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8.22-10.27
《共同体与社会》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心灵自我与社会》
《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
《戏剧、场景及隐喻》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礼物》
《社会冲突的功能》
《现代社会冲突》
《权力精英》
《有闲阶级论》
《白领》
《街角社会》

读书汇报1

一、阶层的社会现状
    首先以权力精英、白领、街角青年为三个阶层的代表，描述他们的社会现状。
（一）顶层权力精英
1.什么是权力精英
    权力精英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超越普通人所处的普通环境，也可以使他们做出具有重要后果的决定。这些人在关键位置上的存在使得他们的行为本身比最终的决策结果更具影响力。因为他们主宰现代社会的主要等级制度和组织结构。他们支配着大公司，操纵着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特权，掌握军权，占据着社会结构的战略要津，所有这一切集中了他们所享有的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各种有效手段。
    权力精英如何形成？有赖于（1）职业党派政治家滑落到权力中层；（2）至高无上的地方利益的半组织化的僵持导致立法功能衰落；（3）形成政治中立的文职人员的实质上的缺乏，与政治相关的智囊与行政技能的受托；（4）在不利于公众，甚至未经国会讨论的重大决策制定背后的越来越多的官方秘密。
2.三类权力精英的团结与一体化
    在经济、政治和军事这三个领域的巅峰上，形成了一个由这些精英所组成的上层圈子。在经济的最上层，在公司富豪，是行政长官；在政治秩序的顶层，是政治领袖；在军事机构的顶端，是围绕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方高层周围的身兼军职的政治精英。鉴于这三大领域彼此间的渗透融合，鉴于决策在结果上趋向于追求整体，三种权力的掌门人，军界领袖，企业行政长官，政治董事，倾向于齐心协力，共同组成美国的权力精英。由此，高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都要团结与强大。美国现代社会的顶层日益一体化，并常常进行看似随意的合作：在顶层，已出现了权力精英。根据自身利益需要而不是整体美国公民的利益来处理国家重大事务和进行各种决策。三类精英（经济、政治、军事）是互相牵制和互相联结的。各领域之间利益相符，决策的结果是统一的。
3.权力结构的变化
    美国权力结构的变化总体来说以政治、经济、军事秩序的相关位置的制度变迁而变迁，总体分为五个时代：第一个阶段，美国革命后的权力结构是以知识精英主导，直到19世纪上半期，各阶级整合，松散的集团已结合的非常紧密；再到美国内战，经济部门权力结构开始集中，经济是很有活力的，军界从属于政治和经济，而政治又受到资本家控制；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政治权力开始集中，政府干预经济，商业的力量还没被取代，但它受到了争夺与增补，成为权力结构中一支重要的力量，这一结构主要是由政治人物，而不是经济或军事的人运行；等到了二战，战争促使军事权力集中；最后，战后至今，权力精英的形式与意义只能在这三种结构趋势上达到一致时被理解：私人公司的军事资本主义，存在于一个削弱了的、包含着一个在观点和举止上已非常政治化的军界的形式民主体系内。因此，在这一结构的顶层，权力精英已被那些控制了主要生产方式和那些控制了新加强的暴力手段的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所形塑。职业政治家的衰落和公司主管们及职业军界领袖的明确的政治指挥的兴起。真正的独立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技术完善的行政部门的缺席。
4.生活现状：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
    上层阶级所呈现的基本特点就是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一是明显有闲，凡勃伦认为，“有闲”并不是懒惰或清静无为，而是指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这是因为，首先，有闲阶级认为生产工作是不值得去做的，对它抱轻视态度。其次，“有闲”能够证明一个人的金钱力量，可以让他安闲度日、衣食无忧。最后，有闲阶级之所以不愿意参加劳动，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心理和劳动阶级的心理不同。在习惯的道德标准支配下，他们把参加劳动看成有损体面的事情，因而只从事一些没有实际作用的脑力劳动，如学习礼仪、讲求修养等，同时认为享有一定程度的闲暇、避免生产性工作乃是社会地位和金钱的象征。二是明显消费。有闲阶级是和财产所有权同时出现的。在财产私有制出现以后，财产就成为证明人占有优势地位的依据，是人取得荣誉和博得尊敬的基础，是人满足虚荣心与自尊心的必要手段，由此人与人之间便产生了占有商品的“竞赛”。也就是说，在私有产权制度下，金钱财富成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因此有闲阶级在生活中处处显示金钱。为了显示自己的优越，有闲阶级对日常用品的使用远远超过维持生活和保持健康所需求的数量，对钱财的消耗呈现出浪费性的消费，这一现象被称之为“明显消费”或“明显浪费”。然而，个人的奢侈消费是有限的，因此围绕有闲阶级出现了一批不从事生产活动的群体，如主妇、仆人和门客等，他们充当"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这个群体的存在不仅扩大了主人的社会荣誉，也更加凸显了有闲阶级的财富。随着攀比心理的增强，有些人甚至通过浪费来炫耀财富。这两种状态都与“浪费”相关，前者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后者是财物的浪费。因此，“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形成了“炫耀性消费”这个概念的基础。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展示了他们的消费水平远高于简单的生存需求，还表明消费品必须经过社会认可的文化标准。通过浪费和挥霍，他们证实着自己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如参加礼仪活动），还是消费奢侈品（如居住在豪宅中），其最终目的是攀比财富和赢得声望。同时，有闲阶级也将这种炫耀性消费的观念传递给下层阶级，引领他们追逐金钱文化的风潮，并通过休闲、消费、礼仪等方式彰显自身的身份和地位，如米尔斯说权力中层的职业政治家们，使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炫耀，却永远无法满足他们的虚荣。
（二）中层白领
    米尔斯就白领的含义、出现的原因、影响、人员构成、阶级属性、生活方式及其政治态度展开论述。首先什么是中产阶级？根据社会经济将发展情况，在收入、受教育、生活品质的统计指标上排在中间的那群人就是中产阶级。白领出现的原因？首先，两种中产阶级，一种是老式中产阶级，一种是新中产阶级，以小农场主、小企业主为代表的人群，构成了老式中产阶级的主体。他们拥有自己的财产和土地等生产资料，伴随着自由市场经济而来的，工农业生产和资本流动越来越集中。在大农场主、大企业家、大金融家面前，老式中产阶级的小农场、小作坊、小商铺、小企业等等，纷纷被兼并收购。他们不再拥有自己的产业，身份也就从小业主转变为了雇员。正是这种基本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了一个崭新阶层的出现，米尔斯把这个崭新的阶层，称作新中产阶级，也就是白领。其次，随着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市场关心的问题已经从“如何生产更多更好的商品”，变成了“这么多的商品究竟应该怎样卖出去”，这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在贸易、促销和广告等分配的环节发挥作用。随着分期、贷款等推销方式的普及，又促进了信贷的发展，金融业也被进一步刺激，于是市场提供了更多的白领岗位。同样的，政府也增加了许多行政事务，吸收了更多的人从事财产和人事的管理。最终就导致了大量白领的出现。从这一点出现的原因来看我们也可以分析出白领的构成活跃在销售、金融和行政等部门领域。以下就白领的所在阶级属性、生活方式和政治态度的特点来分析白领的社会现状。
1.工作僵化
    韦伯认为科层制是社会组织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最合适的一种制度，认为科层制是现代工业社会结构最重要的特征。科层制的发展使得世界成为一个人工操作系统，各种企业组织，为了提高效率，把内部的事物分割开来，使社会呈现一种层级接受形态，白领阶层置身于庞大体系中，扮演中间角色，为整个系统谋取不属于他个人的利益。无论来自什么阶级或阶层，都不得不服从科层制给他们规定的新地位。科层制的分工使白领处理单调、重复的工作，让他们很难了解工作的意义是什么，让工作只成为一个赚钱的工具。
2.生活异化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制度遮蔽了人性，人失去了人权力本身，变成了工作机器。大部分白领作为群体，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作为个体，生活方式缺乏独立性，以从工作和他们自身疏离和异化出来为特征。他们的收入和工作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看不到工作的意义和乐趣，所以中产阶级要从消费和闲暇中找到自己生活的价值，他们效仿上流社会，非常在意生活是否舒适、有格调，自己的行为是否体面、有教养，被称之为小资品味。但这种热衷消费与攀比，这其实一种对自身地位的焦虑和恐慌。因异化造成的心理上的优郁与迷乱，代替了工作辛苦，行为表现狂乱而勿忙，对恐惧的反应是麻木的。
3.政治后卫
    新兴的中产阶级并⾮⼀个同质性群体，其阶级形态、阶级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皆不相 同，因此难以形成像权力精英那样统⼀的政治⼒量。他们是一种飘浮不定的僵持、平衡的力量，并没有将底层与顶层联系起来，因此，也被称为“现代权⼒结构中的后卫⼒量”，政治后卫特征是同样美国政治异化即政治的官僚化与⼤众对政治的冷漠，美国⼈对政治的兴趣直接与物质⼒量的得失相关的⼀个结果。“因为他们没有公共的地位，他们的个人地位就决定着各人发展的方向，但是，作为个人，他们又不如道往何处去，因此，他们左右摇摆、犹豫、迷惘，观点游移不定，行动无目的性和连续性。他们也担忧和怀疑，但是和很多人一样，他们并没有担忧和怀疑的目标。他们在政治上也许很不稳定，但是又没有政治热情。他们是合唱队，既不敢开口，在掌声中又太歇斯底里。他们是后卫。在美国社会的政治市场上，新中产阶级随时准备出类自己；谁要是足够体面、足够强大，谁就可能否有它。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肯认真出个价钱。”
（三）底层街角青年
    米尔斯说如果高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都要团结与强大，如果中间阶层不断增长着半组织化的僵化，底层又是什么形式，最广大的公众又是什么状况呢？在底层，大众社会正在出现。什么是大众社会？在大众社会里，表达意见的人要比倾听意见的人少得多，因为公众共同体变为从大众媒介接收印象的个体的抽象集合；流行的传播的组织形式使个体立刻回击或使其奏效很难、也不可能；意见的付诸实施由组织与掌握这类行动渠道的官方控制；大众没有任何权威，相反，权威机构渗入到大众中去，并尽量减少任何可能因讨论过程而形成的自治。简单来说，底层群众失去了权力，在政治上是支离破碎的，甚至很被动，力量不断被削弱，所以被米尔斯称为底层破碎化，无组织的社会。
    那么，事实是否真的是这样？我们以科纳维尔这个贫民区举例。街角青年和大学生有着不同的行为标准，彼此之间互不理解，特别是在花钱的态度上，主要的差异之一出现在与花钱有关的问题上：大学生们适应的是储蓄和投资的经济学。街角青年们适应的是花钱的经济学。大学生们为了支付教育费用，在商业或专业生涯中求得发展，必须攒钱。因此，他养成了中产阶级节俭的品德。而街角青年们为了参加集体活动，必须与别人分享他的钱。假如他有钱，而他的朋友没有钱，他就应该支付两个人的花用。一个人有可能很节俭，同时仍然是一个街角青年。但是他不可能既节俭，又在街角帮中保持很高的地位。威信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花钱大方。通常，街角青年不会有意识地为了树立自已在伙伴中的影响而花钱。他顺应他的群体的这一行动模式，而其行为的效果则是强化了他的影响，奇克和多克就是对待金钱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典型。以此同时，在不同代人之间存在着对立，而且，随着一代人接替另一代人，社会也处在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但是，甚至这种变化是有组织的。以帮为核心，每一个帮有其领袖，帮内等级分明，随从者跟随领袖行动。科纳维尔的问题不在于它没有组织，而在于它本身的社会组织未能与它周围社会的结构融为一体。这说明了当地的政治组织和非法团伙组织的发展，也说明了人们对其种族和对意大利的忠诚。但是科纳维尔人在本地区或在整个社会中获得发展或承认时通过的渠道是非常困难的，社会重视社会流动。按照传统来说，劳动者从最下层起步，靠着智慧和勤奋爬上成功的阶梯，但对于科纳维尔人来说，要爬上这个梯子，甚至只爬到最下面的一级，也是很困难的。种族、战争和污名的因素，导致科纳维尔人即使这个入抓住了梯子的最下一级，他也会发现其他的因素妨碍着他的发展。意大利人不得不建立他们自己行业的等级制度。要想流动成功，科纳维尔人必须或进入商业和共和党政治的世界，或进入民主党政治和非法活动团伙的世界。他不能脚踩两只船，之两个世界相距甚远，以致二者之间几乎毫无联系。世界内获得发展，他就会被整个社会看作一个成功的人，但在科纳维尔，他只会被认为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异己分子。如果他在第二个世界内获得发展，他就会在科纳维尔获得承认，如果他在第二个世界内获得发展，他就会在科纳维尔获得承认，但在其他地方有身分的人们眼中会变成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街角青年在其本地区社会生活中受到的全部教育使他为从事非法活动或进入民主党政治作好了准备。如果他向其他方向发展，就必须花大力气切断曾将他留在科纳维尔的大部分联系。
二、阶层固化问题
  那么， 以街角青年为代表，已经了解到他们进行社会流动是非常困难的。阶层固化就是指非常微小的阶层上升渠道，正是由于集中的权力精英团结一体化，占据了社会中高层管理的地位导致僵化的权力中层以及已经被动的大众，形成了美国非常稳定的等级结构。由此，留给中下层社会流动的机会非常少，至于如何从从中下层跻身巨富阶层，这极小一部分人必须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大跳跃，二是优势积累。所谓大跳跃，是指在某些时候，必须要使自己处在有利的战略地位，通过仔细观察，抓住主要机会。而一旦完成了大跳跃，那么就可以进入到累积优势的阶段。拥有的资源越多，信誉度越好，就有机会赚取更多。当然，这种路径在实操层面存在很大的挑战和风险。首先是要如何确定什么是主要机会，还要确定是否处于有利地位。

