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读书报告
汇报人：史凯
阅读数量：5本阅读书目：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克拉克《财富的分配》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让·巴蒂斯特·萨伊，法国经济学家，古典自由主义者。是继亚当·斯密、李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兴起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学伟人。1803年，他出版《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简称《政治经济学概论》 ）一书。在经济学史上，争议最大的经济学家莫过于19世纪上半期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了。李嘉图称他为“大陆著作家中首先正确认识并运用斯密原理的人”，他的功绩“大于所有其他大陆著作家的全部功绩”。马克思认为，他是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在现代，凯恩斯经济学的建立是从批判萨伊定理开始的，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又把萨伊定理奉为真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给同一个人以不同的评价，是极为正常的。关键是，应该尊重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在中国的经济学史研究与教学中，萨伊一直是受批判的反面角色。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最重要的成绩是提出了“萨伊定律”。萨伊定律，又称作萨伊市场定律。萨伊定律的应用主宰整个古典学派的思想和主流的经济思想。直至凯恩斯的《通论》出版，萨伊定律的影响力才稍微减退。萨伊否定生产过剩的存在，提出了著名的“供给能够创造其本身的需求”的观点。萨伊认为商品买卖实质上是商品交换，货币只在刹那间起媒介作用。产品总是用产品来购买，买者同时也就是卖者，买卖是完全统一的。因此，商品的供给会为自己创造出需求，总供给与总需求必定是相等的。局部供求不一致也会因价格机制的调节而达到均衡。“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是对萨依定律最常见的表达形式。不过，如果因此误以为所有商品生产以后，一定能够销售却是误会了定律的意义。詹姆斯·穆勒说明了生产者是为求达到消费目的，形成对其他商品的需求才进行生产性的劳动，至于为何创造了“自己的需求”？因为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生产者的生产引起了对其他生产者的商品需求，整个经济体系也就达到回圈，某一数量商品的供给也就带动了对相同数量商品的需求。于是，古典学派经济学者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生产过剩不可能在流通过程发生。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如是说：“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至于长久被认为是本定律“发明者”的萨依的描述表达了定律的某些假设前提：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由此可见，萨依定律需要有两个假设前提，在不同时间点之间，货币的价值是稳定的。货币仅作交换媒介，在流通过程中一般不涉及对货币无限期的储藏。由此，一个明确的定律开始确立。萨伊定律的核心思想是“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这一结论隐含的假定是，回圈流程可以自动地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它包含三个要点：① 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②由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③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根据萨伊定律，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 克拉克《财富的分配》约翰·贝茨·克拉克是美国边际学派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始人。克拉克倡导用动态和静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现代经济学有广泛影响。《财富的分配》首版于1899年，以静态经济学为研究对象，以边际生产力论为基础，提出了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各自决定工资和利息的分配理论，说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如何受自然法则支配，每种生产要素是如何取得其应得的财富的。本书的主要内容如下：1.研究对象。克拉克认为工资、利息属于静态经济学，只有在静态条件下才能发现工资、利息的基础。所以把静态经济学作为该书的研究对象。2. 分配的自然规律。人类福利是由收入的多少决定的，这些收入虽然是由契约规定的，但实际上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这个规律就是：每个生产要素在参加生产的过程中，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也都有相应的报酬。如果该规律充分发挥作用，那么，从事任何生产职能所应分配的收入量，都将以它实际所生产的成果来衡量，即每个生产要素创造多少财富就得到多少财富。3. 收入分配的决定。克拉克把劳动和资本（包括土地）看成是生产上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永久性要素，它们都具有生产能力。根据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和边际效用原理，创立了边际生产力学说，认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即在资本量固定不变、劳动量一单位一单位增加的同时总产量也增加，而且由此增加的产量也仅仅归功于劳动。劳动增加至整个社会的劳动都得到运作。那么最后单位劳动所增加的产品量便是那个劳动单位的边际产品，且由它来决定社会的工资水平。《财富的分配》提出的边际生产力论、边际效用价值论、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丰富了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美国经济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西尼尔是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他认为应该把经济学改造成为纯经济学，只以财富为研究对象，对当时的政治事务影响很大。西尼尔首先提出了四个基本命题：①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②人口原则。在文明社会，人的社会本能会限制人的生理本能，从而限制人口增长。③工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规律。④农业报酬递减规律。西尼尔反对劳动价值论，指出价值是效用、供给有限性和可转移性三个因素构成。和萨伊、马尔萨斯等人一样，西尼尔的生产费用论源于亚当·斯密价值理论中的庸俗成分，所不同的是他运用节欲的概念来解释生产费用，把生产费用归结为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因素。节欲理论也是西尼尔分配理论的主要来源。按照节欲理论，西尼尔认为，工资就是工人“牺牲安逸的报酬”，利润则是对资本家所作牺牲的报酬，也就是资本家将其资本投入了社会生产，而没有用资本去做享受性的消费，放弃了享乐，资本家的这种牺牲所获的的报酬是利润。显然，在西尼尔的“节欲论”中，资本家被尽情的美化了。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又说：“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这就清楚地指明了，资本家是贪得无厌的剥削者，绝不是什么甘作“牺牲”、“节欲”的苦行者。马克思在讲到西尼尔“节欲论”这一新发现时，指出，“这真是庸俗经济学“发现”的不可超越的标本！它用阿谀奉承的词句来替换经济学的范畴，如此而已。”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国民经济学原理》首版于1871年，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卡门·门格尔的经济学著作。该书的理论核心是边际效用价值论。在门格尔看来，物品成为财货需要具备四个前提条件，（1）人类对此物的欲望；（2）使此物能与人类欲望的满足保持着因果关系的物的本身属性；（3）人类对此因果关系的认识；（4）人类对于此物的支配，即人类事实上能够获得此物以满足其欲望。具备这四个条件之后，需要量大于支配量的财货才叫经济财货，而只有经济财货才具有价值。门格尔还认为，价值是主观的，即它既不属于财货，也不是财货应有的属性，更不是独立存在的，而只是人们对财货满足欲望的强度的主观评价中得出的。因此价值的衡量尺度同样是主观的。因为人们的欲望满足呈现递减趋势，一种财货的数量越多，人们对其主观评价的重要性越低。这样，财货的价值就取决于该财货所能满足的各种欲望中其重要性最小的欲望。这就是后来称的“边际效用”决定着价值。门格尔又把财货区分为低级（或叫第一级）财货和高级财货。前者指直接满足生活需要的消费品，后者指用以生产消费品的各种生产要素。高级财货的价值取决于它所生产出来的低级财货的价值，不过由于生产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只是取决于低级财货的“预期价值”。门格尔认为，这种所谓高级财货价值决定规律，十分有助于认识土地利用、资本利用和劳动力价值问题。如土地的价值（即地租）取决于其农产物的预期价值，劳动价格（即工资）由劳动生产物的预期价值所决定。这样一来各种收入都成为由欲望满足强度所决定的主观心理产物。值得注意的是，门格尔将上述物品成为财货的四个前提条件中的第三个——人类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这里所说的认识是指，事物与满足欲望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识、一级财货与更高级财货之间关系的认识、财货可用数量方面的认识、贸易机会的认识，等等。他认为，获取关于这种认识的知识是人类争取经济福利的斗争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知识的增长是能够推动人类进步的。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近代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之后，经济学从仅仅是人文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一门必修课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出版于1890年，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著作。《原理》马歇尔在世时就出版了8次之多，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专著，多年来一直被奉为英国经济学的圣经。自《原理》出版之后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一直占据西方经济学的支配地位。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支配地位被凯恩斯主义取代。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核心是均衡价格论（在《原理》的原文中，是“均衡价值论”），而《原理》正是对均衡价格论的论证和引申。他认为，市场价格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犹如剪刀的两翼，是同时起作用的。马歇尔用边际效用论来说明需求变动的规律，用生产费用论来说明供给变动的规律。从而论证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会达到平衡。这样，马歇尔就把把传统经济的供给决定论和边际学派的需求决定论进行了有机结合。他认为，需求和供给都是价值决定的因素，二者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均衡价格。于是，马歇尔既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又修改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价格理论至今仍然是西方经济学中价格理论的基础。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马歇尔建立了他的分配学说。他将萨伊的生产三要素扩充为生产四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和组织（资本家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马歇尔运用均衡价格论的分析方法依次研究这四个生产要素。分配理论成为四个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决定理论，即各生产要素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的均衡形成。它们的均衡价格主要由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来决定。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既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又是对古典经济学的总结之作。它的主要内容既包含现代经济学中的分析方法和重要微观理论，又包括对古典著作中价值、工资、地租、利润的批判和总结。概括地讲，马歇尔在这部书中有三大贡献：第一大贡献就是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创新。马歇尔将对人的研究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在他之前的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只局限在财富的来源、分配等问题的研究之上，而马歇尔将人的行为，行为的动力，动力的衡量，人的感受的衡量都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围的基础，使它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重要内容。第二大贡献就是在经济分析中引入时间因素。庇古认为亚当·斯密及其后来者对国民财富研究中的时间问题都是避而不谈的，他们对国民财富的研究都与时间无关。马歇尔对时间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利息、节欲论的解释上。马歇尔认为利息是等待的报酬，即人们等待未来的满足而获得的报酬。节欲是资本家为了获得作为报酬的未来利润而节制的现在的满足。这样，马歇尔就为资本家和银行家占有利润和利息的合理性做了申辩。第二个方面是在分析价值决定论时，马歇尔对供求做了长短期的区分。他认为价值在长期内由生产成本决定，而在短期内由需求的大小决定，马歇尔对生产周期做的这一划分到现在还在使用。第三大贡献就是理论贡献。包括均衡价格理论、分配理论、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等，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均衡价格理论的提出。马歇尔之前的经济学家要么强调供给力量的重要性，认为供给中的生产成本才是决定价值的根本因素；要么强调人的需求的重要性，认为商品效用的大小决定了价值。马歇尔将两者结合起来，认为供求关系共同决定价值（价格）。2019年11月 读书报告
汇报人：史凯
阅读数量：7本阅读书目：布阿吉尔贝尔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休谟 《休谟经济论文选》杜阁 《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约翰·巴顿 《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威廉·配第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布阿吉尔贝尔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重农学派的先驱。他生活的年代，是法国经济严重衰败的时期。任法官时，他对农村经济衰落和农民贫困有了较多了解，深切同情农民的境遇。他反对货币是唯一财富的重商主义观点，与对外贸易是财富源泉的观点相反，主张农业才是创造财富的最重要源泉。他认为法国的200多个行业组成一个财富的链条，其中农业是基础，各个行业保持相互间一定比例，各种产品主要以小麦等农产品为依据按比例进行交换，如果农业遭到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就将崩溃。重商主义追求货币，损害了农业，造成法国经济的衰败。他强调人们只能按自然规律办事，法国重商主义人为干预经济，违反自然规律，必然给法国带来灾难。本书收录了布阿吉尔贝尔的《法国详情及补篇》、《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谷物论》和《法国的辩护书》四部著作。这些著作完成于十七世纪下半叶和十八世纪初，彼时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已通过1640至1688年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在法国，经过贵族和国王之间的几番较量之后，才终于确立起封建专制政治。在路易十四掌权之后，封建专制政治达到高峰。当时朝中大臣科尔贝主管法国财政经济，他厉行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已经出现和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给法国财政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作为当时法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日益凋敝，土地荒芜，人口减少。加上当时法国的军费开支和多如牛毛的赋税也需要农民承担，因此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最终，农业的破产和沉重的税收使工商业也陷于萧条，法国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全国呈现出民穷财尽的一片凄凉景象。实行重商主义在法国带来了与英国大相径庭的后果。布阿吉尔贝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他的著述活动的。在《谷物论》中，他论述了法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实行重商主义的禁止法国谷物和其他农产品输出，导致法国谷物和农产品价格低廉，农业生产衰退。他极力反对科尔贝为了保证工商业者获得廉价的粮食和原料，降低工业品成本而采取导致谷物价格低贱的禁止粮食和农产品输出政策，力主取消禁止鼓舞输出法令。在《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富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布阿吉尔贝尔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布阿吉尔贝尔则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他认为，货币只是在商品流通中充当流通手段，并正确地指出市场上需要的货币数量决定于商品价格的总额，货币是充当流通手段的，因此不应加以贮藏，而应该不断投入流通发挥其作用。布阿吉尔贝尔把财富看作是由农产品构成的，农业生产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他认为，法国经济面临的危机是谷价低贱引起的，力主提高谷物价格，允许谷物自由输出。后来，这种重视农业的思想为后来重农学派所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从而使布阿吉尔贝尔成为法国重农主义的先驱。本书在论述法国经济问题时也多次提到自然规律的概念，反复强调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具有自己的规律性，人们的经济活动只能按自然规律进行。布阿吉尔贝尔指出：“整顿经济秩序的权力只属于大自然”，人们的经济活动“只有大自然而绝不是政府能够恰如其分地加以必要的整顿”。要求法国封建政府放弃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他的这些自然规律和经济自由思想都为后来魁奈所继承而形成自然秩序学说，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立了理论基础。 《休谟经济论文选》大卫·休谟是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学产生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休谟撰写经济论文的时代，英国正处于工场手工业的鼎盛时期，产业革命即将发生，英国工业资本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商业资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对外扩张的需要迫切要求克服重商主义体系的束缚，大力开展自由贸易。休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适应了这种需要。贯穿于休谟的经济论文中的，是他的货币数量论。这种理论虽然是不科学的，但当时在实践上却具有反对重商主义的进步意义。休谟认为：“一切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变化都能引起同样的结果——价格的起伏。商品增加，价钱就便宜；货币增加，商品就涨价。反之，商品减少或货币减少也都具有相反的倾向。”但是，商品价格上升或下降的原因不在于商品或货币绝对数量的变动，而在于进入市场的商品或货币数量的变动。在考察商品和货币之间的数量关系时，他的主要着眼点是货币数量的变动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或者说，货币数量对于商品价格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将休谟的流通理论归结为以下三条原理：一，一国中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国内存在的货币量；二，一国中流通着的货币代表国内现有的所有商品；三，如果商品增加，商品的价格就降低，或货币的价值就提高。如果货币增加，那么，相反地，商品的价格就提高，货币的价值就降低。