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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书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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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书婧读书报告2(更新至2021.10.19)

【九月书单】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
《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尼尔·波兹曼
《关于电视》布迪厄
《区分》(上下册)布迪厄
《金钱的社会意义:私房钱、工资、救济金等货币》维维安娜·泽利泽(在读)
【感想】
一、理解布迪厄的实践公式
        在人为地造成社会科学分裂的所有对立中,最基本、也最具破坏性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然布迪厄发现实践行为不简单服从有意识的目的或机械论原因,它拥有独特的实践行为经济,此经济的逻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利益,而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和合乎逻辑的,能够依据将来的情况做出调整的产物。由此成功跳出主客观的矛盾与对立,创立了著名的实践理论,使主观和客观得到统一。
        该理论带我们走进实践活动本身,置身于同情境的实践关系中,以一种全新的目光去审视和联结社会生活中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并运用系统的方法去分析情境中人们的实践行为。与社会工作的“人在情境中”理论有些许相通之处,故有时我也会借此辅以理解。
        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个体本身至关重要。首先就人的生物性而言,个体的实践行为受到不同习性或惯习的影响,即储存在人体中的既往经验与持久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外在制度的内在化,是环境对人的塑造和影响。相应的,环境也必须遵循内含这些外在制度力量的个体本身的实践逻辑,因此个体也能动地修正和改变着制度和环境,二者构成动态的互塑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惯习一经形成便会印入身体,行为人将有意识地选择倾向于偏袒那些能使之得到强化的经验。其次就人的社会性而言,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背景、社会关系、能力和权力,这些被统称为资本,可以划分成经济、文化、社会和象征四种形态。经济资本同经济学定义相类似,指金钱等物质财富;文化资本又分为身体、客观和制度三种类型,分别对应个体通过教育养成的文化修养、文化通过物化形成的产品以及人们通过制度考核得到的文凭认证;社会资本即一种持续性体制化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它人们可以积攒财富和各种资源。以上三种资本在场域中的地位、声誉等又会呈现出象征资本的形式。这些资本数量和形态的不同与惯习合谋共同使行为人在社会中呈现出不同的实践行为,如布迪厄的经典公式:[(习性)(资本)] * 场域=实践。
        场域作为实践活动发生的空间和平台,是社会环境的分割物,指在各种位置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其中各种规则和制度被称作网络,之所以又称作构型是因为它能够通过自身的实践逻辑进行调整和修正。行为人携资本和惯习进入各自场域并发挥作用,从而在其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这里的位置是客观存在也是权力象征。而导致行为人进行位置争夺的则是资本,它的多寡和类型使场域充斥着压力、权力和冲突,成为了权力的争夺场所。
        可悲的是根据实践公式发现,这场权力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首先个体习性之间的差异源自社会轨迹的特殊性,每个人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教育经历都有所不同,因而会出现不同的个性和行为习惯。就像从前农村的孩子内敛,城市的孩子落落大方一样。好在个体可以凭借对信息的积累和选择不断创造和发展自身习性,农村的孩子也可以通过去到城市生活或学习获得新的生活经验,从而影响行为倾向。但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和艰难的,需要反复灌输才能使其身体化,与此同时,个体自身的既有惯习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阻力,即使农村小孩通过进入城市变得大方得体,但那段在农村的岁月依旧会在他的身上留下印迹。其次是附着在个体身上的资本,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世界,包含个体、家庭和社会等背景带来的关系和资源,这些资源关系紧密,相互之间能够进行各式链接和转化,象征资本就是一种被粉饰过的拥有特定形式的资本,它看似无形温和,实则较前三种资本更残酷无情,甚至隐秘地滋生着暴力。因此虽然现代社会看似扁平化和充满平等,但我们的行事自由还是会受到种种影响和限制,可以自由选择却不代表我们能够基于选择行事。最后是个体实践活动所在的场域,它作为一个有着竞技性的社会空间,其准入有着一定的限制,且各场域的边界都是经验性的,从一个场域到另一个场域其难度可想而知。
        基于对上述三个概念的理解,我们大概都已经默认每个人处于社会的不同场域,日复一日各尽其责,即使知道结局也仍是默不作声。但换个角度来看,我们从中意识到了社会环境中的压迫和不公,它试图通过阻拦我们的资源和机会让我们变得边缘和弱势,那么为了不让其得逞,我们必须提升自己的能力以便积累更多的资本从而在场域中占据一席之地。而途径只有教育一条,选择教育意味着选择了文化资本的积累,当然,这肯定也不会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文化资本的积累依靠学校教育资本和家庭教育资本,在学校教育资本相同的情况下,家庭教育对人的影响十分重大。所以我们常会见到那么一个热搜:毕业三年后同学之间的差异。其实这里的差异并非源自个人的勤奋、天资或运气,而是早早就暗含在了各自的家庭背景中。在校期间我们很难觉察,但一旦毕业进入各自的场域便会大悟。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这是一条能够流动的上升途径,此外,或许唯有公式陷阱。

【八月书单】
1《单身者舞会》布迪厄
2《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布迪厄
3《童年的消逝》尼尔·波兹曼
4《为何一切尚未消失》鲍德里亚

【感想】
电视统治下的童年
        年代剧一定会拍摄购买首台电视机后一家人,甚至十里八乡一群人围坐一起观看电视的场景,它标志着新生活的到来,也预示着一切将要发生改变。如上如述,电视平等的呈现在每一个人面前,面对对视觉和听觉均无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它的受众不需要任何训练和技能,只需不加思索地盯着那些动态的、时刻变换的图像。这种毫无区分的传播让世界的秘密一览无余,于好奇心极强的儿童尤为明显,电视打开了通往成人生活后台的视窗,模糊并加速了童年的消逝。
        所谓童年,希腊人和罗马人最先预示了这一概念,他们要求成年人对儿童不宜知晓的信息三缄其口,并大力提倡教育,建立各种各样的学校,为儿童提供了所需的保护和教育。而此概念的真正产生是在印刷术之后,随着技术的发展,五花八门的信息和知识呈爆炸性涌出,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儿童来说,只有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这一过程即教育,涉及学校和家庭,老师和家长分阶段地教儿童读写分析、监督他们自我约束的养成并协助其将羞耻心转化为一系列道德规范。然而现在这种正规教育与成人权威离开了生产地的环境,在电视统治下变得岌岌可危。
