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6——2026.1.17读书报告
书单:《精英的兴衰》帕累托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第一卷
《精英的兴衰》
本书是帕累托的社会学代表作,他于此书中详细的介绍了精英阶层的兴衰的规律——精英循环理论,此书由此享誉世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帕累托的文字条理清晰,观点鲜明,在字里行间他好似跨越时空的智者,早已看穿了政治舞台的种种把戏。
具体而言本书他首先提出第一个假设:人类行为大多数并非源自逻辑推理而是出于主观情感,尤其是非经济行为。在此举例希腊与波斯海战的胜利归因,希罗多德记述的原因是在雅典人在神庙求得谶语的启示指引了民众造船御敌,这一说法广泛流传,而现代考据的结果是某一公民成功劝说雅典人修建更多的舰船。真实的原因与主观的现象常常产生巨大出入,但人们仍然努力把主观的理解解释为理性的有逻辑的,也就是主观的行为甲产生了结果乙,但人们往往认为是事件丙的结果,在股票牛市时任何证明企业盈利的说法都会受到欢迎,而股票熊市时,这套则说法不会有人相信,看似是人们理性的选择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被周围的信息干扰着。整体的经济周期上升和下降中,任何理性的选择都是被迫的决定,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只有活着的人才有机会说话,这是现实客观的展示,同时也矫正主观解释的非理性的错误。进而帕累托提出第二个假设,与经济周期一样,文化、宗教、政治等活动也存在一个周期,他以罗马共和国初期基督教兴起为例,表面看是基督教在宗教斗争中战胜犹太教、密特拉教等等东方宗教,如果基督教被其他异教打败,世界历史或许被改写,但背后的实质原因是当时宗教情感的高涨,就正如作者写作的时代大众对与马克思主义的狂热一样。在不知不觉中被潮流裹挟的个体往往把非自愿的行为表现为理智的选择,把缺乏逻辑的行为表现的符合逻辑,由此掩盖了行为的真正动机。接下来帕累托进入精英循环的正式介绍
首先他界定精英的概念。这里精英是一个中立的概念,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各种指标测定中最高的一个群体,他们支配者普通大众,帕累托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精英统治的历史,你来我往,此消彼长。一千多年过去基督教教义宣扬的和平美满的世界从未真正到来,世界的形式固然早已改变,但统治的逻辑从未改变,新贵族取代旧贵族,从创新到保守,每一个精英群体在兴起、发展、繁荣、衰落的循环中不断运动着,帕累托总结归纳几条精英循环的原则:一新精英开放创新,他们充满朝气,最终必定会取代旧精英;二取代方式根据旧精英的实力而定,如果他们实力尚存而且宽容明智,取代过程可能是不流血的权力交接;如果他们顽固保守,丝毫不肯放弃权力,那么只能通过号召群众发动革命推翻旧精英统治;三传统精英必须积极备战展现自己的实力,另外时刻关注潜藏在普通人潜在精英,随时准备拉到自己阶层当中,这样他们这些传统势力才能最体面的完成落幕。但人们从历史的得到教训是人们不会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每个传统势力的最后都会更加疯狂的控制权力、打击异己,这使得新精英在旧政府根本无法立足,同时他们又常常自废武装、善于妥协,在宣扬人道主义、利他主义过程中,疯狂且软弱的传统势力必定会被新精英取代。
总结当时社会的客观特征帕累托认为是当时社会宗教情绪高涨,整体处于政治危机的上升期;传统精英在快速衰落;新兴精英在崛起。同时给人们展现的主观形式是传统精英的衰落伴随着人道主义兴起;新兴精英的壮大似乎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呼声。
接下来帕累托用很多例子证实当时的欧洲处于宗教的危机之中,表现为人们对于宗教的去魅后的思想混乱,需要在形式上寻找一种与宗教类似的思想学说指导生活实践,社会主义运动大兴其道,与罗马共和国初期基督教兴起时的宣扬的普世美好愿景类似,共产主义所描绘的美好图景吸引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民众加入 。旧精英的衰落有两种表现:一他们变得更加温和、更人道;二他们更加疯狂的控制操纵权力获取私利,贪婪和私欲更加膨胀。旧精英不是变的会自我反省了,而是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当统治阶级沉溺与多愁善感和人道主义时,他们不可避免的被历史抛弃了,路易十六的软弱害了他,越害怕流血政变,对叛乱者和反贼妥协,革命越容易发生。新精英在群众的支持中走向政治中心,但他们本身不是群众或不仅仅是群众,他们当中有资产阶级没落者和无产阶级的精英,二者结成同盟领导工人运动、表达民众诉求。在帕累托看来混沌的底层大众的作用始终有限,在新精英崛起过程中,无产阶级经历了分化和蜕变,一部分无产阶级因个人的机遇和能力成为领导者,析出精英的无产阶级还是最初状态,掌权后的无产阶级精英并不会继续成为底层的代表,他们会迅速与无产阶级脱离,从而成为权力的代言人,他们会作为新精英继续政治支配的循环,并且他们会比衰落的传统精英更加严酷控制群众,新精英充满活力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政治资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精英的统治会稳定的持续,底层百姓只有在下次精英循环交替时,才有机会再次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具体到新精英的构成,帕累托认为支配群体中必须保持保守派和创新派的相对平衡,单一的政治倾向壮大都会使统治出现危机,过度的创新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意味着人民生活的困苦,需要部分保守势力代表民众发声,维持社会稳定。帕累托认为精英统治中无法分辨保守和创新那个更加重要,因为效率最重要,高效需要重要的发展事项可以不受阻拦,同时社会维持相对稳定。
最后帕累托指出宗教危机代表的思想循环与政治循环一样无法阻拦,通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抵制社会主义运动与通过指出圣经的科学错误反对基督教一样愚蠢,甲乙丙丁......形式上的斗争根本无法改变实质上文化思想的循环,就像新精英必定代替旧精英一样。
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总的前提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同于马克思认为的无产阶级必定战胜资产阶级走向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最后必定以私有制消失而结束,帕累托搁置了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从经济、文化、政治的周期循环入手揭示当时欧洲所面临的社会现实,认为从无产阶级中诞生的新精英必定代替旧精英继续精英统治。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帕累托的论述中,无产阶级在完成精英析出后已然在政治上丧失了权力继续重复被支配的循环。
马克思剩余价值和社会分工思想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生前出版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的病理性剖析。第一卷的内容包括商品,劳动,货币,剩余价值,资本再生产,工资等内容,是对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面剖析,主要回答在资本运作过程中,劳动者是怎么被剥削的。
当下无论是“涨工资”,还是存于形式的8小时工作制都是对于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夺,古代封建社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自己的土地产出除去约定比例税收后都归自己所有,为封建领主或地主劳动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是肉眼可见的直接剥削,自诩文明的现代社会显然不可能这么明目张胆的奴役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对与剩余价值的剥削更加隐蔽,通过工资的名义支付你所有的劳动生产价值,马克思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合理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坚持生存工资,工资与维持劳动者及其家人最基本生活需要挂钩,实践上在马克思看来二者从未有任何关系,应支付的工资取决于劳动者创造的劳动价值,资本家所给予的工资是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其余剩余时间的劳动创造完全被资本家占有,之后资本家通过制造消费陷阱鼓吹消费自由榨取劳动者仅有的剩余工资,实现的完美的货币循环。相应的提高剩余价值率有三种方法:一获得绝对剩余价值,保持必要劳动时间不变,延长工作时间,表现为无偿或隐形加班;二获得相对剩余价值,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间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表现为高强度的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流水线作业,三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单一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导致生产成本低于同行,赚取差价。三种方现实中交叉使用,共同隐蔽且残酷的剥削工人剩余价值。
