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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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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颖读书报告2(更新至2021.4.10)

刘海颖读书总结(2021.3.7—2021.4.10)
【书单】
《实践感》
《实践与反思》
《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
《再生产》
《继承人》
《国家精英》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
《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法兰西学院讲稿》
《遏制野火》
《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
《帕斯卡尔式的沉思》

【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一:布迪厄的实践理论

    布迪厄指出,存在三种与实践知识相对的理论知识,分别是现象学的知识、客观主义的知识以及实践理论的知识。实践理论与前面两种理论知识形式的差别就在于,实践理论不仅关注由客观主义形式知识构建的客观关系系统,而且还要考虑这些客观结构和主观性情倾向之间的辩证关系。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力图通过场域、惯习和资本这些基本概念,探索社会生活中实践的奥秘。
(一)实践的逻辑
    布迪厄始终强调,实践的重要特性就是紧迫性和经济必需条件的约束、模糊性以及总体性。布迪厄所强调的这些特性主要都是针对唯理论主义经常忽略的一些问题提出的。行为的实践逻辑,一种是身体的客观化,一种是制度的客观化。或者说一种是客观化了的资本状态,一种是身体化了的资本状态。
1.实践的紧迫性和经济必需条件的约束
实践与理论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实践具有紧迫性。在社会实践当中,行动者与思考这些实践的旁观者之间非常重要的一点不同,就是行动者需要在有限的实践范围内迅速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而旁观者和理论者则没有这样的约束;而且,这种紧迫性并不意味着行动者是生活在瞬时性的现在,相反,实践的紧迫性正意味着行动者必须面对即将到来的未来,面对在现在之中的未来。实践的紧迫性预先就排除了许多在理论上完全可能的行动路线和方式。
同样,行动者在实践中还面对许多不可或缺的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采取各种行动方式。因此,分析实践就要充分考虑这些约束对实践的重要影响,这也是布迪厄强调策略和惯习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两个概念都潜在地将时间纳入到对实践的考察中。
2.实践的模糊性
布迪厄反复强调的实践特征就是实践的模糊性。他将实践看做是一种“实践感”,一种“游戏感”,它是前认知性的,模糊不清的。这也是他反复强调惯习是身体性的重要原因。许多带有浓重主体哲学色彩的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忽略了实践的模糊性,他们忘了实践或许是有一种逻辑,但那也并非是逻辑学家的逻辑。唯智主义的许多错误就在于它们力图从实践中挖掘出一些不属于实践的逻辑。而实践理论与此相反,它竭力通过各种富有弹性 的概念,来处理这些模糊的实践。
实践感作为对一个场的要求的预先适应,其最具示范性的样式就是”游戏意识”:游戏意识能使我们相当正确地认识习性与场、身体化历史与客观化历史几近神奇的相遇,而正是这种相遇使得游戏空间的所有具体构型包含的未来几乎全被预见。 游戏意识源自于游戏经验,因而是游戏空间客观结构的产物,它使游戏获得一个主观意义,也就是一种意谓和一个存在理由,但对参与游戏并因此而承认游戏投注的人来说,它还使游戏具有一个方向,一种倾向。 游戏还具有一个客观意义,因为一个场的经济结构由其特殊规则组成,对这些规则性的实践掌握给出关于可能未来的意义,此意义是合理的实践活动的起因,也就是说,通过一种可理解的关系,这些实践活动不仅依存于它们的实践条件,而且彼此关联,故对任何具有游戏感的人来说,它们直接被赋予意义和存在理由。 正是因为对一个场的与生俱来的归属蕴涵了游戏意识 P109
3.实践的总体性
    布迪厄非常重视的另一个实践特性就是实践的总体性。社会实践本身并不像研究它的社会科学一样分裂成各种不同学科的碎片。而且实践感的模糊性本身也要求跨越各种学科的界限来考虑实践问题。因此,布迪厄始终呼吁社会学应该也必须构建维持人类实践基本统一性的“总体性社会事实”,采用跨学科的方法,通过将经验性研究与理论性探索结合起来,来分析作为总体的实践。在这方面,布迪厄对经济学的孤立主义的帝国主义,对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分离,对空洞的社会哲学和玩弄数据的实证主义者都痛加针砭,认为这些学术取向已构成了研究实践的认识论障碍。
(二)对策略的关注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把握实践的特性呢?布迪厄认为,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对规则的过度关注转向对策略的重视,从建立模型的机械力学转向够了策略的辩证法。
布迪厄通过对家乡比安地区农民的婚姻策略的研究发现,比安地区农民采用的各种策略往往能够确保他们家族的再生产,保证他们对生产手段的所有权,这些现象都具有统计上的规律性。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将这种规律性视为遵守固定规则的结果,而是应该摆脱这种始终困扰人类学传统的条文主义,从实践的一体化的生成原则出发来考虑这些现象。
布迪厄指出,他之所以使用策略这个概念,就是要以它为工具,和结构主义的思维模式决裂,就是要在结构主义的静态模式中引入时间的要素。布迪厄以人类学中的经典问题——“礼物”为例,分析了时间在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中,礼物交换是社会交换的基本模式。但布迪厄指出,这种交换模式忽视了礼物交换的时间结构。因为在礼物交换形成的互惠循环圈中,时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布迪厄称之为社会法则的概率逻辑。礼物交换之所以不同于以物易物的交易,就在于礼物交换中的两个行为在时间上不是同时的。面对一次交换,行动者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策略来选择,参与交换的人总是可以通过操纵时间来使交换获得不同的意义。列维—斯特劳斯建构的礼物交换模型的缺陷就在于忽视了礼物和回礼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而破坏了实践的逻辑。
(三)场域和惯习
策略作为实践的基本原则,并不是行动者凭空创造的,而是他的生活和家庭抚养的物质环境逐渐培养形成的。用布迪厄的概念来说,策略就是惯习。而这些惯习又是行动者的实践再生产出来的结构的终极产物,这些结构就体现在场域中。
1.惯习概念
惯习由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其形式为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它是一种结构型塑机制,涉及社会行动者具有的对应于其占据的特定位置的性情倾向。
布迪厄采用惯习的概念来同时克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危险。在布迪厄看来,对惯习及其与场域之间关系的认识,正是实践理论和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的分野所在。与过分强调客观因素的理论不同,实践理论认为知识的对象不是被动记录下来的,而是研究者构建而成的。同样,实践理论也不同意唯智主义的理念论,认为建构活动不是凭空进行的,其原则是一种性情倾向,它既为结构所制约,又不断产生新的结构。这种性情倾向就是布迪厄所常说的惯习。
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它塑造、组织实践,生产着历史;但惯习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人们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正因为这一点,布迪厄称惯习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但由于人们将它内化为一种“第二天性”,以至于人们已经完全忘记它是一种历史。用布迪厄本人的话说,惯习就是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化”。个体行动者只有通过惯习的作用,才能产生各种合乎理性的常识性行为。所以,惯习是所有选择所依据的不被选择的原则。
在理解惯习概念时,既不能将它与意识哲学、主体哲学中的“主观”立足点混淆起来,也不能将它等同于相对比较被动的“习惯”,更不能将它视为一种“无意识”。必须同时考虑惯习概念的生成性和历史性。
小结:布迪厄的惯习观
(1)含义:在理论上把实践作为实践来看待,认为知识的对象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被消极被动地复制下来的。 
(2)作用:克服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克服实证主义唯物论和唯智主义唯心论
(3)惯习观的建构原则:惯习观这种建构的原则存在于社会建构的性情倾向系统里。这些性情倾向在实践中获得,又持续不断地旨在发挥各种实践作用;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遵循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方案,惯习观旨在使一种唯物主义的知识理论成为可能。它承认∶所有知识,不管是凡俗的还是学究的,都预含了某种建构工作的观念,但同时又力争不陷入唯心主义之中。
2.场域概念
一个场域由附带一定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之间的一系列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所构成;它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涉及社会行动者的空间位置。
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对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制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都是客观决定的。而决定这些位置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各种位置实际和潜在的处境;另一方面是这些位置彼此之间客观关系,包括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这两个方面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
首先,我们可以将场域设想为一个运作空间,场域的效果得以在期间发挥,并且由于这种效果的存在,任何与该空间有关的对象经历的一切事情都必须参照场域中的关系来理解,而不能仅凭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来解释。这正是关系论基本立场的反映。
其次,场域可以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场域中各种位置的占据者利用种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不断在场域中展开斗争。场域中斗争的焦点在于谁能够强加一种对自身所拥有的资本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从场域的这一特征来看,行动者的策略正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同时还取决于他们对场域的认识,也就是从场域中不同位置出发所采纳的不同视角。
最后,场域也包含一种投入。当一个人进入某个场域时,就同时进入了与场域相连的一套他本人很可能认识不到的前提预设。因此,一个场域是由身体和信念两部分组成的。人们深陷其中的实践信念是一种身体状态,是被各种社会秩序加以系统利用的体现在身上的性情倾向,即布迪厄所谓的“内在性的外在化”。这正是布迪厄十分关注的符号权力运作的核心。
场域的概念形象地概括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这种高度分化的社会世界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要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即场域。例如,艺术场域、宗教场域或经济场域等等。场域是一种人为的社会构建,是经历漫长的自主化过程后才逐渐形成的产物。布迪厄始终强调,在考察场域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研究场域的历史生成过程。
3.场域与惯习的关系
布迪厄认为,场域与惯习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约关系:场域型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是知识关系或者说是认知建构的惯习: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社会行动者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用布迪厄的话说,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的双重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的关系取决于制约的关系,后者先于前者,场域的结构塑造着惯习的结构。
通过场域和惯习这对概念,布迪厄阐明了他一再强调的结构的双重存在方式。社会世界中的各种结构首先是存在于一种所谓的“初级客观性”中,也就是指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左右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的手段;另一方面,这些结构还存在于体现在各种分类体系和心智图示上所谓的“次级客观性”之中,它们发挥了一种符号样板的作用,体现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中,诸如行为、思想、情感和判断等等。正是因为要同时考虑结构的这两种面孔,实践理论才必须进行一种综合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角度的双重解读方式。一种关于社会的总体性科学,必须既摒弃那种忽视行动者作用的机械结构主义,又杜绝目的论的个人主义。
为了在具体研究中实现对二元对立的克服,布迪厄建议采取以下的方式:首先,研究者要先建构各种客观结构,即分析由各种社会位置所构成的空间,了解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因为正是这种分配确立了施加在各种社会互动和社会表象之上的外在约束;其次,研究者再重新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揭示从内部构建起行动的各种知觉和评价的范畴,也就是布迪厄所谓的“性情倾向”。这两个环节虽然缺一不可,但二者并非完全对等:客观主义的旁观在认识论上要先于主观主义的理解。在这方面,布迪厄遵循的正是涂尔干当年提出的“社会学方法”的首要原则,即在从主观立场上对世界进行礼节性分析之前,必须先系统地摒弃各种先入之见,因为社会研究者和普通社会行动者一样,其立场会随着客观的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的不同而存在根本的差异。从这一点来看,对于实践理论来说,反思社会学——或者说是社会学知识和社会学家的社会学,就具有不容低估的重要意义。
布迪厄对反思性的关注,在本质上植根于科学实践并面向科学实践。P65反思性的概念包括自我指涉、自我意识、叙述或文本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循环关系等等。 P55 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的特色: 1.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是社会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 2.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强调必须成为一项集体事业,而非压在学究肩上的重担 3.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力图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去巩固它。【小结:布迪厄的反思性不是要削弱客观性,而是旨在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
(四)资本理论
资本概念在布迪厄理论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无论是场域概念还是惯习概念,布迪厄考虑的都是如何利用这样的概念来把握社会世界中充斥着斗争的历史。而在他看来,社会世界是具有积累性的历史世界,因此在分析社会时,就要引入资本概念,考察资本及其积累和各种效应。资本体现了一种积累形成的劳动,这种劳动同时以物质化和身体化的形式积累下来。而资本同时也体现出一种生成性,总是意味着一种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一种以等量或扩大的方式来生产自身的能力。
但是使用资本理论必须避免陷入唯经济主义,实践理论必须努力把握以各种不同形式存在的资本。在布迪厄早期的论述中,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每一种资本类型下面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出层次更低的类型。后来,布迪厄又特别添加了象征性资本这一类型,指对上述三种基本形式的资本的认同。
1.经济资本
所谓经济资本,就是经济学通常理解的那种资本类型,指可以直接兑换成货币的那种资本形式,它可以制度化为产权形式。布迪厄对经济资本的讨论主要是促使人们注意不要陷入经济资本的本为中心论的陷阱。布迪厄认为,“理性计算”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惯习,并不是人类社会所有实践形态的一种普适原则。而要掌握这种惯习,并不是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必须占有最低限度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才能形成所谓的“理性”惯习。
2.文化资本
所谓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并可以通过教育证书的形式予以制度化。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1)一是身体化的形态,体现在人们身心中根深蒂固的那些性情倾向中;(2)二是客体化形态,体现在那些文化物品之中;(3)三是制度化的形态,体现在那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上(如教育的资格认定方面的 规定)。
布迪厄认为不同的阶级或阶级集团在文化资本的分配方面是不平等的。许多人认为,教育是现代西方社会改变阶级分裂状况的有效体制,每个勤奋攻读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教育这个阶梯实现社会流动,以往的阶级社会正在逐渐走向终结。而布迪厄指出,这些普通人或学者忽视了家庭出身并不仅仅通过单纯的经济收入来影响求学的孩子,文化资本的传承也是阶级再生产非常重要的一环。正是通过文化资本,外在的财富转化成为一个人的内在部分,转化成为惯习。而且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更顽固,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文化资本的积累上。一个人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他就越容易更快地积累新的文化资本。因此,那些早年从家庭中继承了丰厚的文化资本的人也更易于增长自己的文化资本。
在《再生产》、《国家精英》、《继承人》三本书中布迪厄详细的讨论了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教育行动在日常活动中需要完成两个任务,一个是使用文化专断反过来对权力结构和权力专断进行再生产,另一个任务是阻止接受者认识到这种双重专断性。教育行动不断生产“习性”,一些习性是第一步教育工作,例如家庭中的语言教育所完成的,更多的是第二步教育工作,例如学校教育。这两个教育工作产生的习性存在着距离,这种距离并不在接受者进入教育系统中被指出和弥补,使得合法文化被教育工作更容易的授予一部分人而淘汰另一部分人,从而产生一种被掩盖的不平等,然而这种不平等和对不平等的不知都是教育工作需要完成的再生产的一部分。在《继承人》中布迪厄在第一章描写了大学的不平等现象:从阶层的不平等(表现在工人大学生与自由职业大学生的对比80倍),男女不平等(专业选择),到下层学生入学晚,进步慢。文化对于农民、工人来说是文化移入,而对精英阶层是文化继承的发展,于是不平等出现。而且由于一层层的筛选,不平等是逐步累积的,教育制度可以通过自身逻辑的作用使特权永久化。在《国家精英》中,布迪厄指出在社会鸿沟的形成和群体分离的过程中,经过仔细选拔之后录取的学生被建构成了一个被分离的群体。当人们将这一过程当作合法化的选择来理解和认同的时候,它本身就会孕育出一种象征资本。如此建构起来的群体限制越严,排他性越强,其象征资本的意义就越大。垄断一旦得到认同,就会转化为精英,这种效应会越来越得到肯定和强化。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更是文化资本与社会分层、阶级之间关系的鲜明展示。《区分》告诉我们,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区分》通过各种社会统计调查和时尚采样,揭示出各种所谓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费其实是各阶级或阶级内部各阶层相互斗争的场域,反映的是社会的区分与差异,而这种种文化消费又再生产了这种区分与差异。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
3.社会资本
所谓社会资本,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社会资本赋予惯习网络中的每一个人一种集体拥有的资本。因此,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就既取决于他可以有效调动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也取决于与这些网络相关联的各种人拥有的资本(包括经济、文化和符号资本)的数量。因此,社会资本实际上是由彼此之间有来往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义务构成的。
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涉及人们永无止境地进行社会交往的努力。正是在这些交往的过程中,人们不断确认彼此之间的社会联系。而这些交往活动会直接或间接地消耗经济资本,如果一个人不具有相应的能力,这样做很可能是不上算的。同时,一个人本身的社会威望也是决定其社会资本积累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出身名门的人,往往能够迅速地将他结识的各种人转变成持久的来往,因为人们都愿意和他保持来往,因而这些人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生产效率是非常高的。
4.象征性资本(又称符号资本)
布迪厄认为,经济主义将经济抽象为以现金支付为中心的关系网,不符合实践逻辑。在经济实践中存在着一种“非经济利益”,即象征资本。作者指出,象征资本是相对于有形资本而言的,它是一种信用及信任资本,它能为经济集团的行为做出担保,获得资本积累与再生产的边界。象征资本出现在由一位行动者所掌握的财产和其他赋有适当的感知范畴的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中 P174 象征资本和社会资本只有通过基本社会单位,即家庭的再生产才能被再生产。
布迪厄指出,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是纠缠在一起的。象征资本能够带来经济资本。拥有好的名声与信用,不仅能有效的找到劳动力,还能轻松的获取贷款,还能在整体交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族会尽可能的展现其家族威望与信誉。另一方面,象征资本也需要高额的经济资本去维持。信誉取决于保护名誉不受损害的能力,它是财产的数量、质量及其使用人的数量与质量的结合体。当家族或集团的信誉受到损害时,他们会极度敏感,用尽手段维护其象征资本。
同有形资本的支配一样,象征资本也有其独特的支配方式:借助于象征暴力的温和支配。象征暴力较有形的经济暴力要来得隐秘与温和,它以一种道德与人情的方式进行着支配。象征暴力在特定的经济场中存在,这个经济场往往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缺乏调动资本的制度手段,所以人们依赖于一种人对人的直接支配,而这种支配要被人接受,只有变的温和、象征与难以辨识。于是在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场中,经济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这一转化建立在经济之上,而又被道德关系所掩盖。所以温和支配的有效性既取决于双方的物质力量与象征力量,也受道德伦理的影响。赠品和债务是温和支配的两大手段,它们通过慷慨馈赠获得道德债务与感情依附。例如地主借对佃农的帮扶使其长久的为其服务、大家族的信用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等都是象征支配的表现。象征资本及其温和支配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制度化而渐渐消失,因为制度化带来一种客观的资本积累方式,从而使象征性的“显摆”成为不必要。
布迪厄尽管反对唯经济主义的狭隘利益观,但他仍然承认,至少在现代西方社会里,经济资本可以衍生出其他所有资本形式,只不过这种衍生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花费程度不同的转变努力。这就是他所谓的“兑换”问题。在他看来,在分析社会世界的再生产时,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可兑换性和“兑换率”似乎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五)布迪厄的实践哲学
布迪厄关于场域、惯习、资本、权力、实践的考察一同构成了他的实践哲学,这一思想在《帕斯卡尔式的沉思》这本书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布迪厄的实践哲学不是一种脱离社会生活的经院式哲学,而是实践的哲学,关于强力、习惯、身体、想像、偶然的哲学。
全书一共分为六章。布迪厄首先讲了经院配置的生成与分化,经院配置从分化过程中获得其最有意义的特征,不同的象征生产场通过分化过程获得自主并如是建立起来,因此与自身处于建立过程中的经济空间区分开来。 P56 象征系统应该服从一种双重条件:一方面表现神话象征和符号的运用中的某种稳定性,一方面还要保持实践性,也就是保持经济性类似经院世界的空间的出现,促进了一种新配置或者说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观的发展。(透视法是经院观点最完美的体现,透视法是人们借以观看却看不到的东西。透视法观念通过将感觉的多样性归于一种综合法的有序统一性,保证对世界的象征占有权,这种综合法的线性透视法确定了实现的条件,而象征占有权建立在社会特权基础上,社会特权是经院空间的出现)。 
之后分析了理性的历史基础。象征暴力的典型形式就是权力,这种权力通过理性交往的途径得以实施。P102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历史化就是相对化,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历史化曾经是所有启蒙斗争的最有效武器之一,以反对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或更普遍地,反对一个特定社会空间的历史的,因而是偶然的和随意的原则的绝对化或自然化的所有形式。但是,自相矛盾地,或许只有让理性服从最根本的历史化的检验,尤其要通过对根源随意性的强调以及对历史和社会学科学本身的工具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批判,摧毁对基础的幻想,我们才能指望让理性摆脱随意性和历史相对化。要做到这一点,尤其要试图理解社会游戏的规则和规律性如何并且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在事物和身体中确立,这些规则和规律能够在固定的冲突中且通过这种冲突迫使利已主义的冲动和利益超越自身。象征资本只有通过并借助他人的尊重、承认、信仰、信赖和信任才能存在,而且它只有达到对自身存在的信仰,才能永久存在下去。 P206 对法定秩序的服从是集体历史(系统生成)和个体历史(个体生成)纳入身体的认识结构与认识结构适用的世界客观结构之间协调一致的产物∶国家命令的明证性只是因为国家规定了它被感知的认识结构才得以如此有效地推行。 P214 实践意识与政治活动只有将物质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边缘主义的主观主义共同忽视的身体和归并过程置于行动者与世界关系的中心,才能真正描述这种关系。社会空间(或场)的结构通过与这个空间中的一个位置相关的条件制约,向身体灌输这些条件制约用在身体上的认识结构,从而造就身体。
最后谈到了社会存在、时间和存在的意义。P242 布迪厄认为经院状况从本质上意味着与我们通常称为时间的东西的一种特别自由的关系,因为,经院状况中止了要做的事情、事务的急迫、匆忙和压力,倾向于将时间视为一种物。我们与这种物维持一种外在关系,一个主体面对一个客体的关系。这种观念被日常语言的习惯强化了,这些习惯将时间变成我们拥有,我们赢得或我们失去,我们缺乏或我们不知道如何打发等等的一种物。此外,时间和空间也是布迪厄实践理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读书报告二:布迪厄关于符号权力的研究

