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韦伯

总体初感受到韦伯学识范围广阔，既是个冷静的学术人，又是个压抑自己很强烈情感的政治家。韦伯的学术体系构建很宏大，以社会学研究为轴心相应研究了宗教社会学、支配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文化（理解）社会学，如果可以时间允许的话，韦伯可能还会继续在艺术、体育等领域继续延伸他的社会学学术体系。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的那一系列韦伯作品集前言统一提醒我们韦伯明明是和马克思、涂尔干被称为社会学古典三大家，但韦伯的名声和作品却很晚才传入中国并引起关注。一个是翻译原因，一个也有当局权威对社会结构建设的考量。由德译英，又自英译汉，存在中介的学术运输难免会存在个人或他者文化翻译的影响，故在新中国成立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韦伯关于意义、解释、技术、文化导向的理解社会学并没有像马克思明确的阶级斗争口号、经济基础建设目标和共产主义面向，以及涂尔干清晰的集体意识建设、社会事实功能论的探索以及社会秩序的修复和维持。物质生活逐渐改善的时代进程中个体意识从历史和集体中艰难抬头，人们开始思考，被震耳欲聋每个人都有推动历史进程的义务的声音，即使需要个人自由和意识的牺牲也会被消音？藏在集体面具后边的个体情感表情如何寻求自己的正当性？个人要如何从政治组织、宗教禁欲、权力支配、权威压迫中解放出来？

1.宗教：祛魅与理性时代的到来

宗教起源于对未知力量的崇拜或恐惧，这种未知力量与人类产生联结的原始表现是如波澜的山川海啸壮阔的图景成就或破坏人类生产给人类生活巨大震惊的灾难、惩罚等。原初的人们在面对自己所处的空间和进行的动态的生活为何存在有太多的不解和困惑，认为自身所处的日常世界有一种超自然力量可以对自己进行安排。这种超自然力存在的正当性来源主要有：习俗惯例、陌生人/超人魅力和集体大多数同意的规则契约。

习俗是过去生活的人长年生产生活留给后代的有效经验总结，长者岁月的智慧和历史的熟知引领着懵懂的后辈，后辈也将这种崇拜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家族文化和氏族信仰。动物有时候也会展示出非凡的智慧，对人类生存发展产生指导，从而也产生动物崇拜。很难区分动物崇拜和祖先崇拜谁先谁后，但二者的本质存在基础都是作为一种早期人类对未知力量和行动指导的慰藉。但可接触事物的神秘感往往会比看不见的力量消失得更快，人们试图从更外部的世界寻求新的信仰，新的信仰包括但不限于能给他们带来信息、技术、知识、情感凝聚或压迫的力量，人们崇拜这些超验力量，也存在着对这些力量的使用。如在俗世世界给某一个神立雕塑达到日常生活的尊敬和祭神仪式以求神佑或避免神怒，但也会出现一些神不佑或神怒的现象，人们有可能就会通过鞭打神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中国古代皇帝也会在这种情况下罪己诏平民怨。宗教工具性已经逐渐凸显出来。宗教作为一种工具，便会和技术产生联系，而技术作为人们为达到某一个预定好的任务目标的手段，就失去了至高无上和无条件压迫人性的绝对统治。我们知道作为个体或单位群体内的愿望祈求和目标都是不一样的，宗教如果已经成为个体欲望意识觉醒以后的工具，那么人对单一宗教的忠诚程度也会大大减弱，甚至会出现人们要从众多宗教工具中挑选对自己有利的一种来满足自己的目标需要。这个时候，各宗教领袖的神之间的斗争便会日常激烈，人们不会为了维护自己信仰的神发生巨大的战争、械斗、血仇、复仇，反而是为保证信仰者数量和性质纯良，诸神之间产生大战。诸神战争中神必定会暴露自己精心保持的神秘和神圣呈现“祛魅”，神力也会大大受损，诸神的黄昏也由此到来，理性的时代滚滚而至。

这本该是宗教发展的路径，并且随着个人独立意识的觉醒和为实现某一确定目标而施行一些列有组织有规划行动的理性发展而日渐明朗，尤其应该出现在科学知识教育相对公平的现代社会，宗教的神秘更应该减少，但近代甚至现今仍然存在着“为神而战”的宗教战争。理性不是已经发展了，并且发展了数千年了，可为何还是会出现狂热追求纯粹和绝对统治的流血牺牲？这是现代性资源战争的旧借口还是传统型无知统治的新工具？
（截至9月24）
2.理性：现代性的经济行动

（1）经济行动的概念。经济行为指的是行动者在与其他行动者关系互动中在社会行动工具理性取向、价值理性取向、情感取向、传统取向四大取向中，以工具理性为主要取向，遵循理性的法律和规则，运用理性的技术和方法如记账薄，坚持理性的态度达到某一个可计算可总结的获利目标，并且这种行为相较于其他行动取向来说，是没有那么顾及其他人的表现。也就是说，经济行动不一定就是社会行动，只有当个人的经济活动也只有在同时顾及其他人的表现时才是社会行动。但不要忘记，“社会行动”一词以及社会行动目下的各个取向分类都是韦伯按照“理想类型”完成的概念搭建，现实世界往往很难看见这种完全纯粹的理想类型，反而是各个行动取向和价值偏好的杂交和融合。所以，这里所言的“经济行动”也就可以定义为在理性情绪指导下进行的计算性的、规划性的连续性行为措施，以实现某些具体的、利益性的目的。