在资本的逻辑中,无限的创造剩余价值才是最理性利益最大化的,但是哪怕资本家把工人都按对待客体物一样使用工人,劳动者也还是要休息,劳动力的生长需要时间,这显然休息的时间对于资本代言人的资本家来说是巨大损失,他们发明了轮班制,这种违背工人自然本性的组织方式最大化提高生产产品的效率,时间成为最宝贵资源,个人不得不透支生命完成工作,不然就是失业的危险。
随着机器的广泛使用,包含大量重复劳动的工作被机器替代,高度分化的职业使得重新学习新的技能成为奢望,为了不流落街头,工人不得不从事最简单易替代的工作度日,这些工作往往是由妇女老人儿童完成的,资本家把进行家庭拆分,每个家庭成员都是独立的计量单位,方便资本家进一步减少维持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工资。不断精细化和专业化的职业分工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技能越来越单一,在所从事生产环节被机器替代后,他所掌握技能知识丧失了价值,为了生存只能从事没有技术门槛的简单劳动,相应的工资和劳动条件完全由资本家控制,他们可以付出更少的可变资本,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作为劳动者身体延伸的劳动工具异化为劳动的控制主体,当机器完成动力传输和加工功能整合后,它成为比劳动者更加适合剥削的对象,不需要休息也不要工资,机器生产成本低于人工时,原先的劳动者被迫失业。资本主义在千方百计的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同时也把社会不同性别各个年龄段的劳动者聚合到一起,老人年轻人妇女儿童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的分工之中,通过制造大量工人失业转嫁市场风险或者彰显资本家权威,但他们不会想到大量的严酷的剥削工人正在埋葬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隐藏的毁灭资本主义的力量在不断凝聚。
对劳动者的剥削与社会化大分工是密不可分的,对于社会分工不同的社会学家有不同的观点,涂尔干从社会分工的功能进行分析,它创造一种新的社会连接纽带,在社会分工的过程中,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转变为有机团结,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陌生化,大量群体中的亲密关系消失,个体有空间和自由追求个性和自我发展,社会道德从强制性的同质情感变为抽像化的集体意识,社会分工可能出现的问题涂尔干认为在两方面,一个是分工过程中的社会失范和强制的分工,传统的社会规则失效,新的集体认同的规则尚未建立,社会陷入混乱之中;社会分工不是基于个人的天性能力进行得,而是在权力或地位得压迫下进行的强制的不平等得分工;另一个是有机团结下社会个体的原子化问题,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压制对于社会道德的尊重和集体规则遵守,涂尔干认为这是现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后续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围绕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增加社会团结展开。
与之相反,马克思主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分工的演变历史,作用机制和影响,集中在对于批判私有制下社会分工对于无产阶级的压迫上,具体而言,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前提下,历史上有以下这些分工:首先是最早是自然分工,主要基于生理条件、自然环境进行划分;接着是恩格斯所言的三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畜牧业分离,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商业与产业分离,较完整的覆盖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时剩余劳动在制度上明显表现出来,在自己土地劳动完还要继续在地主或领主的土地劳动,这一部分剩余价值得自我掌控是底层百姓千百年来斗争的目标,之后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分为资本主义早期工厂手工业分工,资本主义成熟期机器大工业分工,这部分是马克思分析的主要对象。资本主义社会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分工,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分工,它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原则,如依据纺织业划分的生产麻的部门,初加工部门,精加工部门,纺织部门,销售部门等,不同部门通过商品交换和供求需要建立关系,另外一个是工厂内部的分工,它完全基于资本家的个人权威和生产计划进行调节的,不同加工生产步骤之间的协作都来自工厂主的计划,工作时间长短和标准件的认定都取决于资本家的个人意志。两种分工之间社会分工是工厂内分工的的前提,工厂内部分工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工厂主是工厂的最高决定者,同时也是社会分工的一个具体环节,明确的科层制结构下,工厂主们受价值规律的制约也承受着市场经济的风险,但是他们不是整体分工体系得最小单位,最终承担风险的还是底层的普通工人。在资本的逻辑中谁掌握的资本量越多,谁就更有特权,工人是实际付出了劳动力,被剥削了大量的剩余价值,最后还要承担资本家转嫁的市场风险,显而易见工人的反抗是必然发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结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到的异化劳动,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生产越多越贫困,劳动本身与劳动者异化,自由劳动权力丧失,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异化,丧失自觉自主的劳动特性,做后人与人的异化,产生阶级对立与反抗压迫;二是对工人个体的影响。造成人的片面化,工人的体力被大量利用而脑力劳动被压制,每天都在重复局部劳动,无法感受到完整生产结果的价值和意义,工人丧失了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的思想也深刻影响到后来的社会学家,韦伯得观点不同于马克思,他关于社会分工是从理性化的角度分析的,现代社会的分工是社会理性化的过程,现代企业和政府广泛推行的科层制就是理性化社会分工的产物。科层制的突出特点就是专业化分工,权责明确,非人格化,显然与传统的家长制相比办事效率是极大提高的,他在推崇科层制的同时,也看到了社会全面理性化的危害,人们最终会被理性的铁笼束缚。
