是,对自身的观照只是导致自身原则的普遍化,西方文化自身的矛盾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经济与政治的帝国主义,所有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实行着这种帝国主义。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无法理解原始社会,而且无法说明我们社会中根本性的分离,以及从中生发出来的根本的颠覆性。
我:这是一种典型的情境主义观点,没有什么是必然的,绝对的,包括理性,连理性也是要分情境的,现在的科学理性就不同于古希腊的理性。
象征是对政治经济学想象的废除。

象征交换与死亡
从商品生产到符号的消费,反映的是价值规律的结构革命,之前,能指与所指是相对应的,但后来,与“真实”内容相对应的等价关系,即各种参照价值全终结了。现在是另一个价值阶段占优势,即整体相关性、普遍替换、组合以及仿真的阶段。仿真的意思是从此所有的符号相互交换,但不和“真实”交换。这是符号的解放:它摆脱了过去那种指称某物的义务,获得了自由,可以按照一种随意性和完全的不确定性,展开结构或组合的游戏。劳动力和生产过程的层面上也是相同的操作:生产的所有目的性都被摧毁了,这使得生产可以和代码一样运转,脱离了参照,变得投机。符号与真实的分离。价值的自主化。真实死了,确定性死了,不确定性成为主宰。曾经确实发生过生产真实、意指真实的灭绝。
福柯,词与物的分离?

资本所带来的历史和社会的突变,发生在各个层面上。确定性消失了,与确定性有关的如各种伟大的认为主义价值标准,具有道德、美学、时间判断力的整个文明的标准都在这种图像和符号的系统中消失了。理论生产和物质生产一样,也丧失了自己的确定性,退向一种无法找到的现实。所有的理论都在浮动,要求它们建立于某种“现实”的一致性是徒劳的。
确定性消失了,参照消失了,参照发展的历史逻辑,即仿象的等级:三个等级:仿造: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要模式
生产:工业时代的主要模式
仿真:是目前这个受代码支配的阶段的主要模式
第一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第二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商品规律,第三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结构规律。
种性社会或等级社会是没有时尚的,因为有全面的规定而根本没有阶级的变动。每一种符号都没有歧义地指向一种地位。所有符号的混淆都会受到惩罚:作为对事物秩序本身严重违反的惩罚。等级社会里,符号的透明性和符号的残忍并驾齐驱。符号数量、传播范围有限,每个符号都有自己的完整禁忌价值,是种族、氏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义务,而非任意的。
符号的任意性开始于能指不再用不可逾越的相互性连接两个人,而是指向一个失去魅力的所指世界的时候,这个所指是真实世界的公分母,对它而言,任何人都不再有义务。这是强制符号的终结,是获得解放的符号的统治,所有阶级都可以无差别地玩弄符号。所以人们必然会进入仿造。因为人们从符号受到限制的秩序(各种禁忌打击符号自由的生产)过渡到了符号的按需增生。现代符号是不加区分的、竞争性的,摆脱了束缚可以普遍使用。
三种仿象之对比:现代符号在“自然”的仿象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如仿大理石,各种舞台布景、市内装饰。把任何自然都转变为唯一的,戏剧性的实体,以此作为资产阶级价值符号下的统一社会性,超越各种血统、等级和种性。资产阶级的野心首先进入自然的模仿,然后才进入生产。
第一级仿象不能消除差异:意味着仿象和真实之间可以感觉到争吵;第二级仿象则通过吸收表象或清除真实,简化了这个问题,建立了没有表象的现实。人们离开价值的自然规律及其形式游戏,以便进入价值的商品规律及其力量计算。
系列生产:新一代符号和物体没有种姓传统、没有经历地位限制,一开始就被大规模生产,来源于技术,呈现为系列。系列物品之间的关系不是原型与仿造,不是类比、反映,而是等价关系,无差异关系。本雅明没有将技术当成生产力(马克思当了),而是当成中介,当成整个新一代意义的形式和原则。技术作为中介不仅压倒了产品的信息“它的使用价值”,而且也压倒了劳动力。本雅明认为真正的信息,真正的最后通牒就是再生产本身,生产则没有意义:生产的社会目的性丧失在系列之中。仿象压倒了历史。
第三种仿象,没有第一级中对原型的仿造,也不再有第二级中纯粹的系列:这里只有一些模式,所有形式都通过差异调制而出自这些模式。只有纳入模式才有意义。今日处于现代意义上的仿真中,重要的不是系列复制性,而是调制,不是数量等价关系,而是区分性对立,不再是等价法则,而是各项的替换,即不再是价值的商品规律,而是价值的结构规律。第三级仿象,即我们的仿象,符号的所有光环,甚至意指本身都消解了,一切都消解在记录和解码中。

如何理解死亡?有劳动力的死亡,即被剥削;物质产品、舆论的死亡,不再生产;美学、艺术、政治云云。消费(交换)即产品的死亡,今日生产的东西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而是根据其死亡而存在。
劳动力建立在死亡之上,一个人必须正在死去才能成为劳动力。工资和劳动力的等价关系预设了工人的死亡。各种商品之间的等价关系预设了物体的象征毁灭。劳动是一种缓慢的死亡。人们一般在身体不断衰弱的意义上理解这句话,但另一层意思是:劳动并非作为一种死亡与“生命的实现”相对立,劳动是作为一种缓慢的死亡与暴死相对立。如奴隶的谱系学,战俘不被处死而是作为劳动力。因此,劳动在各处都从延迟的死亡中得到启发,它就是延迟的死亡。延迟死亡和即时死亡的划分从从根本上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组织:经济组织和牺牲组织。资本正是通过延迟劳动者的死亡,使他们成为奴隶,使他们注定要在劳动中遭受无限的生命屈辱。
暴死可以解决一切,但缓慢的死亡却什么都改变不了,因为象征交换的规律节奏是:东西必须在相同的速度中按照相同的节奏交还,否则就没有相互性,这个东西也就完全无法交还。权力:权力从来都不是处死的权力,而是留名的权力,奴隶(无权)交还生命(暴死)。权力是延异的死亡。即时死亡是废除权力的唯一可能性。
人的死亡:同福柯,禁闭中的非人,边缘人。现在,死人也没有了位置,是一种反常和犯罪,不能被分到时空和场所。在死亡彼岸,这种标志和灵魂和高级精神的卓越地位只是一种虚构。即这是对精神灵魂的不屑了。最初,不朽是权力和社会优越性的象征标志。灵魂不朽最初是权力的区别性标志,仿佛是来世的民主,直面尘世中的不平等,属于一种文化特权。过去,人们可能会为了所有人的灵魂不朽而战斗,但今日之民主却什么也做不到,改变不了。