（2）主要经济主体。人类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行经济活动，经济活动主体分类有传统的流动个体、血缘家庭、共同体氏族，再到近现代出现的公司、行会、企业。除了最原始游牧类个体经济活动拥有可以自主支配生产工具和生产材料，其余的经济行动主体都属于群体，群体生活存在的地方必定分层，分层下等级阶序必然产生权力支配。相对应的就会产生家父长制、公社制、庄园制、领主制、股份制等权力支配制度。

（3）作为区分，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的身份制能够起到加强内部连结。这种结构关系也不是绝对不变的，不同的关系之间会有流动、交流，韦伯将这种关系定义为“调整性关系”。关系外的成员想进去，在关系内的成员为了保持群内身份特权，就会逐渐发展一种条件制，进而实现身份垄断。
（截至9月30）
3.支配：权力存在的正当性基础

福柯是研究权力支配、规训与惩罚研究的集大成者，但最早对权力支配展开系统论述的学者应该是马克思·韦伯。支配渗透生活各方面层次，学术定义的支配就是“个体服从命令的概率”，这种命令来自具有超凡特质的人物指令、约定俗称的传统规训或者理性化的组织共识所形成的来源不同，但有着同等权威的支配正当性。照此看来，个体必定会受到来自除他以外的权威支配，个体行为活动的选择必定受到控制。

权力出现，特别是在权力优势地位的人会优先享有权力带来的便利。韦伯把权力定义为“个体成功行动的概率”，相应上述支配的概念，二者存在统一性，即有权力就有支配，通常是掌握权力的少部分人对大多数人的支配。初民社会中，原始部落领袖对自然资源、猎捕收获、战利品、战俘的优先使用和分配，现代市民社会以经济为优势的人群阶级对大多数人的影响力。占有权力的人为持续拥有在这个优势位置上的权利就会为这种权力寻找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想权力相关人证明权力存在的正当性。韦伯把权力正当性基础划分为三类：（1）超凡魅力型（卡利斯马型）（2）传统型（3）法制型

（1）超凡魅力型也称卡利斯马型，指那些含有超乎平常的能力、品质、特征，能够在不显眼的人群中脱颖而出，成为给予无知或平凡、需要引领的部落的神、先知、英雄、酋长。卡利斯马的出现一般不会出现在稳定、日常生活中，而是在社会急剧动荡、矛盾冲突明显、社会成员关系频繁调整的阶段。“乱世出英雄”原理也存在于此。英雄和先知的出现会给人带来出乎寻常的启示和光明，但这种启示和光明也存在时间效果，如果卡利斯马人物不能够提供持续有效证明他有卡利斯马特质，如果不能证明，他就会失去超凡身份。为维持这种特殊身份，人们就可能借助巫术、仪式等手段来证明、发现新的超凡特质证据或发现新的卡利斯马人物。乱世不会一直乱下去，超凡终会归为平凡。失去动荡条件和灵光乍现的权力，注定会走向通过巫术技术、仪式规范的定型，向传统型统治转变。激情、动荡是不适合理性的、常规的、持续的、有组织的经济要素存在，因此韦伯认为卡利斯马型权力支配对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更多的是阻碍。

（2）传统型权力来源于习俗、习惯的规范，意味着对惯例的服从和遵循。家父长制是传统型权力支配的典型，部落酋长、长老统治等权力支配形式都属于人们依赖旧有的习俗、规则控制自己的和他人的行动。依据血缘、地缘标准的传统共同体处于一个权力形式规则定型与固化阶段，人们臣服于传统，受命于习惯。传统权力的更替方式在早期社会主要是有神的授意、个人迸发特殊的英雄气质而夺权、部落举荐和禅让，但权力的非理性调整给社会带来的混乱逐渐推动世袭制度的出现。传统型共同体内部以权力的单项集中以及固化倾向催生一种家庭共产主义共同体，共同体内由家父长全权安排家庭家族内的经济分配。家庭内部的团结对外界就是排斥和对抗，家庭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生活对家庭外部的经济交流形成阻碍，家庭成员对家父长权威的绝对遵从，非理性情感和思维占据主导，亦不利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3）法制型支配是按照成文法律规范形成社会成员相对平等的约束类型，是现代理性发展公权力的制度形式。法制型支配（法理型支配）以组织性、条文形、有迹可循为主要特征。当然，成文法当中也存在传统的习惯法的痕迹，但以法理型为主要支配类型的社会对权力作用机制进行约束，增加条件，附加严格的程序。条文主义很明显会滋生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来源于对传统或现有固定规范的绝对遵从，形式主义的固化特征却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权力相关主体表达自己的机会。

不能说三种支配类型是独立并行的，有时存在多种支配类型，而对他们的区分标准也参考在权力相关主体发生行动过程当中表现得主要支配权威要素，是归于超凡特质，传统惯例，或者是现代法理规范。这是韦伯对支配类型得系统分类和概念阐述，根据我对后来的福柯对权力阐述的理解可能存在宏观育和中观运用与微观探索运用之间的理论渊源。
（截至10月18）
现在整体去读《经济与社会》的第一、二卷看到的内容就会有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看的社会行动、宗教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再到这里的法律社会学，一块块看起来分开的社会学命题，好像汇集到一起之后，又是韦伯思想体系当中骨肉相连的身体部位，缺一不可。