齐美尔的思想在某种程度对马克思思想的社会心理学解释,在《货币哲学》他也谈到货币与劳动分工以及个体化的问题,货币作为最中立的交易中介使得一切劳动生产可以量化,社会分工可以突破传统社会各种关系束缚,更加专业化。在货币经济体系中,分工成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形式,个体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不在由传统身份确定,而由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功能确定,分工的专业化抽象化,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在解放出来,有更多空间追寻个性发展,同时人与人只有分工上的功能关系,人际交往工具化,专业化的个体只了解局部劳动,无法体验劳动生产的完整意义,最终归于他所说的"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孤独。分工使我们成为社会机器中的齿轮,虽然运转自如,却不知机器的整体目的。"总体看来马克思之后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成为社会学一大任务,马克思主义没有像韦伯和齐美尔一样停留在悲观的语言批判上,他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提供了整体性的指导方针,无产阶级获得理论武器,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展开,思想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就像帕累托所言,通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来抵制社会主义运动是愚蠢的,文化思想与经济和政治一样都有周期性运动,在众多思潮的起起落落中,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最科学和与时俱进的。
2025.10.24.20-2025.12.6读书报告
本月书单:韦伯《古犹太教》齐美尔《现代性诊断》《时尚的哲学》《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货币哲学》
《古犹太教》
作为韦伯宗教伦理著作的最后著作,在本书中细致的介绍了古犹太教从誓约共同体起源到自我隔离的流浪贱民教团的演变,对于宗教伦理的变化,比如神义论,救赎思想,主导阶层结合具体的历史演变进行解释,宗教研究最致命就是带有主观性的价值判断,韦伯在此书中首位一贯保持研究者的客观与价值中立,在细微的变化中发现观念的变迁。
犹太人一直因掌握大量商业财富而闻名,但犹太财团更多从事是金融服务业,比如借贷、证券、股票,在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中他们也没有成为领导者,这是有内在的宗教原因的,对于古犹太教的起源演化自我隔离韦伯介绍的非常详细。大致分为三个时间段,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进入迦南地到尼布甲尼撒攻占耶路撒冷,为第一阶段,称为俘囚前期,俘囚被困巴比伦到居鲁士大帝允许俘囚回到耶路撒冷,视为第二阶段俘囚期,耶和华圣殿重建到罗马皇帝再次摧毁耶路撒冷,为第三阶段俘囚后期。
(一)从誓约共同体到俘囚前期
摩西在西奈山上代表以色列与耶和华定下契约,顺从耶和华的命令遵从它的旨意,不侍奉别神,这是以色列信仰的源头,最初的以色列是由诸多部族立约形成的契约共同体,战争作为头等大事主导阶层是农民阶层,周边存在游牧的贝都因人和半农耕半畜牧的其他部落,耶和华的最初形象是战争之神,在契约共同体处于战争时对其信仰会达到最强,这也是耶和华与周围诸多信仰不同的原因,禁止偶像、崇拜血肉祭祀这些戒律是在与崇尚死亡狂迷的巴力神信仰对抗中确立的,最初的戒律执行并不严格,北部农业地区一直有农业祭典的狂迷崇拜,显然通过巫术和祭祀仪式祈求农业丰收比遵守一位战争不可琢磨的神的指令更符合农民要求。
生产力的进步使得君主制取代了部落联盟,开始建立家产官僚制,向人民征收赋税,这是历史上以色列的辉煌时刻,以所罗门修建耶和华圣殿为繁荣的标志,此后王国分裂为北国称为以色列,南国称为犹大。繁荣的背后是对共同体兄弟的压榨,农民因新的战争需要不能自备武器不在是军事的领导阶层,取代的是拿细耳人为代表的职业战士。战争的成本来自收缴的赋税,圣战的收货却与底层人民无关,城市贵族通过商业获得大量财富,农民饱受盘剥,称为债务奴隶,阶级的严重对立在俘囚前期一直存在,这显然违背以色列人与耶和华所立的约,“不可向你的邻人取息”。对立的社会显然会有反对的声音,首先是高级知识分子对王国不敬耶和华非常不满,他们潜心研习律法契约,撰写小册子希望培养虔诚的耶和华信徒,另外神在其仆人身上显现,通过他传递灾祸的预言,即先知,这些预言都是对王国统治不利的。先知依靠神的灵在公共场合讲神的话语绘声绘色的或极为夸张的方式表达出来,且都是灾祸。著名的先知如撒母耳,耶利米,但以理等,他们往往都会遭到君主逮捕,又畏惧其可能的卡里斯玛不敢处死,先知的灾难预言与利未人研习撰写的小册子使得有遵守神的指令传统的以色列人产生自我反省与赎罪的需求,这由擅长经文解释受过专业训练的利未人来满足,利未人由此一直保持着的优越祭司地位。总得来看俘囚前期后期的诸多思想依然显现,如经济的内外二分伦理,遵守礼仪戒律的要求,安息日制度等,宗教力量在与政治力量的对抗中并不占上风,但是很明确的一点是先知的预言一切出发点都是宗教性的,使的耶和华的旨意被广泛遵守。如果神的旨意全是灾祸,那么信仰必然会崩塌,必须有灾难后得救赎,是否得到救赎取决于对神的指令的遵守,有无犯罪,这样才会使遵守神的约的观念深入人心。
(二)俘囚期
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后,祭司贵族财富被掳到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先知的话语回荡在每个人的脑海,若没有历代先知的频繁的灾难预言,和律法书的对耶和华救赎的展示介绍,无法想象在灭国后以色列教团反而更紧密得团结在一起,预言灾难的恐怖与来临时坚如磐石的信心一样强大,异国他乡之地唯有耶和华是爱以色列的,严格的遵守戒律变为现实需要,这是他们得到的唯一的信心来源。俘囚们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宗教迫害,反而有营利权利。长老祭司与先知是他们的领导者,君主不在是神委任的领导者,在结束俘囚期后祭司借宗教纯洁为由打压先知和其律法解释者,独自垄断进入圣殿敬拜的和举办特定仪式的权力。与俘囚期前的变化在于仪式纯洁的要求变得更激进,先知以西结对于俘囚回归的预言并得到实现,使得宗教性彻底主导以色列,禁止与异族通婚,耶和华只在乎以色列,其他民族都是神完成旨意的工具,包括借外族的力量对以色列进行灭国警醒,使他回到神的怀抱,也就是以色列是神的选民,这是后俘囚期思想变化的主要基础,对内对外道德的二元论得到强化成为教团的基本要求,耶和华信仰得到坚实的下层支持,兄弟同胞之间禁止取息,内外有别,这是阻碍理性禁欲资本主义的最大因素。由此俘囚期后以色列成为一个贱民民族,他们自我隔离与各国家民族,展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城居成为唯一选择,律法书严密的戒律和安息日制度对于从事生产的农民来说根本无法实现,事实上只有商业贸易满足戒律的要求。
(三)后浮囚期到第二圣殿毁灭
后期祭司控制预言的使用,一切先知都被认定为假先知,神谕的解释固定化,先知预言的时代结束,整体的伦理开始偏向市民阶层,原始的基于共同体契约的犯罪共受处罚的要求变为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祖先的罪同胞的罪不会联系的相关人,后期出现的法利赛运动代表纯洁教义的激进力量的兴起,信仰最虔诚最纯洁的教徒不断传承下来。犹太拉比成为俘囚期之后的宗教知识诠释者,在祭司成为领导者中,拉比取代了俘囚期前利未人的角色并延续至今,不同的他们是在市民精神下塑造的,一般出生在平门阶层,显而易见,宗教知识是在被压缩后下沉的,思想凝结的规则成为团体的常识。
最后谈下艾赛尼派,艾赛尼派是比法利赛团体更极端的信仰团体,他们拒斥一切不洁净者,严厉拒绝通婚,同桌共食和近身接触,实行彻底的自我隔离,在兄弟之间推行全无等差的爱,财产共有,工具共用,是一种极端化的共产生活,他们远离世俗进入山林,对于一切不洁避之不及,。在以色列与外人之间他们自己建立了一层壁垒,里面的人自诩高贵,外面的人看他们做贱民。
犹太教除了先天血缘入教外,允许外族改宗,因犹太教团占据大量财富和对内对外道德二分论,加入犹太教有内在的吸引力,分为三阶段:半改宗者,信仰耶和华为唯一的神和基本的犹太教伦理;入门改宗者,除不行割礼外,遵守所有犹太教礼仪戒律;义认的改宗者,完成割礼后被接纳为教团成员,子孙第三代成为具有完全资格的犹太人。犹太教的伦理吸引大量小市民阶层的加入,反犹风波使改宗者数量下降,因罗马的官职法的要求,完全改宗者丧失为官的优先权,犹太伦理使的成员无法参加国家祭典。保罗在未受割礼的改宗者中进行基督教布道,突破禁止异教徒同桌共食的禁令,“只有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入口的的不能污秽人”,由此将犹太教的仪式洁净伦理提升到心灵伦理的升华,由此打破犹太伦理的如同种姓制度般的仪式戒律,无疑是伦理理性化的巨大进步,最终在千年后造就了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
总结来说,犹太教的贱民理性的形成最初可能源自偶然的耶和华信仰,在历经王朝建立到毁灭,周边国家的冲突、沦为巴比伦之囚,重回耶路撒冷等一系列变迁后,以色列人对于耶和华的信仰从未减弱反而从心里暗示为神对不遵神旨意的惩罚,反而更加团结在耶和华信仰周围,外在的冲突对犹太人的影响都成为强化神的信仰的实例宣传,毕竟谁能想到俘囚之民还能重回耶路撒冷呢,只有是神降下的奇迹。极端的洁净思想使得犹太教团成员分化为只能从事商业交易,他们强烈的内外二分的道德伦理难以被官方承认,他们掌握的大量财富被政府所惦记,越是被污名化,越是发起反犹运动,他们的信仰反而越团结。一个不可信的不具备官方身份的民族,一个宗教性超越一切内外道德二分的团体怎么能引领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呢?