语言带来的“温和的暴力”始终是布迪厄非常关注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他对教育场域的研究,还是对文化、艺术的社会学分析,甚至他对结构主义理论的反思,都和语言及其符号暴力的问题密不可分。华康德甚至认为,布迪厄的全部社会学分析都可以看做是一门唯物主义人类学,关注符号暴力的各种形式是如何发挥特有的作用,并影响支配机构的再生产及其转换的过程。
(一)语言与权力的关系
在布迪厄看来,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及其各自所属的各种集团之间的力量关系以一种变相的方式体现出来。在布迪厄看来,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总是涉及到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如果不考虑在交流中发挥了作用的权力关系结构的总体,那么交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甚至包括言谈的信息内容本身,都难以理解。
布迪厄提出要从三个方面对纯粹的语言学进行社会学的批判:(1)用合法语言的概念来代替纯粹语言的概念;(2)用符号权力关系的概念来代替构成关系或符号互动的概念,这样,言语的价值和权力的问题也就取代了言语的意义问题;(3)用符号资本的概念来代替纯属语言的技能概念,而符号资本又总是和言说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关。
布迪厄指出,在语言市场中流通的并不是完全同质的索绪尔式的语言,而是在生产和接受上都具有特定方式的话语。如果在谈及语言时不考虑这一点,实际上就不言而喻地接受了整治单位对合法官方语言的官方定义。当然,我们在注意语言的这种客观结构的同时,还要注意具体的语言生产过程。语言的生产关系结构取决于两个言说者之间的符号权力关系。所有的言语都预先假定一个合法的言说者和一个合法的接受者,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认可。一个人在言说时,不仅与其听着能够理解他,而且希望听者能够相信、尊敬甚至服从他。布迪厄说,言谈带来的效果有些神奇,它可以用微妙的方式左右事情,赋予秩序。在布迪厄看来,语言分析中经常谈到的“编码—解码”过程实际上是以一种权威—信念关系为基础的,而这正是纯粹的语言分析经常忽视的。用他的话来说,听取就意味着相信,只有当权威有效地发挥效用,话语才会产生相应的效果。因此,每一次语言表达都应视为一次权力行为,这正是布迪厄的符号权力以及符号暴力概念所力图把握的问题。
(二)符号权力
在布迪厄看来,语言学中经常使用的“技能”概念集中反映了纯粹语言分析的许多问题。在他看来,语言学家对技能的理解至少在三方面存在问题:(1)首先,技能并不是一种抽象物,语言是一种实践,而语言技能就是在实践情境中学会的,即用实践方式把握语言和情景,从而在特定场合说出合适的话的能力(2)其次,如前所述,技能并非单纯的“能说”,还意味着有权利说,有权利通过语言来运用自己的权力(3)最后,上述两点都蕴含着语言技能的分配并不均匀。在语言市场中,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资本,因此其技能也互不相同。上述三点在布迪厄对符号权力的分析中得到了非常具体的体现。
“符号权力”这一概念强调社会行动者是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甚至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也可以通过型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力尽自己的一份力。无论是分析发达社会中存在的阶级支配,还是考察国家之间的支配关系,符号暴力的概念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揭示出任何权力关系都是在“合谋”的情况下完成的。布迪厄特别以两性支配为例,说明了这种符号暴力的重要作用。符号暴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可,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这种认可和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或者说是隐藏在意识和意愿深处的观念。男性秩序的根深蒂固就体现在根本无需为之提供什么证明,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不言自明、普遍有效的东西。实际上,作为被支配者的妇女往往将这种思想图式普遍运用到世界中的万事万物,特别是她们深陷其中的支配关系。于是,这种权力关系化身为成对出现的对偶范畴(高贵—低贱,深刻—肤浅等等)。这种布迪厄谓之“不可抗拒的类推”正是社会世界支配秩序的基础。这些分类图式在男性和女性中灌输了相应的性别惯习,有时甚至妇女们面对强奸之类以自身为牺牲品的攻击行为时,也会心甘情愿参与“合谋”,甚至主动去捍卫它或为之进行辩护。
符号权力的概念表明了布迪厄的一个基本观念:社会的支配秩序依靠的是一种“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对权力的分析就是要揭示那些不言自明、不受质疑的部分。这一思想突出体现在他对社会世界权力结构的勾画上。
(三)教育场域与符号权力
布迪厄指出,任何一种权利都要形式符号暴力,即都力图强加各种意义,通过掩盖那些作为自身力量基础的权力关系,来促使人们将这些意义都视为合法之物。而在布迪厄看来,现代社会中最能体现符号暴力运作过程的就是各种教育行动。它包括三种方式:(1)一是所谓的“传播式教育”,即当一个人和某个社会群体或组织中受过教育的成员打交道时,无形之中就会学到许多东西;(2)二是所谓的“家庭教育”;(3)三是“制度化教育”,是由明确承担教育任务的制度,如学校这样人们早已习惯的教育机构,直接或间接完成的。至于这三种教育方式及其涉及的各种教育机构各自相应的符号力量,则是由它们在权力关系以及符号关系的结构中的不同权重所决定的。
这些教育行动实际上在强加一种文化任意性。任意性的概念来自于索绪尔,在他看来,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首要原则,在语言的声音形象(能指)和概念(所指)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联系。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其实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布迪厄在此使用这一概念,由两方面的考虑:(1)首先,文化任意性表明通过教育行动灌输的意义不是社会秩序的自然形象,尽管这种灌输恰恰就是让人们误以为事实如此;(2)其次,正如索绪尔所说,符号的任意性超越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文化的任意性也超越于受教育者的自由选择。不过,这样说并非无视教育过程中的能动力量,恰恰相反,布迪厄分析教育过程中的符号权力,就是要强调教育如何通过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和话语协商,在被灌输者的主动参与中完成了文化再生产。
教育行动强加的是文化任意性,这种强加又是由教育权威何种任意性权力通过教育工作来完成的。教育权威是教育行动中进行的各种文化再生产活动的社会条件,同时也是行使符号暴力的权力;而教育工作则是一个灌输的过程,正是借助它,受教育者的惯习才得以形成,这种惯习就是一种文化任意性原则被内化的产物。而在上述过程中,制度化的教育体制始终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各种制度条件。无论是对于完成灌输过程,实现文化任意性的再生产功能(“文化再生产”),还是对于社会集团或阶级之间关系的再生产(“社会再生产”),这些条件的存在和持续(“系统的自我再生产”)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意味着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也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而教育这一步巨大的“认知机器”正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在布迪厄看来,教育社会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对教育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分析,揭示了社会权力关系的动态过程,从而建立了一门分析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关系的科学,并用其考察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机制:借助文化再生产完成的社会再生产。
(四)学术场域与符号权力
布迪厄始终关注学术场域的问题,认为对该问题的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学术场域中的斗争以浓缩的方式体现了符号权力斗争的一些基本特点;另一方面,理解学术场域的权力关系也就是在揭示各种认识论障碍背后的社会条件,从而与他的反思社会学主张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和发展了他对科学实践始终如一的批判性反思。
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知识分子自己,有时总会不假思索地认为,知识分子的场域应该是一个纯洁的世界,是与任何权力斗争无关的世界;或者认为知识场域完全是社会利益特别是阶级利益的一种自然反映,知识分子的观念不过是其阶级出身或社会位置的特定表现。在布迪厄看来,这两种观念都妨碍我们理解学术世界的特殊性,前者是一种“误识”,是对知识场域无意识的神圣化;后者则犯了一种短路的错误,忽视了文化生产场域的相对自主性。
布迪厄认为,首先,学术世界作为文化生产场域,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逻辑的社会空间;其次,在这个空间中,尽管知识分子采取各种策略,争夺某种在他们眼中利害攸关的事物,但若是从更大范围的社会世界中盛行的利益观念来看,他们所追求的利益倒可能颇为超越功利;最后,知识分子场域之外的权威所产生的任何影响和约束,总是通过知识分子场域的结构的“折射”而发挥作用的。
布迪厄指出,在分析学术世界时,必须同时考虑两种不同的等级制原则,即文化资本的等级制原则和经济资本或政治权力的等级制原则。学术世界中的权威主要依据对文化资本的占有,但这种资本在整个社会世界中却处于从属地位。这样,在学术场域中,文化资本的等级制原则就经常和经济资本或政治权利的等级制原则发生冲突。在学术体制方面,这种冲突就浓缩地体现在当年康德探讨的“系科之争”上。在由各种院系构成的空间中,各种科学院系代表了“科学”一极,法学院和医学院则代表了“社会”一极,而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往往处于两种力量的交织之中。因此,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将整个院系空间划分成两个部分的对立原则也同样发挥作用,既有一些制度和行动者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也有一些制度和行动者更关注现时权力的利益。后者是为秩序和权力服务的知识,目标就是为既定制度提供理性化;前者则是对抗秩序和权力的知识,不是努力有序地安排公共事务,而是着手以批判的态度来分析它们。
(四)权力场域
近年来,布迪厄又将他以往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名牌高校和法国商界权力结合起来,进一步揭示了文化再生产如何型塑了一批具有特定惯习的国家贵族。在这一分析中,权力场域的概念开始成为关键性的概念。权力场域是受到不同形式的权力,即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关系状态(结构性)决定的一个力量场域,也是拥有不同权力的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的一个场域,还是各种行动者、制度彼此相对,运用策略来维持或改变这些权力关系的游戏空间。权力场域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各种不同权力之间的斗争,其焦点是各种不同资本之间的兑换率,因此也就是究竟何为支配的主导性原则的问题。
权力场域概念和布迪厄以往谈到的场域概念不尽相同,它并不像布迪厄所关注的教育场域、学术场域或艺术场域那样,是一个分化的、自主化的社会小世界,而是一个元场域。布迪厄借助这一概念努力想清除“统治阶级”概念里面固有的实体论和本质主义倾向,将关系论的视角引入权力分析之中。同时,也试图超越有关权力问题的“集中论”和“自发论”两种倾向。
那么权力场域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呢?布迪厄认为,就法国的情况而言,自从19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就出现了市民阶级与画家、作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独立。前者是占支配地位的,而后者是占被支配地位的支配者。他们拥有不同的资本,前者主要是借助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比较欠缺;而后者主要是借助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比较匮乏。在权力场域的两极之间,就是英美社会所谓的“专门职业人士”,高级公务员等等,他们同时积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
在布迪厄的分析中,权力场域概念还和国家问题紧密相连。他认为,自从王朝国家建立或晚些时候科层国家建立以来,出现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不同种类的权力或资本逐渐趋于集中。这一过程首先导致公共权威的私人垄断,即由国王垄断,同时国王垄断的这一公共权威还比所有私人权威在地位上更优越。与经济、军事、文化、司法以及更具一般性的符号资本等不同资本的集中化过程相伴而生,相应的不同场域也开始分化这自主化。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产生了一种特定资本,布迪厄称之为“中央集权资本”。通过它的积累,国家得以对不同场域以及在其中流通的不同形式的资本施展权力。这是一种元资本,能够对其他不同资本,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兑换比率,运用权力,以此确定国家的特有权力,同时也改变了持有这些资本的所有者之间的权力平衡状态。因此,国家的构建导致了权力场域的构建,反过来,也可以将权力场域视为拥有不同资本形式的所有者争夺国家权力的游戏空间,关键看谁能拥有对中央集权资本的权力,因为它能赋予不同资本种类及其再生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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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的有多又好!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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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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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颖读书总结(10.24—12.4)
【书单】
1.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2.为社会学辩护
3.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4.社会的构成
5.民族、国家与暴力
6.现代性自我认同
7.自反性现代化
8.现代性的后果
9.第三条道路
10.超越左与右
11.失控的世界
12.性与民主:亲密关系的变革
13.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14.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

【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一: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


在结构化理论的基础上,吉登斯概观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制度维度,并以民族国家的兴起为中轴,集中探讨了西欧现代性的形成。而他分析的总体途径,就是结合权力的生成,考察社会系统之中的时空关联。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时空形成
吉登斯指出,我们绝不能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看做是从以往各个社会类型中发展而来的高级形式,它只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全球性意涵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在西方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共同作用之下,历史发生“断裂”的结果。
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源类型由权威性资源转为配置性资源。吉登斯通过时空伸延的概念,将社会系统的时空关联与支配结构相连通,以体现社会系统是如何根植在时空之中的,其具体的根植方式与时空伸延的程度、范围又有着怎样的相互影响,并且分析了国家储存能力的变化如何直接影响了监控能力和具体手段的变化。通过时空伸延程度的扩张,权力的生成得以实现和表达出来,这样就可以揭示国家形态演变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在分析过程中,吉登斯的的重点是城市、工场—工厂、时间测度手段等方面的演变与储存能力和权力关系的相互关联。
这样的分析框架是如何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呢?吉登斯认为,他是将海德格尔的时空观与马克思的劳动—时间关系相结合来进行分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产品的商品化和劳动的商品化就是时间的商品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的介入无论多么强大,时间始终不具有商品化的性质,从而与常人日常生活的关系也有质的不同,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经济的日常社会运作之上。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人被剥夺了对自身生产工具的控制权,产生出一个可以出售的商品化的劳动力大众群体,导致了阶级关系乃至国家介入生产过程,从而也就介入了日常社会运作和个体生活本身。劳动力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媒体,开始能够被安排进总体的劳动组织过程。吉登斯特别指出,在欧洲,钟点时间的出现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时间开始成为可以通过标准度量的、脱离了具体地点和场景的“空洞化”了的东西。
在空间方面,随着工厂代替了家庭,这一空间上的集中强调并促进了纪律协作,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得以推行,监控获得了新的形式,它虽然是间接化的,却更为深入。对空间商品化的研究与城市有密切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城市昔日的权力储存器地位已经淡化,而完全以人工环境这种日常生活的特殊形式凸现出来。
(二)高度现代性的及其三大动力机制
1.现代性立场及现代性的定义

吉登斯认为,过去对现代性的分析总是集中在文化和认识论方面,其实,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应该是在制度上的分析。因此,他基本上是贯彻了社会发展的“非连续性”立场,粗略地将“现代性”定义为:17世纪以来出现在欧洲的那种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并且以欧洲为源地,自那时以来不断地向全世界蔓延。
他承认我们身处激烈变动的现代社会,已经可以察觉到许多“后现代”的轮廓,但仍然坚持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而不要奢谈什么后现代。我们只不过是步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现代性高度发达的“现代晚期”。在这个时代里,现代性的各种后果在广度(全球化的普及)和深度(深入私密的日常生活)上都大大增强了。
2.对经典三大家的批判
吉登斯照例是从对经典三大家的清理开始梳理自己分析思路的突破口的。首先,他认为现代性的起源和发展动力在制度层面上是多维的,而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只是分别注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劳动分工以及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应该把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尤其不能忽视军事方面“战争工业化”以及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其次,他认为经典思想预设有某种界限明确的社会系统存在,这实际上是以民族国家的出现为前提的,但经典思想未能明确地分析这种历史特殊性。应考察社会系统如何在时间—空间伸延之中得以构成。在现代性状况下,时空伸延的程度有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可以通过深究各项现代制度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中定位,来廓清现代性的一些整体特征;最后,经典思想未能充分理解社会学知识和现代性各项制度特征实际发展走向之间的相互影响。
3.现代性发展的三大动力机制
在新的认识下,吉登斯提出了现代性发展的三大动力机制:时空分离、脱域、反思性。
(1)时空的分离及其不断地重新组合,在这种方式下所产生的社会生活有着精确的时空“分区”
吉登斯指出,在高度现代性的状况之下,时间和空间都区域空洞化,也就是说逐渐与具体的地点、事件相分离,逐步取得高度的标准化、精确化。时间和空间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统一协调,空间与具体的场所分离,从而使不在场的东西愈益决定在场的东西(这显然与沟通、传媒方式的转变有密切关系)。这种分离不仅仅是技术手段的变化,更不仅仅是速度的提高引起所需时间的减少,而是(特别是由于电讯的出现和迅猛发展)沟通与交通的分离,身体在互动之中无需在场。
吉登斯认为,时空的这种分离具有双向的效应,它反过来会促使社会更加密切地组合在一起。时空分离对人情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固然私密性受到侵蚀,但与此同时,视野也打开了。而且,并不是说时空伸延就能够使活动不受限制,因为一方面产生了新的约束形式,另一方面无论如何,互动仍要由具体的人来完成。此外,由于社会活动日益脱离了在场的具体环境,各种理性化组织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新的时空理念使得人们前所未有地拥有了“历史性”的情怀,即明确地将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定位在一种线性的历史之中。
(2)与时空的分离直接相关的是社会系统从局部性中逐渐脱离的过程
逐渐脱离的过程,确切地说就是社会关系挣脱互动的局部性背景,在时空跨度上不确定地延展开去。吉登斯指出,以下两种脱离机制从本质上带动了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其一是象征符号,即超越具体个人或群体的普遍化交换媒介,比如货币、权力和语言;其二是专家系统,即手艺和专业技能系统,它们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主体。这些都与高度技术化和风险社会环境下的信任有着密切的关系。
吉登斯没有采用以往受功能论影响的现代化理论中所习用的“功能分化”或“专门化”,他认为这些范畴是旧有功能论和进化论思维的产物,不适于时空延伸视角下的分析。
(3)知识对个人和群体的行动产生持续的影响,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反思性调整
现代性突出地表现出全面的反思性。在反思性的映照之下,以往所谓现代性意味着理性的兴盛,科学知识的增长之类似乎不言自明的道理,都暴露出虚设的一面。在具有高度反思性的现代性社会里,社会科学和它所考察的对象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不仅在实质上大大增强,而且在被人们所认识到的程度上也远为凸显。可以说,现代性观念本身就具有十足的社会学属性。
(三)现代性分析的四个维度
1.现代性制度丛