同早期的一些货币论者一样，休谟的货币数量论也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假设上，即在进入流通过程以前商品没有价值，货币也就没有价值，商品和货币二者只是在流通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数量关系，即流通中的一堆商品和流通中的一堆货币相交换。在他看来，一定量的商品同一定量的货币只是在流通过程中相比较，他们才取得各自的价格或价值。然而，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休谟不了解，货币不仅仅是劳动和商品的代表，它同商品一样，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内在价值，在金银作为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时，它们只有代表具有一定价值量的金属，才能成为价值符号，货币（商品也是一样）如果不事先具有内在价值，就根本不能进入流通领域，在流通过程中它同商品相比较时表现的“价值“，只是他的相对价值。货币数量论的错误还在于，他颠倒了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的关系，从而也曲解了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价格的关系。休谟不了解，货币所以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是因为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表现着其他商品的价值。因此，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实际上只是商品本身的形式的运动。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基础，货币流通实质上是商品流通的反应或表现。货币的不断运动服从于商品交换的需要，是为了实现各种商品的价格。这就在流通过程中形成了如下的规律：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首先取决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即流通中的商品量与商品价格水平的乘积，同时也取决于货币的流通速度。休谟的货币数量论所具有的反对重商主义的进步意义，从他对于晚期重商主义的中心学说贸易差额论的批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贸易差额论者基于金银是一国真正的财富的观点，主张一国在对外贸易中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使出口超过进口，获得顺差，以使更多的金银流入本国。在《论货币》《论贸易平衡等文中，休谟从自己的流通理论出发，研究了一国贸易平衡货币数量和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考察了货币和商品之间的数量关系发生变化的社会影响，批判了贸易差额论者的观点。他认为第一，“货币……只是人们约定用以便利商品交换的一种工具。它不是贸易机器上的齿轮，而是一种使齿轮的转动更加平滑自如的润滑油”(本书第29页)；而“劳动产品的储备……乃是切实力和财富的根本”(本书第34页)，“臣民，只要拥有大量的商品，就是富裕幸福的；……与贵金属之多寡无关”(本书第35页)。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对于货币职能和财富内容的认识，远比贸易差额论者深刻。第二，商品的价格总是与货币的数量成比例，因此，“如果我们单就一个国家来看，那末，用来计算或用来代表商品的铸币不论多少，都不会产生任何好的或坏的影响”(本书第32页)；但是，“货币一多，百物腾贵，这是亦步亦趋、形影不离地伴随着老牌商业的种不利情况；而较穷的国家却可以在一切国外市场上，以低于较富国家的价格进行销售，从而限制了老牌商业在各国的活动范围。”(本书第30页)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一国物价上涨对国内和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不同，货币过多不利于同外国的竞争，因而贸易差额论者单纯追逐货币是错误的。第三，担心贸易会使金银大量外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毫无根据的杞忧。担心钱币会离开一个有人力有工业的国家，就象担心所有的泉源和江河会千涸一样。”(本书第53页)在所有的毗邻国家里，货币同商品、劳动、工业与技艺始终大体相称。货币的积聚只要超过其应有的水平就不可能不流动，一如任何一处水位升高，升高处的引力就会失去平衡，必须降低，直到取得平衡为止。货币量多了，物价就上涨，廉价商品就将由国外涌进，使货币流出。如果货币流出过多，商品价格因而低落，则将增强工业制品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使货币回流，直到货币同商品、劳动、工业与技艺之间的比例恢复均衡为止。休谟这样表述他的这一观点“假设英国全部货币的五分之四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就货币量的情况来看，就同倒退到哈里王朝和爱德华王朝时期一样，那末结果又会怎么样呢?一切劳动和商品的价格不见得不会相应下降吧?各种物品的售价未必不会象在那两个王朝时期一样便宜吧?那时候还有哪个国家能在国外市场上同我们争夺呢?或者胆敢以同样的价格(这种价格会给我们提供足够的利润)来从事海运和销售工业品呢?在这种情况下，弥补我们已失去的那些货币量并赶上所有毗邻国家的水平，准是用不了多久吧?一旦我们达到了这些目标，我们马上就丧失廉价劳动和商品的有利条件，我们的殷实富足使货币的进一步流入停顿下来。”(本书第54页)因此，一国经济既不会长期保持贸易逆差，也不可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由于货币数量和商品价格在国际贸易中的相互作用，贸易将自动地趋于平衡。贸易差额论者力求永远保持贸易顺差，是徒劳的。休谟对利息率也有论述。他认为，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尽管借贷资本是由货币代表的。但休谟没有将借贷资本的供求状况当作决定利息率高低的唯一因素。他将利息同利润联系起来研究，认为二者密切相关，利润率的高低影响着利息率的涨落。认为利润是利息的基础，利息是利润的派生形式。关于利润率与利息率高低原因，休谟认为，高利润和高利息“正是商业和工业不够发达，而不是缺乏金银的充分证明“，低利润和低利息”是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而不是金银量的增加所促成的“。这表明，休谟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从而导致利息率的下降。 《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杜阁是重农学派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克思曾说：“在杜阁手上，我们看见了重农主义学说的最高发展”。因此，《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认识重农主义的最好的教材。正如书名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本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财富的形成和财富的考察。第一部分：财富的形成一，生产资料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时候，是不可能有商业的。杜阁在开篇第一节说：“在平均分配土地、使每个人只拥有维持他自己生活所必须的土地这个假设下，是不可能有商业的。”土地是这样，一切工业生产资料也是这样。因为，“既然每一个人仅仅拥有为生产他的生活资料所必须的土地，他必然会把他的全部收获都消费掉，而不会有任何可以用以交换别人的劳动的东西。”但是在个体化生产阶段，这是不可能的假设。因为人的吃喝穿住是多方面的，“任何一块土地都不可能生产出所有的东西来。”二，土壤的差别和需要的多样性导致了土地产品和其他产品的交换。土地产品必须经过较长的和艰苦的制作过程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土地产品是土壤耕作者即农人劳动的结果。这就是农业生产。对土地产品的制作加工是工匠即工人劳动的结果。生产原料的农人比从事原料加工的工匠更为重要。农人是劳动流通的第一个发动者，也是使土地生产出一切工匠的工资的人。因为“农人的劳动使土地能够生产他本人需要以外的东西，这些东西乃是社会中一切其他成员用他们的劳动交换得来的工资的唯一基金。当后者利用从这种交换中得来的代价再来购买农人的产品时，他们只不过是把他们从农人那里得来的东西如数交回给农人而已。”因此，社会就划分为农人阶级和工匠阶级。三，在最初的社会里，土地所有者和农人是同一个人，那时，人少地多，想种多少就种多少。当土地上住满了人，一切土地都有了主人。那些没有土地的人就作为工匠来生活。这样就出现了土地“产权分配不平等”的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一个工作强、辛勤的人比相反的人占有的土地多，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多扩大了他的产业，是第一个不平等。同一土地肥沃程度不同，产量也就不同，是第二个不平等的原因。土地的继承不断地分割，又重新归并，是不平等的第三个原因。有人聪明、活跃、节俭，另一些人则懒惰、死板和浪费，是不平等的第四个原因。正是这些不平等造成了土地所有权和耕种者分离开来。 四，一个富足的人不把全部时间用在劳动上，而情愿把他的剩余的一部分给予那些愿意为他劳动的农人。这就产生了地主和农人，这样土地产品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包括农人的生活资料和利润。剩下的就是地主的垫支和收入。这样社会就划分为，土地所有者即地主阶级、农人阶级和工匠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相似点是它们的成员都没有收入，都靠工资生活，这种工资是从土地产品中付给他们的。两个劳动阶级的共同点是，它们所得到的仅仅是它们的劳动或垫支的代价。农人和工匠所得到的东西不可能超出他们的劳动报酬。两个劳动阶级的区别是农人的劳动除了生产他自己的工资以外，还生产出用来偿付整个工匠和其他工资人员的收入。“而工匠所得的则只是他们的工资，这就是说，他们所得到的只是用他们的劳动交换来的那部分土地产品，他们并不生产任何收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工匠是不生产阶级。五，土地所有者是怎样从他的土地里提取收入的？第一，由领取固定工资的雇工来耕种。第二，由奴隶来耕种。第三，在缴纳地租的条件下出让土地。第四，把农产品的一半分给土地耕种者由耕种者垫支耕种费用。第五，把土地出租给农业经营者，由经营者垫支费用，在议定的年限内交付地租。第二部分，财富的分配（或者交换）六，商业是财富分配的方式。“人们相互的需要导致了人们的互通有无。人们用一种产品交换另一种产品或者用产品交换劳动。在这些交换中，交换的双方必须就交换的每种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达成协议。”这种过程就是商业。不同商品的交换的数量就是“现行的价值”或者交换的价格，它是“介于各种不同的供给和各种不同的需求之间的中间价格将成为所有买主和卖主在进行交换时所遵循的现行价格。”“商业使每种商品都有一种对其他各种商品来说的现行价格；因此，每种商品都是一定数量的各种其他商品的等值物，可以把它当做代表各种其他商品的一种担保品。”“每种商品都可以用来作为衡量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的尺度或共同的标准。”“商品的这两种属性——一切价值的共同衡量标准和价值相同的一切商品的代表性担保品——把所有构成所谓货币的本质和效用的东西都包括在内了。”因此，一切商品在某些方面说都是货币，反过来说，一切货币基本上也都是商品。七，在商业中金银的用途是充当货币。金银是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也是商品。“这种金属的价值就只能随着重量的变化而变化了。这样一来，当我们利用在交换中付出的金属的重量来表达每种商品价值的时候，我们对于一切的价值就有了一种最清楚、最方便和最准确的表达方式。因此，人们在实践中就不可能不优先采用金属，而采用其他商品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就成为它们所能衡量的一切价值的普遍性担保品一点来说，金属也比其他商品更适宜。”“因此，在一切商品中，黄金和白银这两种金属，是质量便于鉴别、数量最易于分割、能永久保存而不变质、能以最低廉的运费把它们运输到一切地方去的东西。凡拥有某种剩余商品而又暂时不需要别的商品的人，就会急于把剩余商品换成货币；拥有货币比拥有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有把握地在他需要的时候取得他所希望得到的商品。”“每个人都热衷于设法把他的各种剩余产品换成黄金和白银，而不把它们换成任何其他产品，这种现象大大地提高这两种金属在商业中的价值。这样一来，它们就更适宜于被用来作为担保品和共同的衡量标准了。”使用货币的实践一方面把商业交易中的两种人分为卖者和买者。卖主是用商品换取货币的人，买主是用货币换取商品的人（若没有货币，交易的双方都只能是交换者）。另一方面，使用货币的实践大大促进了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各种不同劳动的分工。大大加速了社会的进步。八，资本是积累起来的财富。人们在田产中获得了多于足够满足他们全部需要的年收入，这样“他们或者因为关心着他们的未来，或者只是由于审慎，从每年的收获中提出一部分作为储备，借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或者用来增加他们生活方面的舒适。如果他们所获得的产品不容易保存，他们就必须设法在交换中为他们自己取得比较耐久的、其价值不致因时间关系受到损失的商品，或者可以被用来挣取利润的商品，这种利润将以更多的收入来补偿价值方面所受到的损失。”在人们没有认识金银货币以前，把没有消费掉的年产品积累起来而保有的东西叫做可动的财富。家具、房屋、餐具、库存商品、各种行业的工具和牲畜就是这类财富。人们发现金银货币以后，想要积累财富的人便会尽先去寻求货币。“这种积累起来的价值就是所谓的资本。”资本的第一个用法就是“买进一份田产。”“既然提供一定收入的一份田产只不过是价值等于这种收入的一定倍数的一个总值的等值物，我们就可以说，价值的任何一个总数都是一块生产着等于这一总数的若干分之一的收入的土地的等值物；至于这一价值的总数，或一笔资本，是由一堆金属所构成。或是由其他任何物品所构成，都完全无关紧要；因为货币代表着每一种价值。正如每一种价值都代表货币一样。所以。一笔资本的所有者首先可以利用资本来买进土地。”无论农业劳动还是工业劳动都需要垫支。所以，资本的另一种运用的方法就是用于制造业和工业方面的垫支。资本的第三个用途就是投入农业企业。第四种用途就是投入商业。第五种用途就是把资本借贷出去获得利息。九，商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居间人。企业家所最关心的事莫过于最迅速地出卖他们的农作物或制造品，以收回他们的资金；在另一方面，消费者所关心的则是在他们需要某种物品的时候，在需要它的地方，买到那种物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这种关怀——前者关怀不必浪费宝贵的时间来等待买主就可以得到卖出产品的机会，后者关怀不必浪费宝贵的时间来寻找卖主就可以得到买进物品的机会——一定使第三者出来作为他们之间的居间人。这就是商人这个职业的目的所在，他们从生产者手里买进商品，以便把它储存，或者设立大零售店，使消费者可以从那里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样，企业家由于有了出卖产品和收回资金的把握，就可以毫无顾虑地、继续不断地致力于进一步生产，而消费者也就可以在他的左近随时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十，商人在市场中的作用。各种不同等级的商人他们全体有这样一个共同点：他们是为了卖出而买进，他们的业务全靠种种垫支来进行，这些垫支必须带着利润收回来，以便再度投入企业中去。从在市场上陈列菜蔬的菜贩起，直到在遥远的地方从事买卖的船主为止，商人的职业，或一般所谓商业，分成无数的部门和仿佛是无限的等级。这一个商人专门买进一种或几种商品，在自己的铺子里出售给来买的顾客。另一个商人则把某些商品带到需要它们的地方去销售，以便通过交换把那里不生产的并为他本地所需要的商品带回来。这一个商人在自己的邻近地方亲自进行买卖；另一个商人则依靠他雇佣的联络员和运输人员进行买卖，他派遣他们从这一省到另一省，从这一王国到另一王国，从欧洲到亚洲，从亚洲到欧洲。这一商人把商品零售给几个个别的消费者；另一个商人则只把商品批发给其他的商人，而由后者再零售给消费者。十一，货币流通的意义土地的耕种、各种制造工业以及一切商业部门都是依靠着大量的资本或大量可动的积累起来的财富；这种资本或可动财富先由这些不同劳动部门中任何一部门的企业家垫支出来后，每年必须加上一笔稳定的利润由他们收回；这就是说，这笔资本要作为继续经营同一企业的再度投资和新的垫支，而利润则为企业家提供或多或少的舒适的生活资料。正是这种资本的垫支的不断收回，构成人们必须称之为货币流通的东西。这种有益而效果好的流通，为社会的一切劳动提供生机；它维持政治机构的活力和元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把它和动物躯体内的血液循环相比拟。因为如果由于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在支出程序上发生了紊乱，不管它是什么紊乱，以致企业家无法收回他们的垫支和他们有权利希望从垫支上获得的利润，那么，很显然，他们将不得不缩小他们的企业；这样一来，劳动的数量、土地产品的消费量、生产量、以及收入总额，都将按同等幅度缩减。贫穷将代替富庶，而一般工人由于不能找到职业将沦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十二，生产的平衡各种不同的运用资本的方法，产生着极不相同的结果。但是，这种不相等性并不妨碍它们彼此之间发生相互影响，也不妨碍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假如突然之间有很多土地所有者都想出卖土地，显然土地的价格就会下跌，用数量小的资本就可以获得较大的收入；如果货币的利息没有上涨，这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货币所有者将宁可买进土地，而不愿把资金贷放出去，以取得不多于他能买到的土地的收入的利息。所以，如果借款人想要借得货币，那么，他们就不得不为这笔贷款偿付一笔较高的租金。假使货币利息上涨，人们就将宁愿把货币贷放出去，而不愿意既操心又冒险地把它用在农业、工业和商业企业里；只有那些能够支付投资人的劳动工资以外还产生出一笔比贷款利息大得多的利润的企业才会有人从事经营。总而言之，只要货币的某种运用方法所产生的利润增加了或减少了，资本就会从利润减少的那一方面被抽调出来转到利润增加的这一方面。而这必然会在每种运用方法中改变资本和年产品二者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说，投入地产的货币所带来的收入要少于投入贷款的货币所带来的收入。投入贷款的货币所带来的收入又要少于投入那些需要劳动的企业的货币所带来的收入。但是，无论把货币运用在哪一方面，它所产生的成果不能增加或减少，除非运用所有其他方法所得的成果都相应地增加或减少。 《人口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首版于1798年，二百多年来，它是社会科学领域争议最多的著作之一。本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提出了构建人口理论的两个前提，一是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二是两性之间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维持现状。第二方面，他还提出了两个级数的理论，即在对人口增长不加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增长是呈现几何级数，其增长力是无限的，而相应的生活资料却只能以算术级数来增长。于是生活资料的增长必然远小于人口的增长。第三方面提出了通过被动型抑制人口和主动性抑制人口的方式来减少人口。被动型抑制包括战争、瘟疫、饥荒和各种疾病，主动性抑制则是通过晚婚、避孕、流产、杀婴和节欲等方式来控制人口。第四方面，阐述了人口波动规律的理论。《人口原理》从两个不变法则出发：①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②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论证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加，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活资料增长，人口过剩和食物匮乏是必然。因此，必然发生强大的妨碍，阻止人口的增加，这种妨碍就是贫穷与罪恶。马尔萨斯根据上述基本观点引伸出以下几点结论：①失业和贫困并非社会制度造成，而是人口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任何社会改革和农业条例，都不可能消除人口法则的压力。废除财产私有制，实行婚姻自由，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势必刺激人口增加，但生活资料增长总是有限度的，即使建立起平等的社会制度也必然很快陷于瓦解。②财产私有制是人口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因为财产私有制使人们不致因纵欲而生殖过多的子女。它是发展人类的能力和智慧，培养和提高人类德性的最良好制度。③马尔萨斯极力反对当时英国实行的济贫法，他认为济贫法使无力维持家庭的人，也要结婚，生育子女，结果是使得贫民制造贫民。④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工人的生活随工人人口的增减而进退。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造成的劳动群众的贫困和失业，说成是适用于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基于人性的普遍的人口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反过来又用这个“人口规律”来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永恒的人口规律发生作用而形成的最好制度，认为只有这种制度才能使人口增加受到自然的限制，才能改善人类的德性，使人类得到最适当的发展。这完全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是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但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时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如果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因此，如果从人口着手，那末这是整体的一个浑沌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整体的混沌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在这里确切他说明，只有通过对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分析，才能够最终解释人口问题。马克思在手稿中写道：“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过剩人口同赤贫是一回事。这些不同的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这就是说，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就是人口与生产条件相结合的方式。