齐美尔的异化思想
异化是指一种主客分离的状态,行为事件发展中逐渐偏离原初的状态。齐美尔的异化思想主要是在货币哲学中阐述具体表现为:货币作为交易手段逐渐成为生活目的,人与人直接情感关联被中立的货币隔离成冷漠的陌生人,源自主观文化的客观文化获得压倒优势反过来控制主观文化。
首先是货币的功能异化,货币因其中立性成为实现货物交易的最佳工具,原始时期,人们以物易物,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物质生产更加丰富,人们的生活需要更加多元,甲拥有物品A,乙拥有物品B,甲需要物品B,而乙不需要甲所有的物品A,这时直接的物物交换就无法进行,货币的便捷在这里就体现出来,甲把A出售换成货币,用货币来交换物品B。其在交易中的功能性价值剥夺其质料的实用价值,最无特殊性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交易得最佳工具,作为中介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物品的价值通过货币的进行衡量,这一过程中量的层面成为主要因素而质的层面被放弃,交易物变得客体化,除了使用价值外不在能向个人提供任何主观的意义和特殊性。同时货币使得生活的目标实现变得简单,人们逐渐认为占有货币量越多,离幸福就越近,赚钱与生活欲求联系起来成为生活的主宰,随着占有的货币增多,生活的欲望越来越大,渴望获得的终极目标看似近在眼前,却永远无法到达,现代人的生活要么在实现某一目标苦苦挣扎,要么是没有目标浑浑噩噩,空虚劳累的原因在于货币放大人的欲望,生活的追求没有界限,一切物品的获得只意味着金钱的数量变化,无法提供主观价值满足生活的意义承载生命的寄托。并且对金钱的追求是没有终点的,人们无法从最中立的货币中榨取任何价值,它只有流通才有意义。赚钱欲望无休止的刺激人的大脑,人们已经成为货币得奴隶。
其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人与物的关系。货币作为中介把人与人、人与物的活动隔开,使得传统的人与人之间情感纽带断裂,共同体关系瓦解,为彰显个人价值提供空间。但同时个体更加依赖他人进行生活,只不过是进行货币交易得陌生的他人,陌生人成为大都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典型,冷漠腻烦的态度是个人主义下个体对抗庞杂的客体社会的本能反应。货币为追求个人自由提供空间和机会同时又为中立的特征把交易双方塑造成量的层面的平等客体,占有货币带来的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货币是交易工具,人们永远无法栖息在连接两段的桥上。对于人与物的关系,货币使得物的价值在消减,高等级的物在交易中被拉低,因为它本不该用货币进行衡量,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所蕴涵的主观价值和特殊意义,比如城市规划所拆除的房屋、占有的土地,寄存人生记忆和深层情感的住所被换成一定数量的货币或是回迁楼的一栋住所,原有的生命意义无法找到寄托,回迁房形式上与原有住所相同,但是再也不能承载生命的意义,尤其是对于老年人而言;低等级的物永远无法上升到高等级,货币交易得齐平化使得物的客体化,人与物之间通过货币实现占有,只有客观的使用价值且自身有一套运行规则,客体物独立与个体之外,人的生活被无数客体包围,这些客体只有按照它的规则适应才能获得它的使用价值。比如机器,最初是人身体的延伸,但只有在主体掌握是才帮助主体工作,现在的机器替代工人的劳动,最为纯粹的独立客体完成对主体劳动意义的剥夺,使得现代人的生命体验是碎片化的,人的经验统一性意义统一性无法实现。
最后是齐美尔所提出的文化悲剧,客观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技术、知识、社会制度等的总和,主观文化是个体在吸收客观文化过程中呈现的生命价值和意义。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作为交易工具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个体的生活被无数客体包围,原始的共同体情感纽带让位于个人特殊性的追求,这些客体在通过货币获得时就丧失了它内在的质的特殊性,使得现代人越来越感觉到生命的无意义感,主观文化发展滞后于客观文化,客体独立与个体之外且逐渐封闭为一个整体,个人在吸收使用它是必须遵守客体的规则和存在逻辑,以工厂机器为例,其形式上它是帮助工厂生产的工具,表面上是减轻工人的工作负担,但是它是工厂主的生产资料,劳动的统一性异化,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劳动者与劳动力分离,导致机器与劳动者的作用一致,劳动者劳动技能被专业化分工分割,机器替代部分人工并且控制剩下的劳动者。齐美尔的客体化与韦伯的理性化有相同的内涵。个人主义与理智化结合,在货币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无数先进工具伴随科技进步被生产出来,客观文化飞速膨胀且自成一体,主观个体日益原子化,完整吸收掌握并控制客观文化发展成为天方夜谭,所以主观文化的获得是破碎的片面的,生命价值的统一性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
《时尚的哲学》
与同时代或之前的社会学家相比,齐美尔侧重于考察社会生活细微之处的社会学意义,社会形式是齐美尔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在齐美尔看来社会交往互动内容是不断变化的,而生活内容所依靠的社会形式是相对固定的,时尚就是一种特殊性与相同性结合的社会矛盾心理的特殊形式。一方面时尚意味着特殊性,是发达的货币经济社会下个人特殊性的彰显,特立独行的着装打扮等使得个体获得了独特的成就感,并且时尚往往是由社会的上层社会引发的,他们以特殊的时尚为集体符号形成封闭的圈层,标示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因此时尚具有划分阶层的作用;另一方面时尚具有趋同性,这主要是对于时尚的追随者而言的,他们需要时尚来与同阶层个体进行区分,因而他们往往处于阶层跨越的界限上的中产阶级,时尚形式的获得需要不太高也不能太低的经济门槛,在较高阶层偶然一某中形式为时尚时,首先会在他们的社会交往圈内获得认同,由此再扩散到中产阶层的生活中随着时尚追求者越来越多,它也就丧失了特殊性彰显的功能,从而走向死亡,追求时尚是因为个人需要为行为负责,完全个体化的特立独行所承受的伦理责任是巨大的,在追求时尚过程中个体将自己行为责任交给群体,既可以获得群体认同,又能相对彰显个人独特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阶层跃迁的体验。
但是时尚是一个轮回,具有偶然性,流动性,越来越呈现快速性、多元性特征。从偶然的开始到突然的结束一切充满随机性,时尚的内容是流动变化的,而人们追求时尚的心理过程是相同的,时尚的影响者也是相对固定的。货币经济推动的社会齐平化与追求个人特殊性的内在矛盾在时尚这一特殊形式得以充分说明,追求时尚与拒绝时尚的个人特殊性彰显作用是相同的,大多数人被时尚影响时,余下的个体就具有特殊性,当然这里考虑的是社会的中上层群体,最底层群众完全没有机会追求时尚,而最上层群体往往最为保守,任何与阶层流动相关的形式都是不被接受的。
透过时尚这一即充满矛盾又相对合理的社会活动形式,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人整体的生活状态,在无数的社会形式中游走,寻找生命体验的完整和统一,生活终极目标被理智性分解为诸多小目标,这些目标存在的形式充斥个体的生命当中,理性的选择实现目标的可行手段,然后投入全部生命力去达成这一目标,或许一举成功,或许充满波折,达成后的喜悦是这段时间的最终注脚,之后就是重新开始下一阶段的目标实现。理性的结果是实现了最初追求的目标,但是现实情况确是人们在无数的手段中迷失,迂回复杂的目标路径使得人们一生都被困在形式的迷宫中无法挣脱,再次醒悟时早已不知最初的理想存在于何处,无数堆砌在生命的客体以各种形式在不同阶段控制个体对于生命终极意义的获得,简单的选择行动目标,考虑行动路径,最后实现目标,生活价值和意义就在于目标实现的完整过程中,现代社会使得这一过程越来越复杂,要求越来越严苛,提供大家共同追求的社会目标,而可供选择的路径却早已暗中标好价格,社会的自然状态本就不是人人平等,不公平的常态下,货币唤起人们的本不可实现的生活渴望,最终结果只能是在无限的焦虑和忧郁中丧失对生活的信心。
常常感受发挥主观所带来的小欢喜往往比紧张刺激的金钱追求更有意义。流通的货币才有价值,而生命意义常常需要的是确定的获得感。
2025.9.25.-2025.10.25读书报告