在指出了现代性的含义及三大动力机制后,吉登斯开始论述他的制度分析。他认为,在以往的有关争论中,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工业主义,都只是现代性制度的“组织丛”的一个维度。他的现代性制度“丛”包括以下四个维度。
(1)资本主义:劳动力和产品竞争之下的资本积累;
(2)工业主义:主要是自然界的转化;“人造环境”的发展;
(3)军事权力:以战争的工业化为背景的对暴力手段的控制;
(4)监控:信息控制和社会管理
上文所说的三大动力机制(时空伸延、脱离和反思性增长)促进了历史的转化,即这些制度维度的凸显和深化,同时也受到这些维度的影响。
在当前高度现代性的历史阶段,吉登斯很注重所谓的全球化趋势。但他认为,如果用时空关联的分析替代局限在有限系统之内的社会(民族国家)分析,则应该把全球化看作是局部性的和远距离的社会事件与组织形式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的辩证过程。一方面,全球性的社会关系日趋增强;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地方自治、地区文化认同等趋势也在日渐显露。在全球化的视角下,上文所述的四个维度分别转变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国际性劳动分工、世界军事秩序、民族国家系统。
2.脱离与复植、风险与信任、当面承诺与匿名承诺
时空分离的效应是两方面的。吉登斯指出,在我们所说的“脱离”过程的同时,还存在着“复植”的趋势,即被疏离的社会关系重新植入局部性的时空情境之中。他在贝克、卢曼、埃里克森等人思想的启发下,将风险和信任这一对观念纳入了讨论的核心。
所谓“风险”,指的是人们在自觉把握行动的前提之下,对未来的不测情况有清醒的估计,并据此作出抉择。从本质上说,对人类活动产生影响,并就此带来风险的许多或然性情况,其根源系出于人类自身,而非以往所认为的上帝或大自然,这一认识也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所谓“信任”,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持续的状态,是在面对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以及在具体互动情境中代表这些抽象系统的个人)时,对自己无所知晓的运作规则有充分的信心,确信这些规则本身是正确的,可以依赖的,所需确定的只是运作过程是否合乎规则。
吉登斯就此引入了一对概念:当面承诺和匿名承诺。当面承诺指在共同在场的社会关系中体现并维持的信任关系;匿名承诺指面对包括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在内的抽象系统发展起来的信任。在抽象系统的信任机制里,深刻地蕴含着现代制度的实质。当面承诺和匿名承诺是互相密切关联的,匿名承诺有利于当面承诺的实现,而当面承诺的顺利完成又会进一步增强匿名承诺,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植的过程。
吉登斯认为,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是时空伸延大大扩展的前提条件,是现代制度较之传统世界能够给日常生活提供更大范围保障的条件。在现代性状况里,本体性安全的关键就是与抽象系统结合在一起的惯例。但这也同时导致了一些新的不利因素,使心里更加容易受到伤害,因为对抽象系统的信任不像对人的信任那样,可以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报酬。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既不能提供个人信任关系中的交互性,也不能提供私密性,只有冷冰冰的稳定性。
由此看来,人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里似乎与各种批判理论了所揭示的处境并无区别。那么,吉登斯对人的现状及未来作何预想呢?
(四)对现代性发展的憧憬
1.高度现代性及其积极的立场

吉登斯认为,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现代性的高度发展是对日常生活世界的侵蚀,对私密关系的压制;不能单纯地认为是非个人化的抽象系统逐步取代个人生活的过程。他认为,在现代性的全球化进程与日常生活中的私密关系这二者的转化之间,有着直接的辩证关系。事实上,所谓的“个人”,其本身的性质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在20世纪,对个人的信任不再集中于以局部社区或亲族网为立足点的先赋性个人化关联,而是一种反思性的计划操作,在通过日常互动而完成的展示温情与开诚的自我的相互敞明哄,逐步实现自我的计划和叙事。
在现代科技文化日见发达的今天,重视自我完善的趋势也日益兴盛。我们不能只认为这是抵御外界威胁的自恋式防卫,而是要深刻认识到全球化过程的影响与局部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关系,将这种趋势看成是对外在世界和抽象系统的积极利用,而不仅仅是大众传媒控制下的被动接受。
在吉登斯看来,哈贝马斯所谓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未免失之偏狭。首先,现代制度并不只是一味地将自身“殖入”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性质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改变着两者的关系;其次,所谓的“专门知识”总归是相对的,“外行”的人在与抽象系统的惯常接触中,也在不断地占有技术专长。没有全能的“专家”,也没有人一无所知。所以我们面对现代性的高度发展,应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这种积极的态度是吉登斯看待高度发展的现代性状况的基本立场。他因此将目前的社会状况命名为“高度现代性”或“现代晚期”,以反对一味鼓吹“后现代性”的立场。在现代性本质上的反思性与其未来取向相融合的情况下,吉登斯认为我们可以满怀希望但谨慎从事地采取一种“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态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未来所可能面临的危险。
2.对现代性发展的预测
吉登斯指出,在20世纪晚期,我们仍然需要一种批判理论,但这种理论的背后已不再有历史秩序的必然承诺,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感受力。我们在这种新的批判理论下,能够认识到在高度风险的情况下,道德义务与良好意愿也可能产生极大的危险;美好社会的模式观不能局限在民族国家之内,也不能局限在某一个现代性制度维度之下;还必须把握解放策略与生活策略这两种策略之间的相互联系。所谓解放策略,指的是积极地关注乃至投入从不平等或奴役状态之中解脱出来的事业;所谓生活策略,指的是在认识到不存在“他人”的情况下,积极争取为全体人的生活之成就与满足而努力。
确立了这样的基本立场,吉登斯以现代性的四项主要的制度维度为基准,分别从社会运动、世界性灾害威胁和未来的后现代全球秩序等角度勾勒出了他心目中的图景。具体而言,他认为现代性的高度发展面临着以下四项主要威胁:极权主义力量的增长、核冲突或大规模常规战争、生态环境的破坏或灾难、经济增长力量的崩溃。
目前的社会运动则分别针对这四个方面体现为:自由言谈、民主运动;和平运动;生态环境保护运动以及劳工运动。这些运动所希望贯彻的道路是多层面的民主参与、非军事化、技术的人道化以及超越短缺经济的经济伦理,而这些道路最后通向的目标则是协调的全球秩序、战争的渐趋消失、以全球为己任的现世关怀以及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必须指出,这里的道路与目标之间是双向解释关系,也就是说,发展的设想会反思性地投射到社会现实之中,各个维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

读书报告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一、结构化理论
(一)以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

吉登斯在清理经典和综合当代各派思潮的过程中,发现它们一般都有意无意地预设存在这样那样的二元对立关系,并且只强调其中一个方面具有本质优先的属性。最突出的是结构与人的行动的关系。学者们要么强调社会结构整体上对作为个人存在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要么反过来,一味强调个人是社会的唯一构成要素,在解释社会的构成和变迁时,应该到个人的具体行为、理性、动机和信念之中去寻求原因。因此,结构化理论的目的,首先是要清除蕴涵在各种思潮里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整体论与个体论、决定论与唯意志论之间的二元对立,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
所谓结构二重性,就是结构既作为自身反复不断地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又是这种行为的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这足以成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标志性观念。在结构二重性的基本立场观照下,社会理论的任务便在于考察行动是如何在日常的环境条件下被结构化,同时,行动又是如何通过本身的作用将这种结构化的特征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二)反思性的行动“流”
吉登斯分析的起点是行动与行动者,这里的行动、行动者都带有很明确的能动作用的意涵,强调社会行动者在日常行动当中表现出的技能和资格能力(即有能力表现出作为社会成员理应具备的技能),以及对行动过程的反思性调控。他反对结构主义和语言哲学、解释学中对行动的看法,认为结构主义的行动观无视人的转化能力,而各种解释社会学则孤立地谈人的理性、动机、意图,不能结合行动的背景框架凸显行动的“流”。他指出,人的行动是作为一种绵延、一种行动流而发生的,即使我们说行动是有目的的,也不等于说它是由一系列单个分离的意图、动机或理由组成。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而是在时空维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活动虽然不是由作为个体的社会行动者一手塑成,但却由他们持续不断地一再创造出来。正是在活动的过程中,他们自身作为行动者的特性得到了体现,并且同时创造出使这些活动继续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使得社会活动能够循环往复。
吉登斯认为行动包含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和动机激发的过程,这三种过程复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的有意图的行动。所谓的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指的是在行动者的活动流中体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的目的性或意图性。反思性的基础,在于人们对行动流始终保持着监控,并且也期待别人会始终保持着同样的监控。这样的反思性监控又是以动态的理性化过程为基础的,即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在行动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通晓”行为根据的能力,当被问及时能够不太困难地提供自身活动的理由。这里的过程一般都是持续的流转,而不是行动者予以关注的一个个被分割开来的瞬间。能够不假思索地在这样的过程之中“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就具备了吉登斯所谓行动者的资格能力。第三个过程是行动的动机激发过程,即潜在与行动之中的、促使行动发生的提供动力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吉登斯进一步指出,人的有意图的行动完全有可能产生预期之外的意外后果,而这些非预期的后果又会反过来构成下一步行动的未被认识到的条件。这样吉登斯就初步建立起了他的行动“流”图式。他通过这种图式表明,人的有意图的行动始终受到意外后果和未被认识到的行动条件的限制。此外,行动者的身体和生理能力也是行动的前提条件和局限,兼具能使和约束的属性。
这种行动观一方面破除了各种解释社会学单纯通过人的意图、理性、动机来解释行动的做法,另一方面,也在功能主义诉诸系统的功能需要的处理视角之外,找到了一条立足于行动者自身的新途径。
(三)实践意识与话语意识
吉登斯将意识划分为三个层面:无意识、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他认为,认知能力是行动者具有资格能力的重要体现,指的是行动者凭借自身及他人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对这些行动的背景环境所知晓的那些东西,除了可以用话语形式表述的知识,还包括不言而喻的默契知识。在互动的生产与在生产中,行动者所提取和利用的知识库存,同时也是他们对行动的意图、理由和动机所做的说明的依据。在实践当中,行动者的认知能力只有一部分表现为话语意识,就行动者能力之所及的层面而言,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是根植在实践意识中的。
吉登斯认为,实践意识虽然不被话语意识所察觉,但仍然不同于认知和动机激发中受到抑制的无意识的源泉。绝大多数的反思性监控正是发生在实践意识的层面上。实践意识与话语意识的不同则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区分来加以理解:一是缄默状态下的对社会活动的监控,即“心照不宣”;一是对心动给予话语形式的认定,即“明说”。这样的认定,是由行动者或参与互动的多个行动者,通过利用意义框架,即具有相当共同性的意义框架,而加以凸显和解释的。在吉登斯看来,反思性监控向话语意识上升的瞬间基本上是出自对外界挑战的回应,并将其称为“紧要关头”或“紧要情境”。这一概念涉及本体性安全、信任、惯例或例行化等概念。
吉登斯认为,我们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表面上看来纷繁复杂,但在各种凸显出来的突发性或特殊性事件之外,更多的是为我们所熟视无睹的惯常经验。正因为它们所具有的惯常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以一种不言而喻的方式体验着它们的。即使是似乎充斥着新鲜的现代生活,由于各种制度对人的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反而更加统一地被安排在不为人所察觉的严密秩序之中。因此,吉登斯认为,以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工作日为代表的现代化生活,是一种典型的例行化生活,鲜明地体现出周而复始的特性。在例行化的日常常规行动中,人们是无需动机的,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无需明确地以话语的形式来思考乃至表述自己的动机的。
吉登斯认为,这种例行化的状态符合人类的某种原始的生存需要,他称这种需要为本体性安全。心理学研究表明,常规例行行为对本体性安全具有维护作用,人们出于维持本体性安全的需要,乐于将接受和置身于例行化活动之中。例行活动的顺利实现不仅对社会实践的再能产、对社会生活的制度化形式的构成至关重要,而且对行动者构成并维持健全的人格机制、维护自我认同起着显著的作用。   
二、从微观分析到宏观分析的过渡
(一)结构化理论对个人策略层分析次和制度层次分析的强调

结构化理论虽然划分出制度层次和个人策略层次这两个层面的分析,但始终坚持这种做法只是分析上的权宜之计。一方面,吉登斯在反对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同时,始终强调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由个人创造的;另一方面,虽然吉登斯强调作为具有能动作用的行动者,个体在日常行为中始终保持着“本可以以别样的方式为之”的能力,也就是具有转化能力或建构作用,但他在分析的过程中始终不忘强调行动进程本身,即社会实践。
(二)互动和结构化的三重图式
在结构化理论中,社会互动包括三个要素:意义、规范和权力。行动相应地也具有沟通、规范和转化三种特性。吉登斯由此建立了一个复杂的三重系统图式:
互动    沟通——权力——约制
(中介)  理解——机构——规范
  结构    意义——支配——合法化

首先,在互动的过程中行动者彼此交流着意义,通过各自利用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相互理解的意义框架,实现沟通的目的,在结构层次上可以通过语义的规则分析其中的意义;其次,行动者的日常互动无不体现出权力的作用,并以各种机构为中介来保证获取某种特定的后果,在结构层面上体现为支配机制;最后,以规范为媒介,行动者在互动中彼此施加一定的约束,而这些规范在结构层面上体现为具有道德意涵的强制性规则,从而通过合法化的过程成为合法性的象征。
显然,这样的三重图式只是一种分析手段。社会实践的实际过程并不存在这样截然分开的各个维度。结构化理论通过这一三重图式所强调的,恰恰是所有的社会实践都同时蕴涵这三种因素。例如,意义的交流过程即包含有权力运用和规则的限制。
权力在功能主义那里是系统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财产所有权的结果与原因,而吉登斯认为权力是在支配结构之中生成的行动的普遍性质。他坚持突出人的能动性和转化能力,并提出控制的辩证关系,即在社会系统中存在的权力反映出行动者之间自主与依赖的辩证关系。所有的权力的都是双向分布的。在既有的权力关系中,权力的弱势力无论居于多么不利的地位,都可以借助某种操纵资源的方式,对权力强势方实施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反过来,权力的强势方无论多么强大,只要仍然停留在权力关系中,就会在某个方面受制于权力的弱势方。通过这些关系,社会行动者利用并再生产出支配的结构特征。
(三)结构化的中介:规则与资源

图式中结构化的中介,是主体在互动的过程之中创造或提炼出来的结构性的产物,同时又成为互动系统的结构性要素再生产的条件与中介。这里的结构性产物指的是一系列的规则与资源。日常互动的进行、权力关系的构成都体现出对资源和规则的利用。
吉登斯在界说规则的时候,避免从抽象的语言学角度的界定,强调要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背景,在实践之中理解规则的内涵和作用。规则和实践是相互依存的,共同参与构成社会过程,它时常在实践中体现为暗含的不言而喻的影响因素。吉登斯认为,规则不仅仅只是规定人们应该如何去适当地行事,它们更是实践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条件与中介。或者说,规则并不只是否定性的禁令或限制,而是可利用的建构性因素。忽视实践之中规则的再生产,就无法确定持存的结构性特征是如何生成和维持的;反过来,无视结构性特征,我们也无法确定行动者再生产这类规则所要求的条件。
至于资源,结构化理论区分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指的是在权力实施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质资源,包括自然环境以及各种人工制成品,其源泉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而权威性资源则指的是在权力实施过程中的非物质性资源,其源泉是一些人相对于另一些人的支配地位。结构化理论中的资源更加强调的是作为一种能力的特性。
三、系统、结构与制度
(一)社会系统、结构、系统及制度的含义

社会系统是由通过时空再生产出来的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的。与以往有机体比拟的系统观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的系统虽然表现为一些模式化的关系,但始终是由一些有具体情境地位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而且各个社会系统彼此之间的“系统性”差异甚远,绝对不具有物质系统或生物系统的那种高度的内在统一性。
结构指的是循环往复地卷入社会系统的生产和在再产的要素,包括各种规则和资源。吉登斯强调指出,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既不是外在于行动或行动者的实存的东西,也不是互动的模式或系统,它只是作为记忆痕迹、作为人类认知能力的生物基础而存在,具体体现在行动的实践之中。正是由于结构的存在,时间和空间得以在社会系统中结合在一起,各种具有相当相似性的社会实践也有可能跨越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而存现,并表现出系统的形式。
因此,系统可以被认为是被规则和资源结构化了的模式化社会关系形式。
制度则指的是深入而持久地嵌入时间与空间,并通过规则与资源建构社会系统的持续性的实践活动。吉登斯根据上述对互动与结构的三重图式,对制度也进行了类似的分类:
     
       结构                    理论                     制度
       意义—支配—合法化          符号理论               符号秩序/话语形态
权威性支配—意义—合法化          权威资源论                政治制度
配置性支配—意义—合法化          配置资源论                经济制度
    合法化—支配—意义            强制性规则论           法律制度/制约模式

(二)结构二重性
吉登斯在说结构的时候,一直使用语言类比,始终认为结构与行动的关系就像语言与言说的关系。言语的发生有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是发言的人在与别人共同在场的前提下对他人的一种具体行为。而语言则是超出具体时空限定的。与此类似,结构的存在是似有其事的转瞬即逝,似有还无,只是一种在实质上发挥作用的存在。
我们可以把结构落实到一系列规则和资源上来分析。我们在考察各种社会总体的时候,可以在转化关系和中介关系的大量具体表现中,提取出一些结构性原则,或者说是基本的组织原则,即某个或某类社会中制度的总体安排所蕴含的因素。而结构性特征,指的就是社会系统中跨越时空延展开来的结构起来的特征,尤其是制度化了的特征。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标志性概念是结构二重性,它鲜明地体现出社会实践循环反复的特征。对于构成社会系统的实践活动来说,结构既是它的媒介,又是它不断生成的产物。结构化便是社会关系凭借结构二重性,跨越时空不断形成结构的过程。社会互动每时每刻都同时体现出循环和创生的特征。具有认知能力的社会行动者在互动中权益性地展现出自己的技能和成就,而社会系统又通过时间和空间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结构二重性就是要把这两种过程联系在一起。因此,吉登斯提出,研究社会系统的结构化,就是研究它维续、变迁或解体的各种条件状况。结构化理论强调社会再生产,并不是强调稳定不变,而是要注意二重性,注意到社会系统在时空中的构成过程,每一个时刻都蕴含着变迁。
四、时间与空间
(一)结构化理论的时间视角