读书汇报2

    最近在读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这一本书，让我想到罗翔老师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总感觉有些共鸣。戈夫曼以戏剧视角研究相互封闭系统的社会机构，并把这个社会比做是一个巨大的舞台，而“草台班子”通常用来形容某个团队或组织的装备、人员、技术等方面比较简陋或不专业的状态。这个词最早源于传统戏曲中，用“草台”形容临时搭建的演出场地，意味着演出条件简陋、设施不足，因此演出质量可能不高。而“班子”则指的是一组人，通常是指演出团队或组织。同样地，同样地，都把社会当成一种演出，并由一个剧班来进行演出，那么以戈夫曼的视角来阐述草台班子的构成、呈现、奔溃和补救并分析为什么这个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一、草台班子的构成：表演者、观众与局外人
    草台班子即一个剧班是由表演者、观众和局外人这三类角色构成的，它们共同构成社会表演的基本框架。1.表演者。他是草台班子的核心，他认为每一个个体在社交场合中都如同一名演员，在特定的环境与社会背景下进行表演。表演者的任务是呈现一个符合观众期待的形象。在前台，表演者通过语言、肢体语言、面部表情以及外貌特征等多种方式传递信息，以获得认同和赞赏。戈夫曼进一步分析了表演者在不同情况下的角色塑造。他提出，个体在不同场合以及不同时间会调整自己的表现，以适应外部环境对角色的期待。例如，在正规场合中，个体可能会表现出高效、专业的形象，而在私人生活中，则可能更加随意和放松。这种角色的灵活性正是草台班子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不同时空中，个体通过调整外在表现来适应社会期待。此外，戈夫曼强调表演者在参与表演时的心理状态。表演者必须在前台保持自信，尽管他们在后台则可能经历自我怀疑或焦虑。这个前台与后台的对比揭示了表演者在维持社会形象过程中的脆弱与压力。这意味着，虽然表演者在外界看来似乎掌控一切，但实际上他们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负担。2. 观众。戈夫曼指出，观众不仅仅是被动的旁观者，他们对于表演者的表现持有各种期待和评价。在社交互动中，观众的反馈对表演者的自我认同与自信产生直接影响。观众的反应可以是积极的，如给予鼓励和赞赏，也可以是消极的，如冷漠和批评，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表演者在前台的表现。戈夫曼特别提到，观众的角色是动态的，他们的期望和评价依赖于文化背景、社会规范和具体情境。观众通过观察表演者的表现，可能会形成对其真实性的判断，从而影响表演者的表现动机。不同的观众群体有着各自的期待标准，因此，表演者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满足不同观众的期望。此外，观众在所处的社交环境中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尤其是在强烈的社会规范与团体影响下，个体的表现受到观众的直接监督与评价。在这种情况下，表演者可能会为了迎合观众的期望而压抑自己真实的情感和想法，从而导致前台表现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巨大差距。3.局外人。局外人在戈夫曼的草台班子中指的是那些非直接参与表演的观察者。局外人并不处于前台或后台，而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对表演者及其互动进行评估。戈夫曼强调，局外人的存在给表演者施加了额外的压力。他们可以是任何场合中的旁观者，可能影响着表演的进行，却又不参与其中。局外人往往对参与者的行为缺乏深入的理解，仅仅依靠表面的观感来做出判断。这种观察方式可能导致局外人对表演的误解，表演者在此情况下可能面临身份认同的困扰。同时，局外人对表演者的评价往往是无意识的，他们可能不了解表演者在后台的真实心理状态，这使得表演者在表演时可能会感受到难以言喻的压力。局外人的评价如果与观众的反馈产生矛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表现者的焦虑，这种现象在社交互动中并不少见。面对局外人的不认同，表演者在维持自我形象时可能陷入困境。因此，局外人在草台班子的构成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角色，能够影响表演的动态和效果。
二、草台班子的呈现：前台与理想化表演
    表演者如何进行表演，戈夫曼主要讲到对前台的定义，个体如何在前台进行表演，以及成功呈现的理想化表演。戈夫曼在其理论中将“前台”视为社会互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定义为个体在公众场合中展示自我的区域。在前台，个体呈现出一种修饰过的、自我控制的形象，旨在迎合观众的期望并获取认可。前台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也是一种社交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个体展示的自我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经过社会规范影响的理想化版本。在前台，个体需要管理其行为、言语以及情感，以便在观众面前呈现出符合社会期待的自我。这种表现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文化背景、社会角色和具体互动的环境。总体而言，前台是个体角色扮演的主要场所，表演者在此通过行为的选择和调整，努力塑造出让观众满意的形象。
至于，个体如何在前台进行表演？在前台，个体的表演是一个动态和复杂的过程，通常包含多个方面的表现。首先，语言的使用是前台表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个体通过言语来传达信息、表达情感和塑造形象。在社交场合中，个体往往选择恰当的言辞，以展现出专业性、亲和力或其他社会认可的特质。其次，非语言行为，包括肢体语言、面部表情、姿势等，亦是个体在前台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语言行为可以传递微妙的情感和态度，补充通过语言传达的信息。例如，微笑和眼神接触可以增强亲和感，而谨慎的姿态可能传达出对他人的尊重。戈夫曼强调，个体在前台的表现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既需要语言技巧，也依托于丰富的非语言交流方式。此外，个体的外在形象（如着装）在前台表现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个得体的外观能够增强个体的可信度，并在观众心中建立起积极的第一印象。因此，个体在前台时需要高度关注自身的外在表现，以确保其与所扮演角色相符，进而实现理想化的自我呈现。最后，成功的前台表演往往表现为理想化表演。理想化表演是个体在社交场合中展现出的自我形象，经过精心修饰和社会期望的调整，旨在使观众感到满意和认可。理想化表演不仅仅关乎个体的自我表达，更多的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角色期望紧密相连。理想化表演的核心在于个体如何能够有效地满足观众的期待。在前台，个体不仅仅是在传递信息，更是在塑造某种特定形象以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为此，个体会有意识地掩饰自身的真实情感，调节情绪，以表现出一个“理想”的自我。例如，在商业会议中，个体可能会展现出高度的专业素养和积极态度，尽管其内心可能感到紧张和不安。这种形象的差异是理想化表演所特有的，它强调了个体在社会交互中所进行的自我管理与调适。理想化表演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个体的技巧和努力，更受观众的反应和反馈影响。当观众的反应与个体的表现相符时，表演便被视为成功，这种认可进一步强化了个体的身份认同感和社会价值感。而如果观众的期望未能满足，则可能导致个体的社会认同受损，引发自我怀疑和焦虑。
三、草台班子的崩溃：后台与不协调角色的闯入
    后台被定义为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可随意展示自我的区域。在这里，个体不再需要遵循前台所规定的形象规范和角色期待。后台为个体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和真实表达的空间，允许他们摆脱社会角色所带来的限制。后台并不是单纯的黑暗处所，而是一个充满相互理解与情感交流的空间。在这里，个体可以展现私密的一面，分享真实的感受与情感，甚至进行角色间的切换。在后台，个体的表现相较于前台更为自由和真实。在这里，个体可以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无论是愤怒、焦虑还是疲惫。这种真实的表达为个体提供了接受和理解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非正式的环境中获得支持与共鸣。戈夫曼指出，后台的存在使得个体能够在前台准备和调整自己的表演，以迎合社会的期待。然而，当个体在后台的真实表现与前台的理想化表演之间出现不协调时，并且一些不协调角色的闯入就可能导致草台班子的崩溃。
这些不协调角色包括拥有也许无法预期的获得信息以及进入各种区域的途径：告密者、托儿、监督人、探子、中间人等，也包括在表演过程中不在场出乎意料获得表演信息的人如服务专家、训练专家、密友、同行。后台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展示真实自我的空间，而在这个空间中，个体的表现如果与前台的角色期待产生不协调，个体的表演最终会崩溃，导致在社交环境中的失效。
四、草台班子的弥补：印象管理艺术
    当草台班子的表演出现崩溃，个体的前台形象与后台真实自我之间的不协调便显露出来。这种崩溃并不意味着个体社交能力的终结，相反，它可能成为一种重塑的契机。戈夫曼最后论述到印象管理艺术来对表演进行补救，即如何在他⼈⼼中塑造⼀个⾃⼰所希望的印象，成功的印象管理需要整 个剧组进⾏合作，印象管理是⽤来应付⼀些未预期的意外⾏动的，如⽆意动作、不合时宜的闯⼊，失礼、当众 吵闹等都会导致表演的不协调。⼽夫曼对此提出了四种补救措施：表演者使⽤的补救⾃⼰表演的预防性措施，它包括戏剧忠诚、剧组素养、戏剧规则；观众或局外⼈⽤以帮助表演者补救其表演的保护性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保护措施是⽼练；表演者还要采取⼀些措施，以使观众或局外⼈都能为了表演⽽使⽤那些保护性措施； 观众的有意忽视。观众为了配合表演的完成，对于表演者的失误会有意识地忽略。
    呈现理想化表演的最丰富的资料来源之一，就是有关社会流动的文献。大多数社会看来都存在着一种主要而普遍的分层系统，同样，在大多数等级社会中，都存在着对高阶层的理想化，以及那些低阶层人向高阶层流动的某种抱负。通常，我们会发现，向上流动需要人们呈现出恰如其分的表演，并且，无论是为向上流动所做的努力，还是为了避免向下流动所做的努力，实际上都是人们为维持前台而做出的牺牲。一旦人们获得了恰当的符号装备并能驾轻就熟，那么人们就能以一种有利的社会方式来运用这种装备，使自己的日常表演得以美化和彰显。但是，一个人在地位金字塔中位置越高，能与之亲密交往的人就越少，在后台待的时间就越少，就越有可能要求他既得体又有礼貌。所以，我们不必过分焦虑，我们要认识到真实生活的戏剧性，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我们每个人都在学着扮演自己的角色。

读书汇报3

一、古代社会进行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古式社会交换的基础在于给予、接受和回报三重义务，借以交换-礼物或者是礼物-交换，而不是没有市场、买卖、互赠或以物易物和契约。这三重义务的逻辑借助于竞技式的总体呈献，莫斯集中研究的就是这种竞技式的赠予，他举了三个案例是夸富宴、库拉和通家，旨在于回答是什么样的法律与利益规则，导致接受了馈赠就有义务回报？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得受赠者必须回礼，这种力量就在于-“礼物之灵”“豪”，它是一种灵力和曼纳。什么是“曼纳”？“曼纳”是波利尼西亚岛萨摩亚人赠礼制度中的荣誉、威望和财富的象征，是回礼的绝对义务。萨摩亚人在子女出生宴会上要接受礼物，同时要回赠“奥拉”和“通家”。而在毛利人、塔希提人、汤加人和曼加雷瓦人中“通家”可泛指一切确定意义的财产，一切能使人富裕、有权力、有影响的东西，也指一切可以交换、可以作为补偿物的东西，例如珍宝、护符、纹章、草席和圣象，有时也指传统、膜拜和巫术仪式。“通家”是毛利人的“曼纳”的载体，承载着其所具有的巫术力、宗教力和精神之力。一旦法律，尤其回报的义务没被履行，“通家”中便含有了消灭接受人的力量。这种强制的回礼约束力就是“礼物之灵”，也就是事物的灵力。毛利人哈那皮里将之描述为“豪”。通家以及所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财产都有豪，即一种精神力。“豪”始终追随主人，不仅追随它最初的受赠者，也有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经手的每一个人，但归根到底“豪”要回到它的诞生处。礼物交换制度不仅涉及人和物，还涉及了人与神之间的契约与交换。与亡灵和诸神交换是先务之急，不予交换则可能大难临头。概言之，馈赠礼物，实际上就是呈献某种自我；回礼，即是还给他人的本质或本性的一部分。保留不仅是不正当，而且会有致命的危险，连同食物、财产、女子或子嗣、仪式、圣餐等都会招致巫术或宗教的惩罚。事物之间有一套精神的关联，事物在某种程度上出于灵魂，而个体与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又都被当作事物来对待，因而有这些紧密纠结在一起的对称而又对立的权利与义务。人们将灵魂融于事物，亦将事物融于灵魂，归根结底就是混融。人们的生活彼此相融，在此其间本来已经被混同的人和物又走出各自的圈子再相互混融：这就是契约与交换。
二、现代社会交换的过程
    布劳的目的是通过分析支配着个体和群体之间关系的社会过程来帮助人们了解社会结构，基本问题是社会生活是怎样被组织成日益复杂的人与人交往的结构？布劳认为，为了使行为导致社会交换，两个条件需要满足，一是该行为的最终目标只有通过与他人互动才能达到二是该行为必须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
1.简单过程中个体人际关系的社会交换
    布劳描述的交换过程⼤致经历了 “吸引⼀竞争⼀分化⼀整合” 四个阶段。布劳认为，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起源于个体由于期待社会报酬⽽发⽣的交换。个体间的交换开始于社会吸引，如果⼀个⼈期望与别⼈的交往会带来报酬，那么他就会受到能提供报酬的⼈的吸引。 当不断地吸引使双⽅建⽴了能使他们的社会交往稳定化的共同纽带时，某个群体就形成了；在群体构成的场合，交往不是唯⼀的。许多个体的交往导致了相互之间的竞争，每个⼈ 都希望⾃⼰能给别⼈带来印象，创造印象的策略在个体之间有很⼤差别。价值观和才能在这⽅⾯是⾄关重要的；但是从⼀开始，交换关系与竞争关系是同⼀的。⼀个能产⽣极⼤吸引⼒的⼈⼀定是因为他能 提供 给别⼈⽆法从其他地⽅得到的报酬。随着竞争的发展，⼈与⼈之间开始出现地位分化，⼀些⼈处在吸引他⼈、被⼈尊敬的地位，另⼀些⼈处在被⼈吸引、表示尊敬的地位。这时，交换关系和竞争关 系不再同⼀， 那些处在被⼈尊敬的地位上的⼈继续为权⼒或领导地位竞争，⽽那些表示尊敬的⼈失去 了竞争机会，不得 不以尊敬来换取别⼈提供的报酬，最终导致⼀个权⼒分层的体系；虽然通过交换获得的权⼒能够强迫他⼈服从命令，但是，这样的权⼒是不稳固的。要让 下级⼼⽢情愿地服从，这必须使权⼒转化为权威。共同的忠诚感和群体规范就会出现，权威由此产⽣。 随着 权威的确⽴，⼈与⼈的关系逐步实现制度化。
2.复杂过程中大型集体的社会交换
    大型集体和社会中的复杂结构是由若⼲群体组成的结构，群体之间的交往与个⼈之间的交往就其基本过程⽽⾔是⼀致的。群体之间的交往也受追求报酬的欲望⽀配，群体之间的交往也⼤致经历了“吸引－竞争－分化－整合”这样⼀个过程。即群体在向可能 交往者表现出吸引⼒⽅⾯进⾏竞争，通过竞争，平衡的或不平衡的交换关系将会出现。如果群体间的交换是平衡的，就会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如果是不平衡的，就会出现地位和权⼒的分化。当某⼀群体取得权⼒地位并与其他群体建⽴依从关系⽽且能有效地控制从属群体时，⼀个 更⼤的系统也就形成了。
    如何把社会交易扩大到直接社会接触的范围以外去而促进大型集体中的复杂结构的发展？布劳论述了价值，价值是社会交易的一种媒介，他区分了四种媒介性价值的取向，这就是：作为社会一体化和团结一致的媒介的特殊主义标准；作为交换和地位分化之媒介的普遍主义标准；作为组织之媒介的合法化的价值；作为变化和改组之媒介的反抗理想。