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生产条件实际上是指生产方式中的两方面关系。所谓人口过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赤贫。赤贫也就是人们失去了生产资料，只剩下活的劳动能力。根据马克思对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的解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过剩人口并不是由于生产力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对生产条件的一定关系(所有制的形式)表现为生产力的预先存在的限制”。换句话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过剩人口的增长。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占有的基础，过剩人口的增长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马克思认为，无论人口增加和人口过剩都是由历史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实际上,为马克思所指出,把极其复杂和变化多端的人口问题,归结为简单的二个等式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在原始社会以后,任何社会从来没有直接按人口分配生活资料或物质生产资料。人口只是作为劳动力以不同方式从社会取得生活资料,来维持自己和家庭人口的生活。其所取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也不决定于其家庭人口的多少,而决定于其所处的生产方式的性质以及劳动者在该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只能以工资形式取得生活资料;工资的水平并不决定于工人家庭人口的多少,而决定于许多复杂因素。人们利用自然界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必须经过生产关系总体中的各个环节,才能最终作为人们的消费资料。抽象这些经济环节和过程,离开社会生产方式,简单地谈论人口同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和有害的。从另一方面说,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并不是决定于一年中工农业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或工农业生产的总产品,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寻找两种生产的等式或比例关系。人口状况完全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人是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历史上更替着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两性的结合,人口的出生和死亡的状况,都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不同生产方式中存在着不同的人口规律。马尔萨斯把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等同起来,抽象地从人的情欲中引申出所谓永恒的自然的人口规律,显然是错误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李斯特是是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的奋斗目标是推动德国在经济上的统一，这决定了他的经济学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宣称的世界主义相左，他认为国家应该在经济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正是李斯特用来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反对世界主义经济的一部著作。它从民族利益出发，认为德国的发展应该摒弃世界主义，而是从当时德国自身的历史条件出发，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加速发展国内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从效果上看，李斯特所主张的生产力论和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保护关税政策当时确实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发展，使它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本书分为四部分，分别为：第一部分“历史”，通过对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历史的回顾，与其盛衰兴废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流行学派”进行了批判。第二部分“理论”，包括国家经济学理论、生产力理论、保护关税理论以及经济发展阶段论。第三部分“学派”，论述经济学说史。第四部分“国家政策”，李斯特研究了英国、法国、美国及欧洲大陆的商业政策，指出德国的发展归功于关税同盟下的税制对日用品制造业的保护。全书主要涉及到了以下几个理论：① 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核心。李斯特认为，斯密把全部精力专注于“价值”、“交换价值”，而忽视了“生产力”。一国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发展程度而不是取决于它蓄积的财富的多少。这里所指的生产力是指创造财富、发展经济的能力。因此，李斯特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从生产力理论来看，那些养猪的和制药丸的当然属于生产者，但是教师、作曲家、医师、法官、行政官也是生产者，他们的生产力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所生产的是交换价值，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就后一类来说，有些能使下一代成为生产者，有些能培养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质，有些能使病人继续保持他的生产力，有些能提高人类的精神力量，有些能使人权和公道获得保障，有些能确立并保护公共治安，有些则由于他们的艺术给予人们精神上的愉快享受，能够有助于人们生产情绪的高涨。并且，李斯特也认为工业、科技、交通、思想观念乃至习俗都对生产力有大的影响。并且他强调要重视国民经济各部门平衡、协调的发展。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只经营农业，就等于一个人在物质生产中少了一个臂膀。商业只是农业与工业之间，以及它们各部门之间交流的中介。一个国家只用农产品向国外交换工业品，就等于一个人只有一个臂膀，还有一个臂膀是借助于外人的，自然很不方便。不论哪一个大国，努力的主要目标首先是生产力在国内的结合，其次才是国际结合。没有生产力向着一个共同目标的联合，社会生产就很难发展。要注意精神工作与物质工作之间的划分和相互依存。物质生产者生产的物质越多，精神生产就越能获得推进。物质生产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与最重要的生产力协作是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这类关系被称为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②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李斯特认为，各国的经济都必须经过如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当一个国家由未开化阶段转入畜牧、农业时期，进而转入工业与海运事业的初期发展阶段时，实现这种转变的最迅速有利的方法是进行自由贸易，但要使工业、海运业、对外贸易获得真正大规模的发展，就只有依靠国家力量的干预才能实现。而当本国工业有一定发展时，仍以农业产品和原料向国外换取工业品，所得到的利益就会越来越少，因此这时就必须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德国当时正处在这样的阶段，而比德国还落后的国家则处在前三个时期，因此它们应该与德国实行自由贸易，即输出原料给德国，而从德国输入工业品。③ 国家干预理论李斯特从强调落后国家的特殊国情、落后国家所处的较低的发展阶段以及落后国家的特殊利益的角度，提出必须对私人经济实行干预的主张。李斯特尤其强调，当一国经济实力处于扩张并且正在向农业和制造业或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并存的经济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的力量，他甚至认为这一时期的国家干预应当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使本国的经济发展“趋于人为的方向。”李斯特不赞同英国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为此，他力主在现有的经济学体系中加进国家经济学的内容，使之趋于完善。他为了突出其国家干预学说的理论地位，甚至这样写道：“作为我所创立的体系中的不同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本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那么，国家应当如何对经济实行干预呢?李斯特认为，对经济的一切领域实行干预并非明智之举，国家的干预或管制只能限于部分领域，即“关于国民个人知道得更清楚、更加擅长的那些事，国家并没有越俎代庖；相反地，它所做的是，即使个人有所了解、单靠他自己力量也无法进行的那些事。”李斯特还具体提到了国家需要做的事情，包括：借助于海军和航海法规保护本国的商船；修筑公路、铁路、桥梁、运河、防海堤等基础设施；制定专制法和各项有利于生产与消费的法规；为促进本国制造业成长，实行保护贸易，等等。总之，国家的使命是促进财富和生产力增长，使本国由野蛮转变为文明，由弱小演化为强大。④ 贸易保护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是他的国家干预学说的延伸。他根据对贸易史所作的考察，提出了大致上同他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三个贸易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经济落后的国家应同较先进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身摆脱未开化状态并求得农业上的发展：在第二阶段上实行保护贸易，以促进本国制造业、海运业和商业的发展；在第三阶段，当该国的制造业、农业、商业及整体经济实力有了高度发展之后，再逐步恢复到实行自由贸易，在国内外市场上同其他国家进行毫无限制的竞争。李斯特认为农业、原料、科技可以自由贸易，但工业产品自由贸易有损国内工业发展，因此国家干预经济发展十分必要。一个相对落后国家，应该建立起保护性而非财政性，且有条件、有时间限制的关税制度。他认为，随着本国生产力发展，关税水平应该上升，以便于本国商品占有国内市场。李斯特认为关税保护对象是工业中重要部门，经发展能与外国产品竞争部门，应重点保护技术部门；对于不太重要经济部门应低层次保护，对虽新生但并无强有力竞争部门则不需保护；根据国家特有环境和工业情况来决定采取对工业品禁止输入或规定适当税率办法。李斯特用民族主义代替古典学派世界主义，他看到了不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利益冲突，并分析了关税政策对国内产业影响。不仅着眼于国际分工静态利益，还注意到贸易对一国产业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李斯特理论成为后来各种贸易保护主义重要理论基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实行保护贸易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源于其经济发展内在要求，除非放弃其经济发展。贸易保护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唯一选择。而且其政策目标之一是纠正国际贸易中由于需求弹性不同而产生的一系列不平等因素，缩小制成品与初级产品收入需求差异，因而并不会妨碍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然而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政策对制成品保护旨在扩大制成品与初级产品收入需求差异，如果发达国家对本国初级产品生产也进行保护，则进一步加重了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间不平等贸易程度。 《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本书的作者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巴顿，约翰·巴顿遗留下的经济著作不多，只有几篇论文和书信。《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一文较为著名，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被多次提及，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关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转化的分析得益于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主要论述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的关系，人口增长的真正原因，赋税的影响，济贫法的真正效应，公谊会在英国的作用等内容。这篇论文对李嘉图的机器对劳动阶级收入的不利影响的观点产生了影响，并且对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外约翰·巴顿也写了《人口的过剩》、《谷物法》等几篇文章，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西斯蒙第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经济浪漫主义的奠基人。181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他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批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忽视了人和人的享受，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给社会带来灾难，要求依靠国家政策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他强调消费先于生产、生产服从消费，反对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西斯蒙第还指出，资本家为利润拼命扩大生产，但小生产的破产和社会分配不公使广大人民收入不足，收入不足使消费不足，因而一部分产品不能实现而必然产生经济危机。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以独到的见解，和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同为英、法两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法国在19世纪上半期经济已迅速发展起来，但法国并没有经历英国那样典型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自耕农并没有被消灭。法国革命后，独立的手工业者和自耕农在法国居民中仍占多数。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小生产者切身感到有被排挤和消灭的危险。如何保存自己的经济地位成为他们迫切的愿望。西斯蒙第的经济理论反映了19世纪上半期小生产者的这种愿望和要求。西斯蒙第并没有拒绝接受与商品生产有关的一些经济范畴，但他清楚地看到经济的缺点和矛盾，提出了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迥然不同的结论。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他指出，古典经济学不以人的享受而以财富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其结果是英国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大多数人却过着贫困的生活。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错误地以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完全无视了人。因此他强调，政治经济学是以增进人类幸福为目的的一门科学。西斯蒙第是第一个和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决裂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给社会带来了灾难，私人利益的自由发展经常损害公共利益。他要求依靠国家政策来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以代替经济自由主义。他是在法国主张实行工厂法的第一个人。他对分配制度作了批判，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前进了一步，确认企业家所得的报酬通常来自对工人的掠夺。他认为自由竞争造成了社会两级分化，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是提出经济发展中社会两极分化的第一人。西斯蒙第是从分配角度来说明劳资关系的。萨伊、李嘉图等人，从“商品购买商品”这一错误公式出发，否定经济危机。西斯蒙第则阐述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这是西斯蒙第的科学功绩，他把它归结为消费不足。西斯蒙第强调生产应服从于消费，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他认为，生产无限的扩大,但由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劳动生产者收入不足,从而使国内市场日益缩小，产品实现受到阻碍,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必然爆发。西斯蒙第还指出，今年的产品是以去年的收入支付的，在生产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今年的产品总是超过去年的收入。生产和收入失调所表现的消费不足更为严重，经济危机更是不可避免。西斯蒙第指出，正是由于消费不足而产生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使得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西斯蒙第的著作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的。他从对社会事实——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社会问题——出发，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进而提出了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他是十九世纪初期认识到资本主义剥削的生产方式、不合理的分配方式以及自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的第一人。一个世纪以后，现代经济学巨匠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被他的著作所吸引，并达到痴迷的程度。凯恩斯为挽救资本主义而提出的国家干预学说不无西斯蒙第思想的影子。2019年10月 读书报告
汇报人：史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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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 《国富论》（上、下）
魁奈 《魁奈<经济表>及著作选》
托马斯·孟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威廉·配第 《赋税论》
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托马斯·孟、尼古拉斯·巴尔本、达德利·诺思《贸易论》
1.《国富论》
上卷开始，斯密首先从分工入手，他研究了工业革命初期的一些工厂，发现，分工能够使工人从事专业的劳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于是斯密进一步探讨引起分工的原因，他认为，人们与生俱来的“互通有无，相互交易”的交换倾向是产生分工的原因。如果没有分工和交换的话，各个人都必须生产自己生活上一切必需品，一切人的工作就全无分别了——这是不可能的。随着分工的深入，这种专业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下面一种情况：个人生产的产品只能满足个人需要的一个方面（生产的专业化），且这种满足是远远地超出自身需要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远远超出自身需要那部分就产生了一定的剩余，并且由于个人其他方面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于是，一切人都需要依赖交换而生活。即用对自己来说相对剩余的产品去交换其他人相对剩余的产品，以满足自己各个方面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交换在很大的范围内建立起来，并且越来越频繁，于是为了方便起见就要求有一种商业上的一般媒介的产生：即是货币。那么，与货币相联系的“价值”概念也被引出来了。斯密把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且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二是构成真实价格的是怎样几个部分？三是商品市场价格与其自然价格不一致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价值尺度问题），斯密指出，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因为劳动难以衡量，因此人们使用货币作为价值的尺度。