权力的来源与演变:死亡的权力
历史上,教会的权力建立在对死亡的垄断和对私人关系的排他性控制上。死人是最早的禁区,这个禁区要想进入交换就得通过一个中介:祭司。权力就建立在这种死亡障碍上。后来,权力又从其他一些无限拓展的分离中汲取营养:灵与肉的分离,男与女的分离,善与恶的分离。最终也就维持着低等人和高等人的差距。如祭司宣判某人死亡是由于恶,而须怎样怎样,这样就掌权了,如履行不能出现在死亡仪式场所,如此就分割了两性。此后,权力又以同样的方式在主体及其分离的身体之间,在个体及其分离的社会之间,在人及其分离的劳动之间建立起来了。

死亡的谱系:
原始秩序中的死亡交换
不可避免的交换:乱伦禁忌在亲子关系方面:群体用女人交换婚姻系统来回应真实的、自然的非社会的生物学血缘事件。重要的是一切都可用于交换(此处是女人,别处是出生和死亡),即一切都要置于群体的裁决之下。乱伦禁忌和秘传仪式相关并互补:秘传仪式中,接受秘传的年轻人在活的成人和死的祖先之间流通---他们被馈赠或归还,由此获得象征承认。乱伦禁忌是活人之间结盟的基础,秘传仪式是活人与私人之间结盟的基础。如藏传佛教选班禅的方式?就是死亡交换。我们和原始人区分的基本事实是:交换不随生命的终止而终止。
政治经济学与死亡:教会通过对死亡领域的管理而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宗教来世的消失,是国家政治理性主义更晚才征服的。当来世被唯物主义理性的进步抹去时,来世就干脆转移到了生命本身来:国家正是通过对作为客观来世的生命的管理而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国家比教会更强大,国家及其抽象权力不是在对来世想象上成长的,而是在对现世世界本身的想象上成长起来的。国家依靠的是世俗化的死亡和社会性的超越,国家的力量来自它所体现的这种致命的抽象性。教会精心守护者来世与在世的划分。
随着资产阶级理性和产生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对封建的、基督教的传统共同体的瓦解,死亡不再被分享,同物质财富一样,在资本主义方式中,每个人都独自面对一般等价物,同样每个人都同样独自面对死亡。
基督教把恶和死亡降低为一种否定性。人道主义思想把死亡看成了一种绝对的恶。
同时也谈到了死刑,这是文化的终结,社会的终结。杀死人形动物,这在人身上引发出一种对应的兽性,人成为自己仪式的牺牲品。人试图通过法律制度在自己与兽性之间画出一条界线,但法律制度却转而反对人。因为资产者而减刑,将他们变成劳动力的分析是不充分的:用经济合理性代替道德合理性。利润可以是资本的结果,但这从来都不是社会秩序的深刻法则。对生命和死亡的逐步控制才是它的法则。

死亡的意义:自然死亡没有意义,因为群体完全没有参与,最为平庸,不再是集体丧事和集体欢乐。原始人没有“自然”死亡:任何死亡都是社会的、公共的、集体的死亡,群体应该消除的永远是一种敌对意志的作用。这种消除是通过节日和仪式进行的。节日是意志的交换。。邪恶意志和赎罪仪式在死者身上进行交换,死亡进入游戏,它以象征方式获胜---死者赢得自己的地位,而群体则又多了一个合作者。今天,所有的激情都走向非正常死亡,因为只有它才显出某种类似牺牲的东西,即类似集体意志带来的真实变化。非正常死亡会带来集体的认为激情,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并不重要。
如任何灾难总能牵动集体的心。我们的文化是事故的文化。预料中的、正常的如老年死亡在传统集体中将之视为唯一有完整意义的死亡,在今天却不再有任何意义,甚至不再感人了相反那些非正常死亡对以前的群体而言是无意义的(受到诅咒,令人敬畏),在今日对我们而言却有更多意义
扣押人质也属于同样的剧本,她受到一致的谴责,带来恐慌,但也带来快乐。政治由于人们的无动于衷而奔溃,在这个时候,扣押人质正成为最重要的政治仪式。我们都是人质。 我们都梦想自己不是死于衰弱,而是接受和给予死亡,因为给予和接受是一种象征行为(最典型的象征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消除死亡在资本的“自然”秩序中对我们而言所具有的的全部冷漠的否定性。我们与物品的关系也不再是生死的关系,而是工具的关系,这些物品最终会杀死我们,方式与劳动事故相同。科学守护着死亡,生物学孕育了死亡,任何神话都不在可能从死亡中解救身体,能够从科学霸权中解救身体的仪式,已经丧失了或者还未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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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20-10-25 09:51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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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月【书单】
1.《亲密关系的变革》
2.《第三条道路》
3.《民族国家与暴力》
4.《现代性的后果》
5.《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6.《社会学基本概念》
7.《失控的世界》
8.《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9.《自反性现代化》
10.《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
11.《物体系》
12.《为何一切尚未消失》
13.《消费社会》

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与国家

在我看来,吉登斯的研究主题有个关键词:代性社会,即全球化的背景,个体与民族国家。各主题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特征与后果(个体与国家)。
全球化有何背景?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还涉及一系列的后果,如风险、信任、反思,时空、失控等等的变化。现代性的三种动力机制,时空分离,脱域、反思性,这种情况下,个人与国家如何变化?