读书汇报4

一、具体理论来源不同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现象本身充满着辩证关系，往往同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二重层面：即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突、功能与反功能、价值共享与利益对立。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论的主要论点是，冲突是由权力分配引起的，而非经济因素，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各利益集团各行其事，这样一来虽时常会有一些小冲突，但却限制了严重冲突的集中爆发。《现代社会冲突》的主题是研究20世纪工业社会的社会冲突，基本命题是：“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社会冲突与社会不平等是息息相关的，社会冲突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是密不可分的。作者在书中详细探讨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对其进行了大胆的批评。达伦多夫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接受了冲突辩证法以及阶级斗争必然引起社会变迁等一系列观点，达伦多夫认为，阶级划分的关键因素不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而是拥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达伦多夫对马克思社会冲突思想的修正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造，因为他否定了马克思阶级论的基础，用“权威关系”取代了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他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下来的，只是抽象的词句和分析的形式。达伦多夫以有无权威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完全是因韦伯的分层标准受到的启发，还从韦伯那里吸收了组织、社会流动与社会冲突关系的观点
    科塞则是对⻬美尔冲突论思想的继承和阐释，在《社会冲突的功能》 导⾔中，认为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家完全承认冲突的存在，把冲突视为⼈类互动的⼀种基本形式，既有积极作⽤也有消极作⽤。当代社会学家对此却有所⽋缺，他决定恢复这⼀传统，探索把冲突论和功能主义结合起来的可能性。他的冲突论主要继承并扩展了⻬美尔的社会冲突思想。接受⻬美尔观点，认为社会冲突是⼀种社会化的形式，是⼀种过程，在⼀定条件下具有维护社会有机体或社会⼦系统的重要功能，同时在诸多⽅⾯改造了⻬美尔思想。例如，⻬美尔认为冲突群体在追求明确的⽬标时，有可能采取折中与调和⼿段来取代暴⼒⼿段，使冲突激烈程度变⼩。科塞提出⼀个新命题，指出群体如果在⾮现实问题上发⽣冲突，由冲突刺激起的感情与介⼊程度就越强，因此冲突就更为激烈。科塞把冲突看作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和资料的⽃争。在这种⽃争中，对⽴双⽅的⽬的是要破坏以⾄伤害双⽅。
二、对冲突的根源认识不同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源是特定的社会结构，即阶级结构。但是这种阶级结构不是根据是否 占有生产资料划分的，而是根据统治与服从之间的权威关系来划分的。达伦多夫在借鉴马克思阶级结构概念的同时，又吸收了韦伯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阐述，借用权威来阐释社会冲突的根源。
    科塞把社会冲突的根源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物质性原因，第二类是非物质性原因。物质原因是指权力、地位和资源的分配不均，非物质原因则是指价值观的不一致。但是科塞没有指明哪类原因是根本的、哪类原因是次要的。在科塞看来，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在互动中均可构成冲突的根源。
三、对冲突的阐释角度不同
    科塞在他的冲突论中对社会冲突进行归类研究，着重分析以下几种冲突的类型。科塞分析的第⼀种冲突类型，是⾮常重要的⼀种冲突类型，从⻬美尔关于作为⼿段的冲突和作为⽬标的冲突论述中受到启发，提出现实性冲突和⾮现实性冲突。现实冲突指，那些由于在关系中的某种要求得不到满⾜以及由于对其他参与者所得所做的估价⽽发⽣的冲突，或⽬的在于追求没有得到的⽬标的冲突。通俗的说，现实性冲突就是未达到某种⽬标⽽作为⼿段的冲突。⾮现实性冲突是和现实性冲突对⽴的概念，是指⾄少冲突中的⼀⽅为“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发起的冲突。对于⾮现实性冲突来说，冲突本身就是⽬的，除了冲突的对象可以变换外，冲突本身没有其他的互动形式可以替代，冲突⾼于⼀切。⾮现实性冲突没有任何结果可⾔。 第二种就是紧密关系的冲突。关系越紧密，感情越投⼊，就越倾向于压抑敌对的情感，⽽不是把这种敌对的情感表达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敌对情感趋于积累起来，并得到进⼀步强化。 在初级关系中，冲突不易爆发，但是不等于没有⽭盾。如果不注意敌对情感的释放，让敌对情绪积累起来，⼀旦冲突爆发，就可能⾮常激烈。紧密关系中，当不涉及到参与者的整个个性，也就是说，参与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是⼀种⽚⾯的关系时，冲突并不⼀定带有敌意和攻击 性，如⽼同学关系、⽼同志关系、朋友关系便是如此。第三种是内群体冲突和外群体冲突。内群体冲突是那些发⽣在群体内部的冲突。内群体沖突的激烈程度与其成员的⼈格投⼊程度相关。 在内群体中，那些积极热情参与群体⽣活的成员，对群体中的 “叛徒〞会采取更多的暴烈式 反应。群体对于内部异端分⼦的反应有时要⽐对变⾰者更充满敌意，因为叛徒离开这个群体只是到敌⼈那⾥去，⽽异端分⼦虽然拥护群体的核⼼价值和⽬标，但是主张达到同⼀⽬标的⼿段不同，从⽽使群体分裂成不同的派别，严重威胁了群体内现存领导⼈的政治地位。外群体冲突是那些发⽣在群体之间的冲突。群体结构能够限制实际的或预料的与外部沖突的激烈程度。成员参与程度⾼的群体，⼀般使外部冲突更为激烈。这是因为规模⼩、关系紧密的⽃争群体⽆法应付内部冲突，因⽽就以排斥的⽅法惩罚内部持不同意⻅者，⽽且为了加强内部团结，还要虛构内部敌⼈和外部敌⼈。只有不断地搜寻敌⼈，不断地与外部冲突才能加强这种⼩群体内部的团结和⽣存。最后一种是意识形态下的冲突，实际上是指作为集体代表参与的、以集体的⽬标为动机的那些冲突。科塞认为以集体的⽬标为动机的冲突要⽐以个⼈⽬标为动机的冲突“更激进、更冷酷⽆情”。原因有这⼏个⽅⾯：第⼀，为了集体的利益参与冲突具有⼀种“⾼尚性”，会增强代表者在群体中的地位和威望；第⼆，群体的代表⼈物也会把⾃⼰看作群体⽬标和权⼒的体现，将⾃⼰与群体等同起来，使他的能量因⽽⼤⼤地加强；第三，通过为了集体的事业⽽放弃个⼈的要求，他使⾃⼰充分地成为集体的组成部分，对群体的任何威胁也 就是对他的威胁；第四，为群体事业⽽⽃争，使其注意⼒集中于某⼀直接的⽬标。他同时指出，在意识形态下的 冲突中，知识分⼦起了重要的作⽤，是知识分⼦使这种社会运动客观化，将利益群体转化为意识形态，使冲突得 到加深和强化。科塞还认为，意识形态下对⽴的双⽅追求同⼀⽬标时，冲突的双⽅可能就有了统⼀的因素。
    达伦多夫论述的重点主要是对社会冲突的程度分析，分为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强度指冲突各⽅⾯的能量消耗以及卷⼊冲突的程度，⼈们是否完全投⼊到⼀定的冲突中， 冲突是⼤还是⼩。影响冲突强度的因素一是社团的重叠程度。社团的重叠指⼈们在多种强制性联合体中具有相同的⻆⾊地位。社团的 重叠程度越⾼，冲突的强度就越⼤。这是因为社团重叠时，冲突各⽅具有多种利益的对⽴， 从⽽将不同场合中产⽣的能量汇合成⼀体，不顾⼀切的利益冲突将会发⽣。二是权威关系与其他报酬分配的相关程度。如果统治阶级成员凭借⼿中的权⼒，谋取各种物质 利益，就会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在报酬和获取报酬的途径上扩⼤了差距和不平等。这样，就会加强两⼤阶级结构的形象和⽭盾，增⼤冲突强度。三是社会流动性的程度。社会和团体中，垂直流动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如果社会和团体不为⼈ 们的向上流动提供任何机会，统治与被统治群体的成员构成是刚性状态，冲突的激烈程度就 会增加；烈度则指⽃争双⽅⽤以追求他们利益的⼿段。烈度的范围是很⼤的，从和乎谈判到公开的暴 ⼒⾏为。影响冲突烈度的因素一是社会经济的剥夺情况。冲突的烈度取决于被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剥夺是 “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绝对的剥夺是指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们同时也处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最底层的现象。相对的剥夺是指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们，其⽣活⽔平⾼于最低⽣活⽔平，但同⾼于他们 的⼈相⽐时富裕程度和社会经济保障⼜较低的现象。如果被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剥夺是相对 的，暴⼒冲突就不可能发⽣，尽管冲突的强度可能会很⾼。相反，如果被统治阶级的社会经 济剥夺是绝对的，那么阶级冲突就⼗分可能采⽤暴⼒的形式。二是冲突的调节。冲突的调节，就是冲突的控制⽅式，它是影响冲突烈度的最重要因素之⼀。 调节冲突需要具备三项条件：冲突双⽅均承认对⽅有合法的但⼜相 互对⽴的利益；利益 群体有⾃⼰的组织，有处理争端的公共机构；冲突双⽅都同意遵守⼀些正式的冲突规则，如怎样谈判、怎样达成协议、违规如何制裁及如何变更规则本身，等等。
四、对待沖突的功能不同
    达伦多夫将冲突视为社会的常态，而且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冲突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冲突对社会有破坏作用，扰乱社会秩序，不利于社会的常态运行；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冲突也会 发展改变，因此冲突尽管具有负功能，但是可以通过调节手段，而不是掩盖冲突，来达到化解冲突的目的。
    科塞认为社会冲突也有有益的⼀⾯，能够重组社会，促进社会变迁，增强社会的适应性。指出了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和群体的多项正⾯功能。第一、群体内冲突的功能。从冲突的性质来看，如果群体内冲突的双⽅不涉及群体基本的、核⼼的价值观念，那么冲突就会对社会结构发挥积极的功能；如果群体内冲突的双⽅涉及群体基本的、核⼼的价值观念，那么冲突就会造成社会结构的毁灭。从群体的内部结构来看，群体需要成员以全部⼈格投⼊，且压制冲突，那么爆发冲突使群体有解体的可能； 如果群体只需要其成员部分⼈格的参与，且允许冲突的存在，那么爆发冲 突能够消除成员对抗的紧张状态，从⽽对社会结构具有稳定和整合的功能。第二、外群体冲突的功能。外群体冲突对群体内部状态的影响。科塞认为，总的说来，外群体冲突有利于群体内部的整合。因为与其他群体的冲突能动员起群体内部成员的活⼒，进⽽增强群体团结。但是缺乏内部团结的群体⾯临外部冲突时，也可能会瓦解。外群体冲突对社会融合及扩展的影响，外群体冲突可以把其他⽅⾯毫⽆联系或对⽴的个⼈或群体相互联系起来，并把他们带进⼀个公共的社会活动领域。这种结构助⻓了有各种不同⽬的的联合和联盟的相互交叉往来，因⽽阻⽌了同盟沿⼀条线分裂。通过这种⽅式，社会系统中不同的⼦系统找到了新的位置，并确定了他们之间新的权⼒关系，进⽽构造更⼴阔的社会环境第三，安全阀制度是⼀种社会安全机制，也是科塞⽤以证明冲突具有正功能的有⼒例证。科塞发现敌对情绪和冲突是有区别的，敌对情绪不等于冲突。如果敌对情绪通过适当的途径得以发泄，就不会导致冲突，就像锅炉⾥过量蒸汽通过安全阀适时排除⽽不会导致爆炸⼀样，从⽽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维持。科塞主张社会应将这种机制制度化，并成为安全阀制度。准确地说，安全阀制度就是在不毁坏结构的前提下使敌对的情绪得以释放出来以维护社会整合的制度。科塞认为安全阀制度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必要的，对于僵化的社会尤为必要。但是科塞并不认为安全阀制度是⼀种理想的制度。因为它并没有使产⽣紧张和敌意的关系得到改变，社会仍然埋藏着巨⼤的隐患。第四、社会冲突与社会变迁。科塞之所以区分现实性冲突和⾮现实性冲突，是想说明现实性冲突所造成的社会变迁对社会系统是有益的，因为它能使社会系统更加关注个⼈的需求，增加社会系统的团结，使社会系统更有效地 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如果社会系统允许现实性的冲突，并很好地加 以解决，就会促进社会系统的活 ⼒和⽣命⼒，防⽌群体蜕化为反对变迁或对成员的个⼈需要不闻不问的僵 化系统。 科塞甚⾄认为暴⼒冲突对社会变迁也有积极的功能，因为可以提醒社会和上层决策⼈物注意 ⼈们的愤怒和苦难。 科塞虽然强调社会冲突的正功能，但也没有忽视其反功能。他认为，冲突是有正 功能还是反功能，既取决于冲突的性质，也取决于社会群体或系统的内部结构。就群体内冲突的功能，如果冲突各⽅在性质上涉及群体的基本价值与核⼼观念，在内部结 构上压制冲突且需要成员投⼊全部⼈格，冲突就会发挥瓦解社会结构的反功能。就群体外部冲突的功能，在冲突激烈、参与冲突的群体缺乏内部团结的情形下，外部冲突 就可能造成群体的瓦解。

24.10月读书汇报
书单：2024.7-2024.8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
布迪厄《男性统治》
波伏娃《第二性》一二卷
费代里奇《凯列班与女巫》

    这个月读了一些有关女性主题的书，《男性统治》、《第二性》和《凯列班与女巫》，读他们的书名就很有意思，为什么男性是统治者，是第一性，而女性就是被统治者，第二性呢？
一、存在性别对立的现象
     布迪尔认为，男性与女性，不仅仅代表性别对立，还包括了一连串同源的对立，例如高、上、干、硬等就代表男性，而低、下、湿、软等就代表女性。性别对立，首先表现在那些空间和时间方面的社会安排以及两性的劳动分工上。比如空间上，存在着专属男人的集会地点或市场与专属女人的家庭之间的对立，或在家庭内部，照管炉火的男方与照看牲畜棚、水和植物的女方的对立；时间上，劳动日、农事年或生命的循环，中断的时刻是男人的，漫长的妊娠期是女人的。同样地，波伏娃也论述到，在历史长河中，女人常常被定义为从属于男性的他者，是相对的、有缺陷的、阴性的第二性，男性则傲立为世界的主宰，代表着主体性、绝对、完美与阳刚的“第一性”。
二、被塑造的女性
    布迪厄讲“男性统治并不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而是一种历史构造的产物”。同样的，波伏娃也讲“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而成的。”历史构造和被塑造，从词的含义上来看都是后天形成的，被动的，想要女性成为那样的，非自愿的。布迪厄在书中论述的重要一点就是男人为什么能取得支配权，女人为什么没有提出异议？正是因为象征暴力，它是指受害者本身不易察觉的、看不见的暴力的结果。这种暴力是通过纯粹的象征途径来实施的，这些象征途径不仅包括交流、认识，还包括不承认、承认，甚至情感。统治者会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就会不知不觉的参与对自身的统治，实现统治延续和无意识统治。象征暴力是如何产生的？布迪厄认为象征暴力是通过赞同建立起来的，被统治者不得不赞同统治者，因为被统治者在思考统治者和自己的关系时，只拥有与统治者相同的认识工具，而这些工具不过是统治关系被归并的形式，是他们想让你使用的他们发明的工具，而这只是为了和他们保持“一致”，以免成为另类。而且，男性统治下统治结构中诸多联系机制的都在发挥作用，如女性一生成长中都脱离不了的家庭、教会、学校、国家等的认知结构影响。这样的机制的作用就是真正确保了男性统治的超历史稳定性，于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们借助统治关系直接性地将男性中心世界观纳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自然中，从而将这种关系合法化。
    同样地，波伏娃认为女人身上并没有所谓不变的本质，没有所谓的女性气质，更没有诸如永恒的女性这种男人心目中理想化的女人形象，所谓的永恒的女性，是在经济、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制约下，她的整体处境是塑造出来的。之所以她被塑造，是因为她处于被支配位置，当前的世界是由男性塑造和统治的，女性被封闭于她的肉体和家庭中，成为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女性只能服从男性制定的真理和法律，接受支配。此外，传统的女人不愿意承担自己是个自由意识，不愿意背负身为自由意识必然要面对的存在焦虑，而选择了与男人结为同谋。再加上，女人没有具体的办法可以砍断束缚在自己身上的枷锁，比如教育资源之不平等、经济上无法独立。在这样一种历史错误背景下，就产生了对女性的定位是“他者”，他者是在与主体的对立中显现出来的一个相对概念。在主体力图确立自身的本质地位时，他者即处于非本质状态，因构成客体而缺乏意义。在男性主体的确立过程中，女性成为了他者，并一生遭遇着他者的命运。他者形成的原因，从生理原因上看，体质较弱、缺乏稳定性和控制力、青春期、生理期和生育期的折磨迫使女性处于依附地位；从历史条件上看，无论是游牧时期负责维持家务和繁衍后代，还是农耕时期投身家务劳动，再到青铜器时期成为神圣的土地崇拜形象，都能体现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挤压；从社会构造上看，女人生来背负着一种来自男人的“期望”，期望她们从属于自己，具备肉体、内在的特点，使得男人成为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首脑。
    费代里奇研究的根源就在于究竟什么是迫害女性的根源，猎巫运动发生的背景就在于社会经济危机时期，为了恢复理想的人口比例，首先就是要打破女性对于身体和生育的控制，于是主题就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剥夺妇女对生育的控制权，二是把妇女排除在对劳动过程的规范化。哪些女性被指控为女巫，多是村里的助产士、医生、占卜师或魔法师，不听话的妻子、敢于独居的女人，而这些女性都是资本主义必须摧毁的女性主体世界，因为这些人能够对已有的权力结构提出挑战。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之间的友谊也被破坏，因为避免被伤害会进行相互揭发，而这一过程也需要大量的官方组织的管理，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迫害女巫和殖民地征用美洲农民的土地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重要，因此社会选择对女巫进行污名化，教导人们去害怕女巫的力量，让他们以为女性对社会秩序会造成危险。于是，这一结果就是，新的劳动性别分工的发展迫使妇女的劳动和妇女的功能从属于劳动的再生产，新的父权秩序的构建基础是把妇女排除在雇佣劳动之外，使得妇女从属于男人，无产阶级的身体机械化以及把妇女的身体变成生育新工人的机器。
三、超越自己、解放自己
    女性该如何靠自己的力量跳脱，女性必须要有向上提升的自我超越，不应该只局限婚姻家庭等世俗的一些东西，不应该沉浸在小范围的自我满足中。波伏娃说，坚持身为主体就应该以“自由”做为存在之核心，本于真实自我，勇敢面对存在之焦虑，想要有所超越，并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女人必须采取的立身态度是:自行构想其存在的目的，勇于承担起自由独立要冒的种种风险，不让自己成为他人意志追捕的猎物。与其羡慕不如成为，如果女性精神贫瘠的话，只会把皮囊当作唯一的底牌，陷入所谓的“女性气质”，就没办法获得别人的真正尊重和自我稳定的核心，应该明媚而热烈的为自己活着，看书看世界尝试不同，做一个自由而洒脱的主体。

第一月如此表现非常好！

可以先从提炼一本书的思想开始，读的多了，发散的才容易

非常好！

很好！

书单：2023.11-2023.12
福柯
《不正常的人》
《性经验史》
《知识考古学》
《福柯文选》一、二卷

    这个月读书汇报的启发就是听了我们本月的读书论坛，然后自己又基本读完了福柯的书籍，想就“知识与权力如何塑造主体”这个主题来对福柯的研究进行串联，权力这一个词，在韦伯那边，韦伯分为正当性支配和非正当性支配，正当性支配所体现的支配权力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支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非正当性支配所体现的支配权力，下层市民拥有了对区域的实际控制权，各权力团体相互制约，社会发展更加民主；在马克思那里，则是传统的权力压抑模式，体现为阶级之间的压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夺。而在福柯这里，则是一种新权力支配模式，权力不是令人窒息的压制和抹杀，而是产出、矫正和造就，权力是在制造。福柯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将主体置放于权力关系中。主体不仅受到经济和符号的支配，它还受到权力的支配。他研究的总的主题，其实就是主体是怎么形成的？历史上到底出现多少种权力技术和知识来塑造主体，福柯的著作，就是对历史中各种塑造主体的权力/知识模式的考究。福柯全部研究的三个轴心，第一，“我们自身”与知识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我们将自身构成为知识的主体；第二，“我们自身”与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我们将自身构成为通过行动影响他人的主体；第三，“我们自身”与伦理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我们将自身构成为道德行动者。晚年称之为“知识——权力——自我”的三角关系。
一、《词与物》中知识对主体的建构
    《词与物》主要考察知识是如何塑造人，或者说，人是如何进入到知识的视野中，并成为知识的主体和客体，从而诞生了一门有关人的科学的；在《词与物》中，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是“相似”，古典时期的知识型是“再现”，而现代知识型的标志是“人的诞生”。在《词与物》中，人进入到科学的视野中，人既是知识的主体，也是知识的客体。一种现代的知识型出现了，一种关于人的新观念出现了，人道主义也就此出现了。
二、《规训与惩罚》和《疯狂与文明》中权力对主体的建构
    《规训与惩罚》则主要讨论的是权力是怎样对人进行塑造和生产的，人是如何被各种各样的权力规训机制所规劝的。在《规训与惩罚》中，古典时期的惩罚是镇压和暴力，现代时期的惩罚是规训和矫正；古典时期的惩罚的象征是断头台，现代时期的惩罚象征是全景敞视建筑监狱。而《疯狂与文明》中，则是知识和权力的合为一体从而对疯癫进行禁闭，权力制造出关于疯癫的知识，这种知识进一步加剧和巩固了对疯人的禁闭。在《疯狂与文明》中，同样对待疯癫也是分为3个时期，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是作为一种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在古典时期，理性对疯癫进行遣责和禁闭；在现代时期，理性对疯癫进行治疗和感化。
    由于《词与物》中一种人道主义的出现，惩罚就开始变得更温和，更为人道的监狱就开始诞生，对疯人的严酷禁闭也遭到了谴责，精神病院开始出现了，疯癫不再被视作是需要惩罚的罪恶，而被看做是需要疗救的疾病；无论是罪犯还是疯人，都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方式所处置。可以看出，《词与物》是《古典时代的疯癫史》和《规训与惩罚》的认识论前提。
三、《性史》中伦理对主体的塑造
    这也就是福柯意义上的自我技术，它是指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
    福柯从两个方面讨论了古代的自我文化和自我技术。一个方面是，福柯将自我技术限定在性的领域。即古代人在性的领域是怎样自我支配的。这就是他的《性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和第三卷《关注自我》要讨论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个性自由的环境中会主动控制自己的欲望和快感？对希腊人而言，这是为了获得一种美的名声，创造出个人的美学风格，赋予自己以一种特殊的生命之辉光，一种生存美学处在这种自我控制的目标核心。同时，这也是一种自由的践行，人们对自己欲望的控制是完全自主的，在这种自我控制中，人们获得了自由。因此，希腊人的自我控制恰好是一种自由实践。这种希腊人的生存美学，是在运用和控制快感的过程中来实现的，这种运用快感的技术，得益于希腊人勤勉的自我训练。希腊人在性的领域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技术，首先表现为一种生活艺术。或者也可以说，希腊人的自我技术，是以生活艺术为目标的。
    在另外一个方面，自我技术表现为自我关注。它不只限定在性的领域。希腊人有强烈的关注自我的愿望。这种强烈的愿望导致的结果自然就是要认识自我，关注自我，所以要认识自我。
    除了关注自我外，还存在大量的关注他人的现象。福柯所谓的自我技术，不仅指的是个体改变自我，而且还指的是个体在他人的帮助下来改变自我，牧师就是这样一个帮助他人、关注他人的代表。他关心他人，并且还针对着具体的个人。救赎式的牧师权力成为对生命进行投资的生命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变成了现代社会的生命权力，由此福柯反复强调的生命政治也就是政治将人口和生命作为对象，力图让整个人口，让生命和生活都获得幸福，力图提高人口的生活和生命质量，力图让社会变得安全。以人口一生命为对象，对人口进行积极的调节、干预和管理，以提高生命质量为目标的生命政治，福柯也是的重要主题。

