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主题: 严启航读书报告(更新至2021.10.17)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严启航
级别: 新手上路


精华: 0
发帖: 11
威望: 11 点
金钱: 110 RMB
注册时间:2020-06-06
最后登录:2021-11-27

 严启航读书报告(更新至2021.10.17)

☆☆★★☆☆★★☆☆★★☆☆★★☆☆★★☆☆★★☆☆★★☆☆★★☆☆★★☆☆★★
【书单】
1.《社会的构成》
2.《亲密关系的变革》
3.《自反性现代化》
4.《现代性的后果》
5.《民族国家与暴力》
6.《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7.《第三条道路》
8.《社会学》(上下卷)
9.《超越左与右》
10.《工人、消费与新穷人》
11.《基督城》(约翰·凡·安德里亚)
12.《太阳城》(康帕内拉)
13.《乌有之乡消息》(威廉·莫里斯)

贫困——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变
回顾有关贫困的研究不论是马克思的阶级贫困、齐美儿的相对贫困还是鲍曼的消费社会的新穷人从宏观上去看都涉及到两个层面即时间层面和空间层面。从时间层面上对贫困的讨论可以看到贫困并不是偶发的,不是阶段性的,不是只会出现在某一个时期的,而是会在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面临的,尽管在各个时期贫困生产的原因不同,呈现的特征不同。从空间层面上看贫困不是某一个区域或某一个国家的独特产物,而是和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紧密相连的,会在任何区域和国家发生的社会现象。不论是最发达的美国,还是最不发达的马拉维;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尽管贫困的程度不同,但是贫困治理却是每一个政府都要认真对待的永恒课题。从空间上看的另一个层面是在一个社会中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在客观上存在着某种区隔,甚至可以说贫困人口是有着其特定的场域。在马克思那里,这个场域是资本家所控制的工厂,是生产车间,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述的那种脏、乱、差的工作环境。在齐美儿的相对贫困理论中这种客观存在的场域不是很明显,但是却存在一种主观上的场域,即在和他人的比较之下人们认为自己是穷人,以此使自己与那些自我认为的富人进行区隔。在鲍曼这里,是被消费社会排出在外的,以剩余人口,充满无聊感和没有选择自由为特征的场域。从生产社会时期的马克思、齐美儿到消费社会时期的鲍曼,都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在一定背景下目睹了穷人的生活后试图去找寻他所在时代贫困产生的根源,并探寻着穷人的出路,致力于贫困问题的解决。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贫困的根源+贫困的规律+贫困的解决)
马克思是从制度角度对贫困进行了分析。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以及无产阶级的贫困根源,指出了资本的积累和工人贫困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摆脱资产阶级剥削与压迫、摆脱贫困的具体方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队对对立开始探究剩余价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恩格斯指出“私有制使劳动分裂为活劳动和积累劳动,并使积累劳动转化为资本而与劳动相对立。”资本可分为原始资本和利润,利润是生产过程中增殖的结果。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提出“雇佣劳动”以此来指出无产阶级在替资本家生产财富的的同时为自己生产了贫困。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马克思指出整个现代生产制度都是建立在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榨取之上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学说进行了具体阐述,指出了工人贫困的根源,他指出所谓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而获得的,是资本主义独特的剥削形式,正式这种剥削导致了无产阶级日益陷入贫困。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具体描述指出了资本积累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对工人生活具体描述的情况下对此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工人极差的生活环境,日益下降的身体智力状况与资本家丰裕的生活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马克思指出社会财富、资本增长规模和能力越大,无产阶级的规模也就越大,这也就意味着陷入贫困的人也就越多。这种状况将会在由资本主义引发的经济危机中凸显出来,生产资本的不断增殖促使其追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直至其超过消费规模,这就回引发危机,而危机的发生将使贫困人数急剧增加的同时也使贫困程度深化,随之而来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彻底激化。当资本的积累和无产阶级后备军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无产阶级就必然会发生暴力革命以推翻资产阶级,结束被剥削的现状。“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至于在革命之后,工人们会有什么样的未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进行了讨论,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私有制将会被消灭,不在会有剥削和压迫,没有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会消失,将会建立起公有制社会,城乡对立,体力脑力劳动对立都会消失,人将会得到全面的发展。

齐美儿提出了相对贫困理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贫困存在相对阶级性,贫困不是哪个阶层特有的,而是会存在于各个阶层的,即使在较高的阶层中当能力不足以使其获得想要之物时他也会感觉自己是贫穷的。在这里贫困是一种主观上的心理状态,是在任何时期和任何群体中都会出现的。另一个方面齐美儿强调了所谓的穷人是那些应该施以援助的人,他认为对穷人的援助有利于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同时维持社会稳定,不至于让贫穷者沦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这种援助也能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齐美儿的相对贫困理论是有极大启发意义的,它即有助于消除对贫困的污名化,引导社会对贫困的救助,同时也让我们对贫困有一个理性的态度,促使我们关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中存在的不同贫困状况。

鲍曼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工作伦理的产生和作用+工作伦理向消费美学的转变+福利国家的衰落+全球化发展+新穷人的希望)
20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由生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的年代。鲍曼“新穷人”的概念正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这一时期的发展呈现比较明显的两个特点。第一个是生产力不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人们逐渐摆脱了物质匮乏,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较大程度的转变,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这一时期也面临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其生产发展对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却是绝对性的。其次便是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十五、六世纪地理大发现,在地里大发现之前各个地区和国家联系较少,整个世界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逐渐连为一体。全球化的形成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化得发展不仅仅是具有空间意义的,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他也对被卷入全球化的个人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鲍曼对社会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与“生产社会”社会中的贫穷相区别的“新穷人”概念。
(一)消费社会的特点
消费社会中的无聊感。无聊是消费文化想要根除的对象。在消费社会里无聊的根除与金钱紧密相关,缓和无聊感需要用钱,即在面对无聊的问题时消费成为一个手段,只有通过金钱进行消费,无聊的消除才是有可能的。如果说生产社会里人们更多是一种生存的欲望,他们的欲望是有限的,或者说是受限的,那么在消费社会里欲望则因得到了鼓励而在社会里驰骋。“欲望自由来去,使其可行,需要资源,钱是进入那些可以治疗无聊的地方的通行证”,消费社会为欲望的满足提供了大量的场所,只要人们进入便会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他们的无聊感,显然这样的场所为保持欲望,获得预期满足以及保持快乐发挥了作用。
消费社会中的自由选择和社会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之所以变得关键,消费能力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衡量个体的标准就在于消费自由和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在消费社会里人们消费的不再是所需的物,而是物所具有的一种符号意义,人们往往会通过消费来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社会的层级,个人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那他在社会阶层里的位置就更高,可获得的公众顺应于与自尊也就越多。选择的自由取决于个体的消费能力,那些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也就无法在消费社会里获得社会地位,他们的生活是没有尊严的,而他们自身是受到消费社会的排斥的,因为消费社会是需要用消费来维持运转的,没有消费能力意味着在消费社会中的“无用”。
消费社会中的自由。从上面看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在消费社会里,只要有了钱便有了消费能力,而只要有了消费能力也便有了选择的自由,有了个体的自由。实际上,消费社会中个体的自由是值得被怀疑的,当然鲍曼的分析似乎只是聚焦了社会中普罗大众的状况,但至少他对普罗大众在消费社会中自由的分析是有意义的(消费社会中有消费者就有制造消费欲望的人,那么对于这部分人而言他们的自由是否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我在思考在消费社会里的自由是不是也是有阶层划分的)。在消费社会里,人们确实只要拥有钱,就可以自由地进行选择,可以购买自己需要的和想要的任何东西,但这种自由是一种虚假的自由,消费行为似乎是完全个人的,是基于自我需要和自我满足,但实际上“自我需要和自我满足”本身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被产生,被制造的。消费社会是一个广告横行的社会,广告对人们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正式是在无处不在的广告影响下,人们的欲望不断被激发,形成了源源不断的消费需求。所以,消费社会中人们认为的个体选择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个体自由,而是被引导,被塑造的。(人们在工作中失去了自由,于是转向在消费中去弥补这样的自由,但消费中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消费社会的贫穷。在大多数人类历史中贫穷意味着对肉体的直接危害,对面临生存困境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下饥饿,落后的医疗和工作机会的缺失是穷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导致人们贫困的原因。在现在很多地区与国家依然还面临着诸如此类的问题,即使相较过去人们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很多人能够维持生存,但营养状况和低于风险能力依然被看做是衡量是否贫困的指标。在鲍曼看来,到了消费社会贫穷现象已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匮乏和身体痛苦,它也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状况。在消费社会的“新穷人”指的是那些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生活”之外的人。正因为这种被排斥,新穷人自尊心受挫,会有极大的羞耻感和负罪感。消费社会里,贫穷意味着和“快乐生活”的机会“绝缘”,无法获得生活所提供的食事物,而这会导致怨恨的增加,并以暴力行为,自我贬损或者二者兼有表现出来,对社会构成威胁。
消费社会里无法过正常生活或者无法过快乐生活,意味着是失败的或者有缺陷地的消费者。因此在消费社会里,穷人首先是有缺陷的,不完美的消费者,之所以不完美是因为没有尽到一个消费者的义务导致被抛弃,被剥夺,被降格和被驱逐出他人想用的社会。消费社会里巨大的生产力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商品,而商品与物都是一种符号,人们通过符号消费来建构自己和他人的身份认同。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的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而总是把物当作突出自己的符号。所以日常消费之外的娱乐教育等消费就造成了消费社会的阶层分化。所以新穷人是消费社会的底层人员,是不合适和反常的人。可以看到的是在消费社会里存在着一张硕大的网,在网的外面是拥有消费能力,“合格”的消费者,而在网的里面是“不合格”的有缺陷的消费者,他们对网外的世界可望而不可及。
(二)新穷人产生的原因
鲍曼在此用了“新穷人”以此来区别在生产社会中的穷人,“新穷人”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呈现有与生产社会不同的特点,其产生原因也是与生产社会是不同的,在鲍曼看来消费社会贫穷的产生是由于工作伦理向消费美学的转变、福利国家的衰落以及全球化的发展导致的。(当然,在我看来,鲍曼和大多数讨论贫困的人一样,都看到了转变而没有看到共存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消费社会里的贫困除了鲍曼所讨论的新特点新原因之外,依然存在着生产社会贫困所具有的特点和原因,或许是鲍曼也意识到这一点而侧重阐述了新特点新原因,但是这就不免让人们对现实社会中的贫困产生不全面的认识,甚至认为在生产社会中贫困具有的特点和原因已经不存在了,而只有新穷人。但事实是生产社会中存在的贫困在现实中依然存在,依然有人生活在生活物质资料匮乏,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无法面对任何一场意外和灾难。发达国家的美国,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依然存在大量贫民窟,人们基本生活无法保障,而这根源并不是消费能力不足,而是现实中依然存在着剥削与压迫,尽管现在可能会以非常隐蔽的方式进行,也存在着分配的不公平以及由于生产发展,技术改进导致的大量失业。在我看来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直接影响着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贫困,如何采取适当的方式解决贫困。)
工作伦理转向消费美学。工作伦理的戒律通俗来讲就是无休止地工作,“即使看不到工作所能带来的那些你确实没有或者你认为不需要的东西,你也要继续工作”。它是基于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会做被他人认为有价值并且值得支付报酬的事以此来获得生存和快乐所需要的东西。第二个前提是满足于所得且安于较少的东西是错误的。在工作伦理看来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工作伦理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一种伦理。在生产社会里的工作就是一个中介,将个体、社会和系统这三个层面结合在一起,使得三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成为可能,。但是在消费社会里,这个中介角色被消费所代替。消费社会里其成员的塑造是通过扮演消费者角色需要和既定社会标准摆布。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过程中最具决定作用的就是人们为了符合社会身份的要求而接受训练和改造。随着就业机会的减少大部分人不在受全景机构的影响。在消费社会中需求和满足之间的传统关系被颠覆,对满足的承诺和欺诈会优先于需要,且总大于既有的需要,当然也不能过大,因为过大会消除人们对物的欲望。
福利国家的衰落。福利国家孕育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在20世纪下半叶成了西欧社会的时代精神和基本制度。福利国家的产生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出现了困难,病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形成的压力在没有政治援助的情况下无法独立再造其自身生存的条件。在这一时期劳工组织在没有政治协助只能依靠自己的情况下无法确保自身对反复无常的经济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呼唤着福利制度的出现和福利国家的产生以此能够通过缓和最为不公正和最难以忍受的情况来重新保护和重新确认社会不平等的冲动,通过将那些无法参与再生产的人边缘化以激发对于不平等的接受。在这样的背景下福利国家应运而生。但是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由于财政问题开始削减福利规模,此后削减福利规模的浪潮开始席卷所以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两千年福利国家被废除或者被福利规模被大幅削减。
福利国家再生产社会之所以能够产生和维持是因为它在永久性的“劳动力商品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通过提供良好的教育完整的医疗保障、住房保障、以及为贫困家庭孩子提供健康的营养品,确保了资本主义工业拥有稳定供应的可雇佣劳动力。福利国家维持了随时能够积极投入服务的劳动“后备军”,且在不需要他们的时候,让他们保持良好的状态。再生产社会的福利国家所发挥的功能达到了双赢的效果(当然也有一些弊端),一方面提供了社会生产力,维持了社会生产,为生产发展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福利国家通过对底层人民的保障确保了社会的稳定。然而在进入消费社会之后雇主再次需要劳动后备军的服务目前由国家管理的愿望变得难以实现,过剩的劳动力或许永远无法再次通过保障制度成为商品。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并不是劳动力本身品质不佳,而是缺乏需求。这种需求可能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但可能忽略福利国家在其平稳时期立力求培养的教育良好,体格健壮且自信的劳动力。
福利国家的衰落和全球化的正式形成几乎实是在同一时期开始的,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福利国家的衰落,成为福利国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企业家鉴于劳动力的“再商品化”付出了已经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被要求承担福利成本的时候,把他们的钱和企业带往国外。那些坚持福利国家政策的国家因此承受双重打击的恐惧“无家可归者与无继承权的人成群而入,而资本则蜂蛹而出。”唯有降低当地劳动力成本,雇主们才能被说服而留下来,但在这一点上,由国家所保障的最低生存水准也就是福利国家观念的核心成为雇主获利的最大障碍。这便成为资本外逃,劳动冗余的重要原因。
现代化的时代是一个移民时代。大量剩余人口和无用人口的出现是现代化无法逃避的困境,在这样的困境面前,已步入现代化的国家通过向未现代化国家的人口转移输出多余人口来缓解本国的人口剩余问题。但是当现代化的胜利进程到达世界更远的地方,当生产消费通过金钱和市场,以及当商品化货币化进程渗入到世界各个角落时,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现代化国家本国问题,进行剩余人口输出便不再有效。于是由剩余人口和无用人口构成的“新穷人”也变成了现代化国家必须要自己面对的问题。

两点思考
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后扶贫时代,在后扶贫时代我们依然要正视贫困问题,要处理好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关系,即使在这一阶段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也要防止因现代社会的重大风险使人们再次返贫。其次要正视长期贫困和短期贫困,从相对贫困的角度来看,贫困是存在于任何一个时期的,也是存在于任何一个阶层当中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贫困治理必然是一个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但是在现实中绝对贫困,因灾因病导致的个体贫困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短期的。这就需要我们要有全局战略思维,既要有应对长期治贫的思维和措施,比如现在国家实施的“共同富裕”战略,以及在教育,娱乐等具体领域的治理就体现了这种思维。同时也要有应对短期贫困的应急措施,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发挥社会保险在短期贫困中的作用等。