这个世界正匆匆地走向它的尽头,全球化导致的向上与向下的问题。现代性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在于外延性与意向性之间的日益增多的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一极是个人的禀赋。
现代社会的几大特征:
断裂: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存在断裂,但现代性的断裂是指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内涵方面,现代性正在改变我们日产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有个人色彩的领域;在外延方面,他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
断裂的特征表现:如何识别将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首先是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其次断裂体现在变迁范围上;第三是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如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虚拟商品的产生,城市等。
背景:长久以来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导致现代性的断裂特性未能得到完全重视。进化论表述了一种宏大叙事。历史不等于社会变迁。人类对他们自己的历史所持有的理解或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史的内涵与改变历史的力量,所以,应该特别警惕进化论,因为这种思想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里都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把历史塞进一般意义上的进化论或是更为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偏好的那些架构图式中,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所以我们要探讨结构历史而不是重构历史。所以要以截然不同于进化论的方式来描绘社会变迁;想只作局部修补并不可取。这也就是解构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在“进步”中失去信仰是导致历史“宏大叙事体”终结的主要因素之一。
问题:断裂反映的是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那么如何理解传统?传统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有学者认为,被发明的传统和习俗都不是真实的,他们是被设计出来的,而不是自发产生的;它们被当做一种权力手段而使用。吉登斯:但我们不能认为有意识建构的传统只能存在于现代时期。认为传统不受变迁的影响是很荒诞的。不能说一套既定的符号或实践是传统的。时间的持久性并不是定义传统的关键特征。
为什么会怀念传统?工业国家维持传统的理由在于,现代性所标志的变迁主要局限于公共制度,尤其是政府和经济。但现在不仅公共制度,而且日常生活都在远离传统。传统的终结并不一定意味着传统消失了,但是以传统方式存在的传统越来越少、传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继续繁荣发展。传统与科学有时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如认为科学应该服务于信仰。但传统常常也屈服于现代性,变得商业化、失去了内容。认识到社会需要传统是完全理性和合理的。传统是必须的,因为它们给予生活以联关系并形成生活。以学术圈为例,学术圈的每个人都在传统的范围内工作。然后才是超出传统的限制,进行交流合作。
构成传统的与众不同的特征是仪式和重复。随着科学是不是一种传统?如果科学也是传统,那么现代性是与谁断裂?
风险与信任:
风险:最初主要有恐案方面的含义,如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后来转向时间方面,如投资风险。传统社会没有风险概念。现在用风险替代传统的运气、命运或上帝的意志等概念。在人生重要的时刻选择占卜,这并不令人吃惊。
马克思,韦伯都把现代看作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带又都相信,有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现代性的“机会方面”)。我们所处的年代并不比以前更危险,更危机,但是危险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即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即使是韦伯,也没能预见到现代性更为黑暗的一面究竟有多严重。所以在我们的年代,必然要产生类似宗教复兴或者新时代哲学的思潮。对待风险,不能对科学采取敌视的态度,因为还要通过科学的分析手段,认识、解决危机。这也是很多社会学家的思想观点,如,涂尔干认为虽然社会分工的发展带来的很多新的时代问题,但他依然坚信,工业主义的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
风险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积极面:风险是一个致力于变化的社会的推动力,这样的社会想要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会任由它走向宗教、传统或自然界的反复无常。保险公司的存在,反映了风险的转移与交换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偶然特征。
分为外部风险与(被制造出来的)内部风险
风险与谣言(信任):散布谣言(关于风险的话语)对于减少我们面临的风险可能是必须的。然而,如果这种谣言真的减少了风险,那么,它就真的成为了谣言。如艾滋病,夸大其危害,以规范人的性行为,然后艾滋病减少以后,就会怀疑这种认识使谣言,即只有少数人感染了艾滋。如吸烟。在大部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中,是否存在风险甚至可能会受到怀疑,不可预知。
风险与信任交织在一起。越是时空分离,脱域、越是有风险,同时也越需要信任。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信任建立在高度抽象和虚无之上,所以很容易爆发信任危机。在信任所涉及的环境框架汇总,在某些情况下,风险的类型可以被制度化。技术和机会是限制风险的因素,但通常风险是经过周密计算的。安全经验通常建立在信任与可接受风险之间的平衡之上。
卢曼认为信任应该主要被理解为与风险有关的产生于现代的概念。信任意味着事先已经意识到了风险的存在,而信心则相反。卢曼认为,信心是人们对于熟悉的东西将保持稳定所持有的一种想当然的态度。吉登斯:信任是信心的一种特殊类型。
信任不是与风险而是与突发性联系在一起。信任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缺场有关。信任是联结信赖与信心之间的纽带。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的信任时间里在信赖原则的正确性基础上,而非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的信赖上。对系统的信赖是这些系统的有效运转,而非系统本身。所以,信任: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以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