书单：2023.10-2023.11
福柯
《疯癫与文明》
《临床医学的诞生》
《词与物》
《规训与惩罚》
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
    这个月阅读阅读了福柯的四本书和罗萨的新异化的诞生，相对于总结主要的福柯的思想，想从《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这两本书中选择身体这一小的方面，打算总结医学和社会对待身体的不同，也许具体内容不是很贴切，希望之后加以完善！
医学和社会对待身体进行对比
1.场地-医院与监狱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指出，医院是一种将医生与病人置于不平等关系中的权力结构。福柯认为，医院内部的权力关系是通过医生对病人身体的控制和管理来实现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的新式医院，一开始的目标并不是救助病人，而是为了隔离不正常的人。这就像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的，现代精神病院的成立并不是为了医疗疯癫的疾病，而是为了将这些不正常的人隔离开来，让正常的符合规范的人可以免受他们疯癫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从而保障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良序运行。大型医院之所以存在，就是要建立一个类似于现代精神病院、类似于现代监狱的隔离场所，他们在那里将“异常”的病人与正常的世界隔离开来。
    在《规劝与惩罚》中，福柯也论述了现代监狱制度的历史与功能。首先，监狱制度的起源至18世纪的欧洲。在此之前，这种惩罚方式往往是暴力的、酷刑的甚至是残忍的，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法律秩序的建立以及人权观念的崛起，这种酷刑惩罚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与质疑。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监狱制度出现了。监狱制度主要通过将罪犯隔离起来来达到惩罚和保护社会的目的。这个过程中，遵循着一套严格的程序和规章制度。罪犯在进入监狱后，被剥夺了个人自由和权利，人们被隔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监狱以身体限制和自由剥夺为惩罚手段，通过剥夺罪犯的自由、剥夺他们的权利与特权，来惩罚和控制罪犯。
    总之，医院和监狱相似，主要的功能和作用都是对身体的控制和隔离，继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使社会保持稳定。
2.方式-塑造与规训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在书中，福柯探讨了病人身体如何成为医学知识和权力之下的对象，并讨论了医生如何通过病人的身体来建立专业权威。他指出，近代医学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医学将焦点从整体的人体转向微观的细胞生物学，在对身体空间的塑造中，福柯提到了两个关键的概念：体系和观察。体系指医学知识的体系化整合和分类，通过构建一套系统化的医学理论，对身体进行解剖、分类和规范。观察则是指医学实践中对身体进行观察、测量和记录的过程。通过不同的仪器和技术，医学可以观察身体的各个方面，从而进行诊断和治疗。具体来说，医学通过对身体进行分解和归类来构建。同时，医学还通过实验、临床观察和案例研究等方式来积累对身体的实践经验，临床医学所建构的现代医学知识体系下的身体，一个用医学科学的尺度建立起来的认识我们自己健康状态的体系，也只有在这个框架下，身体才能被纳入现代医学的考量之中。
    而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主要论述现代社会是如何对身体进行规训的，主要有3中规训的手段。一是层级化监视。层级监视不仅在规训者与规训对象之间建立监视关系，而且在监视者内部建立监视关系，使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监视，使规训过程没有任何晦暗不明之处，自上而下，层层把关，形成网络。二是规范化裁决。规范化裁决是规训权力利用已经成为惯习的规范秩序和一些人为的秩序，如法律、诗划、条例等，运用惩罚和奖励的措施，在潜移默化中对社会成员进行有效改造的过程。三是程序化检查。在程序化检查中，规训权力在科学话语的伪装下，通过文字记录、登记、建立档案、分类制表、书写等机制来运作。由此，规训便能够是个人以惩罚和强制行为的联想和恐惧，使其成为驯服的人，能够以某种职业技能和知识体系，使其成为你对社会有用或能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

书单：2023.09-2023.10
《经济与社会》上
《经济与社会》下
《货币哲学》
    这个月分享的是齐美尔在《货币哲学》这本书中关于货币的观点，该书分为分析卷和综合卷，分析卷从货币之存在实质和意义的条件出发阐释货币，从一般生活的条件和关系理解货币的本质；综合卷则以价值感、实践，人的相互关系为前提，去发展货币的历史现象，货币的观念与结构，考察这些现象和观念对内在世界的影响，对个体的生命情感，对个体命运的链接，对一般文化的影响，从货币的影响说明一般生活的本质与构造。该书以货币为中心，主要有三个部分的内容：货币的本质与意义、货币广泛使用带来的影响、货币对一般文化的影响。
一、货币本质与意义
    齐美尔是通过分析一般意义上的价值来说明货币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在他看来，价值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之中。事物的价值存在于我们之间的相对距离之中，如果事物与我们的距离太近，太容易得到，就没有价值。当然，如果距离太远，甚至远到无法得到的地步，也就同样没有什么价值。人们通过创造事物，从而创造了价值。但同时，这一创造过程又使自己与事物相分离，然后再寻求克服这一距离和摆脱困难的手段。这中间的困难越大，手段就越有价值。价值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之中，或者说存在于人的创造物于人本身的异化过程之中，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齐美尔展开了对货币的分析。首先，货币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货币造成了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货币又能够帮助人们克服自己与物之间的距离。其次，货币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普遍的价值标准。从以货易货到货币作为中介，扩大了商品的种类和交易的时空范围，甚至人本身也变成了商品。最后，货币是人类互动的一种形式。交换过程本身能创造价值。参与交换的双方，只有在都认为出售较低价值的商品，换回较高价值的商品时，交换才成为可能。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成为纯粹的交换工具，一切事物皆可用货币交换，其价值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才能实现，从数字转化为具体价值。在此情况下，对货币本身的追求变成为目的。
二、货币广泛使用带来的影响
首先，社会互动以货币为中介，增进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频率，使更多的个体能够在各种层次的群体中参与互动。从初级群体到次级群体的互动，促进了社会团结。只有人与人存在信任关系，货币才能存在，才能发挥媒介作用，货币经济发展促进了信任关系的普及。
其次，货币使社会对量的计算超过对质的强调，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朝理性计算转变；货币的使用使得人们能够更加抽象地对目的作思考，因为货币交换行为，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心理过程，从而使“理智能力和抽象思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货币的使用改变了知识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促进了文化向着知识层面进行根本性调整。
再次，货币使社会交往更加紧密，无差别的货币交换和社会分工推动了社会的理性化；
最后，货币对个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货币使个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有了更多的表现自己的方式，社会也就因而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货币使得人们能够具有多种不同的人际关系。个人可以通过付费或花钱参加各种交往活动，与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促进了社会群体数量的增加及其形式、内容的多样化。但是，另一方面，货币在使人们能够接触多种多样的人的同时，也导致个人更加封闭，更加孤独，这已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通病。在货币的强力冲击之下，个人和社会关系异化，社会互动非人格化，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分离，成为外在的存在而不是实现个人自身价值的目的，个人的个性特征没落；社会分工专门化，社会关系逐渐成为有限目的的交往而非人格化，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物物关系。
三、货币对一般文化的影响
齐美尔在“综合卷-生活风格”这一节也指出了资本主义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文化悲剧，就是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的矛盾。
1.彼此分歧的原因（劳动分工）
    首先，主观文化，也称为“个体的文化”，是指行为者生产、吸收和控制各种客观文化因素的能力与倾向。是已经内化了的各种文化因素在行为者那里的综合体现。客观文化，也称为“集体的文化”，是指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制造和生产的各种外在于个体、而又时刻影响着个体的每一个方面的文化因素，例如宗教、哲学、科学、工具、艺术、伦理、组织、团体、制度等。
    理想状态下，主观文化影响和塑造着客观文化，并同时接受着客观文化的影响。问题在于客观文化一旦形成，就不受创造者的控制，凭借其自身的生命力发挥作用并持续发展。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之间存在着深深的疏远与对立。随着历史发展，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压制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爆发式发展，但主观文化及创造客观文化的能力却低速成长甚至衰落，从而使我们面临“文化悲剧”。在西美尔看来，这种文化悲剧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因为分工的增加。
2.结果：个人文化的发展远远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
   正如上面所讲到的，与货币经济相伴随的客观文化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社会生活中的计算和理性， 以及非人格化的冷漠、傲慢和玩世不恭，从而构成对人性、个性和自由的最大威胁，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悲剧”。文化悲剧在于我们的个人能力无法跟上客观文化扩展的步伐，我们注定越来越不理解我们所创造的世界，而且会越来越被我们创造的世界所控制。其悖谬是，我们对客观文化的了解越少，对它的依赖却越深。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例子，比如说，如手机对人的生活的控制，我们现代人也是越来越离不开它们。
   
书单：2023.07-2023.08
《社会科学方法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古犹太教》

7月读书汇报：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总结
一、韦伯研究宗教社会学的起源
    韦伯本人在研究宗数社会学的时候，首先从分析中古以来西欧历史的演变入手，从中选择出一些他认为是促成西欧近代资本主义之发达的主要因素，再将之有系统地组合起来，这就产生了一个西欧资本主义之形成的“理想型”，然后，他利用西欧资本主义的这个“理想型”进一步检视其他异文明的相关因素，将之有机地构成那个异文化社会的“理想型”，再将这个异文化社会的“理想型与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型”进行比较，以期为近代资本主义为何只在西欧产生出来这个问题提供较满意的解释。整个论文集的目的，在于通过东西方诸大宗教的对比研究，来突显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色。
二、研究方法
    韦伯采用的方法是比较的方法和重点被彻底颠倒过来的“理想型”的方法。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很据他所提出的“理想型”,强调了那些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广泛一致性的教义,而忽略了那些显得与资本主文精神不和谐的因素。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却采用了相反的程序，强调了那些阻碍理性的经济活动的精神因素，而贬低那些似乎是十分符合经济理性的因素。在西方，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儒教与道教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儒教与道教》的思想内涵简要的介绍
    在这两部宗教社会学著作里，韦伯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集中地探讨了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如何兴起的论题。韦伯认为，理念与理想井非总是物质环境的反映，它可以成为引发社会经济变化的真正独立又自发的动力，具体地说，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文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韦伯以新教中的加尔文派的教义为范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加尔文派信奉上帝预选说，认为人的生死是由上帝永恒的天命所决定的，加尔文教徒为了避免遭到上帝的惩罚，争取获救，便开始无休止地进行劳作和有条有理地进行俗世活动。这种建立在“天职”基础上的合理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此外，加尔文教徒的天职概念，还造就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劳动精神”。他们排斥肉体享受，把已经获得的财富用于投资，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跟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综上所述,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和发展。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使物质(资本主义的制度性)与精神(资本主义的规范性)达到了高度的结合，从而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书里，韦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提供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型”为参照系，试图论证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本书曲三篇构成：第一篇为物质部分；第二三篇为精神部分。在第一篇里，韦伯重点考察了与他的主题密切相关的五个中国社会的物质层面;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家产制国家、氏族(血缘）组织以及法律。但是,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除上述各种的物质因素以外，最基本的是因为缺乏一种像禁欲的新教教义那样的精神气质。
    在第二篇里，韦伯集中考察了理性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出现的“心态”因素。
韦伯指出，士人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所作所为无不在于维护现存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所代表的价值体系-儒教，纯粹是一种入世的道德伦理。用韦伯的话来说，“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于此世;清教的理牲主义是去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儒教惧怕任何的改革;而清教为了能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主张对此世进行剧烈的变革。儒教认为,中庸之道乃是宇宙和社会的不变的法则。而清教则认为、为了能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应该通过各种专门化的职业数育、培养出职业上能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的“职业人类”。儒家认为，“五轮”是“即有的世界”的结构核心。在这些关系里，“孝敬”是根本的道德义务。由五伦衍生出来的家族伦理，在家产制政权下,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助长了血缘的维系与发展。
    按照专伯的理解,道教在中国被视为异端,常受到作为正统主流的儒教的排斥。这是因为，儒教的生活取向是此世的，儒教引导人们去适应这个世界。而道教的生活取向是出世的，道教引导人们超脱尘世，与世隔绝。儒教主张以理性的方式适应此世;而道教主张道过非理性的冥思静默在宇宙秩序的终极原则上求得启示与巫术的力量，以贬斥既有世果。道教也有自己的“道”,这和清教鞭策人们去改变既有世界的教旨形成鮮明对照。道教充满了巫术般的信仰和迷信。而西方的清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是一种最物质地摈弃了巫术与迷信的宗教。道教引导人们隐匿于世的方式，主要盛行于中国北方贫苦的农村。与清教鼓励人跳出狭义的生活圈子到广阔的天地里施展自己的才能的创业精神完成不同。从道家的“无为”中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

[书单]：2023.06-2023.07
《教育思想的演进》
《孟德斯鸠与卢梭》
《学术与政治》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6月读书汇报：
    本月分享的书籍是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韦伯作品集导论、学术与政治和附录。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本次主要分享的是这本书的三个重点内容，一是韦伯方法论的两大贡献、二是以学术为业、三是以政治为业。
一、韦伯方法论的两大贡献
    在社会学的知识论这一节中，指出韦伯主要做出了两点决定性的贡献：一是提供了诠释的方法。社会学分析的是社会关系和一种活动，诠释方法的任务是填补单纯的因果说明，在处理有关于人类关系的问题时，没有照顾到的地方；二是因果多元论。首先，要有原因推断的过程。所谓因果推断,不过是将某些现象归诸某些原因，在事件进行的过程中，无法找到严格的决定论。其次，我们要谈到客观的可能性，客观的可能性让我们能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进行尽可能妥当的可能原因推断。
    韦伯社会学研究的特点就是普遍性与独特性的综合，如何对其他文明进行探讨，好让我们更好了解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西方发展出了深入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系统化合理主义，这个世界被祛除了谜魅。世界祛魅也摧毁了意义和最高价值的问题，由此，韦伯《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借以回答学术的意义是什么？政治的意义是什么？
二、以学术为业
    韦伯首先谈到学术的外部环境，以美国和德国对比，讲述德国的薪水的微薄以及美国的工作负担超重，此外，晋升的途径也需要机遇，想要从事学术，就必须兼顾学者与好老师的品质，承担着教学和研究两种责任，也正是因为两者兼顾的人比较少，使得能够从事学术领域的人也很少，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学术命运的随机性。对于学术生涯外缘条件的总结，韦伯指出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之后讲到从事学术的三个要求，除却热情，学术作为精神上的志业，第一要求就是学术的专业化，要求从事学术生涯的人必须经过严格的格式化训练,这也让我想到我们“两经一专”的培养模式，其实也是在为做学术打下良好基础；灵感同样重要，韦伯认为灵感等于热情和工作；最后一个要求是人格或者说是个性。韦伯指出，在学问的领域里，唯有那纯粹向具体工作献身的人，才有“人格”。
    那么我们该何处寻觅学术工作的意义，学术的进步是人类理知化过程的一个部分，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但这一切所指惟一：世界的除魅。“我们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灵存在的野人那样，以魔法支配神灵或向神灵祈求。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性的方法与计算。这就是理知化这回事的主要意义。”学术的积极贡献就在于：首先，学问让我们得到关于技术的知识，好让我们通过计算，支配我们的生活、支配外在事物以及人的行为。其次，学问能够给我们一些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训练。最后，承担启人清明并唤醒其责任感的职责。在今天，学问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其目的，在于获得自我的清明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
    最后，韦伯讲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顺利的引出第二篇演讲《以政治为业》。韦伯认为政治不属于课堂，他强烈反对老师在课堂是宣传政治立场，这是因为党派之争会导致学术所追求地真理出现偏失。同时，身为老师，应该教会学生质疑权威，不必鼓吹他人观点。这其实也是韦伯价值中立的体现，无论何时，一旦学者引进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于事实的完整了解，即不复存在。
三、以政治为业
    这篇演讲其实也体现出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主要内容，首先韦伯给国家和政治下了明确的定义，并把支配细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的、卡理斯玛型的和法制型的，他的研究兴趣在于卡理斯玛型支配，并指出支配之经营的两项要素：人（行政官僚）与物（行政工具）。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首先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种性质是绝对重要的：热情 、责任感、判断力。其次是克服荒唐的虚荣心。最后，是韦伯在伦理观中推崇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现时代是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的时代，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只能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这意味着一个人要忠实于自己，按照自己既定的价值立场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取
向。总之，一个人若要以政治为业，就必须了解政治这个行当的特性，就要真诚地面对政治事业的逻辑，要具备责任感，以及为自己的行为的后果承担一切责任的坚定决心和勇气。只有这样，才能够说自己为以政治作为职业做好了准备。
    其实，在读完这两篇研究之后，发现这两篇的文章的写作思路比较相似，“以学术为职业”先对何为学术生活进行解释，从外在的方面、内在的方面，再到学者该拥有哪些做学术条件，最后到阐释学术的意义是什么。在“以学术为职业”这篇文章中，韦伯首先从解释“政治”是什么，接着讨论政治作为一个行业，有什么意义，再讨论从政人员的应该具有哪些品质；两者不同的是，韦伯在讨论学术职业时，篇幅较短，但比较多讨论了学术本身的意义和价值，集中到了学术使人清明这个最核心的方面。而以政治为业篇幅过多，多集中于专业词汇的解释。