在此还想说一点就是关于城市贫困和乡村贫困的问题,一直以来我们的关注点都在乡村,致力于乡村贫困的治理,这对于改善乡村人民生活,建设现代化乡村、建设现代化强国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随着我们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及城市化的持续发展,我认为现阶段我们不仅要持续关注乡村贫困,防止乡村返贫,同时也要关注城市贫困。如果说之前城市贫困尚未达到需要关注的时候,这是因为大多数进城者还有农村这个基石发挥着承接作用,当城市生活遇到困难时还能回乡务农满足基本所需。但是现在特别是90后00后的出乡进城者大多已对农业生产不再熟悉,当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出现问题时就会面临无路可退的现实困境,这将是在今后二三十年逐渐凸显的问题。我们要以西方的现实为鉴,对城市贫困予以关注与治理,防止出现西方式的城市问题。这就要在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发挥乡村承接作用的同时,去完善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市治理。

☆☆★★☆☆★★☆☆★★☆☆★★☆☆★★☆☆★★☆☆★★☆☆★★☆☆★★☆☆★★
关于科层制的一些思考
一、由韦伯、涂尔干引发的思考
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是其重要理论之一,由韦伯科层制想到读《科层现象》并不奇怪,涂尔干并没有讲科层制的问题,由涂尔干想到科层制问题这源于涂尔干对职业团体的论述。涂尔干在《自杀论》中首先分析了自杀产生的社会因素和非社会因素,其次对自杀类型以及各类型自杀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他提出了抑制自杀的一个关键性措施及通过职业团体来抑制社会中的自杀。涂尔干认为强制性的镇压以及普遍化的教育对于预防现代社会中利己型自杀的作用是有限的,现代社会中利己型自杀主要是由于集体精神的缺乏使得人们失去了社会支持,没有了情感支撑,因此要想抑制这种利己型的自杀就要加强集体的统一性,培育集体精神,使个人置于集体之下,由此对个人形成一种保护。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集体不是远离人的政治团体,也不是实质上剥夺人自由的宗教团体,而是职业团体。现代社会中,职业团体是距离人最近的,也是人最经常接触的团体,只有在职业团体中个人才能得到庇护,职业团体所形成的一种集体情感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传统集体情感的缺失,预防因集体精神缺失而引发的利己型自杀。这样的论述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把其与现代社会联系起来时就引发了第一个思考:现代社会中的职业团体大多是有着明显的科层制特征的,按韦伯分析来看,科层制具有严格分工,较强纪律等特征,它虽有效率高优势,也有消解人们创造性,消解个人价值和尊严的分人格化弊端,这样一来现代社会中的具有科层化特征的职业团体真的能发挥其对个人的保护,情感支持作用,真的能形成类似集体意识的职业道德吗?
第二个思考是在阅读韦伯著作时产生的,科层制理论是韦伯的一个重要理论。在其《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对科层制作了详细的分析。科层制是法理型统治的一种特殊类型,在科层制中个人只是在事务上有服从官职的义务,他们处在固定的职务等级制度之中,有个固定的权限,在某一特定岗位上,较少需要自己思考怎么做,做什么,而是由特定职务预先安排好的。在科层制中业务资格不是靠自由选择,而是需要通过职业资格考试来获得,有固定的报酬,人们接受统一而严格的职业纪律和监督。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中科层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标志。再对科层制的态度上,韦伯认为科层制以其工具合理性和非人格性满足了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有利于现代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最有效的和最合理的管理形式。当然韦伯也看到了科层制的另一面即严格的体制之下对个人主体性和创造性地压制以及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消解。在对此部分阅读时引发了我的第二个思考即科层制除了能提高效率、进行有效管理之外是否会产生有益的作用,如果不能产生为什么科层制在压制人主体性与创造性时还能大张旗鼓的发展呐?当科层制大张旗鼓的发展,人的主动性创造性被压制时我们的社会会不会日益成为一个绝对的机械运转的社会,只是在生产、生产、生产,生产一系列标准化的东西,而没有灵魂,未来是否真的会呈现这样一种悲观的局面呐?
《科层现象》某种程度上解答了这些疑惑,让我能辩证的去看科层制,去找到如何能使科层制持续不断的发展、如何打破科层制的僵化、如何对处在科层制中的个体产生有益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二、《科层现象》中关于科层制的讨论
(一)写作背景与初衷
在现代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对社会组织的进一步思考是从对科层现象的考察开始的。自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提出“科层制”理论后,50、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皆产生了大量对科层制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而米歇尔克罗齐埃的《科层现象》就是其中的经典。《科层现象》对我们研究组织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将我们的注意力由韦伯所指出的科层现象的特征转移到科层组织中的人和人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以及这种科层下的权力运作分析。此外,这本书的经典之处不仅仅局限于其全新的视觉,克罗齐埃提出的“策略性行动”、“社会控制体系”、“恶性循环”、“策略行动分析法”以及将科层现象作为文化现象等等新观点都值得我们继续研究探索。
作者在讨论科层制现象有其现实的关切,即“人们从不曾像现在这样抱怨科层属员的愚蠢或蛮横,也不曾像现在这样对科层提出的问题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人们表现出对参与的需要,并表现出对过于沉重的集体纪律压迫的反感。”作者的研究迫使人们看到他们拒绝看到的东西即当人们必须将人类组成的组织作为手段加以利用是,这种必要性造成了对一切行动的压迫。处于这样一种压迫的情景,已有的认识表现出了一种对压制的无知,对人类的笨重这一现实的不能理解和对决定论的过于简单化的认识。处于现代社会,我们面领着诸多的问题,各种共同体解散,传统社会制度瓦解,人们群体意识或说集体精神缺乏,人们被抛掷在没有确定性,充满竞争的市场之上“往来移动的人,向风沙被那景象(经济发展的趋势)吹的忽此忽彼,在有些地方堆积起来,彼此不复相关”(桑巴特《德意志意识形态》)。面对这些现实的问题我们都将这种困境归咎于进步、技术、科层这种可怕的抽象事物。但在作者看来有错的不是技术或组织的形式,而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策划的人,当然虽然人是有错的,但是他们可以学会改变自己,也值得对他们加以说服。科层现象并非就是决定悲观的,一个长期维持运转的制度,一定有其深层的逻辑,对这种逻辑进行积极的认识可以得出更有效率的解释。对某种社会现象只是一味地攻击而不提出建设性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加强它的影响,“任何一个人类体系具有科层的特征,而我们一方面在攻击这些特征,一方面又通过攻击方式本身在为加强这些特征做贡献。”
作者写《科层现象》就是想让人们了解这样的信念以及获得这种信念所进行的研究。通过科学的方式描述科层制的特点和弊端,认识科层制的机制,提出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当然作者真正先要去做的并不只是对现代生活中科层制的描述和呈现,也不只是想要提出一个更具解释力,更加普遍化的理论,更多的是想让读者感觉到,我们每个人所痛苦地切身体会到的,唯恐弃之不及和咒之不狠的那些非理性的弊端,其实是自然的、合理的、相对单纯的、可以积极认识的现象,因此也是能够加以干预和改变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文章开头说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解答了我的两个思考。
本书并不是那种纯理论的书目,不是单纯的理论分析,而是从两个案例开始,在案例中呈现出科层组织的诸如分工、个体行为,上下级之间的沟通等种种科层制中存在的问题,而后对这些问题从组织理论的文化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二)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巴黎会计事务所。巴黎会计事务所是一个典型的科层组织,作者介绍了会计事务所的概况、各成员的任务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常规问题。通过分析,他提出的理论要点是:可以通过组织所采用的社会控制体系来分析为什么组织的管理和行为与科层现象紧密相联。作者在书中提到:“人们为什么要建立起这样的组织呢?在这种组织里,陈规陋习以如此强制的方式决定着个人行为。”那么创造科层结构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人们回避面对面关系的一种手段,是回避人们难以承受其专制色彩的个人从属关系的一种手段。
第二个案例是联合工业垄断企业。作者在对女雇员做关于工作满意程度的采访的时候发现,女雇员们通常都是带着隔离和孤立的气氛。“他们似乎不可能在彼此之间建立积极的社会关系,我们没看到任何具有充分稳定性的疑惑、一群、一帮,乃至一个小集团,足以令其成员从中得到慰藉和支持。”作者从“女雇员们对会计所的评价”“社会隔离和情谊的缺乏”“工作人员消极面上的团结一致以及工会活动的发展”作为切入点,深入探究这一情况。
在“权威关系”这一板块中,作者分析了会计所中的紧张是如何产生的。“一个处的十个科长各自领导一个平行的、几乎相似的科,这些科……为分得组织内非常有些的资源而处于竞争的状态中。 科长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相互依赖的关系,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共同的利益,最终只能互视为竞争者。……完全有可能向处长提供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情况。处长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注定只能掌握被歪曲了的情况并隔绝于他必须处理的日常问题之外,决定更多地建立在字面规定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不同决定造成的事实和后果所做的严肃评估上。”与此同时,科长们和监察员可以将采取一切不得人心的措施的责任推给处长。这就造成了科长和女雇员两者之间无法相互认识和理解,所以紧张永远不能消除。
而另一与科层制度形影相随的“常规”也同样是与基层干部即科长有关。每位科长领导一个平行的、几乎相似的科,他们不想将这一平等的版块打破。所以睁大眼睛猜疑地监视着同事们,唯恐任何上级作出任何可能的干预而使他们形成的这个平等的版块出现裂痕。这样的行为也直接导致他们循规蹈矩,不肯有丝毫的违章行为,只是在最后关头,在不如此不足以拯救局势时,才会同意破例。所以他们认为常规永远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为什么要创造科层组织,作者回答到“因为这是人为回避面对关系的而一种手段,是回避人们难以承受起专制色彩的个人从属关系的一种手段。”
在对两个案例做了初步的剖析之后,克罗齐埃从更加理性和更加普遍化的视角对科层现象进行了探讨。他将权力问题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从这一讨论出发探讨一种有关科层现象的理论,并将其纳入更普遍的组织理论之中。
(三)组织理论观点看科层现象
在对两个案例进行陈述,展现了会计事务所和联会的具体分工,各职位之间的关系和相互评价之后,作者想要在这一章里搞清两个问题,一个是权力问题的含义和意义,这是两个案例中讨论的核心问题,还有一个是想要探讨一种有关科层现象的,可以纳入更普遍的组织的理论之中。
1.组织中的权力问题
权力问题是组织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组织社会学的一个难题。但是对权力问题的研究却自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之后没有什么成果,这主要是由于一些理论的难点和实践的失败。这些观点经历了从狭隘理性主义研究到人际关系研究组织问题,再到向理性主义的回归。这种回归是以与古典机械主义分析完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吸收人际关系方面的知识。科学的古典理性主义理论完全忽视了权力的问题,作为这一理论基础的人的行为的机械主义模式排斥了在权力关系周围发展起来的复杂关系,他们相信人道不是对人的管理,而应该从对人的管理过渡到对事务的管理,主张金钱刺激和技术控制,而不是对人的控制。作者认为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幻想,这些幻想使他们无法明白自己行动的真正性质。
古典理性主义在遭到批评之后,人际关系主义发展起来,但是人际关系主义理论也并没有发展起来,因为这一理论并未促使人们更好的理解权力问题。人际关系主义失败表现在两个流派中,一个是“交往派”,一个是“勒温派”。“交往派”更具有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色彩,它引发了由人道因素的发现构成的那种感觉的革命,他向组织家、活动家和理论家揭示出存在着一套复杂情感左右个人对生产要求的响应或拒绝,并迫使个人对自己的行动哲学提出质疑。交往派能够解决或至少是认真的探讨权力问题,如果人们认识到行为本身除了古典理性主义所说的金钱刺激之外还会受到情感与对话的左右,那么人们就会认识到一个组织内部的权利分配和权力关系体系对每一个成员的适应和整个组织的效率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当然,交往派最终并未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只是对情感世界感兴趣,而忽视了行动的世界或者将世界视为服从于古典机械主义理性的一个事实。交往派不注意一个组织控制其人力资源的管理方式或社会控制方式,这使得他们可以描述非形式群体中领导自发现象的产生,并以一种新的方式指明文化与技术背景对一组织成员行为的影响,但是却无法解释组织的整体运作。“勒温派”更具有心理学和实证主义特色,勒温派付出很大精力研究现代组织内部的指挥关系,但是他们把指挥关系看作是一种人事关系,力图证明一种“准予式的”指挥风格的优越性,并发现了最佳方法将目前组织的所有成员归结到人际关系的形势之下。勒温派的研究成果促进了人们对组织运作的了解,想要证明至少在初期个人满意、生产率、和“准准予式”领导风格三者之间的恒定与单值关系,但是他们也发现不可能在一个复杂的组织框架内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加以重复,他们囿于一个狭隘的模式之中,不能理解作用于组织内部和工业社会中的力量,他们最终只是提供了一个静态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下变化只能以一种道德转化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它们并不能看到变化的真正原因。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权力问题才在组织研究方面摆在了首要的位置。在此之前技术理性与人际关系理性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在现实中这两种理性并非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的,只有在将两种理性都考虑进来才能对组织的运作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权力问题构成了一切组织理论的核心。
2.联企研究结果的再分析
在对古典理性主义、人际关系主义批判的基础上,作者对联企的研究结果重新进行了分析。
联企就其本身而言其体系非常简单,在体系中存在着为数较少的人事类别又概括了组织成员的一切活动。首先作者分别研究了生产工人、维修工、车间主任、领导人员等不同职业类别的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对个人的意义。作者想要探讨权力关系对于一个组织运转的意义,从群体战略出发探讨了组织体系内部权力关系的性质与作用,在进行具体的讨论之前提出了“权力关系如何与何以能够在一个理性的框架内得到发展”的问题。从人际关系的视角上看联企的运作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现象,一个是在不同的等级层次上,有一种消除一切权力关系的受理性主义影响的强烈倾向,采用惟一而严格的解决方法的思想占压倒性的优势,一些极端具体的规章规定了每个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必须遵循的行为,无论涉及所遇到问题的性质,还是涉及到所要遵循的路线,没有人有评判的自由,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另一个现象是整个一套压力和反压力的谈判体系即新的权力关系在角色扮演者无法触及的领地上即维修的这块领地上得到发展。一些成员对另一些成员有了权力,成员的合作伙伴们受到规章的严格限制,而成员本身却并非如此。由此可以看到即使在联企中权力也是既不能取消也不能忽视的,在有限的理性框架里不确定性因素是不能消除的,权力恰恰是于这种不确定性因素紧密相连的。在现实当中,现代企业中关于理性地看法正在改变,这是由于知识的进步对世界产生的更大的控制,这样的控制并没有加强这个体系的呆滞性,相反它缺使得原来在体系中存在的“唯一最佳方法”的崩溃。所谓“唯一最佳方法”不过是一种防备不确定因素的一种手段,一种替代保证领导者决策合法性的前传统思想的科学主义的代用品,事实上人类从不曾有一种最佳方法他们由于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不得不满足于一种能解决目前问题或者一部分问题的方法。