本月书单:韦伯《学术与政治》《宗教社会学》《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学术与政治》
本书包括《以学术为天职》和《以政治为天职》两篇公开演讲,虽然是演讲,但是韦伯一直在恪守学者的责任,践行自己的价值中立和理性类型的研究方法,对于当时的政治与研究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观点。
首先来看《以学术为天职》,天职观很容易联系到新教得理性禁欲精神,但是在上帝已经退居幕后得宗教祛魅时代,该如何扮演学术研究者的角色呢?这就是韦伯要回答的问题。
开篇对比德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说明当时在德国做学术的外在的处境。学术新人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日常生活,编制获得更多与开设课程的受欢迎相关,且评选存在主观偏爱,难以真正公正,所以能否从助教,编外讲师升到教师纯粹是一场赌博,部分原因是集体决策的缺陷,纯粹的实事求是难以发挥决定作用;德国的大学学术领域在日益美国化,教师、教授向资本主义企业的员工一样被雇佣,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不断需要政府或大企业的资金支持向其他学科领域扩展。年轻的毕业生既要做好学术研究,又要可以讲好课程,这两个任务的性质是不同的,外在的考量标准,比如听课学生数并不能反应学者综合素质的高低,现在标准使得讲不好课的老师学术之路无法继续了。
做学术的内在的使命是什么呢,首先在不断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中,要能有难以抑制的激情投入到某一细分领域的一点点创新和进步,其次,要做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触发最有价值的学术灵感,可以想到这一方面在于勤奋努力,另一方面取决于个人天赋,一个人只有发自内心的献身与他的使命,才能使他达到他所服务的事业那样高贵与尊严,真正有“个性”的研究者除了全身心投入到他的事业中,别无他处,他有深邃的思想、包容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品质,乐于对于自己的研究被超越,以无止境的努力投身于无止境的学术进步,不断进步会被不断超越,进步的意义是什么呢,进步本身并无意义,不同的使用者对此赋予不同的意义,客观上,进步使得我们对世界和生活多了一种新的解释或者控制手段。多元的思想和价值观使的时代的面貌不可直视,教师的职责就是把客观的事实讲述出来,尽管与部分思想对立,前提是学者本身要做到价值中立,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带到学术研究中意味着告别事实真相。最后韦伯给予了年轻的毕业生一些鼓励,学术的积极功能有哪些?第一点,获得技术的知识,第二点思维方式的训练,第三点,保持头脑的清醒,这意味着在各种大小抉择中,你只能忠于自己你自己,即最终认定的价值观立场,这样你必然会获得研究和存在意义的结论。
这里价值观念决定人对事物意义的赋予和行动的选择,多元的价值观充斥社会,终极的价值观念不断消退,假先知在家台上挥舞呐喊,这只会产生狂热的群体而不会产生理性的共同体关系,社会充满冲突和分裂,唯有理性与诚实是讲台上的美德,先知不会到来,唯有忠于自己,做自己的工作才是对当下的解答。
如何扮演一个政治人呢,韦伯首先给出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即争取分享权力和对权力分配得影响力,也就是控制国家。行使权力需要正当性的理由,一般有三种:传统家长权威,个人卡里斯玛的影响,当代基于对法律理性的同意权力。持续行使权力需要行政班子和物质财富支持,通过物质财富和社会荣誉使下属与领导结为一体成为维系权力支配的主要基础,从官员所有的物质资源与行政资源是否分离,区分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权力集中于最高领袖,公私分离,权责明确等是现代科层制的特点,职业官员对职责内的事务负责,规章制度最大限度的取代与权力来源的亲密度,政治是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这是靠政治为生的官僚,还有一种是以政治为生命的官员,他们有钱有闲,以追求支配权力为目标和生命意义,往往最大权力的所有者。两种类型的的现代演化是政治家和专业事务官,现代政治的高度专业化职业化使得专业能力成为胜任的首要因素,高层的选举和变动对专业官员来说影响微弱,专业官员与职业政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现在的政党政治充满混乱和矛盾,执政的合法性源自选民的集体意愿,盲目的加大砝码迎合选民情绪只会消耗民众的政治参与意愿,使得政治选举成为政客、金主以及党派垄断政治权力的分赃游戏。在韦伯所处的时代,他对以政治为天职抱以悲观的看法,当时的德国政治被转身为资产阶级新贵的旧贵族控制,压抑,狂乱,迷惘的气氛充斥德国上下,一战刚刚战败,国家被轮番羞辱,韦伯在此书中,与其像妇人一样追究罪魁祸首,不如以男子汉的气概和坦荡对敌人认输,对未来负责。
那么什么是真正政治家呢,首先,要时刻保持权力感,知道自己能够影响他人,掌握时代齿轮;其次要有下面三种品质:激情、责任感、眼光;具备这三种品质,熔铸到个人的灵魂中,而操控权力的人就是职业政治家。政治是一个职业,权力作为实现事业最有效的手段,人们热衷去成为官员,获得权力,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虚荣心。虚荣是一种个人的陶醉,支配与臣服使人们获得巨大的个人满足,不要忘记,多数人只是渴望权力而去跟随和附和,脱去权力的光鲜外衣,其实与别人没有区别,虚荣人们不再实事求是,不再头脑清醒,不再对自己的责任使命负责,他会很容易犯错,也会很快失去权力。
政治家往往有某种崇高的理念和价值观,使其百折不挠的利用权力实现自己事业,这一理念往往是代表社会大多数的,这样他的权力行使成本才会最低,权威只可以使人暂时屈服,内在的价值观认同才会生出行动的动力。任人唯亲,现在已经是负面的不当政治行为,因为建立在法理制的国家,每个机会在形式上都是人人平等的,规则和法律下考核机制呈现出的客观能力成为标准,但是人是各种关系的集合,感性会干扰个人的理性决策,个人经历决定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决定行为目标和手段,往昔的记忆作为赋予行为意义的根源,熟识相近的人自然获得更多的机会,同时政治是残酷的,在任的风光无限,下野后的门口罗雀,往昔的记忆使得提拔亲信维持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成为重要选择。
最后探讨下韦伯的政治伦理,伦理无非是对行为善恶的分辨,政治的伦理要求就是支配权力行为的善恶评价,这里主要是以军事战争为代表的暴力行为。对于民众的道德戒律是暴力是罪恶的源泉,政治家发动战争是为了获得政治利益,和平一些时候是软弱的表现。信念伦理使得为了实现认定的信念,任何代价都是必要的,责任伦理会使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人会为你承担行动的后果,但是特殊之处在于,某些利好多数的行为信念上是可疑的,行动是有风险的,我们就此认定为“恶”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对于政治家来说只有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应当有某一时刻发自内心的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并依次进行行动,这时你所做就是真正的政治天职。
《宗教社会学》