在对社会系统的结构化进行分析时,时间性是个很重要的方面。结构化理论中的时间性有三个维度,或者说,结构化理论中的每个时点,都是三重时间的综合体现,各自反映了社会互动的权宜性特征的不同方面:(1)一是社会行动者带有权宜性完成的互动的即时缓解,这方面系借鉴了柏格森和舒茨的思想;(2)二是作为有生命的人类有机体的存在,这是一种注定通向死亡的带有反思性的存在,即所谓“向死而生”的此在,这是生命的或然性,这方面系取自海德格尔的理念;(3)三是受法国年鉴史学派思想启发提出的世代之间的制度长时段生产,这是系统组织过程当中结构性原则的转化—中介关系的或然性的反映。
(二)结构化理论的空间视角
吉登斯在对空间视角的分析中借鉴了时间地理学的成果,他引入了区域化、场所、定位过程、面对面互动与共同在场、在场可得性等观念,将时间、空间、人的日常接触及其所蕴含的结构性特征融会在一起。可以说,单独地谈时间或空间,在结构化理论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1.地点与场所
吉登斯区分了地点与场所,认为地点的意涵只限于纯粹的物质空间环境,而场所是一种特定的物质区域,是互动背景的组成部分,具有明确的边界,以此通过某种方式使互动“集中”起来,即滤除一些环境因素,让互动的参与各方相对明确,就具体的某此互动和某位参与者而言,哪些因素“算”这次互动,哪些又“不算”,可以不予考虑。究竟具体的边界如何,与互动本身及各参与者的联系方式又怎样,则都是相对可变的。这样,冷冰冰的物质环境就凸显出了各中丰富的社会意义,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主体的活动如何融入并利用环境空间,环境空间又是怎样为互动提供具体的情境的。
2.区域化
由于日常生活存在例行化特征,因而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场所也存在区域化的现象。所谓区域化,是指场所之内或场所之间存在一些区域,它们在时间或空间上产生相对固定的分化,指引人们在一种比较熟悉的氛围之下进行自己的日常生活,而无需随时考虑处在具体场所和互动过程中时,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也就是说,因为区域化的相对固定和日常生活的例行化特征,人们一般是不假思索地在各个区域之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践行者最自己的生活轨迹。正因为这一点,当人们发生日常接触时,经常会自然而然地把所处的场所、所遭遇的行动者归类,划入一定的区域,以“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
3.在场与不在场
在每一个具体发生互动过程的场所中,在场与不在场都是一对对立共存的时空关系。吉登斯指出,最原初也是最常见的互动状态是面对面的互动。他在讨论面对面互动的具体场景时,着重分析了身体、物质环境等方面的约束与能使作用。只要日常接触的再生产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局限于行动者身体的直接呈现,互动的范围及由此体现出的系统就不可能很大。而随着传媒沟通手段的变化,互动中共同在场的范围和具体表现形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问题,吉登斯引入了在场可得性概念。所谓在场可得性,指的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彼此发生互动的行动者,他们在怎样的可能程度上,以怎样的具体形式,实现共同在场,从而实现完成意义沟通的互动。显然,之所以要提出考察在场可得性,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互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并不仅仅在于行动者在时空上的邻近,而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的时空区域内定位在能够相互监控和安排各自行为的场景之中。
结构化理论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落到了时空延伸这个概念上。时空伸延,抽象地说就是社会系统以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为基础而在时空向度上延展开来的过程。

读书报告三:吉登斯对经典理论的清理和批判以及自身思想立场


(一)对经典三大家思想的清理
吉登斯认为要想发展社会学理论,前提是必须全面地重新清理经典三大家的学说,因为它们至今仍深深影响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他坚决反对机械沿用简单的内部逻辑,对大师的作品顶礼膜拜,或者是经验主义地一味强调事实的有效性,仅凭当代的一点现实,而对大师的思想采取全盘抛弃的态度。
在1971年发表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一文里,吉登斯除了不厌其烦地介绍了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三位的思想本身,还着力探讨了他们各自所置身的社会政治思潮背景及其与本人思想品格的关系。他突破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不再只是把涂尔干和韦伯视为与马克思相对抗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而是着重指出他们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分析他们彼此之间多方面的传承和对话关系。
(二)对三大思潮的批判
吉登斯对社会学传统上的“正统共识”一贯持批判的态度,并以此为起点,寻求自己的突破口。其中,他最集中批判的对象,则是实证主义、功能主义和进化理论。
对于实证主义,吉登斯反对将社会科学类比为自然科学,在方法、预设、目标等方面作不切实际的设想。他认为,由于人具有反思性,因而因果法则不可能具有像自然科学中那样的解释力。而即使在自然科学当中,观察、解释与理论的立场之间也是有着必然相关的。他明确指出,社会科学中描述与解释有着本质上的相关,必须引进哲学层次上的思考。
对于功能主义,吉登斯认为,社会再生产不能通过诉诸自存系统的“需要”完成自我解释,所有的再生产都是具有其或然性和历史性的,并最终落实到具有能动作用的行动者的时间当中。社会学应该关注行动者本身和他们的行事理由。另一方面,行动者的认知能力又始终是有所限制的,要考虑到行动的未被认识到的条件和行动的意外后果。吉登斯希望以此来避免功能主义目的论的解释。
对于进化理论,吉登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所有以历史进化观为预设的理论。他认为,历史进化观存在四大危险:(1)单线压缩,即将广义进化压缩为狭义进化,认为封建主义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先驱,是资本主义进化历程中的一个普遍阶段;(2)对应压缩,即想象在社会进化各阶段与个体人格发展各阶段之间存在一种对应的关系,假定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反映在人格发展的复杂程度上;(3)规范错觉,即将那些优势力量(如经济、政治或军事)等同于一个进化等级中道德上的优越性,这一倾向隐含了种族中心主义的立场;(4)时间歪曲,即认为历史只能撰写为社会的变迁,将“历史”与“历史性”混为一谈。
(三)吉登斯思想的基本立场
1.理论取向

吉登斯所面临的问题总的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现代社会究竟是如何变迁的?其次,相较以前各个社会形态而言,现代社会的变迁有着怎样的特殊性?再次,为了认识这样的变迁,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以往的方法是否需要变革?如果需要,又该如何变革?
面对这些问题,吉登斯首先要做的是对自己将要展开的工作的基础有一番清醒的认识。
首先,在理论的基本分析层次方面,吉登斯认为,社会理论目前在本体论意义上挖掘的深度不够,未能很好地融合当代哲学的最新进展,从而不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实践的本质;
其次,在理论建设方针上,他认为必须倡导理论的多元取向,在清理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经典,并对功能主义、实证主义、进化学说等范式及其各自衍生的虚假预设逐一加以剖析,破除“正统共识”,汲取各种新进的视角;
再次,在理论具体分析对象的背景方面,他认为必须紧紧围绕现代性及其分裂、扩散的宏大过程,尤其是在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日趋激烈的知识环境当中,置身具有高度发达的现代性因素的社会,更加要恰如其分地认识、把握现代社会的变迁。在研究社会发展和变迁的时候,注意不要偏重社会,忽视个人;偏重经济,忽视其他角度;偏重外在成就,忽视内在心理,等等;
最后,在理论自身旨趣方面,吉登斯的基本认识是在现代社会中,所谓的“常人”与“专家”之间,“日常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织渗透关系。他以此为基础,深入探讨了“双重解释学”的问题。具体来说,社会科学的逻辑必然包含两套意义框架,一是由普通行动者构成的充满意义的社会世界,一是由社会科学家创造出的元语言。它们在社会科学的实践过程之中相互交织在一起,始终存在互渗的关系。此外,虽然吉登斯较少涉及法兰克福学派,但批判理论的继承与改造显然是他关注的一项核心问题。总之,在高度现代性的民主社会中,在个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之下,如何坚持并发展一种批判性社会理论的观照角度,是他全部理论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2.方法论取向
吉登斯认为,对哲学性的论题的探求是社会理论的应有之义,但社会理论首先应尽的义务和广义上的社会科学一样,都是阐明社会生活的具体过程。社会科学家应该对哲学论题保持敏锐的关注,但不等于陷入纯思辨的探求而不能自拔。开展经验性的社会研究与进行形而上层次上的哲学探讨,这两方面应该是能够相互借鉴的。
一味地将社会理论引入高度概念化的抽象认识论问题,是极具误导性的风气。我们应该关注社会生活中更具“本体性”的特征,重新构造有关人的存在于行为、社会的再生产与转型的概念。结构化理论在本体论层次上有所诉求,即关注作为总体类属特征的人类的能力和根本处境,正是这些因素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产生和塑造了社会事件和社会过程的进程与后果。
“系统的体系”是吉登斯有意避免的。在他看来,这不是方法论上的谨慎或疏忽,而是对社会实践的强调,特别是对社会实践的或然性、对行动者在社会实践中体现为权宜性的转化能力的重视。吉登斯为了与结构主义、系统理论和唯意志论划清界限,区分出了社会分析的两种形式,即制度分析和策略性分析。制度分析是指暂时悬置行动者的技能与自觉意识,集中考察作为反复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的规则与资源的制度;策略性分析是指暂时悬置对社会层面上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制度的分析,集中考察行动这是如何反思性地监控自身的行为,如何利用规则与资源构成互动的。但这种分析层次上的两分也只不过是权宜性的方法。
此外,对于“正统共识”共有的二元对立取向,吉登斯鲜明地提出,必须把这种二元论改造成二重性。这便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它综合了各种解释社会学和结构社会学,在研究中注重协调考虑人的能动作用与结构的要求,既注重“语言学转向”的意义,也不把社会完全看成是个体主体的创造物。
3.理论的批判性
吉登斯始终坚持认为,自然科学的有效性批判标准不能运用在社会科学上。因为在社会行动中,理论知识成了行动理性化地反省从而改变自身的因素。虽然社会学的知识在表面上看来缺乏积累性,范式化程度较低,但绝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说这一学科不成熟,不如自然科学更“科学”。我们可以沿循以下思路展开考察:(1)在社会学中,理论不是严格受事实决定;(2)专家知识和常人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是高度互渗的;(3)理论知识存在“自证预言”或“自我否定预言”的效应。
在双重解释学和反思性问题的前提下,吉登斯认为社会学的职责是促进自我启蒙。他坚持理论的批判性,并坚持理论批判和经验研究根本就不是彼此分离的两种东西。吉登斯指出,结构化理论就是一种批判理论。他指出存在四重批判,即知识的批判、实践的批判、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道德的批判,它们的预设前提色彩是不断加重的。
吉登斯还明确指出,一种可以称得上是批判性的理论,即使没有过多“确定性的前提”,也应该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具有“启发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保持米尔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样的想象力包括三重形式:历史学的视野、人类学的洞见和对未来丰富可能性的乐观向往即“乌托邦现实主义”。
4.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看法
吉登斯认为,自己始终致力于创立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崭新思路,而不是提出什么“普遍法则”。尽管人们认为吉登斯开创了自己的“结构化理论”,但他却认为迄今为止根本就没有什么理论,理论的建构只是项有待遥远的未来实现的远大抱负,而不是社会科学目前实际所能追求的事业。社会科学的宗旨不能局限于建立什么法则,他应该是解释性的,作用在于促进自我批判和自我解放。
吉登斯很明确地区分了“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在他看来,社会理论涵盖了各门社会科学都共同关注的问题,探讨的是人的行动与行动当中的自我,研究应该如何把握互动及其与制度的关系,并努力把握社会研究的实践意涵。而社会学是一个相对狭隘的概念,关注的只是“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
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是伴随着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产生的。现代性的一系列社会变迁,其深度与广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个社会生活出现了巨大的断裂(但这只是“高度现代性”或现代晚期,还不是后现代性)。而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既是对这种变迁及结果的理解与解释,本身又是这种变迁的后果与原因。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一文是第二章,吉登斯关于社会学理论的前景提出了九个观点:
(1)观点一:社会学将逐步摆脱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社会思想的遗影。
(2)观点二:伴随着社会学争论而来的是将出现新的理论综合。
(3)观点三:社会学分析的主要对象将被深刻反思。
(4)观点四:社会学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视对世界体系的研究。
(5)观点五:社会科学内已有的学科划分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6)观点六:社会学家将重新培育出一种对长期的大规模社会转型过程的关怀。
(7)观点七:社会学将进一步强化对社会政策或改革实践的研究。
(8)观点八:社会运动将继续对激发社会学想象力起主导作用。
(9)观点九:社会学像以前一样仍然是一门富有争议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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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21-01-29 00:19 | 2 楼
刘海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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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颖读书总结(9.20—10.22)

【书单】
4.1《现代人与宗教》   
4.2《货币哲学》
4.3《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4.4《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   
4.5《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4.6《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   
4.7《现代性的诊断》   
4.8《时尚的哲学》   
4.9《生命直观》   

【读书报告】

货币、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关于齐美尔思想的总结评述

一、齐美尔与《货币哲学》
齐美尔货币理论的重点不在于分析货币的社会经济机制,重点关注的是货币及其制度化的发展对人们现代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的内在品格、精神生活的影响。
(一)货币与个人的精神品格
货币对人精神品格影响的具体表现:
1.社会关系的客体化。
齐美尔认为,正是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交换关系,导致了个人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分离,进而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客体化。
2.社会不平等的衡量尺度。
齐美尔认为,货币是衡量社会不平等的一把尺子。大家生来不平等,通过货币的数量与积累,以及货币所代表的身份、地位之间的差别,从而使人们更加清楚明显的感觉到社会的不平等,进而加剧社会矛盾。因此,货币最重要的是信心,不是信用。
3.货币引发手段与目的的文化倒置,从而加剧了世俗化倾向。
齐美尔认为,经济活动导致了人们心理认识和心理依附的重心转移,货币替代其它的价值成为生活追求的最终目标。“货币作为手段”与“货币作为目的”两者之间出现了倒置,货币这种“最终目的”造成了生活世界的物化和客观化。最终,人的精神中最内在、最隐蔽的领域也被货币的最终目的所占领了。换言之,金钱不仅成为物质-经济世界的流通物和统辖者,还是精神世界的流通物,占领了精神世界的地盘。这一过程加剧了现代生活的世俗化倾向。

4.货币与自由。
齐美尔对自由的理解包含两层含义:(1)自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与他人相关联,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2)所谓的个体自由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量的客观化,排除主观的、人为意志的干预。金钱把个体从各种主观的、“确定的”关系中(如:封建义务、财产占有)解脱出来,给现代人的个性和自由开辟了无限广大的空间。总之,货币经济哺育出人们对自由观念的诉求,金钱文化也支撑了人们对平等观的诉求。
(二)货币经济与社会文化
金钱在现代社会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效果:一是货币经济导致社会文化的平均化、量化和客观化。二是货币经济使得个体保持自由与内心的独立。

二、齐美尔关于现代性的诊断
在齐美尔看来,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即根据内在生活的反应来体验和解释这个世界。齐美尔关注的问题:现代生活的状况对个体人格的完善有何影响?他从社会分化、货币经济、都市生活、文化冲突四个角度来理解。
在社会分化的分析中,齐美尔着重论述了个体主义,个体主义分为两类:数量的个体主义(着重人所共有的)+ 质量的个体主义(强调人所独有的)。社会群体的扩展,带来了第一种个体性观念,但也促进了第二种个体性的产生。
在货币经济部分,齐美尔强调交换被符号化为一种特殊的实体,即货币。稳定的货币体系的存在,极大的扩展了人类行动的范围。  
在都市生活中,齐美尔提到了一个问题:都市的心理生活如何?他将都市社会环境作为自变量,个体心态作为因变量,展开分析与讨论,最后得出了现代都市人的性格特征:理智之上、计算性格、傲慢冷漠、矜持保留、自我表现。
在文化冲突部分,齐美尔首先讲了文化的三种模式:(1)文化对抗性模式:个体被视为文化的创造者,文化被视为一种社会体系;分析原则是创造者与创造物之间的对抗性 ;由此引发的现代症状是:文化不适。(2)文化矛盾性模式:个体被视为文化的消费者,而文化被视为文化交换过程在其中发生的市场 ;分析原则是矛盾性;导致的问题是“夸张的主观主义”。(3)文化二元性模式:个体被视为文化的接受者,文化被视为一种社会结构;分析原则是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二元性;导致的问题是“文化悲剧”。齐美尔最终揭示了现代文化的三个主要问题:个体化、夸张化、麻木化。(关系:相互补充和加强)
三、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在这里,我主要对现代文化的矛盾、文化的危机、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三篇文章的内容进行梳理总结,这三者反映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客观性与个性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文化的客观性与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主体文化即“个体文化”是行为者生产,吸收和控制各种外在文化因素的能力和倾向,内化在行为者当中。客体文化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各种文化因素,如宗教、哲学、组织、团体等,外在于个体,影响个体生活的每个方面。在理想情形中,个体文化影响塑造着客体文化,并同时接受客体文化的影响。但客体文化一经生产,便获得一种客观性特征,摒弃一切主观性和个体感受性,代之以纯粹的逻辑客观性。于是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却按所有的客观特性和人的主观自由要求相对立,人们生活在一个需求和愿望都受到客观文化控制的社会中。
文化的发展和人的异化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1)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专业化提高了人们生产各种文化因素的能力,主体却越来越难以把握。(2)客体文化在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紧密相关的文化领域急剧扩展,“知识分子”越少,专家越多。(3)精细的劳动分工使人们看不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工作毫无意义,没有刺激,没有创造,只有机械的重复,工作中人际的交往,也只是于自己差不多的人之间的会面,没有多少新奇事物可分享——“文化的悲剧”。以货币经济的发展具体说明。
(二)货币哲学
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处于统治地位,是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主要结果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总和,集中反映了文化的客观性、现代精神的合理性、不可靠性和非人个性(客观物质文化越发展,人的个性与创造力越衰退),货币发展增强了理性主义趋势,社会越来越理性化非人化,给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带来很大变化和影响:(1) 社会关系建立在以货币为基础的强有力的契约上,个人间关系带有个性和感情因素,不再发生作用,量的抽象计算进入社会交换过程,货币成为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物,人与人交往实际成为物与物之间的交往;(2)劳动者和劳动产品分离成为可能,劳动原本是为了实现人自身目的和自由发展,结果人在自己产品中不能发现自身,且还要受其压迫束缚;(3)人与人结合相互交往,纯粹为了有限目的,在普遍的货币关系中个人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4)各种文化客体相互联系,而与人的个性和情感联系日益淡薄。
(三)个人与社会
个人与社会表现为双重关系,即个人必须在社会中生活而不能与他脱离,但同时又与社会对立,个人在现代社会文化体系中地位的特征是对社会的疏远和异化。 具体表现为:(1)群体规模扩大,加大了个人之见的距离,个人有可能摆脱群体的全面控制和监视;(2)现代组织和社会的集中和专门化的牺牲个人丰富性为代价,限制了个人出自内心的自发行为和自由发展,个人间距离加大的同时使人感到疏远和异化的力量;(3)个人只有在社会联系之外才能找到其真正自由,而这又是不可能的(对社会的疏远和异化)。
矛盾无法解决,人类理性化和客观化进步是必然的,社会发展的要求和社会分化扩大,导致专门化,由小群体到大群体,开放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人们感到文化客观性的压抑但不得不接受。
(四)社会分化
在现代工业社会,许多工作被分割为不同的劳动过程,由不同的人来进行,有许多的社会角色可供选择,社会分化引起互动形式的两个根本性变化。(1)群体的组成原则发生了变化,“有机的标准”转向“理性的标准”。有机的标准:家庭或部落像一个生物有机体一样,其组成部分先天地、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理性的标准:推理和逻辑,以理性为基础的群体的根据个人目的、偏好,自身条件而作出的合乎理性的选择。(2)社会群体数量的增加,不仅造成了角色的冲突,而且也为个性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Posted: 2021-01-29 00:20 | 3 楼
孙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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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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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颖读书总结(2020.12.5—2021.1.28)