        儿童这一概念以及儿童的教育最初都只出现在中产阶级家庭当中,这些家庭被赋予各种教育和宗教功能,并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变成确保儿童接受学校教育且提供辅助教育的机构。而对于穷人家的孩子,尤其是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代里,儿童这一概念是不存在的,教育更是遥不可及。直到1850年到1950年这个阶段,儿童才走出工厂,进入学校,有自己的服装、游戏及社交世界等等。无奈好景不长,莫尔斯发明了电报,使信息从时空中脱离出来,远超书写和印刷的传播速度,同时也使信息从来源到数量都变得无法控制,进而改变了儿童所能享用的信息种类、质量、先后顺序及环境。不仅如此,电子媒介还与丹尼尔·布尔斯廷所说的“图像革命”相结合构成光速般快的画像和影像的世界。这个世界使一切都变得十分具体,人们不需要放慢速度咬文嚼字琢磨文本,也不再需要敏感和理性,只需诉诸感情去感受,任由图画影像将政治、新闻、宗教、科学变成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在一种欢快的氛围中渐渐主宰并催眠其意识。如此信息泛滥的世界,从不曾停下脚步又或为谁进行有区别的信息传播,它只想着收视率只为了营利,在同一时间向每个人提供同样的信息,把成年人推下儿童的导师角色,甚至使部分儿童比成人都要消息灵通,他们不断“成人化”,偏离“儿童”,丧失“童年”。
        想要全心全意地抵制童年的消亡,波兹曼认为只能靠家庭和学校。前者上文已提,家长对儿童所接触的信息环境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们不再权威甚至开始落伍。加之妇女解放使原本塑造和保护童年的主体走向了社会,在这种家庭无暇顾及儿童的情况下,儿童暴露在媒介前的时间得不到限制,接触到的媒介的内容得不到监督,严重造成了童年的萎缩。此时学校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童年消逝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现实表明,学校在媒介面前也是节节败退。大众对学习的态度因电视而重新定位,学校教学的教和学都以娱乐为主,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都可以采用娱乐的方式出现,教师也开始借助电视资源,美其名曰寓教于乐,实则逃不掉电视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功能。电视媒介与传统教育不同,传统以学生的成长为目的,而电视却以学习者的满意程度为重,为了留住观众,它可以摒弃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用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讲述知识,导致儿童看似轻松愉快地收获了丰富的知识,其实都是伪知识,都是经由他人消化过的食品和预先形成的想法,关于学习的能力方法和思维的逻辑一无所获,不仅如此,还会让学生变得反应迟钝、缺失理性、语言匮乏、性格浮躁,成为电视的奴役。
        由于家庭和学校的权威都受到严重的削弱,悲观的波兹曼认为到了一定的时候,家长、教师、行政人员都会变成电视时代的产物。彼时,一部分人(如媒体人)和另一部分人(大众)将合谋并默契地施加着某种暴力,无论是施加者还是承受人都毫无感觉,大家无差别地沉浸其中,没有儿童,更没有成人,只剩“自娱自乐”的愚人。
2021年5月
【书单】
《词与物》
《规训与惩罚》
《疯癫与文明》
《不正常的人》
《洁净与危险》
【感想】
微观权力的渗透
一、寻找对象
    福柯的微观权力渗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涉及不正常的人、疯人和罪犯等边缘人群。
    不正常的人是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人及手淫的儿童三者的后裔。畸形人之畸形原指两个种、两种性、生与死以及外形的混合,是对自然秩序、界限、分类和规则的违背。但由于连体兄弟和阴阳人的犯罪使法律陷入了困境,将畸形从之前的自然畸形转移到了行为畸形,从自然领域转移到了道德领域。道德畸形自身带有犯罪的迹象,如政治畸形产生的政治犯(暴政和起义的人民)。需要改造的人普遍地出现在家庭、学校、教堂、警察局等各个领域中,其之所以需要改造是由于社会的各式校正及改造技术对他们都无效。手淫的儿童主要涉及市民阶级的儿童和青少年,通过总体疾病的科学虚构、手淫的病因学编码以及医生的权杖和指引将手淫视作儿童所有疾病的原因,由此从坦白和工具两方面展开反手淫运动。将家庭作为中介,成功建构一个针对父母的圈套,其目的在于使家庭完成医学化,让权力进入到社会的毛细血管中。以上被医学和精神病学编码为社会的危险。
    疯人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被蒙上了一层面纱,以浪漫化、狂妄自大、正义惩罚和绝望情欲等形态在文学和哲学领域自由发展。虽然也曾出现过驱逐疯人的愚人船,但因为他们将去的地方是未知的,对于这个地方他们同是未知的另一个世界来的人,所以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外,也是一种绝对的过渡。此时疯癫与理性是共存的。古典时期,出于社会治安和经济危机的考量,禁闭被作为一种制度被创造了出来,使疯癫归于沉寂。禁闭的人中仅十分之一是疯子,更多的是无业游民、穷人、家庭浪子及违反习惯法者,该制度滥用权力强迫劳动的功能显而易见。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疯人不再是病人,而是指理智紊乱后回归兽性的人。它隐含在激情现象中,从激情本身出发向肉体和灵魂扩散,在灵与肉的理性统一体中进行剧烈运动,由此摆脱理性产生无理性运动,呈现出躁狂症、忧郁症、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等形态。故疯癫的含义在这一时期被确定为非理性,对其进行禁闭隔离的则是所谓的理性及其背后的权力。
    罪犯按照惩罚的主体的不同可以得知,从前指违反君主意愿的人,后来指触犯法律的人。在上述的不正常的人和疯人中也都存在犯罪的可能性,都是构成社会危险的因素,因而存在要么监狱,要么医院,要么赎罪,要么治疗的制度。总之这些边缘群体被知识、话语、理性层层包围,丧失权力,成为不被社会包容的,需要矫正和隔离排斥的人群。

二、划分空间
    按照相似性归类原则,属于疾病的归机体、属于非理性的归心理、属于犯罪的归肉体,医院、精神病院及监狱等压迫秩序由此建立起来。
    首先是医院。在经历了疾病的三次空间化后,病人从居家自然斗争转向医院专业治疗,也从最安全舒适的家庭转向了复杂的医学经验场域。在医院新空间下,病人按疾病分门别类去到不同的科室和楼层,陷入医学和医学教学的目视与观察中,即使他们作为疾病的主体,也能说出或指出不适部位和感受,但那也仅是所指,只有医生才能对疾病的两种呈现方式(症状和征候,即能指)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和算计,也只有医生才具备决定和干预的权力。因而在这一空间中医生成为了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
    其次是精神病院。医院作为隔离和“教养”的存在,没有推行治疗疯癫的方法。强固、清洗、浸泡和运动调节等物理疗法由此产生,但这些医学思想还没有明显地将物理疗法和道德治理区分开来,因而对疯癫的治疗是徒劳无效的。此时心理治疗的雏形出现了,在医学思想中恢复了与非理性对话的可能性。也因此将疯癫与禁闭紧密的关联在了一起,将丧失理性的人藏在社会看不见的地方。精神病院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通过缄默、镜像认识、无休止的审判以及医务人员的神化来实现道德教育,确定医生的主导作用,把精神病院变成一个医疗空间,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的分界。