时空分离与脱域:
前现代文化有独特的计算时间的办法,人们总是把时间和地点联系在一起,且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时钟体现了一种虚化时间的统一尺度,以这种方式计算,可精确地设计每日的区分,如对工作时间的确定。如日历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标准化,使得每个人都在遵循着同样的计时体系。
时间的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空间的虚化的前提。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
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社会活动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的支配。现代性的缺场,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虚化空间的发展要素:用不着参照某个具有明显地利之便的优势场所便可以对空间进行描述的因素;使不同的空间单位相互替换成为可能的因素。
时空分离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的重要性:
首先,它是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其次,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其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第三,与现代型相连的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依赖于嵌入时间和空间的各种模式,这在前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
脱域
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用分化或功能专门化概念来探讨现代性的转变认为现代社会是社会的内在多样化的进步过程,倾向于进化论的视角,没有注意到社会系统分析中的“边界问题”。依赖于功能主义的视角。因此不能很好理解脱域现象。
两种脱域机制: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
象征标志是指相互交流的媒介,能将信息传递开来而不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如政治合法性的符号和货币符号。取代了个人的标准。
以货币为例:货币是什么?帕森斯认为,货币是现代社会诸多流通手段之一,其他的流通手段包括权力和语言。凯恩斯把货币与实践紧密联系。以一种延缓的反思,在产品不可能直接交换的情况下将债权与债务连接起来。可以说,货币是支脱出实践,因此也就是将交易从具体的交换环境中抽离出来的手段。齐美尔:货币的空间含义:只有一个企业的利润能够以一种轻而易举的方式被转移到任何地方,他通过财产与其所有者在空间上彼此分离,来保证它们处于一种高度独立状态,即自我流动能力。今天,货币本身已经独立于它所代表的商品。货币是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脱域机制的一个实例,是象征标志的一种特殊类型。现代社会最具特色的脱域形式之一是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依赖于信任。齐美尔把货币交易中的信任与公众对政府的信心联系在一起。
专家系统:专家系统也是一种脱域机制,它把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离出来。是指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式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资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信任专业知识。如信赖桥梁专业知识,所以敢走。对专家系统的信赖既不需要参与,也不依赖于精通那些专业知识。在以经验为基础的信赖中也有使用的成分。是齐美尔所谓的“欠充分的归纳性知识”(这是建立在对环境的某种程度的了解基础之上的信心)。
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与再嵌入之行动的情景发生互动,它要么维护要么损害这些情境。
我:韦伯认现代性的铁笼,可以理解为民主和官僚制之间的关系是形成现代社会秩序张力的最深刻的根源之一。
韦伯早就预见了专家的控制,所以吉登斯所谓的专家系统的脉络可源自韦伯,即专家系统从政治领域延伸到了社会生活领域。如古代就没有农业专家指导人们该如何种地。
监控:同福柯,但需注意书写的作用。
反思性:
在传统中,过去受到尊重,符号极具价值。但吉登斯认为,传统并不是完全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从尚义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书写文字扩展了时空延伸的范围,产生出一种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思维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对知识的反思性转换从既定的传统中分离出来。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社会时间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机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没有必然性的知识,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
我:书写在这里是起到反思的作用,后面还会提到,书写对于监控的作用。
科学最终也将变成传统。所以这个角度上,解构主义也是从反思而来,即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一切都是流动可变的。
现代性的四个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暴力工具。
如何驾驭猛兽:为什么理性的普及没能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第一种是设计错误;第二种是操作错误。但现代性不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是:未预期的后果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或循环性。未来导向:社会运动、多层次的民主参与;非军事化;技术的人道化;超越匮乏型体系。
总结:现代性的三个动力,是理解亲密关系变革,民族国家发展的关键。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能动者(主体)所获得的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的反思能力便越大,因此改变社会状况的能力也越大。
现代性对个体的影响:亲密关系的变革
思考:亲密关系发生了那些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