[书单]2023.05-2023.06
《在野之学》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道德教育》
5月读书汇报：
   本月读书汇报主要以上个月所读的《自杀论》与《社会分工论》以及这个月所读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与《道德教育》为代表，简要分析一下涂尔干所处时代的危机、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治疗危机的良药，下面进行简单论述。
一、从《自杀论》与《社会分工论》看涂尔干所处时代的危机
    首先，涂尔干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欧洲，西方发达国家在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遭遇的各种危机。涂尔干的研究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而展开的，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而出发的。在《社会分工论》中，他将人类的团结区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并指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从机械团结过渡到有机团结的过程。涂尔干论述了劳动分工的功能，指出现代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常态的社会分工。然而，涂尔干也指出了各种反常分工形式的出现。在各种反常形式中，失范被认为是当时社会各种危机根源之一。失范的分工往往会导致社会对个人的行为缺乏法律道德的约束，对分工产生的新角色的规范模糊而不详尽，结果是社会成员丧失了指导他们行动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从而导致社会失范和有机团结的发展。
    其次，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将自杀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分析了自杀的社会原因和自杀类型，而在19世纪，欧洲的高自杀率主要是利己型自杀，是个人主义泛滥和集体规范不足的外在表现。
二、社会危机的原因
    对于大革命后的社会危机，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及《自杀论》中做了清晰的判断：整个社会所处的失范状态，其原因恰恰在于社会政治的运行革除了一切传统因素的作用，一方面，每个人不再受到传统的家庭、共同体和职业群体的保护，因社会疏离而产生极端自我主义的原子性个体，另一方面，政治体也因缺乏社会中间团体的保护，而沦入到不断革命的怪圈之中。因此，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种切实的中介环节，是孤独的个体重新获得群体的依恋感和道德上的自足，同时让现代民主政治落实在一种既能够有效地组织经济生活，也能够充分地代表公共政治诉求，便成为了重建社会的基本路径。
三、治疗社会危机的良药：职业法团、伦理建设与道德教育
    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和《道德教育》中，涂尔干为解决社会危机找到了路径：职业法团、职业伦理建设与重塑道德教育。
    涂尔干意在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来解决大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分工有机团结下的失范状态，如何解决这一危机，这是这本书的重点。涂尔干将解决之道寄托在了职业团体与个体道德之上。
    他首先指出，现代社会是劳动分工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各职业活动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和内容，需要用一些特殊的职业伦理加以规范，而这种规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均一的政治性规范，另一个是职业伦理。他指出职业伦理具有重要性是因为在社会活动上都需要道德纪律的存在，社会群体的规模越大，就越有必要制定这样的规范。在职业团体的凝结之下，个体便能寻得新的纽带，不再是飘零的个体，社会也便具有了稳定基础。因此，经由法团这样的职业群体作为政治的基本单位并由此形成的中介作用，将国家的政治作用最终落实在了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的基础上，从而能够解决法国大革命以来出现的政治危机。
    其次，涂尔干通过对公民道德以及个人道德领域的论述，明确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个人是社会的个人，是集体的个人，它的产生得益于国家作用的发挥。个人是社会目标实现的工具之一，要依托于职业团体这样的次级群体，在对国家承担义务的条件下参与国家公共事务。
    最后，涂尔干通过《道德教育》指出了道德教育的要素是什么，以及如何将这种要素诉诸儿童教育实践。涂尔干将道德分为三大要素：纪律要素、对社会群体的依恋要素以及自主要素。对于如何培养儿童的道德感，涂尔干指出在学校内，教师可以通过各种规范和惩罚来培养儿童的纪律性；在对儿童集体性的培养上，学校教育要做的便是将孩子纳入社会，使他们完成从个体存在向社会存在的跨越；在自主性的培养上，涂尔干将这一使命托付于教学的内容即科学与艺术，基于此，涂尔干指出了教育的本质，是使人社会化的过程。
    以上就是自己的一些本月的读书思考！

[书单]2023.04-2023.05
《自杀论》
《社会分工论》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四月读书汇报:
       本月阅读了涂尔干的4本书籍，分别是《自杀论》、《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的主要的思想集中于四部巨著，这些目前都被视为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础著作，下面是自己在初读涂尔干的四本书籍之后的一些阅读思考与感悟。
    首先是能够与所学的知识联系起来，加深知识理解，又能了解以往未涉及到的部分。
    在备考阶段就已经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中了解到涂尔干的主要思想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社会团结与社会分工论、宗教与知识社会学，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介绍了研究对象-社会事实，如何研究社会事实，并通过《自杀论》中对自杀的分析来为社会学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范本，通过《社会分工论》回答前现代和现代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分别靠什么达到，社会分工的功能以及反常的分工形式、通过《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指出宗教的定义、本质和功能。在读经典的过程中，这都是与之前所学知识相联系的地方，都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且易懂。然而，也有一些以前未了解的，特别是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涂尔干对图腾信仰和主要仪式分析，指出，图腾并不是简单图案崇拜，而是由于看到图腾所引发的激烈的情感，这种情感的来源是社会所赋予的一种集体力量。仪式对于宗教的延续来说非常重要，由于在仪式过程中，社会成员集体参与，产生了平时未有过的公共性集体性，所以仪式是宗教力的来源。而这些内容之前并没有了解过，也相对来说，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其次是在看涂尔干不同的书的时候，能够发现这些书之间产生的一些联系。
    比如，《自杀论》是《社会分工论》的续篇，因为在《社会分工论》中的最后一部分就已经对社会分工引起的社会病态进行了分析，自杀现象的迅速增加以及连带的许多其他病症，正说明着当前社会存在着一种混乱状态。
    再次，也能了解到涂尔干的思想转向。
    对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这样介绍的，该书反映了涂尔干晚年思想的重要转向。前期的涂尔干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的论述为代表，特别强调社会事实对个体行为所具有的客观性、外在性、强制性；后期的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为代表，则更多地强调集体意识通过内化在个人的人格当中来发生作用，前现代社会人们的某些信仰、图腾内在所蕴含的政治社会与宗教意涵，涂尔干所要发掘的是，这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彼此团结、凝聚为一体究竟是什么，以宗教为联系，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序言中，涂尔干论述到，正是基于对宗教的新理解来阐述集体表象的理论，并借此来澄清社会事实与物的差别。
    以上就是自己的读书思考与感悟，但目前也存在读书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自己只是在简单总结理解书的内容，不知道如何找出一个线索和思路将所读书目进行串联，找不到一个中心来进行总结，此外，自己在阅读过程中，专注度也应继续提升，继续加油！

书单：2024.3-2024.4
《社会的构成》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民族国家与暴力》
《第三条道路》
《超越左与右》
《失控的世界》
《风险社会》

读书汇报一：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失控、风险与苦难
    对现代社会的描述一直是当代社会学大家描述的重点，吉登斯、贝克和布迪厄分别在《失控的世界》、《风险社会》以及《世界的苦难》中用失控、风险和苦难三个字来为我们介绍现代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个月的读书汇报就是基于这三本书来总结吉登斯、贝克和布迪厄对现代社会的概况所做的描述和分析。
    一、失控
    吉登斯的《失控的世界》这本书共分为五个章节，首先介绍了全球化，以及伴随全球化而来的风险、传统、家庭以及民主这些问题，介绍了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吉登斯认为失控的原因正是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吉登斯认识到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而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同样它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会产生向上的拉力，而且也会产生向下的推力，全球化正变得越来越无中心化，不受任何国家和大公司的控制。吉登斯论述的区分了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主导我们的是由外部的风险，如瘟疫或者饥荒等，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如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核裂变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等大灾难。当今世界的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人们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传统的终结，传统的终结并不一定意味着传统的消失，只是以传统方式存在的传统越来越少。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今天正在出现两个基本的变迁，在西方国家，不仅公共制度而且日常生活都在远离传统，而世界上其他一些仍然维持传统的社会也在变得非传统化。而在家庭方面，全球化一方面扩大交往范围，另一方面又引起人际间的疏离。同样，在全球化时代，民主也同样具有两面性，其他国家都在模仿成熟的民主制度时，却出现了民主意识的削弱在扩散的现象。吉登斯在书里说，“民主就像一朵脆弱的花，一方面它的领地在逐渐扩大，另一方面世界上到处都在蔑视人权”。总之，当今世界在快速变化过程中，具有双重效应，越来越不受控制。
    二、风险
    贝克则用“风险社会”一词来描述现代社会，书中有很多方面描述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对比，比如工业社会关注不平等，是一种需求型团结，用“我饿”来形容，而风险社会关注不安全，是一种焦虑型团结，用“我怕”来形容。贝克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处在一个风险社会，风险概念类似于不确定的概念，风险社会事实上也是不确定性社会。其特征在于，新的风险大多是人造的、人为的；风险危害具有全面性、全局性；不容易检测。贝克首先探讨了风险社会的分配逻辑。与工业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所不同，风险社会的核心在于对风险的分配。工业社会因其以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为主而往往导致不平等的产生，这使得工业社会大多数时候都表现为一个阶级社会。风险社会则强调风险的生产与分配。但是，风险同财富一样附着在阶级模式上，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顶层积聚，而风险在底层积聚。就此而言，风险似乎不是废除而是巩固了阶级社会。贝克还论述了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贝克解释了个体化的三重理解，这三个维度分别是解放的维度、祛魅的维度和控制或再整合的维度。风险和不安脱离并重塑了工业社会的内在社会结构，这些内在结构如社会阶级、家庭模式、性别地位、代际、职业等，也改变了生活的基本确定性，在个体化过程中个体脱离了传统纽带和支持关系，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劳动力市场、消费和谋生中的标准化与控制的约束。
    三、苦难
    《世界的苦难》这一本书是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状况和所遇困难作出的见证，它的写作形式与其他书不同，是通过访谈形式而出现的生活史个案，我只是略读了一下这本书，大篇幅的访谈内容没有看，只看了作者的分析，这些困难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生活空间的相关问题，包括社区环境差、邻里冷漠，相互之间不认识，谁都不愿意说话、存在暴力冲突、种族歧视与工人阶级衰落；二是结构性因素而导致的流动困难：首先是家庭代际继承的痛苦，没有受过教育的父母把自己的期望转移到孩子身上，而孩子对父母的期望和自己没能达到的成就而感到痛苦；另一个是制度塑造的职业，比如书中讲到，警察和法官的职业选择是因为家中有人从事法律职业或者是受到亲属的影响，而工人的父亲却生产工人，这主要是因为缺少文化资本，社会结构起作用；最后是学校的区隔，教育制度制造社会不平等而且经过学科定向认可，而学校做为这种合法性机制也在潜移默化的为大家所接受，学校由于市场化机制的竞争区分了好学校与差学校，在好学校中文化资本高度积累，而在差学校中，校园暴力等问题频繁发生，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四、一点总结
    这三本书其实都是三位作者对生活在这个快速变迁时代所具有的感情表达，为什么以失控、风险和苦难所命名，并不是说作者充满了悲观，书中在介绍这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后，也给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吉登斯在谈到《文明的终结》这本书时，联想到它们写这些书时面临的时代正处于20世纪末，世界正匆忙忙的走向它的尽头，如果处于21世纪开端，作者可能会以希望、开端等来吸引读者，但是失控、风险和苦难仍然存在于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对我们来说更像是一种警示。
   