【书单】
1.《合法化危机》
2.《包容他者》
3.《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4.《交往行动理论》(一、二卷)
5.《哈贝马斯精粹》
6.《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7.《后民族结构》
8.《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9.《后形而上学思想》
10.《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11.《认识与兴趣》

【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一:交往行动理论

(一)理论背景
哈贝马斯认为,从19世纪末叶起,就开始了晚期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以下明显的发展趋势:
1.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因此国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不再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2.异化不再表现为经济上的贫困,因此也不再是工资中所体现的权力关系的表现。
3.无产阶级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承担者。
4.苏联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与发展对西方已没有影响,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已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进行自我调节。
5.科学研究与技术日益相互依赖,科学与技术成了主导的生产力。
哈贝马斯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这种趋势,同马克思当年生活于其中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截然割裂开来和绝对对立起来,并据此认为,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过时。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错误在于忽视了技术生产力的科学发展是价值源泉。他认为,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逻辑变成社会的逻辑是对的,但马克思把哲学批判变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不对的。哈贝马斯抛弃了所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还原主义,致力于用语言学去研究批判理论的基础。他把凭借语言来进行的交往形式,当作一种理想的交往模式,进而建立了他的交往合理化的理论体系。P12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使阶级冲突熄灭了,因而最近一二十年来,加剧发生的冲突就不带阶级斗争的性质,所涉及的已不是经济、政治问题,而是生活质量问题、平等问题、干预问题和人权问题。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体系压抑了人的本能欲望,禁锢了人的思想,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为此必须改革文化,消除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一致。 P13 在这种社会里,由于国家干预倾向的不断加剧,由于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发布的命令已侵入了交往者赖以生存的生活世界,这就使主体之间进行的“对话”变成了争辩,交往双方各自为自己的主张或行为进行辩解,随意对待作为行动规范的规范,规范仿佛是产生于进行辩解的需要,为使由此产生的社会弊端、矛盾和冲突平息下去,为使这种不合理的、被歪曲的交往合理化,这就要求交往不受国家,不受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干预,使交往者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强制的生活世界中。他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一致”的交往合理化理论,就是为此而设计出来的。
(二)理论概要
一、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
自启蒙运动开始的二百多年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把人类带进了一个极丰裕、极舒适的物质世界,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人类的物质生活更臻完善,启蒙运动所要建构的“蓝图”似乎实现了。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发现这个“蓝图”并非如最初的想象般完美,在物质生活高度发展的同时,人类的精神活动却日渐萎缩,到了20世纪90年代,不少学者都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制度抱有悲观的看法,并产生诸多疑问。
对哈贝马斯而言,韦伯是第一位明确地质疑启蒙运动预言的学者。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启蒙运动的理想,但他指出,无论在逻辑和方法论的层面上,还是在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如启蒙运动的学者想象般,可以同时解决价值和政治问题。科学技术处理的是事实层次的事项,而道德和政治上的问题却属于价值层面的事物,我们是不能从事实层次推出价值层次的结论的。从现实的发展历程来衡量,我们反而有理由相信,科技的发展虽然带给了人类物质生活上的高度享受,却同时建造了一个“铁笼”把人困于其中。
1.对韦伯合理化进程的批判
韦伯对西方理性化历程的分析认为,“世界观解咒”是导致社会理性化出现的前奏,哈贝马斯对这一观点持赞同的态度。世界观解咒是指普世式的宗教在不同的地方发展起来,导致不同的文化领域的区分,以及具有巫术和神秘色彩的世界观接替,代之而起的是由此种总教官引发的一种普世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相信一个有意义和有秩序的宇宙的存在,并且人类在此宇宙中有其特定的位置。但哈贝马斯认为,韦伯没有清楚地解释这种世界观的转换是如何可能的,又是如何产生理性化的发展的。韦伯从个人行为的取向角度来解释世界观的变换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他认为清教徒的生活方式使个人行为的价值取向愈趋功利和计算,这播下了工具理性当道的种子。而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忽视了理性化过程中个人“意识”上的改变。他认为,现代人意识结构的形成才是上述理性化历程发展和出现的先决条件,或者起码是相辅相成的现象。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对西方理性化过程的分析,只看到了事实的一面,即从二百多年来西方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衡量,科技理性将人控制住了,而且有愈变愈烈的趋势。然而,哈贝马斯认为这不是西方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韦伯把理性发展过程的“形式”或“逻辑”和其发展的“内容”或“动力”混淆了。前者是指理性的所有特质,而后者是指西方历史发展上的一些偶因。近数百年来西方理性化的发展过程只是展现出这些偶因的特征,我们不能以此来断定科技理性的控制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哈贝马斯和韦伯等人一样,认为西方社会发展至现在,科技理性几乎控制了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也严厉地批判了科技理性对现代社会产生的坏影响。然而他和韦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并不是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有其他发展上的可能性,我们不必以悲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只要我们采取另一个分析角度,事物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脉络。
哈贝马斯采用了皮亚杰的遗传结构理论,从个人成长意识的发展过程来解释世界观转变的情况。人类从婴孩至成年要经过若干个心智发展的阶段,我们以“自我中心”来指称孩童的心智状况,以“非自我中心”来指称成年人的心智状况。哈贝马斯以孩童期的心智状况来比对生活在具有巫术和神秘色彩世界观的人类情况,这时人没有发展出自我与他人之分别,也不能把宇宙和生活上的不同领域分辨开来;相对应地,他以成人的心智状况来比对世界观解咒后的情况,这时人类把自我和他人分割开来,同时亦可把不同范畴或领域的事物区辨开来。哈贝马斯理论的一个要旨,是要证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现代事业”并未走到穷途末路,其历程仍未完结。
2.新的理性角度的提出
哈贝马斯明确指出,不同世界观的区分或不同文化领域的区分,是指三种世界领域的区分: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这三种不同的世界分别对应三种不同领域的事务:自然现象、道德法律和艺术。每一种领域和事务,都具有不同的理解和判断标准,即具有不同的有效宣称:客观世界对应着真理宣称、社会世界对应着正当宣称、主观世界对应着真诚宣称。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有不同的理性标准去理解和评估不同领域的事物,这是人类理性化过程的结果。对哈贝马斯而言,西方的理性化过程包括人之宇宙观的发展以及个人自我心态和意识上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指个人层面的理性化过程。在他的心中,世界观解咒不单是指人类采取了一个认知的态度去理解外在世界的事物,同时亦是指人类懂得用理性的态度跟别人交往,并且接受不同的演绎角度去解决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理性是指沟通理性而言。哈贝马斯对西方理性化过程的理解和韦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把理性化过程等同于目的理性的理性化过程,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广阔的理性概念。哈贝马斯把合理性理解为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的一种素质。合理性体现在总是具有充分论据的行动方式中,合理的表达要经得起客观评价 P69
哈贝马斯指出,一直以来西方学者都循着一条延续了“笛卡儿典范”的“单向理解”模式分析社会及人的现象。这一单向理解的模式,不论是在认知层面上、在验证的程序上,还是在建构“理性”概念的过程里,都预设了外在世界的客体是独立于主体个人而存在的,认知主体和被认知客体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并具有一套不受主体影响的客观方法或程序去达到这些目标。用这套模式了解西方理性化的发展过程,就不难得出如韦伯等人的悲观态度和看法了。但哈贝马斯指出,现代社会并非只能够提高人的物质享受,而在其他层面的发展上一无是处。现代社会虽然产生了科技理性的独断,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解放之可能性。
哈贝马斯认为,从单向理解的模式去检视西方理性化的过程,是看不到人类其实有另一条可能的出路的,也看不到人类的存在并非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人做基础,而是以“双向理解”的沟通做起点的。从双向理解模式出发,结合共识真理论与普遍语用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是如何可能代替“工具理性”,作为分析社会的架构的。哈贝马斯的分析重点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层面上。从人存在的基本层次看,这意味着沟通是人性的一种本质,或者说是人际间的相互理解是人存在的基本要求。
二、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与系统理性化
哈贝马斯从沟通理性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是循着一个进步的方向发展的。从个人层面看,世界观解咒和不同文化领域的区分丰富了人类对事物的演绎角度、增加了人类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胸襟、同时也促使人类透过沟通来疏解冲突的意见和纠纷。哈贝马斯心中的现代社会救赎之路,是建立在沟通理性的可能性上的,而这一可能性又表现为个人意识的提升和发展。但是,个人的发展只能够在相应的社会脉络和系统之下进行,这里涉及个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个人与制度的关系可以分别从解释和政治两个层面来分析。在解释范围内,涉及理解社会现象是以微观个人层面还是以宏观社会层面作解释的起点;在政治范围内,则涉及个人在面对制度的压力时,如何展开个人的自主性问题。哈贝马斯尝试建立一个糅合了个人和制度层面的双重架构——“系统-生活世界”来回答个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
1.生活世界及其理性化
对哈贝马斯来说,“沟通行动”和“生活世界”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了解“生活世界”的概念对理解“沟通行动”具有重要意义。人类之所以能够沟通并且发展出以没有制约的论辩来作为协调的准则,主要是每一个人都拥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拥有一组庞大而并不明确的背景资料和知识作为人类沟通的指引,哈贝马斯跟随现象学的传统,将这些背景资料命名为“生活世界”。换句话说,沟通行动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人类存在于共同的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一方面代表着一种规范人类互动的整合准则,指谓着人类共同接受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构成个人行为取向的养料;另一方面,生活世界被理解为是一个研究架构,代表着研究者同时是社会参与者,采取了一种介入自己价值判断的研究路径。
哈贝马斯指出,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会和人格三种结构,不同层面的沟通具有不同的意义。在文化层面上,人类间的相互沟通不单只依赖文化资料和媒介,而且在沟通的过程里,会同时传进和更新文化的知识;在社会层面里,此沟通行动不单只调节不同意见或社会行动,也会促使社会整合和加强人类的归属感;在人格层面,沟通行为实现社会教化的过程,并促使个人自我观的建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结构及其演变是部分地取决于生活世界的存在和变动的,具体地说,生活世界构成了社会的符号意义层面,由此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更新。这也代表了社会调节的机制由依赖制约转为依赖理性的讨论。
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待生活世界理性化的过程:生活世界结构上的区分、其结构上的“形式”与“内容”的分离、符号意义层面上的复制过程之反思性的增加。所谓生活世界结构上的区分,是指文化、社会与人格者三种结构不再笼统地被具有神秘色彩的世界观所控制,而是各自顺应着理性交往的角度独立起来。传统文化不再扮演不可争议的权威角色,而是处于一个不断作自我反思和改进的状态;社会秩序的建立及其合理性愈来愈依赖一些程序去决定其合法性;个人自我存在的形成不断透过对自我的肯定而建构起来。这些生活世界上结构的变动,是随着人类以沟通代替对权威的盲从才成为可能的。所谓生活世界“形式”与“内容”上的改变和分离,是指人类思维和理解能力上的提升和抽象化。人类在建立自我认同时,不再像往昔一样依赖神秘世界观里的权威崇拜,而是依赖一些因素如沟通的预设、论证程序以及抽象的基本价值理念等。现代社会的法律秩序和道德规律,愈来愈建立于一些较普遍的率则之上,而不是具体的特殊内容;个人社会化过程里所获得的认知能力和性格结构,愈来愈不依靠个别具体文化知识,而是建立于上述的抽象普遍原理。所谓符号意义层面上的复制过程之反思性的增加,是指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不同的社会制度里,甚至是教育下一代的过程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性上的反思日益占据着主要的位置。
2.系统及其理性化
系统这一概念对哈贝马斯而言有两个意思。一是系统作为社会的制度或组织,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系统与日常生活世界同时具有调节人类行为的作用,其分别在于生活世界是在价值层面上规范人际活动,而系统是从功能层次调节人类不同目标的生活方式和取向;二是系统与生活世界一样,也是研究社会世界的分析架构。系统在这里意指研究者采取一个观察者的客观角度,去分析和了解社会现象;同时也代表着一种系统分析方法,把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去了解,重视其结构和功能的层面。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用他的话说,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要了解这一现象,就要考察系统的理性化过程。
哈贝马斯把系统的理性化过程分作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平等式部落社会”,在这一阶段里,具有神话色彩的世界观不但促使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同时也给人类日常交往提供意义基础;第二阶段是“等级制部落社会”,这一阶段里,社会在本质上和平等部落社会没有多大的分别,系统整合和社整合仍然是源出一致。就以上两种社会的情况而言,生活世界和系统并没有分开来,甚至在具有神话色彩的世界观的支持下,系统的发展是以生活世界里的符号意义为基础的。这个情况一直维持到政治权威的出现。政治权威的权力并非来自世袭集团或家族,而是建立于司法制裁之上的。权力机制跟亲族结构分离开来,慢慢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即国家。在国家中,过去具有神话色彩的世界观被语言结构代替了,这一状况可以称之为“神圣语言化”,即人民在日常和政治事务的中的共识是透过语言对话而达至的。这一阶段即第三阶段“政治阶级分层社会”,在这一阶段,货物在市场上的交易由金钱做中介。慢慢地金钱变成了主宰社会的机制,到最后,经济由政治秩序分割开来,就出现了第四阶段“经济阶级结构社会”。
西方理性化的过程,首先出现在生活世界的层面。由于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人类的各个文化领域各自独立起来,人类意识到不同范畴和层次的事物有其各自不同的真假和对错标准。慢慢地,个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和自主性不断增强,理性思维代替了原来对神圣事物和权威的崇拜。但与此同时,社会系统也随之扩张和复杂化。我们以个人参与者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现象和结构的同时,也不得不运用系统的方法,以观察者的身份去进行理解和分析。在存在层次上,系统对个人的制约也日益显著。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悖论。
三、现代社会的病态:生活世界殖民化
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产生的制约展开批评,其中马克思的批判最为严厉和深入。马克思从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的角度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把人类生活上的各领域商品化,使得现代人处于一种疏离的状态中。然而,对于哈贝马斯而言,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困境的分析虽然极为深刻,但他过于从经济角度着眼,把一切问题都还原到经济层面,忽视了其他制约着现代人的因素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看不到现代社会里,特别是后资本主义社会里,以科层架构出现的行政机关所产生的权力形态,是如何跟市场机制相辅相成地控制着现代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这些问题并像马克思所说的,可以简单化约为劳动力商品化的结果。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对现代社会科层架构组织的分析在某方面可以弥补马克思的缺点。哈贝马斯“系统-生活世界”的分析架构,在很多方面是跟随和借用了韦伯的观点来剖析现代社会的结构的。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还提出了“生活世界殖民化”这一概念来描绘现代社会的病态。
简单来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指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侵蚀了。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促使社会系统的出现,并由此组成社会两个不同但相辅相成的结构,但到最后系统却把生活世界控制着。
哈贝马斯以市场和国家机关为例,来说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市场是指经济系统对人的影响,其影响主要是透过金钱制约着人类的行为或生活世界。国家机关则可以是指国家透过科层式的行政架构所产生的权力来影响人的行为。换言之,金钱与权力是现代社会中制约人的行为的两个主要媒介。市场主要是透过商品的价值观来入侵人类非商品化的活动的。商品价值观具体表现为“排他性的自利态度”及“以感官欲望代替深层反思作取舍标准”这两个特征。我们对一件商品所作的取舍标准纯粹以个人喜恶的自利角度和市场的供求来决定,商品的价值只局限于拥有者身上,我们很少会对自己的抉择进行反思,更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逐渐地,日常人际关系中的“分享式”价值观被市场的“排他性”或“独享式”的价值观取代了,极度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现代人的主要生活模式。国家系统则配合着市场价值观和商品化的生活取向,以满足市民的欲望来加强其权力或法制上的认受性。由市场经济和工具理性作主要成分的科层架构的社会组织和行政系统,不断影响和制约着人类行为,从而加重了人类存在的疏离感。
小结:《交往行动理论》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行动合理性。1.从一般理论角度说明基本行动的合理性。 2.从方法论角度说明行动合理性是人参与客观外界的入门。  3.从经验问题角度说明社会现代化就是社会合理化。
(三)理论评价
1981年哈贝马斯发表了《交往行动理论》,该书以语言、逻辑作为工具,创立了交往行动的理论体系,从而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P12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总结了他过去在其他许多著作中表述的三大思想。(1)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2)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已过时。(3)要建立一种新的理论。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阐述了他的新理论的特点。其一,按照形式上的实用主义的描述方式,通过语义学的语言,先验的现象学的生活世界观点来进行分类。他提出要改造与体系理论和行动理论二元论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其二,系统地探讨了社会交往理论对社会发展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否定通过理论历史方式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他认为,社会交往以一定的形式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交往不仅是现存发展方式的再生产过程中的动力,而且也是社会发展模式改变的动力。 P13
 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动要符合以下五条规则。(1)交往合理性的理论应包括认识的工具性的合理性、道德合理性及美学合理性形式。 (2)形式的实用主义的合理性概念的系统内容,应该通过紧密地与现象逻辑学的生活世界观点相联系,来加以补充。他认为交往行动与生活世界之间应该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的。他从结构上和职能上区别了生活世界通过交往行动所进行的再生产。他认为,通过交往行动所进行的再生产,在结构上和职能上是不同的。 (3)交往行动规则是一种社会体系状态的特殊的社会文化统一的标准。 (4)对这种社会演变论的关系,要从理论上进行阐述,需要有一种符合规定的、能长期站得住脚的现代的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必须从交往合理化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现代化发展趋势的立场出发,而不能用一种落后的社会病理学的尺度,对所有合理化和现代化进行批判 。(5)要对现代文化进行分析。一方面,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文化之所以丧失了它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因为它只对专门的行动领域和辩论领域发生作用,只具有相对的独立作用和内在的历史。另一方面,因此,日常群众的意识就丧失了它的综合性的力量以及生动活泼的证据。他认为,必须从交往的合理化中得出一种新的、使各种专门文化相互之间真正一致的统一性,这种统一的现象是随着交往的日常行动面出的,而不是后退到从传统的意识形态,从宗教和神秘的传说中去寻找。 P14-16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是一种试图通过人们内在的活动,即学习、思维、辩论等主观因素,参与当代社会政治生活,推动当代社会发展的社会演变论。但这种交往行动理论最突出的错误有两点。(1)不是通过物质的实践,而是通过学习,思维,辩论,交换意见等主观因素来推动社会发展。 (2)完全否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从而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否认无产阶级是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承担者。P18 