之后作者详细分析了两个问题:上下级关系问题和劳动指标的问题。在一个完全理性化的组织中,劳动任务有着明确的规定,这种规定的明确性使得工长不再有任何的主动性,不能对下级有任何的影响力。但是,实际上工长仍保留有对某种对执行规定的判定权,他可以利用这种权利获得下级的支持。这说明在组织内部有两种可能的自行处置权,一种是由不确定因素所确定的,一种是为了使工作更理性和更可预见而制定的规章制度形成的权力。当然后一种权利往往会将下级自行处置权的空间压到最小,下级的每一种不合规范的自行处置都将会被纳入到规章制度中,每出现一种新的自行处置方式就意味着有一种限制此方式规则的产生。规章制的决定的权利还有一个作用在于处于规章制度下的上级可以得到下级某种程度上的宽容,换句话说规章制度本身分担了上级的责任。这一点的分析非常有意思,是之前没有注意和思考到的。在对劳动指标问题分析时指出了工人面对指标的几种策略,这些策略使得工人赢得了谈判权力。
3.权力关系战略对组织结构的影响
在对权力关系对组织运转的意义进行初步探讨之后有进一步探讨了权力关系的战略对组织结构的影响。构成争取权利的斗争可预见性的重要因素,既有技术条件也有信息的传递方式,而且后者的影响往往是更大的。因为在一个大的组织中,组织成员都拥有信息,也就意味着拥有可预见的能力,这说明拥有控制权力的可能性。如果不加以控制,争权斗争会发展为瘫痪的冲突和无法容忍的局面,这就需要一种制度结构来约束和协调各个群体和各个个人的要求。但是这种约束不是绝对的,要达成有效的约束等级秩序和制度结构必须有自己的筹码和力量,也可以用一种为了“大家”的思想,但这一方式在现在组织中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任何一个组织都会对自己成员的谈判权加以限制,这种限制的手段往往有两种,一种是理性化的权力,如制定规章制度,这种权力提供了冲突一种理性的解决方式,一种是例外处理的权力。前者会形成过多的束缚,甚至会束缚到上级的仲裁权,后者过多则会助长下级权力。
组织的管理以及争取权力斗争的限度问题。如果只考虑权力关系就很难理解一个现代组织如何能够合理而有效的运作。在一个组织的运作中往往不只有工人,维修工,车间主任在发挥着作用,其他力量往往要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力量强行确立起一种最低限度的协调,参与和承诺,并以此使得一个群体或者一个人绝对不能过分利用其与周围关系并从中获利。这些力量包括生活在一起的群体,群体特权的相互依赖,对最低限度效率的普遍承认以及群体间稳定的关系。这四个因素也在组织运作中发挥着作用。
在理解组织运作的时候,作者是以权力的分配方式以及个人与群体谈判使用的战略展开分析的。这种分析方式构成了理解组织运行的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可以通过这种分析方式将以静态关系为特征的组织与以动态关系为特征的组织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在组织理论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及其有用的视角。也是在这部分作者对科层理论的演变进行了讨论,指出了西方科层现象的矛盾,即既相信科层组织的理性在效率上有优越性,又相信科层组织威胁人类传统价值的并发症,“正是西方的这种对科层现象所表现出的矛盾至今阻止了一切积极分析的发展,并助长了对演变的灾难性后果”。
科层组织的社会学理论力图解释科层进程的发展与维持问题,而没有考虑管理问题。一切协调的合作行动都是建立在相信其他成员也能够遵循规则的基础之上,在这里规则之下个人的顺从显得尤为重要,而这样的顺从来源于强制,也来源于内心的意愿,以何种方式获得必要的顺从是一个组织的管理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获得顺从经历了由暴力向温和的转变,这就像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对人的规范以一种看似温和的规范、纪律来实现,从对肉体的规训走向对心灵的规训。现代组织获得顺从也是以一种看似温和的方式进行的,现代组织可以更容忍不正常的和部分的参与,“因此一切组织的管理现在可以进一步立足于间接的和理性范畴的手段上”。任何一个现代组织都不能回避变化的必要性,它必须倚重某些个人和某些群体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4.科层的特征与“恶性循环”
科层具有“恶性循环”的基本事实,作者在此指出并详细分析了科层制的四个特征:非人格规则的广泛发展、决策的集权化、各等级层次或职别的隔离以及随之产生的群体对个人的压力,以及在残存的不确定因素周围平行的权力关系的发展。科层组织的最主要特征是由于这四个特征而产生的困难、成绩不佳和失望,最终使得新的压力得到发展,这些压力又加强了造成这些困难、成绩不佳和失望的非人格和集权化的氛围。可以看出科层的平衡建立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恶性循环上,他在非人格化和集权化的氛围中得到发展。之后作者讨论了科层组织中的变化问题。僵化的科层为什么能够继续存在,僵化的科层真的就是一成不变的吗。实际上,一切组织,无论其功能,宗旨和环境如何,都必须面对内外部强加给它的变化。在一个科层组织体系中,变化是自上而下的,而且变化必须是普遍的,变化的结果常常是集权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只有当因规章不适宜而得以发展的局部特权被破坏时,变化才可能发生。这就不得不说到组织体系中的危机,危机是一切科层组织体系必不可少的,鲜明的要素之一。危机是能够促成必要调整的唯一手段,危机的存在使得组织体系的变化成为可能,他在整个体系中以及在非人格化和集权化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然危机不仅仅对于组织体系的改进和集权的加强有作用,也促成了其他类型的人际关系和临时群体关系的形成并且突出了这些关系。危机期间组织成员的主动性会得到发展,在传统规则约束下的稳定期个人的主动性及其有限,但是在危机期个人往往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以此来应对危机。在这里我们看到科层组织并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和彻底僵化的,它是有变化的,而且科层组织中的个人也并不想韦伯讨论下的那样是没有创造性,没有价值和尊严的,相反科层组织中个人是有主动性的,尽管这种主动性是在某种危机下被唤起的,但是我们大可不必因此而悲观,因为就科层所面对的环境而言,它是复杂多变的,这也就是说科层的危机不是偶然的小概率事件,而是时常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常态,危机带来变化,危机唤醒人们的主动性,科层并不一定是僵化的并不一定是陷入恶性循环的。
5.科层组织体系对个人的益处
组织中的规章制度对组织中的个人起着保护作用,科层体系可以看作是保护个人的必要结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社会行动提出的问题面前个人时脆弱的,个人在规章制度或者说整个科层体系中可以自由地、任意地做出或者拒绝做出贡献,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他们可以认真对待组织职位所规定的责任也可以应付差事以完成任务为目的,具体怎么做取决于他们对自我表现的欲望以及对成功的一种自我定位。组织体系包含着一定量的被迫参与,这种被迫参与对个人而言比自愿参与要好,通过参与公共事业,个人的工作可以被赋予一种意义,在一个由于正式担负责任可能失掉独立的情况下,个人的独立得到了维护。科层组织的僵硬的深化功能最终可以分析为一种保护功能,当个人为实现其目的而必须进行协调合作活动时,最低限度的安全对个人必不可少。正是在特定的时刻,特点定的社会,当个人处于非常脆弱的情况下,科层对于保障个人的安全才将是必要的。
三、个人思考
至此,本文提出了在经典阅读过程中的两个思考,大致概括了作者在本书最初呈现的案例,之后重点思考了和讨论了作者在组织理论角度对科层现象的分析,作者首先对古典理性之一和人际关系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指出了这两种理论都没有真正关注和解释组织中的权力问题,接着通过组织中的权利分配以及个人与群体谈判策略的角度探讨了科层中的权力问题,详细分析了科层的四个特点以及这四个特点所造成的科层的恶性循环,除此之外通过对组织中危机和变化的讨论可以看到科层本身不是停滞的和一成不变的,危机本身促使了科层制的变化。最后讨论了科层组织体系对个人的益处,至此也回应了本文开始提出的两个思考,提供了一个在认识科层的积极方面的角度,对科层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
人的脱域与社会的变迁
民族特性和个人习惯的养成只有在稳定的社会或者是在变迁缓慢的社会才是可能的,同时也只有在社会结构能有助于协调社会发展条件时理性才能得以发展,由于冲动所引发的混乱才能得到抑制。
现代社会是进步的,因为不同时代的事物能在同一个时代存在而且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但是就像马克思在说资产阶级是和无产阶级是同时产生的一样,现代社会中看似进步的技术发明也带来了能够消灭其本身的东西。现代技术对于自然控制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的道德力量的发展及其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知识的发展,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的能力出现了不均衡的现象,历史的群体甚至个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因为能力未能协调和均等的发展而遭受崩溃的威胁。
人能力的不均衡意味着社会控制和自身对冲动的驾驭与技术发展不能保持同步,也就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奔溃。这主要源于能力不均所具有的两重意义,一方面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技术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已经超过道德力量和对社会力量的洞见,呈现的是人类能力发展中的一般性不均衡。另一方面是一种社会不均衡,即掌握社会和经济所必要的判断能力和道德品行在社会各群体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
社会秩序影响着人们理性的展开,冲动的指导以及道德所采取的种种形式,功能在社会中的分配决定着人们的地位也决定着智力精英和情感精英的形成。功能在社会中的分配也就形成了社会的结构,社会结构在偏袒某一群体的同时也将另一个群体置于被动的状态,偏袒的群体掌握着某些属于他们的思维并能对一些活动进行决策,其它群体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只能放弃所有的洞见和独创性的才能以此适应其地位,这便导致了理性与道德力量分配不均衡。在早期社会,此种不均衡是社会的基础,因此社会完全能够经受这种不均衡。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必然是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拥有全部知识和整体思维,能去对某些活动进行决策,而另一部分人只能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不均衡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是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和分工的不断发展这种不均衡已经无法维持社会的存在。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工业社会改变了阶级生态,以前在政治生活中处于被动的被支配的阶级行动起来争取政治参与,形成了社会的基本民主化。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中的相互依赖加强,个别活动正在连接成更大的整体活动。
越来越多的群体参与到政治中维护和争取自己利益对精英造成了某种威胁,精英控制大众并使其保持低智力水平的目的落空。在精英看来是大众保持无知能让大众远离政治维护自己的地位,于是独裁者会在掌握权利之后极尽全力地削弱大众的行动意志。工业社会将新的生活方式带到了大众生活的同时也使得非理性闯入公共生活。伪民主导致了理性的增长,有效的民主使所有群体参与进来并逐渐转变为一种情绪民主,在情绪民主制下,民主不会带来利益表达而是会形成一种集体的情绪爆发。民主进程越是普遍,独裁者试图维持大众无知的难度就越大。于是民主便面临两条路径,一条是试图让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理解的程度,一条是倒转民主化进程。而作为掌控权力和社会资源的独裁者而言自然选择了后者。资本的集中和集聚是控制社会权利地位的方式,除此之外独裁者还采用几种与基本民主化进程相冲突的方式来控制社会权力地位。首先是通过将社会知识和决策权集中到有限的政客,经济领导,行政官员和法官手中,其次是将行政管理活动集中到日益与其他社会阶层相脱离的官僚机构之中。第三种也是最具有的一个手段便是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基本民主化在发展初期便面临如此境地,但基本民主化依然在夹缝中逐渐地发展起来。“产生和维护基本民主化的诸力量是工业社会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只有当工业社会也被摧毁时他们才被摧毁。”现实是工业社会在持续的发展中,于是也形成了基本民主化不断发展的推力。不均衡无法维持社会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日益相互依赖的进程。现代社会比早期社会的秩序更无法承受非理性情感震荡,现代社会的所有部分的相互依赖使现代秩序比更为简单的经济组织形式更加敏感,因为庞大机制的各部分越是相互适应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对干扰的反映就会越是强烈,即使是一个小的干扰也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曼海姆指出,如果在短时间内不能在社会控制以及我们自己本性的控制上达到我们在技术上达到的同一理智和道德阶段的话,社会秩序就会奔溃。所以在现代社会当中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稳定就是需要将这种不均衡,这种与技术上的理智与道德的不同步现状进行及时地转变。
曼海姆在转向理性和非理性形式借以产生的工业社会情境这一中心问题之前,首先对实质理性和非理性的一般性质和种类进行了观察。首先是实质理性和非实质理性的区分。所谓实质理性就是明智地洞察诸事件在给定情境中的互动关系的思维活动,而其他一切虚假或者完全不是思维活动的东西则为实质非理性。所谓“理性的”则是指一系列行动被组织起来能够导致某一既定的目标,其中每一个行动要素都获得功能位置和角色。一系列行动在功能上是否具有理性取决于两个标准即与一定目标相关的功能的组织和后果的可预测性。其次是功能合理性和功能非理性,功能合理性强调的是按一定的目标来协调行动,功能非理性便是对功能安排的破坏。这种破坏可能来自实质非理性,也可能由与行动不协调的治理活动造成。
一个社会越是工业化以及劳动分工和组织越是先进,功能上具有理性的,可事先预测的人类活动数量也就越大。早期社会功能理性活动方式的领域是有限的,但是在当代社会这一活动领域不断扩大。与行动的功能理性最为密切的是自我理性化现象,自我理性化即个人对其冲动的系统控制。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自我理性化程度是不同的。客观活动的功能化引起了自我理性化,但自我理性化并没有提现行动主体理性化的最根本形式,自我反思和自我观察才是自我理性化的根本形式。自我观察的目的是自我改造,人们为了自我改造会对自己及其行动进行反思。自我观察和反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目光往往是向外的即是朝向他所面对的或想要改变与操纵的事物,而不是朝向自己。因此人们往往会在计划执行失败后才开始关注到自己,进行自我反思,以此达到对自我的重构。因此那些频繁遇到挫败情境的人更会主动且有效的反思和自我重组。
但是功能的合理化绝不会增加实质的合理性,功能合理化使普通个人丧失思想,洞察力和责任心,且把这种能力转让给指导理性化进程的个人。在一个功能理性化的社会只有少数人才具备对复杂现实的思考能力,功能理性化保证了这些人的地位,少数人成为了复杂社会的洞见者,能看清全局并进行准确把握,而普通人由于理性思考和决策事物的上交而理性判断能力逐渐下降。正因为如此,在现代社会中不仅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且能看出各个活动之间主要结构联系地位并获得这种优势地位的人越来越少,这也便解释了精英与大众差距日益增大现实状况。