读书汇报二：吉登斯思想梳理
    这个月大多数时间都在阅读吉登斯的书目，打算对其思想进行梳理和总结，吉登斯对社会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全面梳理和发展，其社会政治理论为世纪末西方政治生活的变革提供了一套系统的解释理论，而且为政治观念的变革提供了一个看起来颇为合理的理由和选择。他的学术历程主要有两个阶段，其一在于分析欧洲传统思想主要是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逐步创建自己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二是用自己的理论来分析社会历史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生活。按照其学术历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发展自己的理论-双重解释学与结构化理论、关注国家与暴力-社会变迁理论、分析当代社会生活-现代性与全球化、晚期的转向-对政治生活的关注。
    一、发展自己的理论-结构化理论与双重解释学
    吉登斯首先对欧洲思想传统的梳理与批判，这个阶段的主要代表书目为《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与《社会的构成》。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中，主要有三条线索为逻辑展开，一是结构与行动的关系，提出结构二重性、结构化、涉及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冲突和均衡；二是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里吉登斯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三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社会的构成》一书吉登斯则深入阐述了结论化理论所关涉的主要概念，他从某些分野谈起，批判了功能主义与结主义、解释学和现象学的错误之处。
（一）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论述的结构是指规则和资源。规则指行为的规范和表意性符码，其中规范包括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表意性符码则是具有意义的符号，如语言，一个手势，一声尖叫等。吉登斯将资源与权力结合起来分析，认为资源是权力的基础，资源所构成的是结构的支配方面，资源为规则提供了条件，而规则凭借着这些条件具体体现于社会实践之中。资源分为两种：配置性的和权威性的资源。前者是指在权力实施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质性的资源，根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后者是指在权力实施过程中的非物质性的资源，它源于社会中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规则并不只是对人们如何行动作出的概括，它们是实践活动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系统的再生产的条件和中介。规则不只是带有否定性意义的禁令或限制，它也是建设性的，是对行动意义的积极建构。吉登斯认为，社会理论所要解决的，不是像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社会结构决定了人们的行动；也不像现象学或解释学社会学那样，以为人们的各种各样有且的的行动本身如何构成了社会，而是行动是如何在日常的环境条任下被结构化的。同时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是如何由于行动本身的作用而被再生产出来的，这里体现的结构二重性原理，即：结构一方面是人关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
（二）双重解释学
    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深刻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以来、经过涂尔干等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人物问题上，提出了他的双重解释学。重新阐明了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任务及由此带来的深刻影响。双重解释学意味着社会科学的逻辑必然包含着两套意义框架：第一，是由普通行动者构成的充满意义的社会世界，第二，是由社会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元语言。这两者在社会科学的实践中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科学家用于理解社会过程的概念和归纳能被作为行动者的常人所用，这些人能够改变社会的过程，因此，在根本的意义上，社会学家与常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不同。
    二、关注国家与暴力-变迁理论
    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吉登斯以全球社会变迁的过程为叙述框架，力图通过建构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式，阐明塑造现代社会的力量。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转型除了马克思认为的生产力的提高、韦伯认为的人的理性化，以及涂尔干认为的社会分工的发展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形态的变化。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别开来的主要是现代社会的民族一国家特征，其突出表现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造成这种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为动因，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同时也包括其他三种力量的发展：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监视、军事暴力手段的国家化以及人类行为的工业主义，吉登斯把一般的社会转型过程分为三段：传统国家时代、绝对主义国家时代、及民族一国家的时代。认为这三种国家形态依次更替，实质是⼈类社会从⼀种结构向另⼀种结构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结构化的社会再⽣产过程，是⼀个时代向另⼀个时代变迁的社会发展过程。传统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分化和裂变，⼜称之为阶级分化的社会。传统国家有边陲⽽⽆国界，基本存在形式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绝对主义国家从社会转型意义上，把绝对主义国家作为欧洲国家的过渡形态，考察传统国家如何从这个中间状态转型为现代国家；⺠族-国家从国家体系的⻆度来看⺠族-国家，⽽不是针对某⼀个国家。 ⺠族-国家存在于与其他⺠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系列制度 模式，对业已划定边界的领⼠实施⾏政垄断，它的统治依靠法律以及对内外暴⼒⼯具的直接控制⽽得以维护。它的主要特征：全球性、垄断性和暴⼒性，它是拥有边界的权⼒集装器。
    三、分析当代社会生活-现代性与全球化
    在90年代，吉登斯把关注的目光转到当代西方社会生活中，《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在这两本书中吉登斯主要介绍了现代性理论以及全球化。
（一）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多维度
    吉登斯拒绝从单一维度来解释现代性，从四个制度性维度来看现代性，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包括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机器、军事力量。同时，这四个维度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例如监督机器与军事力量连结诞生了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连结则诞生了现代企业，军事力量与工业主义的连结使得战争工业化，监督机器与工业主义的连结则强化了生产制造中的管理权，由于现代性内在的全球化特性，吉登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对应的全球化的四个维度，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现代性的全球化也是一个不断创造新风险的过程，不断政变人们的既有生活方式、认知体系的过程。这些新风险影啊的范围更大，带有更强的不确定性，直接威胁到人类整体的存在。如果从四种制度性维庚来看，这些后果严重的风险包括：极权主义的兴起；全球经济的解溃：核大战的爆发以及生态的恶化。同时人们也不是被动的，也在不逝提高反恩能力和理解能力，积极地作出回应。西方社会在60年代兴起的备种杜会运列就是对全球性风险的回应。根据自己的制度四维结构，吉登斯很自然地提出了四种社会运动：劳工运动、民主运动、和平运动以及生态运动。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制麼性分析没有导致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的那种悲观前景。他很少使用“后现代”词，通常用“晚期现代性”或“繁盛现代性” 来指代。他对于晚期现代性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这种乐观主要建立在对现代性制廈的积极一面的继续发展，主体、社会乃至全球反思性的提高上。 
（二）现代性的动力机制 
    吉登斯现代性的思考是源于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判，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方向，也被单一的动力原则所支配。因此，他提出了“断裂论”，即现代社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脱离了所有类型的传统社会秩序，断裂的根本原因在于时间分离，前现代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但到了现在，时间从空间中分离了出来，以此同时空间也和场所分离出来，在场被缺场所取代。时间分离会使得使得社会关系发生剧变，现代的社会关系不再如传统那般受到地域性的制约，这就是脱域”。对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这两种抽象体系的信任，就是脱域的实现机制。脱域机制中的专家系统，涉及许多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生产，这些知识又将被运用于社会生活本身。这就是现代性的“反思性”。这三个同样也是三个动力机制，它们的关系也具有一定因果关系。
（三）现代性的后果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从宏观方面指出，现代性的后果在于亲密关系的转型以及风险认知的变革，《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可以看作是这本书的续篇，从微观方面指出自我认同的两难困境。现代社会秩序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秩序的根源是信任关系的不同，一方面现代的个人信任必须通过自我探询的过程才能够建立，就比如说前现代是地域性信任，如血缘、地域化社区等；现代是被脱域的抽象体系中的信任关系如个人、抽象体系等，这就引发了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风险是强度更高、数量更大的全球化风险，人们已经具有将风险视为风险的风险意识，接受了风险的广泛存在以及专家系统普遍的局限性。更一方面，人的自我认同越发向内用力，人们通过内在参照系统形成了自我反思性，这种反思性外化为专家系统，生活规划的选择不可避免受到上述动力机制伴随而来的信任机制、风险环境变迁的影响。由此吉登斯提出了自我的两难困境在于四个方面，分别是联合与分裂、无力与占有、权威与不确定性、个体化与商品化的经验。
四、晚期的转向-对政治生活的关注
   《超越左与右》和《第三条道路》等书则代表了吉登斯对社会政治课题的关注。当代西方社会己经进人了反思的现代化阶段，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解传统化的进行以及个人自我反思能力的提高带来了大量崭新的、潜在破坏力大的人为不确定性。政治光谱中的左、石两大阵营都无法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以及有效的对策，因此必须超越左右的认识局限，综合众多理论，建立新的理论出发点,以此来制定能够解决当代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的方案，吉登斯主要提出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这包括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团结、摆脱解放政治，建设生活政治、用能动性代替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展对话民主和情感民主，对民主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福利国家，把福利依赖转变成积极福利、在各个领域消除暴力。以及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纲领，主要包括激迸派的中心，新型的民主国家（没有了敌人的国家），积极的公民社会，民主的家庭，新型的混合经济，作为包容的平等，积极的福利政策，社会投姿型国家，世界性的国家，世界性的民主。
    在阅读的中，吉登斯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已经消亡了，但是国家与市场关系已经在实践中“姓资还是与姓社”已经探索出来了，国家与市场要合作，并不能盲目的选择一方，而且吉登斯并不认为社会主义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良方，这给我一点体会就是要关注作者所处的时代，比如吉登斯的学术产出主要在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和东欧事变背景之下，他并没有看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书单：2024.2-2023.3
《时尚的哲学》
《共产党宣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阅读汇报—吉登斯和哈贝马斯有关现代性观点的总结
一、现代性的概念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明确指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以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之前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级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如果从四个制度性维度来看现代性，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包括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机器、军事力量。同时，这四个维度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例如监督机器与军事力量连结诞生了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连结则诞生了现代企业，军事力量与工业主义的连结使得战争工业化，监督机器与工业主义的连结则强化了生产制造中的管理权，由于现代性内在的全球化特性，吉登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对应的全球化的四个维度，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并没有做出明确定义，只说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就这一点来说，哈贝马斯和吉登斯是一样的观点，他们并不像贝尔在《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一本书中表明现代已经过去，我们步入了后现代时代，吉登斯也是认为现代仍未完成，更愿意称为现代性晚期，哈贝马斯并借此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从黑格尔开始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有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和尼采。而尼采的后人们又分成两支：一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另一条是巴塔耶和福柯。但这我没有看懂，哲学思想较为浓厚，大致是他们的思想都存在局限，哈贝马斯对它们进行批判，指出要重回黑格尔。
二、现代性的缘起-从断裂与分裂谈起
    吉登斯现代性的思考是源于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判，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方向，也被单一的动力原则所支配。因此，他提出了“断裂论”，即现代社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脱离了所有类型的传统社会秩序，断裂的根本原因在于时间分离，前现代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但到了现在，时间从空间中分离了出来，以此同时空间也和场所分离出来，在场被缺场所取代。时间分离会使得使得社会关系发生剧变，现代的社会关系不再如传统那般受到地域性的制约，这就是脱域”。对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这两种抽象体系的信任，就是脱域的实现机制。脱域机制中的专家系统，涉及许多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生产，这些知识又将被运用于社会生活本身。这就是现代性的“反思性”。这三个同样也是三个动力机制，它们的关系也具有一定因果关系。
    哈贝马斯谈起现代性提到分裂一词，明确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在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所导致的传统伦理生活总体性的分裂。关键在于现在如何能够在脱离了传统和必然的规约之后自己为自己创造出规范，获得自我确证。
三、现代性的后果与困境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从宏观方面指出，现代性的后果在于亲密关系的转型以及风险认知的变革，《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可以看作是这本书的续篇，从微观方面指出自我认同的两难困境。现代社会秩序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秩序的根源是信任关系的不同，一方面现代的个人信任必须通过自我探询的过程才能够建立，就比如说前现代是地域性信任，如血缘、地域化社区等；现代是被脱域的抽象体系中的信任关系如个人、抽象体系等，这就引发了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风险是强度更高、数量更大的全球化风险，人们已经具有将风险视为风险的风险意识，接受了风险的广泛存在以及专家系统普遍的局限性。更一方面，人的自我认同越发向内用力，人们通过内在参照系统形成了自我反思性，这种反思性外化为专家系统，生活规划的选择不可避免受到上述动力机制伴随而来的信任机制、风险环境变迁的影响。由此吉登斯提出了自我的两难困境在于四个方面，分别是联合与分裂、无力与占有、权威与不确定性、个体化与商品化的经验。
    而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根本困境是源自“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片面性。这种挣脱了传统规约的、自作主张的、自力更生的主体性原则导致了分裂与异化。主体性包括四种内涵，个体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自由、唯心主义哲学。但问题是，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能否产生出这样的标准，它既是从现代世界中抽取出来的，同时又引导人们去认识现代世界，通过对启蒙时代的诊断，黑格尔发现了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它虽然生成了自由的主体和反思文化，但它并不能利用理性来复兴宗教的统一力量。一方面，主体自由的形成以及自主的反思瓦解了宗教的统一权力；另一方面，现代性打破了生命的和谐，将理性与宗教并驾齐驱，导致了知识与信仰的分裂，使整个生活系统陷于分裂状态。
四、诊断现代性的途径
    然后尽管现代性有上述所说的风险和后果，但是吉登斯和哈贝马斯并不像韦伯一样悲观，陷入一种“理性的牢笼”提出了各自的解决途径。
    吉登斯以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作了对比，认为生活政治源自选择自由和产生式权力的政治决策，由此形成一种能在全球化背景下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且在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进而在后传统秩序以及提出有关“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伦理问题，并抗拒存在性问题的背景。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应该不断自我反思以对抗外界的不理性，从而推动生活政治的发展。
    而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就必须返回到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所放弃的选择，即回到一种交往理性观念，从而换一种方式来思考启蒙辩证法。建立交往理性的范式来克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为现代性奠定规范性基础。

书单：2024.1-2024.2
《资本论》三卷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感觉》

    这一个月主要花大段的时间把马克思《资本论》读完了，现在在读齐美尔的《金钱、性别、现代生活感觉》的金钱部分，然后这个月读书汇报的内容是结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卷中的对货币的论述以及之前读的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以及目前在读这本书齐美尔关于金钱的部分，来对马克思和齐美尔关于货币的观点来做一下总结对比。这一想法主要来自《金钱、性别、现代生活感觉》的前言部分，讲到马克思论述货币是从商品的货币的角度，而齐美尔论述货币是文化现象的货币，从货币对于内在世界的影响，诸如个人的生命力，个体命运与整个文化关联的影响。
    首先，就是对于《资本论》三卷以及《货币哲学》所做的简单概括。《资本论》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第一卷讲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从商品谈起，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是如何通过形态的变化，流通得以参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的，这里主要有三种形态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讲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分别研究了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比如资本内部的平均利润率规律，银行资本的性质，以及地租，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达到了高度统一，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货币哲学》分为分析卷和综合卷，分析卷从货币之存在实质和意义的条件出发阐释货币，从一般生活的条件和关系理解货币的本质；综合卷则以价值感、实践，人的相互关系为前提，去发展货币的历史现象，货币的观念与结构，考察这些现象和观念对内在世界的影响，对个体的生命情感，对个体命运的链接，对一般文化的影响，从货币的影响说明一般生活的本质与构造。
    接着，从这几本书中截取关于货币的观点，分为几个方面进行对比。
    一是论述货币的前提与货币的作用。马克思把货币视为一种商品，论述的货币本质上是一般等价物。马克思从商品谈起，商品具有价值和实用价值两种属性，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商品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进行交换，于是商品便具有了交换价值，货币本身也是商品，它既有使用价值也有交换价值，从早期以货易货到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它是商品之间交换价值的表现。接着马克思论述货币具有五种职能。货币的职能是由货币的本质决定的，又是货币本质的具体体现。货币的五种职能包括：价值尺度职能、流通手段职能、贮藏手段职能、支付手段职能，以及世界货币职能。价值尺度是指货币以自身的价值来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货币的流通手段是指货币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以前是以物换物的时代，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货币充当流通手段。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被人们当成财富加以贮藏；货币作为贮藏手段，必须是足值的金属货币或金属条块；货币的支付手段是指在发生赊购赊销的情况下，用货币清偿债务所执行的职能，除了货币用于清偿债务外，支付赋税、租金、工资等体现的都是货币的支付手段；世界货币是在国际商品流通中发挥一般等价物作用的货币。 齐美尔则从价值角度展开了对货币的分析。首先，货币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货币造成了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货币又能够帮助人们克服自己与物之间的距离。其次，货币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普遍的价值标准。从以货易货到货币作为中介，扩大了商品的种类和交易的时空范围，甚至人本身也变成了商品。最后，货币是人类互动的一种形式。交换过程本身能创造价值。参与交换的双方，只有在都认为出售较低价值的商品，换回较高价值的商品时，交换才成为可能。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成为纯粹的交换工具，一切事物皆可用货币交换，其价值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才能实现，从数字转化为具体价值。
    其次，货币与异化。马克思和齐美尔都在书中论述了“异化”。马克思首先论述商品拜物教的背景下异化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商品和商品之间互相发生关系的形式，人与人的关系为物的外壳所掩盖。商品原本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但现在它却表现为这种关系之外的物与物的关系，作为支配商品生产者命运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统治人。正是由于生产关系的物化，使得商品具有了神秘的性质，即拜物教性质。马克思论述的异化指的是人丧失了自己的创造活动的控制，并丧失了对他制造出来的产品的控制。劳动领域中的异化现象主要有四个向度：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概念来概括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生产劳动状况。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工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与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的关系的异化。而齐美尔所讲的异化则是从文化角度，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相互离异，即文化悲剧。客观文化一旦形成，就不受创造者的控制，凭借其自身的生命力发挥作用并持续发展。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之间存在着深深的疏远与对立。随着历史发展，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压制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爆发式发展，但主观文化及创造客观文化的能力却低速成长甚至衰落，从而使我们面临“文化悲剧”。由此，也可以看出对资本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是强烈的批判以及号召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而齐美尔是悲观主义。
    以上就是我这个月的读书汇报！

书单：2024.6-2024.7
《实践与反思》
《实践感》
《实践理性》
《包容他者》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西方社会学理论》上下（选读八大家）

6月读书汇报一：语言作为权力抑或交往的媒介
    语言可以作为两种媒介，一种是权力的媒介，而另一种则是交往的媒介。前者，诸如布迪厄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行使权力的手段，在言语过程中，每一次的言语表达都应该视为一种权力关系；后者，诸如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一种交往媒介，它用于沟通，行为者通过相互沟通现实行为的协调一致，追求各自的目标。
一、语言作为权力的媒介
    在布迪厄看来，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及其各自所属的各种集团之间的力量关系以一种变相的方式体现出来。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涉及到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语言分析中经常谈到的“编码一解码”过程实际上是以一种权威一信念关系为基础的。只有当贵族的权威有效地发挥作用，他一句委婉的话才会产生相应的效果。所以，每一次语言表达都应视为一次权力行为。例“如果一个老派的英国贵族只要对仆人说句你不觉得天有点冷吗？仆人就会去关上窗户。”并且，语言过程中的技能并非单纯的“能说”，还意味着有权利说，有权利通过语言来运用自己的权力，这都蕴涵着语言技能的分配并不均匀。在语言的市场中，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资本，因此其技能也互不相同。基于此布迪厄发展出符号权力。“符号权力”这一概念强调社会行动者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甚至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也可以通过型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力“尽”自己的一份力，而且，支配的效果几乎总是产生于各种决定因素和将人们构成社会行动者的那些感知范畴之间的“吻合”关系。因此，社会行动者恰恰并不把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领会为一种暴力，从而予以认可，任何权力关系都是在“合谋”的情况下完成的。性别支配比其他任何例子都更好地显示出，符号暴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可，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
二、语言作为交往的媒介  
    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也是由日常语言支撑的世界，哈贝马斯也称之为生活世界，亦即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通过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交往活动，获得各种信息，从而对外界得以了解。在哈贝马斯看来，语言恰恰是文化最好的载体，因此语言在生活世界中具有很大的作用：一是描述事态，二是表达意志和情感，三是作为交往中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最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交往行为”，他把社会行为区分为四类：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每个行为类型侧重于不同世界类型的反映目的行为对应客观世界、规范调节的行为涉及社会世界和客观世界、戏剧行为对应着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媒介关键是语言，前三种行为模式没有摆脱传统的主、客体关系，只揭示语言的一种功能即以言表意，建立人际关系或表达经验，只有交往行为是一种全面的行为，同时涉及到三个世界的关联 ，揭示了语言更重要的功能就是以言行事即沟通，沟通是社会交往网络的核心环节。在交往行为中，行为者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把相互间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其核心主要在于通过沟通达成共识。交往行为突出的是语言的中介作用，语言作为沟通和达成共识的有效手段，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使行为者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达到真正的交往行动。由此可见，语言是交往的的重要媒介，对语言进行有效性表达则是实现交往行为顺利进行的前提。而言语行动要达到有效性，就要具备以下要求：其一是“所作陈述是真实的（真实性）、二是言语行为是正确的（应当满足合法行为和规范语境）（正确性）、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真诚性）”。其二，“一种表达的合理性可以通过批判和论证加以还原”。也就是说，主体所言之语的合理性可以经得起检验和论证（证明）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如果参与者的计划行为不是通过斤斤计较，而是通过相互沟通获得协调，这样就是一种交往行为，在交往行为中，参与者主要关注的不是自己的目的，他们同时也追求自己的目的，但遵守这样的前提，即他们在共同确定的语境中对他们的行为计划加以协调，通过协调和沟通来使主体之间取得一致。