    最后是监狱。随着惩罚体制的重新分配,惩罚的重心从制造痛苦的技术的酷刑转移到了剥夺财富和权利,对罪犯的处决也从刽子手转移到监狱看守、执行判决的官员、警察等技术大军,即将罪犯的身体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制(监狱)内,将惩罚权力制度化。在监狱中规训与观察是同时进行的,人们根据罪犯的日常表现积累起一整套认识用以评估和改进规训肉体和洞察“心灵”的技术,从而更好地维持服从关系。由此,权力关系早就了一种知识体系,而知识有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
    以上空间与社会空间相互隔离甚至对立,空间内的人受多重目视关注及控制,成为被观察、治疗、规训的对象。相应的,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逐渐形成并纠缠在一起,使有着专业知识的理性人掌握了话语权,成为权力的主体。

三、规训权力
    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为了控制和使用人,旨在制造出驯服的和训练有素的肉体的纪律及其实现方式应运而生。首先是按照不同的功能用途对人的空间进行封闭和划分的分配艺术,其次是按照时间表、动作、姿势进行的对活动的控制;接着是通过纪律分解空间、打破和重新安排各种活动的创生的筹划;最后是使各个基本构成要素的协调组合达到最大效果的力量的编排。四种方式共同作用实现了人内在的顺从和有用。纪律的规训造就了个人,也逐渐影响着那些重大程序、形式和机制。首先是层级监视。监视使建筑物有了对居住者发生作用、了解并改造他们的新意义,但它仅是一个点,即使是环形建筑也最终汇聚到一个中心点上,而规训监视是需要中继站的,一个像金字塔形的结构合理的多层次的监视结构由此形成,权力通过它完成了严格的层层监督,成为了机制的一部分,变成了无处不在的关系权力。其次是规范化裁决。在规训系统中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审判形式,这种内部处罚由纪律来确立,是一种奖-罚二元体制,目的是根据能力和表现划分等级找出差距并矫正和统一行为,让人们变得驯服。最后是将前两项技术结合起来追求规范的检查技术,它将一种知识形成类型与一种权力行使方式联系起来,使被观察者在各式检查中被迫客体化,通过书写机制成为可描述和可分析的对象,从而被加以分类、排斥和规范化。与此同时,他们自身及其从他们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在不断生产着权力和知识,因为他们即权力和知识的后果与对象。

    上述技术、方式、机制被应用到教育、医学、工厂、军队等所有权力意图的领域。如著名的全景敞视主义监狱及日常的精神病院、军事学院等等。在这些地方权力是自动化和非个性化的,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通过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产生一种真实的征服,我们现今所处的社会也就是这样的规训的社会,每个人都被按照以上技术小心地编织在社会秩序中,成为了这个权力机制的一部分。

2021年4月
【书单】
1《性经验史》
2《临床医学的诞生》
3《福柯的生死爱欲》
4《精英的兴衰》
【感想】
1《临床医学的诞生》
    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它论述的是目视。
    临床医学诞生之前,医生是从目视出发对疾病进行界定,从而行使主宰权力。
    目视随着疾病的空间化而改变。最初的目视,也即第一次空间化属于纯经验性的简单的相似性归类知识,认为疾病是按照区域原则分布的,在本就易受患者陈述及其它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又缺少系统的逻辑认识做支撑,这种所见即所是的目视的合理性便大打折扣了。第二次空间化下的目视较前者明显变化的一点是关注到了患者本身,使疾病的基本“实体”与病人的实在躯体发生了联系。疾病不再是平面空间上的定位点,而是自由流动在人体空间内。故此时的目视是更专注、持久和具有穿透力的。第三次空间化将一个特点社会圈定一种疾病,对其进行医学干涉,将其封闭起来,并划分封闭的、特殊的区域,或者按照最有利的方式将其毫无遗漏地分配给各个治疗中心。简单说来就是,分类医学作为一种观察型医学,主张一种自由的空间化,认为居家是有助于病人与疾病的斗争的,是最自然、原始和让人在精神上感到安全的社会空间。而这一想法与政治中的救助思想碰巧契合。政治救助思想认为把捐赠的财产作为公共财产放在一般性的救助空间意味着仅是补偿,没有回报,将会导致整个民族的贫困化,故不如授人以渔,将救助用于病人的整个家庭,给穷人提供劳动力。但这样一来,患者身处的空间会制造更多疾病,尤其是在流行病的情况下,因而临床医学主张对疾病进行制度性空间化。用一种复杂的观察方法、一种多重目视来进行主动型医学观察,确定医学的政治地位,建构国家层次的医学意识。由此可见此时的目视变得带有了政治色彩,从医学空间到了社会空间,在特权医学之上又建立了一重控制,即政治当局对医学实践的控制。通过三次空间化,可见医学目视由点到面,由面到立体时空,医学意识及其背后的权力逐渐扩散开来。
    三次空间化后疾病空间与社会空间形成了对立,医院作为一个完全开放的医学经验场域得以建构形成。在这一新空间内,目视变得日益错综复杂。首先是对医院新空间结构的目视,一面是关于医院财产所有权,从国有化原则到救助市镇化原则,这种救助资源的分散化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救助资源运用的医学化,即医生因其背后的知识同时扮演公共道德的监督者一角,拥有了资源运用的权力。一面是医学问题,在医院医生的目视下,疾病分门别类组成“目”、“属”、“种”,病人也以此为据进行分类,如此一来,疾病就陷入了一种双重目视观察中,一种是把它们分类融入,另一种是把疾病分离出来以求真相。其次是对医生和医学教育的目视,主要涉及对行医资格和大学课程。前者制定同业工会法,成立医学协会,以法律的形式对江湖骗子及一些无资格和能力的行医者要进行行医资格限制,后者延长学制,增加课程,尤其是实习课程。由此,医院就有承担了教师建构知识的自由实验场地一角。也因而使医学教学从一种传授与言说的方式变成了一种学习和观看的方式,学徒在病床旁观察,对前人经验进行摘要,也即是我们所说的临床教学。这是一种解决医生培训和确定医生能力问题的具体办法,但也导致了一些道德问题的发生,穷人到医院寻求帮助,将自己的痛苦展示出来,成为医生的经验和富人的保健,对向穷人进行救助的富人和以此作为教学对象获得知识的医生而言,算是穷人对自己的回报,相互之间应是互惠关系。这种临床目视下,帮助最终得到的是付出。最后是对医学的目视,医学的目视是一种得到某种制度支持和肯定的医生的目视,这类医生被赋予了决定和干预的权力。他们目视内容广泛,不限于显而易见之物和患者所述(所指),而是对疾病的两种呈现方式(症状和征候,即能指)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和算计。目视对这一场域的进入也意味着临床方法的形成及目视权力的进一步建构。此时的目视是一种倾听和言说的目视,而神话在此时又将临床医学引入了一些新空间。从目视(开放、连续)到瞥见物(切入一个点),即从整体的广泛的目视的到与一种新感官之间的联系,即身体可触摸空间,由此目视进入更新阶段,一个能为其知识本身提供实证性的阶段,一个向解剖临床医学维度移动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医学目视变成了一种多重(视觉、触觉和听觉)知觉结构。综上三点,医院与政治经济、医生与同业公会协会、教育与临床教学、医学与权力权威,盘根错节的目视无非是众多的权力交织,知识不过其伪装形式。
2021年1月书单
1《社会的构成》
2《失控的世界》
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4《亲密关系的变革》
5《民族国家与暴力》
6《自反性现代化》
2020年12月书单
1《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2《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3《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4《现代性的后果》
一、现代性理论
1.社会学与现代性