☆☆★★☆☆★★☆☆★★☆☆★★☆☆★★☆☆★★☆☆★★☆☆★★☆☆★★☆☆★★
5.11-6.20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吉登斯)
《现代社会冲突》(达伦多夫)
《贫困与饥荒》(阿玛蒂亚森)
《权力精英》(米尔斯)
《精英的兴衰》(帕累托)
《社会冲突的功能》(科塞)

美国的权力精英
当米尔斯在说精英的时候,显然他的“精英”并不是我们简单意义上的狭义的精英。狭义的精英就是我们理解的那些单个的“能人”,但是在这里“精英”显然是一个团体,是一个集合概念,并不是指的某一个人。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在尚未读到这本书时,我一直限于一种狭义的理解,这导致我对权力精英的理解只能看到单个的人,但不能看到由这些单个精英构成的精英社会。这里就自然而然要提出问题,在米尔斯看来什么是精英,又是那些人构成了精英社会,精英们。又是怎样来维护自己所在的精英社会或者说又是怎样维持自己的精英地位的。在《权力精英》一书中米尔斯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就是在解答这两个问题。从第十三章开始到第十五章,米尔斯对精英主导下的社会进行了反思。如果说我们将一个在背后控制正规政府运作的秘密政府称为“影子政府”,那么按照同样的定义方式我们是否也可以把一个社会背后控制社会运转的秘密社会即精英社会称为“影子社会”呐?从米尔斯的《权力精英》来看,精英社会是一个由不同领域的精英组成的社会,并且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来保证精英社会的稳定,保证自己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以此打造精英社会的稳定性。既然精英社会是稳定的,那是不是造就注定了社会是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那下层人民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呐?在帕累托的《精英的兴衰》中似乎又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社会精英不是固定的,而是处在一种循环之中,不论在哪个时期都会有旧精英的衰落和新精英的兴起。在这里帕累托显然也是用了广义的“精英”概念,就像米尔斯的精英联合,帕累托的新旧精英的兴衰也是也是有时代必然性的。
一、谁是权力精英(什么是精英+精英是有哪些人构成的)
米尔斯把那些超越于普通人所处环境,能做出有重大决策,并且在自己的领域里具有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群体称之为权力精英,这些权力精英所处的政治、经济、军事圈子能够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并且形成一个稳定的上流社会阶层,共同做出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决策。这里涉及到米尔斯的阶层学说。米尔斯的阶层学说是对韦伯阶层说得改造,在韦伯看来划分阶层的有三大要素即权力,财富和声望。拥有不同的特质便属于不同的阶层,但是在米尔斯看来,现在社会中拥有权力财富和声望的人们没有明显的划分,现实中那些上层社会,他们往往即权力、财富和声望于一身。相比韦伯米尔斯的阶层学说更加反映了社会中的真实状况,因为在不同领域中,那些精英们都集三者为一体对所属的领域,甚至整个社会产生着影响。
美国的权力精英阶层经历了四个时期,在第一个时代,社会政治、经济与军事体制是以一种直接又简单的方式联合在一起,这些精英中的个体能够轻松地从一个领域跨越到另一个领域,这些精英不是不是某个领域的专才,而是一个通才,他们跨越到不同的领域之后依然能够胜任在新领域的工作,这些人身份往往是多样的,他们集商人、立法者、学者等角色于一身。第二个时期也就是十九世纪早期,经济界,政界和军界以松散的形式融入到社会的分散社会结构之中。在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是经济界势力的扩张。精英阶层变成了若干顶层集团,而每个顶层集团的构成都是相当松散的,这些集团看似独立,但实际上他们是相互重叠的,尽管是以松散的形式重叠。第三个时期军界跟第二个时期相同也是从属于政界,但是不同的是政界又反过来从属于经济界。到了罗斯福时期,虽然政治界依然从属于经济界,但是由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国家在调控经济上的作用凸显了出来,因此这一时期政治舞台上以及企业界中对公司董事们构成挑战的权力应运而生。随着罗斯福新政的指挥机构获得政治权利,经济精英们也迟缓地尝试在更高的层面上加入政府。加入政府的那些经济精英们最终披上了权力的外衣来主导自己的经济活动。政界、军界和经济领域精英最终在经历了这几个阶段后走向了同一个集合——权力精英。

二、精英的自我维持(精英通过哪些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精英地位)
精英的稳定并不是来自于固有的认同,也不是来自于社会结构的自然生成,而是精英群体的自我维护,他们维护的手段是多样的。
(一)上流阶层的联合与阶级意识
在分析地方社会时,米尔斯说地方社会是一个权力结构也是一个地位等级制度,权利并不存在于中间阶层的组织中。地方社会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开始与更多带有大都会的群体混在一起,认同这些群体。在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顶端存在一个由老派上流人士组成的小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决定着社区问题,集团中的人们往往相互渗透,相互协调观点和决策。这些上流阶层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并且彼此之间紧密团结。在子女问题上他们有一些共识,会让他们的子女进入大学,甚至是最好的大学,他们寻求彼此联姻,或者讲求“门当户对”,而这背后都有着周祥的计划与打算,目的是为了让子女能完全有能力保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并且通过联姻实现稳定自身所在领域地位的同时能在新的不同领域占有优势地位的双赢目标。
除了在子女教育、婚姻上的的共识之外,上流阶层往往表现出较强的阶层意识,这和底层民众的状况是不同的。底层民众人数众多,界限划分、穿着和住房等方面都存在着混淆和模糊。但是上流社会由于人数较少加之彼此之间重叠甚多,因此他们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属于哪一类,而且某种程度上共同排斥着其他阶层成员。美国大都会中存在一个获得承认的上流阶层,这一上流阶层由古老富裕家庭组成,他们的周围环绕着新晋富裕家庭。这种核心家庭会以世袭家庭为基础,彼此优先照顾阶层内部成员。
俱乐部在我们的意识里似乎是兴趣相投的人们一起交流,一起娱乐的地方社会,但实质上这是上流阶层的有趣发明,俱乐部在上流阶层那里相当于一个筛选机器,它是有旧贵族主导的,将那些新贵族纳入自己体系的一种方式。旧贵族手里有着一份清楚记录名人的名单,他们按照那份名单严格筛选可以允许什么人进入他们的圈子,无可非议,那些能力出众,有较强影响力,并认同他们的人才能获得进入圈子的资格。因为沙龙结交上流阶层,从而挣得进入上流阶层的机会,这似乎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现象。
(二)从超级富豪中看经营的财富积累
不论我们是立足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还是着眼于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我们都很容易陷入一种误区,即认为那些发展起来的资本家,不论是因为它们具备清教徒一般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是某种奢侈引发资本主义发展,发展起来的资本家都是自我努力和某种机遇的产物,这就不难去理解为什么那些资本家,那些上流阶层占据最优资源能够心安理得。但是马克思对资本家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家的发展和巨大的财富积累是通过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获得的,资本家资本积累的越多,那么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也就越深,甚至他们通过工资等方式来让他们的剥削不那么青面獠牙。
米尔斯对财富积累的分析和马克思一样具有某种程度的深刻性。在分析超级富豪时,他指出了两种财富得以积累的原因。一种是工业化的发展,一种是国家法律倾向性。财富的积累是因为存在特定的经济、物质、和政治条件,运行资本主义这个生产和赚钱机器需要多种类型的人和大量的国家资源。美国超级富豪的巨大财富积累就是在特定国家成长起来的一种特定类型的工业化的结果,因为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私人企业,使得一部分人可以通过掌握生产机器而处于某种战略位置,并从中赚取数百万的金钱。(另一个问题:工业化的实现和发展是不是必须要有千万富翁组成的私有阶层提供服务?可以看看苏维埃俄国和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私人企业并不是工业化的唯一一种方式,但是在美国,他已经成为了这种方式,农田变成了工业网络,积累者从工业化中赚取了巨额的财富。除了工业化之外,国家法律的某种倾向性也为富豪们保驾护航,或者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超级富豪利用现有的法律,钻了法律的空子,并且他们还为了他们的直接利益而制定和实施法律。在上文已经说过,美国的权力精英发展经历了几个时期,发展到后期也就是罗斯福新政之后,由于新政府指挥机构获得政治权利,精英们也开始迟缓地尝试在更高的层面上加入政府。发展到今天经济界的经验成为美国政界精英早已经屡见不鲜。这就为经济精英维持他们的利益保持阶级稳定提供了更加权威的途径。国家保证私有财产权利,使得企业的存在变得合法,并且通过进一步的法律、法律解释而让企业的财富积累成为可能。这就为超级富豪借助企业的各项资源,巧取豪夺他人财富提供了便利。美国的私人敛财行为或私有工业的发展存在很大的非人为因素。私有企业能够获得由州、地方和联邦政府提供的免费土地,在法律上一些矿业也不再受到限制,私用行业还可以得到政府通过维持高关税而为其提供的补贴等等这些都构成了美国超级富豪得以发展的因素。
(三)平衡理论
当说到权力平衡是我们似乎在说不同主体对权力的分享,这种情况下权力平衡好像是集权的反义词,,它代表着平等。实际上“一个人的光荣均衡经常是另一个人的不公平失衡”。优势群体倾向于权力平衡理论,因为权力平衡能让他们的地位得以稳固。平衡理论依赖于一种道德理念,这种道德理念使得精英们可以以正义和进步之名,行贪婪和无情之事。二者从此便走上了和解之路。平衡理论背后依据的是阶级理论,国家是一个权力平衡系统,这是因为社会存在着阶级平衡,而社会之所以能够平衡是因为它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于国家机器的。中产阶级成了政治平衡轮,职业政客便自然地成为了优势的决策者。当中产阶级衰落时,平衡社会就会出现危机,那些政党政客也将会面临权力降层的危险。总的来说权力精英奉行平衡理论,就是为了维持庞大的中产阶级,或者说用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来夯实自己上流阶层的基础,维持自己的稳定。
三、精英塑造的影子社会(权力精英对社会的影响)
类比于“影子政府”,我把一个控制社会运行、型塑社会结构的精英社会称之为“影子社会”。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来看,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过程,但在米尔斯这里,他毫不留情地指出美国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的发展方向都是由权力精英来决定的权力精英的存在与发展产生的最大的也是最具有破坏性的影响便是让一个公众社会日渐转变为一个大众社会。虽然一字之差,但是这两个社会的差别是很大的。在公众中表达意见和接收意见的人几乎一样多,公众传播是有组织的,也就意味着有机会可以立即有效地回复公众表达的意见,有效的讨论形式能让意见在有效地实行中发现出路,甚至在需要的时候违背权威的主流制度。在公众社会中权威制度的渗透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权威没有渗透到公众中,因此公众社会体现着一种自主性。但是在大众社会中,表达意见的人要远远少于接收意见的人,公众群体已然变成了接受信息的抽象概念。所存在的组织形式也使得个人很难或者不可能立即得到回复,权威控制着意见的实现,大众没有了自主权。大众社会中的生活植入了不安全感和无力感,他让人们感到不安和模糊的焦虑,把个体与可靠的群体隔离开来,当漫无目的且没有组织地行动时人就感到没有意义。
美国社会的顶层日益走向统一,或者说到了今天他们已经完成了统一,形成了稳固地权力精英阶层。中层陷入僵局成为社会的平衡力量,底层在权力精英控制的社会里日益无力,大众社会在底层兴起,日益成为权力精英牢固的基石。


☆☆★★☆☆★★☆☆★★☆☆★★☆☆★★☆☆★★☆☆★★☆☆★★☆☆★★☆☆★★
3.9-4.11
《马恩全集》第二卷(选读)
《马恩全集》第四卷(选读)
《现代性的诊断》
《时尚哲学》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现代人与宗教》
《桥与门》
4.11-5.11
《哲学的主要问题》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生命直观》
《货币哲学》(上、下卷)

这两个月主要阅读的是齐美尔著作,一开始读的时候很散,无法把握齐美尔的思想,只能是跟着他的思路跳到这跳到那。但是读到后面特别是在着手写齐美尔读书报告时我逐渐把握到了齐美尔的一种行文逻辑。这也是我想要通过这篇读书报告来体现的东西——立于分离,归于整一。