韦伯认为的宗教起源于原始的精灵信仰,在具有卡里斯玛的物和人背后藏有某种存在具有神秘力量,对各种卡里斯玛显现的行为负责,精灵有这自身的法则隐身或附着于固定物,逐渐被象征化,符号的存在即为卡里斯玛可能显现之地。之后发展中巫术掌握如何处理超自然事物和灵魂与人的关系,巫师及其组织取代自然主义泛灵论的原始思想,这之中最重要的是非自然力量的扮演角色的演变,巫术仪式使得超自然神在各种物品的显现,渐渐发展为象征主义,之后韦伯论述了祖先崇拜,部落神,职业神的起源和演变,主要趋势是理性化,对于神的认识加深,使得不同的神的特点被凝聚到一起,社会秩序的运转与超自然神的控制相关,部落统一,单一国家使得神的崇拜只能有一个,神具有普遍的功能性,总得来说信仰理性化与统治理性化是并行的,,神的崇拜需要祭司和祈愿,一方面原初的朴素理性非理性的普遍祈求期待,另一方面神的认识逐渐被体系化建构,在敬神祈愿和神观理性化的过程中宗教在逐渐孕育,把敬神仪式,神观和与敬拜融为一体并指向未来或现世的系统性学说就是宗教,主要人员有祭司,先知,信众。先知与祭司是促成宗教伦理体系化理性化的主要力量,后面韦伯介绍了先知的类型,教团的出现运作,教义和布道等,在分析身份阶级与宗教关系时,韦伯逐个考察不同阶层得宗教态度,劣势阶级只有在受到严重压迫时才会信教,官僚一般排斥宗教,除非作为驯化大众的工具广泛存在,商人往往对宗教保持漠不关心,理性经济的经营者往往倾向于一个理性的宗教团体,典型即清教徒的禁欲精神促成近代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后介绍各个宗教的救赎论,现世态度等对经济,生活,社会的影响,核心在于宗教体系化理性化的演变所塑造的伦理的影响,为什么没有出现理性的宗教精神。其中中国的宗教和印度宗教会在下面具体介绍。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韦伯在此书中主要想回答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为什么没有与同时期欧洲一样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在未到中国系统考察的情况下,凭借可得到的汉学研究资料,完成本书的撰写,本书继续韦伯理性类型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既有资料的分析,韦伯在价值关联的指引下,对中国的货币制度,家产官僚制,儒教、道教精神等进行考察,并于西方的同类制度进行对比,对理性的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出现做出来诸多原因分析,认为核心在于在儒教价值体系下,作为主导阶层的士倾向于适应当下社会,精神内核在于中庸平和的传统主义,缺乏西方救赎宗教下的理性的禁欲精神。
韦伯从反面分析分析其中的阻碍因素,通过分析中国的货币制度经济制度法律思想神邸观念和君主与地方关系,家产官僚制等认为,在官僚制结构,盈利欲等方面与西方类似,货币制度的崩坏,经济制度的落后,强大的实质法律等是一些阻碍因素,但是影响理性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主导阶层的精神层面,儒教的往往以适应社会为取向当下社会的即最好的,没有西方的救赎宗教的先知救世预言,从而不能像新教清教徒入世而后出世,保持禁欲精神敢于改造社会。儒教的中庸忠孝等重人伦特征使得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系列礼仪规范,传统的礼俗不可违背,其中的内涵早已不在,对人不对事的关系特征使得中国很难出现像西方誓约共同体那样亲如兄弟的关系,家产官僚制、俸禄制使得任何改革都会动摇官僚阶层的所得利益,在百姓和士人阶层之间的有一条的知识的鸿沟,科举制作为阶层流通渠道维持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印度的宗教结尾韦伯直接说到看来中国是一个由各省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只不过是靠着职权定期交替的高级官员在非本籍当政才融合为一个统一体,中央任命的官僚做为名义上的长官并不具备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地方的家族作为形成的共同体是乡村的实际治理者。君主与科举官僚共同体对一切可能影响统治的因素进行压制,包括商业流动,异端宗教等,类似西方的具备独立精神城市共同体在家产官僚制的中国根本无法存在。道教作为是民间宗教与道家思想结合的特殊产物,从来都是作为异端被官僚阶层抵制,皇帝的恩宠使得其在更是在追求长生术炼制丹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中神秘避世主义精神也难以产生理性的禁欲的资本主义。儒教把个人的意义捆绑在忠孝信义等伦理关系上,违背伦理比触犯官方法律罪恶更大,情感上非理性的行为压制理性的行政行为,官员基于血缘地域等结成派别,任何基于制度理性的改革都会被强大的保守群体攻击破产。儒教将上古部落首领神化,建构理想的君主形象,官僚作为臣子正常情况下只能劝谏君主而不能不敢从未敢想去自由独立,这种土壤下不能产出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政治制度上,战国时期封建制下的诸侯争霸,制度的理性化不断增强,结果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封建制被废除贵族阶层退出历史舞台,空缺位置有从属于皇帝的官僚阶层控制,显然对君主统治的威胁小于地方贵族,然后主要矛盾就转移到中央与地方上,君主防止地方主要官员占据一方,获得与中央对抗的资本,采取缩短官员任期,官员任职避开原籍,建立监察系统等一系列措施,在防止地方官员做大做强同时也带来了官员无法在地方扎根等弊端。科举选拔的官员只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理论知识,对于地方的实际控制仰仗深耕地方的官吏,这些人没有获得科举的成功,但都是本籍人士,在地方有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这些人是权力真正的行使者,官员的等级应该对地方的官吏的控制力越弱,政务的多数执行完全按传统惯例,地方中央任命的官员需要选择当地官员作为助手,与地方氏族集团合作才能完成财税收缴,公共服务供给等工作,中央官员无法在不与氏族共同体合作的情况下向农民收税,宗族的决定效力高于国家的行政指令,几千年来,中央发动财政改革试图建立理性化的财政制度大多在保守势力的攻击下以失败告终,韦伯特意举例王安石变法,“⼗⼀世纪时的王安⽯所要求的是有效的财政统⼀,亦即税收在扣除征收经费之后全数缴纳中央,以及帝国的预算。”但最后实行的赋税定额制意味着理性化财政制度的失败,中央不得不向地方妥协。整个财政系统,地方收税严苛,向中央汇报田亩,灾害人口往往少报,截留的税款一方面是维持行政机关的运行,另一方面在于中饱私囊或行贿跑官,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制度没有纠错能力,家产官僚制的统治在传统主义的规训下静静的等待灭亡。
韦伯认为家产官僚制是个强固且持续成⻓的核⼼,也是这个⼤国形成的基础,中国家产制与西方发展的结果迥异,原因在于其运作的内在精神的不同。显然这种精神是蕴藏在官僚阶级的性格中的,官吏将其⾏政辖区内所得的收⼊作为俸禄,事实上与其私⼈收⼊并⽆分别,公私不分,私显然大于公。此⼀俸禄结构另⼀个更重要的结果,是其⾏政上与经济政策上极端的传统主义。此种传统主义,纵使源⾃其特殊的信念⼼态,但也有⾼度“理性的”基础。对传统的经济与⾏政加以任何的⼲预,都会侵害到⽀配阶层在规费与俸禄上不可测知且不胜其数的利益。所以官吏阶层整体⼀致地强烈阻⽌,每⼀次改⾰规费、关税与租税制度的企图。在此韦伯认为,在封建制时代推动经济理性化的官僚阶层在统一国家的官僚制下变成了理性化的抗拒者,诸侯的竞争冲突往往比统一垄断更能推动理性化的进步。
中国存在政治掠夺的资本主义和纯粹盈利的资本主义,但是理性的可计算的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中国的法律是重实质轻形式的特点,显然是维护统治权威的必然构造,农村氏族长老作为传统的化身有最高决断权和处罚权,无论科举功名多高也要服从长老的支配这显然与理性的切事化相违背。官员科举成功任职一方要造福家族后背,依靠任职的税费截留,购置土地增加家族收入,家族出钱供后辈考取功名实现正向的家族繁荣。这种资本主义与韦伯认为的理性的可计算的资本主义是反向的。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延续韦伯上部《中国的宗教》的写作逻辑,先考察印度教的社会制度,为什么直接切入印度教呢,从整体上看,印度国家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都类似与西方,在理性科学宗教哲学方面历史上甚至领先西方,印度没有中国那样的重农抑商的反货殖主义,人民又有很高的盈利欲,没能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不得不分析印度的宗教伦理所起的作用,印度宗教包括最大的印度教,第二大的伊斯兰教,还有佛教和耆那教,先从印度教各种制度出发,从布教,教义,宗教仪式,与种姓制度的结合等进行分析,印度教支配下的社会为什么没有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主要原因不是种姓制度的束缚,而在于种姓制度形成背后印度教的灵魂轮回和业报教义结合的救赎思想认定现世的种种境况都是前世的业报结果,他人的幸福本是自己可得的,固守种姓的法的职责行事,轮回结果会变好,没有罪恶善良的人伦,只有对生死无常的逃离,婆罗门的知识主义救赎思想与俗人崇拜结合,只剩下极端的仪式主义和种姓壁垒,灵魂轮回的好坏变化与现世的高低种姓对应,一方面各个种姓与职业分工结合促进职业技术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是对传统的变革,会招来仪式主义的禁忌诅咒,种姓的壁垒之深从英国工厂招工困难可以提现,只有最坏的异族或不洁种姓会去应招工作,他们的生存环境不能更坏了,违背种姓的义务的惩罚自然不会有约束了。