亲密关系的变革表现为个人关系领域的大规模的民主化,其方式完全可以同公共领域的民主相提并论,且亲密关系的变革可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体制有着颠覆性的影响,因为在其中情感满足取代了最大化的经济增长的社会世界及其不同于我们眼前所知晓的世界。此即,后物欲时代的价值变化。
抽象体系、时空分离、信任、风险等因素共同影响着亲密关系的转变。个人私密生活的变迁,与其广泛的社会关系的确立有直接联系。抽象体系不仅深深影响了现代性的制度秩序,而且也深深影响了自我的形成与延续。社会赋权于专业知识的困境在于,由于专家意见经常不一致,他们在做决定时所处的情境与外行人士所面临的的情境相差无几,个人也被赋权。在一个缺乏终极权威的体系中,即便那些最为深信不疑的强调专家体系的理念也面
个性化,首先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对工业社会的旧生活方式的抽离,其次意味着再嵌入,临着修改,并且对这些理念进行定期修正也极为平常。赋权作为现代性反身性之一部分一般都能为外行人所获得。时空的分离、信任机制的变化使得个人也不再局限于一家一域。在此过程中个人必须自己生产、上演和聚拢自己的生活经历。意味着工业社会的确定性的瓦解以及为缺乏确定性的自我和他人找到和创新新的确定性的压力。涂尔干认为,在某种特定意义下,个体并不存在于传统文化中,个体性也不被赞赏。只有当现代社会兴起,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分化,分离的个体才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由现代制度引起的日常生活的嬗变,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与个体生活融合。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个体的发展与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正变得日益显著。现代性制造着差异、排外与边缘。现代制度在保持解放的可能性之外,还同时制造着自我压抑而非自我实现的机制。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都将成为这个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机器中的一个小螺丝。吉登斯主要谈论的是前者,福柯、弗洛伊德主要谈论的是后者。
从性开始说起,性征似乎是一个非公共性的问题,但事实上,性现在在公共领域中持续地发挥重要作用,对很多思想家来说,性代表着一种潜在的自由王国,尚未被今日之文明的框架所污染。
前现代社会,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不主要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男性特有的对女性的所有权,以及不同分工的原则而得到保证。现在,大量的男性性暴力都源自不安全感和无能,而非源自延续的父权统治。不能说女性比男性更够容易产生同情心。亲密关系归根结底是情感交流的问题,在人际间平等的语境中与别人,与自己交流情感。而妇女在这方面已经奠定了扩大亲密关系领域的基础。
日常生活中,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是旨在控制的尝试。婚前女性有过“放荡的行为”,但婚后拒绝了别人。但其丈夫却无法摆脱发生在他“控制”她之前的那些行为所带给他的恐惧感。女孩婚前的贞洁是两种性别都赞赏的。女孩的社会声誉取决于她们抵制或抑制性诱惑的能力,男性的社会声誉取决于她们所能达到的性征服。所以,对男性而言,其声誉的获得必然获得某些女性声誉的损毁而女性声誉的获得却并不伴随着男性的损失。
以上关于性控制与征服的观点与福柯相似。性何以成为个人所拥有的东西?性的缘起等得从福柯说起。对福柯来说,性征的发明是与现代社会的形成、巩固相关的某种不同进程的一部分。现代国家、组织都依赖于跨时空的对人民的微观控制。这些控制随着人的身体解刨---政治学,致力于调控身体力量的身体管制技艺---的发展而产生。性是一种社会建构,在权力的领域内活动,而不仅仅是一套生物刺激。压抑假说认为,文明意味着规训,规训转而又暗示着对内驱力的控制,控制要卓有成效就不得不是内在的。规训权力主要表现为某种控制力,但福柯也逐渐意识到,权力也是一种生产现象,它不仅仅是限制性的。权力也可以成为生产快感的手段。19世纪,婚姻纽带的形式就大部分群体而言是以对经济价值的判断和考虑为基础的。浪漫之爱的观念,主要存留于资产阶级群体,它通过众多的社会等级而扩散。
也就是说福柯对现代社会如各种规训、监控权力的发展,认为性变成了以管理生命为中心的权力的中心目标,即通过管理性来掌握权力。但是吉登斯却从中看到了不一样的新的可能。即现代性的发展带来的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两性关系、家庭关系、父母亲子关系、友谊关系、其他亲属关系等的民主化,带来了浪漫之爱、带来了各种依恋、。
亲密关系的转化有关性和性别但并不局限于此。个人生活伦理的根本转换:亲属关系从被视为是自然获得的,由生活性的,婚姻的结合所创造的一系列权力和义务,到如今只剩下核心家庭。亲属关系再过去常被认为是彼此信任的基础,但现在为了取得信任必须通过协商和讨价还价。通过“协商性承诺”来组织亲属关系。
我:谈论的是性、家庭关系、两性关系、父母亲子关系的变化等,背后反应的不仅仅是经济、心理问题,而是涉及到了工作、知识、政治民主化、生活多元政治等作用的结果。
亲密关系的变革与可塑性性征一起提供了可以导致两性和解的条件。但所涉及的不仅仅只是更大的经济平等和心理重建。对多元性倾向的承认与对生活方式的多元性的接受相对应,这是一种政治姿态。亲密关系的变化推动着心理的和社会的变化。性解放可以成为对社会生活进行大规模情感重组的媒介。谈论性解放必然谈论性民主,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作为一种可能性从根本上引申到友谊关系,而关键的则是引申到父母、孩子和其他亲属的关系上来。
在全球化变迁中,最重要的还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事情---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婚姻、家庭等方面。如果一旦家庭制度发生改变,离婚变得困难或简单些,遇到的各种两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影响个人感情的变革往往会超出国界的范畴。婚姻和家庭的空壳状态:名称还都没有变,但内在的基本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主要的变化是家庭情感的民主化。情感方面的民主很重要,可以应用到父母孩子关系上。在一个民主的家庭中,父母的权威应该建立在一个隐含的默契之上。加强情感关系不意味着家庭义务的削弱,也不意味着削弱有关家庭的公共关系。婚姻不再是一个经济的关系,变成了一个礼仪方式的认同,有助于对脆弱关系的加强。不能认为传统家庭的衰落是一场灾难,也不能说每种家庭形式都是好的。在贫穷的国家,推进民主进程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妇女的平等与文化教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传统的家庭。
性平等不仅是民主的一个核心内容,它还会带来快乐和满足。
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现代性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产生与未来
民族国家是近现代的产物,起源于西方,并不断得到发展。
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与民族国家。
追本溯源的时候到了:历史唯物主义观把国家的起源归结于物质,黑格尔国家起源于道德精神,但吉登斯还强调了对人的支配。前者涉及配置型资源,后者涉及权威性资源。