齐美尔的客观与超越
本文的行文逻辑来自于读齐美尔著作时的一点感受即从实践或客观现实走向形而上的抽象分析。这或许和齐美尔的研究对象有关,他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形式,当然社会形式说是他的研究对象,我更认为是他的一个研究目标,他的文章很散,而散是一种社会现实,从散入手去把握其背后的整一,这才是齐美尔的目标也是齐美尔相比于其他社会学家的独特之处。本文将遵循这样的逻辑,来试图呈现齐美尔从客观现实到抽象的一种努力。
一、《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现代社会生活的诸像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仿佛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由地追求,特别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人们的关注从神再次回到了人,人的解放和自由成为以后各个时代都在奋斗的目标。但是在不同的阶段人们所追求的自由本身却是有差别的。十八世纪提倡解脱在政治、宗教、道德和经济领域历史性地发展起来的所有束缚,这一时期人们的目标是让人人皆有的、与生俱来的那种人类自然品性得到无拘无束的发展;人们除了追求个人自由之外,还寻求提升人的个性,取得个人成就,因为成就可以让人变得独一无二。从对自由的单纯追求到个性的追寻,再到个人成就的获取,这看似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追求而实际上却是一个连续的推进过程,表面上是人们的自我解放的过程,实际上是个体不断对抗社会的产物。既然是个体对抗社会的产物换一种思路就是先有了社会对人的控制与束缚,所以人们在不断地通过追求自由、个性和个人成就来为自己争取在社会中更大的社会生存空间,并防止个人被现代社会及技术夷平和淹没。而这样一个过程自那个伟大的时代开始就一直在推进中。人们对自由的追求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摆脱束缚,超越有限的一个过程,“一个彻底自由的人意味着,在其内部,一个单个的能量维度为了自身的目的按照自身的标准恣意成长”,“自由是指每一构件的独立性,及其依据自身的生活法则的成长发展”(《货币哲学》P238)也就说自由的实现就是不再依赖任何一种外力,然而之所以说人们的这种追求一直以来始终处于一个进程,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并没有走向单一的自由和绝对的个性,而是面临着这样一个矛盾,他们更具有个性的同时也更加依赖于他人互相补充的活动,他们日益摆脱了来自于人或者某种价值的束缚,但是却日益成为物的奴隶,被客观的物潜移默化地重新塑造着他们的生活与心灵。
现代生活中大都会和乡镇的人们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特点,前者是理性的或说前者秉持的是一种知性主义,后者则是情绪化的、是停留在感觉和情感关系中的。乡镇的这种特点是传统社会的残留物,因为乡镇社会相比大都会而言,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较小,依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留着传统社会中的生存方式和传统社会中的活动思维。而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思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齐美尔说和人们所受到的刺激有关,都市中的人受到的刺激要远远多于传统社会,多于乡村社会中的人。大都会中人们的心理世界是基于现实中的经济生活形态的复杂多样。这就和行为心理学中的刺激-反应理论所讲的一样,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知性的选择和理性的行为,看似是人们主动的产物,实际却是基于日益复杂化的被动反应,人们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去对抗社会。
在这里齐美尔讨论了大都会中货币经济和知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大都会一直是货币经济的中心,货币经济与知性统治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关系。他们在待人接物上共有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这种态度常常把形式上的公正与一种冷酷无情僵硬地结合在一起。金钱本身的价值消失了,他存在的意义就是对交换价值的关心,金钱将所有的性质和个性化约在一个纯粹的数量层面,若将用金钱纳入到构成社会的人与人的交往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是依赖于各自的个性,而知性主义则把这种基于个性的关系用金钱给数量化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整个社会的形成的内在机理发生了变化。在货币经济统治着的大都会家庭生产和直接的物品交易的最后残余也连根拔起了,直接为个人定制而生产的数量日益减少。知性主义和货币经济紧密联系,而大都会的出现为二者的相互作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知性主义和货币经济的相互作用又形成一种合力共同塑造着大都会的内在精神。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原来以需求为导向的生产和交往现在仿佛成了一个机械的转盘,转盘上的每个元素都是可计量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充满权衡与计算,原来需要考量的质的价值现在也已经变成索然无味的量的计算。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大都会的第一个精神倾向“精确性”。大都会是产生这种精确性的原因,同时也在这种精确性的影响下不断地自我重塑。都市居民在交往中有着各自的利益考量,由于情感在大都会中已经被大大地消解,所以如果在居民交往中这种精确性,“就会导致整体崩溃,造成无法解决的一片会乱”。知性主义和货币经济下产生的第二个大都会的精神倾向是厌恶的态度。这种厌恶实质上是一种冷漠,是一种对食物的漠不关心,这种漠不关心不是指关心其存在与否,和必要与否,而是指对事物的区别,事物内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冷漠和无感。就比如在古代社会的人看到瀑布能够吟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绝美佳句,但是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却很少再有这种联想与触动。实际上看似在这里是无关价值的,但是这恰恰就是货币经济的成功之处,它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了对人心理的改造,这种冷漠便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准确的主观反映。
都市生活为什么造成了精神品质的狭隘性呐,齐美尔给出了两个解释。首先在都市生活框架中很难给个性找到一个确定的位置。当价值和数量达到它的边界,一个人就会以品质差异为突破口为个人赢得关注,进而赢得别人尊重,为个人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另一个原因是现代文化发展中呈现出的客观精神的东西对主体存在的优势。在都市生活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制度环境中都存在一种客观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发展超过了甚至远远超过了个人的知性发展速度。这让我们在客观物面前显得无比被动,“我们所能做的,不是抱怨或者宽恕,而只是去理解。”
二、《“玫瑰”——一个社会性的假设》——基于假设下对不平等与贫困问题的思考
齐美尔对贫困问题的讨论开始于对权利义务的讨论,在论及权利义务的关系时,齐美尔这样说道“只要人被视为社会动物,那么与它的每一项义务相应的就是其他人的一项权利。即每一个个人都有一些要求——普遍人类性质的和由他的特殊情况所产生的性质的要求——这类权利本身成为其他人的义务。”穷人是齐美尔众多交往类型中的一种,在齐美尔看来穷人并不是指某种物质匮乏的人,而是指那些被别人援助或有权得到别人援助的人。我想齐美尔的这种定义是具有一定目的性的,在权利和义务相互关系中去讨论,齐美尔是想说明这样的定义对于整体社会存在的价值。“有权得到别人的援助”这里面实际包含了三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就是“有权”,当穷人接受的援助不再是基于优势和劣势而是基于有权利有义务时,援助本身所带有的位置观念,优劣观念就在无形中消除了,穷人有权接受援助,消除了穷人心理负担的同时,也消除了提供援助者的高人一等的观念。第二个因素是有人提供援助,在现实生活里,有些人就是有资源,客观物质条件要优于其他人,但是在这样的定义下某种程度上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拉平了人们之间位置上的差距。第三个就是由援助这种互动方式所产生的一种社会效果。援助除了上面说到的功能之外,齐美尔指出了援助所要达到的一种社会效果,通过这种穷人的有权接受和其他人的义务援助,穷人会走出贫穷,阻止贫穷的代际传递,而社会也因为穷人得到了援助,而有了更多的生产性力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齐美尔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有个前提的,那就是在现实社会中就存在这两类人,一种是有能力施以援助的,一种是不得不去接受援助的。那么这样的划分源自何处呐?在马克思那里,贫困是由于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导致了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因此导致了贫困,要想解决贫困就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进而在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阶级消失,贫困也就随之得以消除。但是齐美尔的划分源自何处呐?或许我们可以从它的玫瑰假设找到一些思路。在对社会的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的探讨中,齐美尔做了这样一个社会假设,在一个乌托邦或者发生在各处的一个童话故事里,公民存在着可怕的不平等,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而且土地可以生产满足其需要的物品,但是有些人就是有能力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种植玫瑰,不管他们比别人有钱还是有时间,还是刚好有玫瑰生长的条件,现实就是他们有而别人没有。这种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且一直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种植玫瑰技术的改进,这样的现实在公民中引起了愤怒,最终不断发展形成了革命性的政党。但是与此同时在玫瑰拥有者中也形成了保守党派,两党相斗最终以革命党人的胜利而告终,胜利之后每个人都分配到了玫瑰,但是就是会由于存在的例如能力,自然条件上的差异会再次导致有些人多而优,有些人少而劣,最理想的状况自然是将这二者之间的差异缩小到人们可承受的范围内,但是终有一天人们会再次感觉到这种差异带来的不幸福。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假设看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不论是在那个时代,不论是对缩小不平等的差距做如何努力,不平等总是会存在,总是会出现,它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正因为有现实的客观条件的差异,总有人会处于优势,也总有人处于劣势是,在这里我们不能像在马克思哪里一样可以找到一个不平等的责任主体,而是不平等是一种客观存在。到了这里再来看齐美尔的相对贫困观就能明白为什么齐美尔认为贫困是一种相对的状况,在任何阶层都存在者相对贫困,即使我们解决了绝对贫困,人们也会在其新的阶层里感觉自己是穷人。绝对贫穷可以克服,但是相对贫穷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这是存在于任何一个地方,存在于任何一个时期的。如果说人们能做些什么的话,我认为就是在面对相对贫困时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地通过更加合理的分配方式,让人们拿到属于他们的“玫瑰花”,不断去缩小因为“玫瑰花”的差异而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平衡。
三、《桥与门》——客观的分离与主观地超越
我们先来直观地看桥与门所具有的意义。“桥”的功能在于将两个空间上相互分离的事物连接起来,当我们直观的去看有桥连接的两个事物时,这背后有两个潜在的意涵,一个是事物之间的分离性,之所以“桥”能被需要是因为存在着客观上的事物在空间上的分离。另一个是事物的统一,桥将分离的事物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体,一个统一的“风景”,不论我们向左向右都没有过大的差别,只是从一个有限到了另一个有限。“门”的功能直观的来讲就是一种区隔,他将无限的事物进行了限制,当“门”处于关闭状态时,它代表着一种封闭,一种彻底的隔绝,一种绝对的有限与绝对的无限之间的不相容。当它处于开放状态时,意义则完全不同,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它将有限纳入了无限,将封闭的自我与绝对开放的外部环境融为一体,门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在于,对于开放和封闭的不同态度会带来完全相反的两种结果。当选择进入门内,封闭自我时,是从无限进入到有限,迈入的是一种自我局限式的生活。当选择走出门时则是有限到无限的过程,面对的是一个宏大的世界。
齐美尔之所以会去探讨桥与门的直观美学意义,就是为了说明客观事物对我们而言的双重性,以及为了说明联系和分离之间的关系,更深层次是服务于他对社会形式和交往形式的关注。
首先客观事物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联系和分离是并存的。自然界中的事物即可以看作相互联系的又可以看作相互分离。物质之间的相互转换是通过某种方式将两种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正是这种相互转换才构成了完整的世界。另一方面事务处于一种客观排斥的状态,在一个空间中整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次联系和分离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当我们探讨分离时,实际上我们也就创造了被分离对象的对立面,我们说“恶”必然是有着一个“善”的对立面,当我们说“平等”必然存在着一个“剥削”的对立面,换句话说就是当一方产生的时候另一方也就相伴而生了。
“桥”的存在是一种志势力的体现,通过这种意志势力我们超越了空间上的区隔,在分离中走向了整一。门的存在中同样也体现着一种意志势力,因为人是可以主动地选择开放还是封闭,走进还是走出的。齐美尔在努力构建一种形式社会学,他试图在众多现实中找出一种普遍的形式,这就是一种由分离走向联系的过程,就像桥和门它们的存在恰恰说明了有限和无限,分离和联系的常态,同时也说明了主观对此的一种超越。

☆☆★★☆☆★★☆☆★★☆☆★★☆☆★★☆☆★★☆☆★★☆☆★★☆☆★★☆☆★★
【书单】(2021.1.10-2021.2.9)
《资本论》三卷

〈一〉技术发展的反思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而来的对人工智能的讨论与反思也在不断增多。关于人工智能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压缩了人的生存空间,使人本身的生活和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一派在阿法狗以3:0全胜柯洁之后有了更多的支持者,一时间人们都在担心人工智能的终点会不会是人成为其工具,而不是相反。另一派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说到底还是人的发展,正是人在智力上的发展才推进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论人工智能发展到哪一步,都会在人的控制范围内,所以就人工智能本身而言它是不会对人的生存造成威胁。这样的观点在对战后DeepMind团队对阿法狗未来的规划中也得到了支持,DeepMind在对战后公布了阿法狗的下一步计划,称以后不会有这样的对战,研发团队将会把精力投到其他挑战中,研发高级通用算法,为科学家解决复杂问题提供帮助。研发将会致力于找到新的疾病治疗方法,降低能源消耗,发明具有革命性的新材料等。从DeepMind的规划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人的控制范围之内,人可以决定它能不能进一步发展,人也可以决定怎样发展。这里看似是在讨论人工智能的,实际上两派观点中都潜藏着一个社会学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即技术发展和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当人们从简单劳动走向工场手工业之后,工场手工业所具有的技术性质产生了一个规律,即随着分工的发展工人人数不断增加,工人人数的增加意味着可变资本的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工人所需的宿舍等的增加也促使了不变资本的增加。单个资本家手中的最低限额增加,使得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条规律中隐藏了工场手工业发展带来的两方面影响,虽然都是工场手工业发展的结果,但是二者却是截然不同的。第一个直接的结果,也是显著得结果就是规律指向的对资本家带来的影响,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不断地改进技术,虽然增加了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但是这些成本相对于资本家日益增加的生产资料以及由生产资料转换而来的资本增加来说完全不值一提。结果可想而知就是资本家的资本不断增多,话语权日益增加,力量不断壮大,最终由经济资本的掌握者变成了政治资本的掌握者,这些虽然是在后来发生的,但是生产的不断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资料和资本增加已经为这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看另一个结果,是在这条规律中没有直接反映出来的,然而整个规律却是在其遗骸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工场手工业技术性质对工人造成的严重后果。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使以前独立的工人服从资本的指挥和纪律,在工人中间造成了等级划分,这就像涂尔干在讨论到社会分层时所说的一样,因为社会分工存在的差异,进而导致人们职业角色不同是社会地位差异重大的表现。工场手工业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独立完成一项工作的能力,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展开活动,正是因为这种附属性质,工人只能掌握生产的一部分,他们对这一部分极为熟悉,且每天都重复同样的劳动,但是对于整体的,系统性的生产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劳动本来是发展人的一个工具,但是在这里劳动是埋葬人的工具,因为简单的、反复性的劳动除了体力上消耗之外,间接地停滞了工人思维上的发展,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像机器一样,资本家输入一个简单的命令,工人执行即可。工人完全成了资本家生产资本的工具。“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过程从简单协作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开始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

大多数人的智力必然是由他们的日常活动发展起来的,这就意味着那些终身从事简单劳动的人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智力。斯密对此刻画到“他的呆板的、单调的生活自然损害了他的进取精神,他甚至破坏了他的身体活力,使他除了从事他所会的那种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专门职业中的技能是靠牺牲他的智力的、社会的和军事的品德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社会中,这是劳动贫民即广大群众必然陷入的境地”。为了防止由分工造成的人民群众的萎缩,斯密建议由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

到了机器大工业时期,劳动资料从工具转化为机器,机器和手工工具的区别在于动力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手工工具的动力就是人的体力,然而机器的动力是在蒸汽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资本家能在较短的时间,用较少的工人就能完成大量的生产工作。与此同时由于机器生产中对人们体力要求降低,人们只需要通过简单操作机器就能完成一项本来复杂的工作。对体力要求的降低,也降低了进入工厂的门槛,生产劳动不一定要用身强力壮的男性才能完成,妇女和儿童也能完成对机器的操作。这里就有了机器生产对工人的两个直接的影响,第一个是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之下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增加,第二个是工作日的延长,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增加自己的剩余价值。机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他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利的手段,一方面他创造了新条件,使得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他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加了对他人劳动的贪欲。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技术发展的结果是两面性的,一方面他肯定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剥削实际上是=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同时他也指出当资本家利用了技术来发展生产过程中工人的悲惨命运,手工生产被机器生产所代替,生产发展,生产资料增多,资本家的资本增多,与此同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在不断增强,而且这种剥削有些是直接的剥削比如工作日的延长,有些是间接剥削比如工人从事简单的重复性的劳动,使工人智力得不到发展。然后后一种的剥削实际上是一种根本性的剥削,因为对工人智力的剥削抹杀了工人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工人若不能以一种暴力的方式来打破这种资本对自己的全面把剥削,只能像机器一样永远附属于资本家,当被剥削到无法剥削时再被资本家像对待废旧机器一样更换掉。

科技发展的大势之下,个体对科技发展的担忧也要从两方面全看。一方面这种担忧是有必要的,正是有了这种担忧,我们才能在发展技术的过程中不是单纯的成为一个科技狂魔,而是在结合社会命运,结合个体命运的前提下,不断地促使科技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没有必要过分担忧,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表现之一就是技术的进步,正是有了技术的进步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双手,在残酷的自然竞争者顽强的生存了下来。技术发展具有的这种解放性必然会造成一些领域机器对人的替代,但是同时它也是创造新的需求的开始,新的领域不断地在技术发展中被开发出来,必然形成一种对人的需求,因此技术发展和人的发展是相生相成的。

☆☆★★☆☆★★☆☆★★☆☆★★☆☆★★☆☆★★☆☆★★☆☆★★☆☆★★☆☆★★
书单(2020.12.6-2021.1.9)
【书单】:
《哥达纲领批判》
《德意志意识形态》
《共产党宣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恩选集》第一卷
《马恩选集》第三卷