4.法律社会学
（1）法律概念及其工具性本质

讲法律社会学，韦伯先从实体法的诸领域开始铺开。首先区别了公法和私法，公法指的是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面向公众群体，通常由被社会成员认同的国家权威机构或司法部门控制法律的制定、实施、修改和监督等各个过程；相较于公法更大范围的普适性，私法往往出现在传统社会结构和权力支配关系下的惩罚和规训，并且在有着相同身份特质或利益牵绊的群体内部产生效果。公法和司法都会包含授权法和规章制度这两种结构，授权法确立法律下主体权利被保障的范围。法律作为权力支配的工具，也意味着所有的法律都会被纳入“行政”范畴，成为统治的组成部分。而“统治”和“行政”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别，我们会把行政划归成在国家层面的公共部分和行政内部层面的秩序安排。早期的行政和统治形式主要有家长权力、家庭内部权威的行政专制。

其次，韦伯又分别论述刑法和私法的区别。法律虽然以人们的生活情景预设某种不被认可行为发生之后的惩罚或某些行为预先禁止，但法律的本质仍旧是人们社会行动的一种工具，意味着人们往往只有在自己权利需要维护的时候才会想起法律，而惩罚和报复也都只是权利的选择和后果。当侵权和犯罪行为被置于公开性的、程序性的诉讼时，法律的理性化就会得到强化。刑法的原始形式是在家庭政治边界之外，特别是在个人行为危及邻里、亲属或者政治群体联合体的所有成员，这种状况下才会发展起来。而刑法的出现最大程度上促进了实体法的发展。实体法的最大特征就是法律对象是更广泛的大众，并且严格按照确定好的程序和诉讼制度完成相关判决。法律判决本质上是人们在法律先知、习俗惯例、集体理性共识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处理物之间、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决疑术，是人们发明出来的一种权力工具。既然是一种权力工具，法律必定会伴随着权力之下的特权和支配机制存在。特权就意味着不平等，意味着掌握权力的一方和受权力压迫的一方之间的对立。如何认识和利用这种权力工具对人的关系和社会运行进行合理安排，是法律思想的重要命题。法权集中时会产生制专政，通过分权来达到对权力的直阅和限制，增加法律的主体参与，有助于减少法律成为私人支配的独一工具，推动发展公法，也就是孟德斯鸠认为的“把国家作为理性组织起来的制度观念下指导的权力分立才会导致公法理论”。

（2）权利形式与法律规则的创设

权利是由法律命题的逻辑范畴对自由和权力的安排，最常见的实现形式就是契约自由。契约精神某种程度上是法律体系整体化进程的滥觞，契约自由发展到最高阶段会呈现出强制性的国家联合体，以国家作为权力中心机器，通过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保障一个人的权利和权益更多的确定性。确定性规则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型、激情型专制统治，但也一定程度上发展出了另一种围绕契约规则自由的“身份契约”和“目的契约”，可能会产生契约相关人对遵守契约的行动过程及其结果的垄断。在无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下，交易依赖法律本身的规定性和禁止性命题，禁忌和隔离是为了保持宗教纯洁性和个人身份资格，“交易合法”也只出现在禁忌制度下规定的文化场景。而在市场发展下的交易会要求私法和现代实体法的建设和完善。市场社会尤为在意契约，甚至可以把“市场社会”称为“契约社会”。个人身份权、继承权，即“身份契约”是并不是契约社会的主要特征，反而是在非市场社会中具有浓重的巫术色彩、超凡魅力特征以及神性概念的“誓约”系统的原始形态。契约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目的契约”，人们往往因为具有共同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目标而立下契约，并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共同行动。为增加契约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往前发展的契约社会会出现新的契约形式——“货币契约”，货币契约促进合法交易消除巫术和圣市因素和法律的世俗化，相伴而生地强化了“债”权以货币衡量的量化形式制度。总的来讲，契约的制定和形式创新都体现了实现权利的努力，契约作为一种保护权利的工具最终以法律规则的创设实施发挥作用。

作为一种拥有国家强制力以保护人的权利的工具，既要保证法律规则的权威地位，又要对这种权威力量进行约束和控制，这就会出现普通法和特殊法、形式法和实质法优先性的讨论，并且为了更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理性工具的客观性，联合体契约发明出“法律人格”地概念，这种法律人格/法人技术在公司、慈善机构、募捐机构、监察官对法人权力地裁决等方面领域的运用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成熟完善的技术性手段，在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制度的国家概念得到更广泛更深刻地运用。

（3）法律的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

法律的理性化具有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形式理性注重法律规则运用过程的程序准确性，也因此经常会依据惯例和成文法法则进行事实判定，认为要严格遵守法律条文规定和程序要求，这样才能维护法律权威和保护诉讼相关人员的权利。实质理性则强调权利保护的切实有效性和客观事实的裁断，反对固化的程序遵循和绝对权威。这两种理性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独立存在的。早期法律的更新变化动因大概是从习惯法理论解释的不足以及人们相信事实上的新局面实际上并不代表任何关系到法律评估的新要素开始。法律实施的外部条件变化以及人产生新的行为路线就会导致创设新的法律规则以确定人们产生新的共识性认识。