   现代性即现代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等,故吉登斯将古典三大家的理论视为现代性理论,并通过对相关思想的总结来对现代性本质进行反思,为重构现代性思想做准备。
在马克思看来,影响现代社会的主要力量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工厂手工业为主,通过技术工人和集体劳动的方式完成生产,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机械化成为主宰。在生产关系变化的社会分工下,阶级应运而生。剩余产品的积累和劳动力剥削的出现推动着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发展,也滋生出一系列的问题。如资本主义生产下资本家在改进技术上投入的增加导致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下降问题,劳动者与其产品的异化问题,阶级的产生与对立冲突问题。想要消除这些问题,马克思认为需超越资本主义,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也是解决现代性后果的办法。
在涂尔干看来,影响现代社会的主要力量是工业主义。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涂尔干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机械化是最关键的因素,它使得社会分工高度专门化,是一股独立的力量。加上伴随法国大革命而来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扩张,共同催生并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到来与发展。也因此导致社会集体意识普遍衰减,个人主义日益高涨,社会分工处于失范的状态中。对此涂尔干提出应在国家法律系统的监督下,建设一系列诸如职业群体等次群体,通过社会分工的分化所带来的道德统一解决问题。
在韦伯看来,影响现代社会的主要力量是由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信仰中的天职观及禁欲主义思想衍生出的资本主义精神。该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性化,随着这种理性化的扩展,筑建了官僚制的牢笼。想要打破这一牢笼,韦伯认为只能寄希望于卡里斯玛型领袖的出现。
综上可知三大家在解释现代性的性质时都倾向于单一的维度,即吉登斯所说的化约论的视角。而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是多维的,故他在三大家的基础上,提出了军事力量,同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监控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四个维度。
2.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
所谓现代性即现代社会,包括社会生活和其中的组织模式、思想观念等。
在吉登斯的多部著作中都说明了现代性的特征和动力源。现代性的四个特征,即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首先是资本主义,涉及商品、市场竞争、劳动力商品化及阶级冲突等一系列问题,是围绕资本私人占有及劳动力剥削衍生出的纷繁复杂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出现先于工业主义且为其提供了许多原动力,工业主义指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对物力和机械的使用产生的社会关系;接着是监控制度,指对与现代生活相关的人群、组织、信息的控制;最后是军事力量,随着工业主义的发展,战争也日渐工业化,这也急剧的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因此需要对暴力手段进行控制和垄断。现代性的三个动力源,即时空分离、脱域以及反身性。在前现代情境下,时间和空间是通过具体位置的情境性联结起来的。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推广,时间的统一使得时空分离和重组成为可能,让时间以多种形式存在。而脱域是指在时空分离的基础上,社会关系成功地摆脱前现代社会中的互动模式和情境,从而在无限的时空进行重构的过程。该机制可分为象征标识与专家体系两种类型。前者可以货币为例,是一种具有标准价值的交换媒介,其指代意义可以相互替换。后者指一系列技术性知识及其具体从业者和当事人。这两种抽象体系在本质上都依赖于信任。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信任他人以及如何行动,这源于现代性的第三个动力——现代性的内在反身性。这是一种敏感性,人们在知识的运用上保持高度敏感,不断地反思并修正这些知识。也因此削弱了知识的确定性,出现了许多存在性的烦恼。
    此外,在现代性下催生了独特的社会形式——民族国家。在现代社会中所谓社会即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民族国家体系的构成部分,拥有对已划定边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和监控的能力;也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其统治依靠法律以及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
至于现代性的后果,登斯表明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虽然贫困、无知、无赖,但集体意识和归属感强,现代社会的人们变得理性、怀疑、追求利益最大化,且既处于信用期待又处于信用危机中。这种日常生活的转型同时空分离、脱域机制紧密相关,引发了全球化、个人认同以及亲密关系中的焦虑、危险和机遇问题。吉登斯将这一切都归因于现代世界的设计错误与操作者的失误,即管理现代世界的人的问题。至于如何调和这一问题,吉登斯提出了乌托邦的现实主义、社会运动和后现代三种方法,并在《第三条道路》与《超越左与右》两本书中详细阐述了现代社会的困境和自己的主张。
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知晓资本主义下的各种弊端,但坚信在国家的干预下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因而他们强调国家干预、平等和“福利国家”。与之相反,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的过分扩展会对公民社会的秩序造成破坏,平等主义会造成社会的单一,福利国家则是一切罪恶的源泉。为了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即“第三条道路”。该道路政治的总目标就是帮助公民在全球化、个人主义、左和右、政治的行动主体以及生态问题等五个两难困境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做到积极面对全球化、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寻求一种新型关系、谨记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重视世界价值。
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极盛现代性下人的现代化,即自我意识的现代化,理性化。现代性的来临使得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迁,重获自我认同与重建周围环境变得迫在眉睫。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后现代秩序,需要在日常的琐事中解决这一问题,故而对现代性进行了总体的考察。得出时空疏离导致了全球化,脱域导致了全球化、去技术化以及反身性。而在极盛现代性下对事物 的广泛质疑和对科技的双刃剑作用的认识导致了“风险社会”的结果,也使得“自我”和“社会”相互联结了起来,产生了诸如存在和本质存在、有限性和人类生活、他者的经验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延续性等存在性问题,引发了许多焦虑、风险、信任和选择问题。