6月读书汇报二：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对与现代性的探讨
   谈起现代性，我们往往想到当代社会学家对现代性的讨论，但这个月看一些有关社会学家思想述评相关的书目时，也发现对于现代性的讨论已经起始于古典社会学家，且这种思想是已经成形的，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当代社会学家才更充分和完整。
（一）马克思论现代性：资本主义及其后果
1.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在⻢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资本主义制度。“现代社会”的许多特征， 最终都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马克思在《资本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他首先从商品将起，认为商品具有两重性，既具有使⽤价值，也具有交换价值，两种价值之间存在天然⽭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制造货物是为了有⽤，产品价值最初是建⽴在使⽤价值之上。资本主义市场建⽴后，产品转化为商品，⽣产⾏为和消费⾏为彻底分离，⽣产的⽬的是为了销售，交换价值从使⽤价值中分离出来。上述分离造成了多⽅⾯的后果。 第⼀，对交换价值的强调，使得使⽤价值蜕变成⼀个次要问题。资本家更关注某类产品的利 润。 第⼆，使劳动⼒性质发⽣变化。劳动者通过将⾃⼰的劳动⼒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使⾃⼰与⽣产资料结合起来，劳动⼒本身成为商品。第三，资本主义的商品化，使社会⽣活和社会关系的⽅⽅⾯⾯发⽣了变化。商品关系渗透到资本主义全部的社会关系当中。这种联系只能最终表现为⼈们相互交换劳动成果的交换价值上。 第四，商品化发展最终导致了⻢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产的⼈与⼈之间的关系，采取了商品和商品之间互相发⽣关系的形式，⼈与⼈的关系为物的外壳所掩盖。商品原本是⼈的劳动的产物，体现着⼈与⼈之间的社会关系，但现在它却表现为这种关系之外的物与物的关系，并且作为⽀配商品⽣产者命运的不可思议的⼒量统治⼈。正是由于⽣产关系的物化，使得商品具有了神秘的性质，即拜物教性质。接着，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认为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推动了资本主义⽣产⼒发展及组织形式变化。由于特定时间资本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本家所能雇佣⼈数的有限性。因此，资本家总是想⽅设法提⾼对⼯⼈的剥削程度即提⾼剩余价值率来增加剩余价值量。 对剩余价值进行剥削主要主要有两种⽅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绝对剩余价值是⽣产⼯⼈的劳动⼒价值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既定情况下，通过将劳动⽇绝对 延⻓到必要劳动时间以外⽽⽣产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是在劳动⽇⻓度既定的情况下，通过缩短⽣产⼯⼈的劳动⼒价值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地延⻓剩余劳动时间所⽣产的剩余价值，主要通过技术提升和设备改善，经过了简单协作到⼯⼚⼿⼯业到机器⼤⼯业。 机器⼤⼯业的诞⽣，使整个社会的⽣产⼒提⾼到⼀个崭新⽔平。资本主义⽣产关系虽然创造了机器⼤⼯业这种新型的⽣产技术⽅式，但它也为后者的存在与发展施加了重⼤的限制。机器⼤⼯业的运⾏和发展设置了⼀种制度上的障碍，从⽽使得机器⼤⼯业及其组织形式 在进⼀步提⾼⽣产⼒以及促进⼈类普遍⾃由发展⽅⾯所蕴涵的巨⼤潜⼒，不能得到充分地利⽤和开发。⻢克思指出，作为商品⽣产的⼀种特殊历史形式，资本主义⽣产过程或者说剩余价值的⽣产过程实际上包含两个既互相分离⼜相互联结的过程， 即剩余价值的直接⽣产过程和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这就使得整体经济秩序被周期性破坏是资本主义必然⾯临的问题，那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周期性被破坏的三种因素，这三种因素既可以分别也可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产过程发⽣作⽤：社会⽣产各部⻔之间的⽐例性要求与整个社会⽣产的⽆政府状态之间的⽭盾。由于资本主义的私⼈经济特点，资本家各⾃决策，从⽽使⽐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导致局部甚⾄⼤量⽣产过程的停顿和危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与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趋势之间的⽭盾。为争夺市场和利润，资本家⼀⽅⾯扩⼤⽣产规模，⼀⽅⾯不断改进⽣产技术，导致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在⼀定时期内，平均利润率下降到⼀定程度，进⼀步的投资将⽆法带来更⾼利润，资本家便会缩减投资，导致收⼊、销售和就业的缩减，引发经济危机；⽣产的⽆限扩⼤趋势与社会有⽀付能⼒的消费需求相对⽽⾔不断趋于缩⼩之间的⽭盾。⼀⽅⾯，货越来越多；⼀⽅⾯，⼯资增⻓很⼩，购买⼒不⾜。导致物品⼤量挤压，陷⼊⽣产过剩危机。⻢克思进⼀步指出，机器⼤⼯业的资本主义形式，不仅导致了上述资本主义⽣产过程的内在⽭盾，为⽣产的进⼀步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且也导致了许多不良的社会后果。资本主义⽣产关系阻碍了机器⼤⼯业条件下劳动过程的合理化趋势。⼈改造⾃然的过程 中充满了愉悦，劳动让⼈感到快乐，劳动过程和⽣命过程融为⼀体，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发⽣了异化。机器⼤⼯业的资本主义形式，还导致了社会⽇益向两极分化以及⼯⼈阶级的普遍贫困化趋势。 ⼀⽅⾯，随着机器⼤⼯业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被甩进了⼯⼈阶级的⾏列，⼯⼈阶级队伍进⼀步扩⼤，另⼀⽅⾯，机器⾰新和技术不断发展，导致对劳动⼒的需求不断减少。两种对⽴的结果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了相对⼈⼝过剩，导致⼤量失业⼈⼝的出现。这些群体存在对在岗⼯⼈产⽣极⼤竞争压⼒，只能忍受资本家更苛刻的条件，被迫从事更繁重劳动，进⽽出现普遍的贫困化。 ⻢克思将这种趋势称之为⼯⼈阶级的贫困化趋势，概括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资本的不断积累，⼀⽅⾯，是贫穷的不断积累，必将导致⼯⼈阶级的强烈反抗，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2.⾛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对“现代性”的超越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勾画，认为消灭了⽣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所有制，⽣产资料及其劳动产品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由社会根据全体成员⽣产和⽣活的需要共同加以⽀配。消费资料按照每个社会成员的实际需要进⾏分配。商品经济以及与此相连的货币制度和市场体制也都将消失。⼈们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 度量、计算和分配劳动成果，对社会⽣成过程进⾏有计划安排、管理和调控。消灭了固定的劳动或职业分⼯。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但是必须需要通过⽆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激烈⽃争、通过⽆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暴⼒⾰命来完成。
二、涂尔干：现代性危机的根源-社会转型与失范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认为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法律和道德失范状态，在涂尔干看来，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失范”状态虽然跟劳动分工的迅速发展有一定的关联、但却并非源自于（正常的）劳动分工本身，而是源自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详细地分析了劳动分工产生的原因和引发的社会后果。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的发展或工业社会的出现是由于“社会容量”（即人口的数及关系）和“社会密度”（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交往的频率和强度）的增加所导致的人们之间生存竞争不断加剧的结果。他指出，劳动分工的发展有着许多的社会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改变了社会团结的基础，为社会团结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纽带，为了说明这一点、涂尔干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社会团结类型，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所谓的机械团结指的是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所有群体成员的共同感情和共同信仰）而把个体联结起来的那样一种社会结合类型；有机团结则指的是通讨职能上的相互依赖而将个体联结起来的那样一种社会结合类型。在机械团结中，“所有成员的共同观念和共同倾向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了成员自身的观念和倾向”，个体的独特意识或者说个性即使存在也极其微弱。“以这种方式相互擬聚的社会分子要想一致活动，就必须丧失掉自己的运动，就像无机物中的分子一样。这就是我们把这种团结称作机械团结的原因”。而在有机团结中，情况则相反。在有机团结中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即使仍然存在也已经非常空泛和模糊，个体的独立人格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成员之所以结合在一起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强烈的共同意识、共同情感，而是因为他们存在着功能上的相互依赖，他们由于这种功能上的相互区别和相互依赖而必须结合在一起，谁也无法离开谁。这是一种和动物有机体内部各个器官之间的联结非常相似的一种社会结合形式，所以涂尔干把它叫做“有机团结”。涂尔干认为，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团结在不同的时代可能都存在，但在不同的时代它们的比重或地位却是不同的。在古代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结合形式是机械团结，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则是有机团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机械团结的优势和地位不断衰微、有机团结的优势和地位不断递增的过程。而造成这种趋势的基本原因就是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逐步削弱和瓦解着机械团结赖以存在和维持的前提条件。因为机械团结是建立在集体意识对个体意识的强势基础上，集体意识对个体意识的强势是建立在个体之间在劳动与生活方式、在生活经历与经验等方面的高度相似性基础之上，而个体之间在劳动与生活方式、在生活经历与经验等方面的高度相似性又是建立在劳动分工程度极度低下的基础之上的。随着劳动分工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之间在劳动与生活方式、在生活经历与经验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人们之间的异质性程度越来越高，个体的独特意识也越来越强，集体意识之强势的维持也就越来越困难，建立在集体意识及其控制力基础上的机械团结也就势必逐渐衰微下去。但另一方面，劳动分工的发展在将传统的社会联结纽带逐渐摧毁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联结纽带，使得人和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能够得以继续存在，而不至于因为传统社会联结纽带的衰微而衰微。这种新型的社会联结纽带就是劳动分工的发展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在职能上相互依赖。劳动分工一方面削弱了人们之间的传统联系，但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并且在一个比以往实际更高的程度上将人们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人们在一种比以往更高的程度上感受到社会团结的存在。正常的社会分工会带来新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但是反常的社会分工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甚至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失序和社会危机。主要有三种形式，失范的、强制的和不恰当的。
    而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道德教育》和《教育思想的演进》中，涂尔干以职业法团、职业伦理建设与重塑道德教育来为解决社会危机提供途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一书的重点就是来解决大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分工有机团结下的失范状态，他将解决这一危机的重任交付于职业法团这一中介机构，并以此构想了他的未来政治观。最后，涂尔干通过《教育思想的演进》和《道德教育》，分别研究了法国儿童教育和中学教育，介入教育社会学。他分析了道德的三要素即纪律性、集体性和自主性，借此指出教育的本质，是社会的外在表现，是使人社会化的过程。他考察欧洲经过十几个世纪的教育演进过程，强调如何在学校培养孩子的道德观。
三、韦伯：理性与现代性
    韦伯正是从西方社会特有的理性化为视角和发展脉络，考察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并揭示了西方以资本主义制度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关于韦伯与现代性的渊源，可以从韦伯努力探索过的三组问题得一呈现。其一涉及西方文明如何走向现代性，而甚他文明在过去则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当整个世界全都笼罩在现代性的成就下（即韦伯所谓西方文明获致世界史之显著意义）时，又有何种后果出现？其二则关连到现代性的本质与特征、此处韦伯强调的是科学与理性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其三则是对现代社会中的生活情境的讨论，而韦伯的立场在于试图澄清现代性的限制所在。关于第一个问题，韦伯详细世界的几大宗教的教义的理性化过程，关注基督教新教是怎样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祛除巫术和迷信而引发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伦理，以及这种伦理是怎样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最终导致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伦理；关于第二个问题额，韦伯则详细理性化是如何渗透到政治领域又带了怎样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如帕森斯所言，“现代”即是“理性”实现之明证。理性有两种最重要的形式：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在对待两种理性的态度上，⻙伯认为只有形式理性才是伴随着⻄⽅⼯业社会的到来⽽彰显出来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以实质理性为主，资本主义时代以形式理性为主，所以理性的发展经历了⼀个历史过程，具有⽣成性。所谓的理性化，指的是理性或合理性在⻄⽅⽂明的发展过程中⼀步步彰显的过程，成为社会⽣活主导的是形式理性⽽不是实质理性。而有关第三个问题，韦伯论述的是现代交明受到资本主义洗礼后，展现在个⼈⾯前的⽣活世界，是⼀个解除魔咒的、世俗功利 主义笼罩⼀切的世界。身受“职业⼈”与“秩序⼈”双重压⼒的个⼈表⾯上看来都拥有了传统社会⽆法想像的⾃由选择机会，实际上却越来越像资本主义这部⼤机器中的⼩零件，在严密组织的官僚科层体制⾥循 规蹈矩地运转，这就是理性中的⾮理性成分。⻙伯提出了⼀个著名的论点，即现代⻄⽅世界的⼀个最基本和最明显的现实就是“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理性”。实际上就是“理性化导致了⾮理性的⽣活⽅式”。这是⻙伯对现代⻄⽅ 社会各个领域中充斥的⼤量异化现象的概括。 造成这⼀现实的原因是由于把合理性这⼀⼿段当作终极⽬的来追逐的做法。