法理型权威还未占权利支配地位时，传统社会的决疑制度主要有氏族惯例、复仇使命和血脉相连、神与巫术性质的工具以及法属人制度（家父长制权威）。无论是上面的任一一种决疑制度，都会走向定型，即确定制度实施的条件和程序，沦为司法机关、商企业家的工具。更有部分人会自觉地、理性地适应司法机关地预期反应将自己训练成法律专家、法官、律师，使法律成为一种经验式地“技艺”训练。由于权利支配的惯性优势，掌握这种法律“技艺”的往往是显贵、由商转政/法人群，并且这些人群会持续影响法律思想的类型，甚至形成垄断，学院式法律训练就是这种“技艺”垄断的典型。显贵对身份特权的巩固促使他们一再强调法律形式合理性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的经验训练正好就是符合了这种权威垄断的条件。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法律就绝对不变了，法律内部仍然还是存在着理智主义的需要，要求通过变革法律或调整法律形式规则以实现法律实质合理性，如现有的陪审团制度、法官的定期换选。但从根本上讲，法律的形式合法化和实质合法化的内驱动力与律法本身无关，而是与形式和实质的宗旨密切相关，是属于功利主义性质的。真正非功利性质的法律追求只在自然法中辩证地出现。
（截至10月24）

5.政治社会学
韦伯有关政治的概念和观点在《经济与社会》中一直都有体现，更何况社会中的学术命题要素本来就很难分开说哪个和哪个是必然没有关系的，单独拿出来建立一个理想模式论述这个社会学命题的纯粹类型只是希望能够把这一个领域的概念和特征阐述的更明晰。在第二卷下册，韦伯终于开始单拎社会学当中的政治命题加以论述。

（1）政治与政治共同体

广义的政治概念是指在社会关系中一方运用物理暴力或非物理权威对另一方产生压迫和支配的统治现象，可以发生在微观层面的家庭、朋辈等二人及二人以上的关系中，也可以出现在宏观的氏族、部落、组织、机构和国家关系当中对领土和领土资源的争夺。微观政治权力的运转机制更贴近目标与手段工具的关系范畴，即个体运用权力工具实现某一任务目标。当社会中有一定数量的群体有着相同的目标并且共同借助已经准备就绪的物理暴力进行社会行动，使一定的“领土”及领土内的人员的行为服从有序支配时，我们把这些群体称为政治共同体或政治联合体。世界上任何时候的任何东西大概率都有可能成为某种政治联合体的社会行动目标，资源的占有和争夺战争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这种社会行动通常开始于生存、激情追求资源或增加社会声望名誉，共同体在竞争中的合作慢慢地会形成一种集体记忆，并且逐渐发展成为日常生活中理性决疑秩序的可能性和传统权威正当性共识的圭阜。政治联合体总是由初级阶段的暴力社会行动产生，并且在这一阶段武士阶层的荣誉和身份地位发展机会和优势尤为高涨。当然，过去武士荣誉作为增加身份声望和社会阶层流动的工具，往往会被占有武器、补给和信息知识的有产者控制，并且无产者会在近现代社会中有产者财富持续积累机制业已成熟并且将享受、炫耀闲适生活时被迫承担兵役、军事征战的责任。政治联合体发展成熟之后会以巨大的权力声望活跃在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当中，并以“大国”作为政治实体存在。

（2）政治共同体的实体存在和巩固：大国与帝国资本主义

大国存在的关键在于拥有取得战争胜利的武器和人员等物理暴力优势，这些优势在国内经济发展和与国外经济交流当中都有着独特的表现和特征。战争对个人行动目的动机可能有经济关切、声望追求，而现代尤以经济财富的增加作为个体和国家间的互动往来驱动力。大国会设置关税贸易壁垒控制出口贸易，加强对出口支配地位的占有权来巩固自己的经济优势和在大型战争中垄断战争物资生产供应厂和与其他国家签订军火合同，这也是帝国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为什么战争会一直存在？除了集体意志的使命感和激情影响，无产者大众由于自身除了生命之外已无可以损失的顾虑会增加他们对战争机会主义的认同进而义无反顾投入战争当中。无论是因为语言、地域、血统还是同样的政治追求形成的具有群体团结感的民族都有可能是原始对权力声望的共同追求逐渐转化而来的，并且民族会继续保持对民族英雄的推崇和塑造，增加民族内部成员的文化使命感。

（3）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阶级、身份、政党

早期的政治实体对外功能和形象表现为大国影响和帝国主义战争与贸易往来，政治共同体内部则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和传统因素影响的权力和身份秩序所表现的阶级、身份、政党形成的权力分配结构。身份秩序是在一个共同体中参与社会荣誉分配的典型群体之间形成的一种社会荣誉分配方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表现为商品货物占有、教育文化程度等。典型的身份秩序就是阶级。阶级指的是许多人生存机遇中有一种特定的因果成分，这种成分仅仅表现为占用货物或收入机会时的经济利益，就此而言，它是在商品市场或劳动力条件下得到体现的。不同的商品占有或收入机会决定的受益差别也遵循了边际效用法则，围绕有产者中心获利群向外逐渐递减，无产者被排斥在外，阶级分化逐渐形成。有产者面对生存和发展需要，除了自由而别无所有，甚至可能会背负有产者的债务，由债务矛盾冲突引发连续的阶级斗争日剧。无产者因为生活机遇的反差而发起的断断续续的无理性抗议行动发泄愤怒或征求最低限度的权利保护，但在国家和社会权力结构的稳定和维护中，他们永远是站在没有武器的一方。