历史唯物主义把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诞生都与物质性生产,即配置型资源的发展联系起来,但为了协调臣民而展开的信息收集和储存却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同时,信息的收集和储存还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主要手段。信息的存储在权威性资源的建构过程中至关重要。而监控反过来又成为权威性资源得以扩充的关键因素。
权力:把权力同资源联系起来。资源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资源内嵌于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之中,由于社会体系具有跨时空的联系性,于是,资源也就存在与不同的时空中并构成它们的社会体系的结构属性。配置性资源指对物资工具的支配,这包括物质产品以及在其生产过程中可予以利用的自然力。权威性资源指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二者的源泉都依赖于对时空关系的控制。无论如何,资源都不会自主地纳入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之中,只有当居于情境中的行动者将它们纳入日常的生活行为中时,它们才得以运作。换言之,凡是社会体系,都可以作为支配的具体模式或表现形式而给予研究,也正是支配这一概念,而非任何其他概念为权力研究提供了焦点。只要是社会体系,不管其存在的时间有多长,都包含着“权力的制度性调配”,这就是说,支配存在于制度之中并通过制度表现出来,而又真实制度,使得那种深深地内嵌入社会生活的连续性得以呈现出来。在集体情境中,支配都表现出控制模式。将稳定的控制形式称为统治。
配置性资源的集中水平依赖于能创造出权威性资源的诸多要素:
1不同类型的情境所允许的监控程度。两类监控,其一是积累信息,监控积累的是有关个人的信系,重要的不仅是信息的手机还有信息的储存。其二是居于权威位置的个人对另一些人的活动实施直接的督管。明确活动的边界。搜集有关社会活动的信息可以直接与督管活动融为一体。2将大量的、其大部分日常活动并不涉及直接物质生产的个人聚焦于确定情境中的可能性。如科层制官僚,专业化机构;3制裁范围和制裁强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发展。4影响意识形态形成的条件之创设。城市情境中活动的集中,监控的扩张。
统治的范围与统治的强度(传统与现代国家区别之指标):前者指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对从属者的重要活动领域的控制程度。后者最极端的形式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及生杀大权的掌控。强度高不一定控制广。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传统无疆域,现代最隐私的地方也要控制。
国家的概念:涂尔干认为:国家的主要特征在于,它是同社会其他部分进行交往的机构,国家是社会思想的喉舌。韦伯:国家的要件:存在着固定的官员,能坚持合法地垄断暴力工具这一要求;还能在既定的地域内维持这种垄断。凸显暴力和领土这两个特征。组织的政治维度在于它们调度权威性资源的能力,或行政力量。黑格尔:国家是社会进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道德共同体”的最后发展阶段,而其他道德共同体为家庭和市民社会。马克思倒置黑格尔:国家依赖于市民社会,并不超越市民社会,反映了市民社会的阶级构成。
吉登斯:从国家的全部特征中挑出第一特征来界定国家:凡是国家都会牵涉到对归其统辖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的各方面实施反思性的监控。
传统国家:支配与军事力量  传统国家中的城市与乡村:城市是权力的集散器。书写对非现代国家的监控活动具有几种含义:提供了一中队信息进行汇编整理的工具,以扩大国家机器对物品和个人的行政控制范围。作为一种记忆法,能使依其他方法无法组织起来的事件和活动变得有规可循,有序可查。书写的格式能使各种事物或人相互关联起来,在此意义上,书写强化了时空的延伸。也即,书写能使得社会关系达致口头传承文化所无法实现的更为广大的时空范围。
文本自主性:出于文本所表述的是一定社会情境中已经发生的或应该发生的事,被书写的历史也就可能成为权力的强化工具。从前地方的非正式的习惯行为方式现在部分由国家机器来援用和控制。知识的权威和人的权威两者得以协调一致。书写能被用来阐明行为准则,而行为准则的最重要方面,显然就是成文的法律准则。
传统国家的特征:传统国家的行政权力可能十分分散;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这一事实表明其体系整合的水平相对有限。传统国家由众多异质性的社会组成。考茨基:政治活动主要发生在阶级内部而非阶级之间,贵族和每一个村庄,以及一定程度上还有行会这样的市政组织,均是彼此鼓励的社区或团体,因而也就成为彼此独立的政治舞台。中国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是为了说明,国家权威应该基于道德感知而非法律感知
传统国家:官僚制、阶级(状况)和意识形态
官僚制和阶级统治:
阶级的形成并非由国家权力来决定。国家权力同样也并非阶级统治的表现。资本主义社会是政治和经济的脱离,而阶级分化的社会则是经济和政治地断裂。
阶级分化的社会中相对缺乏阶级斗争的原因:农业社区构成这这种社会生产体系的基础,它们在日常运作中,不仅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而且相互之间也都具有巨大的自主性。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在自然地理、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显而易见的距离,确保了他们之间几乎不可能发生任何集体而又公开的斗争。波兰尼:非现代社会中,并不存在明晰的经济领域。换言之,经济活动未与其他行为方式以及生产者所处的社会关系区别开来。可以认为,无论是阶级分化的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中心都是财产关系,也即是否占有生产工具是阶级划分的主要标准。
阶级:是一个由个体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群体,这种关系指的是生产方式中个体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关系。只有当资本家被迫与另一个阶级进行斗争的情况下,他们才形成了一个阶级,否则,他们就只是在市场中为了追逐利益而彼此进行经济竞争的个体。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不是一个阶级。另一方面而言,小农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相互敌对,就此而言,他们又是一个阶级。
意识形态与非现代国家:韦伯:大多数传统的统治阶级都倾向于接受军事或其他世俗价值,而非宗教价值。只有在对独一无二且无所不在的神的信仰与对不信者的道德指责两者得以联合的情况下(伊斯兰教),宗教热情才能被直接援用于地域扩张事业之中。马克思:宗教是此岸的斗争以及物质方面所遭受痛苦的异化表现。涂尔干,宗教是集体价值的表征,神圣是含有这些集体价值的崇敬的表现形式。凡是宗教就不只是由信仰构成,一切宗教都体现为社会实践,因此也就是社会制度。宗教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即成为不对称支配的借口,它还同权力的分配形成复杂的关系。宗教并不是完全保守的力量。宗教是思想的社会组织的架构,能折射传统国家生活的许多向度,包括其创造力和分裂力。
是什么使得民族-国家成为19世纪至今的一种无可抗拒的政治形式呢?