(一)
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通过对杜林的批判,较为系统的阐述了马克思的主要学说。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似乎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体系,但是确立体系并不是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的真正目的。这个体系或许早就隐含在了恩格斯批判的对象中,因为恩格斯在第一版序言一开始就是说“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为形式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从而研究这一体系本身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各种而且还谈到了一些更加广阔的东西”。在接下来恩格斯说道“但是,本书并不想搞出另一个体系,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间的内在联系”。
《反杜林论》发表于1878年,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工人阶级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杜林思想由于对资本主义的一些批判在工人阶级中也产生广泛影响,杜林的思想在工人甚至党内领导中产生影响,并赢得赞同。面对这种情况,恩格斯为了不使年轻的党内发生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便展开了对杜林的批判。就像杜林学说涉及多个领域一样,相应的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也是涉及到多个领域,随着马克思其他著作的出版,马恩世界观影响进一步扩大,并日益受到广大阶层的接受。
(二)
恩格斯从启蒙开始谈哲学,他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形式而言是启蒙学者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启蒙思想本来是革命的,要求用思想变革现实。“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后来我们发现,理性的王国只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描写,在十八世纪已有共产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人们不光寻求的是政治上的平等,还有社会层面上的平等。后来出现了三位空想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家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不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当然他们的进步之处在于,空想家和启蒙学者不是想要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要解放全人类,他们想要建立的是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尽管二者的王国有着天壤之别。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之后是德国哲学,黑格尔是顶峰。黑格尔的贡献就在于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形式。亚里士多德研究了辩证法形式,近代哲学虽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但是日益走向了形而上学。在这里恩格斯指出了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主要区别。形而上学认为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不相容中认识事物,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正负绝对相排斥,原因和结果也处于对立之中。可以看到形而上学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事物,而忘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对于形而上学而言它只能看到某种存在但是它不回去追溯事物的产生,也不会去考察事物可能的消失,自然就不会看到可能导致消失的条件。这样看来形而上学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当只是看到现存事物时,某种局限性会让人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这样的思想指导人的行为是很有可能将人们引向歧途。辩证法是从事物之间的联系,事物的运动以及它们的产生和消失进行考察的。黑格尔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描绘成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并企图解释这种运动发展中的内在联系,但是黑格尔并没有能把握这些变化发展的规律,这主要是因为(a)黑格尔自身的知识限制,(b)时代的限制,(c)以及它本身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如果说黑格尔对辩证法的恢复是对形而上学的纠正,那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提出则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纠正和完善。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也就是说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形成现实的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上层建筑都是以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现实基础。
以往的社会主义同唯物史观也是不相容的,以往的社会主义虽然也批判了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有生产方式的后果,但是它却不能说明生产方式也不能对付这种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的发现解决了这个问题,“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的价值购买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正是由于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才由此变成科学。
在此恩格斯说明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一个过程,主要涉及几个内容,一是最初空想到圣西门等人的空想,二是黑格尔对辩证法的恢复,在这里指出了黑格尔的巨大功绩,同时也指出黑格尔的局限之一在于其是唯心主义。正因为此黑格尔无法探明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因此(三是)需要唯物主义历史观,表明唯物史观产生的条件和必要性。四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剩余价值的发现探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后果,并说明了对付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
(三)
恩格斯对杜林哲学观的几点批判主要集中在对杜林先验主义的批判,世界模式轮的批判以及永恒真理论的批判。
首先是对先验主义的批判,在杜林看来哲学研究对象有三个,分别是一般世界模式,自然界和人类世界。这个序列是有次序的,那种适用于一切的原则也就是世界模式是第一位的,自然界和人类世界都是在适应这些原则,这种一般的原则,存在于世界形成之前从思想中构造着现实世界。但是在恩格斯看来思维不是一种自发的,不是从自身凭空产生的,思维本身只能从外部世界来汲取这些形式。所以原则本身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那个外部世界,原则是研究的终点。原则不应被应用,而是从自然界,从人类历史中抽取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要适用于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区分了原则和自然界,人类世界谁是反映物,谁是被反映物,谁是主体,谁是从属。思维和意识既然不是根源性的东西,那思维和意识从何而来呐?恩格斯认为他们都是人脑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且与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就说明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是自然界的产物,这种产物不是和自然界相对立得,而是和自然界相适应的。对思维的这种认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宗教世界的认识中,神、上帝,宗教仪式等这些宗教的产物,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当然并不是正确的反映,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歪曲。
其次是对杜林自然模式论的批判,杜林认为存在包罗万象,没有什么东西是在这一存在之外的,这是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都是把事物综合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存在一旦被思考就会被思考为统一的东西,如此世界概念就成为不可分割的,又因为被思考的存在,世界概念是统一的,所以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但是在恩格斯看来,我们说到存在时,存在的统一性仅仅在于我们所说的一切对象是存在的,它们被包含在这种存在的统一性中,而不在任何别的统一性中,一般地断言它们都是存在的,这不仅不能赋予它们其他共同的或非共同的特性,而且暂时排除了对所有特性的考虑,只要离开存在这一共同点,事物本身的差别就会显现出来。如果只是断言包罗万象的存在,我们就无法看到事物之间的差别。
最后是恩格斯对杜林永恒真理的批判。在杜林看来存在着永恒真理,实际上当说“永恒”时就体现着某种静止性,一种不变性。但是真理和谬误、善于恶等的对立,它是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发展领域中的,也就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着的,那种终极的真理是稀少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善恶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这里实际上反映出了真理不具有永恒性的两个原因。真理之所以不是永恒的主要由两个因素来解释,第一个因素是时间,第二个是阶级因素。就时间因素而言,不同的时代到的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的时期道德是不同的。第二个是阶级因素,阶级不同道德也会不同,过去宗教时代传下来的封建主义道德不同于现代资产阶级道德,现代资产阶级道德又不同于无产阶级道德,即使是封建主义的道德中由于教派的不同,所不能够承的道德也不同,比如封建主义道德可分为天主教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有很多种类,从耶稣天主教的和正统新教的道德直到后来的启蒙道德,这些道德在其本阶级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人们道德的形成也有本阶级的特征,人们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从他们所从属的阶级中,从他们置于其中的生产交换的关系中汲取道德观念。若单从阶级来看也是会有一共同的东西,但是若考察到时间因素,共同的东西就不一定是永恒的,一切道德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当然恩格斯也认为是有可能存在一种真正的道德,但是这种真正的道德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对立,忘却了实际生活中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时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要超越时间和阶级的因素。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有阶级的对立,只要人类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就不会有永恒的真理绝对的真理。

☆☆★★☆☆★★☆☆★★☆☆★★☆☆★★☆☆★★☆☆★★☆☆★★☆☆★★☆☆★★
书单(2020.10.23-2020.11.29)
《犹太人与资本主义》桑巴特
《奢侈与资本主义》桑巴特
《德意志社会主义》桑巴特
《利维坦》霍布斯
《人口论》马尔萨斯
《自然辩证法》恩格斯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孔多塞(在读)
《马恩全集》第一卷(在读)
个人与社会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
之前看了个动漫叫做《面具》故事讲的是某一个镇子上人们以换脸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拥有换脸的思想你才是正常人,才能融入社会,换了脸的女孩子才好出嫁。有姐弟两个人,姐姐在面具工厂工作,弟弟在一所学校上学,弟弟思想不入流,不认可换脸,喜欢自己的样子,因此遭到老师学生的排斥和欺辱。姐姐则认为大家都在换脸,换脸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即使她很努力,很优秀也始终未能进入工厂换脸的名单里,后来找到厂长了解情况才知道自己的母亲曾经在工厂工作时按照自己想法制作非标准的面具,甚至怀疑换脸这个事实,最终烧了工厂,这导致她永远都不可能换脸。故事的结局是弟弟无法忍受这个将换脸合理化的社会,最终离开小镇去寻找可以自由生活的地方。由这个故事引出我今天的话题——个人与社会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从桑巴特开始说起。
桑巴特在《德意志社会主义》一书中对经济时代的社会进行了分析,和涂尔干韦伯一样,桑巴特也看到了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首先是社会内部的毁灭。这样的毁灭体现在社会制度的毁灭、社会共同体的解散以及“堆积”倾向抑或说都市化趋势。
社会制度的毁灭。当人们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社会制度的毁灭,就像涂尔干在分析失范型分工时所说的一样,当处于一个时代交替时期,传统的规范道德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但是新的规范有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就导致失范型分工的发生。社会制度也是一样,传统的社会制度被摧毁,但是现代社会中规范的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在上个百年中,一个旧的间架颇好的社会制度在没有什么政治扰攘中轻轻地给抬走了,一直给拆到了墙根,人们瞅着原来的住房不见了,不得已只好在空野外张幕或是仓促筑成的棚房里去寻息宿处。”
社会内部毁灭的第二个问题是共同体的解散,从桑巴特的分析来看这样的解散是彻底的,全面的,自乡村共同体到联结城乡的共同体再到城市的共同体无一不是面临解散的命运。乡村共同体的解散是由自由派的农业改革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导致的,乡村自由派的农业改革废除了公有,取消了土地的用益权,将小农经济抛掷在了市场,抛掷在了自由贸易当中,原来乡村同伴之间的紧密联系被消解了,小经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大的经营则陷于负债与分割之中。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则在改变乡村生产结构的同时影响着乡村人口的空间布局,促使了乡村人口的外流。“工业技术进步,手工副业因不可获利而消失,乡村人民食养基础发生了动摇,乡村人民因靠土地的收获不能维持,只好被逼出移。”实际上桑巴特对乡村共同体的分析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体现的也是尤为明显的,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乡村本身有着较强的凝聚力,家族实力较强,有着所谓的乡绅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发挥着作用,家庭约束以及乡村传统道德习俗对个人约束强,但是当这样的乡村社会被市场所冲击的时候,这一切都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而别是传统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例如家庭、家族等的功能被瓦解的所剩无几。除此之外受工业发展的影响乡村社会生产结构发生改变,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促使了农民在空间上的流动。
联结城乡共同体的大庄园作业共同体的解散。由于农业经营的专精化,季节性经营形成,农业经营的专精化问题在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中的论述也是极其精彩的,在此不再展开说。作业共同体的解散还导致了工族失去根本,由季节工人代替,永久性的工作机会减少。
在城市中体现为公所的解散,原来公所是手工业者的庇护所,但是现在都市手工业者失去了庇护,手工业者也被无情的“置于资本主义敌人的自由竞争的危险之中。”
所有这些共同体的解散意味着共同生活的解散,家庭功能退化,劳动力被置于市场当中去,妇女也从家庭中被“赶”了出来。
堆积化倾向是社会内部毁灭的第三个问题。当以农业为主时一个显著的真就是定居民,人们被土地所束缚,空间上的移动程度较小,但是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工业发展,定居民不再被绑缚于土地之上,成了流动的民众,“往来移动的个人,好像飞沙被那景象(经济发展趋势)的风吹的忽此忽彼,在有些地点堆积起来,彼此不复相关,这些沙粒就是那些大都市和工业区。”
其次现代社会中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呈现出失神化、实物化和等一化的特点。
规则制度,标准化的规则等,使得人们的一切行动都置于一个可预测的系统之下,机械代替了思考,遵循代替了探寻,自由意志逐渐丧失,人们成了规则制度的奴隶,“个人行动被打入了囚笼”。消费构状的失神化,消费的集合化,使得人们不论是在公共教育,医院还是电影院,个人自由都受到了限制,一种支配的结构左右着我们的思考方式,行动方式。货物的交易,劳动市场中的契约,这些现象背后也是个人创设作用的停止和个人受到精神机构的管束,共同构成了市场构状的失神化。失神化在大企业中的体现是最为明显的,在一个企业中上到懂事下到员工无不在一个有着明确规则的制度下运行,他们所有的行动都是被提前规定的,个人只需要具备某种要求,就可以进入这样一个体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重复。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就像一个生产体系中的扳手,由机械式的社会生产而成又成为机械的一部分参与机械的生产。
实物化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主要表现为物在多个场合代替了人本身,在生产领域机器生产代替了人们的手工劳作,在娱乐生活中人们也借助各种工具来增加自己的娱乐体验,工具的多样化看似是提高了效率,实际上是丰富了支配人自由行动的方式,“每一个机械,每一个机器的增加都不啻说又有一种原来的个人多少可以自由活动的工作被推到机声扰攘下的强迫工作和多半不可忍受的工作条件下的大企业地狱里去了”。
现代社会中生活方式的改变还具有等一化的特点,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极其的相似。在现代社会中即使在不同阶层之间上层创造奢侈,引领时尚,下层进行模仿,以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阶层间的生活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等一化的特点。
桑巴特在讨论了社会制度被抬走,社会内部各种共同体的解散以及人们社会生活方式改变后又讨论了公共生活的变化。现代社会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特别是一个人的成功与否直接与金钱的多少有关,金钱和地位之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转换系统即实在价值转换为效能价值,效能价值转换为成功价值,成功价值转换为看得见的成功价值,看得见的成功价值转换为一种可以换成钱的成功价值。这里桑巴特对金钱在现代社会中影响的论述和齐美尔在《货币哲学里》对货币在现代社会中作用的论述极其相似,他们都强调了金钱作为一种衡量标准对个人,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在公共生活变化中桑巴特还对经济时代的战争进行了讨论,在经济时代,战争比以前更强烈地受到了经济利益的支配,其影响也深入于经济社会,同时战争在当今也成为扩充和保护其物质文化财产的工具。在国际关系学中有一个观点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就是利益的关系,当然这种说法或许过于片面,但是也反映出现代社会中利益所占的主导地位。
最后桑巴特也对精神生活的改变进行了探讨。在经济时代文化产品增多,文化实质具有了经济印象,人变得肤浅化,知识也变得平凡化了。文化产品的增多是经济时代工业发展的结果,机器生产提高了文化产品生产的效率,与文化产品增多相伴而行的是教育资料的传播方法得到了完美的改良,传播的途径增多了,“学校、博物院、图书馆等都是经济时代的东西,空前大范围的精神文化是以一个特殊的物质文化无基础,而这种精神文化考其究竟只是经济的一种作用而已”。文化产品增多的背后是文化实质的质变,在现代精神文化中个人的特性受到了很大的压制,经济时代的学者日益狭隘的发展成“专家”,缺乏把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的客观精神,平均创作水品降低的同时是创作的制高点降低。自然科学大行其道,上帝信仰遭到了毁灭,人与自然隔绝,都市的人被限于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中,远离了乡土,远离了自然,对自然陌生而无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和特定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被毁坏了,人们走向了城市丢弃了乡土情结。在信息和知识大量涌现的时代人也变得肤浅化了,那些所谓自由的人,实际上早已被无形的知识体系所塑造,人们不自觉地受到现有知识体现的影响,无意识的拿来与运用但实际上他们并未获得突破,“自称自由的人,实则已经被硬化学理的一种不可冲破的蛛网围住,在这网中比那些在先入成见和谬见锁链下的从前的自然人行动还要不自由得多。人们被束缚在一些概念之中”。当然在现代社会中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人们对娱乐八卦的关注胜过对奇迹奥秘的关注,人们生活娱乐化,知识娱乐化,这些背后是对人们探索求知,敬畏努力的消解。

除了桑巴特之外韦伯也通过理想类型的建构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人的行为等进行了分析。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过程都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即使这个理性化最终导致的是个人创造能力,个人价值的消解,但是这种理性化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也涉及了个人和精神层面,但似乎和韦伯、桑巴特又有所不同。在论及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时涂尔干关注到的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传统约束与情感支持的削弱,个人主义不断膨胀,最终会导致不正常的分工甚至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的利己型自杀。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诊断涂尔干认为当社会由机械团结转向有机团结社会之后,集体精神作用减弱,现代社会缺的是一种集体道德,集体精神。

面对问题涂尔干提出了明确的诊疗方案,韦伯、桑巴特只呈现了一种悲观的现代社会状况。处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似乎在自我掘墓,我们的未来似乎就是一个“面具”社会,我们努力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换一张和大家一样的脸,个人和社会似乎都没有自己的灵魂,只是在机械的生产、生产、生产,生产一个被公认的“理性的”面具。写到这里我想我们还是需要点情怀,需要点理想主义的,还要秉持积极心态的,拥有辩证思维的。就像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说的贫困与罪犯的存在不一定就不是一件好事,它是促使人们增加物质财富,进行社会改造的动力。就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动物“掠夺行为”的分析一样,看似是在进行毁灭与自我灭亡,但实际上并没有走向自我灭亡而是促使了食用植物数目的扩大和食用植物中可食用部分的增多。同样的现代社会中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会让我们走向毁灭,而是会推动人类前进,当然前进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有反思自己,反思社会的能力。

这个月后面两周没课,能专心的花大量时间来阅读感觉状态还不错,现在越是读书我就觉得自己需要读的书还有很多,想读的书也很多,不过之后还是会按自己的进度体系化阅读,当然也会适度的按自己读的内容进行扩展阅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感觉很OK鸭。

☆☆★★☆☆★★☆☆★★☆☆★★☆☆★★☆☆★★☆☆★★☆☆★★☆☆★★☆☆★★
韦伯阅读●第一篇(补发)
【书单】
7.7-8.7书单
《实证主义与社会学》涂尔干
《道德教育》涂尔干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尔干
《社会学基本概念》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韦伯
《学术政治》韦伯
《法律社会学》韦伯
8.7-9.7书单
《宗教社会学》
《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
《宗教与世界》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古犹太教》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非正当性支配》
《自我分析纲要》(布迪厄)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戈夫曼)