对于第二个问题（价格问题），斯密认为，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由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三个方面构成的。在接下来的三章里分别对这三个方面做了论述。第一个方面，斯密从劳动的供给与需求量方面考察了劳动工资的决定性因素，并且认为，劳动工资不得低于人道的最低标准，也就是劳动者的最低生活水平。第二个方面，斯密从利息与资本利润的关系入手来解释资本利润的变化。这里就涉及法定利息率与市场利息率的关系。在斯密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的中心思想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随着市场上资本量的增加，资本的利润率是下降的，进而利息率也是要下降的。第三个方面，地租。斯密认为地租是合理的，土地对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做出了贡献，因而，土地所有者应该得到报酬。土地所有者会尽量把经营者支付工资和利润之外的所有剩余都纳为己有，这表明，地租额不像前两个因素那样有一般的标准，它取决于租约制定中的双方博弈。
下卷分为第四篇和第五篇两大部分。第四篇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了批判。按照重商主义的观点：①财富等同于金银（货币）；②一个国家增加财富的方法就是要减少国外产品输入，增加产品输出（即追求顺差），这样才能留住金银。但是自由市场上商品的输入与输出是按照有效需求决定的，于是为了达到积累金银的目的，就需要政府运用政策的手段——限制输入和奖励输出。限制输入的手段有高关税和绝对禁止国外商品输入两个，奖励输出的手段有退税、发奖励金、签订通商条约和建立殖民地四个。斯密分别详细地研究了这几种手段的利弊，指出，从整个国民财富的角度来看，这几种政府的干预手段是不合理的，他们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民财富，但是并不是增加国民财富的最优手段。对于重农主义，斯密则持完全的否定态度。重农主义的核心理论是纯产品学说，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是物质产品，财富的来源在于生产而不在于流通。因此他们认为，在各经济部门中，只有农业是生产的、创造财富的。工业不创造物质只改变物质的组合形式，商业只改变物质的时空状态，因而都不产生财富。但是斯密认为，如果按照重农主义的观点，大力发展农业，抑制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就会造成工业制造品价格的提高，进而会减低农业产品的价格，最终将妨碍农业的发展。（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工业产品减少而需求不变，于是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则相对下降，资本就会自然流向利润率高的工业，农业方面由于没有资本流入而缺乏改良土地、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动力，所以反而妨害了农业的发展。）
斯密否定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指出要遵循自然趋势，不鼓励特定产业的发展，既不重商也不重农，资本应该顺着自然趋势流入它应该流入的地方。他提出，一切特惠或者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制度）。斯密还紧接着指出，市场经济制度的关键是在保护个人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基础之上的自由竞争。于是政府要做的就是要退出对自由市场的经济干预，转而做一些服务市场经济制度的事。所以在本书的最后一篇论述了保护社会的国防问题，保护个人人身和财产的司法问题，与公共事业有关的公共设施和教育问题以及赋税和公债的问题。斯密的这些论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会自动地发挥作用，操纵资本等生产要素向收益最大的地方聚集，进而实现社会上全部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而政府的有形之手应该从市场退出转而去做一些保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事。
纵观全书，《国富论》的核心观点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有着自行调整的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一定数量的社会最迫切需要的产品。生产由需求导向，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广泛的自由竞争带来的结果自然而然地就是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趋于一致，各个产业也在市场的引导下向着最适于整个社会利益的方向发展。因此，斯密发现的国富的秘密就在于自由市场这个具有“魔力”的无形之手。
2.《魁奈<经济表>及著作选》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在英国和法国，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大卫·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魁奈<经济表>及著作选》这本书收录了《经济表》、《谷物论》、《人口论》、《赋税论》、《农业哲学》、《关于经济表的分析》等文章。涉及的主要理论有：“纯产品”理论、社会阶级理论、资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理论和流通理论。
“纯产品”理论。“纯产品”指农业生产中生产出来的总产品扣除用以补偿消耗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和工人、农业资本家食用的消费资料之后的剩余产品，实质上，这里的“纯产品”就是后来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同时，魁奈以为，财富的来源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物质资料的生产领域，交换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只有能够使物质财富在数量上增加的农业部门才是生产部门，工业部门仅仅把农产品作为原料进行加工，不创造物质只改变物质的组合形式，商业只改变物质的时空状态，因而都不产生财富。
社会阶级结构理论。魁奈根据社会成员对生产“纯产品”的不同作用划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按照魁奈的说法，生产阶级是靠耕种土地每年生产国家财富的阶级，他们预付耕作上的各种费用，并且每年向土地所有者支付收入。所有者阶级包括国王、土地所有者和什一税所有者。不生产阶级包括从事耕作以外的其他服务和工作的人。
资本理论。魁奈把投在农业上的资本看作是唯一的生产资本，并以价值周转方式的不同为标准把农业资本分为“原预付”和“年预付”两部分，“原预付”是指构成耕作进行的基金，或者说购置农业设备的基金，“年预付”是每年花在耕作劳动上的费用，在魁奈的研究中“原预付”大约是“年预付”的5倍。这两个概念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这一理论集中反映在《经济表》中，是对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规律的探索，在经济学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在《经济表》中，魁奈根据对“纯产品”的生产、占有和使用将一国经济划分为大三部分，即生产阶级、所有者阶级、不生产阶级。以每年再生产价值50亿利弗尔为例，这三个阶级每年的财富交易是如下进行的：首先，生产阶级年预付20亿利弗尔。（它们生产了50亿利弗尔，其中有20亿利弗尔是纯产品或收入）；所有者阶级收入20亿利弗尔。它用10亿利弗尔购买生产阶级的产品，用另外10亿利弗尔购买不生产阶级的产品；不生产阶级预付10亿利弗尔，用它向生产阶级购买原料。通过这样的阶级划分和对流通的阐释，《经济表》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看做是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过程表现为仅仅是这个再生产过程的形式；货币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资本流通的要素，是为再生产过程服务的，受生产制约的，从而总结了重商主义政策把国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领域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作为富国的根基。
特别是在《经济表》中，魁奈再次论述了所有者阶级是不事生产、不劳而获的，并且得出了重要的结论：所有者阶级终日游手好闲，却以收租的方式占有了纯产品，那么他们就应该负担国家的全部税收。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则应该被免除纳税的义务，以便更好地维持再生产过程。不仅如此，国家还应该取消对他们的干预政策，放弃工业法规，废除行会制度，倡导自由竞争和自由进行贸易。由此，马克思认为，重农学派虽名为重农，其实是为资本主义工商业鸣锣开道的。魁奈的主张明显地反映出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反封建特点。他提出不干预工商业的理论，就是经济自由原则，这正是当时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追求的理想。
我在读了本书之后最大的收获是对重农学派有了一个重新的了解。重农学派的核心观点：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的，作为纯产品的农业产品是国民财富的唯一来源，在我先入为主的观念里是极其落后的，是不值得了解的。但是读了魁奈的书才发现，重农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和社会历史背景的。重农主义者指出，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永恒的、理想的、至善的。但社会的自然秩序不同于物质世界的规律，它没有绝对的约束力，人们可以以自己的意志来接受或否定它，以建立社会的人为秩序。后者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令规章等等。他们指出如果人们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他们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就由于人为的社会秩序违反了自然的社会秩序而处于疾病状态，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医治这种疾病提出处方。十八世纪法国悲惨的社会状况是魁奈重农经济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路易十四连年对外征战，大肆挥霍，负债一度达到34.6亿法郎，战乱使人口急剧下降，1660年到1715年减少了四百万，农产品的产量自路易十四以来减少了三分之一，人民负担加重。继任者路易十五采取了祸国殃民的重商主义政策，社会经济每况愈下。人们当时看到的情景是，皇宫富丽堂皇而乡村荒芜萧条，大批青少年为谋生而逃离乡村，流入城市，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沉重的赋税却落到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头上，加上当时谷物价格低落，对外贸易被禁止，农民收入的80%以上被剥夺。那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魁奈提出的重农主义思想是具有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性的。
值得一提的是，魁奈十分尊崇孔子，曾撰写了《孔子简史》，对孔子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在将孔子与古希腊圣贤比较时，明显褒扬前者而贬抑后者，说孔子的《论语》远远胜过古希腊圣贤的哲学。儒家哲学中的重农思想，显然对魁奈重农观念的建立产生过重要影响。
3.《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重商主义产生并流行于15至17世纪的西欧，是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出现的一种经济思想，反映着资本主义前驱者商业资本家的观点，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早期重商主义以货币差额论为中心（即重金主义），强调少买，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反对商品输入，以储藏尽量多的货币。晚期重商主义中心思想是贸易差额论，强调多卖，代表人物就是本书的作者托马斯·孟。他认为对外贸易必须做到商品的输出总值大于输入总值（即追求顺差），以增加货币流入量。
托马斯·孟和所有重商主义者一样，把财富和货币等同起来，他认为，货币的增加就意味着财富的增加。但同早期的重商主义者把财富等同于金银不同，托马斯·孟认为，为要增加货币财富，必须把货币投入流转。在书中他提到：“对外贸易是我们财富的准则”，“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财富”。但是，把货币投入国内市场，并不能增加国家财富，因为国内商品流通的结果是“一个人的所得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只有把货币输出国外，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转口贸易，依靠贱买贵卖使更多的货币流入本国，才能使国家富足。
本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①微观层面的贸易差额论的提出，②中观层面的货币、汇率与贸易的关系，③宏观层面的国王的财富问题。
在第一部分，作者首先提出了对国际外贸商人的12条具体要求，托马斯·孟以告诫他儿子的方式提出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对外贸易商人应该具备的十二条基本品质，他认为一个国家可以致富只有依靠商人们所掌握的秘诀才行。因此，应该把商人列为一种受人尊敬的地位。紧接着在第二章中提出，对外贸易是国家致富的唯一手段。接下来，第三至第十一章详细地介绍了扩大国际贸易的途径，比如扩大商品生产、改善商品品质并尽量降低价格以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减少不必要的进口限制、大力发展远地贸易和转口贸易、扩大航运业和发展渔业、扩大和发展本国的工业和手工业，减免关税。
第二部分，托马斯·孟分析了货币、汇率与贸易三者的关系，详细叙述了贸易与货币之间以及国际汇兑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他反对货币主义者限制货币输出的原则，要求取消货币输出的法令。因为并不是国内货币存量越多越好，货币过多会使商品价格上涨，导致商品的用途和消费量减少，竞争力减弱。因此托马斯·孟主张让国内货币存量保持适度的规模，将多余的货币输出国外换回商品，以促进双方的吐出和吸收，使国际贸易进一步扩大。接下来又提出了贸易差额对汇兑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指出，汇兑高价并不会将英国的现金驱出本国，反而能使输出的现金数量比在等价交换时要减少一点。因为现金的输出不是汇兑高价造成的，而是由贸易逆差造成的。汇兑只能自然而然地在国际贸易中心进行，汇兑规模取决于国际贸易所获取货币量的多寡，汇兑的高低也依这种货币的多少而定。托马斯·孟还对货币投机活动进行了严厉谴责，国家应密切关注将货币运输到别国去谋利的货币投机活动，这种行为是有害的，对贸易没有任何促进和方便作用。汇兑商人和银行家并不能额外增加或贡献什么特殊功绩。
第三部分谈国王的财富的问题。托马斯·孟认为，国王积累财富的比例，一般不应大于对外贸易的顺差，否则，他对于人民就好比在羊身上吸血而不是剪羊毛了。因此，国王积累财富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展对外贸易，并且把进款中的大部分散发到人民中，比如雇用他们制造军舰、维持军队、兴建银行、增进贸易，并应收购足够的粮食和军需品装满仓库。
4.《赋税论》
威廉·配第被誉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赋税论》是其代表作，与1662年在英国首次出版。当时英国正值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英国国内情势复杂，在政治上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商主义。英国王室是当时世界上最奢华显贵的王室之一，在君主阶级花费巨大钱财以维持他们奢华生活与享乐的同时，另一阶级正在不断发展壮大起来，那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给王室支付数额巨大的税款，资产阶级的商业发展必然受到影响。所以在这个时期，赋税问题成为了英国社会统治阶级与市民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这也是配第写作本书的历史背景。
《赋税论》共15章，我认为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四章为第一部分，第五至第十五章为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配第首先分析了公共开支的内容，并把公共开支分为6大部分，紧接着配第分析了公共开支加重的原因，以及削减的策略。然后，配第又站在被征税的国民的角度分析了国民不愿意承担赋税的原因，并由此提出了征收赋税的方法。在第二部分，配第具体地讲述了有关税收各个方面，包括税收的来源、方法以及税收的各个分论。
全书涉及的主要理论有：
① 价值论：劳动决定价值
配第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他提出了“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他认为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土地和劳动，课税的最终对象只能是土地的地租及其派生收入。进而，配第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他认为，商品价格分为政治价格和自然价格。政治价格实际上就是市场价格；自然价格就是价值。配第着重研究了自然价格的问题，并把它看作观察其他经济现象的基础。配第认为，自然价格的高低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商品交换的依据就是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劳动量发生变化，商品的自然价格也随之会发生变动。由此配第得出结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在这里即价值）是由生产中消耗掉的劳动量决定的，两种商品劳动量相等，就可以实现交换。
② 地租论：地租是全部剩余价值
配第认为，地租就是产品价值除去生产资料价值（即种子）和劳动力价值（即工资）之后的余额，即全部的剩余价值。而生产资料的价值是既定的，那么地租的多少就取决于工资的多少。并且，配第还最早提出了级差地租的概念，他认为，同等面积的土地会因为土地丰度和距离市场远近的不同而产生级差地租。
③ 利息论：利息是地租派生的
在配第看来，获取财富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土地，二是货币。他的地租理论研究如何运用土地获得财富，其利息理论研究如何运用货币获得财富。他认为，利息其实是地租派生的，是租金的一种特殊形式，即货币租金。既然出租土地可以获得地租，那么借贷货币就应该获得利息。如果不存在安全问题，利息至少要等于用借到的货币所能买到的土地所能产生的地租。如果不安全，除了获得正常情况下的利息之外，还要加上一种保险费。利息率不能用法律强制手段来调整，利息率的高低应当由货币的供求来决定。当货币供过于求时利息则低，反之利息则高。同时，利息率的高低又是由地租的高低所决定的，地租增加，利息率自然跟着增加。
④ 赋税论：地租是赋税的来源
正像前面所提到的，配第认为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土地和劳动，课税的最终对象只能是土地的地租及其派生收入。因此，地租是赋税的来源。
⑤ 货币论：货币的流动不应人为干预
配第认为，货币流通量过多和过少都是不健康的。流通领域的货币太多，会导致单位商品的价格下降，在商品的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厂商会降低生产量，这样会导致失业人口的增加，产生市场萧条。流通领域的货币量减少，同样也会带来危害。他指出，最好用白银来充当货币，而不是用黄金。
所谓提高货币价值，就是指国家为提高货币名义价值，将一定重量的白银分割成更多枚数的重量少的白银，但这些白银在名目上与分割前的一样，这种提高了名义价值后的白银就可以换取更多的商品。配第认为，如果货币的名义价值提高一倍后，工人的工资不增加，劳动者则损失了一半的收入，形成向政府无形缴纳的税，这对劳动者来讲是不公平的。如果降低货币一半的价值，则对劳动者有利，但双倍的报酬会使他们不劳而获，对社会来说，就意味着损失了一笔财富。配第指出，提高或降低货币价值，是一种对人民很坏而且不公平的课税方法。它也是国家趋于衰弱的象征。
5.《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国富论》之后第二部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该书于1817年首版于英国伦敦，比国富论晚41年，较资本论第一卷早50年，继承了《国富论》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时又是《资本论》的重要思想源泉，由此，李嘉图在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到18世纪上半叶英国已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18世纪下半叶开始时，资本主义正处在由原始积累迈向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夜。彼时，由于封建势力在政治上仍占有统治地位，封建经济大量存在，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的时代迫切地要求一个新的经济学说体系的诞生。于是，以摧毁社会上的种种束缚，倡导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观点的《国富论》产生了。到了十九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波及到各个行业，机器大工业生产普遍建立。然而，机器大工业在带来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引起了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斗争。由生产而带来的分配问题成为更难解决的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人类的中心问题。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阻碍已经由政治上封建主义的压迫变为尖锐的劳资冲突。如果说李嘉图从亚当·斯密那里继承来的自由主义市场学说是为资产阶级同封建残余势力作斗争，那李嘉图自创的分配理论则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的这种尖锐的阶级冲突。但李嘉图同马尔萨斯一样，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他否定了劳动阶级生活改良的可能性，企图靠一种“自然法则”来压制劳动阶级的生活。