韦伯花大量篇幅去介绍印度教教义与种姓制度的融合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各个种姓阶层划分关系,印度教的核心就在于种姓,轮回业报机制的现世反应就是种姓秩序,底层民众看到来事的希望,安于履行义务,当然最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君主与婆罗门祭司的关系引人关注,最初祭司是君主征战的指引着,通过巫术和祭祀仪式获得超自然的力量指引,君主在战争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且最初的居住是有知识文化的高级刹帝利,集中君权的结果就是推行佛教打压婆罗门势力,在孔雀王朝阿育时达到顶峰,佛教拒接神圣崇拜推行个人性冥思,追求现世的生前救赎,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救赎思想与俗众并不契合,在孔雀王朝被推翻,寺院的高级僧众被全部屠杀,佛教的支配地位要被印度教获得,主要是与俗众的民间信仰结合,迎合他们的狂迷崇拜和巫术仪式,接纳地方神为印度教的正神。积极影响是获得了最普遍的支持,印度教得以传播,异族逐渐印度教化,负面则是,原始的巫术和狂迷被继承,作为传统权威压制进步和发展。
从统治的角度来看印度教对民众的驯服是任何宗教都难以实现的,直到今天传统保守的印度教思想仍在统治着印度的主要群体,松散的印度没有中国的长期的大一统时间,没有内在的文化统一性,各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义务,为了支配的需要塑造的婆罗门权威,在不同种姓间建构了深深的壁垒,像中国的“道”,或“上天”一样是一种永久性得存在,技术进步的发展结果会不断削弱传统,但是印度的核心精神在于种姓义务极端保守,对待非本种姓的极度仇恨攻击,人与人的关系认同只有在共同的教派信仰下获得建立。
种姓制度对经济的具体影响是消极的,核心在于与中国的儒教的保守一样是一种传统主义,中国的儒教是把人与人的关系束缚在现世,通过传统血缘氏族伦理来维持社会的近乎停滞的稳定,印度的种姓在于把人划分为不同高低种姓,以破除生死的不可解脱作为救赎目标,现实是不重要的应为,轮回转世是难以逃离的,但是种姓又把现世业报与来事的更好轮回连接,业报的好坏在于保持种姓的职责义务,获得来世更好种姓的期愿比改善当下社会的更有诱惑这一层面上反进步是印度教对现世的直接影响,但是种姓内为了实现自己的种姓职业义务,又无所不用其极,欺诈说谎排挤的下作手段盛行。韦伯在此讨论里在印度进行大工业生产的可能性,往往的直接反应是分工合作与礼仪上的种姓隔离的冲突是决定性的阻碍,但是韦伯分析认为,任何古老得宗教在接受现代的人力资源充分释放的工业生产是都会有抵触,关键在于整个宗教体系的精神,任何技术的变革,职业的变更都会导致礼仪上的降格,这种观念氛围下,内部的自我革命与技术进步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可以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手工业雇佣无地的民众进行小规模协作生产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印度的工匠在传统主义和种姓的礼俗约束,必然与现代代工制产生强烈的冲突,作为独立种姓阶层,无法依靠自身建立近代的资本主义组织。
上层种姓的救赎思想是从无尽的生死轮回中解脱,知识以一种卡里斯玛的形式在氏族种姓内传播的,自省和冥思是婆罗门常有之事,比下地狱或原罪更可怕的是每次轮回都是未知的开始,宿命般的无意义感使得追求救赎成为印度宗教的主要任务,由此政治冲突,职业进步等这些现世社会的主要构成并不受人关心,在恪守自己的种姓义务后,要寻求自我的救赎。回溯历史看诸多宗教对此是如何回答的,由此可以更深的理解印度宗教的核心精神。古典的婆罗门贵族在向底层渗透时,不断的基于自身的知识理性重塑改造或者抵制古老巫术的狂迷仪式,但是没有彻底的清洗这些民间巫术,在印度教再次复兴后呈现基于不同巫术仪式的内部宗教派别。与中国的知识阶层相似,封建时期都是君主的顾问,作为官员获得俸禄,都是知识理性和先进思想的化身,抵制狂迷使得婆罗门内部的救赎思想分裂,儒教自始至终都对鬼神巫术敬而远之,因社会阶层的差异,二者的发展路径大相径庭,中国的士大夫在家产制下彻底屈服于君主,围绕君主统治自适应的发展适合皇权的儒教伦理和思想,士大夫与原始巫术分离并形成了适应君权神授的礼仪规则,呈现出围绕最高统治者身边服侍的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印度的国家从未真正有过文化的统一性,国家的形式统一也只是少数,众多的小君主在婆罗门的指引下互相发动战争,君主与婆罗门的关系从相互合作到君主压制婆罗门,到婆罗门控制君主,最后在知识分子的刹帝利君主被打败后,婆罗门把作为士兵的非知识分子群体任为刹帝利种姓,婆罗门最高的种姓地位已牢不可摧,形式君主需要婆罗门的合法仪式来完成统治效力的确定。氏族卡里斯玛在于个人卡里斯玛的对抗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主导阶层作为祭司且地位最高无法挑战,历史的遗留物一直无法清除,发展从何谈起。
最后韦伯总论了亚洲没有出现理性的主义原因,救赎论或者现世论的思想中创建者都是上层知识分子,思想在与君主家产制结合,要么君权与神权合一,要么神权控制世俗社会,其中作为理性资本主义可能产生的中产阶层手工业者商人,没有参与到主导思想的构建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而社会得伦理精神又使得理性独立可计算的资本主义无法生根,支配阶层非理性的统治具有传统权威的掩盖,知识分子入世就像儒教一样在纲常伦理的礼仪规范下被支配的生活,人与人的连接作为意义的锚点,围绕自己的关系网建立延续是价值的证明。要么向印度拒绝此事而又不得不处于此事,内在的无意义感不得不通过种姓业务维持社会秩序,矛盾的社会精神要么指向民间的宗教仪式狂迷,要么是知识分子的冥思渴望,获取知识等待救赎。理性的资本主义必然需要有知识,亚洲的知识是划分一道鸿沟,有知识的官僚阶层或高级种姓早已构造了自己的社会精神,通过与统治阶级合作使之定型化,获得不可撼动的权威。
总的来说,理性化的经济伦理是否存在是韦伯考察这些宗教的主要目标,反过来非理性的宗教性格是如何产生的,在与社会、经济、政治互动中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些是韦伯这两本著作的主要内容,韦伯从未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理性的宗教精神更多是对此的补充说明。完整的阅读同一主题的系列著作可以对思维和研究方法进行完整的训练,希望下个月会做的更好。
2025.7.8-8.4暑期读书报告
书单《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道德教育》《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支配社会学》
炎热酷暑,有机会在自习室安心读书实属难得,刹那间的顿悟和恍然明白,更是暂时忘却了时空,像是与社会学得先辈大家隔空对话,感受来自百年前的学术真谛。社会学是逻辑严密的科学,是以问题和实践为导向的科学,初学者首先要理解掌握名家的对社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工具等的选取,即他的社会学方法论,之后在经典著作中阅读中,学习他在分析社会问题、事件时方法论的具体应用,理解其中思维如何展开和逻辑怎样自洽,再结合时代背景和其个人经历领悟其超越个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此书是涂尔干承继《社会分工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之后的思想发展的新高峰,是回应法国大革命以来政治危机,社会失序的完备的理论方案。其从职业伦理出发,分析一种超越不同职业的既具有多样性又相似性的规范,这种对立共存的关系类似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显然这里延伸发展了团结思想,跳出了历史发展的前后对比,而从其共存于职业规范中分析其原因,并引申出理想的民主制生活。职业分工和职业规范的探讨离不开职业群体,涂尔干回溯历史上的职业群体既法人团体的起源壮大和衰败消失,并通过对中世纪法团宣誓仪式和职业生活考察明确,指出职业伦理中的权威来源是职业规范,也既是社会集体的力量,这也可以从涂尔干对宗教生活的研究中得知。