4.现代性与亲密关系
吉登斯认为亲密关系是一种内在参照的社会关系,现代性下社会的功利化转变对人的社会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想要恢复亲密性的办法在于性和情感的平等化和民主化。
民主是在全球化的冲击、日常生活中和个人的变化以及后传统社会的出现下得以发展的,又分为公共领域的和私人领域的民主。前者为个人情感关系的民主化提供本质条件,通常以男性为主导;后者主要指生活中的情感民主,以女性为主发挥作用。私人领域民主的发展经历了激情、浪漫和融汇三个阶段。激情之爱是解放式的爱,同俗务与义务相分离,但在现代社会被缩减为性领域;浪漫之爱在传统社会中指经济合同式的婚姻,在现代则是以浪漫爱情为基础的感情。在浪漫之爱下通过避孕技术使性生活摆脱了生育束缚,呈现可塑性性征,开始与爱联系在一起,婚姻关系中的性达到了平等。但实质上,这种爱是一种女性的爱,是女性主动的或者说激进的同男性化的现代婚约,它并没有使男女在性别地位上达到平衡,女性极易成为家庭地位的附属物。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第三阶段的爱出现了,即融汇之爱,这种爱是一种纯粹的关系,它主张平等、沟通,在现代性的双刃剑下积极主动又偶然飘忽。吉登斯所谓的情感民主化是以性平等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纯粹的、开放的和平等的关系,在平等条件下,自我与另一个自我的情感交往。在此过程中会导致人际关系的普遍民主化,如信任关系,从而导致宏观系统秩序出现,最终导致社会产生革命性变化。
ps:关于“纯粹关系”的由来
①提出背景:
现代性引发了民主问题,而民主又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民主。公共领域的民主通常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由上而下的民主,该民主为个人情感关系的民主化提供了本质条件;私人领域的民主则通常是以女性为主自下而上发挥作用的民主,这种个人的民主能够更好的扩散民主概念,成功反作用于公共领域的民主。此外,现代性下全球化的冲击、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变化以及后传统社会的出现使得人们变得理性、怀疑和功利,这些日常生活的转型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了亲密关系中的焦虑和危机,进而促进了建立一种全新亲密关系的需求。
针对上述问题,吉登斯从微观角度入手,认为亲密关系的变革所导致的私人领域的民主化与公共领域的民主化之间是存在对称性的,且必将对社会世界产生颠覆性影响。故在其著作《亲密关系的变革》中提出作为民主化关系的“纯粹关系”这一概念,试图通过性和情感的平等与民主化自下而上的促进社会变革或转型。
②发展历程
纯粹关系由私人领域的民主化发展而来,经历了激情、浪漫和融汇之爱三个阶段。激情之爱通常出现在婚姻体制之外,同俗务与义务相分离,在现代社会逐渐被缩减为性领域;浪漫之爱虽同激情之爱一样指传统社会中的经济合同式婚姻,但又有所不同。在浪漫之爱下通过避孕技术使性生活摆脱了生育束缚,呈现可塑性性征,使婚姻关系中的性达到了平等。但同时浪漫之爱把一种叙事观念导入个体生命中,从根本上延伸了崇高爱情的反射性,将爱与自由联系起来。由于女性更擅长用一种和想象未来相联系的叙事形成谈论性,也更容易被浪漫文学所吸引,从而模仿女主热情主动地融化不断理想化的男主,甚至把性活动视为迂回地接近终极恋爱的方式,试图用性和生殖的联系看成是说服男性做出承诺的方式。故究其实质,这种爱是一种女性化的爱,它并没有使男女在性别地位上达到平衡。
为了解决浪漫之爱在性别差异上的矛盾,吉登斯提出了融汇之爱。它吸收了激情之爱的性元素,将纵欲技术引入夫妻关系的核心,使夫妻彼此的性快感的成功成为一种关键的要素;它预设了男女在情感给予上的平等,以修正浪漫之爱在男女话语权力上的差异。此外,它在性别上延伸到了同性恋领域且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变得积极主动又偶然飘忽。 
融汇之爱非常接近纯粹关系的原始样态,为此吉登斯提出 “纯粹关系”概念,即一种情境,一种社会关系的达成没有外在的原因,它只是因为个人可以从与另一个人的紧密联系中有所收获,这样一种情境只有在关系双方都对关系满意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简而言之,一种在性和感情上平等的民主化的理想关系。
2020年11月书单
1《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
2《野性的思维》
3《图腾制度》
4《我们都是食人族》
5《忧郁的热带》
6《在野之学》
【感想】
1《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
    科层制在现代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体现,在政府机构中的运用尤为明显和引人注意,与其创立者韦伯在提出时称之为“官僚制”有一定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层制的发展,其运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其本身也在最初的模型上发生着变化。因而不能将科层制与官僚主义、腐败、低效率不作为、踢皮球加以联系,同样,也不能将其一味地与高效率等同。布劳和梅耶正是如此,辩证地看待科层制,新颖地关注到了科层制的非正式的正作用与正式的弊端,并通过四种不同类型的例子对非理性因素进行了说明,由此提出不同的视角和模型。最后将科层制与民主的冲突进行了分析,阐明科层制作为双刃剑的两面。
    一、科层制的提出
    日渐世俗化的社会中的个人更多的关注自身的利益及发展,甚至在追求的路上背离基本价值观,产生了许多异化现象。这种情感或个人考虑明显会影响到人们的合作分工,导致效率低下等问题频出。为了提高组织的效率,科层制作为一种组织类型和原则应运而生。显而易见,事物的创造者往往怀着美好甚至理想化的初心和愿望,韦伯提出科层制亦是。在他的观点中,科层制应当是理性的,排除个人情感后在一定的规范体系中专人专职、环环相扣等级分明的高效率组织类型。但创造物并不会总朝着创造者所期盼的方向发展,韦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相关的一些负面效果,如信息垄断产生的“公务秘密”,科层组织形成后的稳定难摧以及在运作中的逐渐背离民主的情况。
    二、科层制的发展
    科层制得以兴起原因很多,在历史条件方面,包括货币经济发展下人们对薪金和成就的依赖与追求、教育变迁下大众教育发展,知识传授日趋狭窄与技术化、民族国家内部大规模行政下一些特殊管理问题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统政府的相互促进等。但在科层制的提出者韦伯看来,宗教改革产生的信仰变化才是让人们接受约束和纪律忘我工作的历史基础和原因,新教谴责享乐和快感,使得人们能够自治、超脱、理性地行动,教义规定人的宗教义务是通过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具体努力来改造世界,其预定论也促使人们去接受各种严格的纪律,通过忘我地劳作来减轻精神上的压力;在结构条件方面,科层化是一个历史趋势,组织内部存在着人事变动的衔接难问题、内部合同制的失败以及组织内存在对权力的诉求;在发源阶段方面,首先是由工薪员工取代不领薪金、带着感情联结的家庭成员,其次是雇员数量上升导致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最后则是对经理们专业技能的要求。
    三、科层制的情境
    任何组织,只要有行政任务,都有科层制。那么要了解科层制,就需要了解其所在的组织结构。首先,庞大的组织规模并非科层制组织的同义词,它仅表明雇员数量、经济资源差异、工作量大小以及特殊人才出现的可能性等,当组织规模扩大后,将导致不同方向上分化的发展,直到规模确定结构分化才会以减缓速度增长。同时,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其管理部门所占分量越小,管理耗费总成本的比重也随之下降,简而言之。规模的直接影响是降低管理规模化,而通过分化的间接影响是增大管理班子的规模。当科层组织的规模扩大后,其层级也将随之增多,沟通效率下降,沟通成本上升,信息也相对容易失真,影响组织内的合作与目标达成。