因此我们可以把《政治经学与赋税原理》的内容归为生产学说和分配学说两大类。
李嘉图的生产学说基本上可以由《国富论》推知，他赞成斯密提出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等学说，在自由市场学说中，李嘉图也赞成所谓正统经济学派的经济人假设，这种假设认为，人类行为的准则不是道德，无关真理，也非艺术，而只是利益。每个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终结果将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符合社会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自由贸易学说中，李嘉图继承斯密国际地域分工理论，并发展为比较成本学说。斯密的国际地域分工论是强调各国都根据本国绝对有利的条件生产商品，进行国际交换。李嘉图认为国际贸易不同于国内贸易。在国内，资本和劳动可以自由转移，形成统一的市场价值。但在国与国之间，劳动和资本的转移受到限制，因此，支配一个国家中商品交换的规律，不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交换。他认为，最有效最有利的对外贸易原则应是比较成本原则，例如英国和葡萄牙两国进行贸易，假定葡萄牙生产一定数量的酒只需8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生产一定数量的毛呢只需要9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而英国生产同量酒和毛呢，则分别需要120个工人和10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显然葡萄牙在生产两种商品上都占优势。按照理想的国际分工，两类商品最好都在葡葡牙进行生产，但由于资本和劳动转移的困难，不可能把两种商品都移在葡萄牙生产。根据比较成本原则，葡萄牙可以生产成本最低的葡萄酒，英国可以生产成本比较有利的毛呢，两国进行交换都能得到利益，这一学说在19世纪初英国扩大对外贸易，占领世界市场中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嘉图以分配学说作为理论体系的中心。他认为社会总产品要在三个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劳动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社会总产品是一个确定的量，在三个阶级之间进行分割，必然表现为三个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
李嘉图的分配论首先从地租开始分析。他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把地租和劳动价值论联系起来，强调地租不是决定价值的原因，而是农产品价格提高的结果。
书中给地租下定义说:“地租是为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这个定义的表述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土地上并不存在什么“原有”的、“不可摧毁”的生产力。但从书中的解释可以看出：①它认为地主通常的收入并不都具有地租的性质，其中往往包括由于地主在土地上投资建筑各种设施而获得的报酬，这部分不应看作地租。②地租应指单纯由于使用土地而支付的报酬，这是地主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仅仅由于对土地的占有而获得的收入。
李嘉图也对级差地租作了论述。书中对级差地租的考察涉及到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由于土地肥力和位置不同，在同量土地上投入同量资本，劳动生产率不同而形成的级差地租。书中认为，土地数量有限、质量不同，随着人口增加，只耕种好地不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得不向肥力差、位置远的土地发展，只要最后投入耕种的土地是社会需要的，其耗费的劳动量就会被承认，农产品价值就由它决定。原先投入耕种的优等的土地能获得超额利润，土地所有权使它转化为级差地租。第二种形态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劳动生产率递减，原先投资和追加投资所形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也会形成级差地租。所以他总结说地租总是由于使用两份等量资本和劳动而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他反对把地租看成是自然的赐予，认为恰恰相反，大自然是吝啬的，自然界中好地太少，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不得不耕种贫瘠的土地，耗费更多的劳动生产农产品。由此，书中坚持地租是劳动的成果，并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给予说明。
关于工资，李嘉图接受了古典学派传统的观点，认为工资是劳动的价值。他认为劳动的价格可分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代所必需的价格。劳动的市场价格是根据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的价格。劳动供不应求时市场价格上升，相反，劳动供过于求时市场价格下降。通过供求波动，市场价格趋向于自然价格。他认为人口繁殖的变化是这趋向的动力。
关于利润，李嘉图说：“在支付地主与劳动者以后，土地生产物的其余部分，必须属于农业家，作为资本的利润。”“农业家制造家的生存，全赖利润，有如劳动者的生存，全赖工资。利润的减少，必致减少蓄积的动机，如果利润之少，尚不足补偿他必致遇着的困难与危险，他就全然不会蓄积了。”因此，在他看来，资本利润也是正当的了。
李嘉图对地主、资本家、劳动者三者的利害关系的态度，截然相反。他认为，地租的多寡与谷物的价格无关，而取决于生产的难易，生产越困难，地租越提高，于是地主阶级当然希望生产的困难增加，但社会上其他阶级却希望生产的困难减少，因此地主阶级与社会上其余各阶级的利益是冲突的，这恰好也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的合计是不变的，因此工资提高，必致利润降低，利润提高，必致工资降低。于是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也是冲突的了。但是李嘉图的理论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他肯定地租与利润的正当，而斥劳动阶级要求的非分。劳动的市场价格，虽可高可低，但究其趋势却是一致于自然价格。劳动者要求自然价格以上的工资，实属非分的要求。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经济学说发展现象，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说，可以说全部由亚当·斯密得来，后来由马克思的继承下去。同样是一个劳动价值学说，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用以为资本主义辩护，但马克思却把它变成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武器。李嘉图与马克思，结论完全相反的两个经济学家，却根据大部分互相类似的前提。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思考。
6.《贸易论》
本书收录了三本《贸易论》，作者分别是托马斯·孟、尼古拉斯·巴尔本和达德利·诺思。
托马斯·孟的《贸易论》副标题为——论英国东印度贸易：答对这项贸易的常见的各种反对意见，分几部分反驳了针对东印度贸易的四种反对意见。
驳斥第一种反对意见的各部分：
1.第一部分说明药材、香料、靛蓝、生丝和自布是必需品。
2.第二部分说明用船直接从东印度运回货物每年为基督教世界节省了大量现金。
3.第三部分证明英国东印度贸易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极大地增加了王国的总财富。
驳斥第二种反对意见的各部分：
1.第一部分指出船只的最佳用途和这样一个事实，即：自从进行东印度贸易以来，王国造船用的船骨、船壳板和其它材料的数量没有减少，价格也没有上涨。
2.第二部分说明航运业的巨大力量以及东印度公司始终准备向王国贡献可用于战争的物品。
驳斥第三种反对意见的各部分：
1.东印度贸易没有使食品价格上涨，相反，它是我们增加食品供应的一个手段。
2.东印度贸易培养出的水手的人数超过其本身一般情况下的需要，从而为王国提供了很多人才。
3.东印度贸易不但没有使王国的其它任何贸易或航运业减少，反而使它们都得到发展，使王国的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加强。
4．东印度贸易不但没有象一些人错误地认为的那样使王国穷人的数字增加，反而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救济或就业机会。
5．仅香料和靛蓝两项同当时从土耳其和里斯本进口相比，东印度贸易每年就可为王国节省大约七万五千英镑。
驳斥第四种反对意见的各部分：
1．东印度贸易不影响国王陛下造币厂的功用。
2．取缔东印度贸易的建议是以一些荒唐和虚假的报告为根据的，其目的在于损害国王及其臣民的利益。
3．简短地论述了一个王国的财富所包括的内容，以及会使我国财富尤其是货币减少的四个主要原因。
托马斯·孟通过这一著作反对了早期的重商主义，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晚期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它标志着由早期重商主义到晚期重商主义。
巴尔本的《贸易论》是一部理论性的著作，全书篇幅不大，但涉及的范围较广。书中对贸易作了全面的论述，对重商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批判。
巴尔本和托马斯·孟一样，在《贸易论》的开头就指出了贸易的重要。他批判了反对发展贸易的看法。同时，他认为过去对贸易大都是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一些特定贸易部分进行论述，而不了解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不考虑它们之间的各种比例标准，因而不能正确描述整个贸易。他指出，晚期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托马斯·孟的《贸易论》也是不全面的。但是我们从他的论述中看到，他对贸易的发生、发展的真正原因也是认识不清的。
在《贸易论》中，巴尔本论述了什么是贸易的问题。他说：“贸易是为他人制造和出售一种货物。”他进一步指出，进行贸易的一切商品是整个世界的动物、植物、矿物，包括陆地或海洋的一切。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商品又分为自然商品和人工商品。它们由于各国的气候、风土不同而分别成为各国的主要商品，这些主要商品是永不枯竭的。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主要商品是该国的财富，也是对外贸易的基础。从巴尔本对贸易的分析可以看到，他与重商主义者不同，在他的贸易观念中已明确地包括了制造业，并且指出这些商品是进行对外贸易的基础。
巴尔本的《贸易论》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十七对重商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反对，他发出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巴尔本是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名代表。
达德利·诺思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初期的代表人物。马克思评价他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最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
诺思和巴尔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期间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逐渐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诺思的《贸易论》对重商主义惊醒了有力的批判，同时论述了自由贸易的主张。
诺思反对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唯一形态，对外贸易是财富源泉的观点。他在探讨贸易的性质时，论述了什么是财富以及什么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他说：“有些人由于勤劳和精明从地里生产超过供应自己消费需要的果实，于是他们把剩余的东西留下来，这就是财产或财富。”又说：“贸易不外是多余物品的交换”。他还提出，只要人们勤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他们得到供给，而且外国商品也会大大过剩，扩大他们的贸易，从而得到巨大的好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诺思已把贸易和生产联系起来，从生产上论述对财富和贸易的看法，这和重商主义者相比已前进了一大步。但他是用“温和政治经济”中田园诗式的语言来描绘资本原始积累的。马克思指出：“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诺思与重商主义者不同，认为货币是一种商品是买与卖的衡量尺度。他说：“金银和用金银铸造的货币无非是衡量的尺度，有它们比没有它们更便于交易”。诺思所说的买和卖的衡量尺度，也就是商品交换时用货币表示的商品的价格。商品先在价格中表现为交换价值，以便以后再转化为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在经济思想方面迈出的最初的步伐之一，就是认为金银在这里只作为商品本身的交换价值的存在形式，作为商品形态变化的一个因素出现，而不作为金银本身出现”。诺思受所处时代的局限，不可能明确地说明这一点，但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很巧妙的(马克思语)。诺思是这样说的：“因为货币是买和卖的通用的尺度，所以每一个要卖东西而找不到买者的人，总以为他的商品卖不出去是因为王国或国内缺乏货币，因此到处都叫嚷缺乏货币”。然而这是一个大错误，诺思并举例说明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叫嚷缺乏货币的那些人究竟要的是什么呢?比如乞丐，乞讨货币，如果有了货币，他将用它购买面包等等。这表明实际上他要的不是货币，而是面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诺思进一步指明，叫嚷缺乏货币是个错误，因为货币是不会缺乏的。他说，货币的来去，是会自行调节的，货币少了，金银块就铸成货币，反之，超过商业的需要，货币就会被当作金银条块对待；铸币就像旧金银器一样，只能按它所含的成分出卖。从诺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已把货币还原为商品，金银具有便于充当货币的条件，因而成为货币并在流通中执行许多职能。诺思对货币的理解已经解脱了拜物教观念的束缚。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了解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以及货币所执行的职能。
在《贸易论》中，诺思实际上论述了货币作为资本必须不断投入运动使之自行增殖价值。他写道：“谁也不会因为用货币、金银器等形式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留在身边而变富，相反，倒会因此而变穷。只有财产正在增长的人才是最富的人，不管他的财产是农场的土地，还是放出去生息的货币，还是投入商业的货物。如果有人出于一时的高兴，把他的全部财产换成货币，并死藏起来，他就立即感到自己的穷困随着吃空活资本而增长。”可见，诺思已经认识了货币的贮藏和货币的自行增殖之间的对立，认识了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意义。诺思的这一思想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早的发现之一”。
诺思反复论述了贸易自由的思想。他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国内国外贸易必须自由进行。他说：“阻碍贸易的法律，不论是关于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不论是关于货币或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个民族富裕、使货币和资本充裕的要素。”他并且说：“我们可以费力筑篱去围杜鹃鸟，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是靠政策致富的；而和平、勤劳和自由却能促进贸易和财富，此外别无其他途径。”诺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思想，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无须国家的保护就可以在世界上取得统治地位的程度。但诺思写这部著作时，正是英国保护关税获得最终胜利的时候，因此，这一著作的发表并没有得到当时权贵们的重视。然而它在理论上确实发生了影响，在诺思死后英国出版的一系列经济著作中，可以看出它们同诺思一些观点的关系。
2019年9月 读书报告
汇报人：史凯
阅读数量：6本
阅读书目：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
杨善华、谢立中主编 《西方社会学理论》（上、下）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上、下） 1.《菊与刀》? ? 1944年，美国政府委托本尼迪克特，对日本进行研究。本尼迪克特根据文化模式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将战时在美国被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美国政府将该研究结果作为美国战后制定对日政策的重要依据。1946年，本尼迪克特将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即我们现在看到的《菊与刀》。其中，“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选取“菊”和“刀”作为书名，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本尼迪克特还提出了著名的“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她认为，日本文化以“耻感文化”为特征，其显著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的原因在于，日本文化的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 ? 具体来看：全文共分为十三章，第一章提出问题之后，第二章研究了日本人性格的现象：战争中的日本人。本尼迪克特抓住了日本民族的两大典型性格表现，一是天皇的神最不可侵犯，二是被俘虏的日本人与美军的高度合作。她毫不避讳地谈到了这样的性格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处置有参考价值。接下来的章节里，本尼迪克特还讨论日本的等级制度（第三章）和明治维新（第四章）对传统等级的冲出和改变，并尖锐地指出日本对等级文化的迷信导致其在侵略外国时也试图输入这种等级观念，而这种日本独特的伦理体系当然难以为他国所接受和消化。然后她分析了日本文化的“负恩”逻辑（第五、第六、第七章），并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和美国的罪感文化差异极大。为了洗刷耻辱，日本人最极端的行为就是自杀（第八章）。“按照他们的信条是，用适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它只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在此基础上，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极端的道德准则使他们的生活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作为补偿，日本文化对感官享乐宽容得令人惊讶（第九章）。本尼迪克特还探讨了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和育儿方式（第十一、十二章），并提出了造成日本双重性格形成的原因是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最后，她得出了日本会在战后选择投降的结论并分析和评价了投降后的日本人与对日政策（第十三章）。
? ? 本尼迪克特作为一个美国人，用英语写作的《菊与刀》，对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竟能有如此深刻而到位的分析，实在是让人感叹。在第五、第六和第七章中，作者在分析日本人“恩与报恩”、“义理”等关键概念时，指出：“‘恩’也意味着对所欠恩债的回报，从而就有爱的意思，但其本义是负债。我们美国人则认为爱是不受义务的约束，而是自由给予的。”“义理则与中国儒教无关，也非来自东方的佛教。它是日本独有的范畴，不了解义理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总之，履行‘义理’是件为难的事，是‘不愿意’做的。因此‘为了义理’这句话对日本人来说，最能表达那种负担沉重的人际关系。”在第十章中，作者指出，日本人的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义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许多其他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有其自己的、特殊的、详细的规则，一个人对其同伴不是将其归之于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在某个领域的表现怎样怎样。这样的划分就是我们经常难以理解日本人行为的原因——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并不会感到心理上的痛苦，即使是看似矛盾的行为。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日本文化的矛盾表象。像这样深入内心、令人拍案叫绝的分析在书中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 ? 总的来说，《菊与刀》这本书带给我的启发是很大的。它不仅使我对日本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而且让我感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魅力。