无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其本质都是一种任何由某种特殊的社会评价，无论是对荣誉的评论正负与否所决定的典型人生要素所形成的身份状况。无产者希望改变自己作为资源弱势方的身份状况，而有产者竭尽全力保持、加固和继续积累自己的优势身份状况，以继续达到对财产、教育、机会、观念、信息的优先权和垄断。想要保持身份状况的差别，就必须建立严格的身份秩序制度，以生活方式、法律宗教垄断、教育优先、机会优先、财产倾斜等手段实现身份秩序的分层和固化。这种身份特权往往深入人心并渗透到社会文化观念和制度，现有的人种隔离和种姓制度源头也随处可见当中的身份秩序。韦伯甚至说“生活中的所有格式化要么起源于身份群体，要么至少也得到了它们的保护。”身份群体可以说是把社会差别放到最大。相较于处于经济秩序中的阶级问题，身份群体是处于社会秩序当中，即身份群体是在社会荣誉分配领域当中。

目前最常见的对内的政治权力实体存在形式主要是政党。政党取向的社会行动始终与联合体密切相关，也就是与联合体（社会）中主要的组成成员密切相关，以工人、农民或小资产阶级。政党领袖通常都要争取支配结构的青睐。如果一个联合体是传统型君主专制统治，那么政党领袖很有可能就是郡王的近臣或首席官；如果一个联合体是法理型权力结构，要求政党领袖要有对联合体的法律、规章运用的能力；卡利斯马型权力支配基于非日常状态的超凡魅力，政党领袖要么就是拥有超凡魅力特征的英雄，要么就是能够推动证明卡利斯马特征的巫师或者长老。但无论如何，政党存在的目的都是影响现存的政治实体。

6.理性支配结构和非理性支配结构
在韦伯论述的三种具有正当性支配中，法理型支配可以说是根据目的-手段原则运作权力结构的最理性的类型了。这种理性的支配类型以规则为导向，按照严格的程序和范围行使权力。理性的官僚制普遍存在我们当前已然“祛魅”的时代，以理性的规则和契约精神支撑国家大机器和社会整体有序状态，但要知道，理性的官僚制是出现在非理性意义的家长制、家产制和封建制这些权力支配结构之后的，要深刻了解官僚制何以在现代资本社会中成为可能甚至必须，就需要稍微了解理性的现代的之前的社会权力结构状况。

1.个人意志决断下的权力结构：家长制

忠诚是家长制服从的基础。这种忠诚往往来源最原始的、最基础的依附关系，如婴儿无法独立生存而依附于父母，女性因分工差异或无法获得依靠高强度的武力猎食而依附于男性，奴隶缺少基本生存资源或工具而依附于奴隶主。从中可以知道在家长制支配中，权力双方是不平等的，被支配者对支配者忠诚、信仰和服从求取生存，支配者又利用这种不平等继续强化自己的权威控制和安排，通过传统和惯例实现规则定型。结果就会导致支配者不断强调自己作为权威的那一方具有的显贵和特权，发展到对财产、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而出人头地的权威荣誉垄断，形成传统权威的一种重要形式：显贵支配。更重要的是，家长制支配的纯粹形式是没有法律界限的，作为一种以忠诚、服从、信仰这样一种个人意志支配结构，讲求证据、事实和有自我权利意识的法律很难介入家长制权力支配结构中。

2.家长制支配结构的延伸：家产制

由于绝对的优势或资源占有决定了家长制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基础会随着被支配者通过工作和劳动减少绝对的依附而减弱，当然，传统力量会极大地发挥其对家长制权威者的神圣化，即习俗对依附关系、忠诚以及孝道的强化依旧会保持主宰者对个体依附者拥有的无限权力。但是，主宰者在群体面前就发挥不了无限权力，主宰者可以对个体实行全面控制，但被支配的个体集合起来，特别是通过劳动合作形成的连结会逐渐冲破主宰者无所不能的观念。主宰者有多个追随者时也会选择分权，从身边的奴隶、近侍挑选权力代理人，由此制造了特权群体。

家产制就是在家长制逐渐由传统习俗发挥强化作用以及主宰者面对群体是选择对部分群体放权时产生的一种非理性制度，这种制度除了忠诚、信仰外，还增加了身份名望和荣誉保持作为权力支配以及管理的基础。家长制见于家庭、部落、氏族共同体，以原始共产主义为主要特征。而进一步发展的家产制主要是为了满足早期氏族扩张领土扩大后对土地、人口控制、军事配给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由最高主宰者对极少数人给予属地和实行君主采邑的制度，主要见于国家、藩王等层面。居此可知家产制支配主要发源于军事扩张的需要以及战后对战利品分配和管理的结果。主宰者从家产成员、采邑农民则属于家产制军队，从自由家产外但缺乏生存条件的人员、外来人等征兵，则属于非家产制军队。非家产制军队士兵来源对主宰者的绝对信仰和依附程度相对较低，主要以借助战争获得经济或社会什么名誉为目标，更容易形成职业化的军事人员，也会出现雇佣兵性质那样的军队。家产制统治者的成功主要依赖军事权力、宗教影响下的模式与作用权力以及个人魅力的权力结构。