读书报告二:话语政治——公共领域问题与合法化危机

一、公共领域问题
(一)公共领域的起源

举凡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场合,我们都称之为“公共的”, 公众舆论、专制或开明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的主体是作为公众舆论之中坚力量的公众。公共性(如法庭审判时的公开性)所发挥的主要是评判功能。
到了大众传媒领域,公共性的意思又有所变化。它从公众舆论所发挥的一种功能变成了公众舆论自身的一种属性∶公共关系和公同努力,新近被称作“公共劳动“。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有些情况下,人们把国家机构或用来沟通公众的传媒,如报刊也算作“公共机构”。 对“公共”和“公共领域”等词的所有意思进行社会历史分析,有助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把握语言的不同历史阶段。
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出现和发展与个人的一些特殊标志是密切相关的∶如权力象征物(徽章、武器)、生活习性(衣着、发型)、行为举止(问候形式、手势)以及修辞方式(称呼形式、整个正规用语),一言以蔽之,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 贵族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在 15 世纪法国布良第宫廷中达到了极致。著名的西班牙礼节是这一最后繁华时期留下来的活化石。
 封建社会里不存在古典(或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模式。 “私人所有权”和“公共所有权”在封建社会显然是融为一体的,它们同源同宗,都依附于土地,因此,也可以把它们当作私有权对待。新的代表型公共领域最早出现在佛罗伦撒,接着又出现在巴黎和伦敦。它源自意大利北部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贵族文化。它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吸收了始于人文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化∶人文主义最初是在宫廷生活中形 由于宗教改革,封建王权发生了分化,首先突出表现在公共财政和封建君主的私人财产分离了。公共权力机关具体表现为官僚制度和军队。统治阶层最终从等级制度当中走了出来,发展成为公共权力,部分归立法机关,部分归司法机关。劳动阶层一旦在城市企业和某些乡村阶层中扎下根来,就会发展成为“市民社会”作为真正的私人自律领域,“市民社会”和国家是对立的。
(二)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 P80 
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轮廓可以用下面的社会结构图来概括: 私人领域(市民社会、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 政治公共领域 + 公共权力领域(国家公安机关)+ 文学领域(公共领域、俱乐部、新闻界):狭小的内心世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市场、商品市场、“城市”+宫廷(王公贵族社会) P84
【机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干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 P96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的英国出现的,现代议会制度。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社会学前提:自由竞争的商品所有者具有自律性质的社会关系 P176
【公共舆论】:总体上表现出了这样一种趋势,即公众舆论的力量使得社会权力大而无当。公众舆论的统治表现为多数入和普通入的统治∶ P197 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不再主张消灭权力,相反,它应当对权力加以分配;公众舆论成了权力的唯一约束机制。穆勒坦言,从此以后,人们必须留心别让公众舆论的权力吞噬其他所有权力;穆勒的这番话揭示了改变解释权力的原因。P201 公众舆论看起来已经从一种解放工具蜕变为一种压迫机制;面对这样一种公众舆论,自由主义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重新使用舆论自身的公共性 P201 自由主义告诫人们要提防政府权力集中化,这就是提醒了社会主义者关注其自身的观念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所共有的问题的前提∶即社会再生产的“自然秩序“。P205
(三)公共领域社会结构的转型
公共领域社结构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 P217
随着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机制化,这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利益渐趋融合 P219 因此公共权力在介入私人交往过程中也把私人领域中间接产生出来的各种冲突调和了起来
2.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两级分化 P227
家庭不单单丧失了资本形成功能,更多地也失去了其基本的传统功能和引导功能 P231 私人生活走向公众化。城市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市郊住宅形式。
3.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 P235   
市民文化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因为沙龙、俱乐部和读书会中私人的批判意识并非直接受制于生产和消费的循环,受制于基本生活需求。因为这种批判意识即便以纯粹的文学形式(对主体新经验的自我理解)出现时,也具有希腊意义上的“政治”特征,亦即,从基本生活需求中解放出来;因此,后来降低成一种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观念,才能在这里形成。 P235 市场规律控制着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如果它渗透到作为公众的私人所操纵的领域,那么批判意识就会逐渐转化为消费观念。
4.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瓦解的线索。
公共性不仅在公众面前呈现了统治的合法性,还操纵了公众。批判的公众遭到操纵的公共性的排挤 P250
二、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由于现代技术的高速增长,管理和控制的过度强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危机。除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外,文化危机以及行政系统的合理决策和有效协调等问题,是更严重的危机。
(一)社会科学的危机概念
危机一词最早是医学用语,指疾病的一个阶段;随后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系统论的危机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当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需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
社会系统的环境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外部自然、社会系统(通过符号与其社会环境区别开来)、内在自然(社会成员的有机基础)。外部自然是在生产过程中被占有的,内部自然是在社会化过程中被占有的,社会系统用生产力来使外部自然社会化,社会系统用规范结构来使内在自然社会化。
在原始社会形态中,大多数是由亲缘、外因诱发的认同危机;传统社会形态中是阶级统治、内因诱发的认同危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是雇佣劳动与资本、系统危机。经济危机是世界历史上关于系统危机的一个例证。系统危机的特征在于:处于互动关系中的成员之间的辩证矛盾具体表现为结构所无法解决的系统矛盾或控制问题间确定在三个发展维度上——生产、控制、社会化。
(二)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
哈贝马斯由一种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结构特征的模式(经济系统、行政系统、合法性系统、阶级结构)入手,来推论出这种社会形态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倾向的类型(哈贝马斯将危机倾向分为三大类:经济危机倾向、政治危机倾向、社会文化危机倾向),用经验来判断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存在的危机倾向真正会产生出来并且蔓延开来(4~7章主要讨论了经济危机原理、合理性危机原理、合法化危机原理、动机微机原理)。
如果社会文化系统发生彻底变化,以至于其输出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的功能要求,就可以说是动机危机出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最重要的动机,就是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
由于政府采取行动,积极避免危机,因此,经济危机就被转移到了政治系统当中。具体方式是,通过提供合法化来弥补合理性欠缺;通过扩大组织合理性,来弥补表现出来的合法化欠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所产生出来的一些危机倾向,它们形成一些自下而上不断推进的危机现象。但是,从国家控制危机的角度来看,这些危机倾向在一定范围内又可以相互取代。决定这种范围的,一方面是财政上可以获得的价值量,危机理论是无法有效地预测这种价值短缺的,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系统所提供的动机。因此,作为稀有资源的价值与意义之间的替代关系,对危机诊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P130)
只有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阶级结构得到改造时,或者,当行政系统所受到的合法性压力得到消除时,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合法化危机,而要想获得这些条件,就必须把对内在自然的整合彻底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化方式,也就是说,必须把内在自然的整合与需要证明的规范脱离开来。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这本书的前两部分提到了动机危机原理的两个前提:(1)动机是在符号所表现出期望结构的内在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2)动机得以形成的价值和规范与真理之间有着一种内在关系。从个体发生学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皮亚杰所说的动机发展,是同具有认知意义的道德意识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道德意识的发展阶段可以从逻辑上用一系列有序的关于规范系统和行为控制的概念来加以重构。道德意识的最高阶段是普遍道德,它可以追溯到理性官语的基本规范。相对于各种相互竞争的伦理,普遍道德不仅可以提出一种经验上的优势要求(基于在个体发生时可以观察到的意识阶段),而且也可以提出 一种系统的优势要求(根据对其有效性要求的话语兑现)(P134)  
三、话语政治
哈贝马斯主要的政治思想是话语政治。话语政治强调人们把讨论、说服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主要方式,讨论中要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它既体现在通过何种程序保证人们能够正确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表达政治意见的类型,也表现在民众达成的政治意见如何影响现有的行政权力。所谓话语政治,就是在公民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中,在话语合理化力量的推动下,通过制度化的法律媒介,以旨在实现生活世界合理化和对传统的价值和规范进行占有为目的的民主意见和意志形成程序。
进入 20世纪90年代,“话语政治”概念一直都是哈贝马斯思考的重点,最终结晶成为《包容他者》一书。
这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共和主义原理的普遍主义内涵,在今天带来了怎样的后果?结合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加以论述:1.是多元主义社会,其中的多元文化矛盾 2.民族国家,他们组成了一个跨国家的统一体。 3.世界社会语境下的公民,在他们背后,世界社会是一个风险共同体。
第一部分对一种道德的合理内涵进行了辩扩。这种道德要求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要求所有人都团结起来,共同为对方承担起责任。这种道德共同体的结构原则就是要消除一切歧视和苦难,包容一切边缘群体,并且相互尊重。这样建构起来的共同体不是一个迫使一切成员用各自的方式都彻底趋于同化的集体。这里所谓的包容,不是把他者囊括到自身当中,也不是把他者拒绝到自身之外。所谓“包容他者”,实际上是说∶共同体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包括那些陌生的人或想保持陌生的人。
第二部分涉及到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之间的争论,哈贝马斯在争论中所要阐明的是,话语理论更适合于把握罗尔斯和他共同关注的道德直觉观念。当然,哈贝马斯之所以作出回应,目的只是想把政治自由主义和我所理解的康德式共和主义明确地区别开来。P7
第三部分所要阐明的内容是联邦德国统一后重又兴起的一场争论:公民资格和民族认同。
第四部分探讨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以及在一国范围内贯彻人权的问题。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集中反映了人道主义干预的问题。针对查尔斯·泰勒所提出的社群主义观点,哈贝马斯认为,“承认政治”应当能够保障不同的亚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同一个共和国当中平等共存集体权利和生存的保障,“承认政治”也应当能够贯彻下未。
第五部分讨论的是话语理论关于民主与法治国家的基本观念。这祥一种话语政治观念特别有助于阐明人民主权与人权属于同源同宗这一事实。