2.《西方社会学理论》（上、下）? ? 《西方社会学理论》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一定学术深度的社会学理论教材，其上卷和下卷分别首版于2005和2006年。上卷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类似，也是以对早期西方社会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及其理论的介绍来构建内容。在编写时选择了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有过重大影响、其理论构成了某一流派的源头，从而奠定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的人物，即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托克维尔和齐美尔。
? ? 上卷特别注意介绍这些“社会学思想的大师”的学术渊源以及他们思想赖以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因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是根植于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的，创立这些理论的社会学家都是在自己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下生活，他们的理论离不开那块土地，也不能不受其制约。他们正是在那样的制约下确定自己的理论目标和现实关怀的。经过这些大师的努力，社会学理论应该有的现实关怀已经变成了社会学学术传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 上卷首先介绍的是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介绍托克维尔的生平经历之外，着重介绍了托克维尔的两本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是一部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作者把民主作为一个对象来观察。并指出了贵族制度衰落的必然性和平等与民主势不可当的发展趋势。在托克维尔的理论中，平等是根本的大事，所有的个别事物都由它而产生。但托克维尔认为，一味地追求平等便会陷入平等的平庸，因此，他最重视的并不是平等和民主，而是自由。“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于是，托克维尔进一步提出了“在民主实践中维护自由”，并以美国的经验作为例子。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通过大量的史实分析，揭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法国大革命似乎要摧毁一切旧制度，然而大革命却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一些原以为是大革命成就的制度其实是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与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类似，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从平等与民主中拯救自由。托克维尔相信，只有结合民主才能实现自由，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不能用已不存在的社会留下的观点去判断正在产生的社会”，问题是如何消除过去不平等的缺陷又确保新的平等所能提供的好处。
? ? 第二章介绍的是卡尔·马克思。首先介绍了马克思的早年思想历程——从青年黑格尔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的时候，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并一度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当中的一员。但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当马克思试图用黑格尔主义哲学对当时的社会事件作出评论时，却发现了黑格尔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和矛盾。于是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并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到现实生活其实与黑格尔的理论完全相反：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正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把马克思引导到从物质的生活关系当中去理解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样一种观念上去。马克思逐渐意识到，国家也好，法律也好，他们都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由此逐渐形成了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在《莱茵报》的工作经历也促成了马克思的政治立场的形成：马克思立意将捍卫被压迫群体的利益、推动被压迫群体的解放当作自己的终生使命。并且最终，马克思将批判和推翻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促成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当作自己终身的理论活动目标。
? ? 第二章的余下部分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形态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有：“生产关系的性质一定要和生产力状况相适应”、“上层建筑的状况一定要和经济基础的状况相适应”、“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社会变迁看，马克思认为，社会变迁的最根本的动力是“生产力”状况的变化，这一变迁的逻辑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变革——生产力发展……由此，马克思从所有制的角度提出了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和未来方向：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人类社会将要经历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共产主义。另外，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也是马克思社会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阶级与分工有着密切关联。阶级起源于社会劳动分工，阶级本质上就是由于劳动分工而形成的那样一些社会集团，阶级关系本质上就是分工关系。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着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因此，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直接力量。本章最后，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物质生产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有力地推动生产力不断地向前发展，但最终又如何同它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产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将它自己的变革提上了议事日程。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和动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通过对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势，从而科学地证明了一个真理，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特殊历史性的制度，它必将随着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而趋于灭亡。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必然性。
? ? 毫无疑问，与其他社会学家相比，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为我们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理论视角。
? ? 第三章介绍的是现代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埃米尔·涂尔干。涂尔干在其社会学研究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恰当地理解和有效地解决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在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社会分工论》和《自杀论》就是针对这些社会危机的著作。涂尔干一直致力于规范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社会学研究方法最基本的准则就是“要将社会现象当作客观的事物来看待”，并且他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对社会现象的外部原因进行客观的观察——用社会现象来解释社会现象——用比较方法来检验、证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涂尔干本人即在他最著名的著作《自杀论》中，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中所阐释的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了一个具有重要道德意涵的社会问题，并在本书中达到了对社会现实的道德关怀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科学主张的完美结合。
? ? 第四章介绍的是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韦伯把社会学想成一门探讨社会行动的综合性学科，把分析的中心放在人类个体行动者上面。他主要研究的是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人类行动者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的主观目的。这样的目的表现为行动者赋予行动的主观意义，韦伯认为这样的想法是可以被理解的。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即由此而来。
? ? 本章主要介绍了韦伯三个方面的学术成就：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理解社会学。在宗教社会学领域的著作主要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其中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最为广泛，在这本书中，韦伯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本质、宗教伦理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韦伯认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最重要的是在强调透过一种诚实、有信用的方式去赚得财富，不但不是罪恶，而是一种美德。而这种美德是怎样得来的呢？韦伯从新教的加尔文教派中找到了答案。韦伯阐明了加尔文教派的理想化程度和理性化过程，也解释了为何加尔文教派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很强的亲和力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说：在作为新教重要教派的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内容和宗教实践中，包含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及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在政治社会学方面，韦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一篇名为《政治作为一种职业》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韦伯提出了对国家的定义：亦即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在这篇论文里韦伯主张，政治应该被视为是任何会影响到控制暴力的权力分配的活动。政治也因此是纯粹来自于权力。韦伯提出了三种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权威的形式：魅力型支配（家族和宗教）、传统权威（宗主、父权、封建制度）、以及官僚型支配（现代的法律和国家、官僚），并主张历史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关系多少包含了这样的成分。在理解社会学部分，则主要介绍了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以及韦伯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 ? 最后一章介绍的是齐美尔。在社会学方面，主要介绍了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历史哲学问题》、《社会学》。齐美尔的研究范围很广泛，早期以哲学研究为主，随后转向更注重经验事实的社会学研究。后期则又转向对美学、生活哲学的研究。就《货币哲学》来说，齐美尔试图构建一种绝对论的世界观和相对论的世界观的之间的统一。齐美尔发现，只有货币能够成为绝对价值的外在象征。齐美尔的理论中有许多哲学概念，所以即便是在读一篇具有教材性质的对他的理论的介绍，我依然觉得又很大一部分不太理解，希望以后在系统地接触到齐美尔的著作时这种情况能够有所改善。
? ? 《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下卷主要是介绍20世纪中后期迄今的各种“新综合”理论，如新功能主义、理性选择理论、新冲突理论、沟通行动理论、结构化理论、生成结构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新现代性”或“自反现代性”理论等，依次介绍的社会学家有：科尔曼、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皮埃尔·布迪厄、诺伯特·埃利亚斯、米歇尔·福柯、让·布希亚、齐格蒙特·鲍曼。如果说上卷《西方社会学理论》从最后一张介绍齐美尔开始看不懂的话，那么下卷的十章几乎每章都是一知半解的，下卷中涉及到的许多理论都很抽象，并且或多或少的夹杂有哲学概念，阅读感受很不好。希望以后在读了这些社会学家们相关的专著之后可以重读《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
3.《共产党宣言》? ? 《共产党宣言》出版于首版于1848年2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是国际工人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 ? 《共产党宣言》虽然篇幅不长但是金句满满：
? ? 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
? ?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 ?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 ?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 ?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 ?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 ?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4.《全球通史》（上、下）? ? 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这就是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自述的写《全球通史》的理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全球通史》具有非常强烈的现代意识，虽然是一本历史教科书，但在叙述历史上的重大变故时经常与当今世界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提醒读者认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历史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读者的思想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在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时空里驰骋。另外，正像本书的题目给我们透露的那样，《全球通史》始终贯彻着“全球史观”，它摒弃了传统的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和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阐释方法，如“古代—中古—近（现）代”的三分法，而是将整个人类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即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尽管书中也使用“中世纪”这样的概念，但主要用于描述欧洲的历史进程以及与欧洲以外地区的历史进程进行比较，而不是把各个地区的历史进程整齐划一。即，斯塔夫里阿诺斯并没有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世界各地区的历史进度。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通史》打破了地区和民族的界限，按照历史运动本身的空间来阐释历史，不仅让读者从地区史和国别史的框架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进入“整体世界史”的思考境界，而且可以从中悟出许多对现实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考。
? ? 对我而言启发最大的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站在全球的视角观察了帝国兴衰、文明演变之后所发现的历史规律：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更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比如说，在古代文明（约3500 B.C.—1000 B.C.）的数千年里，中东一直是创造力的中心，但是到了古典时代（约1000 B.C.—500 A.D.），中东的优势渐渐消失，除了宗教领域外中东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古典时代所形成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延续至今的新思想新制度，都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的产物，如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到了中世纪（约500 A.D.—1500 A.D.），西方是欧亚大陆最不发达的地区，而同时期的中国是相对高度发达的，中国人享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有效的官僚体制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的儒教信仰。西方文明落后到在面对蛮族入侵时西方的古典文明被全部湮灭，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正是中国的发达引起了其自身发展速度放慢，而西方古典文明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接替，反而使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西方的这种领先又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加持下从十六世纪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期，直到西方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相对衰落至今，而在这一时期，原来落后的日本、中国、韩国、印度等国家却在慢慢崛起。历史的焦点从先中东转向了西方，现在似乎正在转向东亚。这种被人类学家称为“受阻滞的领先法则”很值得我们思考。
? ? 本月读的这几本书除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下卷之外，读书的状态都挺好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主要是看不太懂，就很难受。我对于能够看得懂的书能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读下去的，所以增加自己的阅读量，拓宽阅读面，增加知识储备，以至于不要让自己连教材性质的书都看不懂是很重要的。另外，这是我参加集体读书的第一个月，在这个月里我体会到了集体读书的重要性，集体读书不仅是一种相互激励和约束，也有种仪式感的味道。正像即使是史前时期的人类也有聚集到某个场所进行某种活动的必要一样，集会的似乎是人群的本性，在读书会，我们不仅以读书相聚，还能收获到两样非常珍贵的东西——好书与好友！
2019年6月 读书报告
汇报人：史凯
阅读数量：5本
阅读书目：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韦伯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1.《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代表作，填补了人类从原始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这一阶段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证据。