简单来说，家产制源自家长制中支配者的放权，但如何放权，放多少权，权限多少，都会成为最高主宰者与特权群体的对抗潜在种子。家产制国家的统治者会设置游走于中央与地方驻地之间的巡察使，也会任用非出身于社会特权阶层的官员，甚至是外国人来减少身份特权的固化，并且使各个行政区的官员并列，如设置行省长官和军事长官并列这样的权力制衡机制。韦伯把中国和埃及的家产制和封建制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归为古代需要大规模工程劳动力参与的水利系统调节的基础上，也认为中国传统的科举制所形成的教育选拔标准也不是以技术和社会问题任务为标准，而是检验参与科举人员的教养，即是不是一个君子，而不在意他们是不是一个具有专业素养的人。中国古代行政以君主意志控制的”粗放“性质和技术上的落后性。因为家产制下权力的获得和晋升标准就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服从、信仰和对特权身份的努力获得。在这样一个权力获取标准下，西方产生了英国绅士文化、希腊罗马圣斗士精神，东方中国儒学文人推崇、日本封建骑士精神这样的家产制身份荣誉文化制度。

3.家产制的边缘情况：封建制

西方封建制是家产制的一种边缘情况，它倾向于把领主和封臣的关系常规并固定下来。封建的一个决定要素就是封主和封臣的藩属关系。封建关系类型主要有（1）以屯田、戍边的士兵和承担封建军事的农民为主的 ”公益性派捐“封建制，（2）以依附关系和荣宠为主的”家产制“封建制，①以军事性质为主的”采邑“封建制，②以奴隶、家臣为主的“什从”封建制，③以地域、血缘作为亲兵的世袭庇护队为主的部落封建制，（3）“自由”封建制，又有①依赖个人忠诚的“封臣”封建制、②依赖被授予的采邑权利和税收权利的“俸禄”封建制、③西方个人忠诚和封地相结合的“藩属”封建制和④以地域身份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支配“封建制。

封建制的维系仍然依赖于对主要统治者的忠诚，统治者也需要设置实物供给、俸禄制、薪资等俸饷制。封建制可以层层分封，对封建制权力划分逐渐具体化，即将最高统治权力分解为众多具体的权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效忠关系也越来越定型化和商业化。

4.非理性权力支配结构走向理性：官僚制

官僚制就是在家长制、家产制、封建制这样非理性权力支配结构逐渐更迭、发展、定型后出现的理性权力支配结构。官僚制以就事论事为主要特征，专业性强，权力人员职业化，从原先的实质正义原则对大众的征服再以形式正义手段实现社会相对平等的扯平。官僚制是对目的和手段的权衡，是对实现权力支配的工具利用的考量，似乎一切社会行动事实都可以成为一种理性的、职业的、专门的工具，如军队官僚化的职业军人和雇佣军，大学学术教育的技术专家和专门知识学者等。当然，从技术上看，官僚制和官僚组织本质上也只是一种权力工具，可见于企业人员管理、教育专业化与职业考试，也可以直接见于政治权力实体形式的国家官员选拔当中。

现代官僚制中的官职权利有明显界限；职务有明显且严格的上下级隶属体系；现代官职管理也要严格以书面文档的形式存在和证明行政事实和过程；官职的专职管理也要以某个专业化领域的训练为前提；官职要全力尽责完成职业任务，对官职的管理遵循普遍、详尽、书面原则。

最后一点，是货币经济是官僚制度实质促进的动力。货币经济注重对量的技术把握和运用，这极大促进了官僚制内的职位管理和晋升制度。

8.城市社会学（非正当性支配）
能让一个命令得到服从的概率叫做支配，支配者拥有一种控制或者决定被支配者行为模式甚至思维方式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在早期传统社会表现为超凡魅力的那种超经验性的权威或者是传统习俗惯例的那种经验性权威。但是在近现代社会，权威型支配会随着民主和自由相关的社会制度深受怀疑和挑战。但社会存在的状态永远不会出现绝对的平等，支配不会随着庄园的衰落、封建的终结或采邑制的消灭而消失，传统型的人身依附与明显的奴役控制不再是支配的主要形式，人身自由但要全权为个人的身份状况、商品经济拥有以及社会声望的建立等因素负责这样一种支配机制，乍一看没有了权威正当性支配的压迫，但作为存在着的个体却没有真正实现摆脱控制机制的命运。这种没有了权威力量的非正当性支配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权威的衰落和个人价值的崛起形成和发展的。城市是一个很好解释这种非正当性支配机制的产生和发展的。

（1）城市的源起：共同体的功能分化

城市是在一定数量的人类共同体决定在某一片区域定居并作为自己生产生活和文化继承载体之后形成的，通常会有明确的城市领土界限和其他共同体加以区分。早期城市出现的可能是为部落寻找一个安全稳定适合共同体发展的区域范围，有着明显的安全防护和军事扩张的功能，这个时期的城市也尤其注重城市领土范围的划定和争夺，城市边缘也长期处于一个紧张而混乱的局势。城市边缘的戍守驻防就是为了城市内部的共同体成员安全稳定的进行生产和开展共同体制度建设，当然，这一秩序建立进程的推进主要还是掌握在共同体核心领袖和主要权力支配结构人物手中。当一座城市征服另一座城市或城市之间达成某种不战协定，城市的军事功能会随着城市之间的合并和协作而逐渐衰退，城市的功能也会呈现其他状况。当然，在不同的划分标准之下，城市是可以分为众多的类型的，但从城市主体——共同体的对城市建立初衷或后期社会活动所展现的主要功能看来，韦伯将城市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消费性城市”“生产性城市”以及”商业城市“。