此外,组织的环境也影响组织的模式,布劳和梅耶列举了三种环境影响组织的基本模型。适应模型假设组织随外在力量的变化而变化,并能适应它们。其中关注复杂性的认知理论认为,理性是有限度的,个体认知存在局限,当组织决策日益复杂时,其结构性分化将越大,即组织通过内部结构的分化来适应环境的复杂性;关注不确定性的权变理论认为环境强加给组织的不确定性,在程度上差异显著,不确定性越大,组织中的差异和协调就越大;关注组织间的权力关系的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为了权力,组织间和组织与环境间存在积极竞争。总的看来,三个理论都是建立在环境的改变会引起现存组织内部秩序变化的假设之上的,且都认为现存的组织有能力一合理的和理性的方式来适应环境的变化。为了适应环境,各种行为的确会发生,但研究表明,组织结构的许多因素并不会总随环境变化,尤其是在组织存在几年后。选择模型假设组织随外界变化而变化,但它们没有能力做有目的的变迁。其中组织进化理论认为组织变化主要分为变异、选择和维护三个阶段,当由变异产生的特殊组织形式在一段时间里被证实更具有适应性时,选择便会发生,并最终改变组织总群,当适应环境条件的组织形式成长壮大,而其他组织形式消失时,维护便会发生;以上提到的组织种群生态理论将组织种群类比作生物种群,认为现有的组织受惯性的控制,缺乏应变能力,当环境变动时,相较集中资源于一项活动的特殊主义者,环境变动对把资源投入各种活动的普遍主义者更有利。制度模型假设组织是制度体系的一部分,是与其功能意义相区别的价值取向和意义的载体。在制度模型看来,组织的存在、正式结构和管理程序都是给系统成员和外人展示的,都是形式化的,组织的行为是合理、理性且合法的。该模型对理性相对持贬抑态度。
综上组织的规模及环境对组织的影响的三种模型看来,环境自身存在复杂性,对组织的影响也绝不止于所提的几种类型,但可以肯定的是组织规模越大越符合科层模型时,环境的影响越弱。
    四、科层制的运作
    理论和实践必然存在差异,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与实际操作之间同样存在矛盾和出入。布劳和梅耶列举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案例并提出了两种非理性因素来对科层制运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说明。在海军的例子中,他们远航在外,与人群相分离,与社会相隔离,正式组织在某种意义上是“崩溃”的,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沟通得到体现,除了正式的学习和教导,非正式的自我学习和群体间的沟通也能让新兵学习到机构内的错综复杂;在工厂中,分工让某些低效率的成员显得异常明显,而同伴的帮助就是非正式的行为,就近的工人感情总是相较工厂里其它工人要好,面对机械的枯燥的工厂生活也促进了小集体的形成和各类游戏的出现;在政府机构中,上下级关系分明,等级森严,强调正式沟通,因而同级间更易交流和抱团,相互咨询或讨论加强了彼此的联系;在警察局里的成员对人们的身份年龄、种族和政治因素较为敏感,更会审时度势,知道面对什么人、什么事该是什么态度和行为以及怎么的贿赂是能够让他做出超出职权范围的事情的。在这四个案例中,无论是海军、工场小集体、政府机构小团体或是警察局都存在着由非正式关系联结成的网络和一系列人们私底下进行的活动。如非正式的天然领导者、游戏中的敌意及友谊、咨询活动和贿赂等,这些均是科层制实际运作与理想状态的差距,但这些并没有引起正式组织的“崩溃”,甚至有时对组织的目标达成具有正向作用。
如此看来,科层制并没有消灭所有的非理性因素,相反,在组织中还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看来分为两种非理性因素,其一是美化的神话,通过创造群体的共同目标来加强成员的责任感和忠诚度,将其团结起来全身心投入运动。弊端表现为唤起成员幻想力的同时妨碍了观察力,使其脱离实际;成员对被美化的组织的坚信使得他们缺乏变迁的动力,安于现状甚至会为了维持现状而努力;大部分成员都会自动忽略和选择性屏蔽关于组织不好的方面,这其中包括处于领导地位的人、既得利益者以及对自身地位屈服的人,这种现象形成了“多元性漠视”,并进一步阻碍了信息共享与意见表达。其二是理性决策的限度,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理性存在限度,正式组织通过层层决策和专业化、切事化能帮助扩大对人理性的限制,而科层组织则能将复杂的决策分解细化成许多决策,这种层次的增加也导致了各种各样合作问题的出现。
    五、科层制的权威
    韦伯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权威,其一是理性的,法理型权威,该类型的决策依据是经由协议或强制的手段有意的建立起来的,以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为基础的成文规范,被支配者服从的是法律而非人,因此,是职位而非个人具有权威,系统中的任何个人都必须依据相关的标准行事,个人利益与职位角色是相分离的,具有平等化和切事化等特征。其二是非理性的,又可分为服从过去经验的传统型权威和服从个人的魅力型,传统型权威和卡里斯玛型权威均发端于个人。不同的是前者的权力是历代相传的,支配者可以不够专业、没有薪酬,但拥有恣意的自由。后者的权力来源于个人超凡的魅力和品质。最后是专业型与科层制,科层权威附着于职位而专业型附着于专家。不论依靠何种权威,在韦伯看来,都是上下属双方理性计算和不平等合法化的非理性信念的结果。通过以上三种类型权威的分析可知,法律制度、被支配者性格的服从、天赋资质或某些启示的崇敬,都是合法性信念,即权威的基础,这种信念使得权威和权力相分离。而科层制中既体现了理性亦体现了非理性信念的作用。从此也能看出,在科层制中出现非正式组织的原因或是某些具有超凡魅力的天然领导者的出现、或是机构内小团体共同信念的产生。韦伯所设想的理性和非人格化在实际运转中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是在市场经济高速发达的今天,人也没法异化到完全理性,始终存在各种各样的需求,不可能成为工作岗位上毫无感情的螺丝钉,日复一日从事枯燥单一的工作且毫无怨言,故而会有偏差存在。
    六、科层制的反功能
    韦伯侧重强调科层制的正功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社会系统中有损适应和调解的一些特性。如默顿说的由一些长时间的自我保护行为导致的低效率刚性问题,即组织对规则所要求的行为细节的注重导致的仪式化问题、目标置换问题以及无力修正错误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新组织随之形成,如此这般,科层制的增长使得其运作同其试图解决的问题同样复杂。问题越来越多,组织规模日益庞大,组织中科层制的建立与其地位的维护让组织结构变得难以改变,从而引起保守主义及对革新的抵制,进一步导致了社会阶级裂痕倾向的加剧和社会阶级差别的固化。然而,纵然从经验中可知科层制存在不少反功能,但就科层制的保守特性、组织形成后的稳定性以及暂无合理替代的现状考虑,其正功能和反功能形成均衡,甚至可以考虑对其反功能进行合理运用以促进其正功能的发挥。
    七、科层制的变迁
    科层制的运用和发展在商业性组织种尤为突出,为了获得更高的管理效率,
工人和组织进行了劳动分工和专门化,多部门组织被提出,用财务控制代替直接监控,即每个人对自己的绩效负责以获得最高效率。但分工下工作的单调枯燥、工人的不满、各部门间协调和沟通约束等问题随之而来。此外,经济考虑还决定着组织结构的选择,而这种成本的考虑设计到的不确定因素过多,如有限理性、信息不畅、沟通滞后、信息失真以及机会主义等。同时,长时间的关注利益会使得组织的结构发生退化和偏移,影响目标的实现。故而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科层制出现的问题仍有所不足。科层制的变化定不止于此,未来将持续发生改变,虽然其科层模型在发展中被改变,但还是没有被抛弃,仍发挥着作用。
    八、科层制与民主制