? ? 恩格斯以唯物史观阐释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产生了私有财产，因此形成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由于各阶级的冲突导致以血亲家族为基础的旧社会被炸毁，被组成国家的新社会所取代；家庭制度受所有制支配。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对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研究，补充他本人对古代罗马、希腊和日耳曼人社会的研究材料，论述了人类早期原始社会阶段和奴隶社会早期国家形成的历史，后来科学考古的发现也证明了恩格斯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
? ? 作者根据大量史料，阐述了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分析了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和私有制、阶级的产生，揭示了国家的起源、阶级本质及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指出国家和阶级、私有制一样，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而且日益与社会脱离的特殊公共权力，其作用是协调各阶级的矛盾。国家随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用恩格斯的原话说就是：“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 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 ? 在本书中，恩格斯坚持唯物史观，在总结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和批判当时古代史学界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得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结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马克思年轻时代总结自己的思想和弄清思考的问题而写的一个未完成的手稿，有三个部分。是一部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著作。但是，在“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两个部分里却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经济学思想，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手稿》第一次从生产劳动实践的观点来阐述经济和经济学的起源，为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说，《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光辉起点。第二部分研究私有财产的关系，但大部分已经亡佚。第三部分是有关私有财产的本质、共产主义、分工、货币以及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 ? 《手稿》是马克思文献中被引用最多，同时又最难懂的文本之一。马克西将各种必要的思想元素汇集、融合在一起，内容庞杂，我在本书的阅读过程中的确有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虽然《手稿》是一部不完整的、笔记风格的作品，但其中已可窥见马克思将其思想系统阐述的意愿。
? ? 由于《手稿》中马克思的思索和表述较为零碎，我决定在读完马克思恩格斯系列的别的书目，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思想的框架之后，再读一遍《手稿》。
3.《论法的精神》? ? 孟德斯鸠和他的《论法的精神》是任何学习西方历史的的人都绕不过去的。《论法的精神》是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一部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而且也是资产阶级法学最早的古典名著，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带着这样的敬仰之情我开始读这本书。
? ? 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此时正值法国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从发展高峰急剧走向没落的时期。工业革命在法国逐渐兴起，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日益尖锐，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进一步成熟。一大批进步的史学家、科学家、哲学家、作家和进步人士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奔走呼号，他们激烈地抨击封建主义腐朽的社会秩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也被广泛接受。这些条件为《论法的精神》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 ? 本书第1卷主要谈法和法的精神的一般概念以及法律和政体性质与原则的关系；第2卷讲的是法律和国家安全、法律和战争、宪法与政治自由、刑法和国家税收与公民自由的关系问题；第3卷专论法律与气候、土壤、民族的一般精神、风俗和习惯的关系；第4卷谈法律和贸易；第5卷谈法律和宗教的关系，各种部门法的使用范围等问题；第6卷主要追溯法国法律的起源和变革。本书在论述时涉及到了大量的各国的法律、民俗、文化等方面的事实，这在当时信息不发达的年代是很不容易的。孟德斯鸠自述他写成此书花了20年的时间，其背后的心血可想而知。
? ? 《论法的精神》其内容主要涉及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理论。政治理论方面，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共和、君主、专制三种，并指出了每种政体的原则，他对共和政体极力褒扬，对专制政体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孟德斯鸠最大的政治理论贡献在于它在本书中提出的“三权分立”学说，即要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协调。法律方面，本书提出了许多的法律理论，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下及其残暴的刑法。经济理论方面，孟德斯鸠主张尊重私有财产权，大力发展工业和商业，减轻赋税，废除奴隶制。此外本书还阐述了法律与地理环境、宗教、贸易、人口等的关系。
? ? 《论法的精神》是一部比较完备的法学巨著，其中蕴含的法律和政治精神在人类历史上起到过重大的影响，并至今对人类社会影响深刻。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三权分立”的政治权利架构和权力资源配置在我国不存在实行的政治土壤。同时，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三权分立几乎从未真正实现过，其并不能完全有效制约权力，更不是制约权力的唯一途径，即使是美国至今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行政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问题。
4.《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首版于1841年，出版后赢得了不小的成功，恩格斯称其“不失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的确，它在围绕着德国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热烈争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德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 ? 本书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德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地主贵族掌握着政权，国内保留着封建农奴制度。拿破仑战争以后，德国的邦数已由300个减少到98个，但是各邦有自己的关税壁垒，各邦内部各个省区也分别规定有地方税率。这种情况严重妨碍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过渡，法国的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它们竭力提倡在国际市场上发展自由竞争， 以大量廉价的商品冲击德国的市场。促进德国经济政治上的统一，摆脱外国自由竞争的威胁，以进一步发展德国的大工业，成为德国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李斯特的这部著作就是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需要而出版的。
? ? 该书共四篇36章。前三篇在1841年写成，第四篇于1844年方告完成。
? ? 第一篇：历史篇，共10章，通过对欧洲各国经济政治状况与不同特点的分析，认为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两种不同经济政策的取舍，应根据各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具体阶段来确定。基于这样的认识，李斯特在这一篇里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他指出，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是各国采取适当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依据。英国由于已发展到了第五个阶段（农工商业阶段），所以， 自由贸易对英国是有利的。而德国和美国则正处于第四个发展阶段（农工业时期），它们工业的发展需要由国家来保护，因此，德国和美国应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尽快过渡到第五个阶段，并与英国竞争。
? ? 第二篇：理论篇，共17章，重点地阐述“政治和世界主义经济学”、“生产能力理论与价值理论”的两章。在这两章里，李斯特首先对斯密的《国富论》作了攻击。在李斯特看来，政治经济只能是国民经挤，而斯密却把它与世界经济混同了，这是造成古典学派强调国际间自由贸易的基础。尔后，李斯特在批评斯密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力理论。李斯特指出，古典学派只注重对财富本身的研究而忽视了对财富原因的研究，但实际上，财富的生产力较之财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因此，衡量一种经济政策是否合理，首先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一国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应只注意交换价值方面的暂时利益。在他看来，工业制造力是一国生产力的基础，它对农业，商业、航海业等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采用关税保护政策以发展一国的工业制造力，即使在交换价值上暂时有所牺牲，即使本国商品的价格暂时高于外国商品，也是应该的。因为从长远看，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足以补偿损失而有余。李斯特还指责古典学派把单纯的体力劳动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力，而忽视了精神方面的因素及国家的作用。
? ? 第三篇为学派篇，仅5章，分别评述了较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斯密、萨伊等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的理论主张。
第四篇是国民经济政治学篇，含4章，主要是从政治观点分析英国与美、法、德等国的关系，并从欧洲大陆政治的角度，强调了日耳曼关税同盟的商业政策对于欧洲经济均衡发展的作用。
? ? 纵观李斯特本书，不得不惊叹于的独到见解。无论经济学家们如何鼓吹世界经济，民族主义经济都是不可忽视的。其实李斯特的理论与比较利益学说有些类似，即国家要根据自己的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支持与此阶段相适应的某些产业的发展，这样才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处于主动的地位。正像“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那样，经济学可以没有国界，但经济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每个经济学家都希望自己的祖国发展繁荣昌盛。我们在书中的字里行间亦可以看到李斯特对于自己的祖国德国发展起来的热切希望。
? ? 在读李斯特关于贸易政策的叙述时，不由得想到了当今世界的中美贸易大战。我认为李斯特在贸易方面的经济观点基本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但李斯特忽略了贸易政策中的政治因素。政客往往依照自己的集团利益，对贸易政策带来一定的扭曲，比如特朗普总统此次对中美贸易大下狠手，就被多方人士指责为“操控股市”、“用金钱来买选票”。即贸易政策在制定之前且不论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政策制定的初心已经坏了。
? ? 我觉得本书对我们理清交换价值理论、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贸易保护政策等有很大的帮助，隔段时间我也会再重温该书中的一些观点。
5.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马克斯·韦伯是一个集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于一身的人物。“尽管由于命运和环境的作弄,他没有在政治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但却毫不减损他杰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伟大就像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功绩但却有无限的潜力”。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后，我第二次拜读韦伯的作品，依然觉得非常震撼。我在读书状态里已经感叹过，韦伯作为一个德国人，要研究中国的宗教，并且以社会学的视角作出研究，是相当不容易的，然而他用著作证明，他完成了一次难度系数和分数俱佳的表演。
? ? 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长篇大论地分析了中国的国家、法律、城市、行会、士人阶层、正统礼教、异端信仰等等，无非是想借此构筑出：中国人想的是什么（传统主义的价值取向、巫术性的世界图像）、做出的是什么（家产制政体、家族社会、家族经济组合），以及所想与所做的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主导此一辩证关系之进行的儒教官绅知识阶层，于韦伯所构筑的传统中国历史舞台上，展现出使得中国整体文明进展之与西方大相径庭的坚实活力。韦伯较注重的是贯穿于整个文明中一些较为不变的现象。因此，尽管王朝屡屡更迭，官制也代代有差，在韦伯看来，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家产制支配后，中国基本上就是个家产官僚制国家，具有家产官僚制的一般特性。
? ? 下面对本书的内容作如下梳理：
? ? 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是家父长制的国家。在韦伯眼中，皇帝更具有最高祭司长的特性。中央成功遏制了地方形成反对中央的权力但是并未真正地管理基层。一方面是对非官方认可的宗教的打压，这使得制度型的理性的宗教无由得到充分发展 。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地方的行会的控制，家产制造法的原则使其无法得到真正的法律支持。与这样的管控同时存在的是对于基层民众管控的失败，并没有办法形成真正的理性化行政。
? ? 家产制原则对于资本主义的阻碍在法律层面特别明显。家产制下，帝王具有绝对自由裁量权与恩宠，产业的资本主义对这些政治因素的感受度特别敏锐，其发展也因此横遭阻遏。产业发展所必须的理性的、可计算的行政与法律机能并不存在。家产制下，尽管已经制定了系统的法令，但是家产制的官僚是反程序主义的。以伦理为取向的家产制寻求的是实质的公道而非形式法律。产业经营的资本主义对于此种不稳定的政策及其敏感，因此现代发展的理性的产业资本主义无立足之地。
? ? 从实际的国家组织形式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皇权与官僚体制的联合。官僚体制体现着封建时代的特点。王只是和平主义的教主，整个国家的统一性来自于文化统一性，而“士”是文化统一性的重要体现。在官僚制秩序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士人的地位尽管有所开放，但依然是一个教养贵族的团体，以古典教养作为其成为统治身份团体之一员的决定性前提。但是，这毕竟不是常态。尽管“士”的地位并非完全开放给所有人，但是这样的身份地位依然是习得的、是自我修养的而非先赋的。经过考试以及自我修养，士人达到了可以完美反映出世界和谐秩序的程度，实现了合于准则的圆满与完美。这是儒教伦理的一个特点，即肯定人基本上的平等。原则上教育而非出身才是具有决定性的，而尽管人生来有天赋之分，儒教所设定的伦理目标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实现的。这与封建制度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由于这种观念上的平等以及氏族所提供的福利，使得底层民众并不具有极其悲惨的命运，因而也就不需要用“救赎”的观念、来世的观念来让民众接受自己的命运。对于命运悲惨的底层群众，很容易让他们相信自己是承担了特殊的使命，他们的价值即是完成神给他们提出的任务经受考验和磨练，实质上也就是一种禁欲的精神。他们将希望放在了被救赎的彼岸世界里，在此世中感受到永恒的恩宠状态。
? ? 在宗教领域，总是存在着精英与大众的区分。受教育的毕竟在这个庞大的国家中是少数人。在大众眼中，通过科举考试的君子具有了某种巫术性的卡里斯马，证明了自己拥有神明的护佑。这样，“士人”在老百姓之中就成为了被膜拜的对象。状元的牌坊被认为具有巫术的能力，而有为的地方官或者其他符合儒教伦理的突出人物也会被奉为神明。
? ? 从民间的层面来看，中国的社会自治的小单位是氏族而非城市的市民阶层。相比西方具有政治特性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并不是一个“自有其政治特权的‘共同体’”。城市的居民与其存在于农村的氏族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西方，产生资本主义的一个基础就是市民阶级。
? ? 在中国，统治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是氏族的逻辑。首先，氏族拥有强大的凝聚力。意识形态上，氏族的凝聚力来源于祖先崇拜——这是惟一得到官方承认的民间崇拜。物质上，氏族共产制是维系氏族的重要因素。
? ? 其次，氏族是有极强的自治能力的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氏族开办“义塾”，为其成员提供教育以及赢取功名这一漫漫长路上的支持。官吏通过操纵税赋来进行财产聚累，实质上构成了一种政治性掠夺的资本主义。
在民间，对人们影响力更大的宗教是道教而非儒教。道教将民间信仰的神灵系统化，肯定了来世，吸引了更多民间的信众。但是，道教依然是以此世为考虑的出发点，希望从履行宗教中获得个人利益。道教也同儒教一样无法形成对于大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道德准则。
? ? 在这里谈一点韦伯的作品里一直出现的“理性”一词。韦伯认为儒教的理性是外在的，而清教的理性是内心制约的。儒教的理性强度并不如清教强烈。在这里，我们会发现，韦伯意外地将“礼”而非“仁”作为儒教的精神内核。韦伯认为儒教空有外在的礼制而没有内在的一套价值。他认为“礼智”比“仁义”更重要。而熟悉中国文化的人应该知道，在孔子那里，仁是核心价值，要比礼更重要，甚至礼也不过是修炼仁的手段。韦伯认为礼重于仁大概是因为，在儒家经典中，对于“礼”是有明确规约的，而对于“仁”确实有众多不同的说法，甚至有时候是矛盾的。因为，“仁”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个人关系的道德，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体现，在《论语》颜渊篇中，分别有三个弟子问仁，而孔子给出的则是三个不同的答复。这里就体现出了儒教在关键的内在道德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准则，而给出的统一标准和准则针对的则是为人处世的外在礼仪。因此，儒教的生活样式虽然理性，但也只是外部的理性，并不足以构成“资本主义精神”。
? ? 这是一部带有明显的韦伯风格的书，韦伯将其社会学研究扩大到世界范围（韦伯同时还著有《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代犹太教》），就是为了寻求和探索西方近代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可以说这一系列作品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延续，是韦伯研究宗教社会学的一整个体系的作品。未来还会再读韦伯的相关书籍。
2019年5月 读书报告
汇报人：史凯
阅读数量：2本
阅读书目：
爱弥儿·涂尔干《自杀论》
费孝通《江村经济》
1.《自杀论》
《自杀论》首次出版于1897年，是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爱弥儿·涂尔干的著作，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占有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其中体现的实证社会学的基本精神，对此后的社会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孔德在社会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对社会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思想，但他本人未能将这一思想付诸实施。涂尔干的自杀研究是证明孔德上述思想的开拓性尝试，他把建立理论同经验分析结合起来，成为社会学史上第一个通过对来自实际生活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比较、计算、分析来建立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家，为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他的研究表明，在社会现象研究领域，建立与自然科学相类似的那种既可以解释经验事实，又要接受实际资料检验的实证科学理论是可能的。在方法上，涂尔干自觉运用了他所确立的“假设-推测-检验”的研究步骤，将定量分析引进社会学研究，推动了现代社会统计方法的发展。