同时涂尔干又分析了从法团崛起对政治的影响,围绕贵族开辟的市场活动的工匠商人组成了城镇的雏形,并获得自主权,以手工业为架构基础的资产阶级同时具有公民权和居民权,只要顾客和生产者一直居住在城镇中,法团或者或者行会就会一直嵌套在城镇的生活中。但是大工业生产并非源自行会,而是在这个体质之外,以其不可阻挡姿态塑造新的生产消费模式,它的顾客来自四面八方,工厂地点可以在城市也可以在偏僻的乡村,工业的发展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资本主义大工业势力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渗透到国家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指令和法律规范也越来越向其靠拢,随着经济生活越来越庞大,国家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管控和指导,法团体质已经无法与社会相适应,进入行尸走肉状态,大革命顺应客观经济要求打破旧制度,但是新的体制并未生效或还在探索中,从国家到个人缺失了具有中介作用的机构,国家的指令无法落实,个人的需求冷暖难被回应,这之间的角色一定是要某集体或群体来充当的,一个类似行会的群体既可以了解下属个人的呼声、要求,整合后向上传达,又能作为国家下达规范和指令的支点,使之有效影响到个人,同时作为资源的管理者分配者约束个人过度竞争和非理性需求,维持下层社会的相对平衡,这样国家的法团制度与中世纪保守传统的法团相比,更加具有活力,虽然涵盖内容复杂多样,但是它总体上依然保持者相对稳定和灵活,随着次级群体的变化而变化。
关于国家与个人关系,涂尔干反对两种思想假设,认为个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国家的作用仅仅是一种消极保护,防止个人的权利被不法侵害;国家凌驾于个人之上,个人的活动只在增加国家的荣耀和光辉,个人的需求和命运从不被考虑。前一种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可追溯到古代雅典的哲学思辨,后一种是古代宗教神圣权威的延续。涂尔干认为从人格被集体淹没到个人权利必须被尊重是历史的规律,个人必须回归它的自主,像呼吸和生长一样。国家的作用是解放个体,个人的权利是集体建构的,社会成员的扩大,其对人的监督和控制在不断弱化,个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个人主义产生演变为事实上的个人权利,集体的强制性一直存在,逐渐从对具体行为的硬性规定演变为一种集体精神的道德约束。国家为了防止群体对成员的绝对控制,必须对次级群体的活动进行干预,使人们知道在群体之上还有更高的社会存在,集体是它的一部分,国家要使得成员成为道德存在,只有与国家或道德权威的约束下,个人才能实现权利的实现,国家并不会压制反对个人主义,在社会中,个人所从事的事业得到发展只会使得国家更加保护个人抬高个人地位,但是个人无所事事,国家对其置之不理也是理所应当的,也就是说国家的本质是个人主义者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了解韦伯甚至社会学思想魅力的入门作,这本书的体现了社会学对问题探讨的独特视角和社会学家的责任和反思精神。本书是对当时德国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带来经济腾飞和社会撕裂,政治由俾斯麦式强人领导,缺乏自由意志和民主精神等问题的回应,旨在探讨在经济发达物质丰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保持理性勤俭节制等伦理的可能性。在韦伯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悲观资本主义在与新教伦理持有者的结合后产生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物质财富的飞速增长后,迅速摆脱宗教伦理,独自统治世俗社会,同时人们在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冲击下对宗教信仰祛魅,以追求世俗财富为目标在物欲的铁笼子里苦苦挣扎。
与同时代的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视角不同,韦伯从文化伦理入手,将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原因归于西方宗教改革后引发的思想转变,分别比较了新教的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及浸礼派的禁欲精神演变,加尔文宗的预定论与天职观结合转向世俗活动,同时修道院隐居苦修的修士走入世俗传教,这些虔诚的禁欲者在世俗活动中依然保持着忠诚的信仰,一切财富的增加只是上帝荣耀的增加和自己蒙神祝福搭救的确证,这些人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契合,推动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和制度的产生,造就物质财富的极大繁荣,之后资本主义找到新的工具——机器,不在需要禁欲精神和宗教伦理的支持,独自控制世俗社会。
《支配社会学》 韦伯在此书中主要分析支配结构的三种类型及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根据支配权力合法性的理由,建立在理性规则和法律基础上的统治称为官僚制,建立在长老传统权威基础上的统治是家父长制,建立在支配者个人魅力或神迹等基础上的支配结构称为卡里斯玛制。现代社会普遍的支配结构是官僚制,传统社会一般是家父长制或及变形的亚结构,卡里斯玛制是一种不稳定的支配结构,作为支配合法性对支配者的卡里斯玛的信奉,依赖支配者不定期的卡里斯玛的展示,对特定个人的特定行为能力的敬畏,在支配者能力消失,死亡等情况下,只有等待下一个有这种卡里斯玛的人出现,团体才维持纯粹的卡里斯玛形态。通常卡里斯玛制会向家长制和官僚制转型,比如,在最初支配者死亡后,由亲信扈从推举其后代儿孙继位,使得卡里斯玛得以世代延续,这就是纯粹的卡里斯玛向封建君主制转变;又比如,由支配者将个人魅力转变为明确得规则指令或法典条文,使得统治基础由个人崇拜转向法理权威,向现代官僚制统治转型。这三种支配类型是理想类型构造的产物,现实中的支配总是两种或三种类型的混合,比如现实中的家父长制的变形家产制,君主将国家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家国一体,君主的权威来自神秘力量是卡里斯玛制的残余,君主颁布的法典条例则是一种官僚制技术的应用,形成一种伪法理型的统治。根据理想类型,韦伯分析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各种亚支配类型和形成背后的缘由逻辑,在卡里斯玛制的研究中,韦伯分析了卡里斯玛即事化产生的官职卡里斯玛、君主卡里斯玛世袭化等,及这一转变对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阶层的影响,一旦职位卡里斯玛成为惯例,圣职教育就越发重要,这种教育与官僚制的教育考试不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培养,比如西方的骑士精神,因职位的神秘性,圣职教育往往由某一团体或行会控制。这些职位占有者和行会自成一体,是与君主政治强权对抗的重要力量。
撰写读书报告容易发现自己一段时间读书不足和进步,比对读书时的笔记和随手标注,串联上下脉络,反复思考堵点难点过程中,任何新的感悟都是进步。每天读完及时的总结,有所感触是不要放过,及时记录,遇到读不懂时静心多想想,整理好思绪再继续读。不要畏缩不前,不要追求速度,训练思维只有时间投入足够,不断发现问题思考解决问题,才会取得一定质的进步。坚定信心,安心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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