    科层制创建之初是为了服务于个人,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运用为遏制个人。即科层制能够服务于多种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目标,它即是民主自由的保护神又是其障碍。科层制是民主制对望族支配斗争的结果,虽然本意并非如此,但民主制的确促进了科层制,普通个人在接受过大众教育并获得相应文凭后便可获得晋升许可证,不论原生身份地位,没有高低贵贱,人人平等。但科层制又过分强调集权主义,即强调上下级关系、绝对服从与正式沟通,因而它反过来妨碍了民主,抑制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们在自己的职位上按部就班,各扫门前雪,对于同自己无关的事情持冷漠态度,甚至因为科层的稳定性导致对于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也消极怠工,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诸如此类科层制与民主的冲突导致各类组织的革新,一些控制寡头和反民主的机制也随之产生了,及反科层制组织和组织民主。鉴于科层制对个体和民主的挑战,和其本身的两面性,与其一旦建立便倾向存在下去的特性,对科层制的运用须小心谨慎。
    九、总结
    科层制下,一切都按照其专业化、非人格化、权力等级清晰和规章制度明确的特征运转,是一个完美的高效率组织。但在实际发展和变迁中,背离正式结构的变异频出,以至于科层制或官僚制同初衷背道而驰,变成了低效率、不作为和腐败的代名词。而布劳和梅耶通过对经验的分析得出并非所有变异对组织内的行政效率都有害,反之,有些甚至有利。在没有找到科层制的合理替代品之前,利用其正式组织中的非正式力量对其进行辅助和修正未尝不可。当然,经验是列举不完的,类型复杂、情况多样,加上系统中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和时间的逐渐推移,科层制的发展与变迁是难以推测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将持续发挥作用,我们不能因为一些难题和两难就将科层制弃之不用,而应该正视问题,找到复杂问题的简单化解决方案。
2.阅读斯特劳斯书籍的一些零散发现
①乱伦禁忌的起源
    在涂尔干的《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中,关于外婚制或者说对于乱伦禁忌的起源观点有许多。观点一认为在低级社会,杀婴献祭导致了本族女人匮乏,不得不通过战争和劫掠去外面找,所以是起源于低级社会的现实情况;观点二认为是因为近亲结合会导致不幸后果;观点三认为是从塔布入手认为源于接触禁忌。而在斯特劳斯的《我们都是食人族》中,他认为是源于发情期的消失。
    人类能够在任何季节做爱,人类女性也不似其他哺乳动物有发情期,更不会在发情期有所行为以示爱,或在非发情期拒绝人类男性。这种随时可亲近性及女人基于物种利益主动增加别的男性授精的机会的原因会使女人对男人的吸引过多,而丈夫对其的监视也会变得十分困难。为了避免女人受到同一个家庭内的男人的觊觎,为了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乱伦禁忌产生了。
②为什么会有图腾崇拜或图腾制度
    涂尔干:第一点因为社会对人的强制力,使人产生一种道德性压力;第二点是因为人们从社会中感觉到了一种及乏力,只要人们加以服从或依赖就能加强自身的力量。
    里弗斯:第一点社会因素,一种动物和植物物质或一种无生命物与社会确定的群体(尤其是外婚群体或氏族)之间的关联;第二点心理因素,群体成员相信他们与动物、植物或物品之间有一种亲属关系,这种信念通常可以表达为这样的观念即人类群体是它们的后代;第三点仪式因素,对动物、植物或物品的遵从,主要反映为:除特殊情况以外,禁止食用某类动物或植物、禁止使用某种物品。由此看来,图腾制度应该被定义成动物物种与人类氏族之间的联系。
2020年10月书单
1《政治经济学批判》
2《资本论》卷二
3《反杜林论》
4《贫困的哲学》
5《人口原理》
6《野性的思维》(在读)
一、关于贫困的一些思考
1.人口增长与贫困
    马尔萨斯提出两条公理,意同食色,性也,并表明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终会大于按照算术级增长的生活资料。只有通过预防性抑制或积极性抑制两种方式来进行控制,这两种方式又可以简要的归为贫困和罪恶。前者在马尔萨斯看来显然优于后者。从道德层面来用现实的苦难约束人们的婚嫁与生育,加之康乾盛世之时,人们溺弃婴儿饥荒并非当时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以及英国《济贫法》的恶果和即使是古老的国家也可以从战争、瘟疫、饥荒和自然灾害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等加以佐证。如此一来,对人口的抑制便落到了最下等的社会阶层身上。当然,马尔萨斯并非没有看到穷人的苦难,当他分析北美印度安人部落时,对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处境的描写,可以看出他也是极具同理心的人,虽然最后他还是将这三类群体比作了文明国家中的下等阶层。因为他认为这是人口增长后生活资料不足导致的无法改变的事实,是永远也无法根除的。本着这种观点的马尔萨斯,对于未来社会的发展,可想而知是悲观的,在他看来,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国家中,穷人反而会更富裕,人口增长也会更迅速。在主要从事制造业的国家,穷人将可怜至极,人口增长也将缓慢。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他继而驳斥了孔多塞先生,因为他认为人类社会是可完善的,人类寿命是可无限延长的;以及葛德文先生,因为他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现存的政治制度和财产制度,并认为财产制度和婚姻制度导致了不平等状况的发生,与马尔萨斯截然相反。马尔萨斯作为贵族,他认为现行的人类制度实际上减轻了贫困,作为牧师,他绝不赞同节育。
    或许是马尔萨斯所处的时代所能看到想到的有限,或许是他的身份阻碍了他的眼光,总之,在现在看来这套理论是被推翻了过时了。反而是葛德文先生所关注到的制度的腐败以及婚姻制度下财产分割和人口增长导致的一无所有的不幸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指出私有财产保护完好的情况下可最自然和明显的对人口的抑制就是让每个人抚养自己的子女,这样一来,每个人理应产生生活资料匮乏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进而节育,反之结果自负。这样一来,若双亲的子女过多,则会有人分割不到财产成为无产阶级。这类不幸的人中的部分有能力的并愿意尽力取得更多剩余产品的人便会被剩余产品的拥有者识别,通过艰苦的劳动换取生活必需品。当对这种换取生活必需品的人数越多时,人们能换取的生活资料就越少,人们也就越贫苦,反之则越充足,越舒适和安逸。这样看来,马尔萨斯和葛德文先生虽然其他观点不同,但对于幸福的认识都是一样的。葛德文先生所说的这些让我对之前所看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关于最初的剩余产品和剥削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接下来我将对这些贫穷的人在科技日益进步和生产力得到发展后的社会又会如何进行分析。
2.生产力发展与贫困
    前一部分提到的剩余产品的拥有者给予那些贡献力气的人的是生产超过自身消费的过剩品。蒲鲁东假定部分人开始不满足于单一的生活资料了,开始萌生种种需求,人们因此合作分工生产各种各样的东西。慢慢的一切商品都可以被生产和交换,包括不能出让的,比如精神的或物质的。有需求的人只需按照价值交换这些分工生产出来的商品即可。那价值又如何界定呢。