6月读书汇报三-布迪厄思想总结
一、实践理论：布迪厄社会学的结构与逻辑
    布迪厄的整个工作目的是力图超越某些导致社会科学⻓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这些二元对立包括看起来无法解决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间的对立，符号性分析与物质性分析的分离，以及理论与经验研究的⻓期脱节。而且，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布迪厄通过逐渐摸索出一套能够消解上述二元对立的概念工具和方法论手段，逐步抛弃了另外两个近年来占据理论讨论中心舞台的二元对立，一个是结构与能动作用的对立，另一个则是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对立。
（一）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的对立
    布迪厄将有关社会的科学理解为一个二维的关系体系，就必然存在一种双重解读，第一种解读用社会物理学的方式透视社会：它将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的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从物质上观察、测量和勾画这种结构的关联接合。这一立场是客观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开始于涂尔干。另一种与结构主义的客观主义正相反，它认为具有资格能力的社会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里有组织的、富于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建构他们的社会世界，而社会现实就是这些“持续不断的权宜行为所成就的”。在这种社会现象学的透镜里，个人机警自觉，社会就像是从这些个人的决策、行动和认知中涌现出来的产物；而世界对于这些个人来讲，饱含意义。
    布迪厄认为两种解读有各自的长处，但也存在各自的问题，那么为了超越这些二元对立，布迪厄讲那些构成表面截然对立的范式所依凭的“世界假设”，转变成了一种旨在重新把握社会世界双重现实本质的分析方式中的一系列环节。由此产生的社会实践理论综合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途径。这种思路是：首先，将世俗表象搁置一旁，先建构各种客观结构（各种位置的空间），亦即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正是这种社会有效资源的状况规定了加诸互动和表象之上的外在约束。其次，我们再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以揭示从内部构建其行动的各种知觉和评价（即各种性情倾向）的范畴。
（二）超越二元对立，构建实践理论
    实践理论与前面两种理论知识形式的差别就在于，实践理论不仅关注由客观主义形式知识构建的客观关系系统，而且还要考虑这些客观结构和主观性情倾向之间的辩证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践理论是与各种唯智主义的理论针锋相对，尤其是和始终困扰社会理论界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相对的。
1.实践与社会行动
    布迪厄的⾏动理论有着极为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对⽇常实践的关注，他因之称这种理论为实践理论，这种实践理论与不同的哲学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来⾃于⼈类学和社会学的具体研究，从⽽也更能够描述经验世界的本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将这种实践理论作为社会学认识论的基础。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强调了如下⼏个⽅⾯：实践是现实⽣活的活动流，是现实的与活⽣⽣的，是前认知的，因此不能够⽤简单⽽独断的理论逻辑去规范它或者描述它；实践是具有紧迫性，这种紧迫性源于实践的现实要求，是指⾏动者往往需要在⾮常有限的时间限制内迅速作出决定，必须⾯对即将到来的未来，这种紧迫性预先就排除了许多在理论上可能的⾏动路线和⽅式。⾏动者往往⾯对着其他各种各样的限制；实践的模糊性则是指实践往往是前认知的、模糊不清的，⼈们对实践的种种理论认识可能是清晰的、连贯的，但这不是实践本身；
2.实践的逻辑：从规则到策略
    实践逻辑是隐藏在实践活动中深层次的生成原则，而不是规范行动的规则。因此，布迪厄从对规则的过度关注转向对策略的重视，从建立模型的机械力学转向勾勒策略的辩证法。策略，指的是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的积极展开，而不是对业已经过计算的目标的有意图的、预先计划的追求。这些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乃是对规律性的遵从，对连贯一致且能在社会中被理解的模式的形塑，哪怕它们并为遵循有意识的规则，也未致力于完成由某位策略家安排的事先考虑的目标。布迪厄的策略概念指的是实践的行动方式。使用策略概念，就是以它为工具，与结构主义的思维模式决裂，要在结构主义的静态模式中引入时间要素。在《实践理论大纲》和《实践的逻辑》两本书中，以人类学经典问题—礼物的分析，指出时间在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传统人类学认为，礼物交换是社会交换的基本模式，布迪厄认为，这种交换模式忽视了礼物交换的时间结构，不同于以物易物的交换，两个行为在时间上是不同的。
3.实践中惯习和场域的关系
    策略作为实践的基本原则，不是行动者凭空创造的，而是他的生活和家庭抚养的物质环境逐渐培养形成的。用布迪厄的概念来说，策略就是惯习。各种教条主义的二元困境之所以妨碍我们理解实践活动，就在于它们忽视了客观结构与身体化的结构，也就是场域和惯习之间的辩证关系。惯习是一种持久存在的行为倾向系统，存在于实践者的身体和行为之中。采用惯习概念同时克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两种危险，是一种生成性结构，它塑造、组织实践，生产着历史；但惯习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因为这一点，布迪厄称惯习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惯习是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化，个体行动者只有通过惯习作用，才能产生各种合乎理性的常识性行为。通过场域和惯习概念，布迪厄阐明了一种他一再强调的结构的双重存在方式。社会世界中的各种结构首先存在于一种所谓的“初级的客观性”中，也就是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左右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的手段；同时，这些结构还存在于体现在各种分类体系和心智图式上的所谓“次级的客观性”中，发挥一种符号样板的作用，体现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中，诸如行为、思想、情感、判断。
二、场域、资本与权力
（一）场域
    ⽤布迪厄⾃⼰的话说：“⼀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个⽹络，或⼀个构型。”位置含有社会资源或权⼒资本，社会成员或社会团体因占有不同位置⽽获得社会资源或权⼒资本，并且，他们也只有获得某种社会资源或权⼒资本才能占有某种社会位置，因为位置含有资源和权⼒成为场域内⽭盾冲突的焦点，在复杂的社会⽃争中，位置处于持续的变易之中。现代社会中社会世界是由⼤量具有相对⾃主性的社会⼩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世界事实上就是⼀个⼀个的场域，有着⾃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并且不可化约为其他场域运作的逻辑，这样，艺术场域、宗教场域、科学场域、经济场域等都有着各⾃的规则。社会结构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在真空中或者漫⽆边际的抽象的社会中发⽣作⽤的，⽽是通过场域，社会的物质结构与精神结构同⾏动者得以相互联系起来，并构成了⼀个动态的过程。
（二）资本
    布迪厄认为有四种主要的资本，这四类资本分别是：经济资本、⽂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
    经济资本是由不同⽣产要素（诸如⼟地、⼯⼚、劳动、货币等）、经济财产、各种收⼊以及各种经济利益组成。不同社会的经济资本具有不同的特性；
    布迪厄最看重⽂化资本问题。他关于⽂化资本的理论不仅超越了常识性观点，⽽且也超越了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区分了⽂化资本的三种状态：具体化状态、客观化状态和体制化状态。具体化状态的⽂化资本指与个⼈身体直接联系的⽂化资本，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储存于个⼈身体中的⽂化知识、⽂化技能和⽂化修养；客观化状态的⽂化资本是以⽂化商品形式存在的，是⽂化观念和⽂化能⼒的物化。具有两种基本特征：物质性和象征性。在物质⽅⾯，预先假定了经济资本;在象征性⽅⾯，预先假定了⽂化资本；体制化状态的⽂化资本经过某种制度确认的⽂化资本，常⻅或典型的形式是通过学业证书、单位证书或职称证明等确定的学术资格或⽂化程度。⼀个⼈的⽂化素养和⽂化技能井不⼀定能及时得到社会认可，社会难以鉴别蕴含于个⼈体内的⽂化资本⽔平和程度，在⽂化资本具体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凭制度和学术职称制度，通过颁发各种层次的证书从制度上对⽂化资本进⾏确认。证书所展现的⽂化资本获得了标准化和可⽐性，能够得到社会层⾯的认可，呈现了普遍性价值，也使⽂化资本同经济资本的转换有了直接性和现实性。
    社会资本是指当⼀个⼈拥有某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络时，这种社会关系便成为他实际或潜在拥有的资源。既取决于他可以有效调动的关系⽹络的规模，也取决于⽹络中各个成员所拥有的资本（经济的、⽂化的与符号的）的容量。社会资本并不是天然产⽣的，⽽是通过持续性的建构、经营，有意识地笼络、交往与反复协调才能形成的；同时，这种资本的再⽣产还决定于那些促进正当交换活动、排斥不合法交换活动的各种制度。
    符号资本即是现实⽣活中⼈们通过各种感知范畴，认可各种资本的占有和存在逻辑，我们就说这些资本有着符号资本的形式。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符号资本⽬的是要充分把握上⾯三种资本所具有的象征性质以及资本占有和运⾏的合法化形式。
（三）语言与符号权力
   在布迪厄看来，资本和权⼒是孪⽣兄弟。资本意味着能量，不同的⾏动者，不同的场域中，永不停息地发⽣着资本交换，也永不停息地进⾏着⼒量竞争并构成了各种各样的⽀配关系。符号资本所关注的合法化诸问题中⾄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平等资源分配和资本流动的合法性问题。在布迪厄看来，⽀配和权⼒只有在摆脱它⾚裸裸的形式之下才能够被⼈们所承认，也才能够顺利地实施。
    在布迪厄看来，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语⾔分析模式的⼀个重要问题，在于这种思路将语⾔仅仅看作沟通的⼿段，⽽忽视了语⾔是权⼒关系的⼀种⼯具或媒介。要从以下三个⽅⾯对纯粹的语⾔学进⾏社会学的批判：⽤合法语⾔的概念来代替纯粹语⾔的概念；⽤符号权⼒关系的概念代替构成关系或符号互动的概念，这样，⾔语的价值和权⼒的问题也就取代了⾔语的意义问题；⽤符号资本的概念取代了纯属语⾔的技能概念，⽽符号资本⼜总是和⾔说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关。
    符号权⼒这⼀概念强调社会⾏动者是有认知能⼒的⾏动者，甚⾄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也可以通过型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尽”⾃⼰的⼀份⼒，⽽且，⽀配的效果⼏乎总是产⽣于各种决定因素和将⼈们构成社会⾏动者的那些感知范畴之间的“吻合”关系。符号权⼒的概念表明了布迪厄的⼀个基本观念：社会的⽀配秩序依靠的是⼀种“看不⻅的、沉默的暴⼒”。对权⼒的分析就是要揭示那些不⾔⾃明、不受置疑的部分。这⼀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他对社会世界权⼒结构的勾画上。
（四）学术场域与符号权⼒
   学术世界作为⽂化⽣产场域，是⼀个具有⾃身独特逻辑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尽管知识分⼦采取各种策略，争夺某种在他们眼中利害攸关的事物，但若是从更⼤范围的社会世界中盛⾏的利益观念来看，他们所追求的利益倒可能颇为超越功利，知识分⼦场域之外的权威所产⽣的任何影响和约束，总是通过知识分⼦场域的结构的“折射”发挥作⽤的。布迪厄指出，在分析学术世界时，必须同时考虑两种不同的等级制原则。学术世界中的权威主要依据对⽂化资本的占有，但这种资本在整个社会世界（也就是在布迪厄后来分析的权⼒场域）中却处于从属地位。这样，在学术场域中，⽂化资本的等级制原则就经常和经济资本或政治权⼒的等级制原则发⽣冲突。
（五）权⼒场域
    权⼒场域是受到不同形式的权⼒，即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关系状态—结构性决定的⼀个⼒量场域，也是拥有不同权⼒的个⼈之间权⼒⽃争的⼀个场域，还是各种⾏动者、制度彼此相对，运⽤策略来维持或改变这些权⼒关系的游戏空间。权⼒场域中的核⼼问题就是各种不同权⼒之间的争⽃，其焦点是各种不同资本之间的兑换率，因此也就是究竟何为⽀配的主导性原则的问题。至于学术场域的组成，布迪厄认为，就法国的情况⽽⾔，⾃从19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就出现了市⺠阶级与画家、作家和知识分⼦之间的对⽴。前者是占⽀配地位的⽀配者，⽽后者则是占被⽀配地位的⽀配者。他们拥有不同的资本，前者主要是借助经济资本，⽂化资本⽐较⽋缺；⽽后者主要是借助⽂化种类的资本，经济资本⽐较匮乏。在权⼒场域的两极之间，就是英美社会所谓的“专⻔职业⼈”，⾼级公务员等，他们同时积累⽂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国家的构建也导致了权⼒场域的构建，反过来，也可以将权⼒场域视为拥有不同资本形式的所有者争夺国家权⼒的游戏空间，关键看谁能拥有对中央集权资本的权⼒，因为它能赋予不同资本种类及其再⽣产（尤其是通过学校系统完成的再⽣产）权⼒。
三、教育：⽂化再⽣产与社会再⽣产
   布迪厄采用文化资本这个概念的，借此说明不同社会经济出身的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的差异：因不同的阶级或阶级集团在文化资本的分配方面是不平等的，所以这些不同阶级出身的学生在学术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即学业成就）也是不平等的。在60年代，这个概念和欧美各国盛行的常识观念大相径庭，因为许多人认为，教育是现代西方社会改变阶级分裂状况的有效体制，每个“勤奋攻读”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教育这个阶梯实现社会流动，以往的阶级社会正在逐渐走向终结。而布迪厄指出，这些普通人或学者忽视了家庭出身并不仅仅通过单纯的经济收入来影响求学的孩子，文化资本的传承也是阶级再生产非常重要的一环。正是通过文化资本，“外在的财富转化成为一个人的内在部分，转化成为惯习”，而且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更顽固，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文化资本的积累上。一个人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他就会更容易更快地积累新的文化资本。因化，那些早年从家庭中继承了丰厚的文化资本的人也更易于增长自己的文化资本。
    在布迪厄看来，现代社会中最能体现符号暴力运作过程的就是各种教育行动。它包括三种方式：一是所谓“传播式教育”，即当一个人和某个社会群体或组织中受过教育的成员打交道时，无形之中就会学到许多东西；二是所谓“家庭教育”；三是“制度化”教育，是由明确承担教育任务的制度，如学校这样人们早已习惯的教育机构——直接或间接完成的。至于这三种教育方式及其涉及的各种教育“机构”各自相应的符号力量，则是由它们在权力关系以及符号关系的结构中的不同权重所决定的。这些教育行动实际上是在强加一种文化任意性。这个概念在《再生产》一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布迪厄之所以如此使用，至少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文化）任意性表明通过教育行动灌输的意义不是社会秩序的自然形象，尽管这种灌输恰恰就是让人们误以为事实如此；其次，正如索绪尔所说，符号的任意性超越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文化的任意性也往往超越于受教育者的个人选择。不过，这样说并非无视教育过程中的能动力量；恰恰相反，布迪厄分析教育过程中的符号权力，就是要强调教育如何通过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和话语协商，在被灌输者的主动参与中完成了文化再生产。
    教育行动强加的是文化任意性，这种强加又是由教育权威这种任意性权力通过教育工作来完成的。教育权威是教育行动中进行的各种文化再生产活动的社会条件，同时也是行使符号暴力的权力；而教育工作则是一个灌输的过程，正是借助它，受教育者的惯习才得以形成，这种惯习就是一种文化任意性原则被内化的产物。而在上述过程中，制度化的教育体制始终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各种制度条件，无论是对于完成灌输过程，实现文化任意性的再生产功能（即布迪厄所谓“文化再生产”），还是对于社会集团或阶级之间关系的再生产（即布迪厄所谓的“社金再生产”），这些条件的存在和持续（即布迪厄所谓“系统的自我再生产”）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意味着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也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而教育这部“巨大的认知机器”正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在布迪厄看来，教育社会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对教育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分析，揭示了社会权力关系的动态过程，从而建立了一门分析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关系的科学”，并用其考察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机制：借助文化再生产完成的社会再生产。
四、文化、审美与阶级
    在《区分》一书中，布迪厄揭示出各种所谓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费其实是各阶级或阶级内部各阶层相互斗争的场域，反映的是社会的区分与差异，而这种种文化消费又再生产了这种区分与差异。《区分》告诉我们，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巨作用的产物。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
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布迪厄不是从单一的经济因素去界定阶级，他引入建构一个三维的社会空间，用资本的概念代替经济，依据各种资本的结构和数量在时间过程的变化去界定阶级，纵向是资本的总量，横向是资本的类型（比如文化资本少，经济资本多）由此把法国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统治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统治阶级在资本总量上占优势地位，居于劣势地位的是工人阶级，他们拥有很少的资本，中产阶级资本占有量居于两者之间。但是由占有的资本类型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利益集团，比如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着由经济和文化资本的相对差异而形成的更加细致的划分，分为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农业工人等。
    阶级之间的边界是如何维持的？布迪厄引入审美趣味的概念，他认为趣味是对人的阶级分类，它作为对社会导向的一种意识发挥作用，将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确定位置的占据者引向符合其属性的社会位置，比如说听音乐、欣赏绘画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偏好、衣着都可以看出趣味的等级划分以及社会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布迪厄区分出三个与学校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大致相符的趣味空间：合法趣味、中产阶级趣味和民众趣味，合法趣味，也就是对合法作品的喜爱，合法趣味随着学校教育水平而提高，在最富有学校教育资本的统治阶级层次中达到最高。中产阶级趣味，这种趣味集中了主要艺术的次要作品，这种趣味在中产阶级身上比在民众阶级或统治阶级的知识层次身上更常见。民众趣味，这种趣味在民众阶级中出现的比率最高。并且它的变化与学校教育资本成反比。这就可以看出审美趣味根源于阶级教养和教育相关的社会地位，显示出人在社会空间的不同位置，这样，审美趣味就拥有了一种新的功能：作为社会区隔的标志而存在。人们可以通过每个个体不同的审美趣味辨认他所处的阶层，并进行自我归类和寻求那些拥有相似趣味者的认同，以此完成社会区隔。

书单：2024.4-2024.5
《继承人》
《再生产》
《国家精英》
《区分》上下册
《精英的兴衰》

5月读书汇报-精英阶级的产生与统治以及如何区分阶级
    这个月读了布迪厄和帕累托的书籍，分别是《继承人》、《再生产》、《区分》上下册、《国家精英》和《精英的兴衰》在阅读之后，发现各大家都对阶级都做了一些探讨，本次阅读汇报就结合这个月所读的书目以及之前所阅读的马克思和齐美尔相关观点进行汇报。
    一、精英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布迪厄认为精英的构建需要通过社会、教育体制以及精英群体共同推进，所以在 《国家精英》这本书中，布迪厄关注核心一点就是国家精英的形成机制。
    首先是教育体制的垄断对国家精英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比如说通过激励体系、约束体系和控制体系使预备班区别于普通的大学生，在预备班中学生的生产力极高，教师公开成套的学术规范和检查，强化竞争，以及严格的考勤制度，去创造一种潜移默化的环境，由此造成一种教育体制的垄断，它决定了教育知识的传授以及社会阶层流动和权力分配。在这一体制中，学业称号的重要性愈发突出。最高级别的学业称号是进入权势集团的必要条件，这里的权势集团不仅包括财富还包括风度，而风度就是使自己的教育更高雅，它代表着对知识和学术能力的认可。通过学业称号的获得，个体能够进入国家精英阶级，获取社会地位和权力。
     其次就是不同资本的相互交换。布迪厄论述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简单的说，经济资本就是财富和经济资源，文化资本是指知识教育文化背景，社会资本是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布迪厄认为的国家精英既包括通过传统上流阶级的教育和文化背景进入国家精英阶层的穿袍贵族，也包括通过经济手段积累财富和权力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而且他强调这两个阶层直接的相互交流和合作，穿袍贵族依赖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富来获取经济资本，而工商业资本阶级也依赖穿袍贵族去获取学术上的认可。通过这种不同资本的交换，精英阶级可以巩固自身的地位和权力，并获取合法性。
    最后就是精英阶级自身的群体精神。精英阶级存在的基础就是通过明显的专制进行相互认同，通过一种群体虚伪来掩盖自身的存在基础和权力基础，如穿袍贵族与企业和工商业联系在一起，由此精英阶层会凝聚在学术称号的象征资本之中，并间接的借助现有的象征资本，使自己接受并继承资本，产生一种精英的骄傲和自豪，产生与群体利害一致的意识，支撑彼此极为协调的无意识的反应性默契。由此精英阶级就此诞生。
    二、精英统治是否稳定
    布迪厄认为，习性使得社会阶级维持稳定的状态，而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剧烈改变。阶级本质上是指使具有类似生活条件和倾向的人形成某种阶级的习性。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
    但帕累托认为，社会是⼀个由相互依赖的因素构成的系统，个⼈在⼼理上和⽣理上的异质性，决定了社会的异质性，在任何⼀个社会，都有被统治的⼴⼤群众与占统治地位的⼀部分⼈之间的分离和某种意义上的对⽴。由此展开了对⻢克思的批判，⻢克思认为，阶级划分是基础；⽽帕累托认为，群众与精英的划分是基础。他所指的精英指的是那些在⼈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成绩的⼈，包括统治精英和⾮统治精英；社会的特点，是由精英，特别是统治精英所决定的，⽽统治精英的性质⼜是占主导地位的剩余物决定的。根据占主导地位的剩余物不同，统治精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狐狸型，第⼀种剩余物“组合的本能”激励的⼈，善于思考，敢于尝试和改⾰，标新⽴异的同时⼜缺乏原则性和稳定性；狮⼦型，第⼆种剩余物“群体的持久性”推动的⼈，稳健、坚定，必要时不惧怕甚⾄热爱武⼒。精英的分布不是恒定不变的。精英也有来⾃下层的代表，其中最有天赋的⼈会通过各种渠道，暴⼒的或⾮暴⼒的⼿段“升上来”，补充或替换上层统治阶层，⽽上层统治阶层的成员也因退化会“降下去”，沦为普通百姓。帕累托认为政治变化的形式就是⼀种类型的精英取代另⼀种类型精英的循环他认为，理想的统治这两种类型的剩余物主导的统治精英，也决定了建⽴统治和维持秩序不同的⽅法和社会功能，前者主要对变迁、进步负责，后者是社会稳定的有⼒因素，因此理想的统治阶级应是⼆者结合。原有的精英对⾮精英阶层中的优秀分⼦，可以以某种⽅式吸收他们进⼊精英阶层，这种和平⽅式通过社会流动，既可以更新精英的成分，⼜能避免⾰命，维持社会的均衡。
    三、如何区分阶级
    马克思对阶级的划分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因素，他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阶级分析理论体系，其中既包括阶级基础、阶级结构、阶级形成的过程和机制，也包括阶级后果和阶级未来等内容，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性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了人们的基本社会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社会由此区分为两大阶级，即占有生产资料并雇用劳动力的资产阶级和不占有生产资料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先，阶级关系的实质是“剥削”，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偿占有了⽣产剩余价值，其次，以“剥削”为核⼼，资产阶级与⽆产阶级之间形成了利益对抗关系，阶级⽃争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根本动⼒。⽆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争最终会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建⽴以⽆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最后，⻢克思指出，阶级作为⼀个历史现象，最终会随着社会⽣产⼒的⾼度发展⽽⾛向消亡，⽣产⼒的⾼度发展是阶级消亡的基础，阶级的消亡意味着社会不平等的消灭。
    布迪厄不是从单一的经济因素去界定阶级，他引入建构一个三维的社会空间，用资本的概念代替经济，依据各种资本的结构和数量在时间过程的变化去界定阶级，纵向是资本的总量，横向是资本的类型（比如文化资本少，经济资本多）由此把法国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统治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统治阶级在资本总量上占优势地位，居于劣势地位的是工人阶级，他们拥有很少的资本，中产阶级资本占有量居于两者之间。但是由占有的资本类型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利益集团，比如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着由经济和文化资本的相对差异而形成的更加细致的划分，分为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农业工人等。
    阶级之间的边界是如何维持的？布迪厄引入审美趣味的概念，他认为趣味是对人的阶级分类，它作为对社会导向的一种意识发挥作用，将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确定位置的占据者引向符合其属性的社会位置，比如说听音乐、欣赏绘画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偏好、衣着都可以看出趣味的等级划分以及社会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布迪厄区分出三个与学校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大致相符的趣味空间：合法趣味、中产阶级趣味和民众趣味，合法趣味，也就是对合法作品的喜爱，合法趣味随着学校教育水平而提高，在最富有学校教育资本的统治阶级层次中达到最高。中产阶级趣味，这种趣味集中了主要艺术的次要作品，这种趣味在中产阶级身上比在民众阶级或统治阶级的知识层次身上更常见。民众趣味，这种趣味在民众阶级中出现的比率最高。并且它的变化与学校教育资本成反比。这就可以看出审美趣味根源于阶级教养和教育相关的社会地位，显示出人在社会空间的不同位置，这样，审美趣味就拥有了一种新的功能：作为社会区隔的标志而存在。人们可以通过每个个体不同的审美趣味辨认他所处的阶层，并进行自我归类和寻求那些拥有相似趣味者的认同，以此完成社会区隔。
    我在读布迪厄审美趣味这一观点时还联想到了齐美尔对时尚的研究，我觉得和布迪厄的观点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他认为在现代开放社会中，精英阶级总是企图⽤⼀种明显的标识如服饰或⽣活⽅式来使⾃⼰更醒⽬，⽽下层阶级的成员也想借⽤这些标识来提⾼⾃⼰的地位。当下层成员使⽤了之前的标识符号时，上层被迫放弃旧的区隔标识，转⽽寻找新的区隔标识，引发新⼀轮竞争潮流。齐美尔认为，时尚的基本动机包括 既相互⽭盾⼜相互⼀致的两个过程，即既要与别⼈相似（同化），⼜要区别于别⼈（分化）。上层引领，下层模仿和赶超，时尚是不同声望群体互动的结果。

太牛了，我真佩服你！