消费性城市可以说是由整个功能体的主要权力主体活动的场所，是社会食利阶层的主要生活区，也可以说是就是贵族圈或王城的核心区。在这种城市里的建筑极为富贵精致，既要体现权力中心的荣耀又要体现掌握中心权力的贵族们的奢侈身份。因为作为不用劳动，仅仅坐食他们现有的家产带来的巨大利益就能够实现别人都达不到的物质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的阶层是不需要思考在他们生活的城市是需要生产或进行多余的其他功能的活动的。各国的首都、省会城市世家大族等等都活跃在消费性城市当中。

生产性城市主要靠向外输出产品为主要功能。这种生产可能是农业作物那种支撑本城市和其他城市基本生存条件的粮食、布料，也可能是近现代工业加工产品那种改变人们生产生活的器械、工具。生产性城市主体成员往往是整个社会共同体中较为底层的阶层，他们需要通过自身的劳动和时间创造物质资料和技术工具。

商业城市是有别于生产性城市和消费性城市的另一种城市功能类型。商业城市不需要像生产性城市那样依赖城市居民的劳动和时间付出，也达不到消费性城市那样依靠家产和原有的资本坐食其利，它更像一个货物中转区，将生产性城市输出的产品运输、转卖给消费性城市，以获取其中的价格差利润作为自己城市的中心功能，这样的城市出现在往往以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港口、隘口、两个城市之间的结构城市。

（2）市民的崛起：城市主体的身份确立

城市的权力中心毫无疑问依旧会落在城市权力结构中心的群体手中，这些群体要么是旧社会贵族身份优势的继续延伸，要么就是依靠自身占有的商品优势获得话语权。但无论权力在谁的手中，占据社会主要层级的还是市民阶层。但从纵向来看，市民阶级通常是处在整个阶层结构的中间层，上有王政贵族顶层或消失的阶层，下有奴隶底层失去自由的阶层。同样的，阶层的流动具有双向性，也就是说上层的竞争、互斥会挤压一部分贵族群体脱离原有的上层圈，当贵族不得不依靠自身时间投入和劳动维系生活，不能避世，很大可能就会流入中层阶层。底层奴隶在现代制度与人文理念发展进程中，豢养奴隶的巨额成本会让奴隶主考虑如何控制奴隶的数量，我们必须意识到奴隶获得自由存在一个现实性的奴隶主陷阱：奴隶主意识到只把奴隶作为生产和服务的工具，结果只会消耗手里的原料和资源，给予奴隶自由并推动他们成为消费者，让自己所占有的生产原料与工具既能产出结果，又能实现产品销售，自己坐收利益。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群体也就是新的市民阶层。市民是自由的，新思想也告诉市民们自己的生活是可以创造的，金钱货币他们是可以获得的，身份名望他们也是可以积累的，只是需要一些努力。现实情况在于，他们所想要获得商品生产资料与工具仍然在他们过去的主人身上，同样的，除了自由他们一无所有。自主活着需要出卖自己的自由，实现更多成就更需要出卖自己的自由。过去的支配者把自由还给了市民，但市民要为自己的基本自由和更高层次的自由付出更多的代价和努力。整个城市最忙碌最活跃的群体在整个社会大机器里面运转着。

9.身份群体与特权垄断（韦伯小结）
思觉从九月份入学到上周专业实务培训开始之前，接触韦伯作品已经有小三个月。从第一本的《学术与政治》到最后一本的《经济与社会》完全结束，纠结茫然与清明豁然同时在心绪里夹杂，该对这位德国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文化人的探索历程进行一次小结，整理好状态去认识下一个朋友。所有行动对于行动者来说都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是可以构建意义的。个体行动和社会行动都背负着具有情感色彩为主或工具色彩为主的旨趣意志，现今我想对接触韦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进行一场总结，又被大脑的空白和无力感攫住，开始怀疑大片时间在读书室上的坐磨是真的让韦伯流淌在我的思维空间里了吗。追回到掠过了的孟德斯鸠、孔德、马克思、涂尔干，我可以挺骄傲地说自己好像都度过了他们大部分存留在世的文本稿件，但也绝不怀疑如果要让我说出个一二三那肯定是一种让人磕巴心酸的考验。如何又如何呢，月底已至，总要上交点什么东西。好了，还是继续假装自己读有所成吧。