全书一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自杀的非社会因素，如心理、疾病、种族、遗传、自然环境等。第二编和第三编讨论自杀的社会因素。第三编篇幅很短，是对第二编的延续。
涂尔干认为，自杀首先是一种个人的疾病。他总结了若干种引起自杀的病症：幻想型、抑郁型、强迫型、冲动型。幻想型病人产生幻觉，如接到神灵的旨意，或遭受迫害。抑郁型病人生活里任何事对他没有吸引力，自杀是结束痛苦的方式。强迫型没有明确的自杀动机，没有理由，就是想死。冲动型病人被短暂的情绪掌控，作出伤害自己的行为，情绪过后就后悔不已。他还认为，不能把任何自杀者都视作疯子，尤其是抑郁型自杀，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正常人最为接近。幻想型、强迫型、冲动型都很容易被识别为病症，但抑郁不容易被识别为病症。《自杀论》出版于1897年，距今一百二十多年，涂尔干能有如此认识，实在很了不起。时至今日，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抑郁是一种器质性疾病，需要专业的医生进行药物治疗，以为开导两句就能完事。书中并没有出现“抑郁症”这个词，在他的年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疾病。涂尔干的用词是“忧郁性自杀”、“神经衰弱”、“对孤独的明显爱好”、“普遍的绝望”，无疑他所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抑郁症”。
涂尔干的第二个发现：自杀也是一种社会疾病。一些国家或地区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自杀率和精神疾病的发病率不呈正相关。自杀行为会相互感染，许多个案中自杀行为会在家族和社区里蔓延。自杀率和战争、瘟疫、贫困、宗教都有关系。他总结了自杀率在欧洲地图上的分布，发现维度低的地方自杀率不如高纬度地区，北纬50-55度的自杀率最高。在意大利，北方人的自杀者多于南方人。从季节来看，自杀者对多的季节是阳光明媚、气候温和的。最冷和最热的时候人们的求生欲更强。
涂尔干还讨论了利他主义的自杀。君王死后臣民自杀殉葬的行为、国家战败后国民自杀殉国的行为、饥荒中老人和病人的集体自杀行为，都属于这一类的自杀。对于个人来讲，生活中不存在什么必然会引起自杀的不幸。但宏观地看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似乎每年都有稳定数量的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涂尔干把一个社会中固定的自杀倾向归因于“每个社会都有它不会朝夕之间改变的气质”，由于这种自杀倾向的根源在于这个文化的精神气质，所以自杀不可避免——只要这个社会存续下去，人口基数保持一定规模，就会有人自杀。这样的分析，在学术上，是令人激动的——他把自杀同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气质联系在一起，揭示了自杀的深层次原因。
涂尔干并没有对自杀行为进行道德评价，他把自杀作为一种普通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这种中立的、不掺杂个人情感道德偏见的社会学研究态度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2.《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文，论文的依据是作者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最初以英文发表，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作者将开弦弓取名为江村。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时沿用原书扉页上的《江村经济》一名。
本书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体系，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通过本书，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全书的大致结构如下：共16章，分为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资金、中国的土地问题。第一章和第二章作为前言和调查区域概况描述，可以归为全书的基础介绍部分。第三到六章可看作是对调查区域内村民的基本生活习惯的一个梳理，包括家族与亲属的定义，继承方法，整个村子间似有还无的联系。从第七章“生活”开始，便开始研究人们的经济生活了。首先列出村民们的日常花销，随后便写明村民们所从事的不同职业，以及每一种职业在目前的环境下是如何赚钱，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和变通。一直到第十五章“资金”，都是与农民的经济有关。最后一章作为总结，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农民饥饿的问题。土地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法在于增加收入，恢复农村企业。
全书大量地运用了地图、真实的数据和表格向读者刻画了一个中国农村的形象。费孝通站在主位的角度参与到开弦弓村村民的生活中去，但是在记述时采用了客位的角度，这就保证了费孝通先生在体会当地的问题时能够更容易抓住主要矛盾，同时又能客观和理性的分析。费孝通先生的写作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但对自我观念的论证是开弦弓村实实在在存在的事实，他多次在书中强调，社会学的功能就是如实描述，也确实没有分析和评论，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作者意向的表达。读完本书后，我认为自己获得了很大的知识信息量。比如，从文化角度看，对中国江南村庄的结构、风俗、理念等有了相对全面地了解。
《江村经济》中体现的费孝通先生高尚的学术情操和学术道德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费孝通先生反复强调社会科学的功能：“正当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情况有细致的阐述，而这种阐述需要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费孝通先生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的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说：“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由于故意的过错或出于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它可能导致令人失望的后果、“常识性判断也要以可靠知识为依据”等等。
在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重温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中国农村经济生活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实施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像费孝通先生这样，深入农民群体中去，获取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为我国农村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9年4月 读书报告
汇报人：史凯
阅读数量：3本
阅读书目：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
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韦伯的著作。首次发表于1904—1906年《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杂志上，后收录于《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在本书中，韦伯主要考察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他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整体性的文明来理解，认为它是18世纪以来在欧洲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体现。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依靠勤勉、刻苦、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这种合理性观念还表现在社会的其它领域，形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弥漫于近代欧洲，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作为近代欧洲所独具的价值体系，驱动着人们按照合理化原则进行社会行动，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这里韦伯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和我们一般观念里的资本主义是不同的，韦伯在书中反复强调此点。韦伯所定义的理想资本主义是有严格限制的，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原始积累，而是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新教徒那种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人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新教人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另一个研究的重点是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在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停滞之势。为此，韦伯不得不对比同期的东方文化。并从这种对比中找到问题的答案。这个方面的分析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只是初露端倪，而在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中，才真正开启了比较广泛的社会文化比较研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语里，已经点明了任何宗教思想都会受到整个社会条件的影响，因此因果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即经济对宗教的制约作用，也必须予以澄清。因此，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采取了物质分析与精神分析并重的方法。用一句对我影响颇深的韦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的目标当然不在以片面的唯心论的文化、历史因果观来代替同样片面的唯物论的文化、历史观。这两者均是同样的可能，但每一种，倘不用作研究的准备工作，反而充作研究的结论，则对于历史真理的了解，是同样的一无所成。”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我的影响很大。韦伯在那个时代就能够以这样独特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对于我们今天的人很有借鉴和启发的意义。我一定会抽出时间再次研读这本著作。
2.《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政治与法学著作，是卢梭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对于知识储备量还不够的我来说是不太好的。我能感受得到本书中关于启蒙思想的无比神圣的精神，和卢梭本人对于社会形态的终极目的的观察（或者是在妥协意义上），但书中的许多论证过程和细节，我还不能完全理解。
本书共分为四卷，第一卷论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契约，第二卷阐述主权及其权利，第三卷阐述政府及其运作形式，第四卷讨论几种社会组织。在这里我详细地介绍第一卷的内容，这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立论基础。
在第一卷，第一章中，卢梭指出，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身戴枷锁。于是卢梭紧接着发问，这是如何产生的？而又是什么使其合法？卢梭认为，社会秩序的权利“不是来自自然，它是建立在许多约定的基础上的；第二章中，卢梭从原始社会的家庭入手，指出唯一自然形成的社会是家庭。但一旦孩子不再有养育之需，这种自然联系便宣告解体，如果还要维持联系，就依靠的是“约定”，而不是自然。而关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卢梭指出，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但政治社会里没有家庭中的那种爱的维系，统治者以统治为乐；第三章中，卢梭对最强者的权利进行论证，他强调，强力只有被转换成权利，服从被转换成义务，最强者的统治地位才能一直维持。因此，“强力不构成权利，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威才有义务服从。”于是卢梭指出，权威的合法性或正当性，不能建立在强力之上。因此在第四章中，卢梭给出了权威合法性来源的答案：“既然任何一个人对他的同胞都不拥有天然的权威，既然任何强力都不可能产生权利，于是，人与人之间就只有用约定来作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了。”这就必然要求从纯正的法理上来论述能够作为基础的约定，卢梭在第五章中称之为“一个原始的约定”，这类似于数学中的公理系统。卢梭认为这个原始的约定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且至少有一次是全体一致的。接下来在第六章中，卢梭详细的论述社会公约，他的方案是，找到一种结合形式，“使每一个在这种结合形式下与全体相联合的人所服从的只不过是他本人，而且同以往一样的自由。” 这种结合是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这样一来，由于每个人都是把自己奉献给全体而不是奉献给任何一个个人，由于每个人你都能从其他结合者那里得到与他转让的权利相同的权利，所以每个人都得到了他失去的东西的等价物，并获得了更多的保护其所有物的力量。但在这样的具有公意（强调普遍性）性质的约束下，卢梭在第七章中指出，主权者不受社会契约的约束，因为主权者恰恰是社会契约得以形成的条件。而主权者是不能够违反契约的，因为主权者是完全凭借契约的神圣性而存在的。并且，从法理上说，也没有必要约束主权者：“主权者既然只能由组成主权者的各个人所构成，所以主权者就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与他们的利益相反的任何利益；因此，主权权力就无需对于臣民提供任何保证，因为共同体不可能想要损害它的全体成员。” 主权者不能做违反成员利益的事，但个人有可能做违反公意的事情。所以就要强迫自由：“谁拒不服从公意，整个共同体就要强迫他服从公意，这就是说人们要强迫使他自由。”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中大力批判现代社会对自然美好的腐化，而由社会契约所建立的社会何尝不是卢梭所批判的那种对象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现代社会剥夺了人的自由，而实现幸福必须抛弃现代社会，但无法返回自然，所以只能建构一种全新的社会，此乃卢梭的革命性所在。卢梭论述中的核心在于，确认自由的重要性，由此认定人的依赖需要得以解除，他提供的方案是：服从法律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个别意志，个人服从公意是获取自由的必要途径。卢梭对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界分，以及对立法权的绝对性的强调，无疑开启了意志主权论近乎神意般的政治效能，这种对主权的强调与施米特是一致的；并且，尽管卢梭强烈反对政府专制主义，但他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为“多数人的暴政”这种议会专制主义负责。
3.《改造传统农业》
《改造传统农业》是美国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的著作。本书是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方面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共分12章，通过对传统农业的特性，传统农业中的主要要素，以及可改造的农业生产要素三大方面进行分析。
舒尔茨开篇便最先阐述了传统农业所面临的问题，低收入社会能通过有效地配置其现有的农业生产要素幅度来增加农业生产吗？各国在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成功性方面的巨大差别主要是由哪种农业生产要素所引起的？在什么条件下对农业投资是有益的呢？本书就是围绕这三个问题进行论述和分析的。
接下来在第二章中，舒尔茨便定义了传统农业的三个基本特征：（1）技术状况长时期内大致保持不变；（2）获得和持有作为收入来源的生产要素的动机也是长期不变的，即人们没有增加传统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动力；（3）由于上述原因，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处于长期均衡状态。因此，从这些特征来看，传统农业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动、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循环以往没有改善的传统经济。
第三章中，舒尔茨提出了贫穷而有效率的假说。驳斥以往人们认为的贫穷是因为低效率，以及零值劳动力的假说。舒尔茨根据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撒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这两个传统农业地区的资料证明：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并不愚昧落后，他们能对市场价格的变动做出迅速而正确的变动，他们会为了多赚一个便士而斤斤计较。因此得出结论，依靠长期农民经验而存在的传统农业，最匹配自然的生产方式，各项要素的配置都是最为优化合理的。与此同时，舒尔茨认为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使农业产量下降，他根据“印度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从而是使农业生产下降的事实证明”驳斥了传统的隐蔽失业理论，认为即使是最不具备生产力的小孩子，在生产过程中，都会产生哪怕分毫的价值，再微小也不等于零。之后，舒尔茨便提出了自己的论述，他认为，如果想要提高传统农业的生产效率，单纯倚靠配置传统农业各项生产要素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为此，需要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经济的不断增长。这也就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
在第七章及第七章以后，舒尔茨便提出了自己一系列对于改造传统农业的主张和见解。这包括由传统的命令方式转化为市场方式。也即是我们所理解的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而舒尔茨所提到的不能单纯倚靠市场因素，也即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的“手”。市场经济下，供给与需求是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这里有必要提到的一个理论是农场规模理论，在读这一章之前，我以为作者会支持这样规模化的农业生产。认为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会提高效益与价值。看过书中作者的论述，我才觉得作者的分析更加理性有依据。扩大规模并不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一个好的办法，反之，也许会更加让生产者陷入困境。
舒尔茨认为，供给者是发现、发展和生产新要素，并使农民能够得到并使用这些要素的那些人和机构。他们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们要提供新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还要让传统农民接受并使用这些要素。同时，在供给者提供了新的生产要素以后，传统农民接受的条件是看其是否有利。如果某种维持生活的农作物在使用了新要素后产量有所增加，这种新技术就是有利的。新要素是否有利，既取决于它的绝对价值，而不是简单的生产价值。
而这，便引导了舒尔茨本书的最核心的内容，以人为本的改造传统农业。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改造传统农业的重中之重便是改造这个农业的生产者，即农民。舒尔茨提倡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各种历史资料都表明，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有力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必须的。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各种各样，包括经验教训，教育、在职培训等等。其中，教育是长期有效的形式，也是更加重要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尽管需要引进技术，更主要的发展本国内的相似组织才帮助本国农业生产者来实现改造传统农业的目的。由此，舒尔茨提出了他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以后的经济学发展影响甚大。
纵观本书，可以看到以为经济学大师在发现社会问题、分析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独到功夫。舒尔茨并没有停留在人们普遍的对传统农业的偏见之上，而是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见解。其中的“贫穷而有效率的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是在今天看来也依然充满睿智和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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