    起初,蒲鲁东先生认为商品即劳动,它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生产这些商品的人的工资即应是这个劳动价值的体现,是一切东西的全部价值。这样一来看似全然不存在剥削,因而也就承认了现代的社会制度,与工资仅是为了维持工人劳动的最低额这一实际情况相悖,蒲鲁东先生自然意识到了这一点,由此立马改口,提出构成价值用以否认劳动即商品的说法。认为只要先开始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力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那么供求就必然会达到平衡,即生产上花费最少的东西是最有直接效用的东西,花费最多时间的是奢侈的东西。这种交换等量劳动时间的平均主义的方式忽视了商品的价值其实是由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的,错误的认为交换的不平等是财产不平等的源泉,而财产不平等产生了政府和现在的社会制度,因而只有彻底改变制度才能实现平等,而改变制度的关键就在于交换这一环节。至于技术的进步或者说是生产力的提高导致的劳动剩余的增加,蒲鲁东先生认为如此一来每个人劳动所得的产品必然随之增加,然后日益富裕,明显与一些阶级日益富裕另一些死于贫困相悖。
    总的看来,蒲鲁东先生是一个极其理想主义的人,他认为多劳多得,不存在阶级,更不存在一些阶级对剩余产品,即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时间的占有或剥削,只要改变交换方式,就可以实现平等。结合他的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身份来看,虽然他也看到了现状的不平等,但他不够坚定,或者说眼光狭隘,认为只是交换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对于改革制度并没有很坚决。
    蒲鲁东先生侧重交换,而杜林先生将生产和交换合而为一统称生产,与分配并列。他和蒲鲁东先生最初一样,混淆了价值、劳动和工资,认为一切劳动完全等价,得出每个工人在他的工资中就得到了他的劳动时间的价值的错误结论,交换是平等的,所以资本家不可能对工人存在剥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其分配方式。在杜林先生看来,一切经济现象都应由暴力来解释。换句话说就是政治决定经济,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假设了两个完全平等的人,并以鲁滨逊手持利剑奴役星期五举例说明,真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奴役星期五所需的工具需要以生产为基础,所需的维持星期五生存的生活资料也需要由生产提供,即暴力由经济状况决定,是为经济状况服务的。这一荒谬说法也说明了暴力进行分配、剥削是由于暴力,暴力行为因而是原罪是绝对错误的。一切不平等并非由暴力开始,贫穷也不是。暴力掠夺财物的前提是私有财产制度已经存在,显而易见,关键在于私有制。
    综合《哲学的贫困》和《反杜林论》来看,在生产力提高,生活资料增多后,原本不幸的人们依旧贫穷,根源不在交换的不平等,也不在政治暴力,而应在于阶级、剩余产品和私有制。
3.社会制度与贫困
    前文提到过,最初的剩余产品拥有者给予帮助他获得剩余产品的无产者必要的生活资料,其实就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的,他有地,有工具,便可以让无产者去进行劳动,劳动占去了无产者几乎全部的时间,然而他却只能保证生存,而剩余产品的拥有者只需要靠着土地和工具就可以轻松温饱,还可以通过无产者对生活资料的需求进行给予的生活资料多少的调节。特别是当分工形成、技术和经济发展后,隐蔽的剥削无产者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价值,导致阶级分化和矛盾层出。马克思正是敏锐的察觉到了这种生产过程中的猫腻,于是发展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认为要改变社会制度才能解决贫困,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夺取国家政权,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即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变为社会化生产。如此一来,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替代,社会阶级将被消灭、国家也会自行消亡,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人们恢复最初的平等、幸福,贫穷问题迎刃而解。
4.对贫困认识的哲学方法论
    蒲鲁东先生和杜林先生都是以黑格尔的思想为基础进行思考的唯心主义者,也都是小资产阶级。马克思通过七个说明,恩格斯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分别对二者进行了驳斥,揭露了二人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并由此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说明了经济范畴反应的是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 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即会改变的生产关系。恩格斯指出要避免使用像谬误或真理这样的说法,因为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很难存在永恒的真理。而平等也并非杜林先生假设的两个人那样,平等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资本者的平等是消灭阶级特权,而无产者的平等则是消灭一切阶级。道德也不是一层不变的,它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是阶级的道德。总而言之,只有运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认识政治经济,才可以做到客观、辩证和全面,找到贫困的根源,即解决问题的突破口——私有制和阶级剥削。
[ 此贴被赵书婧1在2021-10-19 11:29重新编辑 ]
Posted: 2020-10-23 15:51 | [楼 主]
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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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电视那篇,我不自觉地想到,那我们究竟要如何重建娱乐生活呢?催更团一号,期待你的继续产出!
Posted: 2021-10-18 17:58 | 1 楼
李碧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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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棒,加油
Posted: 2021-10-20 09:13 | 2 楼
王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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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继续一起努力!
Posted: 2021-10-22 20:14 | 3 楼
方淇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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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写的篇幅越来越长了!
Posted: 2021-10-26 17:26 |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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