无数的可能性存在都因为世间的所有物质材料、情感状态、人际关系都是可调整的。动物、植物、人作为一种客观物质实体存在，会因为自身运作规律或者外界条件刺激发生改变，进行调整，脱离先验震惊的蒙昧之后具有思维意识的人类会逐渐总结这种运作规律和条件刺激，让这种原始无意识的调整变化成为可控制可操作的工具。情感作为十分微妙的元素流动在有生命的物质身上，让独立的个体之间产生联系的倾向。起初这种情感可能来自同伴狩猎时的合作依赖和对猛兽或对手的恐惧，并且打败猛兽或对手之后，个体原先的恐惧就会转变成胜利的骄傲。情感流转存在于情感相关主体的权力关系变化，在权力弱势的那一方必然会产生恐惧、臣服、不甘，正如权力强势的一方会有着掌控、支配、荣誉这样的情感，并且权力强势会竭尽全力维持这样的优势地位。进一步讲，在任何可以调整性关系当中，弱势一方总在极力地促进这种调整，强势一方则希望将这种关系稳定固定下来，二者之间地对立关系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二人关系当中的调整往往是很常见的，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调整会因为同类群体的连结粘性而变得不那么容易，群体身份会给个体身份的维持增加力量，给予个体身份安全感。

（1）身份群体与价值归属

承认自己属于某一类群体，就相当于将自己划归为该类群体价值规范内，自我类属既是个体识别相同身份并组成共同体的过程，也是共同体确定、维护和扩张成员数量与价值范围的方式。类属之后的个体还需要继续保持自身符合共同体价值要求的特质条件。当然，也有血缘继承那样不需要价值决疑就可以识别共同体成员就可以形成共产主义家庭共同体，但除却这种情况，其他类型的共同体可能就需要个体努力来保持这种身份群体归属资格。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阶级共同体会尽量让商品货物在共同体可控制范围内流动使用，对于达不到这些群体最低限度的货币拥有量的其他阶级是接触不到这些商品货物的。以某种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共同体会通过成员日常的行为、语言、文本、思想和情感表现来确认群体类属，宗教共同体就是典型的需要通过信教徒的虔诚祈祷、援引教主圣言或圣经，特别是我们所熟识的那种圣餐仪式，同食活动意味着成员间有着类似血缘共同体那样的兄弟联系，节日庆典也是唤起人们心中共同情感的有效工具。

自我类属之后，同类个体意味着被接纳，而非本类的客体则会被排斥。在被接纳的整个身份识别系统中，具体化、日常化、条目化能让身份界限更加清晰，这与韦伯在论述非理性支配结构向理性支配结构转变时出现官僚制度和科层管理原理本质上是一样的道理，都是需要严格的日常规则约束个体行为活动。比如法国乡绅骑士、日本武士、中国旧时的绅士等等这样的文化价值共同体就是一种主要依靠日常行为约束与社会文化声望积累与延续保持的身份制度，虽受制与所在身份共同体，但又绝不能忽视个体在这中身份共同体制度下收到的特权和保护。小规模群体间提供的便利已然不论，继续延伸形成阶层固化和阶级差异甚至在国家和民族层面的保护和冲突都会因为这样一种关系调整与识别制度而客观存在。



（2）回顾：其他学者对身份群体的溯源

最开始接触的孟德斯鸠处在一个社会基础调整剧烈的时代，宗教信仰危机和政权变动危机让社会关系的调整有着无数的可能，孟老不得不思考，急剧变化的社会结构对平等的接纳程度有多少？除去旧时个人意志或荣耀上帝那样的君主制和立宪制，合议制政权结构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根据这样一种思想，我们也许可以延伸孟老如果在身份群体调整议题上的制衡和牵制的主张，也就是我们应该承认不同属类共同体的存在，并允许这样的权力主体差别之间的平衡存在，让这些权力可以相互制约达成结构稳定。孟老作为古罗马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对罗马如何能在世界战争史上成为神话很有研究，在论述罗马盛衰的原因，孟老就谈到了古罗马军队士兵除了拥有不断改良的武器工具，还需要在日常训练体格和学习军事策略，维持任何一种荣誉秩序都是需要依靠相应的条件制度。

根据孔德对人类社会意识发展要经过蒙昧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这三阶段的思想来看，身份群体制度可以说是经过人类生活实践积累形成的一种经验事实，在蒙昧时期的无意识到形而上学时期的抽象模糊再到实证主义时期的具体制度呈现，身份群体应该被定义为一种可以通过逻辑推演、条件操作和实践认证而检验出来的社会事实。

再到涂尔干，涂尔干在其《原始分类》里边就阐明了自己对这种价值取向分类的观点，认为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是没有这样的分类意识的，个体独立于集体但又存在于集体这样的存在是客观存在之后才会有这样的价值意识分类。分类的源头可能是一种宗教禁忌制度，一种保持敬畏、自身纯洁或远离污秽的塔布。涂尔干在诸多作品都表现出了他对集体意识和社会整合的努力，那么，但看身份群体对共同的团结功能，涂尔干无疑是不会对这种制度进行过多指责的。身份群体的内聚力就是可以作为一种集体意识材料，个体在身份群体文化秩序下是应该遵循这种整合的。

如果说孟德斯鸠、孔德和涂尔干对身份群体制度是一种包容的态度，那我们所熟识的马克思必然就是他们的对立面了。相对于身份群体的包容和改良倾向，马克思认为一切的身份特权都会导致经济剥削和阶级压迫，经济剥削和阶级压迫又必定会强化身份群体特权，身份资本会同经济资本积累一样形成权力不平等的闭环，要想打破这样的闭环，就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身份群体特权，支持劳动的工人阶级追求共产主义社会。消失在群体身份的个体是没有个性的，没有自由的，真正的社会和谐应该是所有禁锢都消失之后的个人实现自由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