我:吉登斯的意思是民族国家的诞生的历史逻辑是什么?,从绝对主义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跳跃并非是历史必然的,只是近现代的产物,尤其是二战以后的产物。如各种帝国的分裂,国家的分裂,欧洲奥匈帝国、塞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等,中亚的一些国家,南亚,殖民地国家的解放等。所以这也是吉登斯研究的起点与背景。这些民族国家的诞生都伴随着暴力,民族观念为何以文字、语言为边界形成认同呢?这个意义上讲,那中国的模式确实不同于伴随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各种政治、经济发展模式。
法兰西帝国、奥匈帝国解体、奥斯曼、德意志帝国、大英帝国、包括二战前后,塞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之前也是一个国家。非欧洲地区,后来如印度、中美洲地区的国家等等都以民族为国家的基本。今日苏格兰、巴塞罗那、魁北克等独立要求也都是以民族为口号。
我:当下西方支持藏独、疆独的一个思维逻辑也在这里。但是他们忽略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批判了均势制,强调需要将公民权的概念推广到全球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成员权身上。十四点原则在好几个方面把主权概念当做一项普适性概念予以合法化了。确认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把文化同一性的地区设想为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于是各古老的帝国就解体了。殖民地的公平调整得到强调,地方被赋予相应的自我管理权。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单位的观点取代了均势的观点。国际关系并不是前民族国家之间建立的关系,它们只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平等尤其指法律上的平等而非事实上的平等。民族主义在发动社会运动转变成独立国家的过程中常常居功至伟,但这些民族主义形式主要是由意在问鼎并如愿以偿的精英们培植起来的。
绝对主义国家:欧洲国家体系不仅是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得以发展的政治环境,他还是他们得以发展的条件与根源。从绝对主义到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成熟过程,包括土地和产品的商品化,也包括劳动力的商品化,波兰尼都说过了。均势制的打破。
国家权力的集中是商品货币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信用货币的发展是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产品的商品化交换得以在全球推广开来的前提。纸币起源于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时空延伸来说至关重要的资本核算。资本核算促使经济关系跨越了时空,同时也推动了用于控制这种关系而进行的信息存储和调配。资本主义以前的世界经济在政治上由帝国形态来控制,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在经济上而不是在政治上被整合起来,它拥有多元政治中心。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只指世界体系的一个特殊的面向,而不是世界体系的整体。国家体系,尤其是在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发展过程的晚期,它尤其重要。只有伴随民族国家的产生,国际这一术语才开始具有充分的含义,因为民族国家具有严格的、相互区分开来的特征,因而相对于外部的多重关系,其内部关系也便具有非常特别的形态。
传统农业国家,行政力量的话语相对有限,基本达不到民众那里,而现代国家的特色就是反思性监控国家活动的极度膨胀。大众传播和公众的出现彼此建构并得以发展。现代国家场景中,至关重要的是,不同群体以话语方式形成表达其利益的政策或方案的能力,并在公共领域中开辟出宣扬这些政策或方案的空间。书写的存在能够赋予国家权力广有变异的公共领域以多大程度的支持,取决于识字者的范围,文档化的性质以及储存的信息在其中得以运用的沟通性设置。但不管如何,国家的发展必然与话语方式的形成相融合,话语方式建构性地塑造了国家权力。
民族主义的起源解释:
资本主义取向:资本主义全球规模的发展与民族主义情感的形成之间显然具有普遍的联系,但是民族主义在一个地区是否显著,以及是否具有特殊的象征内涵,则无法完全通过资本主义来加以解释。第三种取向是国内通讯的发展创造出了有关道德和政治认同的常识。第四种是民族主义的心理学解释。多数民族心理学者认为个体置身于他们能够认同的集体的需要,以前能够满足如依恋故土等需要的群体已经瓦解,所以民族主义的象征提供了一个现代的替代物。民族主义不仅提供了群体认同的基础,而且还显示出这种认同是一种与众不同弥足珍贵的成就。迎合的是安全地寄托于过去的认同欲望。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使既存的传统文化不再整合,因而创造了对群体象征主义的更新形式的追求,民族主义正好符合这一点。民族主义是对主权的文化感受,是拥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行政力量协作的伴随物。
我:所以民族主义是朝向过去的,是向后看的。
民族国家体系在20世纪时转变成全球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讲的是军事工业的进步,以及军事工业、科技与经济相融合。军事影响着经济与政治。
吉登斯与哈贝马斯民族国家观念之异同: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产生了向上和向下的两种压力,向上的压力是指民族国家必须让渡部分主权,如欧盟,向下的压力则是要强调地方团结、自治以促进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如各种自治区,强调地方、个体的自主性。所以,哈贝马斯:民族国家权力在不断稀释,地位不断下降,所以民族国家的未来在于,超越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建构新的政治、文化认同。吉登斯作为民族国家的捍卫者认为,但民族国家也在利用、创新各种监控水平、强调民族情感,以应对内外冲击。在世界政治中,个别国家的影响可能涨落起伏,但我们不应该认为全球关系的集中化与国家主权两者总是相互排斥的。那些认为随着世界体系的发展,民族国家主权会不断丧失基础,式微的观点不正确。分析和结论都不对。
虽然出现了世界性国家,即民族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发展出明确的边界,以取代更传统的国家疆域。现在,国家再一次拥有疆域而非边界,界限重新变得模糊。原因是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中。但民族的观念能够与族群和文化多元主义兼容:如欧盟国家的公民依然将民族国家身份作为自己的主要归属,但这并不会妨碍它们也承认其他的身份。特殊的群体关系不一定会损害民族认同。个人和集体所拥有的多种忠诚感都不一定会同民族归属相冲突。族群认同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所有而族群认同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且是从多样化的文化资源中创造出来的。
如何理解民族边界的重新模糊:世界性民族是一个积极的民族,民族认同的建构更具开放性和反思性,民族认同必须在一中合作的环境下维持自身,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高度的内聚性,而其他类型的忠诚也可以与之并存。民族边界更加模糊。借助各种网络媒介等。
我:所以吉登斯是认为民族国家的未来在于开辟出第三条道路,而不是哈贝马斯所言的民族国家会消失,面临全球化发展趋势下的后民族国家状态。因为全球化本身也在面临着困境。
今天的政治思想似乎已失去其鼓动力,公共讨论的主题成了各种各样的担忧:道德水准下降,贫富差距悬殊、福利国家的压力等;如果政治思想要重新获得感召力,他们就必须走出单纯对现实政治作出反应的模式,而且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务和狭小的空间范围之内。我们既需要知道自己想要创造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也要知道像这种社会迈进的具体方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走向衰落,只剩下了幽灵,即创造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思想和价值观。新自由主义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的张力(一方面钟情于自由市场,一方面又寄希望于传统的家庭和民族,这是自相矛盾的。)而陷入困境。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福利国家如今制造出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所奉行的平等主义在动机上是高尚的,但是这种高尚的动机有时会导致悖理的结果。如社会工程所留下的遗产就是衰败的、犯罪云集的贫民区。