一、    总述
涂尔干结束之后开始读韦伯,依然采用的是之前的阅读方式,即先阅读方法类书籍或说可称之为 “工具”类书籍,我想以后在进行经典阅读应该依然会采用这种方法.之后阅读韦伯宗教相关论著,最后读其对支配的详细论述及经济与社会方面论述.这就是读韦伯时我遵循的逻辑.现在结束了韦伯宗教相关著述,读到最后可以发现在读这一部分时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西方发展出了现代资本主义而中国、印度等国家却没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都有着不同的影响,但是从韦伯这里可以看到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因素对资本主义发展与否的影响。当然精神因素在韦伯看来也不是惟一的因素,不是根本因素,在对宗教的论述里韦伯就清楚地说明宗教是一个影响因素,而且宗教本身就是受到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宗教解释作为一种角度至少可以看到宗教的影响远非只作用于人们心灵,提供慰藉。在第二部分总结里也是遵循这个逻辑,先谈谈韦伯的方法论,后主要围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重点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因素与中国资本主义未得到发展的文化因素。
二、    书籍阅读总结
(一)韦伯的社会研究方法——走向科学的社会学
如果要在韦伯方法论里找一条线的话,可以看到韦伯方法论所致力的社会学的科学性。
社会学研究如何才能更加具有科学性。韦伯指出了几条路径,即价值中立,理解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理解社会学),建立多元的因果关系以及建立理想类型。
首先是科学研究中价值的问题,在研究中为了增加研究的科学性应该秉持一种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相对的是价值相关。韦伯倡导价值中立,但实际上韦伯也认识到我们是无法去摆脱价值相关的,杂志社或许在力求一种客观的呈现,但是由于固定或说有限的投稿人价值取向的限制它也是无法保持绝对的客观。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去强调价值中立,关于这个问题我想韦伯在其《学术与政治》中的一段陈述或许可以解答:“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它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听到政治的召唤。”我想不光是政治的召唤,当我们致力于不可能的可能去追求某种科学性时也是一种学术的召唤。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方法论,可以让我们在最大程度上放下常识判断,放下主观想象,以接近真实的态度思考社会现象,思考这个世界。
韦伯倡导的是一种理解社会学,这种理解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观察性的理解,一个是解释性的理解。观察性的理解是浅层意义上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是通过对客观对象所表现出来的层面进行理解,更接近于一种客观的描述。而解释性的理解是解释某种社会现象,某种行为方式背后的动机,文化意义,所具有的价值。这二者并不是割裂开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这种解释性的理解可以成为对实证主义的补充,涂尔干所倡导的实证主义重在强调结构性的东西,而忽视了个体,忽视了社会现象中个体的主观动机,这样的缺陷在理解社会学中得到了弥补,将人纳入到了研究中来。通过韦伯宗教相关著作又可以看到,对个体的这种关注并没有像孔德那样落入心理学式的分析,而是更深层次的去分析这种动机与选择的形成。
理想类型的构建是韦伯增加社会学科学性的又一努力。“理想”并不是指最好的,也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指在现实中不存在的,它是在现实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理想类型的构建是为了将现实与理想类型进行对照,找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以及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这个作用就好比西方世界柏拉图的“理念论”,也相当于中国社会思想家所提出的“小国寡民”、“小康社会”、“民胞物与”以及“大同社会”。在西方世界柏拉图的理念论犹如一具灯塔,始终指引着西方世界的文明发展之路,人们依据一个理念世界,不断寻求着创新,探求着真理,都在努力爬出洞穴去看那洞穴之外的世界。中国思想家提出的理性社会也并未真真的存在过,但在特定的时代,它是一面镜子,反映着现实中人民的境遇,社会的现状,是一把标尺,让人们看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并努力找寻产生差距的原因,通过一次次变革对现实加以改造。
韦伯关注的是个体吗,他只关注文化解释吗?通过阅读其《学术与政治》,《法律社会学》以及宗教相关著述,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进行论述时,他强调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宗教因素,在其《宗教社会学》以及对中国宗教、印度宗教等的论述中又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忽视宗教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

(二)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从宗教的角度看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1.从地缘的角度看中西方宗教差异产生的原因
之前读过一些从地缘角度分析中西方宗教的一些东西,认为很有意思,而且对于理解韦伯宗教这部分也多少有些助益,在此和大家分享。
中国是广大的内陆国家,很快由游牧民族转为农耕,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起自然的村落,长久定居生活,在自然村落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有血缘关系可以追溯,这样的定居的自然村落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就是用亲属关系为基础来奠定社会秩序,但是古希腊文明是爱情海文明,多岛屿的地理区域,不断发生一个部落为寻找更好的自然环境,就会指殖民到另一个岛屿上,海上殖民运动频繁发生,于是不同部落会在同一个岛屿相遇,这种情况下,为了和平共处,他们无法像中国国人一样安血缘关系来建构社会秩序,于是便用契约来构建,但是契约是人定的,所以需要将其神圣化,这就需要构造一个神的世界,用神的秩序来规定人的秩序,使得人间秩序有了神圣性。(从这个角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向西方那样的宗教。)
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为什么西方发展起了资本主义
为什么在西方世界发展起了资本主义,而在东方世界的各个国家资本主义并未得到发展呐?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并指出了其即将分析的角度:西方世界普遍意义价值的发展方向的某些文化现象应该归于什么因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一般性认识便是资本主义之所以得到发展就在于人们极力地追求利润,具有较强的逐利之心,是人们的贪欲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动力。但是韦伯一开始就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明确指出“营利、追求利得、追求金钱以及尽可能聚集更多的钱财,就其本质而言,与资本主义完全无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国家都有逐利之心,但是资本主义并未在所有具有这些特质的国家发展起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是因为西方世界赋予了资本主义所未曾有过的意义,发展出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的种类,形式和方向。韦伯社会学的分析是一种对不同领域理性化的分析然而这种理性化“从这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从另一观点来看却是非理性的”,可见韦伯所说的理性化也不是绝对的,其所谓的政治理性化,经济理性化是西方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的产物。从宗教的角度去分析资本主义,并不是在分析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而是去探讨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宗教因素,韦伯并没有忽视经济因素,甚至他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某种经济根源“鉴于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任何作此说明的尝试,皆必须尤其顾虑到经济上的条件。不过,因果关系的另一方面亦不该被忽略。因为经济的理性主义的形成,不仅有赖于理性的技术与理性的法律,亦且也取决于人们采取某种实用理性生活样式的能力与性向”。
在第一章中韦伯探讨了宗教信仰与阶层的问题,不同的宗教信仰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有什么体现,这种不同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宗教改革为什么会在发达地区更易发生且更强烈,宗教改革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经济上最为发达的地区宗教改革之所以强烈是因为自经济的传统主义里释放出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此一契机必然强烈支持了强烈怀疑宗教传统与全面反抗传统权威的倾向。宗教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消除了宗教的影响,恰恰相反这样的改革运动强化了宗教的影响,因为它以另一种形式取代了原来的支配形式。在宗教改革以前宗教对于生活的影响以及对个体的束缚是松弛的,几乎无法让人感受到,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支配,在宗教改革之后这样的情况完全转变了,以一种人们所想见的最广泛地程度,深入到家庭与公开性的所有领域里,对于整体生活样式无休止地苛责与严阵以待的规范。韦伯在此处对于宗教改革意义的论述与齐美尔对货币的论述,福柯对于微观权力的论述很是相似,都强调了某一个社会要素对社会生活细致入微的影响,这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人们所能切实感受到的。不同的宗教信仰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基督新教徒于资本拥有与领导地位上占了总要的地位,天主教徒则更愿意留守在手工业里成为工匠师傅,这样的结果源于不同宗教信仰的精神特质,以及特别是经由故乡和双亲家庭的宗教气氛所制约的教育方向决定了职业的选择与往后的职业命运。
接着韦伯讨论了资本主义的精神,理性的资本主义具有的精神有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勤奋节俭,守时与公正,精干正直以及强烈的责任感。为了把握这些理性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对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区别进行了论述。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劳动者和企业家身上,在前资本主义的劳动者缺乏积极性,企业家则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活动如垄断权,法律特权等来追求经济上的成功,其经营生产也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特质。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劳动者有着高度的自觉性和责任性,他们将劳动作为人生目的,视作一种天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家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去,有着优良的品质与高瞻远瞩的眼光与境界。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与企业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质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根源。在第二章中韦伯还讨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资本主义精神的担纲者,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为何,以及理想型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是什么样子等问题。特别在论及近代资本主义原动力为何的问题上,韦伯指出近代资本主义的扩张并不在于追究可供资本利用的货币量从何而来的问题,而在于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问题。
最后韦伯通过对路德教,禁欲新教,清教徒等的分析来阐述了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宗教因素。首先是路德教,路德教派的一个重大影响在于其赋予了俗世职业生活以道德意义。路德的“天职观”认为,职业是人的终身任务,他将人的价值与恪尽职守相连接,反对修道士避世的生活态度,所谓的避世实际上是对现世生活,个人责任的逃避。无疑路德的天职观对于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以及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作用,但是他却未能摆脱传统主义的束缚,“借由禁欲的义务超越现世内的义务一事已经被消除,担连带着训诫人们要服从当局并顺应既有的生活状态”。其次是入世禁欲的宗教基础,禁欲基督教的四个担纲者分别是加尔文派,虔敬派,卫理公会以及从再洗礼派运动中生长出来的诸教派。加尔文派的一些特质是值得注意的,其在社会组织方面有无可怀疑的卓越性,通过加尔文派的信仰,在个人内心孤独的压力下,被迫采取特殊形式的结果,这结果首先是从教义上衍生出来的。现世注定是为了神的自我光耀而存在,被神所选的基督教徒的使命就是通过在现实的不断努力取得成功以此荣耀上帝。在这个意义上看加尔文派的救赎是自己创造的,是时时刻刻都要进行自我检视而获得的,这一点不同于天主教的积累善功以得救。最后是清教徒,清教徒不同于加尔文派的准许投资获利,它严厉谴责钱财,并在道德上加以拒斥。清教徒认为浪费时间是首恶,是要在道德上加以谴责的,主张通过劳动的方式来禁欲,认为劳动是一切禁欲的手段,是“一切诱惑的特效预防针,是神所规定的生活目的本身”,清教的职业观及其对禁欲生活样式的要求对于资本主义生活形态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韦伯从宗教的角度来探讨资本之一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样的角度无疑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发展拓宽了思路,从其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精神特质如“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勤奋节俭、较强的责任感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这些特质本身或许在我们看来存在于多个文明当中,但我想韦伯想要强调的是在这种宗教改革背景下这些品质所具有的意义。除此外资本主义发展背后还应该有其它独有的客观和主观性的因素,比如市民阶级,自由劳动以及由这些客观现实所形成的主观特质。当然还有一点近期想法或许也是一个角度,韦伯所讨论的这些精神品质确实在儒家文化圈里不是稀罕物,但是在西方宗教伦理中的这些品质它是以经济为指向的,但是儒家文化圈里这样的精神品质并非服务于经济目的,而是为了建立道德共同体,是以道德建设为目的的,当然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3.《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得到发展
如果说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未能解决为什么西方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并为发展出理性的资本主义的话,读《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时就可以找到答案,实际上非西方个国家未能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是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的结果。在此围绕《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探究中国为什么未能发展出理性的资本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客观因素即中国的社会基础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与特点,另一方面是主观因素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因素对经济行为,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1)客观因素——中国的社会基础
首先体现在“城市”方面,中西方城市有相同的一面即“城”都是指“要塞”“城堡”,城是帝王代表以及高官贵人的住地。但相比于西方,中国的城市有着极其不同的一面,中国城市没有城市的政治特点,没有自我武装的军人等级意义上的市民阶层,没有巫术军事盟誓团体,没有为了自治时而同封建的统治者斗争,时而又同他们结盟的依靠自己自治的市区防御力量的势力如执政官、市议会、政治行会与同业的公会联合会,没有武装起来的城里人的政治盟会,城市所拥有的受法律保障的自治远比农村少。中国相当一部分行业保持着宗教与部族工业的特点,系统的城市政策从未开化结果。除此之外中国的公共权力从未创造出行会特权系统,没有法律保证,使得中国的职业团体走上了自主的道路,这种自助决定了中国没有一种调节工商业的,公认的法律基础,而这种基础恰恰是小资本主义发展的保证。
其次古代中国是一个徭役国家与捐税国家,而中国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徭役捐税给农民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资本主义很难在这样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再者中国古代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商业的因此在中国发展,因此未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出口贸易也未能得到复苏,技术经济与行政也未能发展。
中国的行政管理与经济的理性化比起西方来也更受限制,这是因为西方有强大的独立势力,王公政权可联合这些势力打破传统束缚,独立势力还可依靠军事实力挣脱世袭制权力束缚。然而这些在中国却是实现的。
如果单从中国的基本条件来看,中国在中国有着较强的营利欲,中国人民无与伦比的勤奋且有着较强的劳动能力,商业获利者在其行会中的组织强大,中国人口众多,贵金属储量持续增加,但是这样优越的条件为什么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呐,这要从中国的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的角度来看。一是封建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影响,捐税与徭役转嫁到家庭,财政当局鼓励甚至强迫分家以便提高纳税人及徭役负担着数量,这对中国的小农产生出巨大的影响,虽然促进了旧式农民宗族的聚合,但是却阻碍了大生产单位的出现。二是农业制度的影响,在中国进行过多次土地改革,但是土地改革没有产生农业大生产,政府的干预及其经营方式引起了全体农业人员的不信任的嫌恶。
最后在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的依附关系,政治的一统天下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倒退,中国早就有了私人信贷发展萌芽,宗族为其成员担保,但却仅仅存在于税收和政治刑法中没有以后的发展阶段。宗族联合体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在中国宗族作用完整保留,它既是最小的行政管理单位也是一种经济合股方式。宗族组织不仅凌驾于法甚至是反法的,他们对外团结一致,解决宗族人的债务,维持宗族的秩序。宗族的强大作用就体现在对自给自足经济的支持,对市场发展的限制。(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保障)
(2)主观因素——儒家文化的影响
韦伯在第五到第八章都在探讨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发展的主观因素。
首先从儒学教育来看,儒学教育的目的是唤起卡里斯马以适合卡里斯马的统治结构传授专门化的业务训练以适合理性官僚制。儒学教育从其特点上来看低等一级的考试(书法、文风、经典、观点)是纯世俗的,束缚于正统的诠释圣人规范,有着极强的排他性,高等教育是纯粹文学的文字性极强,在儒学教育下演说不发达,且不注重算数教育。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是为俸禄阶级服务的,受经典的束缚,中国的哲学本身没有思辨与系统的特征,没有产生经验哲学。
其次从儒教的处世之道来看官僚制未改造民间宗教,反而接受民间宗教,这主要是因为官僚阶层必须为人民保留宗教,他们认为没有信仰就没有秩序,同时皇权本身被授予宗教圣职,保留宗教可以确保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儒教与信徒的关系都是此岸性的,这一点在文章最初讨论地缘影响时就已说过。中国的儒教没有西方个人祈祷,只是一种礼仪形式,没有人们的不平等的资格经验,因而不会有像加尔文教派那样的“恩宠地位”的宗教性差异思想。儒教处世之道影响下的中国缺乏自然法与形式的法律逻辑,缺乏系统的自然主义思维。除此之外儒教思想中的“礼”与“孝”等也对人们的行为选择有着深刻的影响。
从韦伯对中国宗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三点,一是韦伯却是个了不起的文献综述大师,其对中国宗教、印度宗教、古犹太教的讨论都反映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大师应该具有的广阔视域,和对文献的掌握能力。而是韦伯的价值中立方法论在其宗教论述中的贯彻,韦伯自始至终都在逻辑性系统性的分析,先去陈述宗教的客观状况,而后对这些状况的根源进行把握,很少去评价好与坏,对与错,至少在宗教著作中没有看到。最后是韦伯强调精神因素对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影响,但是何种未说是决定性的,从他对各个国家宗教的分析来看,他对理性资本主义发展因素的论述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分析。
对韦伯的经典阅读还有一部分未完成,阅读韦伯战线拉的有些长,但我认为是有意义的,不论其学术关怀还是其论述方法都会让我有所获益。
三、    读书感想
读书已经几个月了。开始韦伯之后本来是想读完之后再去整理个系统的东西出来,但读完宗教就发现这块有一个共同主题,想就这共同主题写点东西。读书量不是很好,之后会有所调节,但不会走马观花,要多思考。(这篇是之前写的,但一直没发,最近根据读的书,和自己的思考做了些修改和补充)