读书报告三: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现代性与形而上学批判

哈贝马斯的著作中涉及到了大量的哲学思想,如形而上学批判、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政治哲学等,读起来另我头疼,因此本文以著作的形式,来梳理、总结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便于我自己对于相关文本以及哈贝马斯整体思想的理解。
一、《认识与兴趣》——批判性社会认识论
《认识与人类旨趣》由哈贝马斯在1968年出版的,它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认识论进行了历史的考察。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哈贝马斯的“批判性社会认识论”思想。试图通过对科学的批判,重新建立以自我反省为基础的,具有强烈社会性,将认识与兴趣密切结合起来的批判性的社会认识论,改善人类的社会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认识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性的概念范畴。认识是认识主体凭借工具活动和交往活动,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占有开发自然和把握人的共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人类失去了对自然,对社会世界的认识,也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彻底的认识论具有理论形式。
哈贝马斯将兴趣等同于乐趣,他认为乐趣是同对象的存在及行动的存在的表象相联系的。乐趣表达了兴趣的对象与满足欲望的能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么兴趣产生需求,要么需求是兴趣产生的基础。哈贝马斯的兴趣概念是将兴趣置于认识论的范畴之内的,兴趣的概念既包括了认识的品格,又包括了实践的品格。同时,哈贝马斯又指出,认识的兴趣不是“经验的兴趣”,而是“理性的兴趣”,它关注的不是行为的对象,而是行为本身。 
哈贝马斯认为,认识与兴趣具有三种形式,其中经验-分析的科学中包含的是技术的兴趣,历史-解释学科学中包含的是实践的兴趣,批判性社会科学中包含的是解放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是站在批判性社会科学和解放兴趣的立场上,对前两种科学和兴趣进行批判的,他认为前两种科学导致了认识和行动的分裂,阻碍了人类思想的解放。由此可见,他的认识兴趣是处于解放人类角度考虑的 。
认识与兴趣之间有五种关系,分别是:1.反对将兴趣作为一种心理行为的表现排除在认知之外。2.兴趣是认识的基础,也是科学认识的基础。3.兴趣指导认识行动进程。4.认识与兴趣处于一种“特殊的交叉形式之中”。一方面,兴趣是行动的基础;另一方面,兴趣又存在于认识和行动之中。5.指导兴趣的认识是“不变的常数”,先验存在于认识之前。
二、《后形而上学思想》—主体间性方法
《后形而上学思想》一书以“形而上学之争”为切入点,集中阐明了作者对英美语言哲学,特别是实用主义语义学(皮尔斯、塞尔、米德等)的批判与借鉴,以便在逻辑学与语义学之间开辟一条语用学的路子,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为行为理论提供有力的证明,破除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前提。
哈贝马斯主张,通过把主体间性的方法运用于意义与有效性、主体性与个体性等概念,真正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既可以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陷阱”,又可以保有启蒙理性的批判锋芒。
这本书收录了哈贝马斯九篇哲学论文,是偏哲学的一本著作。
第一编讲的是回归形而上学,主要是对20世纪的哲学思潮,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以及后行而上学思想做了一个回顾分析。第一篇移动的现代世界,主要讲了当今20世纪的四种哲学思潮以及现代思想的主题、认识与偏见。这四种哲学思潮分别是:分析哲学(罗素)、现象学(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等思想主题,都属于二十世纪哲学研究最重要的原动力。当然,它们所带来的不仅是新的认识,同样也有新的偏见。第二章讲的是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第三章讲的是后形而上学思想的主题,具体包括:程序合理性、理性的定位、语言学转向、超验的萎缩。
第二编是实用主义转型,主要论述了交往行为、语言、意义,以及它们的转型。第四章 论行为、言语行为、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以及生活世界。在交往行为中,语言理解的是共识力量(亦即语言自身的约束力能够把行为协调起来) 在策略行为中,协调效果取决于行为者通过非言语行为对行为语境以及行为者之间所施加的影响。 明显的策略行为关系中,遭到破坏的恰恰是这些有效性要求。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和策略行为当作是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的两个变形。2.1意义理论中的语用学转型 P63  3.1 形式语用学的生活世界概念。这种非主题知识的三个特征,即绝对性、总体化力量以及整体论观念,或许可以解释清楚生活世界当中充满悖论的“基本功能“,即接近经验的偶然有限性。P79    第五章 意义理论批判。1.意义理论的三个命题。2.语义学和言语行为理论的局限 P97以言表意行为是要促使面向客观世界的语言具有认识意义,那么以言行事行为则可以在言语者和听众之间建立起联系。以言行事行为是从互动的角度使用语言。3.言语行为、交往行为、策略性互动。毕勒的功能图式已经在语言表达与言语者的意图、客观世界及接受者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上述三种意义理论都坚持用其中的一种关系,即表达意图的功能、表现现存事态的功能、确立互动关系的功能等,来解释语言表达的可理解性。第六章 论塞尔的《意义、交往及表现》。
第三编 形而上学与理性批判 P135。第七章 多元声音中的理性同一性 P137第八章 个体化与社会化:论米德的主体性理论 P169第九章 论哲学、科学与文学的关系 P221
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进化理论
社会进化理论,生活合理化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是作为哈贝马斯重建论的三大部分。其中社会进化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生活合理化理论被包含在内,交往行为理论则贯穿其中。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进化的理论,生活合理化和交往行为理论是用于解构分析社会发展的理论。[阅读分享:《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研马分析 https://mp.weixin.qq.com/s/0zjcvncy0YM10sCrxO5xtQ]
哈贝马斯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要想成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普遍的社会进化理论和达到它原来所确立的目标,就必须重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一共有四大部分十二章节的内容。第一部分哲学的前景,讲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规范结构的发展,以及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进化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P34 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产生了三个问题。1,晚期资本主义中资产阶级的文化状况的变化 2.占统治地位的科学主义的基本观点和这些观点所引起的反应 3. 当今哲学思维的某些重要任务。
第二部分讲的是同一性。第一节讲的是道德的发展和自我统一性。P46 围绕着自我同一性概念形成的发展问题,曾经在三个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得到了研究: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由符号的相互作用所规定的行为理论 P52 道德阶段的解说 、 科尔贝克关于道德意识阶段的解释 P62 自我同一性的双重性,不仅反映着自我发展的认识的和动机的双重性,而且反映着直接涉及同一性形成的社会和自然的相互依赖关系。
第三部分讲的是进化。这部分是哈贝马斯社会进化论的主要观点。5.社会学中的理论比较:以进化论为例6.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首先谈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说和对它们的批判考察,然后列举一些人们在使用这些假说时所遇到的某些难题,提出和说明他抽象的解决这些难题的建议,最后来考察人们从相互竞争的理论观中能够学到的东西。 P104  7.历史和进化,这篇文章是对卢曼的《进化和历史》一文的答复。8.对现代法律的进化论价值的思考。P192 现代法律的合理性表现在四个方面: 1。私法的内容是由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需求决定的 2。韦伯把法律系统的建立称之为合理性的一个本质特征 3。法律是根据目的合理行动着的法律主体的战略合理性制定的 4。普遍性,现代法律有共同的规范组成 小结:现代法律的结构特征:传统性、合法性、形式(惯例),是战略行动领域的受约束的制度化的普遍规定 P194
第四部分讲的是合法性问题。9.现代国家中的合法性问题。有关国家学说的争论,大致分成五种情况:世俗化、理性权利、抽象的权利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权力、民族。10.何谓今日之危机?——论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性问题 P225本章重点:1.晚期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结构特征 2.叙述三种危机趋势 (生态平衡、人类学平衡--社会心理与性格、国际平衡--核武器的威胁 3.解释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论据 P227 意向危机原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文化系统最重要的思想贡献在于:它把公民的私人利益同家庭-职业的私人利益融合在一起 P237  11。简述合法性概念和答W.法赫先生,哈贝马斯试图论述这样几个问题来为其观点作根据:真理的对话理论; 普遍的语言伦理学的基本理论 ; 认识论的发展理论 ;  世界观发展理论的建议
历史唯物主义的缺陷:1.马克思把发展动力限制在生产力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实际上,文化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一点马克思并没有预料到。2.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在科技日益成为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的时代,越来越不重要,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了,这是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的基础原因。3.社会劳动理论有其内在缺陷,不具有普适性,作用发挥不足,哈贝马斯从以上三个方面对社会劳动提出批评。4.哈贝马斯批评历史唯物主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理解上,忽视了“道德——实践意识领域”的作用。而且,因为生产关系是关于社会权力和分配制度的制度结构,不能由生产力产生出来,故而反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 在生活合理化基础上的重建。哈贝马斯指出社会是通过主体间的相互行为建立的,而社会秩序的形成却受社会融合(交往行为)和系统融合(外在机制如利益)这两种相互冲突又相互依赖的两种力量的制约。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理论陷入生活世界和系统相互冲突之中,社会进化理论的目的就是将两者联系起来,解决其中的矛盾,这也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目标。他认为社会进化要通过社会融合的逻辑进行,必须通过生活合理化的角度。2. 从“社会劳动”概念入手,在主体的交往行为合理化基础上的重建。3 通过“生产范式”范畴,提出交往基础上的社会进化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形态发展不能以生产方式为准,社会进化是由社会和与社会连结在一起的行为主体推进的,有一个合理的模式推进,在此过程中,各种主体的同一性在不断地变化。而社会一体化可以保障生活世界中价值和规范的同一性。4 以“社会一体化”和“学习机制”为支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此段内容摘自:https://mp.weixin.qq.com/s/0zjcvncy0YM10sCrxO5xtQ
四、《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哈贝马斯在前言中说到,新结构主义理性批判的挑战,构成了他逐步建构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视角。这本书一共有12篇文章构成。
1.现代的时代意识极其自我确证的要求。韦伯:新的社会结构的首要特征在于,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而形成的、功能上又互相纠结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 P2 就此而言,主体性主要包括以下四种内涵∶ P20 (a)个人(个体)主义∶在现代世界中,所有独特不群的个体都自命不凡; (b)批判的权利∶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认可的东西,应表明它自身是合理的;①(c)行为自由∶在现代,我们才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d)最后是唯心主义哲学自身身∶黑格尔认为,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
2.黑格尔的现代性观念。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议题的哲学家。他的理论第一次用概念把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合理性之间的格局突显出来。黑格尔自己最后又打破了这个格局,因为,膨胀成绝对精神的合理性把现代性获得自我意识的前提给中立化了。这样,黑格尔就无法解决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结果,在他之后,只有以更温和的方式把掷埋性概念的人,才能处理现代件的自我确证问题 P50 
席勒从1793年夏天开始写作《审关教育书简》。这些书简成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发生分裂的现代性,并设计了一套审美乌托邦,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一革命作用。由此看来,较之在图宾根结为挚友的谢林、黑格尔和荷尔德林在法兰克福对未来的怖憬,席勒的这部作品已经领先了一步,艺术应当能够代替宗教,发挥出个体化的力量,因为艺术被看作是一-种深入到入的主体问性关系当中的“中介形式”。P54 在力的可怕王国和法则的神圣王国之间,审美的创造活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假象的王国。 P56但是,席勒建立审美乌托邦.其口的并不是要使生活关系审美化,而是要革交往关系的命。
3.二种视角;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和尼采(附∶论过时的生产范式)。新保守主义深受黑格尔右派思想的影响,他们主要控制着社会科学领域,对马克思主义表示失望。坚决反对走共产主义道路。 尼采试图打破西方理性主义的框架,因为黑格尔左派和右派始终都是在这个框架中争论不休的。
4.步入后现代:以尼采为转折。现代的首要特征在于主体自由,主体自由在社会里表现为主体受私法保护,合理追逐自己的利益游刃有余;在国家范围内表现为原则上(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建构政治意志的权利;在个人身上表现为道德自主和自我实现;最终在与私人领域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里表现为围绕着习得反思文化所展开的教化过程。 P96 P98尼采把历史理性当作梯子使用。目的是为了最终抛弃历史理性,而立足于理性的他者,即神话∶P108尼采看来,所谓的酒神精神,意味着主体性上升到彻底的自我忘却 P120 巴塔耶则以实践哲学为主线,把理性解释成劳动,认为虚无主义是完全独立的积累所强迫的结果。
5.启蒙与神话的纠缠: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尼采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海德格尔和巴塔耶则在尼采的基础上开辟了两条通往后现代的路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尝试建立的含糊的启蒙辩证法,它让尼采的激进理性批判得到了弥补。P120在启蒙的传统中,启蒙思想总是被理解为神话的对立面和反动力量。之所以说是神话的对立面,是因为启蒙用更好论据的非强制的强制力量来反对世代延续的传统的权威约束。之所以说是神话的反动力量,是因为启蒙使个体获得了洞察力,并转换为行为动机,从而打破了集体力量的束缚。启蒙反对神话.并因此而逃脱了神话的控制,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认为启蒙与神话之间具有密谋关系。这在启蒙思想中表现得相当显著.P122  尼采是主张让意识形态批判通过总体化实现白我超越的伟大楷模。把尼采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行比较,能够让我们了解他们的文化批判的不同路径,而且也可以激发起我们对启蒙再次具有反思意识的怀疑
6.形而上学批判对西方理性主义的瓦解∶海德格尔。P158 海德格尔一生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把存在呈现的缺席当作是存在自身的一种未来,并对这种经验加以思考。海德格尔反对意识哲学的独白式方法。 意识哲学从单个主体出发,而单个主体通过认知和行为去面对一个客观的物的世界和客观的事的世界。这种主体的自我捍卫表现为对可以感知和可以操纵的对象的算计。P168由此,我们可以把三种概念策略概括如下;1.首先,为了能够描述作为基础本体论的生存论分析,海德格尔把先验哲学与本体论结合了起来。2.其次,为了能够把作为生存论解释学的基础本体论贯彻下去,海德格尔把现象学转换成本体论解释学、3.最后,他让生存论解释学带有存在哲学的动机,目的是为了能够把基础本体论置于兴趣语境当中,否则,这些兴趣语境就会被贬低到纯粹生存的层面上。就在这个地方,本体论差异被遮蔽了,生存性的普遍性与经验存在问题的独特性之间严格的方法论区别也被打破了。
P170《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的核心是对世界概念的分析。海德格尔从操劳的角度把(和实用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概念解释为因缘关系,所谓操劳,就是在生活实践中用非客观化的立场对待生活世界中的物体。随后,海德格尔指出,因缘关系超越了可以上手的一切而获得普遍意义,并成为一种指设关系。只有依赖于远距离的立场转换,自然才能从生活世界的视城中脱离出来并被对象化。只有当存在者领域的世俗化过程被看作是纯粹表现的世俗化过程时,才会出现一个对象和实践的客观世界,而(意识哲学意义上的)主体则可以通过认知和行为与这个世界建立起联系。
7.超越源始哲学∶德里达的语音中心论批判(附∶论哲学和文学的文类差别)。P198哈贝马斯逐步梳理了胡塞尔的意义理论,目的是要准确阐明德里达的批判起点。德里达要做的是反对“意义柏拉图主义”,反对语言表达的内在化,并出此主张概念与其符号表达基础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系,甚至主张在先验层面上符号先于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疑义针对的不是意识哲学的前提,而是意识哲学使得我们无法把语言确立为主体间的中间领域。这一中间领域具有双重特征∶解释世界的先验特征和内心体验的经验特征。 P214德里达的文字学所提出的原始书写概念,其踪迹越是模糊不清,就越是多解;它复活了作为永远延异的启示事件的神秘义传统概念。宗教权威只有在遮蔽自己真正的面目并激发起解释者破译的热情时,才能保持住力量。急于解构,是种继承传统的悖论工作,其中,救赎的力量只有在枯竭之后才能重新释放出来。解构工作使解释的垃圾堆越米越高,而解构本来恰恰想要清除这个垃圾堆,以便揭示其飘摇不定的基础。 P230 语境作为变量可以改变意义,对于这个变量,我们既无法彻底遏止,也无法彻底控制,因为语境生生不息。
8.在爱欲论与普通经济学之间∶巴塔耶。P258 巴塔耶希望这种普遍经济学能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答案:究竟应当如何思考从物化到自主权的转换 P264 自主权在世界历史上的形式变换,也显示出一种消除等级分化的趋势 P272色情经验和宗教经验有着一致的地方,那就在于,它们都把关于原始禁律的共识与世俗化之后出现的强烈恐惧联系在一起。 P278巴塔耶反对的是启蒙的性话语的非自然化洪流,他试图恢复性放纵和宗教放纵所特有的色情意义。
9.理性批判对人文科学的揭露∶福科。P282 考古学家堪称是研究理性历史的楷模,他们接受了尼采的观点,认为理性只有排除了异质因素,只有沿着单子式的自我中心化的道路才能把自己建立起来。P292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福科开始把知识考古学与研究相关实践的谱系学区分开来。知识考古学揭示的是话语所具有的构成真理的排除规则。而谱系学研究的是∶话语是如何形成的,话语为何会出现,又为何会消失,为此,谱系学直在寻找随着历史面不断变化的有效性条件发生的制度根源。 P294由此也就导致福科在方法论上告别解释学(b)。新的历史学不是利用理解,而是利用解构和消除效果历史的语境——这种语境假定性地把历史学家与 一个对象联系了起来,而历史学家为了从中重新发现自我,与对象处于沟通之中∶ P296相反,福科从年鉴学派的“有序历史”概念那里借用了结构主义的发展观念,用以处理非共时性系统历史的多元性,并根据远离意识的标志来建立其分析单元,至少是抛弃了一种假定的意识在做出综合活动时所使用的抽象手段,也就是说,放弃建立总体性 P306福科绕了一个大弯子(从康德和费希特-直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阐述了他的基本思想∶现代性的特征在于主体具有一种自相矛盾和人类中心论的知识型。而主体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结构,虽然有限,却又向着无限超越。意识哲学受到了概念策略的强迫∶迫使主体具有双重性,并从两个矛盾而不相容的方面来考察主体。这种强制源于自我表现在不可调和而又不可缺少的不同方面之间的不断摇摆,从而使得自身表现为追求知识和追求更多知识的放纵意志。 P310 福柯把独特的求知意志与求真意志加以普遍化,把它们解释成一种权力意志本身,并推定一切话语都隐藏着一种权力特征,都源于权力实践。
10.权利理论的困境。福柯要解决的是解释学难题,进而解决自我关涉问题 P324由于谱系学根据专家知识与边缘知识的结盟来把握自身的来源。因此,它只不过是证明了,反话语的有效性要求恰恰就是权力话语。反话语的有效性要求不过就是它们所发挥的权力效果。福科看到了这一两难,但他同样未作解答。 P330
11.走出主体哲学的另一条路径∶交往理性和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这一部分还是要好好读一读的,没有完全弄明白。
12. 现代性的规范内容(附∶论卢曼的系统理论对主体哲学遗产的接受)P384根据言语行为提供的力量(陈述力量、以言行事力量、意向性力量)不同,生活世界作为资源,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文化、社会和个性 生活世界的核心结构自身依靠的是相应的再生产过程,反之再生产过程也是因为有了交往行为的贡献才成为可能。 在这三种再生产过程中.不断更新的是能够建立共识的阐释框架(或“有效知识”)、正当的人际关系(或“团结”)以及互动能力(或“个人认同“)。 P386交往理论抛弃了这种思维模式。现在,无论是文化的反思化、规范和价值的普遍化、社会化主体的个体化,还是批判意识、自主意志和个体化的增强——一度被归结到主体实践当中的合理性因素的强化——都是以主体间性网络作为前提条件,而且,这种主体间性是用语言建立起来的,其网络不断扩大,也不断精炼。充满风险的个体化普遍主义来维护社会一体化语境;用极端个体化的社会化手段把谱系学语境中的统治力量升华为一种脆弱面容易遭到破坏的普遍性。发生分化的生活世界结构在不断特殊化的生活方式中越是抽象,交往行为的合理潜能就越是必须用这些手段来加以发挥。
 P392但是,货币不仅使得特殊的互动形式成为可能,而且还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亚系统;这种亚系统通过货币而与周围环境发生联系。一方面,国家机构依赖于以媒介为主导的经济系统,这就首先导致官方权力和个人权力与控制媒介的结构发生同化,也就是说,导致权力与货币的同化。另-方面,传统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受到了企业组织的职业劳动的干扰而走向消解。乡村人口的赤贫化和城市中高度集中的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成为由于系统面导致日常实践系统物化的典型例证。 P398 关于现代社会,系统理论设计出了一幅“没有中心结构”的分散图景。按照系统理论的理解,生活世界彻底瓦解为各种具有不同功能的亚系统,这些系统单子用功能关系取代了枯萎的主体间性关系,但无法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去调节它们复杂的平衡关系,它们必须相互制衡。 P416 如果功能发生分化的社会不具有同一性,那么它们也就无法建立起合理的认同
P422超主体的语言结构将把社会和个体过于紧密地联系在—起。行为者相互之间通过意义一致的表达和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而建立起来的理解的主体间性,将会成为精神系统和社会系统以及不同精神系统之间过于强大的束缚。系统只能从外部发生偶然性的相互影响,它们的相互作用缺乏内在调节。因此,卢曼不得不把语言和交往行为首先限制为一个狭隘的模式,以便让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他的视野中彻底消失。
Posted: 2021-03-06 16:39 | 5 楼
刘海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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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颖读书总结(2021.1.29—2021.3.6)

【书单】
1.《疯癫与文明》   
2.《临床医学的诞生》
3.《不正常的人》
4.《规训与惩罚》
5.《性经验史》   
6.《主体解释学》
7.《生命政治的诞生》   
8.《词与物》   
9.《知识考古学》   
10.《必须保卫社会》   