所以,时代变迁是必然的。但我们该如何定位这种变迁?如何描述第三条道路?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其意义在于,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民族国家是某种虚构,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中。国家政府和党派影响力也在不断削弱,所以在全球化导致的权利的上移和下放的压力之下,正如贝尔所言,要想解决全球性问题,民族国家太小了;但若想应付地方性问题,民族国家则太大了,所以民族国家似乎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但这并不是民族国家的消解,非政治化的过程,反而意味着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激进主义的散播,各种社会运动和激进主义团体把各种问题推进政治议程,并且为它们走位所发生的斗争提供具体形式。意味着面对各种问题与风险时,政府依赖专家系统还不足够,还必须重视非政府组织、团体的重要性,向他们学习。但由此认为这类组织能够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接替后者的作用是一种幻想。民族国家的政府只会改变他们的形式,而不是被取代。问题并不在于是要更大的政府还是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
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三条道路政治所关注的问题范围比旧的左右分野架构下更加广泛,且社会正义问题依然是核心的关注点。在置老式的集体主义于一边的同时,第三条道路政治正在寻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寻找一种对于权利和义务的重新定义。新型政治的理念追求: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在一个传统与习惯正逐渐失去其支配力的社会中,树立权威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民主;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世界性的多元主义;哲学上的保守主义。
虽然不同的国家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轨迹,而且具有不同的宪法背景,但总体性的重点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回应全球化;防止腐败;提高行政效率;创新投票过程;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培育公民社会;
思考:从私人关系的变革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中理解结构的二重性
最后,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学---反思性,社会学的社会学。
关于社会学的反思,布迪厄注重的是社会学应该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与场域中(此处给忘了,需要看教材),从能动与结构的关系中理解社会学的反思性。
结构与能动:二元对立
结构:社会对个体的影响;能动:个体的行动自由和对社会的形塑作用。现实中,研究社会结构的学者侧重强调宏观层面的大规模社会现象,忽视个体行动;关注能动的研究则只盯着微观层面的个体行动。但微观层面也存在结构化的个体互动和人际关系,同样,大的公私、组织运动等也具备行动的能力。社会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传统在解释现代性的性质时都倾向于注意某种单一的驾驭社会巨变的动力。如马克思认为的资本主义,投资—利润—投资。涂尔干把现代制度的性质主要归结为工业主义的影响。我们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秩序之中,而是分工产生的工业秩序之中。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结构与能动是互相包含的关系,结构具有赋能性,不仅仅是限制和约束条件,有了结构,个体的创造性行动才有可能实现,反过来,个体的重复行动加在一起,可以再生产和改变社会结构。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是:基于时空环境有序展开的社会实践,社会结构就是通过这些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吉登斯认为,结构是协助和推进社会实践的规则和资源,不是抽象,专横的外部强制力。此即结构二重性。
如何理解社会学:两个主要观点:一是社会学所提供的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对社会制度具有某种控制能力,就像物理科学能够在自然领域所作的那样,以某种技术性的方式去干预社会生活。另一种是马克思认为的:用历史创造历史:社会科学的发现不能仅仅被用于解释客体,还必须通过对社会主体的自我理解来对社会科学做出清理。一方面社会学知识的发展依赖于外行的行动主体;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科学的抽象画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又不断地重新返回到他们最初由之提取出来,并对其进行描述和解释的活动范围中。社会学知识既重构自身,也重构着作为该过程整体的一部分的社会生活领域。:社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机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没有必然性的知识,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
Posted: 2020-10-25 09:53 | 1 楼
赵祖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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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读越觉得楼主写的不错,能想到很多我没想到的东西,值得一读,向你学习(就是文笔差了点,且排版也需注意)
Posted: 2020-10-25 10:15 | 2 楼
吴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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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2楼赵祖远于2020-10-25 10:15发表的  :
越读越觉得楼主写的不错,能想到很多我没想到的东西,值得一读,向你学习(就是文笔差了点,且排版也需注意)



??????????你分裂了?????????
Posted: 2020-11-03 08:35 | 3 楼
赵祖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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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Posted: 2021-01-09 11:41 | 4 楼
孙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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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Posted: 2021-01-30 10:27 |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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