☆☆★★☆☆★★☆☆★★☆☆★★☆☆★★☆☆★★☆☆★★☆☆★★☆☆★★☆☆★★☆☆★★☆☆★★
6.7-7.7书单[quote][/quote]
《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准则》
《社会学与哲学》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自杀论》
《原始分类》
《道德教育》
《社会分工论》

一、总述
我读涂尔干遵循的是一条比较简单的逻辑,就是先从他的方法论著作开始读起,如《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准则》《社会学与哲学》《实用主义与社会学》,在读过这些之后再读他的其他著作,可以发现,不论是在研究分工,还是在研究宗教,他都在遵循着同样的原则,及把社会现象当成物来理解,通过观察,找出具有共同外部特征的社会现象然后进行定义,将全部符合该定义的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涂尔干指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要用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该社会事实,其他社会事实往往要从历史中去寻找,比如他在研究宗教时,以一种历史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宗教的最初形式,最终得出宗教产生于社会。其次是其研究对象,我按三类来阅读,第一类就是关于现代问题的探讨,涉及到的是《社会分工论》《自杀论》《道德教育》之所以将这些放在一块是因为我认为社会分工论中分析了现代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后果,自杀论是具体后果的生动体现,道德教育为现代社会分工中产生的道德规范缺失,集体情感薄弱指出了解决途径,这对于认识重大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现实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第二类是宗教问题,涉及到的有《原始分类》《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读这块内容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他阐述的一些宗教现象从时空上来看似乎离我们很远,但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在原始社会中人们会将动物植物赋予某种神圣性,借此来约束人们行为的这种现象,在现在的农村地区实际也是很常见的,比如在一些农村地区人们也会将蛇和女人的生育挂钩,如果孕期的女人看到蛇,老人就会非常确定的说怀的是男孩,不让去伤害蛇。还有就是他们会将农村祖先墓地周边的植物生长状况和后辈发展联系起来,如果祖先墓地周围植物长势较好,就会断定后辈的前景将会很好,可见传统的思想依然在农村社会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第三类就是教育问题,这块才进入《道德教育》,阅读结束后将进行总结。

二、部分书籍阅读总结
(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准则》
本书是涂尔干确立社会学学科的奠基之作,涂尔干在本书中提出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观察和解释社会事实的方法等,涂尔干其他著作基本都遵循了本书的研究方法,因此这本书的阅读对把握涂尔干其他著作的逻辑,理解其对社会现象的研究都有帮助。
首先涂尔干确定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具有几个的特点,分别是外在性,强制性和客观性。
其次涂尔干指出要将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考察社会事实时要遵循几点:摆脱预断,进行操作性定义,收集客观资料。
在第三章涂尔干提出了区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的准则,之所以要对正常与病态的社会现象进行区分,是因为这样的区分对于指导人们现实生活有重要的作用。为了便于理解他举了痛苦和生存机会减少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就像痛苦不是疾病,生存机会的减少也不是疾病一样,生活中常见的犯罪现象也不是病态现象,而是正常现象。这和我们的观念是相背离的,但当理解犯罪本身在各个时期都普遍存在于社会时,我们就可以理解正是这种普遍性要求我们正视犯罪。
第四章涂尔干提出了划分社会类型的准则,确定社会种是区分正常与反常社会事实的必要前提,因此要根据社会的结合程度对社会进行分类。这样的分类原则在其《社会分工论》一书中便有所体现,为了研究社会分工在不同的社会中的功能,涂尔干根据社会的团结程度将社会分为了机械团结社会和有机团结社会,并从社会基础,法律形式,集体情感等方面对这两种社会类型进行了论述。
社会事实的解释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研究社会事实要对其动因与功能进行考察,而且必须先考察社会事实的原因再考察社会事实的功能。社会事实不同于心理事实,因此不能用心理
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而应该用社会事实去解释社会事实,在其对宗教,教育思想的考察中就遵循了这一原则,他通过历史的分析,通过宗教,教育思想最初形态及其发展来考察宗教,教育。涂尔干强调社会的内部环境是社会过程的起源,在内部环境中人的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很多人都会认为涂尔干的理论是一种社会决定论,但是通过这部分的阅读可以看到涂尔干在强调社会的客观性强制性的时候并没有忽略人的因素,甚至他将人看做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其对宗教起源的探讨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他强调人在宗教形成中的某种主动性。某种社会事实的解释要结合一定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的重要考察因素是其容量及社会环节的结合程度。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涂尔干的社会学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整体性的解释,这为我们认识社会现象,确立因果关系,进行科学预见都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六章涂尔干讨论了在确立了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对社会事实进行考察之后如何进行论证。他指出在论证社会事实时的几种方法:比较法和共变法。共变法是通过考察某个是社会事实与另一个社会事实是否同时发生变化,以此来确定二者之间是否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总的来说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准则,确立了社会学学科,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同时这本书的阅读也是阅读涂尔干其他著作,思考社会现象的指南。


(二)《社会分工论》
本书是涂尔干确立思想理论的开山之作,在这本书中涂尔干提出了其社会学理论中很多重要的概念,如社会团结,集体意识,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等,他通过对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压制性法律和恢复性法律等的区分来探讨历史的演进规律。 在本书中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功能的探讨,对不同类型社会的分析以及对行会在社会整合作用的分析对于认识西方社会危机和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状况都有启发意义,我们看到历史从未断裂,社会在不同空间不同时间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尽然如此相似,在十八十九世纪精辟入里的论述,在今天依然引导着人们的思考,或许这就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原因。本书包含三个部分:社会分工的功能,社会分工的原因和三种反常的社会分工。
如何确定社会分工的功能,涂尔干在第一章中提出了确定社会分工功能的方法,他指出要想了解劳动分工的功能,就必须去考察与其相应的需要,这种需要便是文明的需要,在文明的所有要素中只有科学才是具有道德属性的,因为一方面科学就像艺术与工业一样被排除在伦理领域之外, 另一方面科学没有包含道德标准,在道德上是完全中立的。在确定了方法之后涂尔干确定了分析了社会分工的其他几项社会功能,不论是社会分工使得社会成为可能,还是社会分工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都指向了同一方向即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产生的经济效用,通过分工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社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的特性注入到了每一种联合之中。
社会分工产生了团结,为了证实这一结论涂尔干对不同种类的社会团结进行了分类,根据社会团结的程度涂尔干将社会划分为机械团结的社会和有机团结社会。二者的区别我将通过下表简单阐述。(额,粘过来表格没了,有人知道怎么搞吗,望赐教)
                    机械团结社会                            有机团结社会
存在基础            同质性                                    异质性
法律控制            压制性法律(刑法)            恢复性法律(民法、商法)
集体情感程度    强                                            弱
   

通过上表可知机械团结社会和有机团结社会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二者的存在基础不同,机械团结建立在同质性的基础之上,在这一社会里社会分工不发达,个体之间有较大相似性,一个人可能会承担着多种功能,成员是不可替代的。在有机团结社会则恰恰相反,有机团结社会建立在异质性基础之上,个体之间由于较强的社会分工,每个人都承担着单一的社会功能,成员是可替的。其次是二者的法律控制形式不同,法律是涂尔干在论述社会团结时的重要手段,因为团结本身是一种道德现象,很难对其进行精确地考察,不能进行具体的测量,而法律作为一种符号可以有效的反应社会的团结程度。在机械团结社会是压制性法律,压制性法律排斥一切对集体情感的背叛,社会发展程度越低抑或说社会越不开化,这种排斥就会体现得越明显,比如在原始社会,人们总是为了惩罚而惩罚,以此来维护集体的存在,集体情感在社会稳定与发展种的作用。在有机团结社会的法律是恢复性的法律,社会不再为了报复而惩罚,而是为了自卫而实施惩罚,每一种苦刑都是为了保护自己,他不是建立在愤怒之上的,而是一种预见性措施。最后一个区别体现在集体情感上,在机械团结往往具有较强的集体情感,这种情感一方面为个体提供了支持,但另一方面却压制了个性,使得个体都笼罩在集体之下,是集体的个体而不是相反。在有机团结社会,集体情感被大大削弱,个体都成了孤立的,虽然个性得到了发展,但由于在缺乏了集体的关怀所以与个体相伴的往往是精深上的孤独。机械团结社会集体情感的削弱不代表消失,因为分工使得人们相互依赖,这种依赖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支持。
什么原因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涂尔干在第二章中进行了解答。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社会容量,社会密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但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不断扩大,这就使得人们之间的互动增加,竞争加剧,当某个领域饱和之后,被排除在外的人就会开辟另一个领域,随着该领域密度的增加会再次形成一种竞争,正是这样的运作方式推动了社会分工的发展。
本书最后涂尔干分析了三种反常形式:失范分工,强制分工和另一种反常形式的分工。强制分工和另一种反常形式的分工不做详细讨论,只重点讨论感兴趣的失范分工。失范型分工往往发生在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工商业的危机与破产,劳资冲突等都是造成失范分工的原因。在这种危机时期,原来的社会规范不再适用现在的社会发展,人们失去了原来社会规范的指导,往往埋头工作,在自己的特殊活动中把自己孤立起来,他不再会意识到从事同样工作的同事,也不再会意识到自己的工作,这种失范往往带来的是个体的迷茫与无助,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自杀就是一种较明显的社会问题,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对示范型自杀有详细的分析。

(三)《自杀论》
之所以将《自杀论》的总结放在这里,是因为自杀论本身就是被看做《社会分工论》续本,对《自杀论》的阅读让我更能去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反映出的现代性问题,同时也可以间接地找到涂尔干为解决现代性问题所开出的药方。这也是我比较喜欢读涂尔干的地方,也正是通过这本书阅读,可以看到社会学家所具有的社会担当。社会学不是只抬头看天的学问,而是扎根在泥土里切实解决社会问题的。近期一直在关注贵州公交事件,这一种报复性的自杀与“谋杀”我不知道应该归于哪一类,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道德的缺失,这种社会问题反映了培养社会道德势在必行,培养社会道德或许并不是根本之策,但至少可以让人们在进行某种行为选择时多一分道德考量。

三、本月读书感想
1.读书相较以前来说有了很大进步,可以静下心来,可以一个月完成自己不曾阅读的量,但是还是没有达到对自己的要求。量的积累是质的突破的前提,所以接下来的读书还是以量的积累为主,同时通过讨论、自我回顾、撰写读书报告等方式寻求质的突破。
2.最近进行整理感觉之前读的书记的不是很好,但值得高兴的是整理的过程使我的大脑一直处于运转状态,通过逻辑梳理,自我理解,不断回忆之前读的内容,并努力将自己想到的相关的东西进行联系,希望在大量积累之后,在内容上自己可以融会贯通,把握理论精华,形成自己的认识。
3.网络读书虽然没有现场集体读书效果好,但是这种云集体也依然像看不见的监视者一样约束着自己,让自己始终有种不能落后的感觉。真希望能早日到学校去和大家一块读书,我想那样肯定别有一番乐趣。
[ 此贴被严启航在2021-10-17 09:34重新编辑 ]
Posted: 2020-07-13 00:36 | [楼 主]
吴雨霞
级别: 骑士


精华: 0
发帖: 49
威望: 49 点
金钱: 490 RMB
注册时间:2019-04-10
最后登录:2021-08-26

 

总结得很好,状态也不错,一起加油哦
Posted: 2020-07-19 16:32 | 1 楼
严启航
级别: 新手上路


精华: 0
发帖: 11
威望: 11 点
金钱: 110 RMB
注册时间:2020-06-06
最后登录:2021-11-27

 

蟹蟹,一起加油✊🏻
Posted: 2020-07-20 18:50 | 2 楼
张艺轲
级别: dsgsdag


精华: 0
发帖: 8
威望: 8 点
金钱: 80 RMB
注册时间:2020-06-06
最后登录:2021-11-28

 

按照研究方法的读书方式不谋而合,目前在涂尔干的方面我觉得这么读还是有利于我自己对于内容的理解的。后面读其他作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使用这种读书方式。加油,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你需要每天都脚踏实地才能把梦想实现
Posted: 2020-07-20 21:58 | 3 楼
周悦
级别: dsgsdag


精华: 0
发帖: 10
威望: 10 点
金钱: 100 RMB
注册时间:2020-06-06
最后登录:2021-11-29

 

在阅读某一位大家的作品时,也很有条理、层次地再分类阅读,且结合很多现实的思考,很不错,向你学习!其中提到“社会分工”的部分,也让我想起我自己先前私下的一个想法,我会感觉如果一直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即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的角度来推进分工,其实也是在漠视活生生的个体,抹杀了人这一生丰富的可能性。这或许也和你提到的有机团结社会里个体的孤独感有关吧。
Posted: 2020-07-20 23:17 | 4 楼
孙新华
级别: 管理员


精华: 0
发帖: 680
威望: 680 点
金钱: 6800 RMB
注册时间:2008-10-22
最后登录:2021-11-25

 

相当好!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Posted: 2020-12-19 09:14 | 5 楼
严启航
级别: 新手上路


精华: 0
发帖: 11
威望: 11 点
金钱: 110 RMB
注册时间:2020-06-06
最后登录:2021-11-27

 

以后要加强输出
Posted: 2021-05-17 17:25 | 6 楼
周悦
级别: dsgsdag


精华: 0
发帖: 10
威望: 10 点
金钱: 100 RMB
注册时间:2020-06-06
最后登录:2021-11-29

 

论述的逻辑性与深度兼具,向你学习!
Posted: 2021-10-18 17:31 | 7 楼
王帅朋
级别: dsgsdag


精华: 0
发帖: 8
威望: 8 点
金钱: 80 RMB
注册时间:2021-07-17
最后登录:2021-11-29

 

看了师兄的读书报告深有感触,向师兄学习
Posted: 2021-10-19 07:48 | 8 楼
王斌书
级别: dsgsdag


精华: 0
发帖: 14
威望: 14 点
金钱: 140 RMB
注册时间:2019-11-18
最后登录:2021-11-26

 

按照主题进行总结很系统,也很全面,再加上自己的观点,非常优秀,向你学习!
Posted: 2021-10-22 20:26 | 9 楼
帖子浏览记录 版块浏览记录
三农中国读书论坛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读书会

Total 0.030483(s) query 4, Time now is:11-30 11:09, Gzip disabled
Powered by PHPWind v6.0 Certificate Code © 2003-07 PHPWind.com Corporation

鄂ICP备0502835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