【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一:福柯的权力谱系学


从70年代开始,福柯就一直致力于研究权力问题,《纪律与惩罚》展现了福柯的惩罚权力观,《性经验史》展现了性与权力的关系,《临床医学的诞生》为我们形塑了医学话语权力观,《不正常的人》揭露了精神病学中蕴涵的权力关系,《必须保卫社会》则向我们展示了战争作为权力关系的分析器,以上几本著作全面的展示了福柯的权力谱系学。
(一)传统权力理论模式
大体上,我们可以将传统的权力理论概括为两种模式,即“利益—冲突模式“和“合法化—权威模式“,这两个模式都或多或少地和韦伯的思想相关。
“利益—冲突模式“认为权力分析关注的是社会行动者之间可观察到的(主观的)利益冲突,其核心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其基本模式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支配关系。倡导“利益—冲突模式“的学者相信,他们的观点和韦伯对权力的看法是一致的。韦伯曾经说过,权力就是指:一个在社会关系中处于某个位置的行动者,可以不顾反对而实现自己意愿的机会。
“合法化—权威模式“的倡导者则认为,“利益—冲突模式“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他们认为“利益—冲突模式“所持有的权力概念未能充分考虑权力与强力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恰恰是权力的关键所在。他们认为必须超出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来考虑权力,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将“支配问题“与权力分开才能理解后者。从这个角度出发,这些学者提出,权力理论需要所谓的“沟通性权力“或者“作为一般化媒介的权力“的概念。在这种权力观念中,有两个核心要素:首先,权力是通过符号化实现的一般化媒介;其次,权力是合法化的。也就是说通过符号化和合法化这两个密切交织的过程,权力转变为权威,从而成为一种有效的权力。作为权力的首要要素,符号化和合法化将权力概念与社会中更为一般性的规范框架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观点与韦伯对权威的一贯强调是一致的。在“合法化—权威模式“中,任何和权力相关的分歧、争夺或者冲突都建立在参与冲突各方某种共享的价值或观念上。
然而,这两种权力观念其实都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首先,两种权力观念都将权力看做是与社会的一个特定领域即政治领域相关的事物,认为研究权力应该首先关注和国家机器有关的问题;其次,两种权力观念都认为,权力分析总是与精英和领导权的认定有关。尽管领导权不同于权力,但却被看做检验权力过程的试金石。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权力观念所分享的这种分析视角中,权力往往被视为一种在社会中被分配的份额,被视为一种实体性的物。作为这样一种思路的突出体现,就是这两种权力理论都是某种能力理论。“利益—冲突模式“将权力看做“控制单位影响反应单位行动的能力“,而“合法化—权威模式“则将之视为“实现集体的协同行动的能力“。
(二)福柯权力分析的基本思想
从70年代开始,福柯就一直致力于研究权力问题,《纪律与惩罚》、《性史》等著作都阐述了他对权力的基本看法,并与上述两种权力理论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福柯有关权力的论述不是要提出权力的“理论“,而是要探讨权力关系得以发挥作用的场所、方式和技术,从而使权力分析成为社会批评以及社会转变的工具。福柯关于权力分析的思想有以下五点:
1.权力是多形态的,而不是同质的
自霍布斯以来,权力分析中似乎就只考虑一种形态的权力,那就是将权力看做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它往往以前者对后者的暴力手段为基础,进而涉及到意愿的控制,从而经过不同程度的合法化,使不公正或不合理的支配能够为被支配者所接受。这种权力实际上被看做是人们丧失的权利,而且在现代社会,这种丧失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国家就是权力问题的焦点。但福柯却反对这样一种强调同质性、集中性的权力观念。他指出,权力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局部领域,使用灵活多样的策略来运行,而并不是在家庭、国家、教育和生产关系中都采用同样形态的权力。
在权力的这个问题上,福柯是反司法主义的,也是反对国家中心论的。福柯特别强调,我们在分析权力时,要摆脱司法模式的限制,超越只关注国家、法律和政治领域的局限。着手从权力发挥作用的各种经验性的局部,比如监狱、家庭,来研究权力多变的面目。在福柯看来,这些权力运作的场所,尽管和国家、法律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并不能根据后者来研究前者,相反,倒应该从权力的复杂运作形态出发来研究国家与法律的变化。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福柯才指出,权力来自下面。
2.权力是作为关系出现的策略,而不是所有物
福柯富有洞察力的指出,传统权力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将权力看做一种所有物。这实际上是继承了中世纪以来从权利出发分析权力的思路。福柯认为,权力既不是财产,也不是媒介,而首先是策略。福柯在《纪律与惩罚》中,特别关注各种运用权力的策略,并强调指出,权力之所以具有多种形态,正是因为权力使用了各种不同的策略。
在福柯的权力分析中,策略是一个中心概念,与这个概念一同使用的还有技术、战术这样一些来自军事的术语。福柯之所以偏爱军事的术语,就在于这些概念强调权力运作的实际过程。在他眼中,政治正是这种运作过程的结果。“战争模式“是对“司法模式“的一个克服,是要通过分析权力的“战争过程“来理解政治和司法,这就像策略概念和权力概念之间的关系一样。
3.权力首先是生产性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
传统的权力分析总是强调权力消极否定的一面,将权力视为某种障碍,权力分析中充斥着“禁止“、“阻止“、“防止“之类的词汇。并且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些学派还进一步将这种观念延伸到对人的意识结构的分析中,提出了所谓的压抑假说。但是福柯通过对监狱和性的问题的研究发现,权力应该首先被看做是一种生产性的实践或者说生产性的网络。这种作为生产性网络的权力,不断创造出社会成员关系之间的崭新关系,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之间建立新的相互作用线。
福柯对权力积极性的强调,并不是说权力是好的,而是让人们主义权力并不仅是被动的禁令,而是更多的是产生许多效果的机制或技术,无论是在知识和话语的层面,还是在欲望的层面。这正是从上面提到的权力的效果史中自然引申出来的一个重要结论。而过于关注权力问题起因的分析,则往往忽视了权力的这个方面。总的来说生产性的权力激发了活动,而不是禁锢了活动;诱导了思想,而不是压抑了思想;引发了话语,而不是打断了话语。
4.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关系
在福柯的权力分析中,最能体现福柯思想特点,以及和福柯以往著作关系的,就是“权力—知识“的概念。以往的真理理论和权力理论都相信,真理或知识与权力是水火不容的。无论是经典的自由主义者,还是激进的浪漫主义这都相信“真理给人以自由“,真理是权力的敌人,是通向自由的必经之路。然而福柯指出,在现代社会,权力的运作恰恰和知识的积累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他早期研究的精神病学和临床医学,还是后来提到了人口学、统计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的发展都和国家权力的新技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真理或知识与权力绝不是敌对的,真理体制恰恰是权力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和重要产物。一方面,这种真理体制为权力运作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对知识的管理,一种知识政治;而另一方面,真理体制还建立了某种自明性,使人们接受了权力运作的状态,将这种状态看做是想当然,这也是权力在现代社会得以运作的一个基础,它是权力合法性的根源。
5.不应将注意力放在宏大的权力上,还应充分考虑权力的微观运作
福柯权力分析强调的一个重点,是要着眼从细节分析权力,从各种细微的实践着手分析权力。这主要有三方面的意涵。(1)首先,福柯强调的是,对权力的分析应特别注意权力的微观物理机制,考察各种微观权力。这里的“微观“,与充斥社会学文献的常见用法不同,强调权力是在各种不同的局部之间不断流动,具有多变的形态,遍布整个社会肌体,也就是福柯一再强调的毛细形式的权力;(2)其次,在福柯的权力分析中,君主时代的权力运作方式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运作方式是非常不同的,后者主要借助于对各种细枝末节的管理而实现。因此,福柯使用“微观权力“这一概念,也是要反对传统权力分析仍然使用18世纪君主专制时代的观念来分析现代权力的做法;(3)最后,福柯的“微观权力“概念与他的“生命权力“一起将权力的分析与身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无论是《纪律与惩罚》中有关“驯顺的身体“的论述,还是《性史》第一卷关于妇女歇斯底里的分析,都将权力、身体与知识三个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三)权力谱系一:惩罚权力观
福柯有关权力分析的这些基本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他对纪律,这项现代社会重要的技术权力的分析中。《规训与惩罚》开头,和福柯的绝大多数作品一样,令人难忘。试图谋杀君主的米安达被以残酷的刑罚处死。福柯不厌其详的描述再现了君主制时代权力模式的特点,它庞大而辉煌,就像一个剧场,总是上演着各种不同的政治仪式,这些仪式总是在展现君主的光辉形象。福柯认为,对米安达的公开处决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司法仪式,它还是一种政治仪式,显示权力的仪式。但是,这个体制尽管气势恢宏,但却是不连续的、散漫的,并难以把握细节。而且它还不够经济,它往往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却收获甚微,而且还引发了许多危险。在18世纪,公开处决的仪式已经成为国王的暴力和民众的暴力公开较量的舞台,最终导致了国家抛弃了这种在人道主义者看来“残暴“的惩罚方式,而代之以一种比较“人道“的惩罚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模式逐渐出现了。表面上看,18世纪开始的所谓“司法改革“是用一种人道主义面目的惩罚体系取代了旧的不以残暴为耻的惩罚体系,但实际上,改革的真正目标并不是确立一种更公正的惩罚体制,而是要建立一种权力分配更合理的惩罚体系。这个惩罚体系的运转要更有规可循,更富有效率,更持之以恒,更细致入微,它是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象征。尽管改革者梦想以复杂多样的形式来进行惩罚,但最终,监狱这种强制性的、肉体性的、隔离的、隐秘的惩罚权力模式取代了君主制下面的那种表面的、场景性的、意味深长的、公共的集体模式,纪律这种权力技术逐渐占据了关键性的地位。
如果说公开行刑的制度是一种残暴的制度,那么纪律这种权力形式就要柔和得多。因为,对于新的惩罚体系来说,法律不仅要判断犯罪,还要触及罪犯的灵魂。但这种对人的灵魂的塑造不仅依靠各种话语的力量,更依赖一套管理个人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的权力技术,纪律正是这样的微观权力技术。那么,什么是纪律呢?福柯指出,在18世纪开始的现代社会中,权力技术体现了一些新的东西,这些新的特点往往和身体联系在一起:(1)在控制规模上,权力对人体进行分割的控制;(2)控制的对象也不再是符号,而是针对身体中蕴含的力量,希望尽可能地利用这些力量。这样,权力技术就从君主制的“剧场“模式过渡到工厂模式;(3)控制的方式使采取对过程进行不间断的监视,而不再只关注结果。在控制过程中,要针对身体的力量,从而将身体的驯顺转变为效用。
上述这些方法就是纪律的特点。而纪律权力在实现这种微观控制的过程中,运用了一些特有的策略:(1)封闭:要隔离出一个孤立的空间,以便进行单调性的纪律操作;(2)分割:要在隔离空间中制定个人的位置;(3)功能场所的规则:将活动局限在各种特定的空间内。纪律的这些策略在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苦心设计的圆形监狱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种监狱,周围是环形的建筑,分隔成单间,而中央塔楼可以通过窗户一览无余地监视单间中囚犯的所作所为。边沁认为,无需残暴的拷打,只要借助这种无所不在的目光的监视,就足以使囚犯就范。圆形监狱作为纪律社会的一个象征,创造了新的权力关系,它独立于运用权力的个人,它是一部由复杂的零件构成的机器,在这部机器中,重要的 是中央塔楼窗口的这个位置,而不是具体由谁来充当看守,这正是现代社会权力关系的特点。
当然,纪律权力不仅是对空间的严格监视与管理,也包含了对时间细致入微的控制。这种纪律主要不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而是更多地以来人们自己对自己的管理,依赖某种“个体化“的社会控制技术。而且这种技术,逐渐从监狱扩散到学校、工厂、兵营。圆形监狱,不仅可以用来改造囚犯,也可以用来处置病人,教导学童,禁闭疯人,监督工人,甚至可以用来督促乞丐和懒汉工作,像边沁所设想的那样,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项广泛采用的权力技术。
纪律权力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新的权力体制的核心是要生产出“驯顺的身体”,而驯顺的身体能够成为具有生产力的,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身体的政治投入最终转化为一种经济利润,身体最终成为有用的力量,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这种福柯最初在探讨监狱问题时发现的权力模式,最终遍布整个社会。正是因为这一点,福柯才称现代社会是一个“纪律社会”。当然,纪律并非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唯一的一种权力技术,但它无疑以浓缩的形式体现了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基本特点。
(四)权力谱系二:性权力观
福柯发现,从16世纪末以来,性不仅被压抑,而且被激活起来,不断被生产和繁殖出来。这正是各种权力关系在性经验的机制中运作的结果,简言之,压抑与解放恰恰是权力机制中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它表现为对肉体的惩戒权力和政府对人口的调节权力,即“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性'社会里,或者说是生活在'性'之中。 权力机制告诫身体、生命、繁衍生命的东西、增强人种的东西注意自己的力量、控制能力或者供人使用的能力。权力'向'性谈论性……“总之,在“身体“与“人口“的连结点上,性变成了以管理生命为中心的权力的中心目标。
《性经验史》一书以“性经验“作为权力关系运作的支点,关注性经验与这一权力机制的关系,并且试图提出一套新的“权力理论“。
1.“性经验”的历史发展
“性经验”在西方历史上三次主要表现形式:1.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性快感”。关注人经由性行为而对其社会身份和关系所产生的影响的。古典时代,转向对自我的关注,将性当成一种既有益又危险的因素纳入养生法中的古代晚期。  2.基督教的“肉欲”。将性本身当成罪恶、只能以婚姻和繁衍的义务来将其涤净的基督教时代。 3.近现代的“性经验”,各种权力关系蕴含在性经验的机制中,我们生活在“性”社会里。
如果说性经验史是以压抑机制为中心的,那么它经历了两次断裂。一次发生在 17世纪,那时产生了各种主要的禁忌,人们认为性有成人的性活动和夫妻的性活动才是有意义的,为人要求体面,必须回避肉体,对于性要三缄其口,用词要有着耻感。另一次发生在 20世纪,它与其说是断裂,不如说是一次曲线弯折的现象∶这时,压抑机制开始松懈了,大家不再坚持严格的性禁忌,对于婚前的或婚外的性关系相对容忍;对于“性倒错“的非议也减弱了,法律对它们的定罪也部分取消;而且,大家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压抑男童性活动的禁忌。
2.“性经验”的机制
性经验的机制是根据基督教的肉体观念形成的,然后通过 19 世纪出现的四大战略发展起来的。这四大战略分别是∶儿童的性化、女人的歇斯底里化、性倒错者的分类和人口的调节。所有这些战略都经过家庭,不过,必须看到,家庭不是一种禁忌的力量,而是性化的主要因素。
性行为的风格化有四种主要形式,分别表现在以身体为主题的养生法、以婚姻为主题的家政学、以男童为主题的性爱论和有关真理的哲学。 P185 在快感领域中,德性不是一种贞洁状态,而是被看成一种统治关系,一种控制关系。换言之,为了在快感享用中把自己塑造成有节制的道德主体,个体必须与自我建立一种“支配—服从“、“指使—屈从“、“控制一驯服“的关系,这就是快感的道德实践中主体的“自决“结构。
卡西安描述的具有六个阶段的精神战斗和贞洁的进步可以理解成一种解脱的任务。人完全远离了快感及其可能行为的严格限定的结构;也远离了身心之间彻底分裂的观念。贞洁进步的六个程度:取消身体运动中的内涵——取消想象的内涵——取消感性的内涵——取消再现的内涵(不再想各种可能欲望的对象)——取消梦的内涵。P579
3.权力与性的关系
福柯在《认知的意志》一书中指出:只要有性欲的地方,那里就会有权力关系。因此,要在权力关系确立之后出现的压抑中揭示权力关系,只是一种幻想;而探寻权力之外的性欲,则是虚荣心在作祟。 P73 分析某种性知识的形成,不能根据压抑或法律,而要从权力出发。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 (1)权力不是获得的,它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运作着 (2)权力关系内在于其它形式的关系之中,它们是在此产生出来的差别、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直接结果 (3)权力来自下层 (4)权力关系既是有意向性的,又是非主观的。权力的合理性是各种策略运用的合理性 (5)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但是抵制并不是外在于权力的。
权力与性的关系特征如下: 1.否定的关系 2.法规的权威(通过一种创造法律状态的话语行为来控制性) 3.禁忌的循环 4.审查的逻辑(审查机制的特征的关系逻辑∶它把不存在的、非法的和无法表述的这三者以互为因果的方式联系了起来。) 5.机制的统一性 P75
(五)权力谱系三:医学权力观
福柯的医学权力观具体体现在:《临床医学的诞生》和《不正常的人》这两本书中。
1.临床医学的话语权力
福柯指出人的肉体天然有权界定疾病的起源空间和分布空间,分类原则支配了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它显得好像是疾病形态的内在逻辑 ,解读疾病形态的原则以及定义疾病形态的语义学原则。通过第一次空间化的作用,分类医学把疾病置于同系的领域,个人在那里没有任何正面的地位;但是,在第二次空间化的过程中,反过来,需要有一种对个人的敏锐感知,应该摆脱集体医疗结构,摆脱任何分类目光以及医院经验本身。医生和病人被卷人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中,被绑在一起。P16
当时的人们对于疾病空间的医学与社会空间的医学之间的对立可以说是视而不见的,原因在于二者有一个相同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具有种种明显可见的权威∶一切不能满足目视的全新要求的医学制度都将被驱逐出场。实际上,只有建构一个完全开放的医学经验的场域,才能使各种疾病的自然需求毫无保留地和不受干扰地呈现出来;这个场域还必须充分完整地显现出来,在内容方面必须高度集中,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关于民众健康的精确、透彻、持久的认识。 P42实用医学的场域被分成两块,一块是自由的、无限开放的领域,即上门行医的领域,另一块是封闭的空间,其中只有它自己揭示的分类学真理;学徒的场域也被分成两个,一个是本质真理的封闭领域,另一个是真理自我表达的自由领域。 因此,医院就承担着双重角色;对于医生的目视,它是系统化真理的寄寓之地;对于教师构建的知识,它是自由的实验场所。P54
由于在法国大革命中旧医院建构和大学被废除,过去由大学和教授们所掌握的独断话语不复存在,一种具有崭新规则的话语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话语才得以发展起来。当临床教学走上自由探索发现之旅时,现代意义上的临床医学也就诞生了。构成医学目视统一性的不是知识的完成,不是在这种完成中实现这种统一性,而是开放的、无限的和运动的总体化。这种总体化随时都在转移,并且越来越丰富,其轨迹有始无终∶这是一种对无限而变化的时间系列的临床记录。但是,支撑着它的不是对特殊病人的感知,而是一种各种信息交织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以一种复杂的、日益繁衍的方式发展起来,直至最终扩展到历史、地理和国家的各个方面。
1.精神病学的知识权力
福柯认为精神病学通过在法律-医学之间建构疯癫、畸形与疾病、危险之间的犯罪联系话语将畸形从身体转移到行为、观念领域,并通过建构手淫儿童问题解决方案将其权力伸入家庭领域及童年话语,并最终赋予自己保护社会不受以上述二者为代表的不正常的人所侵犯的积极干预的规范化的权力。“不正常的人”有三个源头,他们由历史上的三种人转变而来∶“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个人”和“手淫的儿童”,这三种人本身出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畸形人”的历史最为悠久,在古罗马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在福柯眼中,畸形人的概念主要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不完全是生物学或医学的概念,畸形人之所以被分离出来,当作单独的一个范畴,是因为他对法律提出了挑战,构成了法律的障碍。畸形人就被当作对社会的某种威胁分离成一个单独的范畴。后来人们对畸形生理的关注变成对畸形行为的关注,精神病学把这种行为编码为社会的危险。
“需要改造的人”出现在 17和18世纪,他出现在权力的纪律装置发挥作用的地方∶家庭、车间、街道、教堂、警察局等等。17、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时候,人们需要用纪律对个人从肉体、行为和能力上加以训练,以使他们符合经济的需要
第三种人,“手淫的儿童”,这是福柯另一个重点分析的对象。随着基督教忏悔技术的不断变化以及神学院的出现,手淫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在 18世纪,反手淫的运动从英国发端,接着是德国,然后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发展起来,而且这场运动所针对的儿童都是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上层社会家庭中的儿童。对于当时的社会和医学来说,儿童的手淫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主要是一个生理学和医学的问题。儿童的手淫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是童年时手淫的结果。手淫成了对儿童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最大威胁,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于是,反手淫的运动通过社会运动在家庭中展开,并且通过医学的介入,使家庭完成了一个医学化过程。从此,医学知识和权力开始把家庭作为自己运转的领地。 实际上,福柯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儿童的性,而是对儿童的性进行干预的权力系统,这个系统制造出儿童手淫的神话,通过这个神话对儿童的身体和家庭的组织进行投资和干预。也就是说,在建构手淫儿童的危险的时候,真正的赌注不是儿童的身体,而是家庭的组织,是家庭的医学化,是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权力和知识在家庭中的运转。在这一过程中,医学和精神病学都扩张了它们的势力范围,获取了新的对象和新的知识。
这三种人在 19 世纪终于合流了,他们被建构为“不正常的人”,这种人是法律、教育、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的知识和权力的对象,这些机构共同承担起保卫社会的责任,对付来自不正常的人的危险。这是一种新种族主义,与传统的种族主义不同,受歧视和隔离的对象不是在血统上被贬低的人,而是在精神上、在生理上被贬低的人。
(六)权力谱系四:战争权力观
福柯在1976年《必须保卫社会》这个系列讲座中试图用战争来分析权力。针对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福柯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政治是通过其他方式继续的战争”。即,战争产生国家、法律、制度、和平等,而和平秩序下的政治其实就是之前那场战争中敌对双方力量不平衡的结果和延续。战争中的敌对双方就是两个无法融合的民族或种族,而民族/种族之间的战争也贯穿全部历史,并延续至现在以及未来。
福柯首先批判了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权力--契约的分析模式。霍布斯眼中的战争是敌对双方基于相互威慑意义上的备战示威游戏,其实就是没有战争。而他眼中的权力/统治权则是人们出于(生存)意愿而与某些人(议会)或战胜方(征服者)定下的契约,而这种契约则可以追溯至关于诺曼征服的三种叙事,他也因此刻意忽略了侵略的历史。不过霍布斯同时也引入了民族的二元对立及以起义回应战争的有益观点。总之,福柯批判霍布斯的原因就在于后者刻意抹杀了政治历史主义。
之后,福柯通过分析关于法国起源的三种叙事来表现政治历史主义,即巩固专制王权立场的特洛伊神话叙事、限制王权/君主专制的法兰克-高卢叙事,以及体现路易十四建立法国霸权需要的高卢中心主义叙事。这三种叙事都体现了战争/侵略的历史对公法的影响。重要的是,在这之后的17世纪末,民族作为新的历史主体而诞生了,并出现了大量与民族相关的全新形态的历史话语,被包括王权在内的各个政治集团利用。
随着18世纪出现的围绕个人肉体的惩戒技术的建立,以治理活人为目的的生命政治在世纪末诞生,其当时的首要目标是控制出生率和死亡率,由此出现了作为集体现象的人口概念,以及随之强化的“使人活”的权力技术,治理术的变化终于导向了生命政治。权力不再悬挂于社会之外。战争状态的权力使人死,而一元社会的权力则使人活,且要指引人如何活、如何创造价值。对妨碍种群“活得更好”的人,则行使杀人的权力。必须保卫社会的口号,就成了清洗掉妨碍种群生命政治者的口号,而社会的概念因此与种族主义产生了微妙的关联。现代国家热衷于指引人如何活而不反思生命政治,于是现代国际与种族主义共享了一个起源。


读书报告二:规训社会的形成


一、纪律
纪律首先要从对人的空间分配人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使用了几种技术。 1.纪律有时需要封闭的空间,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是贯彻纪律的保护区。 2.封闭原则,依据的是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 3.在规训机构中,有关职能场所的规则将逐渐把建筑学通常认为可以有几种不同用途的空间加以分类。某些特殊空间被规定为不仅可以用于满足监督和割断有害联系的需要,而且也可用于创造一个有益的空间。 4.在规训中,各种因素是可互换的,因为各个因素都是由它在一种系列中所占据的位置,由它与其它因素的间隔所规定的。因此构成一个单位的,既不是领土(统治单位),也不是地点(居住单位),而是等级、即人们在一种分类中的位置,线与行的交点,可以被连续通过的间隔中的一个间隔。纪律是一种等级排列艺术,一种改变安排的技术。它通过定位来区别对待各个肉体,但这种定位并不给它们 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使它们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分布和流动。P165
纪律是确保对人类复杂群体的治理的技巧。纪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试图从对付复杂群体的角度来确定能够符合三条标准的权力策略:A.以最小的代价来行使权力 B.使社会权利的效应达到最大强度并尽可能地扩大这些效应 C.把权力的这种经济增长同它在其中进行运作的机构的产品相联系。
二、规训的手段
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而不是挑选和征用。规训权力的成功无疑应归因于使用了简单的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它们在该权力特有的程序—检查—中的组合。     
1. 层级监视  
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然而,规训监视其实是需要中继站的。金字塔形能够比环形更有效地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完整地形成一个不间断的网络,从而能够增加层次,并把各层次散布在需要监视的整个平面上。二是结构合理,不会将一种惰性力量压在需要规训的活动上,不会成为这种活动的制动器或障碍。总之,它应能被纳入规训机制,并能增加其可能的效力。P204
2.规范化裁决
这种由规训惩罚所维持的秩序具有复杂的性质。这是一种“人为”的秩序,是由法律、计划、条例所明确规定的。但它也是由可观察到的自然进程规定的。在规训制度中,惩罚具有司法-自然的双重参照。规训惩罚具有缩小差距的功能,因为它实质上应该是矫正性的。
总之, 在规训权力的体制中 ,惩罚艺术的目的既不是将功补过也不是仅仅为了压制,它进行五个阶段的运作。它把个人行动纳入一个整体,后者既是一个比较领域,又是一个区分空间,还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准则。它根据一个通用的准则来区分个人,该准则应该是一个最低限度,一个必须考虑的平均标准或一个必须费力达到的适当标准。它从数量上度量,从价值上排列每个人的能力、水准和性质。它通过这种赋予价值的度量,造成一种必须整齐划 一的压力。最后,它划出能确定各种不同差异的界限,不规范者的外在边界。在规训机构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无体止惩戒具有比较、区分、排列、同化、排斥的功能。
3.检查
检查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规训的各种机制中检查被高度仪式化的原因。检查把权力的仪式、试验的形式、方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在规训程序的核心,检查显示了被视为客体对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化。权力关系和认识关系的强行介人在检查中异常醒目。
检查导入了一个完整的机制,这种机制把一种知识形成类型与一种权力行使方式联系起来。
三、全景敞视主义
边沁的全景散视建筑其构造的基本原理是大家所熟知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堂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各具特色。敞视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总之,它推翻了牢狱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推翻了它的三个功能———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它只保留下第一个功能。
由此就产生了全景敞视建筑的主要后果∶在被因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样安排为的是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 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这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因为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规训意象。在一端是规训—封锁,建立在社会边缘的封闭体制趋问于内向的消极功能∶制止灾难,中断交流,冻结时间。在另一端是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机制∶一种通过使权力运作变得更轻便、迅速、有效来改善权力运作的功能机制,一种为了实现某种社会而进行巧妙强制的设计。从一种异常规训的方案转变为另一种普遍化监视的方案,是以一种历史变迁为基础的∶在 17和 18世纪,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了整个社会机体,所谓的规训社会形成了。P241



由于字数超过5000字节,所以把前三次的读书报告放在评论区下面。
Posted: 2021-04-10 18:19 | 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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